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郭周明（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 李建军（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对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了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这个总体方案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要求而制定的。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总体方案》目标导向清晰，为我们昭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恢弘愿景，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2035年，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历史经验表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过去40余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自由贸易港是一种大幅减少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高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形式，对提升产业竞争力、扩大国际贸易、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极大推进作用。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大开局期，是中国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阶段的重要爬坡期，具有非常特殊的历史地位。在这新一个五年规划时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不仅是“以开放促改革”实践经验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战略选择。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必将对构建改革开放新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在学习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立足本土，符合中国国情。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也必须因地制宜，立足海南区位、资源、环境优势，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聚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不断增强海南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一是要推动旅游业提质升级。着力提升旅游消费品质，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加快构建以观光旅游为基础、休闲度假为重点、文体旅游和健康旅游为特色的旅游产业体系，大力提升旅游产品的核心吸引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擦亮“国际旅游岛”品牌，将海南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构建富有海南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高水平打造以海洋旅游、健康旅游、购物旅游、文体旅游、森林生态旅游等为重点的旅游产品。全省的旅游设施、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国际知名度、美誉度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旅游产业的特色、质量和效益要全面提升。 二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要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下大力气调优结构，重点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现代金融、现代物流、教育文体、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等产业，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显著提升国内外要素配置资源能力，打造总部经济基地，构建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三是要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海南优势特色领域，借力“智慧海南”建设，以高新技术推动油气化工、低碳制造、清洁能源优化升级，瞄准世界一流标准，建设好“五大平台”“三大科技城”，培育南繁育种、深海科技、航天科技等面向未来的高新技术产业，打造国际技术创新之岛。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海南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坚持突出特色、集约集聚、差异化发展原则，引导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向园区集聚，形成“南北两极带动、东西两翼加快发展、中部山区生态保育”格局。 同时，海南还要紧跟全球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创新产业发展新路径，全面扩大产业对内对外开放，深化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在种业、医疗、教育、旅游、电信、互联网、文化、金融、航空、海洋经济、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重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此外，还要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推动旅游及消费金融、绿色金融、贸易金融、医养金融、科技金融、航运金融等特色金融开放创新。根据自贸港内外人流、物流、资金流管理架构，建设服务于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账户体系。积极吸引国内外银行、证券和保险业金融机构在海南设立资产管理、风险管理、投资银行、直接投资等专业化子公司，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全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心，形成牌照齐全、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 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自由贸易港作为最高水平的开放形式，要在全方位、全领域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更大程度的自主权，立足海南产业和空间布局，构建立体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全域开放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支持海南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 一是主动适应高规格经贸规则发展趋势。