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张岸元方才 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可参考1998年四大行改革模式，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其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改善财务经营指标；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推动治理结构完善，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回归本源。 5月4日，刘鹤副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了支持经济复苏、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在会议相关议题中，中小银行改革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会议指出，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会议要求，必须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服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在充实资本的同时，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 对此，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指出，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可参考1998年四大行改革模式，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其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改善财务经营指标；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推动治理结构完善，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回归本源。 中小银行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 中小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中小银行数量达4000多家，占整个银行体系的90%以上；总资产规模超77万亿元，约占整个银行体系的25%。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中小银行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三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2.55万亿元，其中有将近55%的贷款由中小银行提供。 但在中小银行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积累了不少问题。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存在缺陷。公司治理水平低，股东结构复杂，存在复杂关联关系，加大了股权穿透的难度，使得不当利益输送等治理问题时有发生。 二是主业偏离现象严重。依赖同业和理财扩大规模，一度扎堆设立异地资金运营中心，部分中小银行的金融市场业务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信贷规模。 三是资产质量堪忧、资本消耗加快。由于客群、风控等多种因素，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恶化。截至去年底，中小银行不良贷款规模超过万亿，占银行体系40%以上，远超其市场份额的24%。一些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居然是负数。 张岸元指出，近三年来，监管部门在提升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加大了股东股权乱象整治力度。据银保监会数据，2019年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就查处了3000多个违规问题，清理了1400多个代持的股东。二是通过转让、注资等多种方式稳妥处置了一批高风险金融机构，包括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三是通过制度建立长效机制。2018年初出台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及随后的两个配套文件主要就是剑指中小银行。 可考虑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 因此，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研究员方才表示，疫情冲击之下，本次金融委会议重提中小银行改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指针意义。“此次疫情冲击导致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急剧上升。中小微企业是中小银行的主要客群。此番冲击，叠加之前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夸张地说，相当一部分机构岌岌可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他指出，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当下必须提前重点考虑两个问题：其一，疫情期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的展期续贷，到期之后怎么办？会不会带来不良处置的集中计提？其二，央行提供的1.8万亿再贷款再贴现，在到期之后银行资产端能否顺利回笼？无论是从加快不良处置出清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的角度来看，加快资本补充都是中小银行改革的重点内容。 他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政策上永续债、优先股等补充方式已经开始惠及中小银行，部分银行也相继获批。但考虑到市场接受程度以及4000多家的庞大基数，这些补充方式覆盖的中小银行范围非常有限。 