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栏目 自选股 数据中心 行情中心 资金流向 模拟交易 客户端 华谊兄弟继此前“卖设备”拓宽融资渠道后，此次又计划出让持有公司的股权。9月3日晚间，华谊兄弟发布公告称，公司及全资孙公司HuayiBrothersInternationalInvestmentLimited（以下简称“华谊国际投资”）与GlenaHoldingsLimited（以下简称“GlenaHoldings”）达成协议，华谊国际投资拟将其持有的GDCTechnologyLimited（以下简称“GDC公司”）243811232股股份，约占GDC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90.5%，全部转让给GlenaHoldings，转让价款为5500万美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谊国际投资不再持有GDC公司的股份。 公告显示，GDC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符合好莱坞认证标准的数字影院服务器；同时提供全面的数字影院产品及服务，包括影院管理系统、集成式放映设备、3D产品、氙灯及银幕等。2018年，GDC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6亿元，净利润为7607.86万元，2019年1-5月，GDC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则分别为1.92亿元、1411.04万元。本次交易项下华谊兄弟应取得的股权转让价款为5500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3.9亿元。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经初步估算，本次交易本身预计获得的损益约-1.47亿元，最终损益的金额及相关财务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的财务报告中披露的信息为准。 华谊兄弟方面表示，此次交易是公司根据整体市场环境、行业周期调整和自身发展情况所进行的优化和调整。公司现阶段着力主营优势的重建，聚焦“电影+实景”，并持续整合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和资产结构，逐步剥离与电影、实景等核心业务关联较弱的业务与资产，以集中优质资源不断巩固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此次出让GDC公司股份有利于优化整合公司资源，提高资产配置效率，股份转让所得资金可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更好地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华谊兄弟已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融资或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仅向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等申请授信，还向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进行借款。而在今年7月，华谊兄弟曾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拟以拥有的4家影院的放映设备及附属设备、设施，与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从而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此外在上月举办的2019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五届夏季高峰会上，华谊兄弟创始人王中军则曾对外透露，“最近卖掉了一批艺术品，拿了一些现金来解决自己的流动性问题”。 多次的融资也不禁令人们联想到华谊兄弟近期的业绩表现。数据显示，华谊兄弟在2018年出现营收、净利双降，且亏损9.86亿元后，2019年上半年，华谊兄弟的业绩表现仍出现了下滑，其中营业总收入为10.77亿元，同比减少49.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9亿元，较上年同期下滑236.7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则为-2.05亿元，同比减少148.45%。且华谊兄弟在公告中表示，电影方面收入较上年同期存在较大程度的下滑。 在从业者看来，作为一家影视公司，华谊兄弟的业务核心在于内容，这也是能否稳定业绩的关键，因此当下的关键在于提升内容上的竞争力，通过优质作品的推出逐步发展相关业务，从而改善经营情况。
老恒和酿造（02226-HK）公布，于过去几个月，主席、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兼控股股东陈卫忠一直透过一名财务顾问就可能合作物色有意投资者或战略合作伙伴，并已于五月将数名有意投资者列入候选名单，以就可能合作进行进一步商讨，及回应该等有意投资者在尽职审查过程中提出的查询。诚如陈先生所确认，于本公布日期，尽职审查并无预期完成日期，亦尚未向任何有意投资者授出排他性权利。陈先生仍与若干有意投资者就可能合作进行商讨及磋商，但并无重大进展。概无就可能合作订立最终或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今年4月，老恒和酿造公布，陈卫忠表示，彼仍在透过一名财务顾问就可能合作物色有意投资者或战略合作伙伴，并无就可能合作订立最终或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可能合作未必一定落实进行。即使可能合作得以落实或最终完成，亦未必一定涉及该公司控制权变动以致须根据收购守则提出强制全面要约。 2014年上市的内地酱油百年品牌老恒和酿造传出主要股东有意售股，外电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公司主席陈卫忠正与一家顾问机构合作，寻求出售公司逾49%股权，该顾问机构已接触潜在买家，包括A股上市海天味业，以及本港老牌酱油厂李锦记。 老恒和昨晚发公告，指陈卫忠确委任一名财务顾问就公司长远发展及利益物色有意投资者或战略合作伙伴。但无就可能合作订立具法律约束力之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李锦记及海天味业的代表均未有回应传闻。据老恒和酿造的财报资料显示，公司主席陈卫忠持有公司49%权益，但是早前已将大部分股权抵押予建设银行（00939-HK），而内地富豪解直锟则持有约13%权益。
