在负利率时代，财富保卫战打响了，如果你不能持有核心资产，财富或不可避免地面临缩水的命运。 对于2021的展望，我想用“出清的尾声”这个词来给大家做汇报。 今年是吴晓波年终秀的第六年，是我参加年终秀的第四年，特别巧，我们一起见证了一部中国金融市场的“出清史”。 在过去四次年终秀中，我讲“泡沫的背影”，讲“隧道的微光”，讲改革，讲“南渡北归、西进东出”。我们也追忆过似水繁荣。 今天中国所处的经济环境，确实和以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这四年，金融市场正好经历了一个残酷、剧烈的出清过程。无论你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处在体制内或体制外，每个人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和这一波市场出清同频共振，甚至很多人受影响特别大。 于是我就在想，我们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去观察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无处不在，它和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和我们的财富息息相关。 我后来总结，用三个字，叫“心”“体”“用”。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三个维度去观察文明，我现在用这三个字来观察金融市场，后来我竟然发现我们观察的角度非常类似。 什么是“心”？对应的是汤因比观察文明时说的“观念”；什么是“体”？对应的是汤因比所说的“制度”。什么是“用”？对应的是汤因比所说的“器物”。这是我的一点心得，供大家参考。 那么，对于2020、2021，我们如何去总结，如何去展望呢？ 2020年的全球政经格局一波三折，美国大选落幕，大选在美国造成了分裂，也让中国人也看到了一片喧嚣。对于中国而言，拜登当选，确定性增强了，压力却可能更大了。 最近，中国有两张牌打得特别好，我特别希望大家关注。第一张是贸易牌，就是今天（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终于完成了，这非常重要，中国和欧洲，在经贸和投资上站到了一起。 在这之前，中国加入了RCEP，RCEP是涵盖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打出这张贸易牌，我们应该为国家点个赞。 第二张牌是气候牌，中国领导人适时地率先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这里有个背景，特朗普时期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拜登似乎在准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拜登也希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继续和中国合作，而中国率先提出这样一个目标，不仅仅是承担大国责任，也是倒逼国内改革，同时中国也掌握了完全的主动权。 中国的这两张牌都打得非常厉害。2021年，面对国际局势的骤变，面对百年变局，中国人会更加气定神闲、更加从容、更加主动。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心。 回到金融领域，世界的金融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 202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无限宽松”。中国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欧美的政策正好相反，其他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又骤然上升，而中国在货币政策上保持了相当大的克制，这种克制既来自我们对过去十几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来自我们基于自身经济特点的判断。 相信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疫情恢复这么快，以及没有想到中国的出口会如此强劲。当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冲击，中国庞大的、坚实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好匹配了起来，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工厂”。 刚才晓波老师讲，在今年2、3月份时，没有人想到中国的产业链会如此强大，甚至那个时候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产业链会不会被边缘化”？到了下半年，我们看到，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工厂”。我们通过自己的工业生产，为世界抗疫做出了贡献。 2021年的经济会怎么走？ 今年的情况，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说实话，今年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遭遇“重创”“冲击”，很多企业都是“团灭”。 2020年的经济走势是“前低后高”，而明年将是“前高后低”。大家对明年的经济走势的分歧，不在于“能不能复苏”，而在于说“复苏到底有多强劲”。有的人相对保守一点，认为2021年的复苏可能没有那么持续；有的人相对乐观一点，认为2021年仍然会维持强劲的复苏。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然会维持强劲的复苏状态，我们预计全年应该是在7%-8%左右的增速，明年一季度由于今年的低基数效应，可能会实现10%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确实来之不易，我觉得可以用“一枝独秀”来形容。 明年经济的三大关键词会是什么呢？是“复苏”“稳政策”“强改革”。明年我们会看到，下半年将延续上半年的复苏，当然这其中有非常多不确定性，至少有三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疫情风险。如果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仍然存在。相对来说，中国的工业生产部门仍然承担巨大的生产功能，继续为全世界生产产品。 第二个风险：数据风险。中国逐步进入省市县的换届，换届后，很多地方会重新检视本地的经济数据，一些企业的风险可能会暴露出来，甚至我们在2021年，从投资的角度仍然要防范风险。 第三个风险，疫苗风险。如果疫苗很快推出并得到有效使用，证明它对疫情特别有用，明年美国很可能在下半年启动货币政策边际上的收缩。这对全球资本流动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如何去抗击这种资本的逆转，如何去抗击来自海外需求的减弱？