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探讨地摊经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本文作者：彭泗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 “人间烟火味”，直戳凡人心！近日，地摊经济刷爆朋友圈，连股市也出现了一个地摊概念股的暴涨！此外，阿里、京东、微信支付、美团、苏宁等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出招。 地摊经济并不是突然火起来的词汇，关于地摊经济的讨论一直存在，但往往伴随着争议与负面新闻。此次“出圈”，或许是一次“重生”的机会。不过，要实现健康发展，地摊经济还需要进行六方面的升级。 1，观念升级：低门槛，不等于低端，更不应该被低看 提起地摊经济，很多人都觉得是穷人经济、低端经济、落后经济，甚至是脏乱差的代名词，是应该被淘汰和打击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作用下，城管追击小摊贩就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猫与老鼠”的故事。想要发展地摊经济，首先要克服一定程度上对地摊经济的污名化，应当抛弃旧观念，认识到地摊经济同样是正常的经济形态之一。地摊不是一个城市的“伤疤”，不是城市文明的累赘，相反，给地摊经济合理的生存空间是一个城市具有温情与活力的体现。一定程度上，地摊经济门槛低，包容性更大，更加贴近一般市民的生活，更能体现地方特色与风土人情，地摊上也可以出精品。健康发展的地摊经济同样可以成为“城市风景线”。 从经济生态的视角来看，在中国的广大消费市场中，存在着各地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即使在大城市，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消费习惯等都存在着差异，“地摊现象”其实是整个经济生态的一部分。一个正常的经济体往往是多元的，各种经济形态、产品销售形态、就业形态都应当是共存的。地摊经济作为经济形态的一种，也需要得到尊重、扶持、培育和优化。 2，质量升级：低门槛，不低于低质量，地摊经济也需要全面质量管理 历史上的地摊经济，确实存在门槛低、价格低、质量也相对较低的情况。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都显著提升。如果还是以质量低劣的产品和服务来摆地摊，很可能无人问津。因此，地摊经济需要跟上发展的步伐，需要在质量上全面升级。 首先，货品质量必须提升，不仅要价廉，更要物美，否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通过货品质量的提升，可以改变消费者对“地摊货”的固有偏见，让消费者发现在地摊上同样能淘到好货甚至精品。 其次，食品安全、卫生与质量必须得到保证。在后疫情时期这一点更加重要。地摊小吃的卫生与否往往是消费者担忧的问题，要提升地摊经济的食品卫生水平，不能仅仅依靠经营者的自觉，也需要专门的管理机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 第三，地摊经济的服务质量也需相应提升。过去在地摊购买的商品几乎没有售后服务等相应的服务措施，为满足现在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更高要求，地摊管理者与经营者应有意识地完善相关服务，用更好体验吸引更多消费者。 3，体验升级：要吸引顾客、留住顾客，地摊经济也要由过去的温饱消费升级为体验消费 地摊经济要持续发展，需要吸引大量的持续的顾客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水平的提高，绝大多数顾客的“口味”已经升级了。 以前很多人逛地摊，可能是要以低价解决温饱问题，不仅图方便，更图便宜；现在，很多人逛地摊可能是为了好吃好玩好体验，追求特色、小众、精品。在地摊经济消费人群的构成上，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分层和断裂。因此，地摊经济想要留住顾客，必须在升级体验上下功夫。良好的体验让顾客感觉到逛地摊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方式，他们在过程中也会获得乐趣，逐渐变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而为地摊经济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4，现场管理升级：要善用新技术，树立新规范，建立新秩序 “摊主们”要给顾客好的体验，不仅需要质量保证，而且需要良好的现场管理，为顾客创造方便、有序、温馨的消费环境。 例如，摊主可以借助移动支付来方便交易、通过微信号来建立与顾客的连接；市场管理者可以通过网络反馈来评优罚劣；摊主之间可以建立行业协会来提高共识、相互督促，共同提高经营及服务水平。 5，政府服务升级：要放水养鱼，不要拔苗助长 目前，各级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地摊经济，把放开、搞活地摊经济作为保就业、保民生、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很多有效的措施，但是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误区。 地摊经济看似简单，却是牵涉面很广的系统工程，地摊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更需要政府部门的精细管理和优质服务。 首先，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尊重经济规律、尊重百姓意愿，不要搞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不要搞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要放水养鱼，不要拔苗助长。相关部门需明确职责，确定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在给予市场主体充足的经营空间的基础上，对于需要规范管理的部分，实施有力的管理措施。 其次，政府部门需要对地摊经济的经营者、参与者、消费者、管理者等利益相关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需要倾听民众对于相关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服务水平，在保证必要的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服务流程。另外，可以结合消费券等财政支持手段，引导、刺激人们在地摊经济方面的消费。 第三，对地摊经济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进行科学的评估，不要夸大地摊经济的作用，不要为了树典型抢新闻而片面宣传个别案例。 6，产业生态升级：充分发挥大企业的帮扶作用 地摊经济的焦点在地摊，但是背后可以嫁接很多环节，包括线上线下的打通和规划；管理和服务地摊经济，也不能只看地摊，需要对地摊经济的产业生态进行全链条管理、服务和优化升级。一些大企业新近推出的措施，对于优化地摊经济的产业生态就能起到很好的引领、帮扶作用。 例如，阿里1688平台发布“地摊经济”帮扶计划，通过源头好货、数据智能、金融扶持、客户保障四大维度的赋能，为数千万“摊主”提供全方位的进货和经营支持；京东发布名为“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从保供货、助经营、促就业三方面入手，组织超过500亿的品质货源，加上无息赊购，全力支持地摊和小店经济；苏宁推出“夜逛合伙人”地摊夜市扶持计划，提供可追溯优品货源，并为夜市摊主提供近距离免费冷链仓储服务；腾讯旗下微信支付面向平台超5000万小微商家发布“全国小店烟火计划”，在线下线上一体化、福利补贴、商家教育指南、经营保障支持方面输出四大全新数字化政策，助力小微商家。 这些大企业的“加持”，对于地摊经济生态的重塑，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使得一些微型企业或个体户实现地摊经济的O2O。 (本文作者介绍：作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亚太地区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