海南自由贸易港必须要不断主动地紧跟、把握与响应国际经贸规则的最新演变趋势，加强对国际经贸新规则发展新方向、新议题、新内容的研判，尤其是在当今全球经贸体系、相关规则不断重构的大背景下，要积极创造条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制度安排，并增强自身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使海南成为我国深度参与国际经贸体系规则完善的重要力量。 二是要形成全方位高效服务体系。自由贸易港要实现国内外货物、资金、人员等高度流动，必须具备全方位的高效服务体系。从国际经验看，世界典型自由港所在国家或地区在边境管理、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服务、信息通信、运营环境方面具有国际级高水平不俗表现，这需要大量专业化的人才资源。海南自贸港建设必须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全面提升人才服务保障水平，让各类人才在海南各尽其用、各展其才。 三是坚持需求导向，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着力构建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完善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保持政策执行连续性、稳定性，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改革放活产业管理体制，切实减少微观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扩大民营投资领域，顺应国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改革，切实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 四是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壮大市场主体。加快自贸港建设，关键是要尽快集聚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全球生产要素和资源在海南的集聚效应。一方面要整合重组全省国有优势企业和优质资源，搭建国有控股的产业发展主体，做强一批优势龙头企业，培育一批重点产业标杆企业。另一方面要培育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高水平中小企业集群。 五是推进专项立法为制度创新做好保障。自由贸易港建设旨在实施更大程度、更宽领域、更广范围的制度创新，法治供给直接关系着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效。国外自由港建设均遵循“先立法、后实践”的做法，通过专门立法明确自由港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以及自由港的协调与监管机构职责与权限等内容，为自由贸易港建设完备的制度框架。下一步应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专项立法，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持续释放自由贸易港的政策红利。 在“管得住”的基础上分步实施“放得开”的政策 从全球成熟的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经验看，成功的自由贸易港都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与积累才实现的。因此，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必须要把握好节奏，久久为功、循序渐进。《总体方案》中也提出，一定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统筹安排好开放节奏和进度，成熟一项推出一项，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只有统筹安排好开放节奏和进度，才能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还要做好风险的防控，在确保“管得住”的基础上，分步实施“放得开”的政策。在实施重大政策之前，一定要开展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及时查堵监管漏洞，扎紧制度“篱笆”，实现精准管理和有效管理。 《总体方案》明确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制度设计和分步骤分阶段安排，既是“路线图”，也是“施工图”。要紧紧围绕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等目标，步步为营、扎实推进，不断推动《总体方案》部署的各项政策举措落地实施、产生实效。 在国际经济面临更多可以预见和不可以预见挑战的当代世界，中国坚定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以开放促发展、以深度开放促高质量发展的坚强决心。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还承担着“国之所需”的时代使命。海南应该不负使命，不断创新探索，推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范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发挥重大作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商洛6月8日综合报道 据陕西《商洛日报》消息，6月5日下午，商洛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张凯盈为商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选举张礼进为商洛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张凯盈简历 张凯盈，男，汉族，1963年3月生，河南巩义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历任渭南市华县副县长，华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潼关县委副书记、县长，榆林市靖边县委副书记、县长，定边县委书记。 2013年6月任榆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2017年12月任榆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2018年3月任榆林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 2020年5月任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2020年6月任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第十三届省纪委委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嘉兴6月8日综合报道 据浙江嘉兴市委老干部局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4日至5日，嘉兴市委副书记马永良到沈如淙等市级老同志家中走访看望。据了解，这是马永良首次以嘉兴市委副书记身份公开亮相。