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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委副书记孟景伟拟任北京市政府工作部门正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5日综合报道北京组工网近日发布一则干部任前公示，具体情况如下：　　孟景伟同志任前公示通告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步扩大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干部选好、选准，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对以下拟任人选进行公示：　　孟景伟，男，汉族，1974年5月生，中共党员，在职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拟任市政府工作部门正职。　　公示时间：2020年6月4日至6月11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有关问题。　　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或工作单位。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特此公示。　　联系电话：12380转9 55568434（传真）　　联系地址：通州区运河东大街56号院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邮编：100743）　　网上举报：北京市委组织部“12380”举报网站（http://www.bj12380.gov.cn）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　　2020年6月4日

北京公示拟任市委组织部 676次 2020-06-06
管涛：强势经济强势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与机遇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高级研究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近日的《国民财富大讲堂》上围绕“后疫情时代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进行了讨论，对人民币国际化前景、货币互换协议、美元外汇储备份额下降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和挑战等多个问题发表观点。以下为发言全文：　　一、由于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不仅要依靠自身经济总量的提升，还要靠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　　经过近11年的努力，人民币虽然已经成为国际化货币，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占比仍相当有限，与中国的经济总量不相符。此外，理论上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存在所谓的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我观察到在国际货币体例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大货币在国际支付、外汇储备以及国际借贷中占比高达近90%，而其他货币，如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等，都无法同日而语。即便是在这四大货币内部，美元和欧元的占比也是日元英镑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可以说，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的确存在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前景，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经济实力的提升，还需要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跨境流通使用的便利，以及其他触发因素以促成网络效应、路径依赖从量变到质变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例如历史上，在美元取代英镑前，美国的经济总量已长期领先英国，而美元的上位也不仅是经济实力增长的结果，还是其他综合因素的结果。　　二、就货币互换协议而言，货币互换协议本质上是用来解决流动性问题的，是救急不救穷的，所以往往当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时，才会被动用。　　早在2013年10月底时，美联储已与欧洲、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五家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同时宣布达成无期限、无条件、无限额的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这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今年3月19日美联储和9家中小银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是在美国3月份股灾的背景下签订的。从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观察可知，3月18日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和外国央行的货币互换余额只有4500万美元，但到了5月22日达到了4489亿美元。所以货币互换协议是在股灾发生后，市场恐慌出现了流动性问题时提出的。　　三、人民币没有被纳入这次的货币互换协议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但这次美联储主导的货币互换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对人民币没有被纳入这次的货币互换协议，有说法称是因人民币并非美国认可的可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诚然，这一点不可否认，但这并非人民币被排除在外的根本原因。在3月19日美联储和9家央行签订的协议中，一些央行所在国的货币也并非是可完全自由兑换的。同时，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互换网络有其历史根源：美元是国际主要支付货币，特别是当面临危机时，对美元的需求量较大。人民银行与30多国签订的3万亿元人民币的互换协议，实际上其流量较多，存量较少，即余额也较少，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取后仍是换成美元后使用。　　其次，美联储提供的货币互换协议具有正外部性，增加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元供给，缓解了美元流动性紧缩，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美元汇率的过强走势。