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星球保lab 保险业务收入作为财务报表的Top Line，是保险公司一切成本、费用、利润的根本来源。 有能力收钱，更要有能力“钱生钱”。 人身险公司的魅力，或许就是低成本负债与高投资收益之间的差额。 2019年过去了，人身险公司收了多少保费？钱生钱了？还是钱发霉了？ 目前已有71家非上市人身险公司披露2019年年报，星球保吐血整理。本期带大家来深度剖析，看看哪些公司实力赚钱？哪些公司挥霍败家？ 01：有27家公司保费规模超百亿 星球保lab统计2019年报发现，在71家非上市人身险公司中，共有27家保险业务收入超百亿元，其中5家投资收益过百亿元。 2019年非上市人身险公司保费排行榜 单位：亿元 “保费规模我所欲也，投资收益亦我所欲也，净利润更我所欲也，三者能否兼得？” 让我们看看2019年“六最”吧： 最画皮：华夏保险业务收入高达1827亿元稳居第一，但净利润仅为6.25亿元 最会赚：泰康人寿保险业务收入同样过千亿级，但净利润170亿元，稳居第一 最亏本：天安人寿以-66亿元成2019年人身险公司“亏损王” 最神奇：珠江人寿投资收益高于保险业务收入，这是个投资公司？ 最心酸：鼎诚、中法常年保费垫底，啥时候才是头？ 最落差：富德生命、君康人寿保费无论是保费还是投资收益君位列行业前列，但是净利润却萎靡不振，分别仅有2.08亿元、0.85亿元。 以上公司用保费、投资以及净利润诠释：做大保费规模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投资收益，但并不代表能盈很多很多的净利润。 02：7家公司保费超五百亿 5家公司投资收益过百亿 除了华夏人寿、泰康人寿，还有前海人寿、中邮人寿、工银安盛、富德生命人寿、天安人寿5家公司保险业务收入过500亿元。如下表： 单位：亿元 去年投资收益排名前十的分别是泰康人寿、华夏人寿、富德生命人寿、阳光人寿、君康人寿、国华人寿、恒大人寿、中邮人寿、前海人寿、建信人寿。如下表： 单位：亿元 可以清晰的看到，去年投资收益排名前十的保险公司保险业务收入均超过200亿元。 泰康人寿投资收益最高，达到394.84亿元。 阳光人寿、国华人寿、恒大人寿、中邮人寿四家公司净利润超10亿元。 几家欢喜几家愁。 华夏人寿、富德生命人寿、前海人寿、建信人寿去年尽管保险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均位列行业前列，但净利润不足10亿元，君康净利润更是不足1亿元。 有规模无利润，原因在哪里？？关注星球保lab，下期为您解读。 03： 新生代险企规模小多亏损，鼎诚、中法常年垫底 有的险企封侯拜相，亦有的险企挣扎在温饱线。 2019年，保险业务收入不足20亿元的人身险公司达到18家。 其中，三峡人寿、德华安顾、爱心人寿、中韩人寿、瑞泰人寿、国富人寿、君龙人寿、鼎诚人寿、瑞华健康、中法人寿10家保费不足10亿元。 中法人寿保费收入又又又又……垫底。 至于净利润，除了汇丰人寿、瑞泰人寿以外，全部亏损。 单位：亿元 纵观上表，多以新生代险企为主，如爱心人寿、三峡人寿、国宝人寿等，均成立时间较短。 背后有个行业常识，寿险盈利需要周期。通常开业前期亏损，3~5年亏损最严重，7~8年后进入盈利期。行业内称之为“七平八盈”。 但是，人身险市场竞争激烈，中小保险发展也陷入困境。 麦肯锡在去年发布的《纾困突围——中国中小保险企业破局之道》白皮书中曾指出：对于寿险而言，存在银保渠道无法控制、个人代理无力培养、电子渠道发展乏力等困难。具体来说，银保渠道方面，在过去通过理财型产品冲规模的业务模式下，中小保险公司严重依赖银保渠道。目前的监管环境下，出现部分中小保险公司目前无合适产品可卖，处于无米下炊的窘境。 代理渠道方面，渠道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并非大多数中小保险公司所能负担。从代理人的数量来看，大小公司间呈现了明确的不均衡现象。然而，白皮书建议，虽然培养精英代理人需要时间、精力和资金投入，但一旦培养成功将会成为寿险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小公司应当充分考虑这一代理人培养路径，避开正面的规模竞争，从根源上做精做深。 数字化渠道方面，之前以万能险与投连险为代表性的理财型产品是驱动互联网渠道规模保费增长的关键动力。然而，随着限制万能险等主流投资类产品的新规不断加码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相关监管条款，互联网产品结构亟待调整，回归保障本源。白皮书指出，这一过程将为年金保险，以及意外险、健康险等保障类产品打开机遇之窗。中小保险公司有望赶上数字化渠道变革的最新趋势，实现新的突破。 聊了这么多，你get到点了吗？ 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曾指出：“虽然前几年来，人身保险业逆市增长，一些公司甚至做得风生水起，但只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这次低利率环境的冲击，对人身保险业是一次严峻考验。对一些公司来说甚至可能是生死考验。扛过去了才能是传奇，倒下来的都只是传说。” 往后的日子，谁是传说？谁是传奇？只有时间知道。 目前来看，安邦人寿已经成为传说。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金李 疫情向全球扩散后，美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将涌入中国？国际经贸中，政府应怎样为企业提供外交保护？对于全球供应链受影响，国内政策将如何应对，企业该如何处理？ 美国经济的问题，已经逐渐显露了 特朗普当政以后，美国经济总体恢复比较平顺，资本市场一路向好，所以美国人在疫情之前，都受到这番景气的感染和鼓舞。 疫情突然冲击，基本上把特朗普执政期的全部经济和金融成果打回原形，也让美国人认识到：过去那种过于乐观和繁荣的景象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之上。 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近期美股多次熔断，背后就是美国人的恐慌。关于疫情的更多信息逐步释放出来，整个市场被突如其来的冲击给惊呆。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先行指标快速地调整，剧烈地振荡。 美国市场高度杠杆化，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就会给头部对冲基金带来巨大的赎回压力。这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本来没受影响的机构也都突然开始甩卖了，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上恐慌的蔓延、危机的扩散。 这些都反映了美国经济本身基本面的巨大不确定性。和2008年、2009年相比，这次疫情已经更多地牵扯到基本面了，对美国和西方经济的长期影响也会更深刻。 美国经济可能面临重大调整，不确定将来会调整成什么样。很多人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成长性产生了一定的疑问。 美国失业人数会非常高？疫情会引发新一轮全球大萧条？在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出来的时候，大家顺着往前看，得到的结论会很悲观。 我个人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现在下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美国的常态化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确实会出现严重的萧条、大崩溃；如果处理得当，它就是可控的。 我们不应该过于低估美国和整个西方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这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灾难，也是一次重大的机会，可以审视自己过去发展路径和模式，再加以调整、转型升级。 美国在国际上接连犯错，自毁形象 美国官方刚开始应对不充分，非常笨拙。一是很多官员不作为，觉得疫情只会发生在中国，美国没事；二是去年是大选年，他们的注意力也被分散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把疫情当回事。 