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新规’）及相关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新规拟适当放宽“一参一控”限制，允许同一主体同时控制一家基金公司和一家公募持牌机构。 分析人士认为，新规明确要优化公募牌照制度，加强股权管理。一是统一各类机构准入标准；二是拉平公募持牌机构监管安排。这些对券商资管是一大利好，按照修订后的公募牌照制度，部分大型券商可以“一参一控一持牌”，实现集团化运营的大布局。 “我们已向证监局递交了公募资格的申请材料，只待监管政策正式落地，就能被受理了。之前卡在‘一参一控’的问题上，反复沟通了好多轮，已经等太久啦！”一家头部券商资管机构旗下的产品负责人高兴地说。据记者了解，这家头部券商资管机构在今年已经调整了部分组织架构，配合公募化的转型方向，其旗下大集合产品的公募化改造进程也居于同类产品的前列。 另有券商资管业务人士透露，公司正积极讨论如何推进公募化，第一步大概率将设立独立的资管子公司，而后再申请公募牌照。 券商资管子公司目前仅有十余家，一些头部券商受困于“一参一控”限制而缺席。接下来，随着券商资管申请公募牌照的放开，除了部分头部券商，新成立资管子公司的中小券商也在摩拳擦掌。 比如今年刚刚获批的德邦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正在紧锣密鼓地作开业准备。“申请公募牌照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将为公司大集合产品的后续改造铺平道路。”德邦资管相关人士表示。 一家大型券商的资管业务人士也表示，在未来拥有公募牌照后，公司旗下大集合产品的规范化改造将更为顺畅。他预计，随着更多优质券商资管加入公募行列，绩优产品的公募化将促进行业的良性竞争。
近期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政策密集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8月3日发布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相关通知，中国证监会也于8月7日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安永金融服务合伙人江海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标志着中国版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以下简称“公募REITs”)将很快闪亮登场，呼之欲出。 “发展公募REITs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江海峰表示，发展公募REITs丰富了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资产类别，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中直接融资的比例，增加社会权益性资本的参与，因而可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江海峰表示，发展公募REITs为公众提供了崭新的投资渠道。公募REITs是以现金流稳定的基础设施作为底层资产，因此对于经济形势变化具有较强的抗压性。同时，由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收费标准可随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因此，也是抗通胀的有力工具。而且，由于其权益性投资的属性，投资者还有机会享受底层资产升值带来的收益，对于一般投资者而言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投资工具。 “与其他成熟市场以商业地产起步不同，我国公募REITs的特色为由基础设施起步，具体包括仓储物流，收费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设施，产业园区、以及以5G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项目等其他基础设施。充分体现了服务实体经济，优先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初衷，符合当下我国的现实国情，也是一个创新式的举措。”江海峰说。 之所以由基础设施领域起步，江海峰认为，首先，基础设施建设代表着对于未来的投资，且相较商业地产来说规模更大、复杂程度也更高，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因此，对于今后经济的促进发展作用也更加明显。其次，我国基础设施存量规模巨大，因此有效盘活现有存量资产，为新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成为了一个较合适的选择。 此外，他介绍称，许多基础设施的年化综合回报率高于商业地产。“在我国，很多基础设施拥有国资背景，因此在运营上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代表着优质的资产。以基础设施作为试验田，积累经验并完善制度，待成熟后逐渐扩大底层资产范围至包括商业地产在内的整个不动产领域是一个很合理的安排。” 具体在产品设计方面，江海峰建议，在对于公募REITs的制度进行顶层设计时，我国可以借鉴上述发达国家或地区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来说，首先应避免对于公募REITs和投资者的双重征税。从目前其他国家情况来看，在公募REITs层面进行税收减免的效果可能更好。 其次，对于REITs购买资产和退出项目阶段可以考虑提供税收优惠，以降低进出的壁垒。比如基础设施项目金额庞大，因此会造成转让双方承担较高的印花税。而目前税收减免政策更多是参考资产重组进行，建议可专门对于REITs交易进行相应税收制度的优惠设计。最后，可根据经济及REITs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活用税务的调节功能，提供一些定向、定点、定时的税收减免。