因此，张岸元和方才提出了解决中小银行流动性问题的建议：下一步或许可以考虑参照当年四大行改革模式，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 1998年，为了解决工、农、中、建四大行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资产过于庞大的问题，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专门用于给四大行注资。具体采取的方式是：首先，由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四大行释放了约2400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存到央行专户上；其次，四大行将央行专户上的2400亿原法定准备金与部分超储准备金，共计2700亿资金，用于认购特别国债；最后，财政部将融到的2700亿资金注入四大行作为资本金。整个流程中，四大行完成了资产和股东权益的同时增加，而财政部资产端增加了2700亿的股权，负债端增加了等额的特别国债。 张岸元和方才指出，可参照以上模式，借本次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契机，实现类似操作。“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可以是：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规模约相当于两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3万亿左右，可分期发行），利率相当于存款准备金利率（1.6%），同时允许商业银行将此类国债用于存款准备金缴纳，以此增强银行的购买意愿。” 两人同时指出，特别国债的使用，需要形成相对应的资产，而通过中间机构为中小银行注资，恰好能够实现账面资产的对应。这一做法对中小银行的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改善财务经营指标；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推动治理结构完善，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回归本源。此外，由于特别国债发行利率较低（低于再贷款利率），也更有助于降低其整体融资成本。 文章原发于每日经济新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张明明（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总监）、张晓晨（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一季度新冠病毒影响之深超出预期，中国经济增速从6%左右的正增长迅速跌落至-6.8%。虽然当前国内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但常态化防疫工作持续意味着国内经济活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特别是航空、旅行、餐饮、娱乐等服务业消费负面冲击将持续较长时间。与此同时，海外疫情蔓延也加剧了外部需求萎靡的压力和产业链受阻的风险。 疫情之下，“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成为重中之重。为做到“六保”，大规模的经济支持计划必不可少，然而，对待刺激政策，国内总有一些恐惧，认为这是“四万亿”卷土重来。当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近年来一直由于其广泛的后遗症，如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攀升、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饱受抨击。 近日社科院余永定教授发表《为当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现在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文，笔者深以为意。实际上，早在2013年8月笔者便撰文《反思四万亿恐惧症》，谈及虽然反观“四万亿”经济刺激，确实后遗症较多，但“四万亿”的教训并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等。 笔者一直认为，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形势变化而定，坐视硬着陆而不采取政策是对“四万亿”矫枉过正的表现。实际上，当年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使得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也为金融危机后，中国抓住数字科技等多领域弯道超车的机会，增强全球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后疫情时代，危机救助政策不应被“四万亿”恐惧束缚手脚，反而应该加大力度，如大幅提高赤字率至GDP的5%，增发3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的定点帮扶，降低企业税费、完善公积金制度，支持发放消费券、现金券，发力新基建，加大对5G、冷链物流、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投资等等，防范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失速。 反思“四万亿”恐惧症 一直以来，“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由于其广泛的后遗症而饱受批评。但是，在笔者看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首先明确，即是“四万亿”逆周期宏观政策的逻辑错误，还是经济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或政策执行机制中存在某种弊端？显然，这二者本质不同，应对方式也大相径庭，一旦混淆不利于总结经验，反而容易矫枉过正。 不妨回顾“四万亿”推出之时的背景：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等等。 当时中国经济已经可以称之为硬着陆，危急之时，“四万亿”政策意在避免更多的失业与经济衰退，方向是正确的。“四万亿”的教训恐怕更多的是其后经济结构自身及决策的问题，更值得反思。笔者归纳，有如下几点： 第一，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包括资金方面，地方政府一旦获得支持，便有花钱欲望，所谓“不花白不花”的现象就反映了对资金运用缺乏约束机制的事实，所以号称“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最终超过10万亿。而项目方面，“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一贯存在，地方官员为追求一时的高GDP，可以不顾一切上项目，全然忽略了对项目的盈利性与风险性的考虑。 