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并不是“一县独大”、更不是“房地产化”，而是乡村振兴、镇域经济、县域经济协同推进。 李宇嘉 近期，笔者到粤西几个县去调研楼市，发现县城的商品房项目普遍都有15-20层，完全是大城市的手笔，这与想象中的县域楼市很不同。而且，县城的主政者都在谈旧改、建新城、搞新区，动不动就要谋划1000亩的大楼盘。问题是，县城的房子实在太多了，比如县城居民买地自建住房很普遍，到处都是5-10层的自建房，空置率高、租金低（大概10元左右/平米每月）。 同时，县域楼市这几年很热闹，在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就业的家庭普遍有2套或以上住房了。笔者纳闷了，哪来的这么多需求呢？一圈调研下来发现，县域楼市有三大购买力。 一是“进城购房需求”。这几年县城的集中度在提升，村镇小学中学裁撤了很多，留下来的，办学质量也不尽如人意。所以，即便是面对6000元/平方米左右的县城房价，乡镇村居民为了小孩买房，勒紧腰带、进城购房，丝毫不含糊。当然，各个县的教育政策也在有意识地引导，入学购房需求很旺盛。 二是“返乡置业”。粤西常住人口近2000万，外出打工多，基本上在珠三角，广州和深圳占了大半，返乡置业占到购房需求的1/3左右。而且，即便在珠三角买了房，甚至在县城也有自建房，但很多人还是有回乡买房的愿望，或者给父母住，或计划回乡创业，有的买房受到宗族观念影响、同乡人买房的示范效应等。总之，返乡置业这几年没断过。 三是文旅度假项目。海南启动全岛住房限购后，靠近海南岛的粤西，气候环境适宜、海岸线长，很多文旅大盘热销。 笔者参观了几个项目，动辄就是规模上万套的大项目在开发，但还是很受欢迎，购买客户主要来自四川、重庆、湖南、湖北、东北等省市。看来，基本生活需求满足以后，康养、休闲、度假等美好生活诉求确实很强烈。一套房子大概卖到50万-80万，对很多周边省份或内地富裕的人群来说，并不算贵。同时，珠三角居民周末度假的需求日益兴盛，项目开发后，不愁售后返租。 县域楼市表面的红火，难掩背后的隐忧。为入学而进城购房，看似需求刚性，但本该在镇域满足的教育需求、住房及消费需求，却被动在县城以更高的成本解决。农民倾囊而出的群体性购房，是以牺牲和透支其他消费为代价，结果就是弱化了镇域经济，村镇建设水平与县城差距越来越大。 另外，不管是农民进城购房，还是“返乡置业”，抑或是康养度假需求，一窝蜂地释放，显著推高了县城的房价，助长不合理的消费模式。调研发现，3-4房、100平米以上户型的新房项目在县城最受欢迎，这就导致县域主政者盲目乐观，行为短期化、县城超能力建设、“小马拉大车”，甚至走上大城市才有的“高密度、建新区、搞旧改”的空间扩展路径。 购房需求看似红火，但并未带来等量的人口集聚、居住需求。这就要命了，人不在这里住，对楼市而言就是无本之木，因为给当地贡献不了可持续的就业和税收。结果就是，房子密密麻麻的，但本该配套的水电管网气路等市政设施，学校、医院、环卫等公共服务设施，当下的县域财政和投融资模式根本无法支撑，结果是断头路到处都是，社区公共部分无人打理。 过去十几年，各地做强大城市、围绕大城市打造都市圈，人口过分向大城市集中，导致高房价、城市病等。鼓励县域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一条路子，既能满足农村居民对城镇公共服务、就业的需求，也能降低城镇化成本，还能培育内需的支撑点。但是，县域经济并不是“一县独大”、更不是“房地产化”，而是乡村振兴、镇域经济、县域经济协同推进。
12月25日，记者获悉，在日前召开的山西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全省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晋城市被确定为全省首个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示范市。作为山西省深化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的先行者，晋城将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经验、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晋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工作，按照“分类指导、示范引领、重点突破、整体推进”改革思路，坚持先行先试，担当作为，全市域围绕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在县级医疗集团文化建设、院长年薪制、信息化建设和医保按人头打包付费等改革难题上创新突破，一体化改革走在全省前列，并不断取得新成效。经过三年的改革探索，全市县域内就诊量、基层服务量和群众健康素养稳步提高，基层看病就医更加方便，医药费用负担逐步减轻，群众改革获得感不断增强。 “积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扩大集中连片效应，为全面深化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探索和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晋城市卫健委相关领导表示，下一步，该市将持续强化“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改革理念，继续先行先试，推深做实改革措施，为全省一体化改革提质增效、保持全国领先水平作出积极贡献。