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马永良，1969年10月生，曾任平阳县委书记，温州市委副秘书长等职务，2017年任温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马永良简历 马永良，男，汉族，1969年10月生，浙江绍兴人，199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 曾任绍兴市人事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绍兴县安昌镇党委副书记（挂职），绍兴市镜湖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兼镜湖新区城中村改造办主任，镜湖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绍兴市越州新城建设协调办专职副主任兼迎恩门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援建青川指挥部指挥长、党委书记，市交通局局长、党委书记，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党委书记，新昌县代县长，中共新昌县委副书记、县长，中共平阳县委书记，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温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20年5月，嘉兴市委副书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姚洋 我希望不要仅仅把地摊经济看作短期救急措施，即使未来就业形势不那么紧张了，我们也可以总结地摊经济发展的经验，借助这次放宽对地摊经济管制的机会，将精华部分保留，而不是“一刀切”地将其取缔。 地摊经济不只是短期救急措施 地摊经济对于“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是非常有用的。在疫情中，就业受到冲击较大的是城市里的低收入人群，以及从农村到城市里来打工的人群。地摊经济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临时就业的途径。当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居民收入相应增加，那么对于提振消费也是有帮助的。 我希望不要仅仅把地摊经济看作短期救急措施，即使未来就业形势不那么紧张了，我们也可以总结地摊经济发展的经验，借助这次放宽对地摊经济管制的机会，将精华部分保留，而不是“一刀切”地将其取缔。前两年，以城市安全隐患为由禁止民宅改造成商业用途。但是，这样的做法太过生硬，城市安全措施不到位就应该集中解决安全问题，没有必要直接将店面关闭。一些城市将店面的招牌都换成整齐划一的形式，使整座城市失去了生气和多样性。另外，还存在政策和目标相违背的现象——一方面想要繁荣夜市经济、拉动消费，另一方面，却将街道清理得“干干净净”，没有人气。一个城市要带有温度，有烟火气。希望从今以后，我们的城市规划不要“贪大求洋”。 地摊经济对于实体店铺的冲击不会很大。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正向循环，循环的强度越大，各方得利就越多。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家的市场行为都受到限制，经济发展就很缓慢。但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每个人都能参与市场活动，经济就遵循“滚雪球效应”发展起来。所以，地摊经济的发展对于实体店铺来说并不是件坏事，居民通过地摊获得收入，有了经济基础后也会去实体店消费，这对于实体店铺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 未来地摊摊位应该拍卖 通过定点、定期的方式来引导地摊经济规范发展。限定摆摊的地点和时间，时间一结束，摊主们应该遵守规定自觉撤离，而且要将场地打扫干净。如果违反规定，可以实施一些惩罚措施。通过规则的制定来使公民养成守法意识，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这样一来，发展地摊经济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也能得到缓解。 如果未来对于地摊的需求量变大，管理也趋于规范，个人觉得这种摊位是应该拍卖的。政府规划好摊位，然后一次性收取摊位费，以避免像以前一样多次收取管理费造成的冲突。对于一些真正的贫困户，可以采用抽签免摊位费的方式。通过赋予他们摆摊的机会，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这样的措施能够激励整个社会积极向上的风气，同时缓解政府的压力。 我觉得这是一件做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一些政府官员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城市就应该“干净”，所以他们想不到这些措施。我们得牢记，城镇里一半的就业是由个体工商户和雇佣5个人或以下的小商小店提供的。所以，千万不能小看这些小微企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政府应该尽力保住一些小微企业或者支持新的小微企业“冒出来”。比如，可以由政府出面承担这些企业三个月的房租，减免半年的税收等等。先鼓励大家赶紧把企业办起来，那么就业问题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 本文原发于网易，作者同意转载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去年8月，王忠军卖画救公司之后，王忠军最近又卖掉了自己在香港的豪宅。 6月5日，据香港媒体报道，华谊兄弟(行情300027,诊股)创始人、董事长王忠军以2.2亿港元放售其持有的香港中半山富汇豪庭2座高层A、B室相连单位，总共3738平方呎（约348平方米）。 据了解，2010年，王忠军曾以1.32亿港元购入上述单位，持有10年，账面获利8800万港元，涨幅约66%。 目前尚不清楚，王忠军此次出售香港房产是否是为了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但是，此前，王忠军面对连年亏损的华谊兄弟，曾表示：为了公司的安全，他什么都可以卖掉。 又是“商誉减值” 2019年亏损近40亿 2019年年报大幕落下帷幕。 据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A股31家影视类上市公司中有17家净利润为负数，其中有10家公司亏损原因中包含商誉减值。 华谊兄弟就是其中一家。 今年4月29日，华谊兄弟发布的2019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其归母净利润为-39.6亿元。 这已经是华谊兄弟连续两年亏损。2020年一季报显示，华谊兄弟在一季度继续亏损1.57亿元。按照创业板的相关规定，如果连续三年亏损，创业板上市公司则直接退市。 这就意味着，华谊兄弟如果不能在接下来的三个季度内盈利，将面临直接退市的风险。 对于亏损原因，公司表示，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商誉及其他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其中商誉减值金额高达5.99亿元，占全部资产减值损失的36.05%。 而就在2018年，华谊兄弟刚刚计提了9.73亿元的商誉减值。 2019年华谊兄弟对旗下的浙江常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升影视”）、天津欢颜广告有限公司、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美拉”）和合肥活力天行电影城有限公司分别计提了308万元、2.31亿元、3.6亿元和480万元的商誉减值。 其中，常升影视和东阳美拉已经算是华谊兄弟商誉减值的“老朋友”了。这两家公司的背后，分别是国家一级演员张国立及著名导演冯小刚。 当年，华谊兄弟分别以2.52亿元和10.5亿元购买了常升影视70%的股权和东阳美拉70%的股权，形成了合计9.94亿元的商誉。 豪华“朋友圈”定增23亿 5月19日下午，华谊兄弟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如期召开。 当日晚间，华谊兄弟发布了有关此次股东大会的公告。 与以往议案悉数通过不同，华谊兄弟万众瞩目的定增方案居然部分被否了。 