实际上这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变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开始是资本管理项目，是离岸市场驱动。但在2015年下半年后，中国加快了在岸市场的股市、汇市、债市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由之前的资本流动管理、离岸驱动转向了资本账户开放和在岸驱动。很多人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时，经常用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量的下降来论证人民币国际化的倒退。但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因为以前在资本管制下，很难买到在岸市场的人民币金融资产，而只能去离岸市场购买。但现在能够到境内购买人民币的股票和债券十分便捷。从人民银行公布的境外机构及个人持有的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数据可知，在2015年的8.11汇改前，贷款和存款比例占到2/3，股票和债券只占1/3，而现在正好相反。在香港吸收的人民币存款，会通过深圳人民银行转存到境内，变成境内的境外机构持有的人民币存款。因此，可以观察到，因为国际化路径发生变化，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也应该随之改变。人民币要进一步国际化，还需要加强汇率的市场化，不断完善浮动管理　　从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近期对美元偏弱，主要原因是去年人民币汇率破“7”以后，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可上可下，对于市场上的信息做出灵敏的反应。当然，在岸市场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调控，跟离岸市场的完全自由浮动还有差距，故离岸人民币汇率动的更快些、更多些。但是，在岸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弹性增加，汇率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和国际收支调节的稳定器。　　比如今年初，受中美签订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提振，人民币升值，升破7。但随着中国进入抗疫状态，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人民币汇率阶段性走弱，重新跌破7。三月上旬，中国疫情得到控制，海外疫情加速蔓延，人民币再度升破“7”。接着美股十天四次熔断，全球金融恐慌，美元飙升，人民币又跌破“7”了。可见人民币汇率上下波动非常频繁。但是，不论人民币汇率涨还是跌，在市场上并没有造成过度的恐慌。　　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偏弱，和四月底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摩擦出现升级现象有关，是市场的情绪反应。近期，地缘政治事件频发，中美经贸关系走向不明朗。虽然在2009年逐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人民币总体上还是风险资产，充满不确定性。这种情况给人民币带来压力。但因为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对市场消息能及时作出反应，有利于及时释放压力，避免预期积累。　　人民币汇率下跌并不意味着中国外汇市场的资本外流，外汇供不应求。从外汇市场今年四月份数据看，前四个月顺差累计566亿美元，虽然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2%左右，但实际上外汇供大于求。从这点看，是供求以外的因素在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也就是市场上经常有一些坏的消息出来影响了市场情绪。比如五月份，当天收盘价比中间价高的交易日占比只有11.1%，比上个月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市场偏空情绪较强。　　人民币要进一步国际化，还需要加强汇率的市场化，不断完善浮动管理，让市场在汇率行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的8种主要储备货币中，除了人民币，其他7种货币都是汇率自由浮动。我们原来认为欧元是内部不可撤销的固定汇率，但考虑到汇率是一种货币对另外一种货币的比较关系，欧元是超主权货币，欧元区内部已经不存在主权货币，所以没有固定汇率之说，近年来IMF将欧元区也归入浮动汇率安排。　　汇率市场化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助于政府减少对行政管制手段的依赖。为应对疫情爆发，中国央行在2月初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通过价格手段、数量手段引导市场利率走低。如果是过去汇率僵化的情况，会对汇率产生压力，但是因为现在汇率的弹性已经增加，释放了压力。所以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不用考虑汇率方面的牵制。　　2015年以前，资本流入过多有升值压力，于是控流入或流出。2015-16年，有流出压力，开始扩流入控流出。这也是大家怀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可以减少这方面的依赖。2015-16年人民币的单边下跌，2017年人民币不但没有破“7”，反而升值5至6个百分点，所以2018年以后人民币汇率恢复了双向波动，市场预期分化。此后，人民币汇率不论涨还是跌，央行、外汇局都没有再求助于资本管制手段，而是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推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　　美元外汇储备份额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首先，美联储放水并不会动摇美元地位。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金融危机发生后，因为美联储采取零利率加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世界普遍预测美元资产将会缩水，其理论依据在于放水后美国对内会通货膨胀对外则外汇贬值，导致美元资产缩水，大家减少美元资产持有，继而去美元化。然而，实际情况是，金融危机后受重创的不是美元而是欧元，美元的外汇储备份额虽略有下降，但其国际借贷、国际支付以及外汇交易等要么保持稳定要么略有上升。放水之后，美国没有出现通胀，自2011年起美元开始升值，到2014年后美元加速升值，美元的购买力也没有出现较大变化。　　其次，是强势的经济，强势的货币。美国自2009年后进入战后最长时间的经济或长周期，而日本欧洲都深陷经济停滞。因此，从基本面来说，也是支持美元走强的。总体上危机后的10年间美元的地位没有受到根本削弱，甚至略有上升。　　