7月以来，“超百亿公募基金一日售罄”的消息不时传出，但盛况的另一头，近30家备案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WFOE PFM）的外资巨头仍在“卧薪尝胆”——由于初来乍到，几十场路演后私募产品“销量不过亿”是常有之事，而贝莱德、路博迈、富达这三家递交了“私转公”申请的外资机构目前仍在筹备进程中。 外资进击中国公募基金之路并不平坦，短期来看，这条路耗时、耗力、费钱，同时伴随着复杂、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但就中长期来看，中国市场充满了诱惑力，包括庞大且尚未被开拓的养老市场，这恰恰是这些外资巨头在海外的立身之本。 已有三家外资机构递交申请 2020年4月1日，证监会官网公示，同为美资机构的贝莱德与路博迈已经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资格审批申请，为第一批递交申请的两家外资机构。就在4月1日，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迎来新里程碑，当日起，中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5月19日，富达国际也正式向证监会提交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牌照申请。 就流程而言，递交申请仅是外资机构描述未来公募业务开展计划，同时需将IT系统、符合证监会要求的公司总经理人选等落实到位；而在证监会允许筹建公募基金后，外资机构需要进一步招募投研等人员、完善内控体系等，且在最终监管完成现场检查并通过之后方可正式开业。目前，这三家外资机构的申请仍在初期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申请公募的外资机构要做的准备工作繁多。 首先是筹备工作，这早在递交申请前就已展开，例如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公司治理、内控合规、信息安全、投资策略等各方面进行布局，富达、路博迈已扩建了办公室。 早前，近30家外资机构已经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资格（WFOE PFM），但有些PFM产品实际上是由原先的QFII基金经理管理，也有一些机构从卖方机构招聘了资历尚浅的策略师或分析师。相比之下，中资公募基金的激励机制完善，外资如何吸引到合适的人才是一大挑战。 此外，上述三家机构此前都已经获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且发行了多只股、债私募基金产品，如何让这些产品过渡到公募基金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未来的公募业务主要在公募基金、专户、投顾、研究这几块，过去发行的私募基金对应的是专户，虽然投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但公募、私募的监管框架不同，因此需要和私募客户商量进行产品过渡。”某外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此，内外沟通也是一大问题。“其实更多问题在于协调，公募基金的框架相对繁复，外资在中国的内部IT系统需要重新设立且独立，数据不能同海外母公司共享等，这套体系在设立的过程中需要与母公司和中国监管机构进行诸多沟通。”路博迈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CEO刘颂此前对记者表示。 众多外资私募仍在观望 目前，除了第一批递交申请的三家外资私募，其他20多家机构仍在观望中。 “我们必然想做公募，产品可以公开宣传、认购门槛低（多数外资私募产品100万元起购）、可对接的机构范围扩大，”多位外资私募人士对记者表示。但挑战在于，打造公募基金的前期成本巨大，即使拿到了牌照，如何开拓中国的销售渠道，如何满足中国投资者的需求，如何招聘合适的业务负责人、投研人员，并与中国公募的激励体系接轨等都是挑战。 事实上，多家外资私募目前的负责人都不满足中国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的任职要求，未来若要转为公募，必然面临重新物色人选的问题，但合适的人才并不多。事实上，几家备战公募的外资私募从2019年初就已开始“挖人”。 当时最引发业内轰动的一则人事任命当属贝莱德的汤晓东。2019年4月，贝莱德宣布任命汤晓东为中国区主管，他曾担任过广发证券副总经理兼广发控股香港总经理，也担任过华夏基金总经理；同年11月6日，富达国际宣布，当公募基金牌照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时，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长何慧芬将出任该公募基金总经理一职。 此外，如何迎合中国投资者的偏好、提升在中国的竞争力是外资需要应对的挑战。据记者了解，QFII管理的资金部分为海外的主权基金、捐赠基金等“长钱”，可能对收益的要求相对适度，但要求控制波动率，因此QFII投资经理在配置A股时换手率相对低、持有周期偏长。但当面对的是对收益要求较高的中国本土投资人群体时，往往需要调整配置策略和调仓节奏。 也正因为进击公募并非易事，当前外资私募选择先熟悉市场渠道、修炼业绩曲线、拓展投研和销售团队等，亦有外资并不排斥维持私募的现状，但希望发力拓展机构客户（压低零售），而这就要求外资私募自身的投资业绩过硬。 尽管前路漫漫，但外资已将开拓中国资管市场作为战略性的事业。除了中国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庞大的养老市场也充满了想象力。 几乎所有外资都会提到中国的养老金市场，因为这一业务源是它们在海外的立身之本。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以美国为例，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分为4：4：2结构，40%是国家出，40%靠补充养老保险，20%靠个人商业储蓄养老，参保者可享受税务递延，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人所得税。 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市场潜在规模巨大。未来若中国公募基金得以全面开拓养老市场，意味着资管行业将迎来新全新的机遇，而这只是时间问题。