这需要通过供给侧、需求侧两方面的改革。 回到刚开始讲的“出清”，稍微复盘一下，无论明年中国遇到多大的风险，无论复苏有多强劲，始于2017年的金融市场出清，我认为会在2021年基本结束。我们能明显看到，中国金融部门的杠杆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从产品到机构到局部的风险得到释放。 这个过程是惨烈的、痛苦的，这些年，无论是经济还是疫情，还是金融市场，其实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熬”。我们关心的问题在于，如果2021年实现市场的出清，在资产配置上会有什么变化？股市方面，简单的结论告诉大家，总体上会经历一个从估值推升到业绩支撑的转变。 2020年的日子虽然不太好过，但2020年是一个资产大年。2021年经济复苏，日子好过一点，但投资将会特别难做。所以，债券市场还是以防风险为主，地产也逐步地进入到所谓的“牛市的后期”。 但这种年度的变化，并不改变我们长期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的基本观点。为什么我们长期看好呢？有两大基本动力： 第一个动力是一个“推力”，全世界逐步步入零利率、负利率时代是大势所趋，无论从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是全球化的逆转等维度去看，中国恐怕也很难避免这样一个趋势。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时代，持有核心资产是基本选择。 2020年，我个人认为是“零利率元年”，为什么？今年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经到过0.5%，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是在3%以上，甚至今年一度达到了3.3%，也就是说，中国会长期成为一个资产高地。 我们维持资产的正收益，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比较高，和美国之间维持着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利差。这是一个基本的动能，也可以说，未来资产市场的繁荣可能是以十年为单位来计数的。 第二个动力，我称之为“拉力”，就是以注册制为代表的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改革，可以把它跟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对比，中国的注册制也在摸爬滚打、逐渐摸索，我们正在推动向完全意义的注册制迈进。 对投资者而言，股票市场从“供销社模式”转向“超市模式”，在超市你可以买到非常多的资产，并且资产的性价比非常高。在负利率时代，我们的财富保卫战其实打响了，如果你不能够持有核心资产，我们的财富或不可避免地面临缩水的命运。 什么是核心资产？简而言之就是三大类：好股票、好房子、黄金。 我们要注意中国股票市场结构的变化，今年沪深300大大地跑赢了上证综指。股票市场上个股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头部公司屡创新高，很多公司却无人问津。作为投资者，需要看清楚下一个十年三大确定的赛道：科技、消费、大健康。 房子还是不是核心资产？当然是。但今年以来，房产剧烈分化，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区块，分化都非常严重。很多人都问我“厦门的房子能不能买”“深圳的房子能不能买”，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只能告诉大家，核心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产仍是重要的核心资产。 最后再说说黄金，很多人都对黄金特别痴迷。黄金的货币属性、商品属性、金融属性、避险属性同时存在，黄金是负利率时代相对投资价值凸显的一个品种，今年黄金突破过2000美元/盎司。 很多人问，黄金还会不会涨价？短期的价格很难判断。但如果我们认定未来的市场仍然是零利率、负利率的趋势，黄金的投资价值就不可忽视。 有人问，投资黄金该买什么？因人而异。对一般投资者而言，没有必要买太多黄金，特别是实物黄金。如果你对黄金特别痴迷，建议你买点金条、买点金币比如熊猫金币。 很多人问，黄金是不是流动性差，变现能力差？我只能说，对于高净值群体来说，黄金是压箱底的投资。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你说黄金有投资价值，它确实非常有价值，说它没有价值，也没有价值。但它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功能，就是能让人们心情愉悦。当你受到疫情冲击或工作不顺心时，回到家拿出金条，拿出熊猫金币数一数，心情会特别愉悦。 所以，因人而异，没有标准答案，供大家参考。 最后，我想东施效颦一下，今年李雪琴老师特别火，她曾经喊话过一个著名明星。说到黄金，我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喊话一下郎朗：“郎朗，你看，这就是黄金，这就是熊猫金币，多重！”
2021年，如何进一步挖掘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看来，中国需要在结构改革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 他认为，结构改革政策的要义在于补上重要的短板，而中国经济当前发展阶段最大的短板是接近3亿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张斌表示，应该把近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作为接下来结构改革政策的头号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社保、城市公共服务、土地、户籍等方面的政策做出突破性调整，让农民工享受与其他市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需求管理政策方面，张斌提出，过去在提升总需求的政策工具选择上，由地方政府参与和主导，并且有不同程度政府信用背书的举债投资大行其道，这种提升总需求的方式代价高昂，带来多重困境。 “摆脱这种困境的方式在于开大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前门，让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真正发力。”张斌强调，当遇到需求不足的时候，首先使用的工具应该是降低利率，把利率政策工具用足；如果还不足以扭转局面，则可以扩大预算内财政支出。 降低利率会不会带来更多的货币增长和房价上涨？ “未必如此。”张斌对此解释称，降低利率刺激了私人部门信贷需求，私人部门信贷增长带动总需求增长。实现同样的总需求增长，所需要的私人部门信贷少于公共部门信贷。再考虑到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大幅下降，房价未必会上涨。 