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经济形势做好研判，把握政策和市场方向，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举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与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专题研讨会，邀请权威专家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解读，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政策方向和新发展格局进行分析。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出席会议并做点评发言。他指出，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这两个政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着力点不同；第二个方面，具体目标有所不同；第三个方面，政策工具不同；第四个方面，政策实施方式不同。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 我就学习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谈两点个人体会。 第一点学习体会，“十四五”规划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概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用语。就如同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对中等发达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标准一样，对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衡量高质量发展，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从我国情况看，至少有五个重要指标，可用来衡量我国是不是高质量发展。 第一个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民收入。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GDP总量或人均GDP要再翻一番。 第二个指标是全民劳动生产率。从全球来看，劳动生产率是递减的。特别是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为什么劳动生产率还在下降，是所谓的生产率之谜，从上世纪到现在都在讨论。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这是在潜在增长率趋降的条件下实现我国目标的关键。 第三个指标叫营商便利度。营商便利度不能简单理解为我们在世界银行排名的位次上升，这只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长期、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第四个指标就是制造业的占比。制造业有两个占比，一是制造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另一个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例，制造业的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我们国家是27%，还远远高于美国，美国是11%，因为它的制造业下滑，服务业将近有一半是制造业的服务业，我国服务业大部分是传统服务业，制造业的服务业占的比重并不高。如果这样算起来，美国的制造业占的比重未必低于我们国家。制造业还有一个指标，即制造业增加值率，现在我国是21%，美国、日本、德国大概30%以上。 第五个指标是宏观杠杆率。当然我讲的是综合性指标，每个行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具体的分行业的指标。从全国来讲，这几个指标很重要，如果要达到比较好的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要靠改革。刚才我们讨论潜在增速也好，人均GDP也好，释放增长的潜力，要靠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背后也是改革，营商便利度更是改革，制造业增加比重也是要改革。推动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协调均衡的发展，本身就是改革。宏观杠杆率要降下来，稳定住，背后也是改革。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从现象上来看，是讲发展的问题、经济问题，但本质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而且这个改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神，是一次深层次的系统性的变革。 第二个体会就是五中全会提出来关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这的命题，中央提出要增强逆周期调节能力，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是一个新的课题。 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这两个政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不同点。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个方面，着力点不同。逆周期的政策着力点是眼前，解决短期问题，跨周期着力点是中长期，解决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着眼于未来15年面临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具体目标有所不同。逆周期的目标相对来说比较单一，而跨周期的目标是多元的，因为毕竟跨周期，所以要平衡更多的关系，在平衡更加多元化的目标上面的难度，跨周期比逆周期要大。 第三个方面，政策工具不同。逆周期政策工具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得快，见效也快，也比较直接。而跨周期除了财政货币政策以外，更多的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规划的指导作用。五中全会讲得很清楚，我们国家整个宏观政策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的规划，这是一个总的起指导作用的规划；第二个层次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家规划下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地位很重要；第三个层次就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区域协调政策等等，这些政策要综合的配套。如果讲跨周期的政策设计，不能仅仅主要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因为跨周期是长期的，更多的要依靠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区域协调的政策等等。这个是慢功夫，不是马上见效，但是政策要设计好。 第四个方面，政策实施方式不同。逆周期调节的实施方式是讲究相机抉择，灵活、精准，就是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调整，有时调整可以快一点。跨周期的政策设计应当更加稳定，因为要管长期的，对持续性的要求更高。 总之，处理好或者结合好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和跨周期调节的政策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经济预测是哲学问题：未来唯一不变的是人性和周期 从事宏观形势分析20多年，看世事变迁，潮起潮落，唯一不变的就是人性和周期。