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扩大投资和贸易，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并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出了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个省份，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需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要在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加快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等方面切实发力，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更好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沿江11个省份在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方面，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架构基本形成。长江黄金水道与沿江铁路枢纽实现联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日益加快，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不断加强。同时，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持续推进，长江沿线自贸试验区的对外开放平台作用不断释放。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的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机制逐步健全。长江经济带航运联盟等平台在推进长江航运、金融、技术等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促进长江经济带相关行业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同时，沿江11个省份也不断探索和完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多样化合作机制。 但也要看到，沿江各省份在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进一步扩大投资和贸易、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发力。具体表现为：跨域物流体系标准化程度仍然不高、区域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有待加强、营商环境需持续优化等。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沿江各省份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各自定位，在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的基础上，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完善软硬件条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切实发挥长江经济带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积极架设沟通平台。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发展战略层面的对话与协商，进一步推动建立政府协商对话机制。比如，以发展中欧班列贸易、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建立沿线国家间主管部门对话协商机制；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沿线国家为区域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等。同时，也要开展多领域的人文交流。 二是系统化构建多式联运国际物流体系。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建立更加顺畅的国内物流与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需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大通道建设，疏通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堵点”。对此，要统筹建设国内服务中欧班列和海铁联运的物流枢纽及通道，畅通西部南向、东向大通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和场站建设。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与沿线国家合作共建海港、铁路、高速公路、物流分拨中心等基础设施，打造集成的、高标准的物流体系，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三是提升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水平。深入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把长江经济带的优势产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巨大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能有效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为此，要切实发挥城市群的开放引领作用，提升长江经济带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辐射能级；加快长江经济带上“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显著提升其支撑能力；充分发挥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鼓励各类企业联合组建跨国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等。 四是深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优化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完善中欧班列运行机制等方面切实发力，特别是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广自贸区可复制的改革试点经验，进一步健全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同时，着力提升“一带一路”沿线通关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水平。 (作者：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成长春 杨凤华 黄 寰 陈为忠)