意见领袖探讨地摊经济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最近几天，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 媒体报刊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地摊经济的讨论；微信好友之间，诸如《城市地摊财富秘籍》、《如何摆地摊赚钱》之类的文档竞相传阅；曾经追着摊贩满街跑的城管，现在热烈盼望着摊贩们“重出江湖”了；就连五菱宏光、广百股份、小商品城、银都股份等一系列“地摊经济”概念股都一路飘红，集体大涨…… 地摊经济的现象级蹿红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都要感谢总理的两次点赞。特别是在6月1日考察完烟台的一个老旧小区之后，总理深情地说道： “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一度被大众视为“边缘经济”的摆地摊，而今正在往C位靠拢。 1 地摊经济不是新生事物，古往今来皆有之。 在我国，地摊经济几乎贯穿了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商业更迭，文化底蕴极其深厚。虽然小摊贩们在大多数时间里的社会地位都颇为低下，但他们却是货物流通乃至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亦是社会繁荣的直接体现。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做小买卖赚钱的群体，《周礼·地官·司市》中讲到的“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便是关于摊贩较早的记载。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卖炭翁》中脍炙人口的名句“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也是对地摊经济的真实描述。 到了宋朝，由于商业活动的增加与政策上的放宽，城镇和乡村集市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不受限制，官府不但不予干涉，反而明令保护。乾德三年，宋太祖就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小贩们的热情因此被大大激发，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地描绘出各种各样摊贩的形象，无论桥头、城墙边还是街道旁，无论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还是叫卖各种小吃的，应有尽有，店铺夜市不可细数，经济的发达、城市的魅力与当地的生活气息统统尽收眼底。 到了当代中国，地摊经济同样遍布于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就讲述了主人公如何通过“鸡毛换糖”这一流动贩卖方式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亦是一部大时代的缩影，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是像剧中的主人公那样，通过卖茶叶蛋、大碗茶、修理物件等方式来完成财富的最原始积累，并逐渐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然而自2008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热潮，很多地方都把“城市形象”视为一项重要的KPI，而最接地气的地摊经济反而开始变得“不入流”，最终难逃被禁止和驱赶的命运。那时候的小摊贩们，一面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生意，一面还要时刻紧盯着城管的动向，做好与城管“斗智斗勇”的准备。 在民众眼里，小摊贩与城管之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的一幕幕市井短剧已是习以为常，可到最后，随着“地摊经济”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城市的确变整洁了，城市里的烟火气和生活味儿却淡了许多。 虽经风雨飘摇、命运多舛，但地摊经济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如今，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下，地摊经济已然重焕生机，并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之上。 2 地摊经济能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必然有其优势所在。 首先，它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成分。 众所周知，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也是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摊经济又是民营经济中的典型，其经营形式上的灵活自由，宛如毛细血管，一般渗透至经济社会运行之中，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便利了居民生活。 更重要的是，地摊经济显著促进了就业。那些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离开了土地的农民甚至不少在职的员工，很多都会参与到摆卖地摊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开辟新的收入渠道。这种自发的就业方式，实实在在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例如总理点赞的成都，一夜之间以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拉动了10万人就业，这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其次，它真正迎合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尽管不少大城市里商圈林立、车水马龙，地铁上随处可见动辄几千上万元的iPhone手机，但我国“还有6亿中国人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大型商场买一件几百块钱的衣服，却会很乐意在地摊上买一件经济实惠又合身的服饰；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花二三百块钱去下一顿馆子，但闲暇之余会乐意去吃一碗几块钱的烤冷面或者豆腐串。 从这个角度看，地摊上的产品琳琅满目，服装、手包、水果、日常用品等均有涉及，并且价格不贵，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丰富了消费市场的商品供给，在迎合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同时，激发其消费意愿，进而带动国内消费市场发展。 再次，它是一种低门槛的创业形式。 在我看来，并非讲着深奥的商业模式、拿着高大上的BP、到处去参加项目路演找投资人才配叫 “创业”，摆地摊本质上也应该算创业的一类。相比其他类型的创业，摆地摊的门槛更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而且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而他们在完成自就业的同时，还为城市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与“大众创业”的精髓也是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从业者还塑造了自身强大的抗压能力和谋生能力，以及灵活的创业思维和经营策略，进而有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摊铺逐渐发展为知名大企业。纵观世界商业史，很多企业巨头、业界大亨都是从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起家的，典型如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他就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练过摊”，售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短裤和家用电器。 最后，它能展现当地文化特色。 从社会学角度看，地摊经济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深刻领略到地方的风土人情。