在五年熊市后的2014年预测“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股灾前预警“海拔已高风大慢走”，并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 未来是否可以预测？这个迷一样的问题长期充满争议，有时就好像我们在谈论占星术。但当我们开始探索经济周期和人性本质的世界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2018年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被称为过去十年最差，资本市场十分低迷。在社会上充满“离场论”“洗洗睡”之际，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我们在2018年底发出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前景坚定乐观的声音，提出“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很多股票都很便宜”，2019年初提出“否极泰来”。 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最光明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黑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就是周期，背后是人性的轮回。 二、周期的轮回：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 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经济周期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2020年3月-2020年底，是典型的经济复苏黄金阶段，经济持续恢复，通胀在低位，货币金融环境整体宽松，股市好于债市好于商品。 2020年底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开始抬头。2021年1季度之后经济正在告别经济复苏、通胀偏低、货币宽松的舒适区间，迎来经济边际放缓（可能韧性较强）、通胀预期抬头（可能幅度不高）、货币政策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的周期阶段，属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到过热和滞涨的过渡期，广义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 事实上，2020年11月以来，社融增速开始回落。12月存量社融增速13.3%，环比超预期下降0.3个百分点，12月M2同比增速10.1%，环比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广义流动性的拐点进一步确认。 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看，2019年底-2020年5月，货币政策宽松，降息，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投放基础货币。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开始回归正常化，宽货币基本结束，上半年的宽货币传导至宽信用。 2020年底以来，由于经济持续复苏，通胀预期抬头，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地方债务风险暴露，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房地产融资、地方债、影子银行等三大方向开始结构性收紧金融信用政策：1）加强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3）治理金融乱象，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预计未来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影子银行融资面临放缓，信用收紧带来流动性拐点的强化。 三、“不急转弯”：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中国货币当局表态“不急转弯”，事实上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支撑货币金融政策的明显收紧，更多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结构性信用政策调整，即在收紧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基建、“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2021年，经济环比韧性较强，但面临全球疫情严重、小微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大等挑战。全球复苏共振，库存回补，出口、消费、制造业投资和补库存可能会部分对冲基建投资和房地产链条的下滑。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PPI恢复好于核心CPI，表明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供给侧好于需求侧。预计2021年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这是中国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而不是全球的，中国经济复苏领先于全球，美欧日由于深陷疫情，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格局，导致中国和美欧日货币政策的分岔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拜登上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和重回全球化，可能会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元扭转颓势。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表现值得肯定，精准把握了力度、节奏和结构，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2020年，相对于美联储快速降息至零利率、开启无限量QE、向各部门直接注入流动性，无底线ALL IN，中国央行采取克制式、结构性宽松，根据疫情发展阶段把握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适时向常态模式回归，珍惜有限的常规货币政策空间，值得肯定。 四、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 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准确的说是由于注册制改革、鼓励创新、加大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落地攻坚带来的改革红利牛市，而2014-2015年的“改革牛”是改革预期带来的。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在抗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展现的强大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尤其在面对前几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持更大力度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持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把握住了历史的航道，成功化危为机。 