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探讨地摊经济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最近几天，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 媒体报刊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地摊经济的讨论；微信好友之间，诸如《城市地摊财富秘籍》、《如何摆地摊赚钱》之类的文档竞相传阅；曾经追着摊贩满街跑的城管，现在热烈盼望着摊贩们“重出江湖”了；就连五菱宏光、广百股份、小商品城、银都股份等一系列“地摊经济”概念股都一路飘红，集体大涨…… 地摊经济的现象级蹿红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都要感谢总理的两次点赞。特别是在6月1日考察完烟台的一个老旧小区之后，总理深情地说道： “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一度被大众视为“边缘经济”的摆地摊，而今正在往C位靠拢。 1 地摊经济不是新生事物，古往今来皆有之。 在我国，地摊经济几乎贯穿了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商业更迭，文化底蕴极其深厚。虽然小摊贩们在大多数时间里的社会地位都颇为低下，但他们却是货物流通乃至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亦是社会繁荣的直接体现。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做小买卖赚钱的群体，《周礼·地官·司市》中讲到的“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便是关于摊贩较早的记载。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卖炭翁》中脍炙人口的名句“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也是对地摊经济的真实描述。 到了宋朝，由于商业活动的增加与政策上的放宽，城镇和乡村集市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不受限制，官府不但不予干涉，反而明令保护。乾德三年，宋太祖就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小贩们的热情因此被大大激发，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地描绘出各种各样摊贩的形象，无论桥头、城墙边还是街道旁，无论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还是叫卖各种小吃的，应有尽有，店铺夜市不可细数，经济的发达、城市的魅力与当地的生活气息统统尽收眼底。 到了当代中国，地摊经济同样遍布于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就讲述了主人公如何通过“鸡毛换糖”这一流动贩卖方式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亦是一部大时代的缩影，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是像剧中的主人公那样，通过卖茶叶蛋、大碗茶、修理物件等方式来完成财富的最原始积累，并逐渐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然而自2008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热潮，很多地方都把“城市形象”视为一项重要的KPI，而最接地气的地摊经济反而开始变得“不入流”，最终难逃被禁止和驱赶的命运。那时候的小摊贩们，一面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生意，一面还要时刻紧盯着城管的动向，做好与城管“斗智斗勇”的准备。 在民众眼里，小摊贩与城管之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的一幕幕市井短剧已是习以为常，可到最后，随着“地摊经济”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城市的确变整洁了，城市里的烟火气和生活味儿却淡了许多。 虽经风雨飘摇、命运多舛，但地摊经济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如今，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下，地摊经济已然重焕生机，并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之上。 2 地摊经济能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必然有其优势所在。 首先，它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成分。 众所周知，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也是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摊经济又是民营经济中的典型，其经营形式上的灵活自由，宛如毛细血管，一般渗透至经济社会运行之中，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便利了居民生活。 更重要的是，地摊经济显著促进了就业。那些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离开了土地的农民甚至不少在职的员工，很多都会参与到摆卖地摊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开辟新的收入渠道。这种自发的就业方式，实实在在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例如总理点赞的成都，一夜之间以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拉动了10万人就业，这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其次，它真正迎合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尽管不少大城市里商圈林立、车水马龙，地铁上随处可见动辄几千上万元的iPhone手机，但我国“还有6亿中国人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大型商场买一件几百块钱的衣服，却会很乐意在地摊上买一件经济实惠又合身的服饰；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花二三百块钱去下一顿馆子，但闲暇之余会乐意去吃一碗几块钱的烤冷面或者豆腐串。 从这个角度看，地摊上的产品琳琅满目，服装、手包、水果、日常用品等均有涉及，并且价格不贵，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丰富了消费市场的商品供给，在迎合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同时，激发其消费意愿，进而带动国内消费市场发展。 再次，它是一种低门槛的创业形式。 在我看来，并非讲着深奥的商业模式、拿着高大上的BP、到处去参加项目路演找投资人才配叫 “创业”，摆地摊本质上也应该算创业的一类。