和前期相比，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有了非常大的改进。政治家们已经凝聚共识，放下很多的矛盾和斗争，通过了一系列的提案，修改现有制度……信息也快速透明地传导了，疫苗的研发，呼吸机和口罩的供给，应急医疗设施的搭建等也都跟上了。 但是，美国的政客们在国际责任担当方面做得很差，对这个群体的名誉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也给美国过去在世界上长期维持的“带头大哥”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毁损。 一是前期他们觉得这是中国的事，轻描淡写地表示“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还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嫌疑，说中国的供应商都靠不住了，美国需要加强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紧迫感。 二是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美国全面封锁其他国家，不给提供援助。美国现在已经是无力兼顾别人，大家也能理解，将心比心。但是它在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没有帮助。 三是对中国的抗疫措施指指点点，试图把责任转嫁给中国，污蔑中国隐瞒了疫情、控制不力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还希望中国能够给美国出钱解决问题。 不论如何，这加剧了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亚洲裔等少数族裔的偏见、歧视，也对中国企业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对和中国这样的国家长期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冲击。 中国要把自己稳住了 之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说，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涌入中国是大概率的事情。这是一种可能。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继续在国际上犯错，并且中国处理得当，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但前提是处理得当，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把自己稳住了，不能弄砸了。“不能弄砸”的意思是我们要做好政策支持，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让进来的钱有安全感，从而更多的钱才能更放心、更顺畅地进来。 现在，中国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资本高度流通了，实体经济可能会出现“中美脱钩”。很多西方政客都在鼓吹“去全球化”，希望我们弄砸了，这样他们会有更多机会。 虽然大家觉得美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是多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要真的想在国际上撼动它的地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美联储在不断地量化宽松。老百姓都知道，钞票越印越多，将来肯定会“水”。之前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很多资产就都流向美元现金——在紧急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觉得资产放美国安全。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长期不可持续的策略。避险情绪过去之后，大家都要兼顾资产保值增值，稳定和发展的需求。如果美国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得不到改变，很多人就会寻求别的去处。 虽然我们平时不怎么说，但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较快地发展。即使是6%，也比全球平均速度还要快不少，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快1、2倍甚至更高。 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将部分资产配置在中国所获得的收益能够“水涨船高”，对未来长期资产的稳定性也有巨大的好处。 全球产业链重构，需从2大层面下手 在疫情之前，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就已经开始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就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美国希望能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所以，不光是短期受疫情的影响，我们也要考虑长期的问题：如果未来逐渐受到更多的影响，原来可以提供的半成品、原料，可以有的市场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办？ 我们得建自己的一套全球供应链，以中国为核心的，也是全球参与进来的。这里面不一定有美国，或者美国的重要性相对比较弱，不再是主要的采购方了。这样，中国企业的未来才是可期的。 这个过程，光靠代表局部力量的企业很难做到，还需要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协调，地方和中央政府举全国之力，重新梳理各链条，进行传导，打通经脉，才可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尽快完成全产业链的调整。 比如我们经常讲的物流、商流、资金流几个链条。现在中国企业到海外，最需要依赖的还是来自于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像顺丰、菜鸟网络等物流企业，它们需要更好地对接上。 资金流也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仰仗。国外大的金融机构像汇丰、花旗等都不大可能给中国企业贷款，除非有很长期的关系、很熟了。它们有的对中国企业不熟悉，有的觉得中国治理机制不行，信息披露不完善，所以不愿意给中国企业借钱。 再加上，西方国家本来资金就不充裕，一旦它们国内出问题，可能就出逃了，像大量资金从其他国家逃回美国那样，会对其他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生冲击，甚至出现崩塌。 这时候，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不可以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现在情况很好，资金充足，保险等其他广义的金融机构也要跟上，才能把我们企业在海外的运作服务好。 在这前提之下，如果我们再把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欧洲、拉美、中东等区域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中国企业原料和半成品的采购地、最终产品的输出地，那就把新的一套全球供应链给建好了。 中国政府绝对可以大有可为，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将来还可以做更多事情。 未来的国际贸易关系，国家可以提供更多支持 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政府最合适承担的角色是协调辅助者、资源提供者。比如，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去国外做项目，可能会遇到各种政治上的非常复杂的事情，那我们的国家可以提供支持。 