第二，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当时银行承担了准财政功能是导致其后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例如，有报道称，2010年10.7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中，有80%来自银行贷款。试问为何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下滑阶段、缺少优质项目之时会取代大量财政功能，天量放贷？恐怕与当时政府给予的支持实体项目压力密切相关。 第三，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退出机制以及存在隐形的政府担保，国有企业历来被视为优势企业，其项目被视为无风险项目，而也是银行忽视风险管理以及日后产能过剩企业能够大量存在的关键。实际上，当前大部分产能过剩企业都以国有企业为主，至今没有一例兼并重组案例，更无法谈及破产机制。 第四，产业政策存在不少弊端。当时的“四万亿”是配合十大产业的振兴计划以及大力发展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推出的。而现在来看，曾经支持力度较大的行业，如钢铁、造船、光伏这位列其中的产业由于进入过度，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 “四万亿”后，中国经济弯道超车 在笔者看来，“四万亿”刺激政策本身无可非议，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是症结。更进一步，笔者在2017年9月文章《金融危机十周年的三点反思》中就金融危机是否削弱中国竞争力、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是否值得等问题做过更为详细讨论。 根据笔者观察，正是得益于当时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让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其后中国更是抓住了金融危机后弯道超车的机会，获得多领域全球竞争力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 这主要体现在，虽然“四万亿”，中国在基建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相比于短期较低的收益，高铁、机场、物流等基建投资的长期红利如今正在逐步显现。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从危机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如今的近30%；中国出口份额占比从2006年的8.1%上升至2018年的12.7%，进出口在全球占比23.3%，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环。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高速增长，也带动同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激发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从零售市场来看，2006年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1万亿美元左右，是美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而当前中国的零售市场突破40万亿，接近美国市场份额。 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发展更是全球领先，截止2019年初，全球15家最大的数字公司全部都来自美国和中国。应对此次新冠疫情，中国数字经济更是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 如大数据分析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准施策；5G应用加快落地，5G+红外测温、5G+送货机器人、5G+清洁机器人等已活跃在疫情防控的各个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医疗机构提高诊疗水平和效果，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消费习惯，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商贸、云签约、云医疗、云游戏等新消费需求将释放巨大潜力。 疫情下，宏观政策应进入危机应对模式 本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时刻。根据笔者《GDP-6.8%：经济回暖需跨过三道关卡》、《“六保”的关键是保需求》等文章中提到的观点，本次疫情至少会分阶段地从三个方面冲击中国经济。 第一重冲击是国内供给侧的冲击，即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之下，中国经济短期内遭遇休克式下滑，如一季度GDP回落至-6.8%，创有季度GDP统计以来的新低。当然伴随着国内复工复产，国内供给侧的冲击会逐步缓释。 矛盾向第二重冲击转化，即需求侧的冲击。这其中既包括国内源于经济下行、收入下滑、企业与居民对经济前景不确定加大而导致的国内需求疲软，也体现在海外疫情蔓延阶段，新出口订单需求的明显下滑。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第三重冲击，即产业链转移的冲击。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化危为机，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近30%。然而，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越来越多产业链转移的声音，欧美国家希望保证自身产业链完整性、以摆脱对他国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也会加大中长期产业链转移的风险。 三重冲击之下，今明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在一季度GDP-6.8%的背景下，笔者预期二季度经济增速能够恢复正增长已实属不易，倘若没有大规模的经济支持政策保证下半年经济增速尽快恢复到接近疫情前6%左右的水平，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的增长也将面临较大难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若要实现“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目标，还需尽快开启危机应对的政策模式，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切莫被“四万亿”恐惧束缚手脚。 