85岁去流浪，吃保健品吃到丢房子，结果…… 张光兴在北京市丰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领回房产证。 85岁的老人开始“流浪”，因为他的房子没了。16个月后，房子回来了，却背上了400万的债务。 比起其他200多个家庭，乃至全北京、全国所有因“以房养老骗局”“套路贷”失去房子的老人，他算是“运气很好了”。 85岁那年，张光兴开始“流浪”。 这位原卫生部退休干部租地下室住、到亲戚朋友家洗澡，居无定所。因为他的房子没了。 2016年年底和2017年年初，这位北京老人用自己的房子作抵押，分两次借贷400万元，“投资”新元盛业生物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新元公司”）。公司承诺的还贷、收益、保本和免费提供保健品都没有兑现。张光兴债务缠身，房子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卖掉，他一度被迫离开了家。 近两年，许多跟张光兴一样失去房子、背上债务的老年人，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张光兴的代理律师齐正解释，2017年，因全北京有200多人报案，新元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法定代表人王淑芳被北京警方逮捕。与其相关的部分案件至今仍在侦查中，涉及的房产有200多套，张光兴是其中一个案例。 “流浪”16个月后，今年7月，根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张光兴的名字回到他曾失去的房产证上。老人也回到住了将近30年的老房子里。 另一些签下他名字的纸张，眼下仍令他喘不过气。400万元，欠款合同白纸黑字，债权人把他送上了被告席。 “新元公司的案件涉及的200多套房产中，张光兴是目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拿回房子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田硕宁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 律师齐正认为，比起其他200多个家庭，乃至全北京、全国所有因“以房养老骗局”“套路贷”失去房子的老人，张光兴算是“运气很好了”。 “有房子吗？有汽车吗？” 齐正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退休干部张光兴年轻时学医，晚年却不信医生，更信保健品。 老人家是资深的保健品消费者，他关注各式各样的产品，瓶的、罐的，固体的、液体的。他曾跟上百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听课，平时看保健养生类书籍。他看书时还喜欢做笔记，在空白处写心得感想，几乎在每行字下面画线画圈。 2016年，新元公司的酵素类产品引起张光兴的注意。“酵素啊，酶啊，我非常感兴趣。”他说酵素的理念，和他当初在医科大学学的内容是一致的。新元公司的宣传资料印得“非常多，随便拿”。张光兴越研究越认同，开始购买产品。 当时，对老人来说，唯一的问题是这种保健品“价位太高”。张光兴很快发现，自己掏钱，“继续吃下去比较困难”。 据张光兴和多位老人回忆，新元公司有一个部门叫“贷款部”，负责把老人介绍给小额贷款公司或放贷人。 “有房子吗？有汽车吗？”新元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建议他，将房产作为抵押物，可以从私人借贷公司借来好几百万元，再将这笔钱作为投资，注入新元公司，张光兴就能不花钱吃酵素了。 老人记得，新元公司当时承诺，会签下协议，帮他偿还贷款产生的利息，每个月还会给他一笔投资收益，称之为“回购款”，贷款到期后新元公司归还本金，算是“以房养老”。 张光兴当时很动心，回家跟妻子刘曙光商量。老太太起初不同意，最终在老爷子的坚持下答应了。如今回想那个时候，刘曙光直咬牙。 2016年12月，经由新元公司介绍，两位老人被一位放贷人带到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在几份文件上签了字。 直到今天，张光兴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签下那些文件的，他最后也没有拿到公证书，更搞不清楚经公证产生法律效力的文件约定了什么内容。后来据媒体报道，类似案件中有些老人，在公证程序进行期间，甚至不记得见没见着公证员。 程序完成后，张光兴被新元公司告知，他抵押的房产可以从放贷人那里借出300万元，这笔钱将用于购买新元公司的保健品800公斤。老人表示，新元公司当时承诺每个月给他6万元“回购款”，一年之后全额返还300万元本金，贷款产生的每个月9万元利息，也由新元公司来还。 此后每个月1日，说好的6万元都会按时打到老人银行账户，打款人是新元公司。银行流水明细单显示，新元公司也的确将利息打到了债权人的账户上。 张光兴也琢磨过，“房子市值将近600万元，却只贷了300万元，是不是有点不合算？”后来，他对当时的收益情况很满意，于是又将自己的80万元存款投入新元公司。 2017年3月，张光兴被放贷人劝说，到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再次签下自己的名字，借贷100万元。 