其实，美国政府也这么做。如果一个美国企业在非洲出了事，被当地人欺负了，美国政府很可能就跳出来了，给它提供外交保护。我想中国政府未来也可以更多地发挥这样的作用。 还有，什么地方缺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有什么风险等等，这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企业跑到国外去，对当地情况也不熟。这时候，国家可以给提供各种信息。国家层面得到的信息肯定比任何一家企业都来得更全面、更系统。 包括对外出口或援助，有媒体报出来，说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不达标。事后仔细研究，发现只是中国的产品信息和外国的产品信息不完全通畅，标准混淆或其他原因，不见得是我们的东西不行。 这种事情如果不解决，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形象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市场化的事情还是得由市场主体来做，政府一定不能像以前说的“国进民退”那样，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玩不转了，等它到了国际上就把它给收编了。 企业是第一位的，只有企业自己有强大的愿望能活下去、活得好，它才可能做到，否则政府怎么救它都救不活。 关于短期和长期，给企业的2个建议 疫情向全球蔓延后，我们很多的出口外贸企业受负面影响比较严重。按以前的说法，这些企业是“两头”在外，原料从海外进来，最终的市场也到海外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很多订单都大幅减少了。 怎么办？企业应做“短期”与“长期”的两手准备。 短期，企业需要寻找替代性市场。之前，国内去库存，很多产品没什么供应；疫情发生后，消耗了不少民生必需品；现在情况逐渐稳定了，外贸企业可能会在国内市场找到机会。 刚开始做，别嫌国内的机会比较零散、比较辛苦。以前外贸生意好做，大单简单，直接把货发给国外，一下子解决了产能的70%，不用操心很多其他的东西。现在国内订单不是那么的齐整，你可能得找10个、20个单子才凑够数。 对于一些产业，不太容易找到替代性市场，那可以在工艺相近、储备力量足够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转产。比如，汽车的供应链条是最长的，这些厂现在可以考虑生产更多抗疫的设备。 长期，企业家也要懂“顶层设计”。 在疫情之前，我们国家已经释放了一些原来因经济、金融过快发展导致的不可持续性带来的压力。包括对地方政府和部分居民家庭的杠杆进行控制，遏制P2P爆雷、跑路等问题继续恶化。 事后来看，如果这些风险当时没有被释放，都依然在，那到今天疫情叠加的情况下，恐怕金融市场一下子就全部疯掉了，国内企业就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这次疫情让很多企业家意识到，很充足的资金还有断链的可能。十年之后，这些企业可能辉煌得不得了，问题是这个坎儿过不去，中间就已经突然断裂了。 很多企业家将所有的身家都放在企业里面，一旦出事，家里面其他的流动性就真的没了。一夜之间想把企业大甩卖，可能以一半的价钱都卖不出去。所以，我们需要留足更多的缓冲和空间。 大部分人考虑的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取舍，但是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留3-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现金外，我们要有一定的流动性，在需要的时候容易很快出手。 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会发现黑天鹅有，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只，所以分散风险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极端情况下，全球市场也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我们并不能说“他不行了，我很好”，全球都是同此凉热的。 本文原发于正和岛商业洞察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在京召开“资管新规两周年：新挑战与新机遇”专题研讨会（网络视频会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CWM50理事长尚福林，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CWM50学术总顾问吴晓灵出席会议并讲话；陶玲、孙天琦、赖秀福、廖媛媛、罗艳君、沙雁等监管部门相关领导在会上做重要发言；来自商业银行与非银机构的相关金融机构代表共一百余位嘉宾参加会议，共同就资管新规两周年来取得的进展和在新形势新挑战下如何更好地推进和执行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专题发言阶段，工银理财副总裁刘劲松、建银理财董事长刘兴华、中银理财拟任总裁宋福宁、中邮理财总经理步艳红、招商银行行长助理、招银理财董事长刘辉、光大理财董事长张旭阳、民生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张昌林、华夏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苑志宏、中信证券执委杨冰、天风证券副总裁翟晨曦、华泰资产总经理杨平、上海信托总经理陈兵、华润信托总经理刘小腊、博时基金董事长江向阳等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与非银机构代表介绍了资管新规两周年来转型取得的成效，指出了目前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市场机构表示，资管业务转型目前主要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资产端面临资产收益率下降、权益类产品资产荒、非标等存量资产处置困难；二是资金端面临投资者风险偏好低、难以承受净值波动，以及个人投资者投资期限偏短、中长期资金募集难度大等问题；三是疫情也对理财产品转型步伐造成一定的拖累。 市场机构主要提出了几方面建议。一是尽快明确过渡期延长的相关制度安排，进一步完善资管新规制度框架；二是尽快推动银行理财等资管机构公平获取养老金投资管理人资质，为行业发展引入长期资金；三是真正落实去通道，降低银行理财非标投资的成本；四是打破各行业政策红利，统一规则，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五是进一步提高市场参与的便利性；六是各方面共同推动投资者教育。 机构发言后，由监管部门进行回应与点评环节。 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认为，资管新规出台两年来，各类资管机构主动整改取得进展，最大的进步体现为行业正本清源，回归资管业务本质深入人心。2017年至2019年，资管新规等一系列去杠杆措施，有效抑制了近年来我国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势头，特别是从今年应对疫情稳定经济的需要看，抓住了之前宝贵的时间窗口，为今年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创造了条件。同时，她也指出了转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要加强老产品期限和收益率监管，尽可能减少对新产品发行的影响；二是不能加剧市场波动；三是不能弱化融资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她建议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为行业发展创造较好的监管环境。就资管行业未来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一是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中枢作用，发挥资管机构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助力资本市场引入长期资金，提高市场稳健运行。