一是货币方面继续加大幅度降准、降息。疫情冲击下，国外主要央行集体量价宽松，令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扩大。当前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断加大，4月1年期LPR调降20BP，尽快推动实际融资成本的降低对未来企业恢复、经济反弹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是大幅提高赤字率，扩大财政政策空间。危机之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比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当前应对危机，美国已经推出2万亿美元紧急经济救助计划，德国亦罕见地突破财政红线，推出7500亿欧元财政刺激计划。相对于欧美，中国政府债务率不高，3%的赤字率也并非红线，应允许财政赤字明显扩大至5%，以缓解财政收支困境，为后续刺激政策留足空间。 三是发行抗疫特别国债。非常时刻，建议特别国债发放规模可达到3万亿，优先用于公共消费或公共服务领域、设立专项基金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等。发行方式方面，当前有讨论认为国债发行可以通过央行扩表直接购买来实现，即财政货币化。在笔者看来，财政货币化未尝不可，但相比于发达经济体，当前中国的政策空间仍然充足，建议优先用足现有政策空间。 四是扩大“消费券”、“现金券”使用范围，尽快促进消费回补。早在3月初，笔者便发文《疫情之下，“消费券”如何为内地所用？》提倡大规模使用消费券。当前随着防控措施逐步解禁，“消费券”在全国多地广泛实践，客流明显回暖。此外，在失业率上升、居民现金流承压的情况下，借鉴国际经验，也可以考虑对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券”作为辅助。 五是新老基建并举，为有效扩大内需。新基建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破茧重生、求新谋变创造了积极条件。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既是新兴产业、也是基础设施。依托新基建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数字技术得以广泛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扩大有效需求，保障民生托底，也是稳增长工作的重要抓手，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和精准施策手段。此外，继续大力弥补传统领域的不足，加快规划一批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基建项目，如城乡医疗基础设施、养老托幼基础设施等，加大在交通运输、冷链物流、生态环保、农业农村等方面的投资力度，补齐短板。 六是继续降低社保费率，降低公积金缴费。当前我国企业和居民社保负担仍然较重，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在更长的时期内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抬升居民消费意愿，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也会带动其自身的消费性支出。 七是支持“刚需”群体住房需求，降低房地产对消费的拖累。2016年下半年提出“房住不炒”以来房地产调控逐步常态化，持续数年的棚改货币化也开始退潮，2019年建设计划近乎腰斩；近两年房价整体保持高位平稳。这导致，一方面有房一族财富效应缩水，对其消费造成了挤出，另一方面无房刚需一族因购房储蓄需求而减少消费。在“房住不炒”基调长期不变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解决无房刚需一族的问题，如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等方式，以释放部分消费潜力。 八是加大对外需敞口大企业的扶持。产业链受阻使得外需敞口较大的制造业行业遭遇较大生存压力，如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等，可考虑出台针对具体行业的支持政策，维持企业的存续能力和就业。同时，汽车消费遭遇疫情重创，未来可以降低汽车购买方面的限制，加大对汽车产业的支持力度。面对外部供给侧的影响，重点应当保障中国依赖度较强的大宗商品供应，建立充足的战略储备。 当然，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既要实现“六保”，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还需要与改革相结合，在制度环境、公平市场环境、改善政府治理、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做出努力，其中，释放要素尤其是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改革红利至关重要。同时，应对中长期的产业链转移风险，应采取更大范围内的放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采取竞争中立原则、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如近日落实取消QFII和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便呈现更加开放的姿态，有助于吸引外资、赢得更多跨国企业的合作，为应对逆全球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应对新冠疫情影响蔓延，美联储采取了激进的“零利率+无限量化宽松（QE）”的货币政策，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扩表两万多亿美元。 有人据此预言，美联储“放水”，美元资产缩水，全球将会抛售美国国债，加速去美元化进程，美元国际地位江河日下。国际货币体系真会照此剧本演义吗？ 上次危机国际地位受损最多的是欧元而非美元 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也采取了“零利率+QE”的应对措施，也曾引发了世人类似的担忧。那么，十年过后，真实情况如何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的评估标准，一国货币是否属于广泛交易和使用的货币，关键看该货币在国际支付、外汇交易、外汇储备和国际债权债务中的份额。故我们可以从这四个维度来考察后危机时代美元国际地位的变迁。 