根据公告显示，《关于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和《关于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简而言之，股东们把定增给阳光人寿的股份给否决了。 而据媒体报道，在股东大会上投出反对票的正是华谊兄弟副董事长，此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王忠磊。 此前，4月29日，华谊兄弟计划以2.78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8.23亿股，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22.9亿元。 引来市场关注的是，该份定增方案参与认购的机构名单相当豪华。 参与认购的9家机构中，既有老股东腾讯和阿里旗下的公司、也有复星系的豫园股份(行情600655,诊股)，更有国资背景的山东经达等。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用实际行动支持华谊、也支持中国影视行业的未来。 该消息一出，4月29日，华谊股价立刻冲至涨停。 互联网巨头抄底 机构也积极布局影视板块 在华谊兄弟的定增案中，互联网巨头腾讯和阿里积极响应。 自定增预案公布，以来，华谊兄弟的股价已经上涨22%，较2.78元的定增价涨幅更是高达57%。 而机构也早已对影视板块展开布局，大举加仓影视相关概念股。 一季度，万达院线总共获机构增持近5000万股。其中，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跻身前十，合计持股约7874.1万股，较去年底的2139.8万股大幅增持。此外，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大举增持916.2万股。 而华安基金旗下的华安媒体互联网也不止增持了一家影视概念股，该基金在一季度还一口气进入了幸福蓝海(行情300528,诊股)、光线传媒(行情300251,诊股)、北京文化(行情000802,诊股)、中国电影(行情600977,诊股)、欢瑞世纪(行情000892,诊股)（维权）、芒果超媒(行情300413,诊股)6家上市影视公司的十大股东名单。 对此，中信建投(行情601066,诊股)传媒团队认为，影院重新开业在即，短期来看疫情不再反复，叠加优质影院陆续上映，将使得观众观影意愿逐步提升。中期来看，疫情后行业整合出清、优质影院市占率提升以及连锁影院出现规模效应，将成为驱动行业中长期发展的动力。影视方面，随着影院复工，大银幕电影陆续上映，影片储备丰富的公司有望受益。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高级研究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近日的《国民财富大讲堂》上围绕“后疫情时代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进行了讨论，对人民币国际化前景、货币互换协议、美元外汇储备份额下降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和挑战等多个问题发表观点。以下为发言全文： 一、由于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不仅要依靠自身经济总量的提升，还要靠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 经过近11年的努力，人民币虽然已经成为国际化货币，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占比仍相当有限，与中国的经济总量不相符。此外，理论上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存在所谓的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我观察到在国际货币体例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大货币在国际支付、外汇储备以及国际借贷中占比高达近90%，而其他货币，如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等，都无法同日而语。即便是在这四大货币内部，美元和欧元的占比也是日元英镑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可以说，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的确存在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前景，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经济实力的提升，还需要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跨境流通使用的便利，以及其他触发因素以促成网络效应、路径依赖从量变到质变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例如历史上，在美元取代英镑前，美国的经济总量已长期领先英国，而美元的上位也不仅是经济实力增长的结果，还是其他综合因素的结果。 二、就货币互换协议而言，货币互换协议本质上是用来解决流动性问题的，是救急不救穷的，所以往往当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时，才会被动用。 早在2013年10月底时，美联储已与欧洲、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五家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同时宣布达成无期限、无条件、无限额的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这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今年3月19日美联储和9家中小银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是在美国3月份股灾的背景下签订的。从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观察可知，3月18日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和外国央行的货币互换余额只有4500万美元，但到了5月22日达到了4489亿美元。所以货币互换协议是在股灾发生后，市场恐慌出现了流动性问题时提出的。 三、人民币没有被纳入这次的货币互换协议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但这次美联储主导的货币互换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对人民币没有被纳入这次的货币互换协议，有说法称是因人民币并非美国认可的可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诚然，这一点不可否认，但这并非人民币被排除在外的根本原因。在3月19日美联储和9家央行签订的协议中，一些央行所在国的货币也并非是可完全自由兑换的。同时，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互换网络有其历史根源：美元是国际主要支付货币，特别是当面临危机时，对美元的需求量较大。人民银行与30多国签订的3万亿元人民币的互换协议，实际上其流量较多，存量较少，即余额也较少，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取后仍是换成美元后使用。 其次，美联储提供的货币互换协议具有正外部性，增加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元供给，缓解了美元流动性紧缩，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美元汇率的过强走势。实际上这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变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开始是资本管理项目，是离岸市场驱动。