12月24日晚间，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森美”）披露对外投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项目进展公告显示，公司合伙份额分别达到15.66%、16.67%的两只基金“绵阳市振兴县域经济产业发展贰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县域贰号基金”）、“绵阳市振兴县域经济产业发展叁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县域叁号基金”）近日分别以现金3000万元、6000万元认购了九洲防控、九洲空管股份。富森美表示，两只基金的上述对外投资均符合其投资方向，从长远来看，将有助于公司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拓展产业战略布局，使公司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形成良性互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据悉，县域贰号基金投资项目为四川九洲防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洲防控”）的股份。九洲防控前身为九洲集团探测事业部，九洲防控依托现有的军用、军贸市场渠道拓展业务，包括低空超低空探测雷达、低空近程防御系统、反小微无人机系统等一系列涉军业务；针对低空安全行业，通过保持技术领先、实现市场占位谋求发展，包括在机场、监狱、危险品存放、电站、港口、军事/行政要地等领域建立样板点，推动创建行业标准等。主要产品包括Ku波段、L波段系列雷达产品和防控系统。九洲防控2019年度营业收入8052.44万元，净利润977.62万元。 截至公告日，县域贰号基金已与九洲防控和其原股东九洲集团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书》，以现金方式认购九洲防控492.61万股，占九洲防控增资扩股后股本总额的11.42%，本次增资扩股认购金额为3000万元。本轮投资金额占县域贰号基金目前已认缴金额的41.67%。 县域叁号基金投资项目为四川九洲空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洲空管”）的股份。九洲空管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军民两用的空管装备及系统解决方案，取得国家二级保密资格单位、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等4项必备的军工许可资质，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四川省军民融合企业”等。在国内军航空管装备领域方面，九洲空管具有40余年的深厚军工积淀，空管二次雷达、机载防相撞系统、综合防撞系统等产品已形成广泛的装备应用，民航装备领域方面，ADS-B地面站在民航市场占有率位于第一。九洲空管2019年度营业收入6.16亿元，净利润4440.95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县域叁号基金已与九洲空管和其原股东四川九洲签署《增资扩股协议书》，以现金方式认购九洲空管1459.85万股，占九洲空管增资扩股后股本总额的8.145%，本次增资扩股认购金额为6000万元。本轮投资金额占县域叁号基金目前已认缴金额的83.33%。
从县域金融说起 我们有一个团队对西部地区县域金融服务持续关注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县域金融服务提供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县域的法人银行，现在主要是信用社，农商行或者农合行，村镇银行。第二类机构是其他大银行在县上的支行。 目前县域这些农合机构，属于县域法人机构，存贷比大部分都在60%、70%、80%，有的能超过100%，而对这些大行的县支行，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县支行，存贷比有的很高，有的超过100%，有的60%、80%，也有相当一部分30%、40%，也有不少存贷比10%，5%，甚至0%。0%是什么概念？就是没有贷款，只吸收存款，除过邮储，邮储还撇开不说。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领导对这些大行在县上的支行信贷比低于20%，10%，5%，很有意见，说你光在这我这吸收存放不发贷款，就找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想办法。 讨论的时候，有两种思路，一种认为我们应该尊重市场的选择，市场决定资金的流向，要尊重市场运行结果，市场自由选择我们听市场的。反对的人把第一种看法总结为市场的原教旨主义，提出不能听任市场，地方政府是有道理的，如果只在我这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贷款发放的力度太小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支持采取比较强的政府干预，甚至有人提出来你吸收100的存款，存贷比必须达到40%50%，想搞一种政府强制的比例。 当时我们团队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走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人为命令不可取，原教旨市场主义也是不可取。怎么办？ 县域金融服务的评估体系： 主要针对县域非法人机构 我们团队2010年设计了县域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估体系。评估三个方面：一是信贷投放（如存贷款市场份额、存贷比、不良率等），二是提供的金融服务（如自然人和企业客户覆盖率、银行网点数量、可统计的结算交易金融增长率、税收贡献、同业评价、监管部门评价、政府评价、客户满意度等等），三是当地的金融生态（如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企业亏损面、工业用电增长率、金融债务案件结案率和执行率、居民收入、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政府支持金融发展情况和政府支持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情况以及政府、金融机构对该县经济发展的预期等等），设计了45个指标。 这些指标里面有定量的指标，也有定性的指标。定量的指标比方说贷款增速，存款增速，余额存贷比，不良率等等。定性的指标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机构之间相互打分，给同行进行打分，给当地的金融生态打分。 