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FIT）统计，今年一季度，国际支付中，美元排名第一，月均占比42.2%，较2012年1月上升12.5个百分点；欧元排名第二，占32.3%，回落11.7个百分点；英镑排名第三，占6.8%，回落2.2个百分点。同期，人民币和日元是最大受益者，分别排名第五和第四，上升1.6和1.1个百分点。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三年一次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全球外汇交易中，美元排名第一，占88.3%，较2007年回落0.3个百分点；欧元排名第二，占32.3%，回落2.7个百分点；日元排名第三，占6.8%，上升1.0个百分点；英镑排名第四，占12.8%，回落2.1个百分点；人民币是最大受益者，占4.3%，上升4.1个百分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截至去年末，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美元排名第一，占60.9%，较2008年第三季度末回落3.3个百分点；欧元排名第二，占20.5%，回落4.8个百分点。日元是最大受益者，超越英镑，排名第三，占5.7%，上升2.2个百分点；英镑排名第四，占4.6%，回落0.1个百分点；人民币也是受益者，排名第五，占2.0%。其间，人民币储备资产从无到有，自2016年第四季度起开始单列。 据BIS统计，截至去年末，在未偿国际债权（包括信贷和债券）中，美元排名第一，占48.4%，较2008年第三季度末上升6.6个百分点；欧元排名第二，占28.8%，下降10.3个百分点；英镑排名第四，下降一位，占比4.7%，回落1.8个百分点。同期，日元和其他货币是最大受益者，日元排名第三，提高一位，占5.9%，上升1.1个百分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占4.1%，上升2.9个百分点。 据BIS统计，截至去年末，在未偿国际债务（包括信贷和债券）中，美元排名第一，占49.4%，较2008年第三季度末上升2.8个百分点；欧元排名第二，占29.4%，回落4.7个百分点；英镑排名第三，占5.0%，回落3.2个百分点。同期，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是最大受益者，占6.4%，上升4.6个百分点。 综上，如果说上次危机中美元国际地位受损的话，最多也只是在公共部门（外汇储备），私人部门的美元交易和使用则更为频繁，美元整体国际化水平甚至还有增无减。 这次也是全球货币放水，而非美联储独美于前 上次危机应对，美欧日央行货币政策先后QE。2009至2019年间，美联储、欧央行与日本央行资产与名义GDP之比分别上升了4.2、17.5和79.9个百分点。若在金本位下，这些货币的含金量都会被稀释，也都会贬值。欧央行与日本央行甚至走得更远，先后引入了负利率政策。主要货币早进入了“比丑”时代。 这次疫情应对，欧洲与日本央行都没有动利率工具，但在扩大资产购买方面较美联储不遑多让。4月27日，日本央行也宣布实施无限量宽。今年一季度，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央行总资产规模与上年名义GDP之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从国际支付、外汇储备、国际债权债务的统计看，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这四种货币的市场份额合计通常在90%左右。即便全球外汇交易的币种构成更加多元化，前述四种货币的市场份额合计仍高达150%（总份额为200%）。其他货币剩余的市场份额较小，尤其与美元、欧元相比，远不在一个量级。可见，即便出现新兴国际化货币，但因为网络效应、路径依赖，市场短期内可选择的余地不大。 上次危机，大家担心的QE之后美国对内通胀、对外贬值的预测，并未成为现实。与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相比，美国的经济基本面较好。在疫情暴发前夕，美国正处于战后最长的经济景气，这是美元成功卫冕的重要原因。欧元被重创，主要受累于欧洲至今未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日元异军突起，则源于近年来日元成为全球避险货币。 此外，从广义货币供应M2与GDP之比看，2019年末，欧元区、日本和英国分别为104.1%、188.0%和111.5%，美国仅为71.9%，以此衡量的美元超发程度明显低于欧元、日元和英镑。同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具广度深度、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市场，这将继续从经济上支持强势美元。 新兴市场仍将是美元流动性的主要需求者 本国货币大都不可自由兑换，而只能用硬通货而非本币对外支付，因此，存在国际清偿力的硬约束，是新兴市场的“原罪”之一。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汲取教训，纷纷积累外汇储备，增强自保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新兴市场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据IMF统计，2008年第四季度至2015年第一季度，全球新增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新兴市场占了六成多。到2015年第一季度末，新兴市场持有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分之二，较1999年第一季度末上升27.5个百分点。 新冠疫情恐慌再度引发了新兴市场大规模资本外流，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严重，甚至令亚洲金融危机和2013年的“退出恐慌”等压力事件相形见绌。近日，阿根廷已再次宣布债务违约。据IMF在春季会议期间披露，已有100多个成员向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紧急融资请求。 上次危机，美联储的“零利率+QE”引发了“美元陷阱”的担忧。所谓“美元陷阱”是指，因为美元超发，持有美元储备资产面临缩水的风险，这令美元储备资产持有国陷于两难境地，因为持有贬值，卖出更贬值。当储备货币风险增加时，外汇储备既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来源，也会成为大宗储备持有者的负担，使其陷入困境。 这次大新冠疫情流行，预计随着市场恐慌和流动性危机逐渐缓解，有些新兴市场可能会重新面临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资本回流。但它们大概率仍会借机增加外汇储备，充实国际清偿力，增强自保能力。无疑，在矬子里挑将军，美元资产（包括美债）仍将是其重要资产配置。即便明知是“美元陷阱”，也只能往里跳，这或许是新兴市场的“宿命”。 