比如老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等地，想当年就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小吃小玩意，还有不少吹糖人、讲评书等传统民间绝活，一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地摊经济，它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 3 不过，诚如一枚硬币有其两面一样，地摊经济的劣势也是有目共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妨碍交通。地摊经济流动性极强，摆摊地点往往选择在交通主干道两侧、人流量大的商业中心或者大型社区的门口，而摊贩占道经营屡见不鲜，往往会影响交通正常运行。 第二，易造成环境污染。例如路边的烧烤大排档，经常会看到塑料袋随地丢弃，烧烤浓烟肆意飘散，给城市的整洁带来了压力，一些摊贩的吆喝声、喇叭声还会产生噪音。 第三，商品质量难以保障，侵害消费者权益。地摊上售卖的不少都为低档廉价货，其中不乏假冒伪劣、质量较差的商品，久而久之便会扰乱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而地摊较强的流动性与摊贩售后服务意识的缺失，又使得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第四，加大城市管理难度。曾有媒体报道，两个小摊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而相互竞争，直至大打出手，同时还伤到了前来劝架和过路的市民。类似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加大了城市治安与管理的难度。 这些痛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地摊经济总是难登大雅之堂，还频频遭到禁止和打压。 平心而论，纵使“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即便一众城市纷纷出台政策给地摊经济“松绑”，人们也不能因此就对上述行业痛点视而不见。若想推动地摊经济健康发展，除了对其价值更加肯定、对其发展更为宽容之外，政府和职能部门还应更多地通过人性化的科学管理，使地摊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抵消城市生活受影响的成本后尽量最大化，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我尝试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对城市不同职能区域实施区别治理，满足各个区域的不同需求。如在重要的行政活动区、城市主干道、CBD、商业办公区等禁止设摊，在居民生活区、风景区附近可以有秩序地开放，等等。 其二，加强卫生和安全管理，小摊贩的卫生和安全状况更容易产生外部性，因此需要外部矫正和公共治理。有关部门可以在此方面着力强化，同时加强监管和引导，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地摊经济从业者的素质不断提高。 其三，对小商贩要实施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通过合理调控安排，使其与常规经济实体形成功能互补，方便群众生活，活跃商品市场，达到秩序与长久生存的平衡，共谱和谐社会的乐曲。 当然，地摊经济的从业者们也应该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来提高经营业绩。比如说，可以考虑将直播、短视频等业态引入地摊经济之中，让自己的辛勤付出被更多的人看见——毕竟，每个生命虽然平凡，但都不普通。 4 还没有结束。 关于地摊经济站上风口这件事，除了行业本身迎来了发展契机之外，我想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含义，那就是真正让“底层民众”感受到了温暖。 在经济学中，向来都有一个不太轻松的话题——穷人经济学，它大体可以理解为“研究如何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经济学”。2005年3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可现实情况却是，话语权几乎都掌握在精英手中，而那些大多数穷人却常常被忽视，他们的真实处境更是鲜为人知。 我讲一个故事。 《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白人，拥有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可谓一名实打实的精英。不过，她却在1998年以近60岁的高龄，三次深入美国底层社会，假扮穷人，做起了餐厅女服务生、女佣公司清洁工和沃尔玛销售。她真切地感受到，穷人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懒或者缺乏毅力，而是陷入了一个自身无法左右却又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芭芭拉·艾伦瑞克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写道： “一个穷人若无法凑出两个月的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出高价按周付去租一个房间。若他只租到一间房间，他就没法自己做饭，只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快餐、热狗，比自己做饭更贵，而且还缺乏营养。若他没有钱办健康保险，一旦生病就一切都得自费……” 生活之外，更大的陷阱在于穷人很难去提升自己。芭芭拉事后总结，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思考能力，连轴转的工作剥夺了她的爱好。反映到穷人身上，便是频频为短期情况所迫，却根本无暇考虑长期利益。 这也是全世界所有穷人真实生活面貌的一个缩影。 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的“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决定论，一个穷人要改变现状，最核心的是要做好“选择”，做好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一无资本二无技术，只能无奈地选择一些低门槛职业，比如蹬三轮、骑摩的或者摆地摊。这些职业虽然不算起眼，但却是穷人得以维持生计或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方式，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世界上还有大量的穷人存在，而某些穷人又不甘于贫穷，他们改变“出身”和重新“选择”的理性行为就注定要不断发生，现代化发达城市的地摊经济自然也就不会消失。如果为了一味地追求城市的高逼格而无法容纳地摊经济，那么被“消灭”的就不仅仅是人间烟火味，还有“底层民众”无数的小确幸。 很多穷人的发家致富，很可能只差一个公正的机会。 更何况，国际范与烟火气，本就不是势不两立、无法共存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主体都应该拥有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权利，个人的小期盼同样可以与城市的大情怀相交融，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任何一座现代化城市，都不该只有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任何一个和谐社会，都不该只要“风度”却不要“温度”。 地摊经济，请一直火下去。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韩会师 经常有朋友问到关于远期结售汇的问题，也经常看到市场舆论将远期结售汇数据作为判断外汇市场情绪波动甚至市场走势的重要指标。 可能是因为远期结售汇和大众生活距离比较远，一些比较深的误解需要澄清。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尽可能用大白话解释一下。 一、什么是远期结售汇 远期结售汇有两个关键要素“远期”和“结售汇”。 结售汇是“结汇”和“售汇”的统称。 结汇指的是境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个人将外汇出售给银行的行为。简单说就是卖外汇给银行，拿到人民币。 售汇指的是境内企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用人民币到银行购买外汇，从用汇单位和个人角度讲，售汇又称购汇。简单说就是拿着人民币到银行买外汇。 根据外汇交割时间的不同，结售汇又被区分为即期结售汇和远期结售汇。 即期结售汇指的是按照交易发生时的汇率水平进行的交易行为。 下面是最常见的一个即期售汇（购汇）情景：银行大厅里一般都有个显示屏，告诉客户今天进行外币兑换需要执行的汇率水平。