相比其他类型的创业，摆地摊的门槛更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而且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而他们在完成自就业的同时，还为城市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与“大众创业”的精髓也是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从业者还塑造了自身强大的抗压能力和谋生能力，以及灵活的创业思维和经营策略，进而有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摊铺逐渐发展为知名大企业。纵观世界商业史，很多企业巨头、业界大亨都是从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起家的，典型如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他就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练过摊”，售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短裤和家用电器。 最后，它能展现当地文化特色。 从社会学角度看，地摊经济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深刻领略到地方的风土人情。比如老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等地，想当年就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小吃小玩意，还有不少吹糖人、讲评书等传统民间绝活，一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地摊经济，它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 3 不过，诚如一枚硬币有其两面一样，地摊经济的劣势也是有目共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妨碍交通。地摊经济流动性极强，摆摊地点往往选择在交通主干道两侧、人流量大的商业中心或者大型社区的门口，而摊贩占道经营屡见不鲜，往往会影响交通正常运行。 第二，易造成环境污染。例如路边的烧烤大排档，经常会看到塑料袋随地丢弃，烧烤浓烟肆意飘散，给城市的整洁带来了压力，一些摊贩的吆喝声、喇叭声还会产生噪音。 第三，商品质量难以保障，侵害消费者权益。地摊上售卖的不少都为低档廉价货，其中不乏假冒伪劣、质量较差的商品，久而久之便会扰乱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而地摊较强的流动性与摊贩售后服务意识的缺失，又使得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第四，加大城市管理难度。曾有媒体报道，两个小摊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而相互竞争，直至大打出手，同时还伤到了前来劝架和过路的市民。类似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加大了城市治安与管理的难度。 这些痛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地摊经济总是难登大雅之堂，还频频遭到禁止和打压。 平心而论，纵使“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即便一众城市纷纷出台政策给地摊经济“松绑”，人们也不能因此就对上述行业痛点视而不见。若想推动地摊经济健康发展，除了对其价值更加肯定、对其发展更为宽容之外，政府和职能部门还应更多地通过人性化的科学管理，使地摊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抵消城市生活受影响的成本后尽量最大化，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我尝试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对城市不同职能区域实施区别治理，满足各个区域的不同需求。如在重要的行政活动区、城市主干道、CBD、商业办公区等禁止设摊，在居民生活区、风景区附近可以有秩序地开放，等等。 其二，加强卫生和安全管理，小摊贩的卫生和安全状况更容易产生外部性，因此需要外部矫正和公共治理。有关部门可以在此方面着力强化，同时加强监管和引导，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地摊经济从业者的素质不断提高。 其三，对小商贩要实施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通过合理调控安排，使其与常规经济实体形成功能互补，方便群众生活，活跃商品市场，达到秩序与长久生存的平衡，共谱和谐社会的乐曲。 当然，地摊经济的从业者们也应该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来提高经营业绩。比如说，可以考虑将直播、短视频等业态引入地摊经济之中，让自己的辛勤付出被更多的人看见——毕竟，每个生命虽然平凡，但都不普通。 4 还没有结束。 关于地摊经济站上风口这件事，除了行业本身迎来了发展契机之外，我想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含义，那就是真正让“底层民众”感受到了温暖。 在经济学中，向来都有一个不太轻松的话题——穷人经济学，它大体可以理解为“研究如何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经济学”。2005年3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可现实情况却是，话语权几乎都掌握在精英手中，而那些大多数穷人却常常被忽视，他们的真实处境更是鲜为人知。 我讲一个故事。 《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白人，拥有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可谓一名实打实的精英。不过，她却在1998年以近60岁的高龄，三次深入美国底层社会，假扮穷人，做起了餐厅女服务生、女佣公司清洁工和沃尔玛销售。她真切地感受到，穷人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懒或者缺乏毅力，而是陷入了一个自身无法左右却又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芭芭拉·艾伦瑞克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写道： “一个穷人若无法凑出两个月的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出高价按周付去租一个房间。若他只租到一间房间，他就没法自己做饭，只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快餐、热狗，比自己做饭更贵，而且还缺乏营养。若他没有钱办健康保险，一旦生病就一切都得自费……” 生活之外，更大的陷阱在于穷人很难去提升自己。芭芭拉事后总结，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思考能力，连轴转的工作剥夺了她的爱好。反映到穷人身上，便是频频为短期情况所迫，却根本无暇考虑长期利益。 这也是全世界所有穷人真实生活面貌的一个缩影。 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的“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决定论，一个穷人要改变现状，最核心的是要做好“选择”，做好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一无资本二无技术，只能无奈地选择一些低门槛职业，比如蹬三轮、骑摩的或者摆地摊。