但在2015年下半年后，中国加快了在岸市场的股市、汇市、债市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由之前的资本流动管理、离岸驱动转向了资本账户开放和在岸驱动。很多人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时，经常用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量的下降来论证人民币国际化的倒退。但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以前在资本管制下，很难买到在岸市场的人民币金融资产，而只能去离岸市场购买。但现在能够到境内购买人民币的股票和债券十分便捷。从人民银行公布的境外机构及个人持有的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数据可知，在2015年的8.11汇改前，贷款和存款比例占到2/3，股票和债券只占1/3，而现在正好相反。在香港吸收的人民币存款，会通过深圳人民银行转存到境内，变成境内的境外机构持有的人民币存款。因此，可以观察到，因为国际化路径发生变化，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也应该随之改变。 人民币要进一步国际化，还需要加强汇率的市场化，不断完善浮动管理 从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近期对美元偏弱，主要原因是去年人民币汇率破“7”以后，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可上可下，对于市场上的信息做出灵敏的反应。当然，在岸市场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调控，跟离岸市场的完全自由浮动还有差距，故离岸人民币汇率动的更快些、更多些。但是，在岸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弹性增加，汇率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和国际收支调节的稳定器。 比如今年初，受中美签订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提振，人民币升值，升破7。但随着中国进入抗疫状态，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人民币汇率阶段性走弱，重新跌破7。三月上旬，中国疫情得到控制，海外疫情加速蔓延，人民币再度升破“7”。接着美股十天四次熔断，全球金融恐慌，美元飙升，人民币又跌破“7”了。可见人民币汇率上下波动非常频繁。但是，不论人民币汇率涨还是跌，在市场上并没有造成过度的恐慌。 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偏弱，和四月底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摩擦出现升级现象有关，是市场的情绪反应。近期，地缘政治事件频发，中美经贸关系走向不明朗。虽然在2009年逐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人民币总体上还是风险资产，充满不确定性。这种情况给人民币带来压力。但因为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对市场消息能及时作出反应，有利于及时释放压力，避免预期积累。 人民币汇率下跌并不意味着中国外汇市场的资本外流，外汇供不应求。从外汇市场今年四月份数据看，前四个月顺差累计566亿美元，虽然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2%左右，但实际上外汇供大于求。从这点看，是供求以外的因素在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也就是市场上经常有一些坏的消息出来影响了市场情绪。比如五月份，当天收盘价比中间价高的交易日占比只有11.1%，比上个月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市场偏空情绪较强。 人民币要进一步国际化，还需要加强汇率的市场化，不断完善浮动管理，让市场在汇率行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的8种主要储备货币中，除了人民币，其他7种货币都是汇率自由浮动。我们原来认为欧元是内部不可撤销的固定汇率，但考虑到汇率是一种货币对另外一种货币的比较关系，欧元是超主权货币，欧元区内部已经不存在主权货币，所以没有固定汇率之说，近年来IMF将欧元区也归入浮动汇率安排。 汇率市场化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助于政府减少对行政管制手段的依赖。为应对疫情爆发，中国央行在2月初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通过价格手段、数量手段引导市场利率走低。如果是过去汇率僵化的情况，会对汇率产生压力，但是因为现在汇率的弹性已经增加，释放了压力。所以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不用考虑汇率方面的牵制。 2015年以前，资本流入过多有升值压力，于是控流入或流出。2015-16年，有流出压力，开始扩流入控流出。这也是大家怀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可以减少这方面的依赖。2015-16年人民币的单边下跌，2017年人民币不但没有破“7”，反而升值5至6个百分点，所以2018年以后人民币汇率恢复了双向波动，市场预期分化。此后，人民币汇率不论涨还是跌，央行、外汇局都没有再求助于资本管制手段，而是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推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 美元外汇储备份额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首先，美联储放水并不会动摇美元地位。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金融危机发生后，因为美联储采取零利率加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世界普遍预测美元资产将会缩水，其理论依据在于放水后美国对内会通货膨胀对外则外汇贬值，导致美元资产缩水，大家减少美元资产持有，继而去美元化。然而，实际情况是，金融危机后受重创的不是美元而是欧元，美元的外汇储备份额虽略有下降，但其国际借贷、国际支付以及外汇交易等要么保持稳定要么略有上升。放水之后，美国没有出现通胀，自2011年起美元开始升值，到2014年后美元加速升值，美元的购买力也没有出现较大变化。 其次，是强势的经济，强势的货币。美国自2009年后进入战后最长时间的经济或长周期，而日本欧洲都深陷经济停滞。因此，从基本面来说，也是支持美元走强的。总体上危机后的10年间美元的地位没有受到根本削弱，甚至略有上升。 但是，2017年特朗普当政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特朗普当政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与世界多国进行贸易战。我们由此观察到，从外汇储备的份额看，从2017年初至2019年末的三年间，美元份额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回落了4个多百分点。而在2016年末时，其份额比2008年第三季度末，即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初的水平还要高。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元外汇储备份额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危机后的大放水，而是2017年后美国优先政策。因为美国对他国发动贸易战 ，与全球进行脱钩和逆全球化，故而他国会逐渐减少美元的使用。