二是高度重视疫情冲击下宏观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在低利率低收益率的市场条件下，提高专业化投资和管理能力。三是始终不能忽视风险防范。前期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对我们有很强的警示作用，极端市场条件下，缺乏差异化投资形成一致性的资产抛售，形成恶性循环。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提示了中国资管行业的风险，对此，要予以重视。 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一是资管新规出台两年来整个资管行业转型成效非常显著，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行业乱象得到有效遏制，净值化转型稳步推进，支持实体经济方面质效提升明显；二是转型过程中，各方面都做了很多贡献，形成了很多共识，但是也面临一些挑战；三是开放市场后，境外机构持牌会对国内资管机构形成有力竞争，存在持境外牌照向我境内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跨境无证驾驶行为；四是疫情的冲击使得部分产品端线下获客能力降低，负债管理压力增大，部分资产端企业信用风险短期有所加大，流动性压力短期有所增加。同时，他对资管行业未来发展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议：一是要进一步巩固前期转型成果；二是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三是进一步提高风控能力和投研能力；四是完善微观的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五是加强投资者教育，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六是行业机构等应该在资管行业规则与秩序形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银保监会创新部副主任廖媛媛充分肯定了两年来整个资管行业转型改革的成绩，并从三方面谈了她对行业未来发展的思考。第一，人民币国际化为资管行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国内资管行业本身的发展将会为金融资产、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以及合格投资者培育创造巨大的契机，使得资管行业本身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为资管行业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第二，大资管的总体规划凸显重要，特别是对于集合资产管理、全权委托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财富管理等业务板块间的关联联系和定位的清晰厘定及有效推进，对于大资管的总体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要加快存量资产处置的力度，既要着眼大局，也要着眼于政策细节的安排，政策形成合力，以推动相关工作真正地贯彻落实。 银保监会资金部副主任罗艳君分享了三个方面的观察和思考。一是资管新规促进了保险资管向大资管市场的融合。两年来，保险资管行业积极落实资管新规，主动加强与各类资管机构的交流，进一步认识到保险资管的优势和不足。二是保险资管公司是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的核心管理人。目前27家保险资管公司管理保险业70%的资产，管理总资产约15万亿，其中产品业务3万亿。保险资管公司在企业年金市场的管理份额超过三分之一。三是保险资管经过十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核心竞争力，如长期资金管理、大类资产配置、绝对收益获取等，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对于如何进一步推动大资管行业转型和规范发展，她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投资者教育，防止销售误导，做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二是在当前投资者风险偏好较低、投资期限偏短的情况下，合规地开发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三是在低利率时代加强资金端和资产端的沟通和联动，在产品预期收益率等方面保持理性，否则会给投资端带来压力。 银保监会信托部主任赖秀福认为，资管新规对于促进我国资管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一是指明了行业发展方向，二是明确了行业运营规范，三是遏制了行业市场乱象，四是激发了理论探索。两年来，信托行业认真贯彻落实资管新规有关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深入推进业务整改，二是持续推进行业监管规则制度建设，三是严肃整治市场乱象，四是建设良好行业文化。当前，行业在转型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包括过渡期内存量产品到期整改的工作压力较大，以及行业内在全面实行净值化管理方面参差不齐等。他指出，下一步将引导信托公司克服困难、回归本源，继续严格推进资管新规落实：一是要继续压缩通道业务，二是要夯实信托业落实资管新规要求的制度保证，三是要提升服务信托在整个信托行业的比重和水平，四是继续深化文化建设。 证监会机构部主任沙雁认为，资管新规在中国金融领域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一是资管新规树立了资产管理的理念和观念，使行业对于资产管理具有的财产独立、净值化管理、分散投资、信息透明的基本要求达成高度共识；二是通过资管新规的落地，资产管理领域大量的存量风险得到了有效的化解；三是资管新规是中国金融领域朝着功能监管方向走出的关键一步。从进一步发挥资管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角度，她提出了四方面建议：一是规则层面进一步深化统一，包括统一上位法、监管理念、指导思想、监管方法，在统一的同时在规则层面给整个行业发展、产品创新留出更多的空间；二是基于流动性和风险匹配程度规划下一步监管规则的着力点；三是关注行业的差异化发展；四是关注财富管理的全链条建设。 接下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CWM50理事长尚福林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资产管理行业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近两年在转型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他还指出了资管行业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最后，他提出了资管行业发展中要处理好的五大关系，一是处理好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二是处理好融资结构整体优化与行业细分发展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机构转型与投资者教育的关系，四是处理好新产品发行与存量老产品消化的关系，五是处理好国内行业培育与国外市场竞争的关系。 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CWM50学术总顾问吴晓灵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资产管理在整个金融业中应该是一个疏通资金流通、提高资产配置效率的重要工具，让资产管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是我们当前非常重要的责任。