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沧州2月3日综合报道 据河北《沧州日报》消息，2月2日，政协沧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张新华、杨双桥、李桂敏同志当选政协沧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陈宽同志当选政协沧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秘书长。 张新华简历 张新华，男，汉族，1965年2月生，黄骅人，1988年5月入党，1984年9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 1982.08-1984.09 沧州农校农学专业学习 1984.09-1988.05 黄骅县农林局技术员 1988.05-1990.05 黄骅市（县）农林局副站长 1990.05-1991.12 黄骅市农林局站长 （1987.07-1990.07河北农业大学函授农学作物专业学习） 1991.12-1996.05 黄骅市农林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1996.05-1998.12 黄骅市畜牧局党组书记、局长 1998.12-1999.01 黄骅市常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1999.01-2002.07 黄骅市常郭镇党委书记 2002.07-2005.07 黄骅市委常委（援疆，轮台县委副书记） 2005.07-2007.07 黄骅市委常委、副市长 2007.07-2009.07 孟村县委常委、副县长（分工政府常务工作） 2009.07-2010.03 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市重点项目办主任（正处） 2010.03-2011.08 市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重点项目办主任（正处） 2011.08-2012.02 吴桥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 2012.02-2013.11 吴桥县委副书记、县长 2013.11-2014.01 任丘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 （2011.02-2014.01 河北金融学院函授会计学专业学习） 2014.01-2016.10 任丘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6.10-2016.12 任丘市委书记、市长 2016.12-2017.01 任丘市委书记 2017.01-2019.12 任丘市委书记兼任丘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2019.12-2020.06 任丘市委书记 2020.06-2021.01 任丘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 2021.01-2021.02 沧州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党组成员，任丘市委书记 2021.02- 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任丘市委书记
中国经济网福州2月3日综合报道 福建省政府网站近日发布一批干部任免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省政府研究决定： 任命李妙君为福建省司法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郑海生为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第七届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 任命王建生为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许守尧兼任福建省电影局局长； 任命陈起东为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任命张春秋为福建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 任命翁坤明为福建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 任命陈福民为福建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任命戴清泉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任命周锦来为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免去其福建省自然资源厅总规划师职务； 任命洪榕为福建省自然资源厅总规划师（试用期一年）； 任命黄海峡为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陈伟平为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馆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刘燕贞为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副总经理（试用期一年）； 任命林义良为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免去其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张远兼任福建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任命周瑞祥为莆田学院院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游向阳为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任命林岿然为福建省创新研究院院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潘绣文、张云峰为福建省创新研究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陈宜国的福建省水利厅副厅长职务，退休； 免去黄立峰的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职务； 免去陈子舟的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职务； 免去李静的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职务，退休； 免去薛依强的福建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职务，退休； 免去宋志强兼任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免去陈起东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免去陈育煌的福建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职务； 免去陈福民的福建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职务； 免去张远的福建广电网络(行情600831,诊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免去宋建晓的莆田学院院长职务； 免去周瑞祥的福建医科大学副校长职务； 免去林岿然的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职务。