在相隔4个月的两份经公证的债权文书上，债权人是两个不同的人。为这两次借贷进行信用担保的人名叫杨世军，他分别收取了9万元、13万元的担保费。 对张光兴这样的老人来说，公证处这3个字，有着特别的公信力。可用齐正的话说，他接触的“以房养老骗局”“套路贷”相关案件，大多都会使用把老人领到公证处签字的方式。 受访者供图 抵押房子的老人，借来的钱除了注入保健品公司，还投资五花八门的信托基金、理财产品。“这些人利用了公证处的公信力，削弱老人的防备意识，因为老人认为公证处就代表着公正。”齐正说，“但有些公证员，跟小贷公司的人特别熟。” 张光兴还没有来得及看账户，他借来的钱就直接转给了新元公司。此后，张光兴在7个月里收到两笔“投资”的“收益”，累计44万元。新元公司在7个月里累计帮张光兴还款72万元。 齐正后来帮张光兴算了算，新元公司给老人的这些“收益”，不足以弥补张光兴投入的80万元，也不足以弥补后来陆续产生的“房租、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用、保险公司保全房产的保函费用”。 更何况，就算房子回来了，老人还背着400万元的债呢。 钱没了，老房子也对他关上了门 危机在2017年7月开始显现，用齐正的话说，当时，新元公司“资金链断了”。 在这位律师看来，新元公司的经营方式是“庞氏骗局”，“利用新投资者的钱，给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而王淑芳“只有忽悠的本事，没有真正经营的本事”，资金链断裂是迟早的事。 “新元公司的贷款部门，本质上是多个小贷公司的工作人员和非法职业放贷人组成的。套进来的人越多，利息也越滚越多，王淑芳的融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这是不可持续的。”齐正向记者解释。 那个7月，包括张光兴在内，许多“投资者”都没有收到新元公司打来的“回购款”，该给借贷公司的钱也没有到账。这些抵押房产借贷的人，开始陆续接到催款电话。他们找新元公司催问，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答复，钱也要不回来。最后，不少人选择报案。 一个月后，新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淑芳被警方逮捕，“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张光兴必须自己面对400万元债务和借款不断产生的利息，就连他那800公斤保健品，因为没有搬回家，似乎“也打水漂了”。 新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逮捕还不到一个月，张光兴家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当初为他做担保借钱的杨世军。 杨世军与张光兴的两位债权人签下债权转让合同，如今成为张光兴唯一的债主。在杨世军眼中，事情很简单，就是张光兴跟他借钱投资，失败后还不上钱了。 在熟人眼中一辈子老实、本分的张光兴开始琢磨卖房还债。作为退休干部，他张罗卖房手续时惊动了老干部局。局里的人一听这事儿，都说他“肯定是被骗了”“这么大岁数他贷什么款？不可能”。当时，刘曙光去加拿大探望女儿，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张光兴没卖成。等老太太回国，一听卖房，立刻就否决了。 几个月后，杨世军再次出现时，张光兴的名字，已经从自家房产证上消失了。 起诉书。受访者供图 老两口这才弄明白，自己当初在公证处签下的文件里，包含了一份委托书，“受托人可以代我们到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办理房产产权转移、过户事宜等”。委托人是刘曙光和张光兴，受托人正是杨世军。 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杨世军已经把房子以400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叫丁明的人，低于市场价约200万元。齐正给记者展示了另一份文件的复印件，上面显示，丁明在“买”下这套房子之后，又将其抵押给杨世军。 去年12月，张光兴与被告丁明、第三人杨世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在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法庭正式开庭审理。丁明出庭并承认，自己并没有真的拿钱买这套房子，只是因为拥有北京户口，替杨世军挂了个名。房子真正的拥有者，还是杨世军。 也是杨世军敲开了张光兴的房门，要求两位老人离开“自己”的家。 扯皮的过程，张光兴已经不太记得，只记得杨世军带来的人“很讲究，只说话，不动手”。 老两口报警了，但民警看了房产证上的名字，无可奈何。双方没有任何肢体接触，最后民警只能说：“你们这是经济纠纷，得通过法院来解决。” “收房”的人拿着房产证，叫来开锁公司，直接给房门换了锁。这处8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张光兴和刘曙光老两口一人占了一间，杨世军带着另一个陌生人在客厅住下了。 两位老人约好，不能同时出门，至少要留一个。门锁已经换了，一出去，恐怕就回不来了。他们的女儿女婿都在国外，一时赶不回来。 老人和收房人共同生活小半个月，偶尔互相冷嘲热讽几句，大多数时候相顾无言。老两口在厨房自己做饭吃，对方每天叫外卖。刘曙光发现，当初的两个债权人之一，偶尔会来给杨世军及他的同伴送饭。 与此同时，杨世军开始领人来看房子，要把房子转卖出去。从早到晚，看房的人一拨儿接着一拨儿。刘曙光要是碰见了，就凑过去提醒对方，“这房子别买，产权可有争议啊”。这话丢出去，来的人“脚后跟一旋就走了”。 这场对峙持续到2018年4月10日，那天刘曙光恰好不在，张光兴一个人守着老屋。突然间，房子的水电煤气都停了。 张光兴一紧张，忽略了老伴不在家的情况。他走出房门，进入楼道查看电表箱，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 这间他住了将近30年的老房子，在他面前牢牢锁上了房门。 