近年随着资管新规推出、净值化转型趋势确立，以及金融开放加速、外资巨头加码布局中国股债市场，中国资管行业经历变局，标准逐步接轨国际，竞争也愈加激烈。 近期，包括贝莱德、路博迈、富达等多家外资机构已向证监会递交了公募基金牌照的申请，后续仍要经历系统完善、投研流程优化、渠道拓展等挑战。而早在2008年，摩根士丹利就已经以中外合资的模式入局中国“大资管”，入股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并在2019年实现了相对控股。截至2019年四季度，其管理公募资产规模达233.71亿元。 未来外资公募将如何差异化逐鹿中国“大资管”？ “很多有助于短期内做大规模但隐含风险的产品或业务，外资一般会主动规避，如分级基金、保本基金及通道业务等，而更多以长期视角寻求发展。”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总经理王鸿嫔日前对表示。 “需要注意的是，外资虽然保守，但遇到逆境、机会浮现时，反而会更主动出击。”她表示，近期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内部正在进行全面调整，对标摩根士丹利的全球标准，将继续坚持“开大门、走大路”的原则，加码中国资管市场。 目前随着资管新规推进，通道和嵌套无以为继，净值化转型已成为资管业的既定趋势。“当前，例如我们固收类的专户产品，正在与客户积极沟通采纳浮动的业绩基准，而非一定像过去那样要求固定基准。未来净值化的趋势会更明显。”她称。 在基金分红方面，不同于此前国内公募基金在每年年底阶段突击分红来避税等乱象，外资基金一般坚持稳定的分红安排。“我们未来仍将坚持稳定的分红安排，并为未来开拓中国养老金市场做准备。”王鸿嫔表示。 对于外资公募基金而言，除了风控流程完善、投资策略和产品线丰富，在中国市场，其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无疑是跨境业务。 “当前摩根士丹利资管与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的互通渠道已经完全打通。就‘引进来’而言，我们可以为海外的私人银行提供定制化的中国股债等产品；从‘走出去’的角度，如果基金推出A+H股策略的产品，那么H股的部分就可以通过‘投顾’的模式委托摩根士丹利海外的专业团队进行管理，发挥两地各自的优势。”王鸿嫔称。 事实上，港股当前已成为境内银行等机构布局的新增长点。了解到，年初以来，国内银行资管大幅加码港股，自美团点评和小米于2019年10月底被纳入港股通合格交易名单以来，获得了来自内地投资人的南下资金流入分别达41亿美元和22亿美元，今年的南下资金也远超北上资金。 此外，对于在中国境内有资金委托需求的外资而言，外资公募基金无疑更具优势。“例如，我们也将为一些大型外资保险机构管理境内的资金，这些外资客户对投资机构的选取有很高的标准。”她称。 随着外资不断涌入中国A股市场，其占比已接近国内公募基金。“不仅上市公司更关注提升公司治理，而且由于外资持有期更长、更稳定，一些中国企业也希望外资公募基金能够为自己引来更多长期稳定的外资。”王鸿嫔称。 2017年来，众多外资巨头加码登陆中国，登记成为WFOE PFM（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历经几年的市场开拓和监管磨合，外资巨头在华“私转公”之路已于今年4月正式开启。 一些外资巨头的野心不止于此。比如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就表示，会争取申请QDII（境内合格投资者）牌照，拓展基金全球布局的能力；同时，中国潜力巨大但尚未被开垦的养老金市场也是目标之一，包括企业年金和第三支柱。 “外资同业竞争将加剧，反过来也将完善中国大资管的生态。”王鸿嫔称。
□本报记者 张凌之 公募基金规模创历史新高！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公募基金规模已攀升至16.64万亿元，较2019年底规模增长1.84万亿元。此外，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规模8.14万亿元，养老金管理规模2.53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仅增长了1.78万亿元，而单是公募基金一季度的增长规模就超过了这一总数。 一季度规模增长1.84万亿元 5月27日晚间，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公募基金管理机构管理公募基金6819只，份额15.57万亿份，公募基金规模16.64万亿元。 对比来看，截至2019年底，公募基金管理机构管理公募基金6544只，份额13.7万亿份，规模约14.8万亿元。初步计算，今年一季度，公募基金的规模增长了1.84万亿元。而2019年全年，公募基金规模同比增加1.7万亿元。 公募基金规模不断增长的背后是基金发行市场的持续火热。早在春节前，就有广发科技先锋、银华科技创新、鹏华科技创新和泓德丰润三年持有期等多只爆款基金问世。2月18日，陈光明旗下睿远基金第二只公募产品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发售，发售首日认购金额超过1200亿元，轻松突破60亿元首募上限，触发比例配售。根据官方公告，确认比例仅为4.90%。 