对于更好地完善资管行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她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建议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4条，将未上市企业股权纳入非公开募集基金的证券投资范围；二是统一银行公募理财产品和公募基金的规则，明确私募基金也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融资性产品进行统一规范；三是将投资顾问业务统一分为咨询型投资顾问、管理型投资顾问和投资研究报告；四是逐步实现资管业务的统一监管。她提出，希望未来制定框架性的规划，将资管业务的规则完全统一，各类机构可以在统一规则下特色经营。 会议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秘书长刘喜元主持。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卞永祖 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经过三十多年经济全球化发展，依靠市场的力量，将各国纳入了统一的供应链、价值链，全球也形成了一张大型的上下游企业组成的网络。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已经深度的嵌入到这种网络中，其主要的标志就是进出口得以快速增长，中国从世界各地大量进口矿产和能源以及各种零配件，然后组装成产品输送到世界各地，由此中国也成为了直接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全球十大港口中有七个是中国港口。可以看出，贸易的紧密程度可以反映国家之间供应链的紧密程度。日本、韩国、美国、欧盟、东盟一直是中国排名靠前的贸易伙伴，所以中国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供应链紧密程度也最高。比如，2019年华为从日本、韩国、美国的采购额都在百亿美元左右，可以看出，华为作为一个大型跨国企业，跟上述三国企业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供应链关系。 根据海关发布的进出口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0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4.9%，同时，东盟代替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为1.35万亿元，增长5.7%，占我外贸总值的14.9%。作为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欧盟、美国的贸易总值分别为1.23万亿元、9584.6亿元，分别下降6.6%、12.8%。另外中国虽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0.9%，实际上如果去掉东盟十国，中国与另外54国的贸易额实际上还下降了3.3%。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但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更加紧密了，中日贸易额下降2.1%，也强于整体水平，中韩的贸易数据没有公布。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供应链合作紧密程度在提高，也就是说，供应链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如果看到整个国际贸易在处于下降趋势的话，实际上东亚供应链区域化趋势是非常快速的。 当然，供应链区域化趋势早就存在。随着中国劳力成本的提高，一些企业开始将工厂迁移到东南亚各国，但是这些工厂大都跟国内保持着紧密的上下游关系。同时，中国自身作为一个超大型市场，产业链本来就比较完整，随着中国科技能力的提高，原来需要到欧美购买的产品，也开始部分的用国内的产品代替。这里面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汽车产业，越来越多的配件都可以在国内生产。 这种供应链区域化以前仅仅在东亚表现的比较明显。又因为本次疫情对东亚国家整体上受影响程度远小于欧美国家，因此客观上促进了东亚国家企业之间的合作。是不是随着疫情结束后，这种特征会再次淡化？ 实际上供应链区域化不仅不会淡化，很可能会在世界其它地区也将体现出这种特征，其中主要就是北美和欧洲。今年3月份，欧美疫情爆发初期，其证券市场经历了大幅波动，美国更是在一月之内四次熔断，世所罕见。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在没有疫苗、特效药的情况下，无法确定由于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对大型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跨国企业才第一次意识到全球化存在致命缺陷。以往虽然也发生过地震等自然灾害影响到了供应链的稳定，但是那都是在局部，并且受到影响的周期是可以预判的，而这次，人们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毫无所知，并且据科学家判断，类似冠状病毒有可能长期与我们为伴。 因此，跨国企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将尽量多的供应链环节聚集在一起，就像中国这样，形成区域化的供应链中心，就不再担心由于物流出现问题导致的供应链价值链中断。 而这一趋势也与欧美部分国家出现的保守主义遥相呼应，最终使得这一趋势呈现出加速迹象。因此，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会出现三个供应链聚集中心，也就是东亚、欧洲和北美。而这三个地区也成为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中心。某种程度上，这三个中心将是竞争的关系。这也可以看做是经济区域化发展。 这是否是一种逆全球化？可以说是。因为人们已经发现，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存在很多问题，过度的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却损害了社会效益，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分配不公，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种区域化趋势既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各地的禀赋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由于区域内地理、文化相近，协调更加容易，实际上产生的社会成本要低。 所以，从这种发展趋势看，企业和国家都应该把周边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疫情的影响短期内无法消除，必然对一带一路造成了影响，部分项目进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如果说，世界呈现出三个经济中心，那么 “太平洋足够大、亚欧大陆足够阔”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世界发展会更加均衡、更加和平。当然，有的国家和地区的心态肯定需要调整才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张岸元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在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专题会议上针对三个问题发言。一是境外债务展期的问题，他建议展期后何去何从的问题要尽早研究。二是特别国债发行的问题，他建议的发行方式是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发行特别国债。同时，特别国债在使用上应与“六保”对应。三是“综合计征、汇算清缴”的问题，他认为，疫情冲击之下，是否一定要如期实施该项改革，非常值得商榷，应叫停此改革。以下为发言全文： 刚刚楼继伟部长关于特别国债发行不能与《人民银行法》冲突，以及刘尚希院长关于发行规模的观点我都赞成。祝宝良首席和纪敏主任的判断，我也认可。我想从市场角度谈谈个人观点。