与张光兴处境相同的老人，近来年陆续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已经立案的包括北京中安民生的“资产养老”案、广艳彬案等。类似的案件中，老人往往经历暴力收房或被迫卖房。 在公证处签下一摞文件后，许多老人的房子就此被小贷公司控制。即便有些涉案人被依法判刑，被抵押出去的房产仍然难以追回。有着法律效力的“签名”和“公证”，成为司法部门的最大阻碍。 可他们同样很难说清，自己是否真的对签下的那些协议毫不知情。杨世军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提及，张光兴借款时的两次公证，公证处都有全程监控录像，随时可供查阅。他本人也愿意跟张光兴、刘曙光当面对质。 “到底是谁在说瞎话？现在是谁在赖账？谁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推卸责任？谁在不择手段地弄这些事儿，当一个表面上的受害者？”杨世军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 涉及“以房养老”骗局的新闻出现频繁，张光兴格外留意。他在一个与自身遭遇相似的案件中，看到了律师齐正的名字，觉得这个律师“有经验”。 那起案件中，齐正帮受害人拿回了房子。他坦承，由于公证书的存在，这样的案件办起来很有难度。 2018年7月左右，张光兴辗转找到了齐正。 “围猎”老年人，开始是钱，后来是房子 张光兴离开老房子时什么都没带，刘曙光还好点，背了包，身份证在身上。老两口一起用力拍门，随后报警。派出所民警来了两次，跟他们一起拍门，里面毫无动静。 刘曙光回娘家暂住，张光兴却不肯离开这座老楼。他在老房子的同一个单元里，租到一间地下室。 8平方米的地下室不见阳光，泛着潮气，卫生间在走廊里。张光兴没处开伙，顿顿饭都去附近市场的大排档解决。他一向追求养生，少盐、少油、吃素，大排档的菜得拣着吃。 他躺在地下室的床上，往上数五层，就是自己曾经的家。每隔几天，他就上楼去看看，敲敲房门。 有一次里面有人应声，张光兴赶紧要求拿回自己的包，“起码把身份证给我”。最终，他拿回了一个笔记本、一双鞋、一个保温杯，还有他的身份证。 张光兴在地下室住了4个多月，熬过了2018年的夏天。地下室没有空调，85岁的老人拿湿毛巾擦汗，每隔几天再去亲戚家洗澡。 9月，张光兴搬出地下室，和妻子在离家不远的一栋筒子楼租房，新住址仍然没有离开方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的方庄一带开始建设各国家部委的宿舍区。当时交通不便，张光兴得坐单位的班车。如今，这里早被裹进市中心。日客运量近百万人次的北京地铁5号线从小区附近穿过，30年前荒凉的街道，现在在南二环和南三环之间，在早晚高峰时段打开手机地图，会看见它们呈现表示交通拥堵的深红色。 齐正一直在劝老人搬远一点，他担心哪天要是遇见杨世军，没准老人又被劝着签了什么东西，“老头太好哄了，让签什么都签”。 刘曙光也劝他搬到四环之外的地方，租金便宜点，但张光兴不肯去，“就认方庄，他熟悉”。 房子没了，张光兴去公证处调取公证书，才知道当初给自己办理委托的一位公证员名叫杨宏舟。 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田硕宁提到，就在今年年初，方正公证处包括杨宏舟在内的8位公证员，因涉嫌一系列“套路贷”“以房养老骗局”案件，已被朝阳警方正式批捕。 “这是一套黑产业，有食物链。”齐正解释，一些人趁着“金融创新”的时代，趁着“很多监管和法律都没有跟上”，钻着空子做局，“围猎老年人”。前些年还只是骗钱，这两年干脆“盯上了他们的房子”。 这位律师收集到的证据包括一系列案件中的合同和文书，有所有相关者的签名。张光兴当初与新元公司、杨世军等人签订的所有协议的复印件，目前也都被齐正搜集完毕。 张光兴守着老房子等待，2018年12月26日，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里写着：“杨世军以张光兴的名义与丁明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 张光兴签了那份委托代理房产的文件，杨世军就是他的代理人。民法总则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杨世军以张光兴的名义把房子卖给丁明，实际上是卖给自己，那么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就是无效的。”齐正向记者解释。 杨世军不服一审判决结果，进行上诉。2019年4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两个月之后，北京市方正公证处送来一份文件，撤销2017年3月为张光兴、刘曙光夫妻做的那份“委托杨世军办理房产抵押、解押、出售”的公证书。 撤销的依据是《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公证书的基本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应当作出撤销公证书的处理决定”。 上个月，中信公证处也针对近800处房产涉案的中安民生案，出具了一份承诺式的决定书，表示不给涉及中安民生的公证债权文书出具执行证书。 时隔一年多，刘曙光重新走进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却感到陌生。家具蒙上厚厚的灰尘，屋里弥漫着怪味，纱窗被老鼠咬破。老太太用钢丝球一遍遍刷洗柜底的污迹。 家里储藏的酒都成了空瓶，一本属于她的日记不见了。客厅桌上有一本不属于这个家的物权法，被翻得很旧，刘曙光猜测，也许是杨世军的。 今年1月，杨世军一边上诉，一边另案起诉张光兴，要求其偿还贷款。6月18日，丰台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目前还没有判决结果。 在齐正看来，这起“新元酵素案”中第一个拿回房子的案子，或许会成为相关案件中较好的判例。 据媒体报道，另一位因新元公司抵押了房子的老人，至今仍不知自己当时在公证处究竟签了什么合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债主到底是谁。 