评估的结果分四档，一档优秀，二档达标，三档需要提高，四档不合格。 这个评级体系到现在已经做了10年。评估总共追踪县域金融机构大概400家。分到D档，就是不合格类，每年一般不到10家。D档共性的一点是存贷比一般为5%，1%，0%。 存贷比低的原因： （1）有的所在县属于国定贫困县，无工业企业，贷款需求小。企业规模小，企业评级低，也达不到总行的信贷准入要求； （2）有的上级行没有给县支行公司类贷款授权； （3）有的上级行严禁对县上的酒吧、茶楼和娱乐场所放贷； （4）力量不够，有个县支行员工12人，其中3人属于合同派遣制； （5）有个县支行公司贷款全部为不良，农户贷款不良高，上级行停了县支行贷款业务，只收不贷； （6）县上没有担保体系等等。 当然，存贷比低，比如为5%并不必然是不合格。有些县，县域金融生态太差，这类机构的评估也会分到前三档。地方的同志要高度关注这点，当地的金融生态太差的话，钱是留不住，不光贷款不来，存款也可能走掉。这个不光是十年前发生，现在也在发生，县一级在发生，市一级也在发生，个别阶段在个别省也在发生。 尺度的把握： 一是评级的时候有弹性。把多少能够放到D档即不合格类不是没有弹性。如果强调市场自由、强调发挥市场作用，就可以把越来越少的放在D档去。如果强调政府干预，就可以把更多放到D档，更多放到C档。弹性取决于大环境。 二是也要避免极端。我们观察一个县，一个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存贷比50%，存款6个亿，贷款3个亿，存贷比50%。后来发生了很大的自然灾害，全国开始支援，救援资金，中央和省上资金大量朝这个县流动，这个县上几个月之内存款大量增加，虽然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贷款投放的力度比往年大，但是存贷比却还是从50%降到12%，因为援助资金流入形成大量存款。对这些指标要客观看待，不能太绝对。 第三，对这些资金从县域流出，流向地市、省会、外省，应该放在我们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待、来分析。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间，所有要素，不光是资金，可能包括劳动力，包括人口都要朝一些区域集中。需要研究的一点是，有些时候是不是由于资金从基层从县域跑出的太快，自然而然生长的城市化还并不需要那么大面积的那么快的集中，但是资金朝大城市房地产，朝大城市大项目快速集中，催快了城市化，资金太快从基层县域流出会不会人为拉动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而且这种城市化不符合城市客观成长规律、由于催熟而问题多多？这个我没有答案，只是一个观察。 第四，对地方政府而言，考核一个金融机构对地方的支持，不能只看给你投放了多少贷款。要看他投放贷款的力度，也要看他提供的金融服务，更要改善县域自己的生态环境。只有你这个生态环境好了，在你这个区域大家都讲诚信了，口碑好了，钱可能才能“流”进来，钱可能才能“留”下来。 上面这两点主要讲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对基层政府和基层管理部门面临的一个问题。县支行是非法人机构，下边就过渡到地方的法人机构。 县域法人金融机构 县域法人金融机构主要是农合机构，信用社、农商行、村镇银行等。 这两年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非常积极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设计中有的想把全省的信用社拉直，省上搞一个省级全牌照农商行，县上这些农商行信用社保持法人地位，但是省级农商行进行对其参股或者控股。有的省的方案，成立一个省级农商行，全省就这一个法人，各县上的联社、各县农商行变成省级农商行的县支行，即超级省级农商行模式。 搞成省级农商行之后，对县域支农支小，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力度肯定要减小。我们有案例，有几个地方全市行政辖区搞了统一法人的农商行，各县信用社变成其支行。根据这么多年的数据看，这些个农商行县支行的存贷比甚至低于当地国有银行县支行的存贷比。当然，统一法人之后，响应地方党委的能力大大增强，主要投向大城市大项目，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县域支农支小的力度。 我国现在不缺大银行，所以这次信用社改革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农村信用社，县级农商行法人地位的稳定。 西部地区中小银行风险化解的问题 根据央行上半年的评级，西部地区高风险中小银行的家数占西部地区中小银行家数比重要高于全国高风险中小银行占全国中小银行的比重，西部地区高风险中小银行的总资产占西部地区中小银行总资产的比重高于全国的比重，这两个都高于全国的比重4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也要重视中小银行的风险化解。强调五点： 一是集中有限的资源攻坚重点风险点。不能撒胡椒面。不能避重就轻，越捂盖子未来的危险越增大。 二是化解风险过程中，老股东必须承担责任，股权清零，老股东出局。 三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拿出真金白银，不能一味向中央要。 四是一定要完善公司治理。出险的商业银行风险处置过程中，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坏股东，坏股东掏空银行。这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外两百年之前发生，当时商业银行成为股东商业帝国的提款机。我们两百年之后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错误重新犯了之后，摔疼之后才纠正这个错误，还是我们吸取别人的教训，更好地避免这些错误。完善公司治理一定要把好准入关，把股东选好。 五是处置风险过程中地方政府要负起属地责任。