中国经济网秦皇岛2月3日综合报道 据河北《秦皇岛日报》消息，2月2日，政协秦皇岛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闫五一当选为政协秦皇岛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席，王强、刘瑞玲当选为政协秦皇岛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主席，金瑞钢当选为政协秦皇岛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秘书长。 闫五一简历 闫五一，男，汉族，1964年8月生，陕西蒲城人，1987年11月入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法律硕士。 1984.09-1988.07 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 1988.07-1991.09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科员 1991.09-1991.11 河北省人检察院副主任科员 1991.11-1994.03 河北省委政法委综治处副主任科员 1994.03-1997.03 河北省委政法委综治处、办公室主任科员（其间：1995.06-1996.06在东光县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队工作） 1997.03-1997.10 河北省委政法委办公室助理调研员 1997.10-2000.04 河北省委政法委案件协调督办处副处长 2000.04-2005.10 河北省委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教育处处长（其间：2001.03-2004.01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硕士，2004.11-2005.01在省委党校2004年第三期县处级培训班学习） 2005.10-2006.09 昌黎县委副书记（挂职），省委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教育处处长 2006.09-2007.02 河北省委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教育处处长 2007.02-2015.01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2015.01-2015.06 秦皇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2015.06-2019.12 秦皇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9.12-2021.01 秦皇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一级巡视员 2021.01-2021.02 秦皇岛市政协党组书记 2021.02- 秦皇岛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中国经济网长春2月3日综合报道 吉林省政府网站近日发布一批干部任免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省政府2021年1月29日决定， 任命梁向东为省司法厅副厅长。 任命于源水为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副厅长。 任命刘磊为省公安厅副厅长。 任命： 张鹏军为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省高速公路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局长（总队长）。 免去： 李弼枢的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1年1月29日
2020年工作总结 2020年，中国主要面临三方面的严峻形势。一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一季度中国经济基本停摆，湖北最为严重，其他地方也基本陷入暂停。一季度中国经济负增长6.8%，这是有GDP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点。二是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过去大家认为全球经济将会是同1929-1933年大萧条那样的衰退。但目前看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三是美国的打压持续升级。2018、2019年美国主要通过关税手段打压中国。但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持续升级，包括制裁企业、关闭领事馆、限制人文教育交流等，中美关系遭遇两国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外交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用三句话总结了2020年的成就：“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虽然面临三重风险和挑战，但中国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一，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可以实现2%以上的增长。第二，“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除了“两个翻番”外，还有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大攻坚战”。我们全面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彻底根除了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难以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第三，科技进步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重要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提到，2020年中央深改委部署的50个重点改革任务和其他75个改革任务基本完成。第四，民生得到有效保障，就业目标超额完成，居民收入增长预计超过2%，与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同步。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果。总的来看，决胜全面小康胜利在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如何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认为，应该依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25项主要指标。其中，如果今年增长2.2%，“十三五”平均下来可能年均达不到6.5%的规划目标，与之相关联的研发投入占比、能源消耗强度等指标的完成，可能也都有一定的难度，但全国人民都会理解。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有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除了上述指标，其他指标都能顺利完成。总体上看，25个指标基本完成，165项重大工程项目也基本落地。 关于五个规律性的认识。 我理解：一是领袖的作用。在危难时刻，领袖、党中央的权威是全国人民能够迎难而上、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的根本依靠。这方面，中美对比最为典型，如果防控不住疫情，经济发展都是空谈。