但是，2017年特朗普当政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特朗普当政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与世界多国进行贸易战。我们由此观察到，从外汇储备的份额看，从2017年初至2019年末的三年间，美元份额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回落了4个多百分点。而在2016年末时，其份额比2008年第三季度末，即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初的水平还要高。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元外汇储备份额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危机后的大放水，而是2017年后美国优先政策。因为美国对他国发动贸易战，与全球进行脱钩和逆全球化，故而他国会逐渐减少美元的使用。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和挑战　　其一，特别是在全球新冠疫情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他国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的挑战。这种挑战从舆情来看是甚嚣尘上。很多国家政府没有做好疫情应对工作，却纷纷对外甩锅，特别是向中国政府甩锅，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妖魔化。这不仅影响中国的对外形象，还提出要把产业链回迁的威胁。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特别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面临着全球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全球治理问题，但冲突一再在各个领域凸显出来。这些都会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其二，挑战中也蕴含着机遇。首先，目前境外投资者都希望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中国的公共卫生是相对安全的，市场前景也是比较明确的，中国的经济可能会率先复苏。而这些对配置人民币资产是极具吸引力的。其次，不同于美国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和逆全球化，中国在疫情应对中仍然坚持推动改革开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高水平的制度性对外开放。这些都会增加本土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程度，这对外国投资者也是极具吸引力的。　　其三，在这一轮疫情应对中，其他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超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但中国到目前为止，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处于正常状态。正如易纲行长去年底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所言，未来几年中在主要经济体里，如果中国的利率仍保持正数，那么一定是让人羡慕的。我相信，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能走得更远的重要保证。

人民币美元货币汇率国际化 663次 2020-06-06
上海市卫健委党组副书记郑锦出任上海健康医学院党委书记(简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上海6月5日综合报道据上海健康医学院官方网站消息，6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市教卫工作党委领导前来上海健康医学院，宣布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健康医学院领导班子的任免决定：郑锦同志任上海健康医学院党委书记，郑沈芳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上海健康医学院党委书记。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郑锦，女，1968年3月生，此前担任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郑沈芳出生于1960年1月。　　郑锦简历　　　　郑锦，女，汉族，1968年3月生，辽宁大连人，中共党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研究员、主任医师。　　历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团委书记、人事处处长、副院长、院长、党委副书记，市卫生局副局长，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主任，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市卫生计生委党委副书记，市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　　现任上海健康医学院党委书记。

上海健康党委书记医学院党组 527次 2020-06-06
广西军区司令员何仁学任广西党委常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南宁6月5日综合报道据《广西日报》消息，中央批准，何仁学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何仁学现任广西军区司令员。

广西常委仁学何仁学广西军区 955次 2020-06-06
刘世锦：从两会看防疫常态化下的政策目标选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刘世锦　　我刚刚参加了两会，这次会议时间比较短，但是内容没有减，而且要求进一步提高。时间是精缩了，但是会议要开成精华版。就两会的经济政策，我想简短谈几个问题，跟大家做个交流。　　第一，大家都很关心刺激政策的规模。这次公布的宏观经济刺激规模，特别是财政规模，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度的，没有搞过量措施。另外，我感到一些短期做法具有长期意义。　　刺激政策的规模是两个一万亿，即财政赤字一万亿，抗疫特别国债一万亿。此外，中央拟安排地方专项债3.75万亿，其中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可以提高到25%。基建项目的资本金率通常是20%，如果按这个计算，3.75万亿专项债可以融资3万亿以上。把这几项合起来实际可以达到9万亿左右，占到2019年GDP的9%左右。这个数字比正常年份要大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国家10%甚至20%以上的毕生，总的来讲算比较克制。　　从正面来讲，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有空间的，比如财政赤字和国债都有提升的空间，货币政策还是正利率，没有搞量化宽松等等，这也符合有些同志提出的“子弹不要一次打完”的主张。