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和挑战 其一，特别是在全球新冠疫情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他国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的挑战。这种挑战从舆情来看是甚嚣尘上。很多国家政府没有做好疫情应对工作，却纷纷对外甩锅，特别是向中国政府甩锅，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妖魔化。这不仅影响中国的对外形象，还提出要把产业链回迁的威胁。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特别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面临着全球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全球治理问题，但冲突一再在各个领域凸显出来。这些都会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其二，挑战中也蕴含着机遇。首先，目前境外投资者都希望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中国的公共卫生是相对安全的，市场前景也是比较明确的，中国的经济可能会率先复苏。而这些对配置人民币资产是极具吸引力的。其次，不同于美国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和逆全球化，中国在疫情应对中仍然坚持推动改革开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高水平的制度性对外开放。这些都会增加本土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程度，这对外国投资者也是极具吸引力的。 其三，在这一轮疫情应对中，其他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超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但中国到目前为止，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处于正常状态。正如易纲行长去年底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所言，未来几年中在主要经济体里，如果中国的利率仍保持正数，那么一定是让人羡慕的。我相信，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能走得更远的重要保证。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世锦 我刚刚参加了两会，这次会议时间比较短，但是内容没有减，而且要求进一步提高。时间是精缩了，但是会议要开成精华版。就两会的经济政策，我想简短谈几个问题，跟大家做个交流。 第一，大家都很关心刺激政策的规模。这次公布的宏观经济刺激规模，特别是财政规模，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度的，没有搞过量措施。另外，我感到一些短期做法具有长期意义。 刺激政策的规模是两个一万亿，即财政赤字一万亿，抗疫特别国债一万亿。此外，中央拟安排地方专项债3.75万亿，其中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可以提高到25%。基建项目的资本金率通常是20%，如果按这个计算，3.75万亿专项债可以融资3万亿以上。把这几项合起来实际可以达到9万亿左右，占到2019年GDP的9%左右。这个数字比正常年份要大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国家10%甚至20%以上的毕生，总的来讲算比较克制。 从正面来讲，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有空间的，比如财政赤字和国债都有提升的空间，货币政策还是正利率，没有搞量化宽松等等，这也符合有些同志提出的“子弹不要一次打完”的主张。疫情到底怎么往前走？目前看起来中国国内率先已经控制住了疫情，中国经济恢复的情况还算正常。海外的情况不太一样，欧洲已经出现拐点，美国的拐点还不太明显。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发展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有一种说法是，要想真正控制住疫情，不是取决于最早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而是取决于最晚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这个地球上只要一个国家还存在疫情，就要面临疫情防控的问题，所以我们财政和货币政策要留有一定余地，留一点子弹。看起来这次子弹没有打完。 第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这次两会没有提出经济增长指标，而是提出一个就业指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登记失业率为5.5%，同时提出一些反映经济结构和质量的指标。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宏观经济增长指标？我认为它们代表着积极的变化。今年没有提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给出的理由是今年情况特殊，不确定性太强，而且今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所以现在不太好提具体指标。但是反过来说，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否一定要设定一个GDP增长速度指标？这个问题本身存在争议，一直有很强烈的声音建议不再设GDP增长指标。这次两会实际上把就业指标推到前台。为什么说推到前台？因为我们以前重视经济增长速度指标的理由是，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GDP增长的背后是就业，而这次把就业直接推到前台。反过来说，如果就业达到比较满意的水平，如充分就业，那么这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意味着全社会资源利用水平是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达到了适宜的水平。 我建议今年尝试不再直接提经济增长速度指标，明年正式开始执行。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有争议，不是说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仍然很重要，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及其它经济指标相互关联的，为什么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其一，设定经济增长指标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就业，这次把目的直接推到前台。其二，过度强调增长速度指标可能有一定副作用。反过来说，明确就业指标包含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建议以后中央政府只提就业指标，同时也提出有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在省级层面，可以提出各自的增长速度指标，当然也可有其它指标。中央提就业指标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省级提增速指标。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各省可以从实际出发定指标，不要搞一刀切。