我国防控疫情当中很多重大的决策都体现了领袖在国家发展，特别是在危难时刻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价值观和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而非把经济增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党中央决策的根本价值理念。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作出的决策是最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三是制度。我们为什么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除了领袖、价值理念外，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这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这是民众长期形成的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相信党和国家不会做危害人民的事情，所以党中央的号召，老百姓都会配合去做。 四是科学决策。疫情突如其来时，先暂停，待疫情得到一定程度控制时开始推动复工复产，再过一个阶段推动复商复市，接下来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再到两会时出台一揽子的政策等。党中央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动态性地做出科学决策。 五是科技。科技的自立自强是中国能够保持大局稳定的一个根本支撑。早期中国的核酸检测能力不行，就马上进行攻关。中国还提早开始研制疫苗。这些都体现出科技的自立自强，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根本支撑。 关于2021年形势的判断 总体来看，2021年稳增长的压力不大。因为2020年的增速只有2%左右，基数比较低。但今年面临的困难也不少，比如财政、金融方面去年出台了很多史无前例的政策，一些方面的潜在问题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 2021年总体上还属于疫情冲击的修复期。从增长速度来看，即使超过6%，高于2019年的增速水平，就说明中国已经完全走出疫情了么？我觉得不是。疫情对生产力的破坏虽然不大，但对消费力、就业质量和投资信心的影响是巨大的，不是一年就能恢复过来的。此外，疫情本身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对今年形势的判断，不能仅看今年经济增速超过去年就认为形势较好。我们应该乐观，但是不能盲目乐观。 从国际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今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今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很难实现正增长，能控制住疫情、不让经济继续下滑就已经很难得了。另外，去年以来全球货币放水、负利率等，都会带来一些冲击。 从国内来看，疫情反复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比如最近河北、黑龙江等地区一季度经济增长都比较困难，也可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一些影响。中国还存在不少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去年采取这么大力度，宏观杠杆率有所攀升，这会对下一步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虽然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也要注意不能再出现“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21年的宏观政策 一、宏观政策总体方向 在宏观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提法。第一，指导思想中增加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新”展开。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究班上，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并进一步阐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问题。第二，提出“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现在疫情反复的特殊时期，中央强调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一定会有数量要求。此外，报告中也强调要“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年”，这是今年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性要求。 宏观政策的总体要求是“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其中“可持续性”是第一次提出，有深刻含义。连续性、稳定性是要求和过去保持一致，不做太大改变。但去年政策的规模和力度，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讲，还是会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但力度要减小。 “精准有效”“不急转弯”的要求也和持续性密切相关。首先肯定要“转弯”，否则，不可持续，但不能太急，不能转得太大，不能影响经济恢复。现在地方最关心的政策转弯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2020年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扩大财政赤字1万亿，地方政府的日子才能过下去；如果2021年这些政策被取消，中央直达县市的财政支持没有了，地方政府的日子怎么过？所以强调转弯不能太急。其次，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和状况，把握好政策的时序、力度和效果，尽可能让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加精准有效，减少负面效果。要用好宝贵的时间窗口，是指在稳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要集中力量去推进改革创新，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今年将是一些重大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 二、财政政策导向 财政政策强调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强度其实暗含对财政赤字率的考虑。2020年我们将财政赤字率大幅度扩大到3.6%，今年肯定会有所回缩。 财政支出的重点是科技创新、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其中“调节收入分配”是新加入的，主要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在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在“十四五”规划以及有关年度工作中落实。共同富裕虽然在短期内不能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但需要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主动作为，久久为功。在构建新格局的过程中，收入分配问题虽然不是最核心的，但肯定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收入分配关系处理不好，新发展格局很难实现。 