假如您想出国旅游，今天去银行换美元，银行的报价是1美元兑换7.1300人民币，您给银行7130元人民币，银行当天就在您的美元账户里打入1000美元。这就叫即期售汇。 如果银行当天不能完成清算，也必须在2个交易日内完成，也就是说最迟两个交易日，外汇一定要到客户的账上，且是按照办业务那天7.1300的汇率水平进行汇兑。虽然到账时间晚了一些，但仍属于即期结售汇。 远期结售汇指的是确定汇率在前而实际外汇收支发生在后的结售汇业务，是与即期结售汇相对的概念。 例如，A企业1年后会有1亿美元出口收入，企业今天就想把1年后的结汇价格确定下来，但企业和银行的实际货币交易要1年后才能发生，这就是远期结汇业务。 由于远期结售汇的实际交易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所以企业和银行就需要签署一个合同，将这个交易明确下来，这个合同就叫“远期结售汇合约”。在统计远期结售汇业务量时外汇局使用的标准概念叫“银行代客远期结售汇签约”规模。 二、远期汇率和未来的汇率走势无关，也不是银行对未来汇率的预测 既然A要和银行签远期结汇合同，就要定下1年后真正进行结汇交易时的汇率水平。此时银行会给A提供一个与即期结汇汇率差别很大的报价，学名叫“远期汇率”。这个报价民众在银行大厅的显示屏上经常看不到，因为远期结售汇业务不面向个人，只针对企业。 假如银行对1年后为A企业办理远期结汇的报价是7.3397（远期结汇汇率），那么1年后，当远期结汇合同到期时，银行收到1亿美元的同时，就会支付给A企业7.3397亿人民币。这叫远期结汇合约履约。 很多人以为，7.3397这个报价代表人民币未来会贬值，这是大错特错。 银行给客户报出远期汇率时，银行对未来的汇率水平会如何变动是不进行预测的。这一点特别重要，一定要记住。其实道理不难理解。银行的员工又不是神仙，哪里知道未来1年汇率将如何波动。别说1年，下一分钟的市场汇率是多少银行都不知道。 银行之所以给出7.3397这个报价，是因为按照这个价格在1年后从企业那里买入1亿美元，银行不会吃亏。 为什么银行笃定7.3397这个价格不会让自己吃亏呢。 这是计算出来的。 假设现在1年期美元拆借利率是2%，1年期人民币拆借利率是5%。 银行今天借入9804万美元（1年后将偿还1亿美元），然后立即卖掉，假设即期汇率是7.1300，那么银行将获得6.9902亿人民币。银行将这笔人民币借出1年，将获得本息合计7.3397亿人民币。这就是远期汇率报价7.3397的由来。 1年之后，A企业将1亿美元卖给银行，银行马上就还了美元借款的本息。同时，银行将刚刚收回的人民币本息合计7.3397亿人民币支付给A企业。 完成上述交易后，银行一分钱没亏，A企业也顺利在1年前就锁定了自己的结汇价格。大家皆大欢喜。 在这个交易流程里，看上去A和银行是在进行外汇交易，但背后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美元和人民币的利率。这个过程有个学术名称叫“利率平价”。 强调一下，银行实际的操作过程和笔者上面的描述是有区别的，但核心思想一致。上面比较简化的例子更容易理解。大家只要记住一句话就抓住了上面案例的核心：远期汇率不是未来的即期汇率，甚至不是对未来的即期汇率的预测。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很容易发现，远期汇率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即期汇率水平、人民币利率和外币利率。 人民币利率高，则人民币的远期汇率就会相对即期汇率贬值，比如上面的例子里，美元兑人民币的即期汇率是7.1300，1年远期汇率则是7.3397；反过来，人民币利率低，则人民币的远期汇率就会相对即期汇率升值。 如果人民币与外币的利率水平不变，则远期汇率取决于即期汇率的变化。即期汇率升值（贬值），则远期汇率也跟着升值（贬值）。例如上面的例子中，如果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从7.1300变为7.2300（美元升值），则美元兑人民币的1年远期汇率报价就会变为7.4426，比7.3397年报价高出一大截。 再强调一下：远期汇率和未来的即期汇率不是一码事，银行不对未来的即期汇率进行预测。银行给出的远期汇率报价只是一个银行不会吃亏的价格而已，并不代表银行对未来的汇率波动持有某种预期。 三、远期结售汇数据不能准确反映市场情绪 虽然银行在报出远期汇率时不带有预测色彩，但企业却往往喜欢对未来的汇率水平进行预测，因为这关系到企业的切身利益。 假如A企业坚信1年后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将在7.80以上，即A企业有强烈的美元升值预期，此时银行给出的1年期远期结汇7.3397的报价就会令他十分犹豫。万一A的预测成真，与银行签署远期结汇合约将显得十分不合算。此时A可能放弃和银行签约。 但反过来，假如A是一个进口企业，1年后需要购买1亿美元，此时A就可能很愿意按照7.3397的报价签署远期售汇合约，把1年后的购汇成本锁定下来。 所以，虽然远期汇率本身不代表报价银行对未来汇率走势的判断，但企业是否接受报价进而签约则可能反映了其对未来汇率走势的预期。 对美元的升值预期越强，企业签署远期结汇合约的意愿越弱，签署远期售汇合约的意愿越强；对美元的贬值预期越强，企业签署远期结汇合约的意愿越强，签署远期售汇合约的意愿越弱。 这应该属于人之常情，很好理解。 基于上述判断，很多人认为如果远期结汇签约大于远期售汇签约，即远期结售汇为顺差，则意味着市场总体预期人民币将升值；反之，远期结售汇为逆差，则意味着市场总体预期人民币将贬值。 在现实中也有不少证据。比如2015年8.11汇改启动之后，市场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骤然增强，当月远期结汇签约规模同比萎缩55%，远期售汇签约规模同比增长318%，结售汇签约逆差679亿美元，同比增加736亿美元。 但客观地讲，这只能说明远期结售汇格局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预期，它还不足以成为判断市场情绪的有效指标。 因为现实中存在不少反例。例如，2019年4月至9月，受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压力较大，当年8月5日，在岸市场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首次升穿7.0整数位置。此后美元继续攀升，一直到9月3日达到7.1854的阶段性峰值之后才停止攀升步伐。 尽管当时人心惶惶，但同期远期结售汇一直保持顺差格局，月均顺差约118亿美元。如果只看这个数据，很容易得出人民币升值预期比较强的结论，但这明显是和事实不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比较重要的原因是远期结售汇市场的规模比较小，这导致远期结售汇格局很难反映市场全貌。 举例来说，2019年全年，银行代客远期结汇的签约规模大约只占银行代客结汇（即期+远期）总规模的13%，银行代客远期售汇签约规模大约只占银行代客售汇（即期+远期）总规模的5%。 远期结售汇市场规模占比如此之小，很明显不能反映市场全体的情况。即使有时远期结售汇市场格局的变化趋势和结售汇市场的总体格局变化是一致的，也不能将其用作精准判断市场总体大势的指标。 还有一个相对次要的原因。就是一部分参与远期结售汇市场的企业对于汇率波动趋势并不敏感，或者说不是特别关心未来的汇率走势。他们不会事先对未来的汇率进行主观的预测，然后将自己的预测值与银行的远期汇率报价进行对比。因此，其签约行为的背后与市场情绪是无关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企业？ 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企业是比较单纯的套期保值者。他们进行远期结售汇操作的核心目的就是将未来结售汇的价格锁定。他们并不奢望自己的签约价格能够大大优于到期日的即期汇率，只要银行的报价能够满足其自身的盈利要求或者成本底线，他们就可以接受银行的报价。 仍以上面的A企业为例，假设其出口的1亿美元货物总成本是6.5亿人民币，其目标利润率是10%以上，那么只要银行给出的远期结汇报价在7.15以上，A就可以接受。 当银行事实上给出了7.3397的远期汇率报价时，A当然会签约。此时A对于未来到期日的即期汇率是否会更好并不关心，所以他的签约行为与市场预期无关。 究竟有多大比例的远期结售汇签约规模是不带有投机色彩的、纯粹的套期保值行为，这很难准确测算，但只要有，它就一定会进一步削弱远期结售汇数据对于市场情绪的敏感度。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搞清楚一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其实也不容易。而这些概念却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基础，很多争论之所以发生，其实根源在于大家对于在争论什么并不清楚。 (本文作者介绍：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主管。)