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张斌认为，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开放，而是来自垄断，包括国际市场上的各种垄断。 对此，一要积极参与CPTPP等国际经贸协定，与国际社会协力抵制垄断行为；二要把科研和高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之门开得更大，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充分调动市场自发的力量打破垄断；三要在基础科研领域引入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基础科研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单，这主要得益于三方面的力量。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出色地控制住了疫情，这是经济恢复增长的前提条件。 第二，在疫情传播严重并对经济运行造成严重破坏的2020年1季度，中国采取了非常果断、有针对性的经济对策，包括货币和财政支出总量上的扩张，也包括有针对性的纾困。 这些政策有助于防止需求过度下滑和保障供给，再加上我国居民部门较高的储蓄率，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在疫情中垮掉，大部分受疫情影响突出的居民和企业挺住了。一旦疫情得以控制，经济很快就再次展现活力。 第三，出口的出色表现。在国外疫情严重、国外很多制造业产品生产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国凭借完整、灵活的工业体系补上了缺口，不仅让出口大幅增长，也及时满足了国外市场的需求，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2021年，中国需要在经济结构改革、总需求管理、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政策上做出调整，挖掘内生增长潜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让社会大众更充分地分享经济增长红利。 结构改革政策： 让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经济增长是个正反馈过程。有各个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经济才能在正反馈进程中不断获得增长动力，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结构改革政策的要义在于补上重要的短板。补短板不仅是带动一个部门的成长，也会形成各个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如何找到经济发展的短板？没有参照系，仅凭自身的感受很难找到真正的经济短板。我们把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中的规律性现象作为参照系，把中国经济成长和经济结构变化轨迹放在参照系中做对比，从而为发现中国经济的短板找到了线索。 中国的制造业成长和发展非常成功，制造业发育程度大幅超出了所对应高收入国家的类似发展阶段。出口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一国的制造业能力。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对应的是人均收入2万多美元经济体才会出现的出口复杂度。 有学者指出中国制造业相较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还有很大距离，这是事实，但还应该看到就中国目前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发展阶段而言，我国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已经很出色。 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研发投入、生产分工和产品销售等多个环节的证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产业升级还在持续推进。就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制造业不是中国经济的短板。 中国经济当前发展阶段最大的短板，是接近3亿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与参照系对比中，中国最突出的差距是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就业占比偏低，城市化率偏低，以及消费占比偏低。 造成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仍有接近3亿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不能完整纳入就业统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就业偏低，也部分解释了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和消费占比偏低。 应该把近3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作为接下来结构改革政策的头号目标。这不仅关系到社会公正，关系到近3亿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活福利，也关系到中国经济整体的增长潜力。 近3亿农民工能够安居在城市，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会有再一次的巨大释放。这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带来人力资本积累和供给能力的巨大提升。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社保、城市公共服务、土地、户籍等方面的政策做出突破性调整，让近3亿的农民工享受与其他市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都市圈发展是吸纳新劳动力最大的磁场，政府对此也非常重视，但是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短板没能补上。 与此相关的改革对城市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是巨大挑战，会带来公共支出负担增加。这些都是短期和局部的困难。