在商言商，我考虑更多的，是政策“会怎样”，而非“应该怎样”。 在谈财政政策之前，我想先说一个正在浮出水面的重大风险。 No.1 境外债务展期后何去何从需要尽早研究 第一轮疫情冲击发生在国内，包括社会管理、经济金融、内外舆论等。由于全球只我们一家受冲击，当时各方面压力很大。第二轮冲击到欧美国家。国内先是释然，而后开始担忧，包括订单大幅萎缩导致经济修复不利，病毒起源争论等。 第三轮冲击到发展中国家。因疫情导致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债务违约，社会信用链条断裂，是重大风险。发达经济体，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且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一段时期内能够通过无限制货币和财政资源供给，维系资金链。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一条件。该风险不会仅局限在有关国家国内，势必对外蔓延至国际。过去几年，我国对外投资迅速发展，尤其是对一带一路国家，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大量开展债权方式融资，我估计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疫情以来，一些国家除向我国提出抗疫相关需求外，开始普遍提出债务展期、减免要求。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心照不宣、对此乐见其成。 兹事体大。对有关国家的债务展期只是权宜之计，随后较大规模重组可能不可避免。上策是债权资产全部保全，中策是债务人民币化和股权化，下策是打折，下下策是豁免。兹事体大，关乎国民财富，关乎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推进，关乎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提前关注。 No.2 特别国债发行不应太多突破理论禁忌 当前，财政收入锐减。除股票印花税、个税外，各税收项均出现严重的减收局面。由于税收递延等因素，未来税收收入下降将超过当期。之所以需要提高赤字率、扩大专项债规模、创新特别国债“三箭齐发”有内在决策逻辑。赤字率方面，中央财政预算内赤字率多年来守3%，估计这次有突破，但也不会太多。专项债方面，其使用目前依然受到领域限制，如，土储、棚改等，都不容许使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新的财政资金来源渠道为补充，我理解这是特别国债推出的背景。 2007年发行特别国债，是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记了个1.55万亿，按7.5汇率转出2000亿美元，供中投公司多元化投资。如果参照这样方式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好处：一是发行规模巨大，不会冲击市场；二是发行成本几乎为零。坏处：一是完全非市场化；二是需要有严格的资产相对应，否则就是典型的赤字货币化；三是利率难以确定或者说根本不用确定。 我建议的特别国债发行方式，是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发行特别国债。即，“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规模约相当于两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3万亿左右），利率相当于存款准备金利率（1.6%），允许商业银行将此类国债用于存款准备金缴纳。”由于可抵做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有购买意愿。 这样发行的好处：一是没有直接对央行发行，理论上回避了赤字货币化缺陷，回避了刚刚楼部长说的与《人民银行法》的冲突问题；二是规模巨大、筹集便捷，不会冲击现有国债市场；三是极低发行利率给市场树立新的利率标杆，利于拉动社会均衡利率水平下行；四是相对市场化，未来可能因此存在特别国债的二级市场；五是解决单纯货币政策降准释放流动性大量淤积商业银行体系弊端。 这样发行的本质是：财政货币协同配合，由财政弥补金融部门无法有效使用降准低成本资金的缺陷。 至于此次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刘院长建议发行五万亿，我此前建议至少要三万亿规模。目前看，也许达不到。从市场角度谈论这一问题也意义不大，要看中央和财政部门对局势的判断以及下的决心。先确定个总盘子，而后视情况分期发行，也许更有灵活性些。 No.3 特别国债在使用上应与“六保”对应 我非常赞成祝宝良首席关于“特别国债使用上应与资产相对应的观点”，在此愿意重复、细化他的观点。 应将六保分类，并与财政货币工具精准匹配。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保住了市场主体，就保住了就业和产业链供应链。可将特别国债采取纾困基金方式投向受疫情冲击严重行业的重要企业。以股权注资，可以实现资产对应。保中小微企业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领域，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组织实施。可将特别国债筹集的资金下拨地方，由地方以中小企业集合基金方式注入。此外，境外债权方面，通过多边渠道，向国际组织融资，间接保护债权，仍不必可少。这类投入也有相应资产相对应。 至于保基本民生和保基层运转，对应的财政支出不存在资产对应的要求，表现为纯的政府支出，只能从赤字考虑。从这个维度看，应“以支定收”，根据支出实际需要，确定赤字率。 当然，以上分类主要体现在财务账目处理上，真正到了财政篮子里，我们也无法严格区别开来。 No.4 应叫停“综合计征、汇算清缴”改革 我想借这个场合，说个题外话。 去年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新税法，要义不是减税，而是“综合计征、汇算清缴”。所谓“综合计征”，是要将居民的工资薪酬、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合并作为计税基础。所谓“汇算清缴”，是要合并去年的应税所得，在今年3月1日至6月30日搞出个和美国一样的纳税季，对纳税人去年的全部收入进行综合个税清缴。虽然理论上可能出现个税退还的情形，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纳税人各项收入加总后，跳升适用了更高档次的边际税率，纳税人因此需要一次性补缴可观的税款。目前，全国除北京、湖北外，其他省市该项工作已经全面启动。 疫情冲击之下，是否一定要如期实施该项改革，非常值得商榷。众所周知，我国许多大资产所有者较少缴纳个税，其个人收入主要来自税率较低的资本所得，个人支出则多以机构运营成本方式列支。个税改革不仅没有针对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这一重要缺陷拿出解决方案，反而进一步将税收压力施加在劳动要素上。 该政策精准指向的人群，是收入水平较高、来源渠道多元化的知识阶层，是他们在获取劳务报酬、稿酬、特许使用费收入。目前内外复杂环境下，率先加重这部分人群的税负，非明智之举。 去年11月初，笔者曾专门撰文，建议暂缓推进该事项。11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决定“暂定两年内对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2万或年度补税金额较低的纳税人，免除汇算清缴义务”。意识到清缴之不妥，让人欣慰。但原本岁入12万以下的人群基本无需补税，甚至可能获得个税返还；这种情况下，声明免除该群体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清缴补税义务，有避重就轻之嫌。 面对财政减收压力，往后推出新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难度很大。这种情况下，财税政策的目标，应是尽量保证各阶层的税收负担都不出现新的增加。灾疫之年，不必因补税，去激化与特定社会阶层的矛盾。可参照此前对于一次性奖金推迟并入当年综合所得的做法，将综合计征、汇算清缴改革推迟到2022年。