非经济因素或将动摇美元国际地位 当今美元国际地位是战后美国综合国力，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的集中体现，美国主导的战后全球治理格局是国际公共产品。然而，美国现政府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名，积极推行“美国优先”，或正在逐渐侵蚀美国的国际领导力。 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对主要经济体包括盟国挑起经贸摩擦，滥用经济金融制裁，掀起逆全球化潮流，加速推动美国经济金融与世界脱钩。这可能动摇战后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根基。 试想，既然与美国经贸交往减少了，大家何苦要用美元计价结算？要忍受美方的长臂管辖，天天担心美元资产被冻结，担心公司、个人甚至国家被制裁呢？ 此次疫情暴发，本被认为能够很好应对疫情的美国政府，表现大失水准，累计确诊和死亡人数在全球一骑绝尘。现政府不仅未反躬自省，反将责任对外甩锅，并与盟国在各地争夺医疗物资。在与时间赛跑的疫情面前，美国国家治理的不足与短板暴露无遗。试想，如果连民生的基本人权都不能保障，又怎能寄希望其继续领导世界呢？ 事实上，“美国优先”正在结出“美国孤立”之果。最近几年，美元已颓势渐显。2017年初至2019年末，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份额回落了4个多百分点；而在2016年末，其份额还高于2008年第三季度末全球金融海啸暴发之初的水平。同期，全球未偿国际债权债务中，美元份额回落了2个多百分点。国际支付中，2017至2019年，美元的月平均份额较2016年回落了1个多百分点。 “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世人对于“嚣张的美元霸权”本就颇多微词。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或将更加多极化，甚至走向超主权货币主导的新时代。这无关美联储放水多少。 本文原发与腾讯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大智 最近，脱口秀演员池子（真名“王越池”）举报某银行“泄露客户个人信息”，一时间冲上微博热搜。“大客户”、“全国知名银行”、“知名艺人”、“泄露个人隐私”……爆点实在太多，引来众多吃瓜群众。不过，与金融相关的瓜，历来都不是简单的吃完这个就去吃另一个，而是要秉承“顺藤吃瓜”的原则，吃到更多更甜更有营养的瓜。 “这是配合大客户的要求” 虽然该微博热搜已经广为人知，但是为了完整性，我们还是先简述一下该事件。 5月6日晚，知名脱口秀演员池子在其个人微博发布长文，回应与笑果文化解约一事，还顺带嘲讽了已经过了风口的P2P，以及发展尚处于早期的脱口秀“水浅甲鱼多”，并表示目前情况就是“没法开展任何工作，一直在和笑果文化打官司”。 但随后一转，池子指出在笑果文化寄给他的案件材料里面，发现了其本人在某银行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他去咨询了律师，认为笑果文化和涉事银行的行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他给银行打了电话讨说法，竟被告知 “这是配合大客户的要求”。 在池子发布的这条微博最后，附上了对笑果文化和该银行支行的律师函。 随后，5月7日凌晨，涉事银行对此致歉，称经核实该行员工未严格按规定办理，在笑果文化要求查询时提供了王先生（池子）的收款记录，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惩罚处理。 “顺藤吃瓜” 基本了解上述事件后，可以看到，个中重点并不在于池子与笑果文化的纠纷，而是被牵连进来的第三方——银行。在没有经过池子本人允许的情况下，笑果文化拿到了池子在该银行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该银行及笑果文化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想要吃到明确的瓜，那就必须要明确其中的几个关键点。 关键点一：一般情况下，个人账户交易信息要如何打印 一般说来，个人账户交易信息中涉及大量的重要信息，银行都要求必须本人办理打印业务，无法进行代办。所以，想要打印个人账户交易信息，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种是线上方式，用户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助选择账户交易信息进行打印。这种打印文件印有电子公章，具有法律效力。然而，在实践中，仅有部分银行而非所有银行支持这种线上的服务方式。同时，鉴于这种信息的重要性，打印文件发送到电子邮箱中是进行加密传输，用户需要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上获取解锁方式后，才可打开文件。 第二种是线下自助方式，也就是通过银行网点中的自助服务终端打印机，用户只需要有银行卡和密码，即可自行打印。但在实践中，各银行有不同规定，有的银行需要网点中的相关主管人员进行授权操作；有的银行无需授权，但可选择的账单期限有限，如只能打印3个月内的交易明细。 第三种就是到银行柜台打印，无论是银行的高柜（带有防弹玻璃的）还是低柜（开放式的），都可以办理该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是本人持银行卡、身份证，部分银行甚至需要进行人脸识别等多重验证方式，才可以打印。 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如银行账户的本人是老人、小孩或不具备行动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等情况下，监护人可以在提供相关证明后，代为办理。但这种过于特殊的情况，我们暂且不做讨论。 以上这些方式都是基于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用户本人进行个人银行账户交易信息打印的方法。 但是根据银行给池子的反馈“这是配合大客户的要求”，可以说明打印的交易信息并非是基于池子本人的意愿，这也就有了接下来的关（ji）键（xu）点（chi）二（gua）。 关键点二：非常规手段，个人账户交易信息的打印和获取 非常规手段进行交易信息的获取和打印，既有合法合规的方式，也有违规的方式。 第一种是合法合规情况下，公安机关、法院等权力机构进行“财产保全”（俗称冻结财产）。财产保全的关键问题在于提供被保全人的财产线索及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在池子与笑果文化的合同纠纷中，若笑果文化作为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请对被保全人（池子）做财产保全申请，除了需要提交担保、保全申请书等材料外，最重要的便是“被保全人的财产线索”，而与之相关的除了房、车相关信息外，便属银行账户交易信息最为重要。当无法提供相关线索，便可申请法院等相关机构进行对被保全人的财产线索进行查询。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如此，这种个人的账户交易信息也不应被笑果文化掌握。