拉长时间从全局来看，近3亿农民工安居在城市，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和人力资本提升给解决这些困难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把接纳好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作为硬任务，政策设计能被倒逼出来，困难也会一个一个化解。 需求管理政策： 让规范的政策工具真正发力 不要低估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经济正反馈的成长进程中一定会遇到颠簸。严重的颠簸，比如大萧条、严重的失业和企业大面积破产，是对市场最大的破坏。成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避免或者减少这些破坏，是对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不可或缺的保障。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稳定，这一点也做得比较成功。但是在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上有不少教训。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变化的总体特征是“易冷难热”，总需求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提升总需求。 在提升总需求的政策工具选择上，降低利率、政府举债扩大支出这些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没有充分发力；表面上不纳入政府预算支出，但是由地方政府参与和主导，并且有不同程度政府信用背书的举债投资大行其道，商业金融机构也广泛参与其中。 上面这种提升总需求的方式代价高昂—— 一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幅上升。大量商业金融机构和债券市场凭借的不是商业逻辑而是信仰，深度参与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种投融资活动当中，从中获得了不菲的收益。真要摊开账本来看，地方政府主导的这些投资项目的收益情况并不乐观，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靠借新还旧才能维持，金融机构持有的相关资产规模巨大且质量堪忧。 二是地方政府不得不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高地价和高房价与此密切相关。 三是由于缺少规范的监督机制和风险评估，资源浪费难以避免。 摆脱这种困境的方式在于开大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前门，让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真正发力。 当遇到需求不足的时候，首先使用的工具应该是降低利率，把利率政策工具用足。如果还不足以扭转局面，则可以扩大预算内财政支出。 做到了这些，就可以收缩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可以把审慎监管措施真正落地，采取高标准的信用风险评估标准和高标准的信贷原则，这不仅关乎降低信用风险，也关乎优化资源配置。 优先使用降低利率政策提升总需求。降低利率一方面减少了企业和居民的债务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和居民持有的资产价值，双管齐下强化了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进而促进其增加支出。 这是优先发挥市场自发的力量应对需求不足。中国目前债务规模达到260万亿元，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债务人2万多亿的债务成本下降，再考虑到降低利率带来的资产估值提高，其对提升资产负债表质量和扩大支出的作用不可小觑。 很自然的担心是，降低利率会带来更多的货币增长和房价上涨，未必如此。 降低利率刺激了私人部门信贷需求，私人部门信贷增长带动总需求增长，出于保增长目的的地方政府信贷扩张就可以收缩。实现同样的总需求增长，所需要的私人部门信贷少于公共部门信贷。 降低利率带来的可能不是更高的信贷和货币增长，而是更低的信贷和货币增长。在更低的信贷和货币增长环境下，再考虑到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大幅下降，房价未必会上涨。 对外经济政策： 安全威胁来自垄断而不是开放 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开放带来更大的市场，带来先进的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放还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开放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经过几十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已经和世界深深捆绑。中国已经习惯于在全球配置资源，分享国际市场分工和规模经济带来的巨大红利。 别的不说，我们每天吃的各种肉类离不开进口植物蛋白质，如果要在中国种植这些大豆，光是土地就要多占用6亿亩。我们甚至难以想象中国离开国际市场会怎么样。 开放程度越高，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越强，对安全问题的担心也随之而来。需要认清的是，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开放，而是来自垄断，包括国际市场上的各种垄断。是垄断威胁到了供应链，是垄断给产业链插上了锲子。 最近几年，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增加，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对抗情绪升温，有些发达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我国的高科技企业。这些打压手段正是凭借着发达国家在某些产品和服务上的垄断才能奏效。 打破垄断的方法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说明这样既没有效率，也不安全。 我们需要做的，是积极参与CPTPP这样的国际经贸协定，与国际社会找到更多的共识，与国际社会协力抵制垄断行为； 是把科研和高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之门开得更大，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充分调动市场自发的力量打破垄断； 是在基础科研领域引入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基础科研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是继今年11月份签署RCEP之后中国对外开放领域又一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捍卫了贸易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有力地挫败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边缘化中国的险恶用心，是贸易反围堵的又一重大胜利。 