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肯定会影响经济，但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建立起政治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的逻辑链条，因为政治制度并不能直接影响经济，而是间接影响经济，这种间接影响虽然可以通过统计实证研究其影响的程度，但我们更应该弄清其影响的机制与逻辑。政治是如何影响经济呢，在此我引入一个中间概念，“经济政策偏好”。经济政策偏好理论是研究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是如何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的理论。 一、政治制度为何可以影响经济政策？ 政治制度并不直接影响经济，但政治制度可以影响政府官员的经济政策偏好，再通过经济政策偏好影响经济政策制定。政经济政策制定又决定了经济表现，这才是政治制度影响经济的主要逻辑。因此研究不同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政策偏好才是最重要的课题。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这些偏好就会影响国家发展。 政治人物为何会出现经济政策偏好，这一方面是由其政治理念的不同造成的，比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拥有不同的政策偏好，他们在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经济管理方面都有不同的理念，但这种由个人或党派理念不同造成的经济政策偏好差异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我们要讨论的是由政治制度造成的经济政策偏好，探讨的是去除个人或党派理念因素之后，政治人物因政治制度而产生的具有共性的经济行为。 我们要想研究清不同政治制度下不同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我们就要对政府的政治制度进行分类，关于政治制度的分类，我们可以将不同国家分为一党制国家和多党制国家，一党制国家主要是指中国，多党制国家主要是指西方国家。不同政治制度下不同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主要是由其任期决定的，不同政党的执政任期决定其政策的长期主义倾向与短期主义倾向，任期越长，经济政策越倾向于长期，任期越短，经济政策越倾向于短期。一个国家党派越多，同一个政党的执政期就越短，经济行为越趋于短期化。总之执政期的时间不同，导致了其不同的政策偏好。 在相对固化的政治制度之下，官员很难自主选择经济政策，官员执政不仅为了实现其理念，也是为最大化其政治利益，当理想与现实政治利益相冲突时，他们肯定选择现实利益，因为长期主义政策虽然对国家有利，但其效益并不一定在其任期内显现出来，所有多党制下的官员未必采用。 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政策偏好？ 我们讲经济政策偏好，也要分析经济政策，关于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分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政策，产业政策、政府投资政策、国企政策等，对于这些政策，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在对待经济政策的态度上差距非常大，长期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经济政策效果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各个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情况。 在财政投资政策偏好方面，一党制国家与多党制国家在对待财政投资政策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府都知道财政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都尽可能的花钱，比如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会将财政投资作为经济增长措施。中国也一直将财政投资作为经济增长手段。但唯一不同的是，但由于西方民主制度下，比如程序复杂，两党互相掣肘等因素，财政投资的公共工程很难实行，而且修建特别慢，所以虽然一党制国家和多党制国家在政府投资的倾向上相同，但实施起来，一党制国家却比多党制国家效率要高的多。 在货币政策偏好方面，一党制国家和多党制国家也区别很大，多党制国家明显喜欢货币低利率政策，但作为一党制的中国则不同，中国比较注重防通胀，很少采取极低的货币利率，中国不希望经济出现货币超发引起的资本市场泡沫。从效果来看，低利率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萧条的恢复，但从长期来看则弊端很多，因为低利率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利率越低金融机构被摧毁的越厉害，金融机构的萧条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创新与增长，关于这点，我在第四代经济理论种有详细介绍。另外低利率政策也容易酿成资本市场的泡沫，一党制国家对资本泡沫比较敏感，往往会及时处理泡沫，但多党制国家并不会，甚至他们会将资本市场的泡沫当作自己的政绩加以宣扬。多党制政府选择的低利率政策对经济会有很多长期的危害。一党制国家选择的高利率政策虽然表面上对经济促进作用不大，但可以有效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最终资金供给效果更优，也更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不会出现资本市场泡沫破裂导致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 国家经济治理不仅有针对萧条的经济政策，也有针对繁荣的经济政策。一党制国家不仅干预经济萧条，也干预经济繁荣，防止经济过热，而多党制只干预经济萧条，从来不干预经济繁荣。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一个国家如果不及时治理经济过热或金融泡沫，就会酿成经济危机，一旦经济出现危机，就需要很长时间修复，多党制国家对经济过热或金融市场泡沫的纵容导致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而中国总是及时挤出经济体系的泡沫，中国每隔一段时间就出台治理产能过剩的经济措施，所以中国很少发生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可以实现复利式增长，而西方国家则很难实现复利式增长，其经济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很多时候都会被萧条时期的衰退抵消，由于政治任期的存在，西方国家的政客算计的是经济危机不在自己的任期内发生就行，他们不但不认真治理经济泡沫，反而陶醉于泡沫带来的虚假繁荣，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与他们的政治周期一样，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方面，面对经济萧条，多党制国家更愿意优先选择货币政策治理经济萧条，因为货币政策实施起来更加容易，而财政政策实施难度就要难的多。