疫情到底怎么往前走？目前看起来中国国内率先已经控制住了疫情，中国经济恢复的情况还算正常。海外的情况不太一样，欧洲已经出现拐点，美国的拐点还不太明显。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发展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有一种说法是，要想真正控制住疫情，不是取决于最早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而是取决于最晚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这个地球上只要一个国家还存在疫情，就要面临疫情防控的问题，所以我们财政和货币政策要留有一定余地，留一点子弹。看起来这次子弹没有打完。　　第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这次两会没有提出经济增长指标，而是提出一个就业指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登记失业率为5.5%，同时提出一些反映经济结构和质量的指标。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宏观经济增长指标？我认为它们代表着积极的变化。今年没有提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给出的理由是今年情况特殊，不确定性太强，而且今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所以现在不太好提具体指标。但是反过来说，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否一定要设定一个GDP增长速度指标？这个问题本身存在争议，一直有很强烈的声音建议不再设GDP增长指标。这次两会实际上把就业指标推到前台。为什么说推到前台？因为我们以前重视经济增长速度指标的理由是，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GDP增长的背后是就业，而这次把就业直接推到前台。反过来说，如果就业达到比较满意的水平，如充分就业，那么这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意味着全社会资源利用水平是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达到了适宜的水平。　　我建议今年尝试不再直接提经济增长速度指标，明年正式开始执行。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有争议，不是说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仍然很重要，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及其它经济指标相互关联的，为什么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其一，设定经济增长指标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就业，这次把目的直接推到前台。其二，过度强调增长速度指标可能有一定副作用。反过来说，明确就业指标包含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建议以后中央政府只提就业指标，同时也提出有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在省级层面，可以提出各自的增长速度指标，当然也可有其它指标。中央提就业指标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省级提增速指标。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各省可以从实际出发定指标，不要搞一刀切。中国这么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机制是地区竞争，这个机制也可以继续起作用。　　此外，建议国家评估各省的发展状况，根据评估结果匹配中央的政策，特别是区域政策。发展好的省份，政策力度大一点，反之政策力度小一点。这样是否能形成一个新的机制，就是中央提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各省定增长速度指标，然后中央评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采取相应政策。　　第三，这次还讲了两万亿国债怎么用。它们主要用于地方政府，而且主要用于救助。中央要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主要是保就业和保基本民生。我认为这个机制也可以常态化。以往部分中央政策落到最基层时，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形，中间环节会扭曲政策的本意。这次建立的机制直达政策需要救助的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数字技术加快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机制在技术上是切实可行的。财政部发一笔钱，直接进入贫困户的个人账户。这和精准扶贫息息相关。下一步要大力发展数字政务，重要特点是减少中间环节。过去中间环节太多，既有行政上的原因，也有技术上的原因。现在完全可以建立扁平化的直达式政务系统。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能不能直接给低收入阶层发放货币或者消费券来援助他们，但操作起来有困难，因为尚未形成直达低收入阶层的数据系统。两万亿国债用于救助并直达基层，应以此为契机，加快建立起一套直达式的政务数字体系。　　另外，我再讲两个具体的问题。现在大家关注两会时非常关注宏观政策，讨论最多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到底能给出多大的空间，似乎中国经济恢复和长期增长主要靠宏观刺激政策。我认为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最近几年保持中高速增长，将来维持中速增长，最重要的还是依托于结构性潜能。无论是此次经济恢复还是以后的持续增长都要依靠结构性潜能，这是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当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是在短期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并停顿情况之下提供救助，使之尽快转入正常增长轨道。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还得依托结构性潜能，简单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城市化进程所蕴含的发展动能。具体地说，中国人均收入才一万美元，发达国家一般四万美元以上，美国六万多美元。中国和他们的人均收入差距超过3万美元，差距就是潜能。这种追赶的潜能可使中国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等新的潜力也可以为中国所用。