适时启动，好事多磨 2013年11月，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正式宣布启动。旨在为中欧投资关系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取代中国和欧盟里26个成员国之间的现有双边投资条约。2015年在第8轮谈判中，在协定议题范围上取得重大进展，开始制作合并文本。2018年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明确提出将协定谈判作为双方“最优先的事项”，谈判骤然提速。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历时7年45轮谈判终于完成，为中欧贸易和投资活动注入新的活力（表1）。 中欧是双方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2019年欧盟与中国的双边货物贸易额达6300亿美元，欧盟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与此同时，双方的直接投资金额却少得可怜。中国在2016-2019年对欧盟的直接投资金额每年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而2019年欧盟对华投资金额更是仅有73.1亿美元，占中欧贸易金额的比例不足3%（图2和图3）。中国要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就必须扩大与欧盟的投资开放，促进中欧直接投资的增长。而欧盟自2008年以来，饱受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双重打击，经济举步维艰，也亟需一个高质量的投资协定，提升其增长前景。在此背景下，双方于2013年决定启动中欧投资协定（BIT）谈判。 与RCEP等贸易协定聚焦于关税和进出口门槛不同，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独立的投资协定，不包括贸易问题，其范围将超越通常的投资保护层面，其核心内容在于双边投资准入，主要包括投资保护、市场准入、投资监管、可持续运营发展四个方面。此外，与传统的投资协定相比，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主要聚焦于是引入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关注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推动高端服务业更高层次的开放。以往的投资协定往往只涉及投资，而中欧投资协定是一个全面的投资协定，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等相关问题。它跟投资相关，又超越了投资。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意味着只要是清单以外，都可以投资，使中欧双方的投资领域扩大，投资障碍减少。 双方希望协定达到的具体目标包括： 1） 为中国和欧盟投资者进入欧盟和中国市场提供新的机会和改善的条件； 2） 应对监管环境的关键挑战，包括与透明度、许可和授权程序有关的挑战； 3） 为在中国的欧盟投资者和在欧盟的中国投资者的待遇提供保障，包括防止不公平和不公平待遇、非法歧视和不受阻碍地转移与投资有关的资本和付款； 4） 通过鼓励负责任的投资和促进核心环境和劳工标准，支持可持续发展倡议； 5） 允许通过缔约方和投资者可用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有效执行承诺。 协议签订，体现了战略决断力 过去一年多中，双方谈判进入最后也是最艰难的阶段。双方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在谈判中遇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双方都想让对方在核心关切点上做出关键让步，导致谈判步履维艰。谈判过程中，欧盟主要对中国提出行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对等开放、补贴透明度、解决“强制性”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环保等方面问题。而中国则重点希望突破欧洲对华高技术领域的投资限制放开、切实保护华为等在欧洲的设备投资安全。 为了推动谈判顺利完成，双方都在重大问题上做出了显著让步。欧盟对中国承诺其较高的市场准入水平，并在能源批发和零售市场（但不包括交易平台）、可再生能源市场等领域对中国扩大开放（欧盟国家的上限为5%，且设有对等机制）。中国方面也相应做出了较大让步包括： 1） 改善航空运输服务等行业的准入条件； 2） 取消计算机预订系统的合资要求； 3） 在清洁能源车辆、云服务、金融服务和医疗健康等领域提供新机遇； 4） 批准或加入国际劳工方面的一些公约； 5） 国有企业作为服务购买者时做出无歧视承诺；提高透明度服务业的透明度以及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 妥协和让步总是艰难的，意味着自身要做出调整，甚至某些牺牲。但长远来看，双方都将在开放中获益。因此，双方能从对方关切出发，做出让步，让协议达成，体现了战略判断力和决断力，体现了历史担当。 协议达成是多边主义的重大胜利 中欧投资协定达成无论对中欧双方，还是对全球贸易格局来讲，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多边主义的重大胜利。 一方面，中欧投资协定的达成，对于提升双方经贸合作水平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如前面所讲，双方投资额和服务贸易规模远小于货物贸易规模，成为抑制双边经贸合作的“短板”。协定达成后，中国在投资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将极大激发双方贸易潜力。投资协定也将激发国内改革的动力。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改革和开放均相对滞后，存在一些“玻璃门”和各种潜在保护。而中欧协定的高标准，意味着我们必须主动做出一些调整，从长远看，有助于我们与国际接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 另一方面，协定达成对于全球多边主义和中国地缘经济格局影响也非常深远。过去数年，美国倡导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使贸易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遭受重大打击。