也就是说，即便笑果文化的保全申请执行了，其所提请的“财产线索”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在笑果文化公司的掌控中。 第二种，违法违规的方式，也是众多网友猜测的最可能的一种，银行员工应笑果文化请求，私自为其打印池子的个人交易信息，而这也被该银行随后“对池子的致歉信”回复所证实。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正如“这是配合大客户的要求”的回复一样，笑果文化作为该支行的重要企业客户，且知晓池子的姓名、身份证、银行账户等信息，银行员工出于维护大客户的心理，应其所求也不足为怪。而这种方式显然是违背了人民银行及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甚至涉嫌触犯《刑法》235条之一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至于有人奇怪，既然笑果文化可以通过法院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申请人（池子）的财产线索，为何要甘冒风险，自己去查询池子的账户交易信息。其中涉及到，在申请财产保全后，从银行及不动产交易中心等机构反馈查询结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时间成本很大，所以以申请人自己提交的相关的财产线索为最佳。 一般情况下，吃瓜行动也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就是处罚甚至赔偿、监管进场整治、事件平息等情况。 但鉴于金融活动和金融信息的特殊性，我们仍然有必要做一些进一步的说明。 这个放在奇葩说里，大概就是升华的部分了，要脱离事件本身，提高境界。 而需要探讨的，自然是池子及大众所关注的“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特别是金融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问题。 任重道远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 如果将“银行个人账户交易信息”进一步细分，其实质上是个人金融信息。在央行2020年2月最新发布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中指出： 个人金融信息是指金融机构通过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或者其他渠道获取、加工和保存的个人信息，包括账户信息、鉴别信息、金融交易信息、个人身份信息、财产信息、借贷信息和其他反映特定个人某些情况的信息。 与其他个人信息相比，个人金融信息与个人资产、信用状况等高度相关，一旦泄露，对消费者的财产安全造成的威胁更大。因此，监管十分重视对于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 事实上，早在2007年，央行就开始陆续通过《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文件，开始了对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十部相关的部门规范、规章制度等监管办法，对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做出了相关规定（见表1）。 除了正式的监管文件之外，央行的各级领导也在各种论坛、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加强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这些无一不显示了监管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并且也透露着“个人金融信息安全监管趋严”的信号。 但从实践来看，我国目前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方面仍存在很大不足。例如，缺乏统一的上位法，对于违法机构和个人的法律追究机制也尚不健全，进而频繁出现金融机构、外包机构员工利用客户个人金融信息非法牟利的现象，也间接的导致了数据的大面积泄露，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 远的不说，今年4月份就流传着涉及国内多家银行的数百万条客户数据资料，在暗网被标价兜售。尽管经过涉事银行的核查比对，与真实数据信息不符，但银行用户个人金融信息的安全如何保障，仍在持续引发全民关注。 此次“池子诉银行侵犯个人信息”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绝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圈+金融圈的八卦，而是大众对于自身信息，特别是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值得期待的是， 2019年下发征求意见稿后，正式的《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护试行办法》或许将在2020年出台，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将有“法”可依，个人金融信息也将得到更好的保护。 或许，类似此次“池子诉银行”的事件也将不再发生。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曹远征 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讨论要素市场化的问题非常重要，这关系到疫后重建和中国未来发展问题，我简单谈三点意见。 第一，要素市场化在抗疫中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中国2019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社会，如果2020年精准扶贫能够实现的话，就基本消灭绝对贫困。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进入类似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日本的所谓1亿总中流的状态，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需求就开始发生变化。以服务品消费为主的富足性消费开始取代以吃穿用为主的温饱性消费，其中住房、汽车成为中等收入家庭的标准配置。据测算，中国大概年均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是3100万户，按户均三口人计算，大约是一亿人口，人均3万多美元。如果按人均收入2万美元来统计的话，则目前已有将近3亿人口达到这一水平，这个人口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了。