中国这么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机制是地区竞争，这个机制也可以继续起作用。 此外，建议国家评估各省的发展状况，根据评估结果匹配中央的政策，特别是区域政策。发展好的省份，政策力度大一点，反之政策力度小一点。这样是否能形成一个新的机制，就是中央提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各省定增长速度指标，然后中央评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采取相应政策。 第三，这次还讲了两万亿国债怎么用。它们主要用于地方政府，而且主要用于救助。中央要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主要是保就业和保基本民生。我认为这个机制也可以常态化。以往部分中央政策落到最基层时，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形，中间环节会扭曲政策的本意。这次建立的机制直达政策需要救助的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数字技术加快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机制在技术上是切实可行的。财政部发一笔钱，直接进入贫困户的个人账户。这和精准扶贫息息相关。下一步要大力发展数字政务，重要特点是减少中间环节。过去中间环节太多，既有行政上的原因，也有技术上的原因。现在完全可以建立扁平化的直达式政务系统。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能不能直接给低收入阶层发放货币或者消费券来援助他们，但操作起来有困难，因为尚未形成直达低收入阶层的数据系统。两万亿国债用于救助并直达基层，应以此为契机，加快建立起一套直达式的政务数字体系。 另外，我再讲两个具体的问题。现在大家关注两会时非常关注宏观政策，讨论最多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到底能给出多大的空间，似乎中国经济恢复和长期增长主要靠宏观刺激政策。我认为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最近几年保持中高速增长，将来维持中速增长，最重要的还是依托于结构性潜能。无论是此次经济恢复还是以后的持续增长都要依靠结构性潜能，这是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当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是在短期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并停顿情况之下提供救助，使之尽快转入正常增长轨道。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还得依托结构性潜能，简单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城市化进程所蕴含的发展动能。具体地说，中国人均收入才一万美元，发达国家一般四万美元以上，美国六万多美元。中国和他们的人均收入差距超过3万美元，差距就是潜能。这种追赶的潜能可使中国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等新的潜力也可以为中国所用。我最近倡导的观点是，今后五至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蕴含的结构性潜能最大。关键是要要深化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果能把这个潜能释放出来，保守估计，那么今后十年每年可给中国经济提供0.5至1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还有一个问题和疫情有点关系，主要是涉及美国跟中国的脱钩问题，包括在技术上对中国卡脖子。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中国可能采取所谓备胎战略，欧洲等其他较大的经济体也会如此。中国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了，譬如芯片、软件、重要的装备和飞机发动机等。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比较大，可以分摊成本。如果一定要搞备胎战略的话，中国一定比韩国强，某种意义上比美国也要强。从市场竞争角度来讲，过去只有一两个供应者，在全球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备胎有了以后可以打破垄断，从市场竞争角度，也可以给出积极评价。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也是有代价的。中国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搞开放了，现在对付卡脖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当然很重要，因为过去很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美国。现在如果美国不对你开放，那么我们要对其他地方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备胎战略中，我们的最大短板在哪里？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发。美国最近要卡中国大学和研究单位，中国下一步怎么办？在这些领域要推动改革，建议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在深圳或杭州等地设立一些发展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的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如果不补上这个短板，那么中国的创新搞到一定时间就可能没有后续动力了，很难成为真正的创新型大国。这项改革很难，但是不搞不行，需要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各位！ 沈建光：谢谢刘世锦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把主要资金投入到都市圈和城镇化建设。它的重心是传统基建、新基建、还是旧城改造？ 刘世锦：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觉得这2万亿主要是用于救助。那我为什么要讲都市圈呢？我觉得都市圈投资不需要特殊政策，主要靠激发民间投资。核心城区里有不少人想到城乡结合部，也就是都市圈的小镇去买房子。解决了小产权房、宅基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入市等问题后，需求一定会出来，出来后就有人愿意投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中的投资与上面提到的两万亿没有什么关系。大力发展都市圈和城镇化需要的资金量级比这大得多，大量社会资金将转化为可投资的资金。这里面的投资会涉及很多领域，如新基建，但重心还是老基建。譬如在核心城市周边1小时通勤圈范围内建立起几十个到上百个小城镇，用轨道交通把它们连接起来，可以想象这个投资量有多大。 另外，从投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到了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对基建等领域进行投资时很容易出现失误。前段时间发了地方专项债以后，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性不太高，因为没有太好的投资项目。目前投资都市圈的出错概率较低，有利于调动起投资的积极性。 本文为作者在京东数科研究院于5月30日举办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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