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诸建芳 程强 从现有经验看，疫情先冲击供给后传导到需求，一定程度能够解释在4月海外疫情发展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长强于进口。此外，进口增长也一定程度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拖累。向后看，在当前进出口的特征下，预计5月进出口增长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事项 2020年4月份，中国出口金额（美元口径）同比增长3.5%（Wind一致预期-17.5%），3月为-6.6%；进口金额（美元口径）增长-14.2%（Wind一致预期-16.2%），3月为-0.9%；贸易差额为453.4亿美元，前值为199亿美元。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正文 ▌ 从中国经验看，疫情先冲击供给后传导到需求，一定程度能够解释在海外疫情发展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长强于进口。4月国内出口增速为3.5%，显著好于进口增速-14.2%的增长，主要可能是疫情冲击下，对海外供给端的冲击快于需求端。国内疫情主要集中在2月份，1-2月国内进口数据显著好于出口，主要解释为停工影响国内出口，但进口活动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可以转化为库存增加。出口即为国内的供给，进口为国内的需求。3-4月海外疫情集中爆发，海外也呈现相同的情况。而海外出口弱、进口强反映到我国的进出口数据则体现为出口强于进口，同时在贸易差额上表现为2月逆差、3-4月转为顺差（图1-2）。从4月对主要贸易地区的顺差增加来看，顺差增加额度的高低基本上与该地区在4月疫情演变的严峻程度相符合（图3）。 ▌ 前期积压订单的赶制在4月也有所体现，此外也可能存在疫情演变严峻担忧下的加速出口。3月出口跌幅较前值大幅收窄10.6个百分点主要受益于国内逐步复工带来的对前期积压订单的赶制。我们此前也强调，3月出现的积压订单赶制出口并不会在月底就结束，可能对4月出口形成一部分的支撑。目前来看4月出口超预期的原因之一可能受到4月复工进一步抬升带来的积压订单赶制形成出口放量。此外，调研中也有企业反馈由于3月中旬开始海外疫情发展严峻，海外进口厂商担心贸易活动会先行受限，因此督促企业提前发货可能加速了4月的出口节奏。从主要出口商品种类的增速来看，占比较大的商品中，纺织纱线制品（预计与口罩防护服相关）出口增速较3月回升55.7个百分点至49.4%。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4月进口增速分别为10.9%和5.5%，较3月回升了18.5和14.5个百分点。而服装和箱包出口增速持续下跌，分别为-30.3%和-39.9%，较3月分别回落了5.5和17.1个百分点。（表1） ▌除海外疫情演绎严峻影响海外供给带来的进口压制外，大宗商品价格在4月的回落也拖累了进口金额的增长。上述已经解释海外疫情下对海外供给冲击快于需求冲击，因此国内的进口一定程度呈现被动压制。此外，考虑到中国的进口结构中以原材料和半成品为主，因此4月由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也是拖累进口总金额增速的原因之一。从主要进口商品种类增速来看，出现负增长的商品中，原油、成品油、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数量的下跌程度均小于金额的下跌程度；而呈现正增长的铁矿石、铜砂矿等进口金额的增长力度也都低于进口数量增长的程度。（表2） ▌向后看，预计5月进出口压力增大。出口方面，3月中旬开始海外疫情发展严峻，纷纷出现停产停工和关闭店面的情况，调研反馈国内出口企业的订单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4月PMI中新出口订单也大幅回落12.9个百分点至33.5%。预计5月出口将大幅承压。进口方面，我们认为目前的进口大幅回落主要源自海外供给收缩的压制，而非国内需求大幅回落，随着海外各地区从5月初开始纷纷复工（表3），预计对国内的进口有一定的支撑。但整体来看，进口大概率难以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5月进出口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引起了各界对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关注。早期，有疫情增加断供风险，促使企业进行全球多元化布局之忧，甚至有国外高官冷血评论中国疫情有助制造业回流。近期，又是外国政府拟资助在华企业回撤或迁址到其他国家的消息满天飞。一场疫情能够动摇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地位吗？ 从近两年的经验看，贸易摩擦尚未导致中国产业加速外迁 从非典的经验看，疫情过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不降反升，但有人可能会强调，2003年以来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上升是得益于“入世”红利，这与当前以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和贸易局势日益紧张为标志的去全球化形势不具有可比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跨境直接投资的变化。 理论上讲，全球贸易局势紧张有可能引起对中国不利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境内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然而，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国际收支口径（即净流量口径）与商务部流量口径的数据交叉验证表明，迄今这方面的金融冲击尚不显著。或者至少可以说，有影响，也是中长期的事情。 一方面，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不增反降。 2018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139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0%（非金融类FDI流入增长2.6%）；2019年非金融类FDI流入1381亿美元，增长2.4%。 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DI）流出1430亿美元，较上年下降9.6%（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0.3%）；2019年非金融类ODI流出1106亿美元，下降8.2%。 另一方面，外汇局口径的数据也表明，中国近年年来并未因经贸摩擦升级，而发生大规模的外商集中撤资和境内对外产业转移。 外汇局与商务部口径数据的主要区别：一是外汇局不仅记录FDI（或ODI）项下的流入（或流出）数，还记录撤资数；二是外汇局是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全口径数，商务部的月度数据通常只是非金融部门口径；三是外汇局还包括了全口径的利润再投资和关联企业贷款数，商务部口径通常不含或者只是部分包含这方面的数据。 从国际收支口径的数据看，近两年中国外来直接投资净流入先增后降。2018年较上年增长41.7%，这显示在中美贸易纷争初期，中国FDI逆势增长。2019年，FDI净流入额转为下降33.8%。从资金来源看，股权投资（包括股本投资和利润再投资）净流入1313亿美元，下降547亿美元，相当于FDI净流入总降幅的68.7%。但这不是因为外方撤资，同期资本金形式的股本投资净流入还较上年增长11%。而是由于外方利润再投资的减少，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利润较上年减少3.6%，为过去四年来首次负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额也是先增后减。2018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增长3.4%。但这不是因为中方加大了对外产业外迁力度，同期对外新增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17.1%。