13世纪下半叶，带着对东方古国的未知与好奇，马可·波罗历经艰辛，长途跋涉来到中国。他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传回欧洲，在西方掀起了第一次“中国热”，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交流。沿着先行者的足迹，中意一代代友好使者继往开来。在中意建交50周年之际担任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澜意是两国关系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方澜意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谈及对意中关系的展望：未来意中经贸合作将越来越密切，人文交流将不断拓展，两国拥有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意中旅游合作大有可为。“来北京后学会喝热水的好习惯”作为出身于外交世家的资深外交官，方澜意曾在意大利驻俄罗斯、美国、西班牙、沙特等国使馆任职，“四海为家”是他生活的常态。尽管此前从未在华长期工作，但他对中国并不陌生。“我在大学时就学过中国历史，也曾到中国旅游。”方澜意说，“虽然我算不上‘中国通’，但我对中国很熟悉。不仅是我，可以说所有人都对中国不陌生。中国是一个大国，没人能忽视中国。”抱着深入认知、探寻中国的愿望，今年1月，方澜意从沙特首都利雅得直飞北京开启驻华大使生涯。两地的温差，是他就任驻华大使后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沙特冬天有20多度，跟海南差不多，所以头几天我确实不太适应北京寒冷的天气。”方澜意接着话锋一转，“不过我很快就学会了喝热水的好习惯，来北京后我经常喝热水和热茶。”“多喝热水”是方澜意抵御寒冷的良方，也是他融入中国的开端。方澜意像普通中国人一样，爱在北京大街小巷遛弯儿。“我有时一遛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说，这是初来乍到快速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方澜意走访的城市越多，他认知中国的视角就越广。“上海俘获了我的心。”方澜意说，从上海能领略中国国际大都市的风采。上海是中外文化的大熔炉，文化多样性锻造了上海“令人赞叹的美、让人回味无穷的独特气质”。“慷慨捐助展现两国情谊”在方澜意丰富的外交履历上，驻华这段注定写下特殊一笔。“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开启驻华任期非同寻常。”他说。方澜意经历了疫情暴发初期的艰难，也深刻体会到两国人民急难有情、携手抗疫的温暖。“中国发生疫情后，大多数在华意大利人选择留在中国、留在武汉。”方澜意说，“当时意大利派出3架货机为武汉送去医疗物资，意大利很高兴能帮上忙。”“当疫情在意大利达到顶峰时，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极其可怕的。关键时刻，我们获得了来自中国的很多帮助。”方澜意表示，中国派出3批拥有丰富经验的医疗专家组支援意大利抗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意大利从中国带回的手套、呼吸机、口罩等抗疫物资和医疗设备中，大约10%来自中国政府、高校、社会机构的捐助。“整个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参与到规模浩大的慷慨捐助行动中，充分展现两国情谊。”正是出自在疫情中的感同身受，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在今年清明节参加了中国的全国性哀悼活动，降半旗缅怀在疫情中逝去的生命。方澜意认为，疫情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必须所有人共同努力、坚定意志，才能战胜疫情。“大公司积极布局中国市场”见证了意中携手抗疫的难忘时光，方澜意相信两国关系发展有更广阔前景。建交50年来，中意经贸合作已结出累累硕果。建交之初，两国贸易额仅为1.2亿美元，诸多领域是空白。2019年，两国贸易额达到近550亿美元，不仅增长456倍，涵盖各个领域，而且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00亿美元。“意大利企业在中国深耕多年，有1400余家意大利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意大利所有大公司积极布局中国市场。”方澜意说。尤其在当前国际间交通受阻、需求萎缩、经济全球化受挫的特殊背景下，广阔中国市场为意大利企业提供了重要机遇。方澜意介绍，无论是9月举行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还是11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广大意大利企业都踊跃参与。“意大利是中国各类展会的重要参与者。”方澜意表示，“我本人也尽己所能参加这些展会，希望借此表达意大利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视。”展望意中合作的前景，方澜意对“一带一路”充满信心。2019年，中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中首个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方澜意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像一个丰富的“工具箱”，意大利借此同中国深化经贸和金融合作。“无论疫情前后，‘一带一路’都至关重要。在‘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毫无疑问是推动意中关系发展的重要载体。”同为文明古国，中意在推动国际多边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2021年，意大利将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加强与中国在G20框架下的协调具有积极意义。方澜意认为，G20曾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中发挥显著作用，G20的一大使命就是协调成员国经济政策，共同努力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国际社会无论采取怎样的行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都离不开G20的团结合作。”策划：牛 宁主编：毛 莉编辑：张六陆后期：赵壹晨专题：吴正丹--------------------------------------【推荐阅读】“我在中国当大使”系列专访
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环日本海圈概念[1]，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北学者提出东北亚区域合作设想[2]，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东北亚区域合作经历了东西方阵营的对峙、冷战解体等地缘政治与外交的激烈博弈、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等复杂变化，形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普遍共识，加强域内交流与合作的呼声不断高涨。尤其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朝鲜半岛局势在2018年初开始发生转圜，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明确提出，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共同建设开放型区域经济，努力构建东北亚经济圈[3]，东北亚区域地缘双边和多边关系正在缓和与改善。