有的地方政府认为他们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关联交易不知道、没法查，异地贷款什么情况也不掌握，什么数据都不掌握，地方政府有一些怨言，不是没有道理。处置金融风险，地方要负属地责任，各监管部门的监管的有效性也要不断地提高。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断言，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并称这个制度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长效率的制度。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县域经济的成功逐渐被社会所关注。自1991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和有些社会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靠前的县级行政区进行评价，百强县的概念从此流传开来。到了2020年，工信部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新一期《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根据报告，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0%的GDP。在100个中国县域经济的代表中，江苏、浙江、山东这三个省份可以用“霸榜”来形容，三个省份的百强县数量分别为25、18、15个，占据百强县多数席位，而多数中西部、东北地区的省份无缘县域百强。总体而言，百强县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县域的比较优势不论是国家还是地区，想要发展好当地的经济，发挥比较优势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环。中国县域经济，长久以来十分依赖两个因素：一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活跃程度，二是中观层面的产业集聚。这些都是县域经济的比较优势，下面作详细解析。1、经济活跃程度在县域经济中，经济活跃程度和产业集聚，都是由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所支撑的。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进行。到如今，不断的合并重组使得全国范围内几乎已经没有中小型的国有企业，而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由于体量巨大，很难以县城作为他们的总部，都已经搬到了更大层级的城市或都市圈中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县域经济的竞争，更多的是民营企业的竞争。这也是百强县中，江浙、山东等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原因，因为当地民营企业的优势被放大了。相比而言，北方、西部地区之前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支撑经济发展，国企改革后也没能有效培育起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良好氛围。另外，经济活跃程度还反映在县域之间的竞争上，这也是张五常教授的观点。具体而言，各个县通过比拼招商引资、土地利用、发展工业和制造业，既解决了地方就业问题，又带来经济增长。他认为，就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是承包关系，县级政府与域内企业也是承包关系。域内企业给县政府、县政府给上级政府都要“交租”，这个租，按照张五常的观点，就是增值税。企业给县政府交增值税，县政府大概留存四分之一，剩下的要交给上级政府。这种“承包制”极大地激发了县政府的竞争欲望，客观上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各地之间在竞争中的“多赢”。在当时，包括压低当地资产价格（地价）、给企业补贴、极具县域特色的快速行政审批等政策吸引了众多企业，都带来了经济活力。2、产业集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似乎大众都不太关注产业集聚的概念。而实际上，这种集聚很可能是中国经济持续向上的决定性因素。集聚经济，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加成”：（1）劳动力市场共享；（2）中间投入品共享（即水平分工）；（3）知识和创意溢出。区域经济学将这三种效应称为专业化经济（或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因为这种集聚经济是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马歇尔最早总结出来的），因为这三种效应都是来自于同一种产业内部的集聚。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外贸领域快速扩张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因为海运的成本更低，更靠近港口的一部分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比中西部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的发达河道可以容纳那些停在海港的巨型轮船（实际上对于万吨巨轮来说，南京及其下游的长江，与大海并没有什么区别），沿岸的城市就可以凭借低运输成本获得贸易发展优势。在此背景下，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和宁波等城市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而这些城市周边的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形成了较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产业链集群，从而带来了规模和效率的双重改进。