我最近倡导的观点是，今后五至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蕴含的结构性潜能最大。关键是要要深化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果能把这个潜能释放出来，保守估计，那么今后十年每年可给中国经济提供0.5至1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还有一个问题和疫情有点关系，主要是涉及美国跟中国的脱钩问题，包括在技术上对中国卡脖子。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中国可能采取所谓备胎战略，欧洲等其他较大的经济体也会如此。中国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了，譬如芯片、软件、重要的装备和飞机发动机等。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比较大，可以分摊成本。如果一定要搞备胎战略的话，中国一定比韩国强，某种意义上比美国也要强。从市场竞争角度来讲，过去只有一两个供应者，在全球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备胎有了以后可以打破垄断，从市场竞争角度，也可以给出积极评价。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也是有代价的。中国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搞开放了，现在对付卡脖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当然很重要，因为过去很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美国。现在如果美国不对你开放，那么我们要对其他地方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备胎战略中，我们的最大短板在哪里？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发。美国最近要卡中国大学和研究单位，中国下一步怎么办？在这些领域要推动改革，建议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在深圳或杭州等地设立一些发展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的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如果不补上这个短板，那么中国的创新搞到一定时间就可能没有后续动力了，很难成为真正的创新型大国。这项改革很难，但是不搞不行，需要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各位！　　沈建光：谢谢刘世锦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把主要资金投入到都市圈和城镇化建设。它的重心是传统基建、新基建、还是旧城改造？　　刘世锦：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觉得这2万亿主要是用于救助。那我为什么要讲都市圈呢？我觉得都市圈投资不需要特殊政策，主要靠激发民间投资。核心城区里有不少人想到城乡结合部，也就是都市圈的小镇去买房子。解决了小产权房、宅基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入市等问题后，需求一定会出来，出来后就有人愿意投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中的投资与上面提到的两万亿没有什么关系。大力发展都市圈和城镇化需要的资金量级比这大得多，大量社会资金将转化为可投资的资金。这里面的投资会涉及很多领域，如新基建，但重心还是老基建。譬如在核心城市周边1小时通勤圈范围内建立起几十个到上百个小城镇，用轨道交通把它们连接起来，可以想象这个投资量有多大。　　另外，从投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到了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对基建等领域进行投资时很容易出现失误。前段时间发了地方专项债以后，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性不太高，因为没有太好的投资项目。目前投资都市圈的出错概率较低，有利于调动起投资的积极性。　　本文为作者在京东数科研究院于5月30日举办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的发言

这个经济就业政策指标 496次 2020-06-06
管清友：2030年中国大概率超越美国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管清友　毋庸置疑，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今天，我想从更长的宏观角度和更细微的微观角度，来谈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1 　　先从更长的历史周期看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比14.8%。但实际上，早在1820年（嘉庆25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就已经达到40%了。　　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也没有恢复到嘉庆年代。我们在晚清以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逐渐缩小；一直等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数字才开始一步步地扩大。　　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我们逐步超越了下边这些国家： 1993年中国超过俄罗斯 1996年超过巴西 2000年超过意大利 2005年超过法国 2006年超过英国 2007年超过德国 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只想客观地给大家描述一下，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在经济总量上，我们大概率会在2029或者2030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算法，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了。　　2 　　再来看今天的中国　　明确了中国发展的大脉络和大前景之后，接下来，我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中国究竟有哪些别人不具备的特征。　　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了一个从未用过的词，叫做“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来审视我们的发展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1）制度特征　　中国恐怕是现在全世界少有的统一、稳定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大家应该不会否认吧。　　