三、货币政策导向 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一是要保持货币供应量M2、社会融资规模同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去年M2和社融大大快于经济增长，所以今年肯定要收一些。二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去年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今年不能大幅提升。三要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风险的关系，不能用扩大风险的办法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银行端特别是中小银行，要多渠道补充资本金。货币政策要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四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目前出口状况较好，因为只有中国疫情控制的最好，但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出口企业是难以赚钱的。所以要保持汇率稳定，这个难度较大，但十分重要。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宏观政策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在和财政、货币政策并列的地位上，强调构建新格局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构建发展新格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什么关系？这涉及到对供需两方面的判断。2016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因为供给侧的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如果不加以解决，PPI持续下滑，企业就会失去信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那么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否意味着主要矛盾转移到需求侧了呢？也不能这样认为。需求侧管理强调的是宏观政策，与供给侧改革不是一回事。构建新发展格局，主要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打通堵点”，所以重点是“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改革。刘鹤副总理的解读文章中也提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改革是做不到的。 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新发展格局不等于“双循环”，社会上用“双循环”来替代新发展格局，这是不准确的。“双循环”只是其中一个定语，新发展格局才是落脚点。第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是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第三，新发展格局要贯通循环中的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扩大内需，但不是单纯地转为扩大内需。要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发展、金融等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循环不畅的问题。 如，就“双循环”而言，从进口来看，按照42个行业的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所有行业的中间投入中都必须有进口产品才能保持100%的生产。不同行业中间投入的进口品，即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占中间投入的比例不同，最高的是石油加工，占38.9%，通信设备和电子设备占32.46%。从42个行业的中间投入看，没有一个行业是纯粹内循环的，都是双循环的。从出口来看，42个行业中，只有水、燃气、房地产、技术服务、教育等5个行业的出口为零，是完全内循环，其他行业都有出口，所以绝大多数行业本来就是“双循环”的。 2021年的工作重点 今年的工作部署有六个特点。第一是落实“十四五”规划；第二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三是纲举目张，以小见大；第四是任务更明确，举措更可操作；第五是符合实际，着力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第六是长远问题要从现在开始做。 第一，落实“十四五”规划。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前四个任务，如，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扩大内需、改革，这些与“十四五”规划建议确定的任务基本一致。后面四个任务，种子和耕地问题、反垄断问题、大城市住房问题、碳达峰碳中和问题，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虽然做了部署，但没有具体展开。中央经济工作会对此进行了具体化。当然，除了上述8个任务，“十四五”规划建议确定的其他任务也是今年经济工作需要落实的， “十四五”建议是中长期的规划，包括了今后五年每一年的任务。 第二，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统领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首先，在总体要求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在了重要位置，强调“三新”，即新阶段、新理论、新思路。其次，三大宏观政策中专门增加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三，三大任务中均强调了与新发展格局的关系。比如产业链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国内市场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第四，八个重点任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围绕新发展格局展开的，比如科技创新、产业链、种子、碳达峰等任务，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讲怎么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住房，是从需求角度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和反垄断，是从体制机制上讲如何构建新格局。 第三，纲举目张，以小见大。在中国这么多复杂的改革发展任务中，年度工作要抓重点，带动全局。比如农业始终是基础，是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但要抓重点，今年的重点抓两点，一个是种子问题，一个是耕地问题。耕地问题还属于原则性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种子问题。这也和五中全会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精神一脉相承。总的来讲，我国的农产品供给是安全的、是有保障的，其中口粮和粮食都是有保障的。但种子的保障程度要远低于农产品和粮食甚至口粮，自主能力差。 对于市场不规范、市场秩序乱的问题，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反垄断。