2019年4月12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第十五轮谈判在日本举行，东北亚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持续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迎来了久违的叠加契机，区域合作朝向实质推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5月15日开幕，本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旨在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璀璨辉煌的文明成果，搭建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平台，增强亚洲文化自信，促进亚洲协作互信，凝聚亚洲发展共识，激发亚洲创新活力，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撑[4]。 与此同时，与东北亚区域地缘和安全形势的向好变化相比，由多年历史恩怨夹杂现实矛盾形成的历史问题和现实负资产，依然影响区域内的双边信任和多边谅解，掩藏在区域内外的不确定性因素随时可能被激活，成为阻滞未来区域合作的新风险因素，东北亚区域合作依然面临显而易见的、有形或无形的巨大挑战。 一、正确理解东北亚区域的基本概念和蕴含的潜力 作为构成区域一体化抑或较为成熟的区域经济体的基本条件，地理层面的面积和人口、经济层面的经济总量、经贸水平、融合和依存程度、外交范畴的地缘乃至全球影响力等，都是需要考量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上述指标来看，东北亚区域不论从地理还是外交范畴，还是区域内的经济份量和外溢影响，包括在资源禀赋和发展层面的既有优势及蕴含的潜力，都堪称是全球名列前茅的最具经济圈规模、机遇、活力、潜力及前景的地区。 （一）地理和外交概念交织的东北亚区域 从区域经济地理的角度，东北亚区域的地理概念界定相对清晰也相对容易。从广义范畴看，该地区包括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六个国家。从狭义范畴看，除日韩朝蒙四国外，中国则包括东北，或加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区域，俄罗斯则包括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从外交层面，美国由于从历史到现实层面，几乎与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都有交集，而且历史上与区域内的中俄有不同阶段的对抗，与日韩还是军事同盟国，与朝鲜至今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属性使美国从外交层面天然地成为对东北亚区域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在外交及地缘上形成了割舍不断的联系。 （二）世界经济地理布局中的东北亚经济举足轻重 东北亚区域具有发展成较大区域经济体的基本要素。从区域面积看，广义面积3000多万平方公里，分别占世界和亚洲的20%及80%。狭义面积1 600多万平方公里，分别占世界和亚洲的11%及40%。从人口基数看，广义和狭义达到17.5亿人和3.3亿人，分别占全球的23%和4.3%。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总量分别占全球的1/4和1/5左右，外汇储备占全球的40%和亚洲的70%。东北亚区域的经济地理要素布局不仅对亚洲，对世界经济整体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同样至关重要。 （三）东北亚区域蕴含巨大的合作优势与潜力 东北亚区域不仅是可媲美北美自贸区和欧盟的世界级区域经济体，从合作优势和未来潜力看，全球前15大经济体的中日韩俄四大经济体集聚于此；全球和区域开发热点、重大发展战略焦点云集于此，双边和多边合作机遇与潜力凸显。尤其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与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RCEP等制度性通商机制进入实质磋商阶段，未来牵动大区域制度性建构的潜力凸显[5]；而不断深化“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东北亚区域的地缘、贸易、投资和人文等关系日益紧密地连接起来，区域内的大国、强国关系出现普遍好转，各国区域和国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和融合日益活跃。 二、新时期东北亚区域迎来合作叠加新机遇 随着2018年初朝鲜半岛地缘和安全形势向好转圜带动的区域整体地缘形势好转，区域内的中朝、中日、中韩、美朝、韩朝五大双边关系也不同程度实现或实质改善或大幅好转，东北亚区域迎来久违的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叠加机遇，区域内陆续出现新的国家级局部开发战略和区域开发战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内多边通商机制谈判也日益活跃，东北亚经济圈建设也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一）东北亚区域地缘形势出现整体转圜 朝核问题缓和所带动的新一轮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互动，无疑为东北亚区域地缘和安全形势的整体转圜，经贸合作的升温乃至加速带来新的可能。朝鲜半岛局势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矛盾。围绕半岛局势，美朝经历了新加坡和河内两次会谈，原本一触即发的朝美关系向和解、对话迈进，和平与外交解决的基调基本形成。朝鲜2019年4月的七届四中全会及最高人民会议稳定了国内政治格局和发展策略，以经济为重心的发展方向有望得到延续，美方虽然还没有松动制裁，但河内峰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与朝鲜对话的灵活姿态，使美朝第三次首脑会谈有望年内实现。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地缘交流及外交活动。 （二）区域内外五大关系明显好转 东北亚区域形势好转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区域内的五大双边关系——中朝、美朝、中日、韩朝、中韩关系——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改善或好转。从中朝关系看，随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一年内连续四次访华，中方对朝方三个不变的承诺落地，两国不仅恢复了传统的友好关系，还形成了维护东北亚区域稳定的互相支撑力量。从朝韩关系看，随着朝韩领导人的三次会谈和《板门店宣言》签署，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及建设性合作再次燃起希望。从朝美关系看，美朝实现两次首脑会谈，虽然围绕“无核化”具体内容和选项等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再次出现对抗乃至冲突的几率大幅降低。从中日关系看，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两国关系实现了久违的正常化，中日韩自贸区第十五轮会谈在东京举行，第五届中日经济高层战略对话在北京的举行，中日关系进入了摸索经贸新模式、新领域、新突破的阶段，两国引领亚太通商合作、维持多边主义的积极姿态，使“一带一路”建设东向扩容成为现实[6]。随着2019年5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日，再次确认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进首脑互访机制化，中国最高领导人将于2019年6月参加大阪G20预期升温，中日关系将展现进一步的友好合作氛围。从中韩关系看，随着文在寅总统2017年末的访华，两国在应对朝鲜半岛局势上的共识和协调，韩国提出的半岛经济版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融合趋势，使中韩持续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强。 （三）域内国家战略和区域通商机制日益活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历时6年，日益得到广泛的响应，阶段性成果也不断呈现，随着东北亚区域多边关系的向好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的“草原之路”、日本“安倍经济学”新阶段、韩国“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的对接出现了活络气氛，朝鲜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也使朝鲜半岛未来融入区域合作的期待进一步提升。域内国家战略和区域通商机制日益活跃：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第十五轮会谈举行，河野太郎等六名内阁成员高规格参加中日经济高层战略对话，RCEP谈判加速，日本希望中国加入CPTPP并邀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2019年6月的大阪G20峰会，“一带一路”建议进入欧亚联动新阶段。在这样的环境下，东北振兴对接欧亚新阶段、出台粤港澳大湾区与环渤海大湾区对接战略的呼声加大，尤其是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得到热烈反响，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近5 000名外宾应约而来，近50名国家领导人和国际机构负责人的莅临，为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对接再次提供新机遇。 三、东北亚经济圈面临蓄势待发新突破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参崴举办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的致辞中，提出了凝聚中国智慧和主张的“构建东北亚经济圈”的倡议，这一倡议将东北亚区域合作由环日本海圈合作、东北亚区域合作向东北亚经济圈建设推进了一大步，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提出的类似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地缘和多边环境显著改善的当下，东北地区作出多边地缘合作示范，东北亚经济圈倡议有助于东北亚共同体意识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向日韩等国扩容，为以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为中心的多边次区域机制性向制度性合作提供了政策选项和操作空间[7]。 （一）东北亚共同体共识增强支撑构建东北亚经济圈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来，该理念不断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响应，尤其是随着2017年3月23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由理念变成共识，并逐渐演化为行动。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泛洲际和次区域合作的平台，展现了中国的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近年来，东北亚区域和平与发展、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自觉不断增强。 （二）“一带一路”建设向东扩容支持构建东北亚经济圈 经过实践，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由沿线和周边概念向东北亚区域等泛区域和跨洲际转换，“一带一路”建设不再设定对象、欢迎有共识的国家和地区共商共建共享的扩容机制不仅为东北亚区域深度对接“一带一路”创造了巨大空间，为构筑东北亚经济圈提供了有效平台与载体，更为东北地区依托东北亚区域腹地和节点优势，东向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向日韩扩容，西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跨境通道和园区载体提出了发展目标，成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有效路径，也是探索东北亚经济圈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扩容和支撑开放大局的重要路径。 （三）东北地区的陆海重要节点地位服务构筑东北亚经济圈 与东南沿海及长江经济带海上通道为主的定位、新疆陆上开放的定位不同，东北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与“一带一路”建设之间的陆海结合部，拥有陆路连接欧洲、海路伸向亚太的水陆两栖优势。打造陆海互动、海陆融合的复合枢纽不仅是东北地区实现中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及欧亚物流枢纽定位的有效路径，也是东北地区走出狭隘观念束缚，激活外向型发展活力的必然路径。东北地区要依托区域开放一体化和区域一盘棋的共享开放理念，缩小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以陆海重要节点地位融入东北亚经济圈对外开放走廊，从而实现东北地区的全方位振兴。 四、东北亚区域合作面临新挑战 虽然围绕东北亚区域的地缘、外交和安全形势出现了向好的系列变化，但不可否认，区域内双边和多边之间缘于历史及现实敏感问题的矛盾与利益冲突并未根本解决，一些不安定因素只是暂时被搁置。来自中美关系博弈走势的不确定性、中日韩多边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因素回潮的可能性、半岛无核化问题久拖不决的隐患、美国掀起的全球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持续发酵等突出问题，加上“一带一路”倡议在凸显合作机遇的同时，一些焦点、难点隐患和风险因素随时可能被激活，个别区域关系出现倒退的风险并未完全消除[8]。 （一）东北亚地缘根本矛盾和利益冲突再次发酵风险 近代以来，东北亚区域是多国博弈的地缘敏感区域，中日甲午战争、朝鲜战争等都发端于朝鲜半岛。自冷战以来，东北亚区域一直被视为冲突的潜在危险策源地。可以说，区域内围绕地缘政治、外交，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博弈由来已久，完全的和平与稳定局势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轮的向好转变基础还很脆弱，需要多方悉心维护。尤其是朝鲜半岛问题虽然出现了和平的曙光，但美国对朝鲜解除制裁这一问题久拖不决有可能引发朝鲜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民生困难。而且，现在朝美释放的和解信号究竟是互相试探，还是利益最大化，抑或是作为实现长期影响力的筹码，这些都无法定论。不安定的因素随时可能会由于一些敏感事件而再次被激活，中日、中韩、日韩复杂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彻底解决，暂时的搁置面临地缘和民意的风险冲击。 （二）美国因素及中美关系走势的不确定性 美国对华的遏制和零和博弈思维将会增加东北亚区域内多个双边乃至三边关系走势的不确定性。例如，美日韩军事同盟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乖离，美日印澳针对南海、台海、印太自由航行、战略合作的四角同盟，日越澳印旨在扩大在东南亚及南亚区域安全合作的四角关系，来自美国的多边操纵和双边施压周期性上演。