这些职业虽然不算起眼，但却是穷人得以维持生计或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方式，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世界上还有大量的穷人存在，而某些穷人又不甘于贫穷，他们改变“出身”和重新“选择”的理性行为就注定要不断发生，现代化发达城市的地摊经济自然也就不会消失。如果为了一味地追求城市的高逼格而无法容纳地摊经济，那么被“消灭”的就不仅仅是人间烟火味，还有“底层民众”无数的小确幸。 很多穷人的发家致富，很可能只差一个公正的机会。 更何况，国际范与烟火气，本就不是势不两立、无法共存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主体都应该拥有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权利，个人的小期盼同样可以与城市的大情怀相交融，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任何一座现代化城市，都不该只有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任何一个和谐社会，都不该只要“风度”却不要“温度”。 地摊经济，请一直火下去。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东方金诚 王青 主要观点： 债市运行环境： 宏观经济运行：5月内需延续渐进修复，基建、地产相关建筑链条发力明显；当月猪肉价格继续回落，CPI同比涨幅延续放缓；油价在上月大跌基础上V型上扬，国内工业品价格亦有所走高，估计PPI同比跌幅与4月大致持平。 政策环境：5月市场降息预期落空；《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表述略超预期，具体体现在“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意味着今年以M2和社融增速为代表的宽信用力度会进一步加大。 流动性环境：受地方债集中发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央行流动性注入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5月最后一周资金面明显收紧，7天和隔夜利率重回2%以上。这显示5月宽货币进程暂缓，并带动市场预期出现逆转，成为当月债市重挫的主导原因。 中美利差：5月美债收益率延续区间震荡，中美利差走阔，月末报5bp，较上月末扩大15.73bp。 一级市场：5月利率债供给压力明显加大，尤其是专项债放量带动当月地方债供给规模大幅增加，加之资金利率中枢有所上移，二级市场收益率大幅上行，利率债发行利率同步走高。 二级市场：5月降息预期落空，资金利率中枢有所上移；内需延续边际修复，月内公布的4月出口数据超出预期；欧美开始重启经济，全球货币宽松加码力度在边际上也有所减弱。在此背景下，5月债券收益率整体上扬，其中，长端上行幅度小于中短端，或因市场对未来经济偏弱、通胀下行仍有预期，以及中美矛盾升级压制风险偏好。 6月利率债市场展望：展望6月，如果央行继续按兵不动，债市将延续震荡调整，但今年货币政策宽松取向已成定局，收益率上行有顶（2.9%）；若6月央行采取降准、降息行动，资金面过紧预期得到修正，债市将迎来修复性行情，但在基本面改善影响下，收益率下行有底（2.6%），曲线或将再度陡峭化。我们判断第二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更大。5月CPI同比将下破3.0%，外部风险阶段性缓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可控，6月央行有望下调MLF和7天期逆回购利率。另外，考虑到6月利率债供给压力依然较大，降准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 1． 债市运行环境 1.1 宏观经济运行 内需延续修复，基建、地产相关的建筑链条发力明显，但外需下行压力较大、就业形势严峻，中美矛盾升级加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后续经济回升仍需关注外需走势和国内政策对冲力度 在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活动持续恢复的背景下，5月制造业PMI为50.6%，连续第三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但较上月小幅下滑0.2个百分点。当月服务业和建筑业生产活动积极恢复，尤其是基建工程和房地产项目加速赶工，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位上行，并已连续两个月高于上年平均扩张速度。可以看到，3月以来发改委审批平台项目增速加快，4月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大幅多增——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基建项目融资拉动，同期挖掘机、重卡销量放量，这些指标均指向基建投资的发力，也与5月PMI数据显示的基建等链条景气度较高、工业品价格回暖相印证。 从制造业PMI各分项来看，5月生产指数为53.2%，低于上月0.5个百分点，生产端景气度环比维持扩张，但扩张幅度连续两个月小幅放缓，这也是当月制造业PMI小幅下行的主要原因。5月新订单指数为50.9%，较上月回升0.7个百分点，其与生产指数之间的差值缩小，需求复苏开始显露出追赶生产的迹象，这也反映于产成品库存指数的回落。此外，5月出口相关指数边际上升，但仍处于深度收缩区间；国际油价V字上涨，工业品价格修复，短期内PPI下行压力有望小幅缓和。 从需求侧来看，5月内需延续渐进改善。汽车销售方面，前三周主力厂家乘用车零售量日均3.7万台，同比下降5%，降幅较上月略有收窄；当月乘用车批发量同比表现较好，这与去年5月初国六实施的消息影响经销商提货，造成基数偏低，以及3月以来汽车零售回暖带动经销商补库有关。商品房销售方面，5月1日-30日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同比下降6.7%和4.0%，降幅较4月的-18.7%和-19.5%明显收敛。 外需方面，我们注意到，4月出口数据意外走强，这首先与上年同期基数偏低有关，同时，外贸企业从接单到出口之间的“时间差”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4月出口增速较高的原因。此外，近期防疫物品出口增速加快，对整体出口也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不过，从韩国4-5月出口、海外主要经济体PMI以及BDI指数等指标来看，出口走强的趋势恐难以持续，出口下行压力将在未来几个月的数据中得到体现。 从供给侧来看，高频数据方面，5月高炉开工率和六大发电厂日均耗煤量均有所拉升，并达到疫情发生以来的高位，二者绝对值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疫情对生产端的负面冲击已逐步淡化。这意味着尽管本月PMI指数较上月略有下行，但这主要源于当月生产环比扩张的企业占比收窄，并不代表制造业扩张力度减弱；同时，建筑业回暖对发电耗煤、高炉开工率等指标也有拉升作用——预计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会进一步上行。 整体上看，5月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4%，与上月持平，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连续3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显示出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保持积极的边际变化。当前海外疫情仍处高发局面，短期内欧美经济重启对我国出口带动作用有限，后续需密切关注新出口订单走势。