在江苏和浙江这两个省的经济强县中，到处可见这样的街道：一整条街上所有的企业都在生产同一种灯泡，而隔壁的另一条街则都在生产与这种灯泡配套的灯罩。这种极致的产业集聚和纵向分工是很难在全国甚至全球其他地区看到的。县域经济的瓶颈活跃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和分工协同，使得县域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但从长期看，县域经济能否继续发挥快速引擎的作用，还存在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以下三个瓶颈。1、公地悲剧县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这里，我们不讨论县政府是否可以完全当成公司那样进行互相间的竞争，而是单纯看这种竞争是否会带来所谓的“市场失灵”？县域竞争促使各个县市发展出各自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形成了从生产到消费、从农业到工业、服务业同时发展的全面经济。但想要在县域之间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又必须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重点发展优势和特色产业。这种矛盾使得县域经济发展陷入纠结之中。另外，各个县之间恶性竞争、区域基础设施缺乏协调，经济资源难以配置，又互相设置行政壁垒造成市场分割，都对总体经济效率形成掣肘，反过来侵蚀每个县的发展空间。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公地悲剧”。2、集聚经济受限集聚经济，除了上文提到的专业化经济以外，还有一项重要效应，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经济（或称雅各布斯外部性，因为这种效应是美国城市学家雅各布斯最早发现的）。这种效应源自于两个方面：城市规模和产业的多样化。这两个方面很难在一个典型的县域经济中出现。首先是当地的经济规模可能不大，无法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需求，没有这些需求，金融、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很难得到发展，同时产业集聚意味着产业高度专业化，多样化不足。同时，科技研发、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关键技术协同攻关等方面，存在难以跨过省、市、县等级行政边界的问题，长此以往就造成了科技创新不足，进而造成发展后劲不足。3、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从百强县的发展情况看，绝大多数百强县的发展依然依靠工业和投资，根据赛迪顾问的数据，百强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及增速都远超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发达省份。这一方面是由于路径依赖，当前这些地区依然能够依靠工业集聚获得区域间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要未雨绸缪，避免出现美国底特律等城市那样的局面，事实上，昆山等地区的制造业集聚由于人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其优势已经逐渐被侵蚀，引人担忧。县域经济的前途同时面临比较优势和发展瓶颈，县域经济的前途如何？可以说，若不转型，比较优势可能受限制，同时瓶颈可能被放大。问题是该如何转型？1、都市圈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困境在城市化和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中的劳动力、资金等资源会持续被城市地区吸引而离开当地。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百强县的人口增长开始放缓，个别县市已经沦为人口流出地。人走了，县域经济赖以生存的经济活跃度有可能会下降，产业集聚效应也可能会被削弱。人走了，还有补救措施。此时，就更需要县域经济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挖掘新动能。而且，县域经济本应比城市更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也更应该与当地的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我们看到，当前浙江的一些县市正在积极利用互联网、电商等新技术和新业态重新发展特色产业，例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互联网化、东阳市的横店影视旅游一体化等。然而，这种转型，艰辛难免。2、县域经济的抉择面临“公地悲剧”和“集聚经济受限”这两大瓶颈，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的发展似乎是唯一的办法。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县似乎都有变成县级市的动力，因为这意味着行政权力更高、获得的政策更多，但也有不少县不愿意改变，背后是对财政不独立、资源配置权力减少的担忧。上个世纪90年代，县域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一波撤县设市潮。截至1998年底，中国县级市数量达437个，其中近350个为县改市。近年来，这种潮流有所减弱，但并未停止，2009年-2019年，全国共141个县被撤销，同期增加110个市辖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县域经济面临更多的“身份纠结”：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对服务业的需求将持续扩张，这种工业向服务业的过渡便是城市化的过程，当县域的进一步发展将使得自身摇身变成城市，重点发展服务业，此时便再无所谓“县域经济”；而想要维持县域经济原来的那些活力和竞争力，就必须坚守工业制造业，但这一方面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普遍规律相悖，又可能因为新的竞争者的出现而走向没落。对于未来，上述困境将继续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到底该坚守县域经济的优势，还是向城市靠拢？这个问题将会一直拷问着中国的每个县。