再从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来看，随着美国在《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针对中国的不仅仅限于贸易和投资，以封杀5G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竞争对手等博弈将会愈演愈烈。 （三）中日、中韩关系及中日韩三角关系的不确定性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形成的“工业的日本，农业的中国，海洋的日本，大陆的中国”思维并未褪去，只是被更加隐忍抑或灵活的实用方式取代，围绕历史、领土、东海及民意的争执由表象转入双方刻意不去触碰禁地，双方围绕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表述还存在温度差，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夯实。中韩关系的改善明显滞后于中日关系的改善，这说明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及民意问题已导致中韩关系发展严重滞后；由于战时日企征召劳工的赔偿问题导致韩方扣押日企在韩资产，以及韩国官员关于明仁天皇的不敬言辞等问题而致使日韩双边关系严重倒退，陷入近年不多见的低谷。面对来自中日关系的制约，韩国在东北亚区域的外交显得孤立，不得不转向东南亚寻求外交突破，与中日竞争另一个空间的影响力。 （四）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内顾倾向影响 美国主导的贸易保护主义，放弃多边、重视双边的贸易谈判政策，排斥移民的民粹主义内顾倾向等不断冲击全球多边经贸体系。日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融入和合作态度受到美国或明或暗的牵制，在2019年4月15—16日举办的美日双边贸易谈判对东北亚区域乃至亚太未来区域通商机制建构的影响值得关注。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威胁对韩征收关税、停止汇款、限制颁发签证等警告，不仅凸显两国关系恶化，也使得东北亚区域内随时可能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而美方主导的保护主义色彩使得以多边合作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域内外挑战空前加大。 五、区域合作视野下辽宁发展思考 面对东北亚区域合作出现的新机遇、双边合作的新动向、中日韩合作的最新动态等，作为位于东北亚区域物流节点和东北地区振兴海陆结合的前沿，辽宁应前瞻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以及高新技术和金融领域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主动融入区域创新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抢抓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三大机遇”，争当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三大引擎”，率先引领实现东北地区全面全方位振兴的“三大突破”。 （一）抢抓国家和区域发展新三大机遇 一是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中蒙俄经济走廊等深化机遇。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召开的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70多个，横跨亚洲、欧洲、非洲，陆海里程2万多公里，人口达44亿人，占世界总人口数的63%；经济总量2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9%；货物和服务出口占世界的23.9%；欧亚铁路网8.1万公里，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洲”，对世界经济格局影响巨大。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设计、总体框架，到进入实质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阶段，成果显著。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高于同期中国外贸增速3.7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27.4%。其中，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70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0.9%；自沿线国家进口5630.7亿美元，同比增长23.9%。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总额的13%。在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同比增长4.4%，占同期总额的52%。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60.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六大区域走廊的中蒙俄经济走廊，为东北地区链接欧亚提供了平台和载体，给辽宁带来合作新机遇，通过构建面向东北亚区域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人才、交流等高地，辽宁有望扭转近年发展的不利态势。 二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区域合作新机遇。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沿海和港口城市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2019年4月粤港澳三地在日本东京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推介会并收到良好反响。辽宁一方面要借鉴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三大湾区与其他沿江沿海区域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要摸索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机遇，同时前瞻智库界提出的杭州湾区、环渤海大湾区设想，对“湾区经济”中的政府、智库与企业三位一体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借鉴湾区成功经验、顺应湾区新设想，在实践中创新引领。 三是“三创”新论断的机遇。“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最新论断，不仅为地方省份依托“三创”指示，鼓励创新、营造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再次指明了方向、明晰了路径，也为东北地区尤其是辽宁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通过在改善营商环境上的重拳出击，加大减税减费扶持力度，辽宁创造元素逐渐形成，地区开放进程加快，从而带来新的内生动力、外向活力和综合竞争力，并形成动力波与引力源。大连依托多年形成的创新和技术高地优势，深度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指示精神，争当东北地区推动“三创”氛围的政策高地、人才高地、企业高地和开放高地，在营造更加开放的发展环境上实现新突破。 （二）争当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新三大引擎 一是争当“一带一路”东向扩容的引擎。