而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成为捍卫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旗手。而欧洲无论是从体量，还是影响力方面，又是极为重要的一极。因此，争取欧洲的支持，对于捍卫多边主义至关重要。同时，也将给深陷疫情和经济困境的欧洲带来了更多希望。 更重要的是，中欧协议达成，是对美国企图把中国从国际贸易秩序中“边缘化”阴谋的一次重击，是中国经贸外交的重大胜利。过去数年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贸易举措，包括瘫痪WHO、主导TPP谈判等，都反映了美国企图重新“建群”、边缘化中国的险恶用心。这次中欧贸易谈判中，包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各种方式向欧方施压，要求延缓达成协议，美欧双方协调对华经贸政策。但中欧双方审时度势，在关键问题上均作出实质性让步，在拜登上台之前完成了协定的谈判。谈判完成，是中欧双方的共同胜利。对欧洲而言，表明其不是美国的附庸，而是有独立诉求的第三极；从理念上讲，欧洲也是拥护多边主义的核心力量。对于中国而言，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的完成，使我们在中美经贸争端中主动性大幅提高，充分利用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根据程序，谈判完成后，接下来协议文本需要在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完成审批，同时国内也需要走完程序后。虽然仍有一定不确定性，但整体上大局已定，美国掀起风浪的可能性不大了，其企图遏制中国外贸的战略遭遇重大挫败。
2020年终于走了。 这是人类百感交集又无言以对的一年。面对同一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国与国、群与群、肤色与肤色、党派与党派之间的认知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隔膜、猜忌、对峙，充斥在地球的每个角落。 以往，《牛津词典》每年都会公布一个年度词汇，如2016年是“后真相”（post-truth），2017年是“青年冲击”（youthquake），2018年是“有毒”（toxic），2019年是“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但对2020年，《牛津词典》宣布，没有任何一个单一词汇能够概括。 如果让我选择这一年的年度词汇，我会选“内卷”（involution）。 内卷原本是一个学术名词。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学者在印尼爪哇岛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这里的人都种水稻，随着人口上升、劳动力增加，对土地的耕种更细致了，但边际效益却无法上升。这种把更多的劳动力投到一个固定产业里，不断重复简单再生产，而不是寻求产业升级（如工业）的现象就叫“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 也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看待内卷。当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逐渐局限于在自身内部不断进行复杂化的转变。此时，社会和文化往往停滞不前，无法向另一种高级模式转化。这就是内卷化的社会。 2020年，内卷突然“出圈”被广泛使用，反映出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流通性因为种种原因下降后，找不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交往空间、融入空间，陷入了困惑、苦恼、无助感和边缘感。 内卷化状态大致有这样一些特征： 1、成长和发展出现瓶颈，经常感到压迫，又无法冲出。 2、简单重复自我，感觉不到存在感和价值。 3、外部交往匮乏，或在交往中有乏力感。 4、组织内耗，每个部门都很努力，但往往是互相抵消彼此的努力。 5、对外的肯定性、包容性、接纳性下降，负面情绪和敌意上升。 人不是可以24小时开个不停、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内卷化的问题。“没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 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也经常有内卷感，不知道写什么和能写什么，我也有短期和中长期的焦虑。 2020年让我从内卷走向外伸、外展的重要因素，是走出去调查研究。 最初是第一季度，社交媒体上一片“海外订单锐减”“出口企业倒闭潮”的消息，我去了宁波；各地开始复工复产、抢抓机遇，我去了湖州；“外企供应链移出中国”声音很响，我去了苏州。我在村里、镇里、园区看，在企业里问，抓住一切机会问问题。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这是贝多芬的话，也是我在太多企业看到的活生生的景象。看的越多，心越定，也越受感染。 这一年，根据数据，前三季度中国共新设市场主体1845万户，同比增长3.3%，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个体工商户，总数达9021.6万户，同比增长9.2%。到11月末，中国的企业数超过4200万户，每千人拥有企业数由2019年底的27.6户增长到30户。 疫情肆虐，不确定性升高，但这一年中国新创的个体户和企业反而增加了很多。一季度新设市场主体同比下降30.6%，二季度就转降为升，正增长15.9%，三季度更增长了19.2%。 当然，数字增减背后也能看到，每年有很多个体户、企业消失不见了，或者转型了。前几天我在一个微课讲2020年中国出口的意外之喜，一个企业主发问：“疫情下，出口型中小企业订单来不及做，但人民币升值，上游生产资料垄断下原材料大涨，越干越亏！疫情后，订单外流，怎么办？”大数字的成就不错，但我们必须更关注结构性的、分化的、实实在在的小问题。这才是经济的全貌。 但无论如何，大量的调研更多给我的是力量和信心。中国人口红利的核心，就是这种自己给自己造饭碗、在市场上为自己找未来的奋斗者资本。 奋斗不息，中国不停。 这一年，我采访的不少企业也告诉我，他们的创造能量，是被“合成”出来的。一部分靠技术、人才等元素，一部分靠创业大环境的支持。 比如科创板开板后首只“A+H”疫苗股——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宇学峰，他长期在海外学习工作，曾是赛诺菲巴斯德的高管。我问他，2009年做了回中国创业的决定，现在是不是感到特别自豪？他说是的，有太多想不到。康希诺布局了针对13个疾病领域的16种创新疫苗产品的研发管线，市值接近1000亿，这是当初无法设想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2019年康希诺还是一家没有实现营收的生物制品企业。