预计伴随“两会”后国内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加大，内需修复势头有望延续，6月制造业PMI有望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包括建筑业在内的非制造业仍将处于高景气状态，这将带动二季度GDP同比增速恢复至2.0%左右的正增长水平。 5月猪肉和蔬菜价格继续回落，CPI同比涨幅延续放缓；国际油价在上月大跌基础上V型上扬，国内工业品价格亦有所走高，估计5月PPI环比略有回升，同比跌幅与上月大致持平 CPI方面，高频数据显示，5月猪肉价格延续回落，同比涨幅收敛；28种重点监测蔬菜价格亦有所走低，月内同比为负；7种重点监测水果价格环比略有上涨，但因基数走高同比跌幅扩大。这意味着5月食品CPI同比涨幅继续回落，从而带动5月CPI同比涨幅降至3.0%以下。 PPI方面，主要受全球产油国减产推动，5月国际油价在上两个月的暴跌后开启V字上扬走势，WTI现货价格从4月底的个位数直线拉升至35美元左右。此外伴随基建、地产相关链条景气度回升，国内工业品价格亦有所走高。估计5月PPI环比略有回升，同比跌幅与上月大致持平。 1.2 政策环境 5月央行货币政策保持较强定力，市场降息预期落空 在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需求增大背景下，市场对5月降息抱有较高期待。但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了较强定力——14日缩量续作MLF并保持利率不变，26日重启逆回购操作，同样维持了中标利率的持平。我们认为，或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经过2月以来的持续降息、降准及大规模流动性注入之后，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显著下移，央行或认为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已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短期内进一步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需求较低。 更为重要的是，央行发布的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一季度贷款审批指数环比快速上升14.1个百分点至64.7%，已明显高于2009年二季度的上一个高点水平（57.2%）。这意味着当前信贷环境已明显改善。但一季度贷款需求指数环比仅上升0.7个百分点至66.0%，比2009年二季度要低17.7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这表明，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并未随着信贷环境改善而同步上升。 由此，当前宏观政策的侧重点或是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上升，从而充分发挥现有灵活货币政策在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方面的潜力。否则，货币宽松没有实体经济资金需求配合，易于引发金融空转套利抬头，甚至房地产泡沫快速膨胀。 《政府工作报告》中货币政策表述略超市场预期，宽信用将进一步发力 5月22日，疫情特殊背景下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对货币政策的表述略超市场预期。这具体体现在“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的表述上。此前央行发布的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相关表述为“促进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两相比较，《政府工作报告》的政策表述更加积极，这意味着今年以M2和社融增速为代表的宽信用力度会进一步加大，也意味着在疫情特殊时期，监管层对宏观杠杆率短期上行的容忍度在增加。 未来货币政策在降息降准及再贷款等手段方面仍有边际宽松空间。我们预计年内MLF利率有可能进一步下调40个基点，这将引导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行100个基点左右；同时，年内还将有两次全面降准空间，总体幅度约在1个百分点上下，将释放长期资金约1.6万亿。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银行放贷能力，还能与财政政策相配合，确保专项债及特别国债顺利发行。另外，为进一步实施精准滴灌，专项再贷款额度还有进一步扩大空间，再贷款利率也存在小幅下调的可能。 总体上，两会后货币政策将量价配合、多管齐下，下半年M2和社融存量增速有可能达到14%-15%左右，将较当前（4月末）11%-12%的增速进一步加快，并显著高于上年末8.7%（M2同比）和10.7%（社融存量同比）的增长水平。 央行创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新工具，加强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 6月1日，央行联合银保监会、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和《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 《延期还本付息通知》强调，对于普惠小微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应延尽延。同时，央行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提供400亿元再贷款资金，通过特定目的工具（SPV）与地方法人银行签订利率互换协议，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激励，激励资金约为地方法人银行延期贷款本金的1%，缓解小微企业再融资压力，以保证存量贷款稳定，避免抽贷、断贷、停贷导致的企业资金链断裂。 《信用贷款支持通知》明确，自2020年6月1日起，央行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以促进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对于央行购买贷款的资金，银行应于购买之日起满一年时按原金额返还，这相当于为银行提供了期限为1年的零成本融资；但相应贷款不能出表，信用风险以及可能的坏账损失依然由银行承担。 从对债市的影响来看，此举在向银行体系释放流动性的同时，也表明货币政策将更多转向直达实体经济的宽信用，政策出台后市场对降准、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总体看对债市影响偏利空。 那么新的政策工具能不能代替降准、降息呢？我们认为，新工具创设的目的是激励中小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主要起到“救急”作用。但在企业普遍复工后，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订单不足，因此下一步仍需要总量型货币政策出手，提振消费、投资等总需求，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实体经济经营压力。6月2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也表示，“两项新的政策工具和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降息降准政策工具并不矛盾”。 1.3 流动性环境 5月中上旬流动性充裕，截至25日央行连续37个交易日未开展逆回购操作。