随着市场震荡回调，基金发行市场经历了短暂的“冷静期”，但很快又转暖。近期爆款基金重现江湖，汇添富优质成长混合、鹏华成长价值混合、易方达均衡成长股票、景顺长城成长领航混合都备受资金追捧。 资管行业版图重新划分 除公募基金外，基金公司的业务领域还包括养老金业务以及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私募资管业务。 养老金业务方面，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基金公司共管理养老金产品1841只，管理的社保基金、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等养老金规模2.53万亿元；2019年末，基金公司管理的养老金规模为2.30万亿元。 私募资管业务方面，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规模8.14万亿元，其中，基金公司资管计划5443只，规模合计4.15万亿元；基金子公司资管计划5477只，规模合计4.00万亿元。 公募基金公司的三大业务板块已经成为拉动资管行业规模增长的“三驾马车”。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53.75万亿元，2019年末，基金业协会自律管理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51.97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协会自律管理的资产管理规模增长了1.78万亿元，而公募基金一季度的规模就增长了1.84万亿元，基金公司管理的养老金规模也增长了2300亿元。
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王静瑶 中山证券研究所分析师 摘要： 证监会、发改委于2020年4月3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随后证监会就《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通知》和《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的基本原则、试点项目要求和试点工作安排，标志着境内基础设施领域公募REITs试点正式起步。 我国基础设施公募REITs采用“公募+ABS”的模式，遵循在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交易，以权益为导向的原则，搭建了我国公募REITs的制度框架。基础设施公募REITs在此时推出意在开辟基础设施领域融资新渠道，盘活存量资产，丰富资本市场投资品，从而起到促进资本市场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现阶段公募REITs还仅聚焦于基础设施领域、交易所市场先行，全面扩容仍面临一定的障碍。一是缺乏与REITs相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或将存在为避税需求导致交易结构过为复杂或税收过重拖累收益的问题。二是现行交易模式下基金公司处于项目投资运营的核心地位，这对长期以来深耕二级市场投资的公募基金提出了人员配备和项目运营方面的考验。三是商业地产作为公募REITs领域的一类主要资产，此次并未纳入公募REITs试点范围，后续有望进一步跟进以拓宽公募REITs项目实施领域。 一、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正式启动，公募REITs制度框架搭建 证监会、发改委于2020年4月30日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明确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的基本原则、试点项目要求和试点工作安排。随后证监会就《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境内基础设施领域公募REITs试点正式起步。 我国早期的类REITs产品起源于2014年，主要是以私募形式发行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基础资产集中于购物中心和写字楼。截至2020年4月末，我国以私募形式发行类REITs产品共计有63只，发行总额1199.15亿元，当前余额948.65亿元。在募集方式上我国的类REITs产品多为私募发行，而成熟市场的REITs以公募为主；在资产权属类别上我国类REITs产品多为债权类，而成熟市场的REITs以权益类为主。2015年9月“鹏华前海万科REITS”在深交所上市，是我国首支公募REITs基金。 我国基础设施公募REITs采用“公募+ABS”的模式，搭建了我国公募REITs的制度框架。《通知》和《征求意见稿》详述了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试点方案，指出我国基础设施公募REITs遵循在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交易，以权益为导向的原则，标志着我国REITs市场正式搭建起了成熟的公募REITs制度框架。在具体的产品模式方面，基础设施公募REITs采用“公募+ABS”的模式，即是由具有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购买同一实际控制人所属的管理人设立发行的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在此种模式下，公募基金处于主导地位承担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管理责任。 二、基础设施公募REITs意在开辟基础设施新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 根据《通知》对投资范围的界定，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以经营性的基础设施资产作为标的资产，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优质项目。