它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关系到共同富裕。分配问题跟产权，特别是要素产权密切相关。如果资本无序扩张，资本分配到的肯定更多。事实上，谁控制最稀缺要素的能力越强，谁得到的分配越多，而其他要素所有者分配的就会少一些。所以要处理好资本分配和劳动分配以及与其他要素分配的关系问题。 房地产问题到底应该抓什么？是管制房价、约谈，还是什么？这次抓到了本质。中国的住房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超大型城市住宅供不应求。这里的大城市主要是指北上广深，再加上几个二线城市。这些城市房价太高，而且不只是住房贵，租房也贵。原因在于，房子确实是不够用的。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的关键在于“租购并举”，把租放在前面。未来这些大城市的房子肯定是以租为主，要大量建设租赁住房。 第四，任务更明确，举措更有操作性。要根据“十四五”规划精神，进一步提出更具体、直接可以落地的政策。比如，加速城市更新，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国企改革也提出实施好三年行动计划。 第五，符合实际，解决突出问题。目前社会上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一个是住房，一个是垄断。解决住房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这些特大城市的住房短缺问题，以租为主。我们有三亿多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要保障他们的住房权益，否则供应链、产业链、高技能员工等都很难实现。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高度重视住房问题，提出了“以租为主”的基本思路。 关于反垄断问题，这是我们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并不是仅仅针对民营企业或民营资本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平台垄断，不要将其过度解读为针对全体民营企业。要出台一些法律法规来认定平台企业垄断的标准。总的来讲，这项任务的提出是非常必要的，是针对现实问题和社会反映的强烈问题提出来的。 第六，长远问题要从现在开始做。这次专门讲到的碳达峰、碳中和，这分别是2030年、2060年的目标，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强调这项任务，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贯的 重要思想，就是长远问题，必须从现在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这样，才能久久为功，最终完成。
根据这些年做研究、做投资与各行各业企业家的切磋交流的经验，我发现大部分企业遇到的创新与转型难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个特定阶段的经济背景的重大变化，跳不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商业模式。 通过对几百家创新和转型企业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创新的方向突破还是成功的转型方法，都不是从管理上“练内功”，而是必须以发现或创造新需求为前提。在走过快速工业化阶段之后，新需求方向不再是重复满足基本物质需要，而是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精神需要：农产品不仅要满足温饱的生理需要，还要满足绿色、环保等精神需要；在传统消费品领域，消费品要具有高质量的物质价值，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品牌故事还要为消费者带来社交满足感，以及美感和时尚感；对于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消费品来说，通常消费者购买的80%以上都是软件的价值，硬件价值则不足20%……这些制造业中的研发、设计、品牌等“软价值”的创造，与知识、信息、文化娱乐、高端服务业的软价值创造遵循着同样的规律，而与其物质部分的价值创造规律则完全不同。 事实上，很多传统农业、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转型难题，本质原因都在于盯着饱和的老需求，在不断萎缩的老市场里进行竞争，结果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从财富创造的本质来看，所谓“农业”，就是利用动物和植物的繁殖和生长规律来创造财富；所谓“工业”，主要是在对物质运动规律的认知基础上，用各种物理、化学方法加工自然资源。如今，无论是农产品还是工业产品，其中越来越多的价值都是“研发、设计、创意、品牌、流量、体验”等软价值，在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高端服务业等软产业中，其价值主体更是软价值——用创造性思维的非物质价值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一个产品或服务中所包含的研发、设计、创意、品牌、流量、体验等非物质价值。 那么，新时期“软价值创造新需求”的理论如何在新经济企业和转型企业中付诸实施，进而收获丰硕成果呢？ 第一，所有的研发投入都是风险投资，如何提高研发创意的有效性来创造新需求？与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物质财富创造不同，软价值创造过程中研发创意的大部分投入注定都是无效投入，这也是让很多企业家无法接受，从而不能下决心从“硬价值制造”转向“软价值创造”的主要原因。如果所有的研发投入都是风险投资，那么创新和转型的问题首先就是怎么愉快地接受研发创意的无效投入，并找到提高有效投入的方法。其实，在软价值制造、信息、知识、文化娱乐、高端服务等不同产业，提高“有效研创”的原理既有差异，也有很多共同规律，只要研发创意的有效性提高了，新需求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第二，所有的销售问题都是流量转换，如何通过经营流量创造新需求？对老产品而言，所有的营销都是流量转换。人们选择在大街上开店，就是要转换大街上的人流；选择在机场或购物中心开店，就是要转换机场或购物中心的流量；选择到商超陈列商品，就是要转换商超的流量；选择到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就是要转换央视的观众流量；选择到互联网做广告、做电商或做直播，就是要转换互联网的流量。对新产品而言，它们既要找到流量入口，还要提高流量转换效率。如果不能创造相应的认知群体，新需求就是零。与传统产业用来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质产品的市场相对稳定不同，软价值产品其实都是可选消费，对应着可有可无的精神需要。换句话说，如果有了需要这个产品的消费者群体，那也是企业创造了这个产品的“认知群体”。因此不能把软价值的“认知群体创造”等同于传统物质产品的营销。那么，就“认知群体创造”和“流量转换”而言，软价值制造业产品、知识产品、信息产品、文化娱乐产品、高端服务产品各自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呢？ 第三，每一次购买其实都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如何创新生活方式，提升体验，创造新需求？有人认为喝可口可乐、喝咖啡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喝豆浆、吃油条也一样。如果所有的购买行为背后都对应着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体验就无比重要。如何改善客户体验，适应或创新引领生活方式，让新的体验价值创造新需求呢？