首家国有大行发起设立的投资管理行正式开业。 8月18日，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银富登”）在河北雄安正式开业，注册资本10亿元。作为国内首批试点设立的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中银富登由中国银行出资9亿元，持股比例90%；新加坡淡马锡下属的富登金控出资1亿元，持股比例为10%。 据了解，投资管理行将在原有村镇银行业务基础上，投资设立和收购村镇银行，并向村镇银行提供代理支付清算、政策咨询、金融科技、产品研发、运营支持、培训等中后台服务。 立足县域 2018年，原银监会在《关于开展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和“多县一行”制村镇银行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具备一定条件的商业银行，可新设或选择一家已设立的村镇银行当作村镇银行的投资管理行，由其受让主发起银行原来持有的全部村镇银行股权，对所投资的村镇银行履行主发起人责任。 当时，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投资管理行模式是对现行村镇银行投资管理模式的进一步完善。 此后，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探讨投资管理行模式，引导旗下村镇银行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去年9月，由常熟农商银行控股的全国首家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兴福村镇银行在海南省海口市正式开业。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设立法人机构125家，在乡镇设立支行网点173家，在行政村设立助农服务站278家，形成了覆盖全国22个省（市）县域、农村的金融服务网络。在地区分布上，中西部地区占比65%，列入全国“485个贫困县”统计的共计15家。 中银富登董事长王晓明对媒体表示，未来3年，中银富登规模将达到150家，约占全国村镇银行总数的10%。 对于投资管理行“投哪里、管什么”的问题，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曾指出，“投”，重点是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以及参与问题村镇银行处置；“管”，主要是管流动性支持与风险防控，管系统支持与代理清算，管产品研发与人才培训等，目标是构建“小法人、大平台”的专业化中后台服务机制。 王晓明介绍称，中银富登始终坚守“扎根县域，支农支小”业务定位，只做存、贷、汇等基本业务，从源头上规避了偏离主业、脱实向虚等行为。目前，中银富登贷存比约为100%，反映出中银富登真正做到了立足县域，将当地资金投放当地，没有做农村地区资金的“抽水机”。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中银富登存款客户数近270万户、贷款客户数超22万户，存款余额超480亿元，贷款余额超500亿元，户均贷款约为22.8万元。其中，涉农及小微贷款占全部贷款的90%以上，农户贷款占全部贷款的45%。自成立以来，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500亿元，共为超40万客户提供了贷款服务。 两方面把控不良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叠加疫情影响，我国实体经济遇到较大冲击，一些潜在隐患依然较大，包括存量风险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等。 而作为普惠客群，县域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三农”客户是实现县域经济繁荣、充分就业以及脱贫攻坚的主要力量，但在此次疫情中首当其冲，受影响最大。 王晓明认为，要解决农村中小银行不良问题，需要把握两个关键。一是定位要坚持，不能跑偏；二是防范道德风险，其中既包括外部客户的欺诈风险，同时也包括内部员工在县域市场中缺乏自控力或因没有制度把控而出现的潜在风险。 从资产质量来看，中银富登资产质量保持稳定。截至2020年6月末，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6%，关注类贷款占比为1.19%，拨备覆盖率221.83%。 王晓明表示，下一步，中银富登将通过自设和并购方式进一步扩大机构覆盖面，同时将现有网点向乡镇进一步延伸和辐射；同时，在当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县域稳步发展等大背景下，集合实际、抢抓机遇，完善、优化各项金融产品供给，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此外，将坚持科技创新，加大金融科技投入，积极探索村镇银行业务数字化升级，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和客户融资费用，解决县域普惠客群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