重点领域方面，优先支持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长江三角洲等区域，支持国家级新区、有条件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重点行业方面，优先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行业，包括仓储物流、收费公路等交通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工程，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固废危废处理等污染治理项目。鼓励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以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科技产业园区、特色产业园区等开展试点。对于优质项目的界定，要求项目权属清晰、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并且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和运营企业经营稳健且具备项目管理运营能力。 受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全球经济衰退风险陡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大。2020年1季度实际GDP同比降6.8%，创历史最大跌幅。基建投资发力是稳投资、稳增长以实现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今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在此时推出基础设施公募REITs正是顺应这一政策取向。基础设施公募REITs在可开辟基础设施领域融资新渠道，盘活存量资产，丰富资本市场投资品，从而起到促进资本市场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一方面，基础设施公募REITs作为一种融资工具，能够拓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融资渠道，在不增加地方政府杠杆率的情况下为基建项目提供长期资金。另一方面，当前基础设施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存量资产，将存量基建资产作为底层资产发行REITs能够实现存量资产的提前变现，起到盘活存量资产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作用。此外，当前全球货币宽松的格局导致无风险收益率快速下行，资本市场资产荒出现，基础设施公募REITs具备项目资质优良、投资门槛低、流动性好的优势，为投资者开辟了新的资产配置方向。 三、公募REITs现阶段仍以试点为主，扩容仍存在一定障碍 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推出标志着我国公募REITs市场正式起航，但现阶段公募REITs还仅聚焦于基础设施领域、交易所市场先行，全面扩容仍面临一定的障碍。 一是缺乏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是国外REITs市场得以快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以美国为例，在REITs的转让环节不动产持有超过10年享受税收优惠，REITs收入向股东分红免征所得税。我国现行的税法下REITs涉及多种税收，如不动产转让层面的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原始权益人所得税，项目运营层面的企业所得税，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我国尚无与REITs相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前发行的类REITs多采用双SPV结构以实现破产隔离和避税的目的，使得交易结构较为复杂。公募REITs若不推出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则仍将存在交易结构过为复杂或税收过重拖累项目收益的问题。 二是公募基金项目管理能力面临挑战。在现行的基础设施公募REITs产品交易模式下，公募REITs应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特许经营权并积极运营管理基础设施项目，为此要“设置独立的基础设施基金投资管理部门，配备不少于3名具有5年以上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或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管理经验的主要负责人员，其中至少2名具备5年以上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经验”，这对长期深耕二级市场投资的公募基金提出了人员配备和项目运营能力的考验。 三是基础设施领域先行，商业地产领域公募REITs尚待拓展。按照国际成熟REITs市场的经验，基础设施和商业地产是REITs的两大基础资产。我国当前推出的公募REITs在交易所先行，聚焦基础设施领域，尚未涉及商业地产。此前我国发行的类REITs产品底层资产多是商业地产，商业地产领域存在较大的REITs发行需求，随着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推出，后续商业地产公募REITs有望跟进，进一步拓宽公募REITs的市场空间。