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晓蓓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两新一重”建设兼顾总量增长与结构调整，将投资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推进城镇化，以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目标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意义重大。其中，新基建是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弥补传统基建与消费人群需求错位的现象，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更好地改善和满足民生需求，真正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广大群众。推进新型城镇化，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加大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投资补短板、调结构、增后劲；而传统的交通、水利、能源、电力等重大工程仍然是稳定生产体系、保障基本民生的重要项目，在拉动投资、解决就业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为我国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两新一重”，新老结合，新老交替，新老共同作用来实现“六稳”和“六保”。 各地在支持“两新一重”投资时，既要结合“十四五”发展规划，又要充分发挥三者的协同作用，避免过度的投资和重复建设。 第一，健全完善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对于交通、水利以及新型城镇化等投资规模大、回报慢的重大工程建设，可以通过预售使用权等方式获得相应的建设资金；而对于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一要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二要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步伐，适度降低债券融资市场门槛，加大对科技企业直接融资的支持力度；三要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关于新基建企业的信用贷、专项贷产品，一些大中型银行可以发挥集团化优势，采用投贷联动等方式为新基建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此外，还应通过产业引导基金、担保基金等方式不断吸引市场资本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来。 第二，尊重市场主体，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机遇。传统基建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投资，而新基建项目更偏重于信息化和创新领域，项目的科技化程度较高，意味着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参与度会比较高。对此，要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鼓励不同主体运用市场机制，灵活开展多种形式合作。既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专业能力和资金优势，也要鼓励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科技型企业主动参与其中，比如通过技术入股、项目混改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 第三，避免项目一哄而上。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新基建并非新事物，新基建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而传统基建依然占据全部基建80%以上的份额，目前仍然是拉动内需、稳就业的主力军。在对待“新老基建”发展的问题上，切忌“喜新厌旧”，应做到加快新基建，不忘“老基建”。 同时，这也意味着加大投资既要考虑短期需要，更要注重长期投资回报。支持“两新一重”建设，一要进行科学论证，提高资金投放的精准度，确保真正用于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重点项目，同时也要防止造成新的产能过剩。二要加强与终端需求的有效衔接，建议以新型城镇化为体系支撑，带动以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基建发展，而新基建要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赋能，助力打造智慧城市、现代农业等业态。三要冷静客观看待新基建的就业和投资拉动力。 本文原发于经济参考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多家核心报刊、新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专注于产业升级、数字经济、金融科技。)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Chang-Tai Hsieh（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如果不实行全面债务偿还暂停，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病将导致一波不可控制的主权债务违约，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控制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全球努力将会失败，而当今的经济崩溃也可能变成永久性的经济衰退。 随着企业关闭和工人失去收入，富国和穷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如此严重的衰退可能会造成巨大的长期损害，因关键的经济联系在消失。除非采取紧急措施，否则许多公司将永久关闭。为此，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一项2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丹麦和加拿大政府将为其本国的中小企业补贴75% 的工人工资。与此同时，中国扩大了信贷规模，取消了工资税，并刚刚宣布了一项约1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但是，COVID-19对印度和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构成了更大的问题。在这些国家，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经济代价会比美国和欧洲的还要高，现金储备少的脆弱中小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更大。这些国家还拥有更加可危的保健系统。支持弱势工人和企业以及治疗COVID-19患者所需的资金可能高达这些国家GDP的10%。 这些钱从哪里来？一些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可以以很少的额外费用借入更多资金。但是其中一些资金来自寻求资金安全的外籍投资者，还有一些来自美国私人投资者清算其在外国的投资。换句话说，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所需的金融的一部分会来自于墨西哥等国家。 此外，与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不同的是，当今每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在同时间借款。因此，即使墨西哥能够发行债券，它也将与处于相同情况的许多其他国家竞争。总而言之，一个不幸的事实是，我们只能互相借款，不能向火星借款。 如没有外来干预，金融市场将选择赢家和输家。赢家将是那些有能力发行安全债券的国家。他们将能够以最低利率借入巨额资金。输家将是世界上的类似墨西哥的国家。实际上，这些国家将受到双重打击：它们不仅将无法筹集资金来应对这场危机，而且其现有的资本也将流失，其实这个现象已经开始了。难怪已有90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财政援助。 当发展中国家政府需要花费巨额资金来维持其公民的健康和经济的继续的时候，如有一连串纷乱的主权违约，将导致巨大的人力和经济代价，并大大减少人类控制当今大流行病的可能性。