2019年4月22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更向所有伙伴开放。……只要各国有意愿，都欢迎参与”。“一带一路”不限定对象和范围，亦没有数量限制，这为辽宁尤其是大连利用陆海结合部的港口和区位优势争当“一带一路”东向扩容的引擎奠定了基础。辽宁与日韩经贸合作历史悠久，合作基础扎实，开辟“一带一路”东向路线，不仅有利于服务国家倡议，还直接为辽宁开展“一带一路”第三方或第四方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是争当构筑东北亚经济圈的引擎。努力参与构建东北亚经济圈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倡议的体现，也有利于为“一带一路”建设、亚太区域多边合作树立典范，还可凸显辽宁作为东北亚区域中心和东北地区经济体量最大省份的优势，通过东北亚经济圈的构建，实现辽宁自由贸易区的转型升级，巩固大连面向东北亚区域的国际航海物流枢纽地位。 三是争当对日韩创新合作的引擎。辽宁大连对日韩合作不仅在东北地区遥遥领先，在中国地方城市中也名列前茅，依托对日韩贸易多年形成的贸易、投资、人力、外包等优势，前瞻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旦签署将给大连带来的明显利好，开辟中日、中韩、中日韩俄蒙，以及中国与未来开放的朝鲜之间的第三（四）方合作，形成东北亚区域第三（四）方合作的示范中心、网络中心和设计中心。 （三）实现东北地区全方位振兴的三大突破 一是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增长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视察时，要求东北三省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深化改革、破解矛盾，并明确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辽宁率先掀起了解放思想大讨论并严厉打击破坏营商环境犯罪行为，黑龙江在2018年进行了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讨论并出台《黑龙江省营商环境条例》。作为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和思想观念领先的地区，大连的深度开放和转型发展，离不开进一步解放思想，要继续把解放思想作为大连推动新开放、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抓手。 二是开放合作激活内生活力的突破。东北地区普遍面临外生活力机遇增多，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外向拉动一直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从2018年东北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数据来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为61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0%，占全国的4.3%。其中出口额为247.9亿美元，同比增长7.7%，占全国的3.2%；进口额为369.0亿美元，同比增长33.9%，占全国的5.5%。其特点是扭转了下降局面、但处于贸易逆差。2017年东北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排名为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其中辽宁出口额占东北地区出口额的79.3%。2017年东北地区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额排名为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其中辽宁进口额占东北地区进口额的63.0%。与2016年相比，各省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其中辽宁增速最高，达51.0%，吉林、黑龙江增速分别为13.1%、11.9%。由此可见，辽宁有希望通过外向拉动带动产业及经济结构变化，从而形成外生活力传导至内生动力的发展机制。 三是推进东北亚区域国际人才合作的新突破。21世纪的竞争是智力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源是关键，人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东北亚区域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为年轻人的成长、上升及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与操作空间。对备受人才流失困扰的东北地区来说，一方面要放大营商环境的既有优势，“固巢留凤”，优化人力资源与人才布局的存量结构；另一方面要“筑巢引凤”，积聚国际及区域增量要素禀赋，吸引创新人才，带动创业氛围，激发创造潜能，构筑面向东北亚区域的人才集聚交流高地，形成大连的软实力。 六、大连，怎么办？ 大连是东北唯一的一个计划单列市，作为整个东北经济发展最好的桥头堡，该如何发挥示范效应，引领东北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一是要抢抓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机遇，避免被边缘化和去中心化。从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热潮以来，大连以打造“北方香港”和国际航运中心为定位，成为引领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领头羊、日韩经贸合作的火车头，但新一轮东北振兴后期，大连去中心化的危机加大，面临来自省际、区域和东北亚区域外部的竞争加大，错过了上一个东北振兴周期解放思想与深度开放的组合机遇。在新时期，大连一定要以“时不我待，舍我其谁”的气概，切实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的对接之中，以抢抓东北亚区域地缘转圜和合作加速的新契机为起爆剂，争先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新示范区，重塑对日韩合作的转型新优势，构筑东北亚经济圈新地标。 二是要依托辽宁自由贸易区优势，夯实软环境与软实力，迎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落地后的竞争新态势。自2017年4月辽宁自由贸易区揭牌以来，沈阳、大连及营口三大片区结合自身优势，突出辽宁首创性特色，复制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熟经验并加以创新，逐渐成为东北振兴和对外开放的新引擎。截至2019年3月，辽宁自由贸易区注册企业4.7万家，吸引资金超过6 000多亿元人民币，123项改革试验任务中有113项已经顺利落地[10]。大连的“中欧班列”“保税混矿”“入境粮食检疫全流程监管”等成为特色。面临新一轮开放和振兴机遇，大连通过挖掘优势和潜力，打造新环境、夯实新平台、构筑新路径，以2019年4月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第十五轮谈判和在2020年初召开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实质突破为着力点，放大对日韩合作的基础和条件，摸索“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三方和第四方合作可能，谋划区域竞争中心城市新态势。 三是要创造条件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探索未来在环渤海大湾区中的合作和产业定位，力争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实现要素互补、双向环流。