我们维持“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长期判断，这一判断在近年引发了史诗级论战。 在中国经济最低谷、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言论之际，我们旗帜鲜明地发出最强音。现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的长期乐观，尤其是前几年观点悲观的学者和投资人开始转向。 所谓的机构抱团龙头，不过是我们在2017年就提出的“新周期”：随着市场自发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到来。 五、全球货币超发：主要是资产通胀，而不是实体通胀 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 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美国1980-2014年，前1%的人口拥有的总收入从10.7%大幅上升到20.2%，拥有的总财富从22.5%大幅上升到38.6%。中国2000-2015年，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47.75%迅速攀升至67.41%。 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疫情，幸运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力挽狂澜，提前树起了篱笆，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这都展示了其专业素质和丰富经验，以及在重压下坚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乱注意将。中美贸易摩擦一战打的也漂亮，顺势推动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国有将相。 七、如果你干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 本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开始遏制中国，新冷战。但现在，美国一开始对疫情麻痹大意，现在大面积爆发，自顾不暇，懂王下野。美联储大放水，中国搞新基建，高下立判。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放，维护全球化，在国际上也是加分的。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周期、新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人地挂钩，要素流动。 3、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卡脖子”技术攻坚。 5、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
摘要：如果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能够达到两位数，不排除当期杠杆率进一步回落；如果全年增速达到8%~9%，今年杠杆率升幅有望回落到个位数。 被低估的跨周期调节 去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除定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还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会议提出跨周期调节的重要背景是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大停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坚持生命至上，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本土疫情传播，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去年一季度经济首次出现季度同比负增长。为此，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无疑属于传统的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的范畴。 自去年3月底本土疫情传播途径基本阻断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国内经济自二季度起如期反弹，前三季度累计增速转正。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于未来宏观政策走向开始出现较大分歧。特别是“跨周期调节”概念问世后，市场解读大都聚焦于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维度，甚至得出随着经济快速反弹，今年初经济复苏任务基本完成，宏观对冲政策退出的结论。 本来，宏观调控通常是逆周期调节，以平滑经济收缩与扩张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前述会议首提“跨周期”调节，显然是相对于“逆周期”而言。当然，“顺周期”也可以对应“逆周期”，但“跨周期”无疑比“顺周期”立意更加高远。 笔者早在去年8月中旬就在本报撰文指出，面对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收缩与扩张周期的快速转换甚至叠加，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思路；跨周期调节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9月底再次撰文强调，国际疫情发展和经济复苏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恢复的势头还需要进一步巩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宜多看少动。上述看法逐渐被事实所验证。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形势时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会议强调，今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 此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四季度例会上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面临疫情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冲击，要加强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其实，过去一年，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既不能让市场缺钱，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也不能让钱溢出来，让市场搞钱生钱的投机交易。这在逆周期调节阶段本就考虑了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符合瞻前顾后、统筹兼顾的工作原则和方法。2020年11月初，央行更是明确表示，抗疫期间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需的，但退出时机和方式要根据经济恢复状况进行评估，不能仓促、不能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特别是不能出现“政策悬崖”。 相信，若干年后回看这次非典型经济衰退的政策应对，如果仅从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的角度予以理解，将大大低估跨周期调节对于健全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被捧杀的正常货币政策 2019年底，易纲行长首次撰文阐释了正常货币政策的内涵。