毕竟，要在任何地方控制病毒，就必须要在所有地方控制病毒。 为了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据 IMF估计，新兴经济体的资金需求总计为2.5万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似乎过低。无论如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目前都太有限了–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1万亿美元 – 这些资源应得到很大的扩充。必须积极努力增加IMF的火力。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协调广泛的债务暂停，以阻止否则即将来临的主权债务违约浪潮。债务暂停将暂停所有请求冻结债务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本应向私人和公共债权人的还款，此措施将维持到健康危机的结束。 据我们的估计，一年的债务偿还暂停可以释放约1万亿美元，或中低收入国家总收入的3.3%。 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一个有限债务偿还暂停提议 – 贫穷国家向公共债权人的借款 –可释放的数目估计（140亿美元）。这将给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在解决当前危机上提供大量帮助。 有人担心债务暂停会同时在这些国家带来私人贷款的暂停，但其实这种资本流动已经停止或逆转了。尽管暂停可能使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国际资本市场之外，因此次危机而导致的坏名声应当会较少，因为暂停是由全球大流行病而不是由财政挥霍所造成的。 IMF的认可也应有所帮助。 私人债权人，一旦了解债务暂停的替代方案是一系列不可控制的违约行为，将更有可能同意暂停，因替代方案更对其不利。如果大流行后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债务暂停可保留避免正式的债务重组。 现在，这些主权债务的很大一部分是根据当地法律发行的，而这些法律是可以修改的。根据外国法律发行并且没有集体诉讼条款的债务则更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暂时更改美国和英国的主权豁免法律，以允许法官结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由于大流行而无法偿还债务的国家的诉讼。这样的解决方案也符合富国的社会和经济利益。 在1980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期间，债权人在近十年的过后才根据所谓的布雷迪（Brady） 计划开始进行认真讨论。这是一个丧失的十年。我们一定要努力让当今的危机有不一样的结局·。我们需要立即协调广泛的债务偿还暂停，以避免这个世界上与墨西哥相似的国家再度丧失十或二十年。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意见领袖探讨地摊经济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玉宇 今日马斯克一箭60星，要构造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太空没产权划分，马斯克基本秉承先占先得原则。 所以国际社会应该有针对太空利用的合作协调机制，既能充分利用太空资源造福人类，又能避免过度和浪费性利用太空资源。 同样道理，最近火热的地摊经济，也面临很多摊位借用或占用公共空间。不同公共空间和道路，被利用的商业价值不同，产生的租金也不同。 摊位该给谁，如何定价？ 经济学，又被称作价格理论。应该被地方政府或提供城市服务的企业，根据经济学价格理论的常识，为摊位定好价，有效率的配置摊位。 有些摊位空间是公共的，无人收摊位费，不等于摊位无价。有些摊位人流量大，收益高，其摊位租金相应的就高。 先占先得原则吗？ 地方政府应该有细则。管理公共空间摊位，收取的摊位租金，可以用来支持扶住低收入阶层。 政府应该考虑的政策选择之一，是把好的摊位空间打包委托给民营企业经营，民营企业根据行情，制定最优摊位租金，一部分用来维持卫生和其他服务，另一部分留下合理利润，最后一部分给政府财政。 对有价值的公共空间的使用，没有设计良好的政策配合，会被过度使用，拥挤混乱。 政府不能很好的管理，地摊租金也未必落入摆摊人之手。政府不管理，黑社会会填补真空。总之地摊租金，总要被拿走，主要事被谁拿走，如何用。 地方政府和有关专业的企业，应该因地制宜，把机制设计好，让地摊经济造福大众，更红火。 民营企业，专业化做城市服务的公司，应该跟地方政府很好的沟通设计，使得有价值的摊位落入有效率的摆摊者之手，摊位租金收取后，能更好的服务城市和居民。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东方金诚 王青 主要观点： 债市运行环境： 宏观经济运行：5月内需延续渐进修复，基建、地产相关建筑链条发力明显；当月猪肉价格继续回落，CPI同比涨幅延续放缓；油价在上月大跌基础上V型上扬，国内工业品价格亦有所走高，估计PPI同比跌幅与4月大致持平。 政策环境：5月市场降息预期落空；《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表述略超预期，具体体现在“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意味着今年以M2和社融增速为代表的宽信用力度会进一步加大。 流动性环境：受地方债集中发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央行流动性注入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5月最后一周资金面明显收紧，7天和隔夜利率重回2%以上。这显示5月宽货币进程暂缓，并带动市场预期出现逆转，成为当月债市重挫的主导原因。 中美利差：5月美债收益率延续区间震荡，中美利差走阔，月末报5bp，较上月末扩大15.73bp。 一级市场：5月利率债供给压力明显加大，尤其是专项债放量带动当月地方债供给规模大幅增加，加之资金利率中枢有所上移，二级市场收益率大幅上行，利率债发行利率同步走高。 二级市场：5月降息预期落空，资金利率中枢有所上移；内需延续边际修复，月内公布的4月出口数据超出预期；欧美开始重启经济，全球货币宽松加码力度在边际上也有所减弱。在此背景下，5月债券收益率整体上扬，其中，长端上行幅度小于中短端，或因市场对未来经济偏弱、通胀下行仍有预期，以及中美矛盾升级压制风险偏好。 6月利率债市场展望：展望6月，如果央行继续按兵不动，债市将延续震荡调整，但今年货币政策宽松取向已成定局，收益率上行有顶（2.9%）；若6月央行采取降准、降息行动，资金面过紧预期得到修正，债市将迎来修复性行情，但在基本面改善影响下，收益率下行有底（2.6%），曲线或将再度陡峭化。我们判断第二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更大。5月CPI同比将下破3.0%，外部风险阶段性缓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可控，6月央行有望下调MLF和7天期逆回购利率。另外，考虑到6月利率债供给压力依然较大，降准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 1． 债市运行环境 1.1 宏观经济运行 内需延续修复，基建、地产相关的建筑链条发力明显，但外需下行压力较大、就业形势严峻，中美矛盾升级加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后续经济回升仍需关注外需走势和国内政策对冲力度 在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活动持续恢复的背景下，5月制造业PMI为50.6%，连续第三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但较上月小幅下滑0.2个百分点。当月服务业和建筑业生产活动积极恢复，尤其是基建工程和房地产项目加速赶工，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位上行，并已连续两个月高于上年平均扩张速度。可以看到，3月以来发改委审批平台项目增速加快，4月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大幅多增——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基建项目融资拉动，同期挖掘机、重卡销量放量，这些指标均指向基建投资的发力，也与5月PMI数据显示的基建等链条景气度较高、工业品价格回暖相印证。 从制造业PMI各分项来看，5月生产指数为53.2%，低于上月0.5个百分点，生产端景气度环比维持扩张，但扩张幅度连续两个月小幅放缓，这也是当月制造业PMI小幅下行的主要原因。