5月最后一周，资金面明显收紧，主要原因为地方债的集中发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为平抑资金面波动，央行26日重启7天期逆回购，但维持操作利率不变，市场降息预期落空，这也导致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理解的分歧加大。26-29日，央行连续4个交易日开展7天期逆回购，月内无逆回购到期，净投放资金6700亿。 5月14日有2000亿MLF到期，次日央行缩量续作1000亿，操作利率不变，净回笼资金1000亿。此外，5月定向降准释放约2000亿长期资金。综合来看，5月央行通过降准和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资金7700亿。 从资金利率来看，5月最后一周，7天期和隔夜利率均重回2%以上，带动月内资金利率均值较上月有所上行。展望6月资金面，利率债供给压力、增值税缴税、年中考核压力、外汇占款下降等负面因素相对明确，资金利率走势关键要看央行的态度和行动。在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理解分歧加大的情况下，对6月资金面的判断也存在一定分歧。 我们认为，在逆周期调节和降成本的政策导向下，短期内资金利率中枢即使不会进一步下移，大幅上行的风险也不大。可以看到，央行于5月26日重启逆回购操作，并逐日增大流动性注入，这同时也在向市场释放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的信号。在本次重启逆回购操作之前，DR007均值整体处于1.4%-1.5%左右，而这段时期央行曾连续37个交易日暂停逆回购。这样来看，或可将1.5%至1.6%视为当前市场利率波动区间的上限——一旦市场利率持续高于这一水平，就会触发央行流动性注入。 1.4 中美利差 5月美债收益率延续区间震荡，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0.63%-0.73%之间波动，月末报0.65%，较上月末上行1bp。从中美利差来看，5月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16.73bp，带动当月中美利差走阔，月末报205.5bp，较上月末扩大15.73bp。 2． 一级市场 2.1 发行情况 5月利率债供给压力明显加大。当月共发行利率债480只，比上月增加305只，发行量环比增加12093亿元至24841亿元，当月到期量环比下降3600亿元，净融资额增加15693亿元至18694亿元。同比来看，5月利率债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分别增加14120亿元和12570亿元。 分券种看，5月国债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同比、环比均有所增加；政金债发行量环比下降，但净融资额大幅高于上月，且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均高于上年同期；4月底第三批1万亿新增专项债额度陆续下达地方，这一部分额度需在5月份发行完毕，因此5月专项债放量带动当月地方债供给规模大幅增加。 2.2 发行利率 5月利率债供给压力明显加大，资金利率中枢有所上移，二级市场收益率向上调整，利率债发行利率同步走高。其中，国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环比上行20.27bp，政金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环比上行15.56bp，地方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环比上行29.35bp。 3． 二级市场 3.1 到期收益率 5月央行货币宽松暂缓，市场降息预期落空；同时，受专项债大幅放量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因素影响，资金面边际收紧，资金利率中枢未能延续3、4月份连续较大幅度下移的趋势，且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而从基本面来看，5月高频数据显示内需延续边际修复，尤其是基建和地产相关链条景气回升明显，车市、楼市继续改善，月内公布的4月出口数据也超出预期；同时，欧美疫情有所控制，开始逐步重启经济，从全球来看，货币宽松加码的力度在边际上也有所减弱。 在这种背景下，5月债券收益率整体上扬，其中，短端在资金面收紧影响下，上行幅度较大，长端上行幅度相对较小，或因市场对未来经济偏弱、通胀下行仍有预期，以及中美矛盾升级压制市场风险偏好。 3.2 利差走势 5月国债收益率曲线现熊平形变，各期限利差多数收窄。其中，月末10Y-1Y利差较上月末扩大28.72bp至110.43bp。 国开债和国债利差方面，5月末5年期国开债和国债利差较上月末小幅走阔2.78bp至39.09bp，10年期国开债和国债利差微幅上行0.62bp至28.62bp；同期5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下降1.93个百分点，10年期国开债隐含税率下降0.37个百分点。 3．6月利率债市场展望 6月初债市遭遇暴跌，主要原因是央行创设了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新货币政策工具，被市场解读为是货币政策重心从宽货币加速转向宽信用的信号。因此，新工具推出后，市场对于6月降准、降息的预期降温，推升债市空头情绪。我们认为，新工具并不能取代降准、降息等总量型工具，货币政策仍需保持偏宽松的取向以提振总需求，同时为财政发力保驾护航，利率的过快上行也不符合当前的政策意图。 不过，尽管货币宽松的取向并未发生变化，宽松的节奏和力度却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与市场预期发生分歧，这也是近期市场情绪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切换，导致债市大涨大跌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6月债市方向关键要看央行的行动。如果央行继续按兵不动，债市将延续震荡调整，但今年货币政策宽松取向已成定局，收益率上行有顶（2.9%）；若6月央行采取降准、降息行动，资金面过紧预期得到修正，债市将迎来修复性行情，但在国内经济逐步回暖叠加海外经济陆续重启的影响下，收益率下探至前期低点的可能性也很小，预计下行的底在2.6%，收益率曲线或将再度陡峭化。 我们判断第二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更大。5月CPI同比将下破3.0%，外部风险阶段性缓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可控，6月央行有望下调MLF招标利率，下调幅度或在10个基点左右。作为政策利率体系的一部分，6月央行7天期逆回购利率也有可能联动调整。另外，考虑到新工具可以理解为是变相对中小银行实施定向降准，6月降准的概率有所下降，但利率债供给压力依然较大，降准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临沧6月5日综合报道 据云南临沧市纪委监委消息：临沧市云县原副县长、公安局原局长杨绍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巨人网络(行情002558,诊股)董事长史玉柱发文称，民生银行(行情600016,诊股)董事会已经超龄服役。他表示，将来谁主持民生大局都支持，但以董事长为首的管理层的收入，必须与公司市值挂钩。他指出，民生有大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应该大胆破格提拔到各级管理层里，不能再论资排辈。