从中国的“湾区经济”布局可以预测，环渤海大湾区将是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特色的湾区，杭州湾区则是以高科技和现代金融结合的智力湾区，而粤港澳大湾区则是与国际规则高度融合、高科技和现代金融相辅相成、人才和智力领先的湾区模式。因此，大连对接湾区经济既要未雨绸缪，探索对接环渤海大湾区的合作模式和产业定位，还要从制度创新、领域创新、国际人才合作等层面抢抓现阶段与粤港澳大湾区要素互补、双向环流的有效模式和机制。 四是要学习好、实践好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指示，建设开放合作的战略、政策、人才和交流等特色高地。要作好中长期规划，有效借鉴和创新，侧重宜居、包容、智慧和高科技引领。面对东北全面全方位振兴的新契机，大连要努力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东北振兴的系列重要指示落实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在建设开放合作高地的战略、政策、人才和交流上坚持世界眼光、区域水准、战略高度、政策深度、长远尺度，切实让大连的发展融入可持续的先进理念、开放制度、约束机制与包容形象，成为人才宜居创业、智慧科技引领、文化借鉴包容的国际化社区，建设高水平区域综合体城市群龙头。 五是要在顶层设计、智力支持、平台搭建、国际标准、项目遴选、开放环境等方面聚焦发力，指导与东北亚区域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对接。如果说党中央针对东北振兴的一系列鼓励和扶持政策凸显了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那么在新一轮国家和区域叠加机遇面前，大连需要在借用外部战略智力、引进国外高端智力、共享区域合作智力、灵活培育本土智力上谋大智、放大招。在搭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平台、深入对接东北亚区域多边合作平台、巩固对日韩经贸平台、挖掘朝蒙潜在合作平台、开辟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拉动平台上巩固优势，开辟新路径。在遵循国际标准上既要融入世界规则之中，还要创新参与乃至制定规则的条件，走出一条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和规则化的合作之路。在项目遴选和开放环境的塑造上，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指示为抓手，以深化和改善营商环境为根本路径，以打造环境的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成为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对接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关键城市，服务国家构筑东北亚经济圈倡议，将大连塑造为东北城市群对外开放的陆港结合特色名片、对接东北亚经济圈新型国际合作的金色招牌、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优秀品牌。 [1] 刘耘． 浅析日本推进“环日本海经济合作”的动向[J]． 现代日本经济，1988（3）：47-49． [2] 张明清． 东北亚经济圈的设想与前景[J]． 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7）：9-15． [3] 习近平． 共享远东发展新机遇 开创东北亚美好新未来——在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EB/OL]．2018-09-12． [4]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EB/OL]． 2019-05-15． [5] 笪志刚． 东北亚区域合作，制度设计该放大招[N]． 环球时报，2018-12-10． [6] 张蕴岭． 转变中的亚太区域关系与机制[J]． 外交评论，2018（3）：1-11． [7] 笪志刚． 东北亚合力开启区域合作倒计时[N]． 环球时报，2018-09-21． [8] 笪志刚． 东北亚国际区域合作的实践探索和发展趋势[J]． 商业经济，2019（1）：1-7． [9] 沈阳大连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EB/OL]．2018-10-01． [10] 任彬源，司晓帅，孟雷． 辽宁自贸区两年吸金超6000亿113项改革试验落地[EB/OL]．2019-03-30．
1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发布会上表示，11月份进出口形势应该说还是保持了较快的增长，11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8%，比上个月加快了3.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了14.9%，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付凌晖表示，进出口形势保持改善，首先，中国生产供给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的复工复产，经济运行的逐步改善，生产的稳定增加是中国面对外部需求变化的重要支撑点。第二方面，在疫情冲击下，国外一些供给受到了影响，中国由于供给的稳定，有效弥补了全球供应链上的一些堵点和断点。第三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在稳定外贸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外贸的便利化，推动发展外贸的新业态、新模式，也有助于外贸的稳定。 可以说，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对稳外贸稳外资作出积极贡献。《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04万亿美元增至1.34万亿美元。来自于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即使是在受疫情影响的今年，前10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外贸进出口总额合计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4%，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提升至29.2%。 记者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在上市公司披露的2019年年报中，有1008家提及“一带一路”，较多上市公司搭车“一带一路”开展境外业务，实现业绩高增。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有2581家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了去年我国港澳台及境外业务收入情况，涉及金额规模达56502.11亿元，而2016年2308家上市公司披露其规模则为29893.49亿元。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叶银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三五”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和明显成效。新“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有效拉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促进上市公司转型发展。