5月新订单指数为50.9%，较上月回升0.7个百分点，其与生产指数之间的差值缩小，需求复苏开始显露出追赶生产的迹象，这也反映于产成品库存指数的回落。此外，5月出口相关指数边际上升，但仍处于深度收缩区间；国际油价V字上涨，工业品价格修复，短期内PPI下行压力有望小幅缓和。 从需求侧来看，5月内需延续渐进改善。汽车销售方面，前三周主力厂家乘用车零售量日均3.7万台，同比下降5%，降幅较上月略有收窄；当月乘用车批发量同比表现较好，这与去年5月初国六实施的消息影响经销商提货，造成基数偏低，以及3月以来汽车零售回暖带动经销商补库有关。商品房销售方面，5月1日-30日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同比下降6.7%和4.0%，降幅较4月的-18.7%和-19.5%明显收敛。 外需方面，我们注意到，4月出口数据意外走强，这首先与上年同期基数偏低有关，同时，外贸企业从接单到出口之间的“时间差”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4月出口增速较高的原因。此外，近期防疫物品出口增速加快，对整体出口也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不过，从韩国4-5月出口、海外主要经济体PMI以及BDI指数等指标来看，出口走强的趋势恐难以持续，出口下行压力将在未来几个月的数据中得到体现。 从供给侧来看，高频数据方面，5月高炉开工率和六大发电厂日均耗煤量均有所拉升，并达到疫情发生以来的高位，二者绝对值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疫情对生产端的负面冲击已逐步淡化。这意味着尽管本月PMI指数较上月略有下行，但这主要源于当月生产环比扩张的企业占比收窄，并不代表制造业扩张力度减弱；同时，建筑业回暖对发电耗煤、高炉开工率等指标也有拉升作用——预计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会进一步上行。 整体上看，5月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4%，与上月持平，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连续3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显示出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保持积极的边际变化。当前海外疫情仍处高发局面，短期内欧美经济重启对我国出口带动作用有限，后续需密切关注新出口订单走势。预计伴随“两会”后国内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加大，内需修复势头有望延续，6月制造业PMI有望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包括建筑业在内的非制造业仍将处于高景气状态，这将带动二季度GDP同比增速恢复至2.0%左右的正增长水平。 5月猪肉和蔬菜价格继续回落，CPI同比涨幅延续放缓；国际油价在上月大跌基础上V型上扬，国内工业品价格亦有所走高，估计5月PPI环比略有回升，同比跌幅与上月大致持平 CPI方面，高频数据显示，5月猪肉价格延续回落，同比涨幅收敛；28种重点监测蔬菜价格亦有所走低，月内同比为负；7种重点监测水果价格环比略有上涨，但因基数走高同比跌幅扩大。这意味着5月食品CPI同比涨幅继续回落，从而带动5月CPI同比涨幅降至3.0%以下。 PPI方面，主要受全球产油国减产推动，5月国际油价在上两个月的暴跌后开启V字上扬走势，WTI现货价格从4月底的个位数直线拉升至35美元左右。此外伴随基建、地产相关链条景气度回升，国内工业品价格亦有所走高。估计5月PPI环比略有回升，同比跌幅与上月大致持平。 1.2 政策环境 5月央行货币政策保持较强定力，市场降息预期落空 在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需求增大背景下，市场对5月降息抱有较高期待。但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了较强定力——14日缩量续作MLF并保持利率不变，26日重启逆回购操作，同样维持了中标利率的持平。我们认为，或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经过2月以来的持续降息、降准及大规模流动性注入之后，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显著下移，央行或认为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已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短期内进一步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需求较低。 更为重要的是，央行发布的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一季度贷款审批指数环比快速上升14.1个百分点至64.7%，已明显高于2009年二季度的上一个高点水平（57.2%）。这意味着当前信贷环境已明显改善。但一季度贷款需求指数环比仅上升0.7个百分点至66.0%，比2009年二季度要低17.7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这表明，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并未随着信贷环境改善而同步上升。 由此，当前宏观政策的侧重点或是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上升，从而充分发挥现有灵活货币政策在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方面的潜力。否则，货币宽松没有实体经济资金需求配合，易于引发金融空转套利抬头，甚至房地产泡沫快速膨胀。 《政府工作报告》中货币政策表述略超市场预期，宽信用将进一步发力 5月22日，疫情特殊背景下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对货币政策的表述略超市场预期。这具体体现在“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的表述上。此前央行发布的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相关表述为“促进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两相比较，《政府工作报告》的政策表述更加积极，这意味着今年以M2和社融增速为代表的宽信用力度会进一步加大，也意味着在疫情特殊时期，监管层对宏观杠杆率短期上行的容忍度在增加。 未来货币政策在降息降准及再贷款等手段方面仍有边际宽松空间。我们预计年内MLF利率有可能进一步下调40个基点，这将引导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行100个基点左右；同时，年内还将有两次全面降准空间，总体幅度约在1个百分点上下，将释放长期资金约1.6万亿。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银行放贷能力，还能与财政政策相配合，确保专项债及特别国债顺利发行。另外，为进一步实施精准滴灌，专项再贷款额度还有进一步扩大空间，再贷款利率也存在小幅下调的可能。 总体上，两会后货币政策将量价配合、多管齐下，下半年M2和社融存量增速有可能达到14%-15%左右，将较当前（4月末）11%-12%的增速进一步加快，并显著高于上年末8.7%（M2同比）和10.7%（社融存量同比）的增长水平。 央行创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新工具，加强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 6月1日，央行联合银保监会、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和《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 《延期还本付息通知》强调，对于普惠小微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应延尽延。同时，央行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提供400亿元再贷款资金，通过特定目的工具（SPV）与地方法人银行签订利率互换协议，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激励，激励资金约为地方法人银行延期贷款本金的1%，缓解小微企业再融资压力，以保证存量贷款稳定，避免抽贷、断贷、停贷导致的企业资金链断裂。 