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毋庸置疑，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今天，我想从更长的宏观角度和更细微的微观角度，来谈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1 先从更长的历史周期看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比14.8%。但实际上，早在1820年（嘉庆25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就已经达到40%了。 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也没有恢复到嘉庆年代。我们在晚清以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逐渐缩小；一直等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数字才开始一步步地扩大。 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我们逐步超越了下边这些国家： 1993年中国超过俄罗斯 1996年超过巴西 2000年超过意大利 2005年超过法国 2006年超过英国 2007年超过德国 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只想客观地给大家描述一下，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在经济总量上，我们大概率会在2029或者2030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算法，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了。 2 再来看今天的中国 明确了中国发展的大脉络和大前景之后，接下来，我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中国究竟有哪些别人不具备的特征。 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了一个从未用过的词，叫做“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来审视我们的发展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1）制度特征 中国恐怕是现在全世界少有的统一、稳定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大家应该不会否认吧。 这里不妨做几个比较，首先看美国的联邦制，优劣势都非常明显。欧洲同样如此，只不过近年来它的劣势愈来愈遭人诟病，最为明显的就是它的货币政策统一，但是财政政策却无法统一。更要命的是，欧洲当前还面临着新的分裂，处在正在进行时的英国脱欧就是最好例证。 再看人口大国印度——关于这个国家，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马克思和泰戈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就是印度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 这几年，一些经济体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不稳定所导致的，无论土耳其、阿根廷，还是意大利，都是政局不稳诱发了国内危机。 2）大国效应 这个特征，我们可以拆分来看，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相当于美国的60%，广东相当于西班牙，江苏相当于墨西哥，山东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北京相当于阿联酋。 中国的年轻企业家，能在3年之内创造出“独角兽”企业，应该说大国效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沉默的市场 这一块，我想用几个小数据来说明。 第一个，中国目前税前月薪8000块钱的这个群体，在整个城镇居民当中的占比不超过20%。 第二个，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800美元，还没有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全球大概是10000多美元。也就是说，我们离全球平均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 4）后发优势 这一点从移动互联网、无现金社会的形成可以看出。现在无论是在一线城市，还是在山区，大家用的都是智能手机，这是非常重要的后发优势。 从统计上看，对比日本等其他国家，中国流通中的现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一个趋势。 5）国人勤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特征。我们的勤奋可能到了自己都没有觉察的地步，我们几乎是5+2、白加黑，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 连科斯都讲，中国人的勤奋令世界惊叹和汗颜，甚至还有些恐惧。这里有必要专门说一下中国的女性，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也是最高的。 6）聪明、好学 中国人边干边学、弯道超车，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 虽然目前我们在技术上，同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假以时日，我相信在未来20—40年，中国在核心技术上一定是能够有一个赶超的。 3 最后，从未来的视角看中国 我一直强调，我们短期之内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从未来的视角来看，最好的机会依然是在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在这里我还是用几组数据来予以说明。 1）小镇青年 目前一二线城市的青年人只有6800万人，可小镇青年却有2.27亿，这才是中国最巨大的市场。很多“独角兽”企业的成功，正是因为抓住了小镇青年这个群体，才得以唤醒沉默的市场。 2）高净值人群 净资产超过1000万的高净值群体，在2008年刚刚超过30万，在2017年是187万人。资产过亿的超高净值群体，2008年1万人，2017年15万人。 这些高净值群体可投资的资产规模2008年是8.8万亿，2017年是58万亿，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3）城镇化 我们的城镇化其实还没有完成，和1980年代的日本相比，距离还非常远。 我们现在的名义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8%，实际城镇化率刚刚超过42%。这个16%的差距，就是巨大的增长空间。要知道，2000年以后，除了全球化的红利之外，我们最大红利来自于城镇化。 4）庞大的女性市场 中国女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统计数据上看是超过40%的。中国现在正存在着并且长期存在一个，比当年日本更大的东方女性市场，2025年这个女性市场的规模可能会达到一万亿。 有人告诉我2025年中国人可能会买下全球超过45%的奢侈品，所以就事论事来说，没有一个全球奢侈品品牌敢得罪中国女性。 5）学习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人不但勤奋，而且求知欲特别强。我们是活到老学到老。1949年到现在，中国获得本专科学历以上的人刚刚超过6%。 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累计占到总人口的数量，仍然只有4%。这个学习的潜力非常之大。 6）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这个领域，可能会对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场。不少人把人口老龄化当做一个压力，但实际上这也是机会，新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就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最后，简答总结一下，我的看法是，尽管我们短期之内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无论是从历史长河，还是刚刚过去的40年，抑或是未来，几个时间维度综合来看，未来的中国经济仍然可以保持比较好的增长态势，仍然可以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若干年。