双方都觉得对方是骗子，自己是受害者 张光兴也很难说清，自己的债主究竟是谁。齐正根据收集到的银行流水单据判定，从始至终，借钱给张光兴的人都是杨世军。 杨世军则认为，在这件事情当中，大家最该弄清楚的是“到底现在谁是受害者”。他眼中的张光兴，想逃避还钱的责任，“受益的时候往前冲，承担风险的时候往后缩”。 在张光兴最初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上，出借人的名字都不是杨世军。一审法庭上，杨世军否认与两位债权人相识。但齐正把几份文件的复印件作为证据摊在桌上，他指出，杨世军和那两位债权人给法院留的地址都是一样的。 张光兴的房子回来了，但老两口心有余悸。刘曙光时不时会想起杨世军在法庭上喊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样子。“我要是借出去400万元，也得想着法子要回来啊……还是得新元公司把这个钱还上才行。”说着说着，她就皱起眉头。 但杨世军觉得，这钱就该由张光兴来还。“新元公司的人我也不认识，跟我也没有协议，我找他们要钱不是无理取闹吗？”他还表示，打电话跟张光兴要利息，老人对他说“我让朋友给你打过来”。 “我当时也是被他给骗了！”提起这件事，杨世军同样气鼓鼓地说，“我就只想把钱放出去挣点利息……他（张光兴）当时跟我借钱时，诓我说要在海南买房定居，谁知道扭头投资理财保健品。” 齐正也知道关于海南投资的事，据他解释，新元公司当时给张光兴的56万元，都被“海南儋州一家公司骗去”了，张光兴转账给儋州的开发商27万元要买房子，这笔钱也是齐正“花了好大力气给要回来了”。 杨世军起诉张光兴的官司，大家都在等待判决结果，这位律师觉得赢面很大，因为这“不是正常的民间借贷”，整个过程“都很荒诞”。 针对新元公司，张光兴今年5月17日才在齐正的建议下报了案，目前，这起案件正处在公安侦查阶段。齐正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侦支队前几天给两位老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案件已经开始调查了。 他们不想再接着住老房子了。半个月来，两位老人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抽空回来归置东西，旧物件卖的卖、扔的扔。 7月30日，张光兴的名字回到了房本上。齐正和刘曙光一致认为，房本不能让张光兴拿着，“再被人哄着签个什么，又把房子弄丢了”。 齐正回忆，一年多前，他刚成为张光兴的代理律师，不到一周就接到这位老人的电话，邀请他“入股认购”某项目。 “老爷子不会是又陷进传销了吧？”齐正急了。电话那边，张光兴含糊地说起，自己在通州。没过多久，他被送回家。齐正推测，那边大约是觉得老爷子身上“实在无利可图”。 他曾亲眼看着这位86岁的老人，在小区门口被健身房发传单的小伙子游说，差点办了卡。他不得不冲上去把老人家拦住：“我说您这把年纪就别健身了！” “我也不能保证，到了这个岁数，自己是不是就能保持清醒，不被骗。”这位中年律师叹了口气。 近年来，涉及房产“套路贷”的案件在全国各地出现，不少案件涉及公证员办理公证时有违规违法行为。2017年8月，司法部出台《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要求公证机构“不得为民间借贷合同进行公证，不得出强制执行书”，在涉及卖房委托公证时，“不得一次性把抵押、买房、解押全部写上，不得公证代收房款”等。 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文件，提出对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实施“套路贷”，应酌情从重处罚。 齐正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仅在北京，近年来几个系列案件中，被抵押、变卖的房产超过2000套。包括今年3月立案的中安民生案800余套，今年5月立案的理房网案约450套、融房网案约200套，以及新元公司的200套等。 收拾屋子的过程中，刘曙光时不时会翻出些箱子来，里面塞着各种保健品，都是张光兴这些年买来的。 即便遭了罪、吃了官司，张光兴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倔强。提及新元公司的酵素，他的评价仍是“这个产品确实不错”。 被问及以后会不会再买保健品，老爷子瞧了一眼老伴儿绷着的脸，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海亮集团上半年业绩、现金流大跌 负债反弹已达313亿 相比于海亮集团，海亮股份业绩不错。 自去年提出大力降负债后，位于浙江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海亮集团今年上半年负债再度上升。 海亮集团最新出炉的2019年半年报显示，集团遭遇业绩下滑，其中营业收入为859.1亿元，较上年同期的857.37亿元略有下降；营业利润为9.37亿元，同比下降10.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14亿元，同比下降31.77%。 现金流量表方面，海亮集团今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5.88亿元，同比下降44.42%。 相比于海亮集团，海亮股份业绩不错。海亮股份2019年半年报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44亿元，同比增长16.92%。 负债大幅反弹 9月2日，新京报记者获悉，海亮集团最新出炉的2019年中报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海亮集团资产总计577.35亿元，负债合计313.15亿元，较上年293.98亿元的负债上升了约6.5%。 海亮集团在半年报中表示，2019 年度，公司制订了广西金茂、海亮物业及其他非核心产业领域的投资退出计划， 持续优化资源配置，聚焦三大主业。