货币如同绳子只有拉力，没有推力，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萧条时虽然简单，但是效果慢，远远没有财政政策来的明显，因此用货币政策治理经济萧条会明显延长萧条的时间。 在税收政策的偏好方面，中国与西方多党制国家的经济政策偏好差异也很大，中国轻易不减税，但多党制国家则频繁将减税作为刺激经济的措施，因为减税也是一个短期效果非常明显的经济措施，但减税则对国家经济具有长期损害，比如国家债务的增长，一个国家的减税必然会造成债务的增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国家也没有长期减税的财政空间，因为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需要不断的提高税收，这点在我的新财税经济学中有详细论述。 在政府债务的偏好方面，中国和多党制国家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经济政策偏好差异，虽然借债发展是各国政府的通病，但相对来说，中国更加控制债务，西方国家则更放任政府债务，由于多党轮替，每个政党的领导人都在自己任期内拼命借债，都希望把债务甩给下一任领导人，而下一任领导人基本上就是反对党，而且一个国家党派越多，政府债务越多，党派越少，政府债务控制的越好，2010年发生欧洲债务危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多党制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政党。 在产业政策的偏好方面，中国与西方多党制国家差异并没有想象的大，产业政策都非常重要，一党制国家与多党制都比较喜欢产业政策。西方虽然宣称自由主义，但是仍然存在大量的产业政策，而且比中国一点也不少，甚至更多，因为西方国家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利益集团，各个利益集团都会游说议会出台各种产业政策。 以前人们喜欢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分为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两种，但我认为将经济政策分为“长期主义”与“短期主义”两种倾向更加合适，凯恩斯曾经说过，世界是由少数人统治的。那些自以为不受思想家影响的‘实干家’，大多不过是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但当我们理解了经济政策偏好理论之后，就会发现政治家想当一个已故思想家的奴隶是很难的，他们更是现实利益的奴隶，他们的经济政策不是按个人偏好决定，而是政治制度决定的经济政策偏好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决定了其政府的经济治理模式。 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 中国经济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关于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也有很多，比如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市场化的成功，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并不是哪个国家经济都是成功，也有经济学家如张五常认为中国成功是县域竞争的成功，中国经济确实存在城市竞争，但就此将其归结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因素，显然非常勉强，李稻葵主张从“政府激励”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并采用了周黎安的“政治锦标赛”的概念，这种解释角度其实与张五常的“县域竞争”并没有太大区别。 其实在我看来，不能将中国的成功归结为单一因素的成功，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各方面做的都不错，综合起来，长期积累才取得了成功，其实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其宏观经济的政策框里都没有多少新鲜工具，无非是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几种，即使在美国，各任总统的政纲也是围绕着这几方面展开。中国经济的成功也不是因为采取了某些特殊政策，而是因为中国没有采用太多坏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稳定，最终实现了复利增长，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 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都中途折戟，而只有中国能够取得持续性成功呢，这就要从经济政策偏好理论来解释。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主要看这个国家偏好的经济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经过前面对比分析，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相当于西方多党制国家，中国政治制度所偏好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好的经济政策长期执行下来就会形成比较好的经济效果。 中国政府偏好的经济政策决定了中国不容易出现经济周期性危机，也不容易过度负债，中国创新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本支持，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资本市场泡沫。所以中国能拥有长期的比较好的经济发展局面。这归根结底是由中国制度决定的经济政策偏好决定的。而西方多党制政府所偏好的经济政策正好相反，他们放任经济虚假繁荣，对资本市场的泡沫置之不理，随意减税造成政府债台高筑，过度依赖货币放水导致金融体系和创新体系被摧毁。所以他们的经济频繁发生危机，经济积累性，成长性都比较差。