刚刚在6月1日宣布暂离推特的马斯克又出来"搞事情"了！ 北京时间5日凌晨，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连发推文称：“是时候拆分亚马逊了。垄断是错误的！”，“疯了吧，贝佐斯。” 马斯克的突然挑衅，让原本持续上涨的亚马逊掉头向下。截至收盘，亚马逊报收2460.6美元/股，下跌0.72%， 总市值蒸发超88亿美元（约600亿元人民币）。 不仅亚马逊的总市值减少，世界首富贝佐斯的身价也因此减少了9.88亿美元（约70亿人民币）。 原来，马斯克在回复美国受争议作家亚历克斯·贝伦森（Alex Berenson）的推文中，发表上述评论的。 此前，贝伦森在推特上晒出了一张截图。截图里面，亚马逊通知贝伦森，由于他质疑新冠疫情的新书不符合亚马逊的标准，因而无法出版。 显然，马斯克也是新冠疫情怀疑论者。此前，马斯克在推特上，抨击加州政府的居家管制措施是法西斯行为。 由于疫情管控措施，加州政府要求特斯拉在加州的工厂停产，但是马斯克并没有立刻遵循这一管控措施。直到加州政府警告之后，特斯拉工厂拖延了一周时间才停产。 5月底，马斯克又以搬离加州为威胁，在没有得到地方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强行恢复特斯拉工厂生产，最后迫使当地政府做出让步。 当地时间6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责亚马逊导致了美国诸多零售商破产，威胁要对亚马逊采取措施。 特朗普表示，亚马逊摧毁了很多购物中心，害得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不仅如此，亚马逊还逃税。 众所周知，近期，在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种族主义游行示威，因为疫情，失业人数也在持续上涨。这已经不是特朗普利用批评"亚马逊逃税"，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2017年8月，一场“白人至上”的游行掀起了美国十年来最严重的种族主义风暴。 特朗普此后含糊其辞、回避批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回应引发国会不满，也迅速激起商界精英抵制，随后特朗普不得不解散了制造业委员会和战略与政策论坛。 随后，美国当地时间16号一大早，特朗普就发推文，斥责亚马逊严重损害了那些支付税收的零售商，让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此话一出，亚马逊市值立即跳水，当天就消失超过了50亿美元，当时亚马逊的市值仅4740亿美元。 3月初，美股10天出现4次熔断，股市重挫。亚马逊的股价也一度跌到1600美元附近。然而，亚马逊却是第一家反弹创新高的公司。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企业纷纷倒闭，但亚马逊的股价在2020年还是一路飙升，迄今为止涨幅超过了50%，总市值上涨3800亿美元（约2.7万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受疫情影响，亚马逊的营收也有所下降。 亚马逊一季报显示，亚马逊第一季度净利润为25.35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净利润35.61亿美元相比下降29%；净销售额为754.5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597.00亿美元相比增长26%。
意见领袖丨夏春（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中国每月税后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应该至少超过1千万，这远远超过北师大抽样统计推算的70万人，差距来自于对高收入群体的抽样比例过低。 5月28日，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收入是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 这个数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也就是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2561元。1000元月收入比人均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再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7109元。以我国人口14亿粗略计算，排序在第7亿的人，在2020年一季度的月收入为2370元。 考虑到月收入并非连续分布，和上面两个月收入数据对比，尽管6亿人月收入1000元低于大家的印象，但似乎也在可信范围之内。 6月3日，《财新网》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两位教授万海远和孟凡强的文章，解释了总理说的数据来源。 北师大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并按比例推算覆盖了14亿总人口。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即为5.47亿人（包括546万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同时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数量达到6亿人。 两位教授解释了指出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文章还提供了更详细的居民收入分布和人口数据： 但是大家很快注意到其他一些数字，和大家的印象差别太大，比如月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的人口为6328万，占比4.52%，月收入在1-2万元之间的人口为784万，占比0.56%。特别是，月收入超过2万的人口仅有70万，占比0.05%，这一人数似乎低到让人无法相信的程度，以至于无法解释这些年中国的房价，以及社会消费水平。 一开始，我尝试解释这个看上去不合理的数据。我认为可支配收入是税后收入，并非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特别地，由于数据来自于国内研究收入分配最权威的北师大，我认为应该不至于有让人一眼就看穿的明显差错。 其次，我非常了解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穷人，也就是说，月收入在2万以下的分布只是0到2万之间，而月收入在2万以上的分布，可以是2万到1000千万。 