2019 年上半年，公司控股子公司海亮股份完成了对欧 洲 KME 铜管、铜棒等企业的股权收购，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和收购标的偿债资金约 2.08 亿 欧元，融资规模有所扩大，导致公司本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较年初增加了 0.96%，但仍完全处于合理水平。 新京报记者查询海亮集团此前财报获悉，海亮集团2016年、2017年年报显示负债合计分别为473.42亿元和418.72亿元，资产负债率则分别为66.56%和62.55%；2018年在降负债措施下，海亮集团负债合计降为293.9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3.28%，但2019年上半年负债再度上升。 2019年上半年，海亮集团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均有所上升，销售费用为2.81亿元同比增16.5%；研发费用为9403.46万元同比增48.55%；管理费用为5.57亿元同比增49.99%。报告期内海亮集团的财务费用则有所下降，为3.04亿元同比下降35.53%。 海亮集团为浙江一家大型民企，聚焦教育事业、有色材料智造、健康产业三大核心领域，现有员工2万余名，总资产超550亿元，产业布局12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海亮集团综合实力位列世界企业500强第473位、中国企业500强第109位。 近年来，海亮集团大举展开降负债动作。 海亮集团官网一则发布于2018年8月的新闻《海亮集团加大力度多措并举降负债》显示，集团围绕 “集团负债率2018年底控制在50%以内，2019年底控制在40%以内，其中有息负债率控制在25%以内，并将此有息负债率作为今后企业发展中负债率的控制红线”的既定目标，以坚定的决心去杠杆、降负债，确保企业始终在持续健康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 大公资信在今年6月末出具的对海亮集团主体与相关债项2019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下称“评级报告”）中，确定海亮集团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评级报告指出，海亮集团仍是全球最大、国际竞争力最强的铜加工企业之一，在行业内居龙头地位，具有较强的规模优势，2018年其铜加工产品产、销量同比均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另一方面，评级报告亦关注到，2018年末海亮集团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及存货规模仍较大，对流动资金形成一定占用；海亮集团短期有息债务规模较大，仍面临一定的短期偿债压力。 有息负债方面，截至2019年3月末，海亮集团总有息债务规模为179.81亿元，在总负债中占比为60.13%，其中短期有息债务171.63亿元，占总有息债务的比重为95.45%，短期面临较大的偿付压力，且公司有息债务期限全部是2年以内。 海亮股份业绩不错但现金流大跌 相比于海亮集团，其旗下的上市公司海亮股份2019年半年报业绩不错，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8.45亿元，同比增长3.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44亿元，同比增长16.92%。 今年上半年，海亮股份管理费用为3.01亿元，同比增加68.94%，海亮股份称主要系办公费用、中介费用及职工薪酬增加。 资产构成方面，报告期末，海亮股份货币资金为36.8亿元，上年同期为14.58亿元，海亮股份称主要系公司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缴纳保证金增加所致；短期借款为64.29亿元，同比增长26.77%，海亮股份称主要系公司收购KME项目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截至2019年6月30日，海亮股份资产总计228.43亿元，负债合计141.92亿元。 2019年上半年，海亮股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7亿元，同比下跌达54.67%，海亮股份称主要系公司收购 KME项目导致存货、应收款及预付款增加所致。 上述收购KME项目，据公告，海亮股份于2019年1月28日与KME集团签署了《股权资产购买协议》，收购KME集团旗下铜合金棒和铜管业务；2019年3月31日，公司完成了与KME集团关于其旗下股权与资产的交割，公司已持有其位于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五家铜合金棒与铜管工厂。 海亮股份表示，通过上述收购整合，加快美国休斯敦、泰国、越南等境外生产基地建设，初步实现全球生产布局，公司全球化生产经营架构已见雏形。 但海亮股份同时提示称，公司能否与标的企业在企业文化、管理模式、技术研发、销售渠道及客户资源等方面进行融合，能否通过整合实现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有效控制，同时又确保标的公司继续发挥原有的优势，均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此次整合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和股东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去年年末，海亮股份发布了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位于浙江、上海、重庆、美国、泰国的6个项目以及补流还贷项目。 今年4月，海亮股份将拟募集资金金额由不超过32.5亿元调整为不超过31.5亿元，除用于上海的一个生产线项目金额由2.7亿元下调至2.55亿元外，补流还贷项目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从5.0987亿元调整为4.2487亿元，减少了8500万元。 8月9日，海亮股份的上述发行获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