这里不妨做几个比较，首先看美国的联邦制，优劣势都非常明显。欧洲同样如此，只不过近年来它的劣势愈来愈遭人诟病，最为明显的就是它的货币政策统一，但是财政政策却无法统一。更要命的是，欧洲当前还面临着新的分裂，处在正在进行时的英国脱欧就是最好例证。　　再看人口大国印度——关于这个国家，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马克思和泰戈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就是印度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　　这几年，一些经济体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不稳定所导致的，无论土耳其、阿根廷，还是意大利，都是政局不稳诱发了国内危机。　　2）大国效应　　这个特征，我们可以拆分来看，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相当于美国的60%，广东相当于西班牙，江苏相当于墨西哥，山东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北京相当于阿联酋。　　中国的年轻企业家，能在3年之内创造出“独角兽”企业，应该说大国效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沉默的市场　　这一块，我想用几个小数据来说明。　　第一个，中国目前税前月薪8000块钱的这个群体，在整个城镇居民当中的占比不超过20%。　　第二个，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800美元，还没有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全球大概是10000多美元。也就是说，我们离全球平均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　　4）后发优势　　这一点从移动互联网、无现金社会的形成可以看出。现在无论是在一线城市，还是在山区，大家用的都是智能手机，这是非常重要的后发优势。　　从统计上看，对比日本等其他国家，中国流通中的现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一个趋势。　　5）国人勤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特征。我们的勤奋可能到了自己都没有觉察的地步，我们几乎是5+2、白加黑，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　　连科斯都讲，中国人的勤奋令世界惊叹和汗颜，甚至还有些恐惧。这里有必要专门说一下中国的女性，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也是最高的。　　6）聪明、好学　　中国人边干边学、弯道超车，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　　虽然目前我们在技术上，同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假以时日，我相信在未来20—40年，中国在核心技术上一定是能够有一个赶超的。　　3 　　最后，从未来的视角看中国　　我一直强调，我们短期之内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从未来的视角来看，最好的机会依然是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在这里我还是用几组数据来予以说明。　　1）小镇青年　　目前一二线城市的青年人只有6800万人，可小镇青年却有2.27亿，这才是中国最巨大的市场。很多“独角兽”企业的成功，正是因为抓住了小镇青年这个群体，才得以唤醒沉默的市场。　　2）高净值人群　　净资产超过1000万的高净值群体，在2008年刚刚超过30万，在2017年是187万人。资产过亿的超高净值群体，2008年1万人，2017年15万人。　　这些高净值群体可投资的资产规模2008年是8.8万亿，2017年是58万亿，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3）城镇化　　我们的城镇化其实还没有完成，和1980年代的日本相比，距离还非常远。　　我们现在的名义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8%，实际城镇化率刚刚超过42%。这个16%的差距，就是巨大的增长空间。要知道，2000年以后，除了全球化的红利之外，我们最大红利来自于城镇化。　　4）庞大的女性市场　　中国女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统计数据上看是超过40%的。中国现在正存在着并且长期存在一个，比当年日本更大的东方女性市场，2025年这个女性市场的规模可能会达到一万亿。　　有人告诉我2025年中国人可能会买下全球超过45%的奢侈品，所以就事论事来说，没有一个全球奢侈品品牌敢得罪中国女性。　　5）学习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人不但勤奋，而且求知欲特别强。我们是活到老学到老。1949年到现在，中国获得本专科学历以上的人刚刚超过6%。　　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累计占到总人口的数量，仍然只有4%。这个学习的潜力非常之大。　　6）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这个领域，可能会对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场。不少人把人口老龄化当做一个压力，但实际上这也是机会，新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就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最后，简答总结一下，我的看法是，尽管我们短期之内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无论是从历史长河，还是刚刚过去的40年，抑或是未来，几个时间维度综合来看，未来的中国经济仍然可以保持比较好的增长态势，仍然可以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若干年。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这个一个我们超过 940次 2020-06-06
临沧市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赵金祥接受审查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临沧6月5日综合报道据云南省纪委网站消息，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临沧市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赵金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调查审查临沧市接受赵金祥 933次 20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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