文中提出，要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文章强调，要做好“中长跑”的准备，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以维护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即使全球货币放水，中国也将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去年上半年，对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预期，被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宏观政策留有余地的定调“打脸”。下半年，当强调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且风险管理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以及要关注货币刺激后遗症，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的风声渐起后，货币紧缩预期又不断被强化，正常货币政策似乎成了货币金融条件只能紧不能松的代名词。 然而，笔者去年11月初在研报中指出，鉴于疫情上半场货币政策保持了定力，下半场退出也没有必要太迫切；鉴于2021年内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较多，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信心；要发挥金融调控双支柱的作用，通过宏观审慎与其他金融监管政策配合，打击资金空转，预防资产泡沫。12月初在年度策略会上更是预测来年货币政策不会像市场预想的那么紧。 去年宏观杠杆率的演进，也再次印证了经济稳、金融稳的逻辑。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累计跳升24.7个百分点，但随着经济持续反弹，三个季度杠杆率环比分别上升13.9、7.1和3.7个百分点，升幅迅速收敛。预计四季度杠杆率环比将回落约0.5个百分点。如果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能够达到两位数，不排除当期杠杆率进一步回落；如果全年增速达到8%~9%，今年杠杆率升幅有望回落到个位数。 易纲行长在今年初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国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一直以来也没有“大水漫灌”，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退出问题较小。去年疫情冲击使GDP增长率较低，是我国宏观杠杆率，也就是总负债和GDP之比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放慢，预计今年可以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 而早在去年8月底，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货币政策将以“三个不变”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即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变，我们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以及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退出问题。 无论从政策性利率、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还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看，中国央行均拥有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并且，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不是攒着看的而是要拿来用的，但有需要，这些都能够成为央行的政策工具。 今年市场预期引导依然任重道远 去年12月份，M2和社融同比增速分别环比回落0.6和0.3个百分点。对此，有市场评论其不如预期。但去年新增社融34.86万亿元，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20.03万亿元，与6月份易纲行长关于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的判断基本吻合。至于前期货币信贷多投放了，后期少投点，实属正常。况且，年末隔夜Shibor和DR007日均利率环比分别下降79和30个基点，显示市场流动性趋于宽松。前述“不如预期”的评语反映了市场与政策之间依然存在预期差。 预计今年市场对货币政策的许多提法和看法还会有较多分歧，对于货币政策传导形成挑战。例如，年初央行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M2和社融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而对于“基本匹配”，市场可能会出现多种解读。当然，有关部门已打了“预防针”，指出理解这一中介目标锚定方式要把握三点，一是“基本匹配”不意味着“完全相等”，二是要综合考虑名义经济增速、潜在产出和经济增速目标，三是“基本匹配”是中长期概念，不是短期概念。再如，如果国内通胀反弹，央行货币政策什么情形下才要做出响应，也可能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美联储去年8月份引入平均通胀目标制，提高了通胀容忍度，释放了更长时间维持货币宽松环境的信号。易纲行长在前述2019年底的文章中指出，不同国情对应着不同的通胀目标，1%到4%可能都是合理区间，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年轻化经济体可选择3%或4%。此外，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能否降准降息，降准算不算是货币宽松信号，等等。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六稳”之一就是“稳预期”。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对于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易纲行长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一文中指出，要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这一看法切中要害。显然，央行这方面的工作依然艰巨，需要久久为功。另一方面，也需要市场回归常识和理性，尤其要避免将一些简单问题整复杂了。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摘要：如果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能够达到两位数，不排除当期杠杆率进一步回落；如果全年增速达到8%~9%，今年杠杆率升幅有望回落到个位数。 被低估的跨周期调节 去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除定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还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会议提出跨周期调节的重要背景是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大停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坚持生命至上，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本土疫情传播，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去年一季度经济首次出现季度同比负增长。为此，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无疑属于传统的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的范畴。 