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对宏观经济长期精心维护的结果，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结果，靠的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认真，而中国能做到这些，关键还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政治的稳定可以导致经济的稳定，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治生态，也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偏好理论属于经济学理论与政治学理论的交叉地带。以前经济学界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但美国的公共选择学派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治问题，其研究对象是政府，而不是经济政策，而我的研究则与他们相反，经济政策偏好理论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经济政策，研究对象还是经济政策，而不是政府，因此与公共选择学派有些相象，但却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当然经济政策偏好理论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丰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
8月3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在6.98附近波动，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直线拉升逾20点。截至9点35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6.9815、6.9865。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降132个基点，报6.9980。 平安证券宏观团队认为，短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势主要取决于两股力量角逐：基本面和风险偏好，其中风险偏好主要取决于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和全球疫情的预期变化。 该团队认为，通常而言，当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和全球疫情超预期恶化时，风险偏好会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主导因素；当风险偏好回归正常时期，基本面会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主导因素。
长期以来，卖方分析师被“誉为”市场走势的“反向指标”。市场共识认为卖方的评级推荐往往是市场逃顶离场的前瞻性指标之一。目前，市场中40%的股票已被覆盖，市值占比80%。这些股票往往市值较大、盈利能力较强。我们的量化分析发现，卖方关注偏好越高的股票，收益越高，尤其在2015年6月泡沫破灭之后。因此，卖方分析师至少在短期内并非市场走势的反向指标。 这个现象的成因，很可能对应的是我们之前所做的、对于A股市场量化分析发现的A股短期价格势能自我强化，长期均值回归的现象。简单地说，卖方分析师的覆盖偏好是A股短期价格势能的代理指标。当一个股票短期价格势能加强时，也很可能是这个股票受到市场关注的时候。这时，卖方对于这只股票的覆盖偏好升温恰恰反映了这个股票的市场热度，进而强化了其价格势能。 假如我们做多卖方覆盖偏好最高的一组股票，同时对应做空卖方覆盖偏好最低的一组股票，这个多空策略在2010年到2015年中表现平平，平均年化收益约为4%。但在2015年中泡沫破灭以后，这个多空策略的回报显著扩大，平均年化收益超过10%。与此同时，2015年中后随着大盘股走强，卖方覆盖偏好明显向行业龙头、大白马、大蓝筹倾斜。换句话说，卖方对于大白马、大蓝筹的覆盖偏好在2015年中泡沫破灭之后随着行业龙头效应加强而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个多空策略的回报大幅上升，但是它的绝大部分回报却是来自于这个策略的空方 —— 也就是做空非龙头、非白马、非蓝筹类股票。这个分析结果显示，卖方分析师似乎并不善于发现好股票，毕竟大白马世人皆知；卖方分析师似乎更善于回避不那么好的股票，因此也造就了这个策略空方的回报。在当下这个上涨势能冲劲十足的市场里，这个多空策略可以有效的回避逆市做空的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最得到卖方青睐的那组股票现在的回报水平回到了2015年六月5000点泡沫顶峰时的水平；同时，被卖方冷落的股票的回报水平则不断地创新低。这个现象显示了市场情绪亢奋的程度，尤其是对于行业龙头、大白马的预期正在高涨。这个现象也与我们当下的切身体验相符。当然，单凭这些数据和历史观察，我们并不能断言市场崩盘在即。毕竟，行业龙头效应可以进一步增强，或者卖方的覆盖偏好可以随着市场的热点切换轮动到之前广被唾弃的那部分股票，使得卖方偏好最高的那些股票的回报水平进一步上升。无论市场前景如何，我们根据卖方覆盖偏好所建立的市场多空策略应该是市场风险中性的，但是现在这个策略的多空结构开始超出了我们从历史数据得到的认知。 图表： 关注偏好越高的股票，收益越高，尤其在2015年6月泡沫破灭之后，但绝大部分回报来自空方 资料来源： Factset、交银国际
6月16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147个基点，报7.0755，上一交易日中间价7.0902。同时，央行未进行逆回购操作，今日有600亿元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600亿元。 由于美联储15日宣布将启动购买单个企业债券的消息提升了市场风险偏好，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显著下跌。截至纽约汇市尾市，天下跌0.61%，收于96.7090。 平安证券最新观点则认为，美元指数难以继续显着下行，因为当前市场风险偏好过高，一旦欧美疫情出现反复，全球市场风险偏好有望显着回落；另外短期美国经济仍将好于欧洲，欧元难以继续大幅升值；而美股高位震荡加剧，叠加国际贸易局势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会抑制美元指数的继续大幅下行。 招行金融市场部方面认为，在本轮风险偏好下修完毕后，市场的恢复会进入一个相对偏慢的时期，美股会从急涨变为缓涨，美元汇率也将由急跌变为缓跌。在这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可能维系当前的相对低波动率。人民币汇率将维持在7.03-7.13的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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