2020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前三季度营收为567.38万元。如果不是有风险资本支持和科创板新规，这样的公司是很难存续的。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开拓药业，2020年5月在香港主板上市。其创始人童友之和宇学峰回国创业的时间差不多，2008年他在园区的一个生物制药创业投资论坛上“路演”自己的新药研发项目，被评为一等奖，所以落户到苏州。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过自己办公司，而是想把研发成果卖给国际大公司。但中国鼓励新药研发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园区的各项激励措施，让他最后选择自己创业。 像童友之、宇学峰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在中国创业，像是被一股大潮托着，把他们推到自己也想不到的远方。 秦朔朋友圈在张江办公，昨天张江集团的董事长袁涛先生发给我一份资料，看后才知道2020年科创板的“张江军团”再扩容，迎来了10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即泽璟制药、君实生物、复旦张江、三生国健、艾力斯医药、凯赛生物、奕瑞科技这7家生命健康企业，以及中芯国际、芯原股份、恒玄科技这3家集成电路企业。我突然有点惭愧，同在张江科学城，10家企业我只去过三生国健一家，它是中国第一批专注于抗体药物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有三款治疗性抗体类药物已经上市，已建成生物反应器合计规模3.8万升。 很多变化正在发生。但如果你内卷了，就会觉得外面一成不变。 也有些增长模式确实在没落，但生产性创新、科技创新正在蓬勃展开。 这一年我还从很多公务员身上得到了启发。 我在湖州一个以民宿见长的村里采访，得知每年“五一”假期生意最旺，这天村支书和村长就是站马路的交警，听景区办的工作人员调遣。越是节假日他们越忙，有的村干部已经10年没有在家里吃过年夜饭。 在宁波北仑区，我看到疫情后为了复工复产，区长和发改、经信等1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每天晚上开碰头会，梳理为区内骨干企业提供配套的中小企业的情况，把帮助配套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的任务落实到每个街道。不在区内的配套企业，就向市里打报告请求协调解决。一家骨干企业在宁波市有156家供应商，2天内全部复工；在宁波市外有185家供应商，他们的交通运输问题在5天内全部解决。 在苏州工业园区，我看到管委会在疫情中做的“热力图”，把和企业服务相关的所有部门及人员的联系方式全部纳入，企业要办事，只要在电脑或Pad上点击一下，就会找到直接办事人员，确保不因疫情之下不能见面而影响经营。 在温州，我看到围绕“大建大美”的目标，市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的负责人，每个人都要具体负责一项重大工程，有的抓瓯江沿线建设，有的抓塘河沿线“一环三线”绿道贯通成网，有的抓“禅街-五马街-公园路”历史街区的连结成线，有的抓中央绿轴。几年未去温州，这次看到以往总是抱怨温州形象和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市民终于点赞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也争相到温州落户了。 在广东南海这个曾经的“中国首富县”，区领导听我讲了宁波制造业的情况，决定组织当地几十家“隐形冠军”到宁波学习，很快就落实了，南海还和宁波的慈溪、鄞州签署了互相学习支持的协议。 对政府来说，如果大权在握又不思进取，那是很容易内卷的。天天陷入形式主义和各种汇报。但如果能急企业之所急，服务人民之所需，被市场发展、环境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压力所倒逼，就能跳出内卷，在对外服务、学习和创新中散发出活力和生机。 2020年12月30日，我在深圳宝安参观一个以直播带货、数字经济新场景等为主题的园区——智美·汇志产业园。园区的创始人之一翁宝是我过去的老同事，他创业十几年做过公关、广告、新媒体、电商等等。陪我参观时，看到一个“收纳”的店铺，这才知道“整理收纳师”这个新行业。他们上门服务，帮你诊断储物空间，通过合理的空间规划和处理解决衣物乱堆的问题，衣物归类，折叠整理，放入收纳空间。整理后客户会清楚哪一类衣物已经足够，避免重复购买。 “现在有太多新职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比如你自己家的衣物到底有多少件？估计大部分人都不清楚，只知道堆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乱。于是催生了收纳师这个职业。收纳师首次上门诊断，要收客户几百元，具体收纳时按收纳空间横向延展长度每米收费，从大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一单要好几个收纳师，有的负责客厅，有的负责卧室，有的负责空间改造，全程佩戴口罩手套，很专业。” 翁宝说：“我办公司这些年，现在发现，如果公司里每年都有一些新业务是老板自己不知道的，是年轻人推动的，公司才有前途。如果所有东西都在老板脑子里，都靠老板推动，那是没有前途的。” 很多企业的问题，是老板的思维内卷了，老板脑子里“过去÷未来”的比例越高，就越是被过去锁定。反之，企业就越有希望蒸蒸日上。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分布式的创新比中心化的驱动，要有效的多。中心化就容易内卷，去中心化，分布式，就容易带来新的可能。 内卷化可能是全世界，也包括中国，都会长期面临的问题。 要打破内卷的约束，需要永远开放的态度，需要像乔布斯所说的“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需要更多的尝试、探索以及容错，需要和外部世界更多的建设性互动，需要马斯克式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热忱。如此才能开创新局。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在参加2020年腾讯科学WE大会时说，人类对于脑机未来的畅想是一种“巨大的快乐与敬畏”，这种情感可以与“500年前当葡萄牙的船员在危及生命的漫长旅行结束时，发现自己看到了新世界的灿烂沙滩时所产生的情感”相提并论。 闯与创，才能打破内卷。 “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动及其当下的情势，以至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自由秩序原理》） 内卷决不是我们的宿命。超越内卷，才是我们共同的使命。2021年，秦朔朋友圈将以此心态和读者朋友们一起努力思考，观察与前行。