未来，上市公司应抓住我国经济驱动力转换的机遇，加快自身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等方面的转型，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国新未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光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的市场不仅在业态领域上逐步拓宽，也在地域范围上持续扩展，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投资持续增加。“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和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实现了优势互补、共建共赢。 付凌晖表示，从下一阶段来看，应该说中国生产供应的稳定在全球来看优势是明显的，在疫情条件下，有利于助力全球的抗疫，也有助于满足外部的市场需要。同时，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恢复，进口也有望增加。这样看，未来中国进出口形势仍然保持稳定的基础条件是具备的，但是也要看到，在疫情的影响下，外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确实还是比较多，稳定外贸还需要继续努力。
在12月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澳大利亚议会8日通过《外国关系法》，赋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取消外国同澳大利亚各州政府、地方议会和公立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的权力。新法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此前签署的推进“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立法属于各国内部事务，我们不予评论。同时我要强调，中国和澳大利亚经贸、人文、地方等领域多年来来之不易的交流合作成果符合双方利益。“一带一路”是一个经济合作倡议，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开放、包容、透明的精神，已经为沿线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成功的合作实践，有力增进双方民众福祉。 赵立坚强调，希望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澳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不要给中澳之间正常的交流合作人为设置障碍，不要搞选择性、歧视性执法，而要多做有利于中澳互信和互利的事。（总台央视记者 赵晶 杨毅）
近年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已经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日益广泛的响应和支持，目前正是深入推进的关键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应继续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来健全多元化金融合作和投融资体系。 而金融合作与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海外机构布局和业务不断的优化和拓展，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很好的金融支持和保障。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金融合作、资金融通，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的冲击。这些影响一是表现在境外项目还款压力增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出缓债、免债诉求。与此同时，就是资本市场波动加剧，欧美主要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市场和资金融通造成很大的冲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严重贬值，国际贸易投资活动明显收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外资流入减缓，资金供应受到影响。此时，“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与资金融通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务院参事、“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顾问委员会顾问、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在参加2020“一带一路”金融合作论坛时表示，中国金融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的重要进展，这为下一步深化“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稳定的合作基础与项目的积累，可依托现有框架进一步优化，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债权布局。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和“一带一路”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互信、互利、共同发展这样一种基础，所以为下一步合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王兆星说。 就后疫情时期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与资金融通王兆星也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是要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严控投资风险，做好境外投资风险的管控；其次要继续积极稳妥推进中资银行、保险机构优化“一带一路”的网络布局，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强同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的全方位合作；同时相关金融机构应该密切跟踪全球疫情形势，加大政策支持，加强精准金融服务，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协助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的融资体系；此外，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一步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总的方向和目标，人民币的区域化是国际化重要的推手，推动人民币为中心的区域化的新格局；最后，注重统筹海外的金融管理、债权管理，来进一步优化我国债权的海外布局，加强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地形成合力，共同保障“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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