比如，传统零售业的体验价值主要在于商品的可获得性、价格和质量，而新零售业的“体验价值”除了这些，还包括快捷送货、便利选择、可点评、可互动、有社交功能等；又如，在知识产业，一个权威人物对一本书或一幅画的点评、推荐和解读，并不是仅仅让消费者了解这本书或这幅画，点评、推荐和解读本身就是读者的消费对象，有时候这种点评、推荐和解读的消费体验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了原来作品的价值。正因为如此，按照软价值创造方程V = （其中，V为软价值，C为产品有效投入因子，N为传播群体广度，m为软价值乘数），m在软价值创造中处于指数位置，其影响自然是指数级别的。那么如何创造不同的体验价值，进而创造新需求呢？ 第四，兑现价值的道路不止一条，如何创新商业模式，进而创造新需求？传统农业、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都是靠直接出售产品或服务来获取收益的，而软价值的实现路径通常是弯曲的。除了服务费、会员费、专利费这些多元价值实现方法，无论是“硬件引流，靠软件和内容赚钱”，“先有公众价值，后有赢利模式”，还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向狗收费”，这类出其不意的方式在软价值制造业、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信息产业都是可能不断推陈出新的。所谓商业模式创新，都离不开价值实现路径的创新。那么，如何通过弯曲的软价值实现路径来创新商业模式，进而创造新需求呢？ 第五，以“软价值创造新需求”为核心的组织变革。“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方面，实践探索总是走在理论前面；另一方面，好的实践探索也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才能在社会上大范围推广。在软价值原理提出前，很多先进企业早就从实践中发现了软价值创造与管理的新方法。比如，华为公司20年前就从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引进了可以极大提高“有效研创”的IPD（集成产品研发）战略；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先生多年前提出了与软价值原理高度吻合的“人单合一”“创客模式”等量子管理组织模式；产生于英特尔、1999年在谷歌全面落地的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很快在硅谷流行开来，2015年以来风靡全球和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所有这些先进的管理方法，其背后都具备同样的原理和逻辑：软价值的源泉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因此，围绕管理创造性思维的软价值创造方法所需要的不再是普通的管理提升，而是彻底的人才、组织和激励机制的变革。一旦企业家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就一定能引起更系统、更深刻、更广泛的创新和转型思考，并引出更有价值的实践探索！ 2020年是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殊年份。展望未来10年、20年，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仍将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的“软价值创造新需求”方法既是新时期企业创新与转型的利器，也是引领中国经济走出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困境的“新需求经济学”。 从结构上看，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总体上是比较普惠的增长，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不同层次的企业都搭上了中国经济这辆高速列车，而下一个40年的增长，恐怕是更不平衡的增长。只有那些掌握“软价值创造新需求”原理和方法的企业，才能搭上未来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快车。 （作者滕泰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摘自2021年2月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创造新需求：软价值引领企业创新与中国经济转型》一书序言部分。）
近日，美欧的贸易争端再次升级。 美国宣布从1月12日起对法德的飞机零部件等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美欧这场始于2004年的航空补贴争端尚未看到停战的迹象，双方关于数字税的争端也在重燃战火。 这不禁让人发问，在各国为应对新冠肺炎及经济衰退而自顾不暇时，究竟是什么让美欧两大经济体衣带渐宽终不悔，相互折磨到白头？ “数字税”的前世今生 数字税，又称数字服务税，是围绕数字经济产生的一类税收。与航空补贴并列，数字税是美欧贸易摩擦的另一个重要导火索。 数字税最早被提出是为了缓解互联网跨国公司对非注册地国家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即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全球总体税负，利用各国税制差异和监管漏洞，通过企业职能拆分、资产内部转移定价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从而造成区域税收分配不均矛盾。 以多数跨国公司曾经经常采用的“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避税结构为例： 总部位于A国的G公司在爱尔兰分别设置离岸公司E和实际经营公司B，通过签订成本分摊协议，将总部之外区域的业务收入和无形资产使用销售权转移至B公司，再借助位于荷兰的通道公司C将大部分收入由B公司转移至实际注册地位于低税区的E公司。 简单说来，就是高税国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低价；低税国企业向其高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高价。 如此一来，跨国公司利润就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逃避了大部分纳税义务，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减轻其税负的目的，而为该公司提供大部分利润的国家反而不能享受到应有的税收红利。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雅虎等公司过去都曾采用了这种做法。 然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这显然是一种薅羊毛行为。税基被侵蚀的各国纷纷抗议，并开始了反对BEPS的行动。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立法提案，拟调整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增税规则，认为一些在多国从事经营并取得巨额利润的跨国公司并未给当地带来相应的税收贡献。例如谷歌这种跨国巨头，其海外市场营收超过50%，在采用“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情况下，平均税率仅为2%左右。 作为数字税的坚定拥趸，法国声称互联网跨国企业的此种避税行为不仅使当地政府蒙受损失，还损害了公平竞争原则，并率先于2019年7月通过了数字税法案，宣布对“数字服务”领域相关企业征收3%的数字税。此举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2019年12月，美国对法国单方面发起“301调查”，实施关税报复，迫于压力，法国宣布暂缓数字税征收至2020年年底。2020年1月，美欧各方同意在OECD支持下就数字税问题进行更广泛谈判，参与国家达137个。 