《信用贷款支持通知》明确，自2020年6月1日起，央行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以促进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对于央行购买贷款的资金，银行应于购买之日起满一年时按原金额返还，这相当于为银行提供了期限为1年的零成本融资；但相应贷款不能出表，信用风险以及可能的坏账损失依然由银行承担。 从对债市的影响来看，此举在向银行体系释放流动性的同时，也表明货币政策将更多转向直达实体经济的宽信用，政策出台后市场对降准、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总体看对债市影响偏利空。 那么新的政策工具能不能代替降准、降息呢？我们认为，新工具创设的目的是激励中小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主要起到“救急”作用。但在企业普遍复工后，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订单不足，因此下一步仍需要总量型货币政策出手，提振消费、投资等总需求，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实体经济经营压力。6月2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也表示，“两项新的政策工具和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降息降准政策工具并不矛盾”。 1.3 流动性环境 5月中上旬流动性充裕，截至25日央行连续37个交易日未开展逆回购操作。5月最后一周，资金面明显收紧，主要原因为地方债的集中发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为平抑资金面波动，央行26日重启7天期逆回购，但维持操作利率不变，市场降息预期落空，这也导致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理解的分歧加大。26-29日，央行连续4个交易日开展7天期逆回购，月内无逆回购到期，净投放资金6700亿。 5月14日有2000亿MLF到期，次日央行缩量续作1000亿，操作利率不变，净回笼资金1000亿。此外，5月定向降准释放约2000亿长期资金。综合来看，5月央行通过降准和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资金7700亿。 从资金利率来看，5月最后一周，7天期和隔夜利率均重回2%以上，带动月内资金利率均值较上月有所上行。展望6月资金面，利率债供给压力、增值税缴税、年中考核压力、外汇占款下降等负面因素相对明确，资金利率走势关键要看央行的态度和行动。在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理解分歧加大的情况下，对6月资金面的判断也存在一定分歧。 我们认为，在逆周期调节和降成本的政策导向下，短期内资金利率中枢即使不会进一步下移，大幅上行的风险也不大。可以看到，央行于5月26日重启逆回购操作，并逐日增大流动性注入，这同时也在向市场释放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的信号。在本次重启逆回购操作之前，DR007均值整体处于1.4%-1.5%左右，而这段时期央行曾连续37个交易日暂停逆回购。这样来看，或可将1.5%至1.6%视为当前市场利率波动区间的上限——一旦市场利率持续高于这一水平，就会触发央行流动性注入。 1.4 中美利差 5月美债收益率延续区间震荡，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0.63%-0.73%之间波动，月末报0.65%，较上月末上行1bp。从中美利差来看，5月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16.73bp，带动当月中美利差走阔，月末报205.5bp，较上月末扩大15.73bp。 2． 一级市场 2.1 发行情况 5月利率债供给压力明显加大。当月共发行利率债480只，比上月增加305只，发行量环比增加12093亿元至24841亿元，当月到期量环比下降3600亿元，净融资额增加15693亿元至18694亿元。同比来看，5月利率债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分别增加14120亿元和12570亿元。 分券种看，5月国债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同比、环比均有所增加；政金债发行量环比下降，但净融资额大幅高于上月，且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均高于上年同期；4月底第三批1万亿新增专项债额度陆续下达地方，这一部分额度需在5月份发行完毕，因此5月专项债放量带动当月地方债供给规模大幅增加。 2.2 发行利率 5月利率债供给压力明显加大，资金利率中枢有所上移，二级市场收益率向上调整，利率债发行利率同步走高。其中，国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环比上行20.27bp，政金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环比上行15.56bp，地方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环比上行29.35bp。 3． 二级市场 3.1 到期收益率 5月央行货币宽松暂缓，市场降息预期落空；同时，受专项债大幅放量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因素影响，资金面边际收紧，资金利率中枢未能延续3、4月份连续较大幅度下移的趋势，且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而从基本面来看，5月高频数据显示内需延续边际修复，尤其是基建和地产相关链条景气回升明显，车市、楼市继续改善，月内公布的4月出口数据也超出预期；同时，欧美疫情有所控制，开始逐步重启经济，从全球来看，货币宽松加码的力度在边际上也有所减弱。 在这种背景下，5月债券收益率整体上扬，其中，短端在资金面收紧影响下，上行幅度较大，长端上行幅度相对较小，或因市场对未来经济偏弱、通胀下行仍有预期，以及中美矛盾升级压制市场风险偏好。 3.2 利差走势 5月国债收益率曲线现熊平形变，各期限利差多数收窄。其中，月末10Y-1Y利差较上月末扩大28.72bp至110.43bp。 国开债和国债利差方面，5月末5年期国开债和国债利差较上月末小幅走阔2.78bp至39.09bp，10年期国开债和国债利差微幅上行0.62bp至28.62bp；同期5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下降1.93个百分点，10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下降0.37个百分点。 3．6月利率债市场展望 6月初债市遭遇暴跌，主要原因是央行创设了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新货币政策工具，被市场解读为是货币政策重心从宽货币加速转向宽信用的信号。因此，新工具推出后，市场对于6月降准、降息的预期降温，推升债市空头情绪。我们认为，新工具并不能取代降准、降息等总量型工具，货币政策仍需保持偏宽松的取向以提振总需求，同时为财政发力保驾护航，利率的过快上行也不符合当前的政策意图。 不过，尽管货币宽松的取向并未发生变化，宽松的节奏和力度却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与市场预期发生分歧，这也是近期市场情绪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切换，导致债市大涨大跌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6月债市方向关键要看央行的行动。如果央行继续按兵不动，债市将延续震荡调整，但今年货币政策宽松取向已成定局，收益率上行有顶（2.9%）；若6月央行采取降准、降息行动，资金面过紧预期得到修正，债市将迎来修复性行情，但在国内经济逐步回暖叠加海外经济陆续重启的影响下，收益率下探至前期低点的可能性也很小，预计下行的底在2.6%，收益率曲线或将再度陡峭化。 我们判断第二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更大。5月CPI同比将下破3.0%，外部风险阶段性缓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可控，6月央行有望下调MLF招标利率，下调幅度或在10个基点左右。作为政策利率体系的一部分，6月央行7天期逆回购利率也有可能联动调整。另外，考虑到新工具可以理解为是变相对中小银行实施定向降准，6月降准的概率有所下降，但利率债供给压力依然较大，降准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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