本报记者 王思文 2020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启动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募REITs试点工作。《通知》对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意义进行了全面阐释，对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地部署。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通知》的发布是中国REITs市场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公募REITs试点对于中国不动产投融资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其重要性可以比肩注册制试点对于A股市场改革的意义。” 从基础设施领域启动试点工作具备可行性 张峥认为，公募REITs市场建设是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2007年至今，学术、政策和实务界在中国REITs市场的功能定位、运作模式、产品设计、监管规则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也做出了诸多尝试，目前法律框架、监管环境、市场准备等条件已基本成熟，进行公募REITs试点具有可行性。 “近期，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增长、中小微企业，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影响不容低估，为了应对疫情的负面影响，需要推出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我们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在全球42个具备REITs制度的经济体中，大部分是在经济低迷、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时推出REITs，其目的是激发经济活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短期看，为应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通过REITs市场可以盘活存量资产，支持经济重启；长期看，REITs市场建设将成为解决中国不动产投融资体制诸多结构性问题的破题之作，能有效填补中国资产管理市场的产品空白，拓宽社会资本的投资渠道，满足居民理财、养老金、社保资金的投资需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因此，这个时点推出REITs试点，正当其时。”张峥对此表示。 根据《通知》的部署，中国将率先在基础设施领域推进公募REITs试点。基础设施与持有型房地产是REITs的两类基础资产。 张峥对此表示：“从全球REITs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两类资产的REITs市场均运行良好，发展成熟。REITs最早集中在持有型房地产领域，现已广泛应用于无线通讯设施、港口、收费公路、电力设施、物流仓库、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领域。截至2019年6月30日，美国共有220只上市REITs，总市值达1.27万亿美元，其中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产品个数占比为22%，市值占比为31%；新加坡发行了8只基础设施REITs，市值约80亿美元；印度还制定了独立的基础设施REITs规则体系，已推出4只、市值36亿美元基础设施REITs，用于交通、能源项目。” 对于此次从基础设施领域启动试点工作的原因，张峥告诉记者：“应该说，无论从哪个领域开始试点，理论上均具备可行性。从基础设施领域启动试点工作，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的改革尤为迫切。REITs可以盘活大量的存量资产，有利于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降低杠杆率，为新建项目提供资本金，是稳投资、补短板的工具，同时有助于通过市场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建项目，借助资本市场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第二，针对中国的实践，应选择成本最低、最为有效的政策试点方式，还需要考虑到与国家其他相关政策（例如，房地产政策）的协同与协调。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试点，可以降低试点工作的复杂性。从基础设施领域起步，是经过大量调研、深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依照现行法律法规框架并参照境外成熟市场经验的稳妥、合理选择。” 《通知》主要有四大内容 对于此次《通知》的具体内容，张峥认为包括以下四大部分。 一是《通知》详述了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试点方案。首先，该试点方案体现了中国公募REITs的重点发展方向。中国公募REITs将依据全球标准化REITs基本特点，以公开发行、公开交易方式，坚持权益型导向，实现REITs穿透持有不动产权益，其中收入结构要求、分红比例、杠杆率及治理结构等具体规则参考成熟市场规则制定，按照有助于实现降低主体杠杆率、盘活存量资产、完善不动产资产定价机制的方向推动实施。 