自去年3月底本土疫情传播途径基本阻断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国内经济自二季度起如期反弹，前三季度累计增速转正。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于未来宏观政策走向开始出现较大分歧。特别是“跨周期调节”概念问世后，市场解读大都聚焦于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维度，甚至得出随着经济快速反弹，今年初经济复苏任务基本完成，宏观对冲政策退出的结论。 本来，宏观调控通常是逆周期调节，以平滑经济收缩与扩张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前述会议首提“跨周期”调节，显然是相对于“逆周期”而言。当然，“顺周期”也可以对应“逆周期”，但“跨周期”无疑比“顺周期”立意更加高远。 笔者早在去年8月中旬就在本报撰文指出，面对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收缩与扩张周期的快速转换甚至叠加，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思路；跨周期调节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9月底再次撰文强调，国际疫情发展和经济复苏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恢复的势头还需要进一步巩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宜多看少动。上述看法逐渐被事实所验证。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形势时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会议强调，今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 此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四季度例会上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面临疫情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冲击，要加强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其实，过去一年，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既不能让市场缺钱，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也不能让钱溢出来，让市场搞钱生钱的投机交易。这在逆周期调节阶段本就考虑了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符合瞻前顾后、统筹兼顾的工作原则和方法。2020年11月初，央行更是明确表示，抗疫期间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需的，但退出时机和方式要根据经济恢复状况进行评估，不能仓促、不能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特别是不能出现“政策悬崖”。 相信，若干年后回看这次非典型经济衰退的政策应对，如果仅从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的角度予以理解，将大大低估跨周期调节对于健全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被捧杀的正常货币政策 2019年底，易纲行长首次撰文阐释了正常货币政策的内涵。文中提出，要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文章强调，要做好“中长跑”的准备，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以维护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即使全球货币放水，中国也将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去年上半年，对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预期，被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宏观政策留有余地的定调“打脸”。下半年，当强调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且风险管理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以及要关注货币刺激后遗症，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的风声渐起后，货币紧缩预期又不断被强化，正常货币政策似乎成了货币金融条件只能紧不能松的代名词。 然而，笔者去年11月初在研报中指出，鉴于疫情上半场货币政策保持了定力，下半场退出也没有必要太迫切；鉴于2021年内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较多，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信心；要发挥金融调控双支柱的作用，通过宏观审慎与其他金融监管政策配合，打击资金空转，预防资产泡沫。12月初在年度策略会上更是预测来年货币政策不会像市场预想的那么紧。 去年宏观杠杆率的演进，也再次印证了经济稳、金融稳的逻辑。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累计跳升24.7个百分点，但随着经济持续反弹，三个季度杠杆率环比分别上升13.9、7.1和3.7个百分点，升幅迅速收敛。预计四季度杠杆率环比将回落约0.5个百分点。如果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能够达到两位数，不排除当期杠杆率进一步回落；如果全年增速达到8%~9%，今年杠杆率升幅有望回落到个位数。 易纲行长在今年初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国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一直以来也没有“大水漫灌”，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退出问题较小。去年疫情冲击使GDP增长率较低，是我国宏观杠杆率，也就是总负债和GDP之比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放慢，预计今年可以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 而早在去年8月底，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货币政策将以“三个不变”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即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变，我们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以及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退出问题。 无论从政策性利率、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还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看，中国央行均拥有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并且，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不是攒着看的而是要拿来用的，但有需要，这些都能够成为央行的政策工具。 今年市场预期引导依然任重道远 去年12月份，M2和社融同比增速分别环比回落0.6和0.3个百分点。对此，有市场评论其不如预期。