随着欧盟对数字税征收立场逐步统一，2020年6月，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OECD谈判，并威胁将最早于2021年1月对态度强硬的数字税推动者——法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 时至今日，这场持续近3年的“数字税”之争仍未落下帷幕。正如我们看到的结果，美欧在此问题上都展现了高度重视且强硬的态度，但双方并未真正放弃谈判，欧盟方面仍希望双方在多边框架内达成一致协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不久前表示了希望与美国重新谈判的意愿，并寄希望于拜登新政府。尽管美国频频退群，几次出手阻挠欧盟数字税实施进程，但显然也不愿放弃在该领域的规则主导权和直接利益。 数字税：一把重新分蛋糕的利刃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不完全市场下，信息不对称是交易双方利益失衡的主要原因，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也相应付出了一定的“信息租金”，因此，双方对信息成本的投入差异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拥有海量数据(行情603138,诊股)和巨大用户流量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将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行了无限制的扩大。依靠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互联网巨头获取信息的边际“信息租金”只会越来越低。不仅如此，互联网科技巨头还凭借着这一信息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形式将业务渗透到各个领域。2019年，全球市值前五大公司中，有四家为美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 如果说过去十年，跨国互联网巨头以社群生态为圈，以爆炸式数据体验为饵，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薅着世界各国互联网用户的羊毛，那么如今，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线上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凸显，越来越多陷入财务困扰的电子羊群主人已回过神来，开始正视其手中的这一宝贵资产，试图重新掌握对羊毛利润分割的话语权与主动权。 2021年1月1日，肯尼亚政府颁布的《2020年数字服务税收条例草案》（Digital Services Tax Regulations， 2020）正式生效，条例规定，对数字服务征收占总交易价值1.5%的税费，不遵守规则者将被限制进入肯尼亚市场。早在此之前，英国、意大利、南非、印度等国家就已设立数字税，并将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等大型跨国互联网巨头纳入征税名单。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这一行列，据人民网(行情603000,诊股)报道，2020年以来，全球已经有30多个国家相继宣布对跨国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税，随着更多国家将数字税提上日程，这一队伍将继续扩容。 国际数字税征收方案比较及问题 从征税依据看，2020年《OECD/G20关于实现包容性数字税框架的“双支柱”路径的声明》显示，在以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为基本形态的数字经济下，用户数据是价值创造的基础，无论该数字平台在用户所在国有无实体，用户所在国均有权利向其征税。 也就是说，在该框架协议下，服务哪国的用户，用了哪国用户的数据，该国家就有“数字税征收权”。由此，在某种意义上，数字税的产生基于人们对于数字资产的再认识以及价值的再评估。从具体实践看，数字税征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目前，对于数字税的纳税主体、应税业务范围、税率，国际上各方经济主体并未达成共识，而是纷纷采取单方面措施，这给本就概念不明晰的数字税又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以下为部分国家数字税的征收方案： 总体来看，各国数字税征收税率从2%-14%不等，征税对象主要为数字服务供应商，征税业务基本涵盖了广告、电子商务、用户数据销售等方面。然而，从各国的税收实践看，各国数字税税基仍然较为笼统模糊，对数字税的理解及征收目的仍有较大不同。 首先，如何就细分业务进行界定和计算，各国并未有明确计量方法。印度、突尼斯、津巴布韦等国将跨国公司数字服务总收入作为税基进行征税；法国、肯尼亚、意大利的数字税征收范围则针对特定数字服务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肯尼亚并未将金融服务提供商纳入数字税征收对象中，这也意味着用户支付交易数据的价值并未被纳入征税范围。 除此之外，各国当前的税基设定似乎也并不能解决数字税成本转嫁问题。有研究报告认为，如果法国实施数字税，那么消费者将承受55%的数字税，平台商户将承受40%，而互联网企业本身仅需承担5%。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撰文称，数字税的税负分配与产品性质、市场格局、各方主体议价能力、市场控制能力等各类宏观、微观因素有关，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字税制度，需要结合市场竞争、税负公平、社会福利等多方面考量。 其次，数字税税种及性质仍然难以确定。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国家对数字服务征税，但除了上述所列国家明确提出全新的“数字税”之外，其他国家则将数字产品和服务纳入现有的税种范围进行征税。例如早在2015年，日本就已将电子图书音乐纳入进口服务消费税，韩国则将外国企业向本国用户提供的数字服务纳入增值税税种，新加坡2018年颁布的法案将外国数字服务纳入商品和服务税征收行列。由此可见，数字税目前并不能被称作一种独立的税种。 最后，数字税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依然模棱两可。数字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下，数据的跨国流动已经成为趋势潮流，基于“用户创造价值”的收税依据，拥有数据，就等于拥有财富，如果将公民数据作为一种公共财富进行征税，那财富主体是否均需要为此履行义务？ 从当前各国实践看，大部分国家所施行的数字税似乎需要加上一个“外国限定”的前缀，例如欧盟、英国、印度以及未明确提出数字税概念的亚太地区国家，其征税对象无一例外为非本国跨国科技巨头。以近年来频频强调“数字主权”的欧盟为例，其几年前就已提出要对科技巨头发起反垄断监管，并将数字税作为一种惩罚措施，同时，又积极出台多项法案来促进欧盟成员国内部数据的跨境流动。由此可见，数字税不仅仅是“数字”税，更是数字经济下地区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的体现。 马克思曾言，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在人类几千年的征税历史中，随着价值形态的变化，税收种类也在不断调整。数字税研究，是当前数字经济下市场秩序规则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全球数据跨境流动趋势下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必要举措。如何守好网络这片天地，任重而道远。 本文由公众号“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实习生文怡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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