其次，《通知》明确了公募REITs试点的产品模式，即由符合条件的、具有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封闭式公募基金，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并通过购买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ABS）的方式完成对标的基础设施资产的收购。这种模式，市场中称之为“公募基金+ABS”模式。上市载体的选择是推出公募REITs的重要问题。REITs按组织结构分为公司型和契约型两种模式。在我国境内，公司型REITs面临《证券法》关于股票发行上市的严格限制，且《公司法》当前关于公司设立、股份转让及利润分配等规定与REITs运作也不相适应。“公募基金+ABS”模式充分运用了现有制度框架，具有可操作性。公募基金投资ABS证券有效避免了公募基金投资未上市公司股权或不动产可能存在的法律争议，同时借助企业ABS的成熟机制与模式进行合理估值，降低交易成本。该模式应用公募基金作为载体实现公开募集和公开上市，以此来降低不动产投资门槛，使得广大公众投资者配置不动产资产成为可能，为居民提升财产性收入提供高质量的大类资产。 第三，《通知》确定了推进基础设施REITs工作的基本原则。《通知》中表明，推进基础设施REITs的基本原则是：符合国家政策，聚焦优质资产，坚持市场化原则，坚持权益导向，稳妥开展试点工作，推动长期健康发展。其中，坚持市场化原则是保证中国REITs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核心。中国REITs市场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公开、透明、有效的市场，保护投融资双方的利益，为投融资双方创造价值。 第四，《通知》列示了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项目要求，具体要求包括三个方面，即聚焦重点区域（优先支持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长江三角洲等重点区域，支持国家级新区、有条件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聚焦重点行业（优先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行业，包括仓储物流、收费公路等交通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工程，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固废危废处理等污染治理项目。鼓励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以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科技产业园区、特色产业园区等开展试点），以及聚焦优质项目。《通知》中强调“优质”项目。所谓优质项目，核心在于权属清晰，具有市场化经营模式，具有持续、稳定现金流，发起人及运营企业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在市场化原则下，优质项目最终要得到投资人的认可。 那么，试点项目要求的设定有哪些出发点呢？张峥认为：“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出发点。一是为REITs长期健康发展开创一个良好的开端。二是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2017年以来，中央先后确定了雄安新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等重大战略，明确要求大力实施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在金融创新等方面探索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要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必须逐步摆脱靠各类杠杆融资来支撑投资的传统逻辑，发展建设理念的落地应依靠一个多层次、市场化的投融资体制。作为不动产资产定价的‘锚’，REITs对于提升不动产投资的投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具有规模大，回报期长的特点，技术研发和应用商业模式具有不确定性。”张峥进一步表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应过度依赖信贷融资，而要重点运用权益性融资工具，实现真正的多层次市场化投融资体制。新型基础设施中有众多不动产属性的资产，如5G领域的铁塔、数据中心等等。对于新基建项目的前期投资，无论采取何种退出方式，新一轮的资金供给均应来源于市场，形成良性循环的投融资链条。REITs可以成为新基建投资链条的最后一环，助力形成循环可持续的投融资生态体系。” 张峥表示，随着试点工作顺利推进，在试点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完善制度规则之后，REITs市场建设应逐渐向其他领域推广。 “建设好金融，我们需要透过理性分析的视角去还原金融的本意，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定义并构建新一代的中国金融体系，找到破解‘金融发展之谜’的方案。REITs是好金融，大力发展中国REITs市场正当其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刘俏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编辑 白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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