（原标题：重磅突发，因美国制裁，多只A股被MSCI删除！中芯国际陷高层内斗，股价重挫，最新回应来了） 部分个股被制裁后股价持续大跌。MSCI刚刚宣布，将从其全球可投资市场指数中删除11月12日美国13959号总统行政令制裁的中国公司证券，删除自2021年1月5日收市之时生效。据彭博报道，公司证券名单包括：中芯国际，中国交建H，中国交建A，中国卫星，中国铁建H，中国铁建A，中国中车H，中国中车A，海康威视，和中科曙光。中芯国际除了上述消息影响外，昨日晚间还被曝出“内讧”，中芯国际港股已停牌，A股出现大跌，盘中一度跌近10%。截至上午收盘，中芯国际A股跌7.05%，报收54.31元。目前，中芯国际发公告称，目前正积极与梁博士核实其真实辞职意愿。30多家公司被美国制裁在美国当地时间11月12日，美国白宫官网发布公告，特朗普政府突然公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进行投资。路透社称，这是美国大选日后，特朗普政府加大对华施压的最新动作。31家企业包含华为、海康威视、浪潮集团、中国交建、中国建筑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中车、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铁道建筑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熊猫电子集团等。行政命令将于明年1月11日生效。该命令将禁止美国投资者对上述中国企业的证券进行任何交易。同时，它还禁止美国人在被认定为“中国军事企业”的60天内买卖这些企业的证券。12月初，继今年将中国31家公司列入受“中国军方控制企业”名单后，美国国防部再将包括中国海油在内的四家公司加入“黑名单”。部分个股股价受影响明显。其中，中国海油11月30日股价重挫14%，12月以来股价跌超10%。中国移动股价从50港元上方跌至45港元下方。多只A股被MSCI剔除，早盘全线下挫被制裁的影响正在显露。或许受到上述消息影响，涉及的A股今天全线下跌。其中，中芯国际A股盘中一度跌近10%，该股还被曝出“内讧”。海康威视跌超1%。中芯国际陷高层内斗传闻，最新回应来了除了美国制裁的麻烦，中芯国际还陷入了内讧传闻。台积电前COO、技术大神蒋尚义又重新回到中芯国际任职，与此同时中芯国际联席CEO梁孟松被曝在董事会上提出了辞职。为什么突然要辞职？梁孟松表示，此次的蒋尚义出任中芯国际副董事长一职的人事变动，其是在12月9日才被董事长周子学告知，此前对此一无所知。言下之意则是，这项人事变动并未提前与其进行充分沟通。梁孟松觉得非常的“错愕与不解”，觉得“已经不再被尊重与不被信任”。随后，网上也传出了梁孟松在董事会上公布的一份辞职声明。在声明当中，梁孟松表示，自2017年11月担任中芯国际联席CEO至今已有三年多，几乎从未休假，在其带领的2000多位工程师的尽心竭力的努力下，完成了中芯国际从28nm到7nm工艺的五个世代的技术开发。梁孟松强调，这是一般公司需要花10年以上时间才能才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对于梁孟松的辞职，中芯国际董事长周子学并未当场批准。MSCI概念股牛股成群，70多股年内涨幅翻倍入选MSCI，意味着海外资金能够配置这些个股，一旦被剔除，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一些具备基本面支撑的大市值个股而言，外资配置额或许对其影响并不大。从整体上来看，入选MSCI对个股价值有一定背书作用。数据宝统计显示，MSCI概念板块今年诞生了70多只翻倍牛股，其中英科医疗大涨13倍多居首，阳光电源、坚朗五金、天赐材料等个股涨逾3倍，捷佳伟创、百润股份、比亚迪等10多只个股涨超2倍。跌幅榜上，东阳光、航天信息、申通快递、海油工程等个股跌逾40%，华夏幸福、韵达股份、美锦能源、招商轮船等个股跌逾30%。整体来看，MSCI概念股涨多跌少，近70%的个股股价上涨，平均涨幅超过42%。（数据宝 陈见南）
科技自媒体品玩曝光特斯拉中国血汗工厂、有质量问题，特斯拉高管回应：将起诉，双方隔空互撕。甚至有网友在微博上贴出品玩背后股东是竞争对手小鹏汽车的创始人何小鹏，引来品玩回应说两者毫无关系，并指责特斯拉中国背后唆使公关公司破脏水。这两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吃瓜群众看得晕头转向。我凭着个人经验提供几点参考。 1、从离职员工采访所得到的信息做为文章资料，几乎都是负面。这道理其实很容易懂，很少有哪个离职员工会夸自己原公司好，品玩这种取材方式，注定是要来“硬钢”特斯拉。其实品玩应该多从国家官方检测报告，还有独立第三方用户反馈上来找数据，这样才显得中立客观。当然， 品玩爆特斯拉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2017年就写过第一个长篇，那时候特斯拉还不像现在这么大，因此那篇文章没有引起大家注意，后来品玩再出另一个长篇，也默默无闻。如今来了这个系列的第三季，时间点把握非常好，刚好是特斯拉如日中天的时候。 2、特斯拉公司文化深深被创始人马斯克影响。他号称钢铁侠，不喜欢华尔街，更不喜欢媒体。他信奉的理念：用技术和产品说话，不想浪费一丝时间和精力去维护好和投资人以及媒体的关系。马斯克去年把公司集团的公关部全部解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样的公司，在对待员工，在管理上，也传承了马斯克“钢”，经常出现让媒体不舒服的做法，在美国也经常被报道，这点从品玩采访离职员工也可以看出来， 但是这些做法虽然令人不快，但是有真正违法吗？在国内，比特斯拉中国对待员工更加粗暴恶劣的大企业多的是，品玩这样单挑特斯拉中国，给特斯拉中国盖上“血汗工厂”，是不是别有用心？ 3、特斯拉的质量问题，这个属于专业领域，相比作为媒体的品玩，也只能道听途说，举的例子都非常的模糊。最好能有更加硬核的具体质量数据，比如国家检测质量报告，车主投诉数据等，这些比较有说服力。当然，特斯拉的内饰一直很粗糙，经常被人诟病为“完全不像豪车”。曾经我的特斯拉就有内饰配件掉落的尴尬，但是买特斯拉车的车主更多追求特斯拉的科技感，顺便对特斯拉内饰抱怨下，这应该看作对特斯拉品质提升的一种促进。上升到有质量问题，也要看看这质量问题在什么地方，有多严重。 总之， 吃瓜群众迫切期望两方上法庭，拿出真凭实据，别在媒体上隔空互怼， 我们也无法凭这些判断真伪，只能凭自己的经验猜测和揣摩而已。
12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学（601117）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的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在上海揭牌成立，基金公司成立的当天，中国化学立即推动混改工作落实落地，中国化学及所属桂林公司与上海华谊及所属华谊投资公司股权合作框架协议在上海顺利签约。双方将以此为契机，在“十四五”期间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在海外市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及智慧工厂等多领域的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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