华谊兄弟亏损加剧：毛利率全线下滑，短期借款增长10倍 华谊兄弟（300027.SZ）8月30日发布半年报，因为上映影片较少，已上映影片票房不佳，公司上半年营收10.77亿元，同比下滑49.26%，净利润-3.79亿元，较上年同期由盈转亏。 因支付影片分账款及影片投资款所致，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5亿元。基本每股收益-0.14元/股，业绩全面下跌。 根据华谊兄弟2019年一季报，一季度华谊兄弟营收5.9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9393万元，由此，华谊兄弟第二季度亏损规模加大，二季度单季度亏损2.85亿元。 2019年年初，华谊兄弟董事长王忠军提出要将工作重心放到公司主营优势重建上，聚焦电影加实景，持续巩固并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但半年时间过去，并未在财报数据上有所体现。 资产负债表上，截至上半年，华谊兄弟短期借款达21.15亿元，较上年度期末大幅增加了1000.21%，占总资产比例11.88%，对于短期借款的大幅增长，公司方面表示，这是因为公司安排筹融资活动，新增银行借款所致。长期借款15.4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5%，占总资产比重8.68%。 上半年，华谊兄弟影视娱乐板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10.2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滑47.71%，收入占总营收的95.29%。公司表示，跨期电影《云南虫谷》《把哥哥退货可以吗》收入较上年同期相比存在较大程度的下滑。而7月23日上映的《灰猴》累计票房仅为378万。 实景娱乐方面，上半年，华谊兄弟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版块营业收入2918.3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79.43%。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受市场环境的影响，各项目推进进度存在时间差异，导致收款进度在各期之间有所差异。2019年全年，公司预计会有2-3个项目陆续开业，其中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计划于9月22日开园试运营。 互联网娱乐版块营收1764.8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45.66%；期内公司投资收益为-4563.5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2.41%，公司表示这主要是公司按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部分参股公司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利润下降所致。 从毛利率来看，华谊兄弟所有板块毛利率都出现大幅下滑，影视娱乐毛利率达19.79%，较上年同期下滑62.21%，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期内毛利率46.44%，较上年同期下滑49.68%，互联网娱乐期内毛利率19.76%，较上年同期下滑52.94%。 分地区来看，除南美地区外，其余13个地区毛利率全部出现下滑。其中，华南地区毛利率下滑87.11%，西南地区毛利率下滑80.90%，东北地区毛利率下滑96.55%。 电影院线方面，截止到2019年上半年，华谊兄弟已建成投入运营的影院仅有30家，报告期新增2家。上半年，华谊兄弟销售费用1.82亿元，较上年同比下降35.92%，公司表示这是因为影片广告宣传费减少所致。 对于接下来的电影储备，华谊兄弟表示管虎导演的战争片《八佰》、田羽生导演的青春爆笑喜剧《小小的愿望》将择期上映，冯小刚导演的新作《只有芸知道 》、陆川导演的新片《两万里计划》（《749局》）、根据现象级手游改编的电影《侍神令》（原名《阴阳师》）、 李玉导演的《阳光不是劫匪》、周星驰的《美人鱼2》都已杀青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图片来源：华谊兄弟2019年半年报 股权质押方面，截至上半年，公司第一大股东王忠军持有5.78万股，持股比例20.69%，质押5.514万股，质押比例达95.4%，而在2019年一季度，王忠军质押数为4.834亿股，二季度，王忠军质押比例继续上升。第三大股东王中磊持股数量1.68亿股，质押1.494亿股，质押比例88.93%。 王忠军的股权质押还在继续，根据公司8月14日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王忠军在8月13日将所持有的1900万股、2100万股合计4000万股分别质押，用途为“个人融资需求，拟用于项目投资及股权投资”。截至8月14日，王忠军共持有公司股份6.29亿股，累计质押共计5.78亿股。较半年报继续上升。 此外，公司第六大股东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减持2364.75万股，第七大股东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减持304.5万股。报告期内，公司副总经理秦开宇辞去公司职务。 9月2日，华谊兄弟报收7.75元/股，上涨6.03%。其股价曾在8月15日创下4.04元的新低。