当一个人觉得14亿人口中，月收入高于2万的人只有70万太少时，往往是因为他本人，或者他周边的朋友收入远高于2万。但是由于心理因素（获得诺奖的“前景理论”指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我们很容易高估高收入者的数量。 大家不妨猜测一下，香港2017-18年度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有多少？ 一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朋友回答，7-8万，大约占人口比重1%。 实际上，6月4日，香港税务局公布了税前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数为3011名（占740万人口的0.04%），我也记得2016-17年度这个数字只有2440名（一种可能是部分人选择以公司而非个人名义取得收入，但是香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差别并不大）。 香港税务局公布的数据也充分体现了“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这一事实，下图显示，年收入在1百万到1千万之间的人数依次减少的同时，纳税总额也随之下降。但是年收入超过1千万的人，虽然人数最少，但纳税总额却是最高的，是年收入在750-1000万的群体的4倍以上。 不过，恰恰因为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穷人，所以我也非常怀疑北师大在抽样上有可能不够细致，7万样本中，对高收入人群的抽样比例过低，这样就很可能就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数量，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不通过抽样，而是通过家庭税收数据来推算收入分布。 首创这一方法的就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我曾经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预测他必将获得诺奖（参考《全球大瘟疫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 可喜的是，皮凯蒂与他的合作者也把这一方法带到了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第一份结合了中国税务局个人纳税数据和统计局收入数据（以及一些富豪榜），研究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的论文，并于2019年发表于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三年审稿期，需要经受同行最严格的检查），其中引用了部分来自于北师大过去的研究成果。皮凯蒂特别强调，传统的抽样方法，很容易造成高收入群体的样本不足，同时，被调查的家庭也有很强的动力少报收入和财富。 仔细阅读这篇论文，就会发现，从2015年中国居民的税前收入分布数据推算，现在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的人数应该超过1000万，远远高于北师大最新调查显示的70万。 略掉皮凯蒂与合作者对于原始数据既复杂又精细化的处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收入数据总结： 我们先来看图中倒数第四行，也就是年收入为前1%的人（注意，这个比重是相对于总数10.72亿的成人，以下提到的人数都是指成人），进入这个级别的起始年税前收入为324851元，对于月收入27070元，而对应的人数超过1072万。 考虑到上述数据是2015年，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年增长速度不低于GDP增速，即使扣除税收等其他影响，2019年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的人数，至少超过1000万。 实际上，在2015年，1072万人的年收入进入前1%的门槛不到33万元，但这个群体的平均年收入接近84万。而收入进入前0.001%的门槛超过3500万，平均年收入则高达1.64亿元，人数则超过1万。 更仔细观察，会发现2015年，年收入进入到前10%的人数有1.07亿，进入门槛为11.6万（月收入9667元），而平均年收入为23.8万，相当于月收入1.98万。我们可以自信地说，2019年中国最高收入1亿人的月平均收入超过2万元。 我们也看到2015年，中国一半的低收入成人（5.4亿）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7645，也就是月收入1470元。 我相信皮凯蒂研究出的这些数字，更加符合大家的印象。总理说的6亿人口（包含了儿童与青少年）月收入不足1000元依然是可信的，问题出在了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人数的估计，相信总理也意识到数据的缺陷，没有引用。 研究还显示，中国前1%的个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后快速上升，在2015年介于美国和法国之间。 可惜的是，一半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重，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增加，反而是不断减少，在趋势上更类似美国，而法国穷人的收入比重变化不大。 而收入处于中间的 40%人口的收入占比，基本上变化不大。至于城乡收入差距，则从1978年的不到2倍，增加到2015年的3.5倍。 以财富来衡量，前面看到的数据基本都会被放大。1978年，公共（家庭与政府）财富是国民收入的3.5倍，到了2015年，这一比重翻了一番，增加到7倍。单看家庭财富，对应的数字分别是1倍和4.5倍，家庭财富的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主要发达国家，而政府的财富则基本上原地踏步。 下图显示了中国居民的财富分布。2015年，一半低财富的人口平均拥有的财富只有3.6万元，而前10%的个人平均拥有近190万元的财富，这个数字随着比例从前1%到前0.001%变成从835万元增加到16亿。 与收入占比大体保持不变不同的是，中国40%处于中间财富水平的人口的财富占比，和原本就没有什么财富的一半人一样，逐年下降。但前10%的富裕阶层的财富占比，从1995年的40%增加到了2015年的66%。 中国前10%富裕群体的财富占比增速超过了美国和法国，2015年的绝对水平高于法国，但低于美国。无论从收入还是财富占比来看，法国社会都显得更为平等。 其实，至少在收入差距上，美国也要比中国更加平等。社会学家谢宇与合作者在2016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的论文，综合了来自于联合国和中国不同学术机构收集的抽样数据，发现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红色实线）已经从收入差距低于美国（蓝色虚线），转为超过。 相信大家会说，干嘛什么都要和美国对比。如果和中国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过去收入较低时，中国的收入差距相比其他穷国更低，而现在不仅高于美国，也高于和中国人均收入接近的其他国家。 绿色的虚线显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收入差距会先扩大再缩小，虽然美国的经验并不符合这一统计拟合的结果，但我们希望中国可以回到历史经验上来。 (本文作者介绍：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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