而主要是因为对外关联企业贷款净流出多增281亿美元，远高于同期ODI净流出增加47亿美元的规模。2019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减少31.7%。从资金来源看，对外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是主要原因，同比减少24.8%，下降280亿美元，相当于ODI净流出额总降幅的61.8%。 即便讲逻辑，疫情过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下降也非必然 短期冲击难改长期趋势。从包括西班牙流感在内的经验看，这次新冠疫情将是一次短期的外生冲击，即便有短暂的经济衰退，也不会导致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按此逻辑，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将既是工厂又是市场，任何企业都恐难轻言放弃。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很难有其他新兴市场能够大量承接这种产能转移，已经产业开心化的发达国家短期内也做不到。虽然沿海地区综合成本上升，但因区域发展差异，中国存在向内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此外， 2003至2018年期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在全球占比由3%上升至10%，中国贡献了18%的全球居民消费增加额。贴近最终消费市场生产和销售，仍将是外国企业扩大出口之外的另一重要商业选择。 疫情应对凸显中国优势。疫情暴发之初，外界对中方的早期应对可能还颇有微词。然而，中国1月底率先进入抗“疫”模式，到3月23日宣布本土疫情传播被基本阻断，而2月底以来海外疫情扩散却愈演愈烈。随着越来越国家和地区进入抗“疫”状态，将会越来越能够理解面对新型病毒，人类认知的贫乏和政府应对的无力，中国模式也将会获得越来越的国际理解与认同。对于生产者和投资者来讲，更现实的是，疫情大流行之际，中国是相对安全的、前景也是相对确定的。据传日本108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有2435亿用于资助日资企业全球产业链重构。然而，这并非是针对在华日资企业，而是所有海外日资企业都可以享受。同时，这也是出于在华日资企业初期对疫情暴发将仅限于中国的误判，现在已时过境迁。 国家过度干预将得不偿失。市场传闻，有些政客抛出了所谓由政府资助本国企业回迁或者外迁成本的方案。后期均有人澄清相关报道并不准确。即便属实，对于中国来讲，也不会天塌下来，因为你不来，自有别人来。反倒是这种捞政治资本的做法，企业恐不会有太多的积极响应。因为从供应链角度看，政府仅仅负担企业的一次性迁址成本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市场开拓等费用。即便做到了，短期看，人为破坏国际分工，很可能将付出通胀的代价，推高利率水平，影响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长期看，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巨大挫败。而且，当年货币战、贸易战就令全球股灾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 主要结论与建议 这次大流行未必是全球化的终结，而可能是新的起点。这次疫情的跨地域、跨领域，充分暴露了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短板和不足。未来的全球化有必要进一步延展其内容，不仅要包括经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还要包括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化，提高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性，加强各个国际组织或平台的政策协调。 对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分析上要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将疫情导致对外经贸人员往来的暂时停滞，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的短期冲击，等同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长期调整；二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主要归咎于疫情造成的后续影响，而忽略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基本面因素；三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简单等同于该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总体地位的变化。 短期看，新冠疫情会对外商来华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定不良影响，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一定的压力。但跨境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全球供应链布局更是一个结构性的慢变量。除非疫情持续时间较长，严重改变了经济基本面，比如疫情应对的长期化和政治化。然而，如果疫情防控常态化了，全球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而这既可能导致经贸冲突升级，也可能促成国际经贸合作，经济脱钩并非必然结果。 中长期看，经济转型升级、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叠加经贸摩擦的持续影响，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制造业转移趋势将会进一步显现。但是，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现在市场热炒的疫情对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影响是一种“舆论战”。我们不能自乱阵脚。降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为巩固和提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努力：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三次产业均衡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推动产业升级、发挥集聚优势，巩固和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二是进一步按照“放管服”的要求改善整体营商环境，特别是内陆地区的营商环境，推动东部地区向内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延缓制造业的外迁。三是在稳定出口市场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支持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不断加强国内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四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吸引境外投资者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证券投资。五是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本文原发于《北大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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