但去年新增社融34.86万亿元，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20.03万亿元，与6月份易纲行长关于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的判断基本吻合。至于前期货币信贷多投放了，后期少投点，实属正常。况且，年末隔夜Shibor和DR007日均利率环比分别下降79和30个基点，显示市场流动性趋于宽松。前述“不如预期”的评语反映了市场与政策之间依然存在预期差。 预计今年市场对货币政策的许多提法和看法还会有较多分歧，对于货币政策传导形成挑战。例如，年初央行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M2和社融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而对于“基本匹配”，市场可能会出现多种解读。当然，有关部门已打了“预防针”，指出理解这一中介目标锚定方式要把握三点，一是“基本匹配”不意味着“完全相等”，二是要综合考虑名义经济增速、潜在产出和经济增速目标，三是“基本匹配”是中长期概念，不是短期概念。再如，如果国内通胀反弹，央行货币政策什么情形下才要做出响应，也可能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美联储去年8月份引入平均通胀目标制，提高了通胀容忍度，释放了更长时间维持货币宽松环境的信号。易纲行长在前述2019年底的文章中指出，不同国情对应着不同的通胀目标，1%到4%可能都是合理区间，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年轻化经济体可选择3%或4%。此外，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能否降准降息，降准算不算是货币宽松信号，等等。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六稳”之一就是“稳预期”。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对于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易纲行长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一文中指出，要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这一看法切中要害。显然，央行这方面的工作依然艰巨，需要久久为功。另一方面，也需要市场回归常识和理性，尤其要避免将一些简单问题整复杂了。
导 读 12月CPI 、PPI涨幅均超预期，但服务类改善有限，核心通胀首现回落，坚定认为2021年通胀将是修复性涨价，“再通胀”会温和归来，而“高通胀”无需过忧，不会是货币政策“前松后紧”的掣肘。 摘 要 我们前期研判年底CPI将降至0附近，未来一年通胀压力不大，不会导致货币政策提前退出。当前数据——12月份——略超我们和市场的预期，但我们从长短周期视角来看，仍坚定认为2021年通胀将是修复性涨价，“再通胀”会温和归来，而“高通胀”无需过忧。 12月CPI涨幅超预期，同比触底反弹至0.2%。主因在食品项年底需求旺叠加冷冬供给弱而上涨，服务类改善有限，核心通胀企稳5个月后首现回落。 PPI同比回升至-0.4%，降幅收窄速度较11月明显加速。在制造业内需恢复，叠加大宗涨价以及生活资料拖累减弱的助推下，PPI降幅加速收窄1.1个百分点。 展望未来，我们坚定认为2021年通胀将仅是修复性涨价，“再通胀”会温和归来，而“高通胀”无需过忧。短期看，2021年猪周期下行贯穿全年；拉尼娜现象对全年中枢影响有限；服务业修复性涨价，仍在“弱复苏”途中。长期看，在全球地产周期上行，而中国地产周期缺席，叠加长期因素不发生大改变的背景下，全球通胀会有温和上行，但恐难再现“高通胀”。 2021年通胀不会是货币政策“前松后紧”的掣肘。温和“再通胀”格局下，2021年通胀勿需过虑，不具备触发货币政策转向条件。经济仍是弱复苏，非食品通胀、核心通胀仍然疲弱，需要货币政策总体保持“价稳量控”。节奏上，虽然2021年一季度CPI、PPI同时进入上行通道，剪刀差收窄确定性高，但在基数效应等影响下，两者高点将在二季度出现。因此，通胀将不会成为货币政策“前松后紧”的掣肘。 风险提示：全球经济复苏大超预期，油价波动加剧；海外疫情反复；猪肉价格超预期上行。 正 文 我们前期研判我们前期研判年底CPI将降至0附近，未来一年通胀压力不大，不会导致货币政策提前退出（参见报告“6至8月CPI小反弹，但未来一年通胀风险不大”，20200710；“7-8月CPI如期回升，不改下行趋势”，20200811；“年内通胀进入下行通道，年底或在0附近”，20200911）。当前数据——12月份——略超我们和市场的预期，但我们从长短周期视角来看，仍坚定认为2021年通胀将是修复性涨价，“再通胀”会温和归来，而“高通胀”无需过忧。 1． “年底需求旺+冷冬供给弱”，CPI 涨幅略超预期，但服务类改善有限 12月CPI涨幅超预期，主因在食品项年底需求旺叠加冷冬供给弱而上涨，服务类改善有限，核心通胀企稳5个月后首现回落。 CPI 同比触底反弹至0.2%，主因在12月的猪价涨幅大幅收窄超11个百分点至-1.3%，其他肉类均上涨。猪价上涨超预期但符合逻辑，供给短期偏紧（近期出栏生猪偏少+我国肉类进口量大减+饲料成本上涨）而需求迎来年底旺季。鲜菜鲜果在冷冬天气影响生产运输成本的推动下上涨6.5%，均为年内高点。 非食品项目缓慢改善，由11月下降0.1%转为持平。交通和通信价格仍是主要拖累项，但降幅收窄0.8个百分点，下降3.1%，说明疫情阻隔社交、油价下跌的影响仍在，印证服务业PMI回落。医疗（+1.3%）、文娱（+0.9%）均温和上涨。核心CPI微降0.1个百分点至0.4%，为5个月以来的首次微降。 2． 三重浪（“制造业内需恢复+大宗涨价+生活资料拖累减弱”）助推PPI降幅加速收窄 在制造业内需恢复，叠加大宗涨价以及生活资料拖累减弱的助推下，PPI降幅加速收窄。 PPI同比回升至-0.4%，降幅收窄速度较11月明显加速，收窄1.1个百分点。主因一在制造业内需恢复带动国内工业品涨价。行业上体现为有色、黑色压延涨幅扩大，煤炭采选由降转涨。二在国际定价大宗商品涨价。行业上，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拉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加工，化学原料制造涨幅依次扩大；铁矿石、有色金属价格上涨拉动有色、黑色涨幅扩大。两方面叠加共拉动PPI上涨0.7个百分点。 此外，PPI中生活资料项降幅随CPI上涨而继续收窄。9月以来PPI向上修复受到生活资料价格的拖累明显，一度止步不前。12月随着CPI价格改善明显，生活资料价格下跌对生产资料上涨的对冲也大幅减弱。 3． 展望未来，“再通胀”会温和归来，而“高通胀”无需过忧 展望未来，我们坚定认为2021年通胀将仅是修复性涨价，“再通胀”会温和归来，而“高通胀”无需过忧。 短周期视角下，（1）猪周期下半场将贯穿整个2021年，下行持续时间将较长；（2）拉尼娜现象对2021年全年通胀中枢影响不大，但一季度CPI或超预期；（3）目前PMI数据表明服务业改善有限，CPI非食品交运、服务部分属于修复性涨价。2021年的服务类涨价确定性高，但涨价幅度有待观察。目前，经济基础复苏不牢固，许多中小企业经历疫情冲击，如同大病初愈，这同样也需要持续的政策支持来恢复元气。服务消费的修复是疫情冲击后恢复常态化的最后一环，而修复动力在三季度末刚刚步入加速期。 长周期视角下，2008年以来，全球通胀与经济周期，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等长期结构性因素关系更密切，与货币因素关系减弱。在全球地产周期上行，而中国地产周期缺席，叠加长期因素不发生大改变的背景下，全球通胀会有温和上行，但恐难再现“高通胀”。 4． 2021年通胀不会是货币政策“前松后紧”的掣肘 温和“再通胀”格局下，2021年通胀勿需过虑，不具备触发货币政策转向条件。经济仍是弱复苏，非食品通胀、核心通胀仍然疲弱，需要货币政策总体保持“价稳量控”。 节奏上，虽然2021年一季度CPI、PPI同时进入上行通道，剪刀差收窄确定性高，但在基数效应等影响下，两者高点将在二季度出现。因此，通胀将不会成为货币政策“前松后紧”的掣肘。我们预计2021全年CPI同比1.7%，主因是猪周期下行。上升动力主要是非食品项，未来猪周期下行，猪价仍将是拖累CPI的主要动力。PPI延续回暖趋势。随着原油价格回升，2020年二季度将是PPI全年高点，5月高点或达到3.6%。 5． 风险提示：全球经济复苏大超预期，油价波动加剧；海外疫情反复；猪肉价格超预期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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