承租人涉嫌违规转租 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社有资产疑似流失 中国网财经9月2日讯（记者里豫 曹中原）近日，中国网财经接到河南省郑州市陈女士投诉称，其丈夫丁先生在租赁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下称河南省供销社）下属公司河南省丰和农产品交易中心大厦（下称合作大厦）经营酒店时，遭遇二房东的合同欺诈，陷入关门境地，其夫也因此生病住院。陈女士在随后的维权中发现，该处资产涉嫌存在未经招标对外出租、故意低价对外出租、涉嫌利益输送等问题。 目前，陈女士已就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社有资产存在的问题向河南省纪检监察部门反映，有关部门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图左即为合作大厦 承租人违规转租引纠纷 老家南阳的陈女士向本网反映称，2015年其夫通过合作大厦的二房东蒋某成、潘某等人租赁了位于郑州市纬五路河南省供销社下属企业合作大厦B座11--15层经营快捷酒店。“从2015年开始我们一共向二房东蒋某成等人交房租和转让费1000多万元，蒋某从没有开过一张发票，所有钱都是打到其个人账户，加上前期酒店装修投入500多万元，目前我们在该酒店一共投入了近2000万元，自己包括亲戚朋友的钱全部投入到酒店，生意稍微有一点起色，蒋某就开始骚扰刁难我们，目前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多个家庭的毕生积蓄即将被逼破产，后经知情人透露得知，合作大厦的产权所有人系河南省供销总社下属企业河南省丰合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丰合公司）所有，为了国有、社有资产经营权在低价转让时不走招投标过程，在相关领导的指示下先由丰合公司将合作大厦的经营权转至豫棉公司经营，然后豫棉公司又将该大厦11-21层及其他楼层的经营权以很低的价格转租给蒋某成、潘某20年，总金额价值近亿元。我们多次将相关问题向豫棉公司和河南省供销社相关领导反映，均遭到推诿，甚至变相纵容蒋某对属于国有资产的物业设施进行随意停电。”陈女士无奈的说。 被停电的酒店 陈女士告诉本网，“2018年3月，蒋某成向其夫提出，为了减轻酒店的经营压力，他已经和河南省豫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简称豫棉公司）谈好，可以将从豫棉公司手里租赁合作大厦的剩余15年租赁经营权转让给丁先生，以后房租不再加钱。但蒋某成不让看其原始合同，并让交250万元转让费，为了能正常经营我们东拼西借筹措250万元转到蒋某成兴业银行个人账户，蒋某给我们签了一个房屋经营权转让协议，并承诺很快协商好我们直接和豫棉公司重签一份15年的租赁合同，并按以前原合同价格执行。协议签完后，我们找到豫棉公司，该公司副总卫清说，我们第一不知道转让这件事，第二国有社有资产经营权不能随便转让，蒋某成没有权利转让。” 蒋某成与豫棉公司签订的丰合大厦20年承包经营合同 陈女士提供的蒋某成、潘某与豫棉公司2013年签订的合作大厦承包经营合同显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蒋某成）未经甲方书面（豫棉公司）同意，不得将本合同经营权转让给第三方；合同还显示：未经甲方（豫棉公司）书面同意，乙方擅自转让经营权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看到该合同后，才知道蒋某又一次在欺诈我们，我们多次找蒋某成要求按转让协议执行，其以各种理由推诿，也不退钱，甚至放话，想上哪告去哪里告，不想干了抓紧卷铺盖走人。”陈女士气愤的说。 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社有资产疑似流失 在豫棉公司与蒋某成潘某签订的合作大厦B座11-21层承包经营合同上显示，蒋某成、潘某依据合同取得合作大厦B座11-21层经营权，承包经营期限为20年，总面积为8828.27平方米，第一个5年（即2014年7月25日至2019年7月24日）承包金为42.5元/月/平方，之后每5年递增一次，递增幅度为7%。 而郑州市2014年7月发布的《写字楼白皮书》显示，同期该地段租金为54元/月/平方左右，豫棉公司与蒋某成、潘某承包合同的承包金低于当时市场价格近两成半。 2019年7月，郑州市相同地段写字楼租金为为66元/月/平方，相比豫棉公司与蒋某成、潘某2014年合同规定的承包金，增幅为55%。而豫棉公司与蒋某成、潘某签订的经营合同到合同截止日期2034年7月24日，承包金增幅仅为23%左右。 也就是说， 15年后，蒋某成、潘某上交豫棉公司的承包金仅相当于2016年的市场价格。 2014年10月10日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发布的《社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对租金偏低、租期过长或明显有违市场公平，造成资产权益严重流失的出租合同，应依法予以解除或重新签订。社有资产出租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五年，租期五年以上的须报上级社备案。 针对河南省豫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与蒋某成、潘某签订将合作大厦B座11--15层的20年总金额近亿元的承包经营合同是否经过评估招标？租金是否依法进入单位账户？20年承包经营权租期是否过长，是否违背了供销社社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办法？以及蒋某在违背豫棉公司所签订的承包经营权合同进行违规转让时，做为上级主管和监管部门在接到商户投诉时为何没有进行依法监管等问题，记者以采访函的形式向河南省供销社提出采访要求，截止发稿，中国网财经始终没有接到河南省供销社对该事情的反馈。
相比于海亮集团，海亮股份业绩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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