在我国，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与中国居民收入的变化高度相关。与此同时，从供给端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进入重化工业的后期阶段。不仅研发在工业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且物流配送、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开始成为企业生存与竞争之道，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引领产业变迁。 由上，无论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观察，中国正在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这两个特点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时期要素市场化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及改革方式就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回顾过去40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可以看到，我们基本完成了商品市场化进程，大约97%的商品已经是市场定价。但是在要素市场改革方面，正如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的，第一范围有限，第二体制机制尚未健全，第三价格传导机制尚不顺畅。这三点反映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传统生产要素市场化虽然已经进行相当长的时间，但深化不够。这主要体现在与工业化相关的生产要素上，土地、劳动力、资本仍处于半市场化状态，都有“双轨并存”的现象，而在土地上更为明显。二是未来以服务业为代表新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如技术、数据等市场化刚开始进行，有的甚至还未破题，这些要素市场化的供给因涉及到未来的发展，亟待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在抗疫中，明确要素市场化的方向，并切实推动改革深化，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了。由于抗疫过程中借助行政手段比较多，人们担心一旦这些手段固化并体制化，全球会出现去市场化的趋势，对中国来讲更是如此。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举国体制功不可没，其中政府的行政管控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果说要防疫常态化，是不是意味着行政管控常态化？换言之，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是不是在疫后能够得到重视，要素市场化能不能得到顺利的推进，就变成了关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抗疫过程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多起来了，认识也出现了模糊。现在要特别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强调要“义无反顾，推动改革进入不可逆转状态”。现在改革40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基本形成，但是疫情冲击，它还是脆弱的，逆转不是没可能的。因此，凝聚共识十分重要。中央文件在这个时候颁布，十分及时。 第二，要素市场化的推进方式在方向明确的情况下，下一步关键是改革行动。 要素市场化方面，新的改革行动变得非常重要。十九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其中后三十年分二步走。第一步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步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业或后工业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依然有发展的潜力。中国的城市化率依然不高，2019年仅为61%，而61%中间将近20%多的人口还是半城市化人口，是农民工。在抗疫的过程中，大家说消费下降很多，其实不如说是收入预期不好。过去三个月，居民收入下降幅度远远低于消费下降幅度，致使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了8.07万亿，同比增加1.76万亿。而在增加额，住户储蓄存款占比达80%。换言之，不是当下的收入不够，而是担心未来收入的不能稳定增长，从而不敢多花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稳定增长预期十分重要，为此要加快改革。 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工在城市有稳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如果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在城市定居，他们的消费行为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算了算，农民收入大约70%来自城市，其中务工收入占比将近50%。但是由于没有市民化，徘徊在城乡之间，其在城市的消费仅占收入的30%，收入的70%会回农村去消费，主要用途是在宅基地上盖房子。房子盖的很漂亮，但却没有就业和收入机会，还得回城打工。于是形成了农民有财产，却没有财产性收入，农民工虽有收入，却消费倾向低的畸形局面。如果说城市化不能顺利推进，甚至在疫情的冲击下可能出现逆城市化，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收入预期不稳，将会影响内需扩大，影响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乎相当于美国人口规模的农民工市民化或成为抗疫和疫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了。特别是像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城市带正在发展，通过改革把农民工市民化镶嵌进去，以释放增长的潜力。 从这个角度看，文件中提出的土地和劳动力两方面的改革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应大力推动。在劳动力方面，要实现跨区域的有序流动，不仅要解决当地，而且要解决异地户籍准入问题，在一线大城市要落实积分制度。同时还要跟服务业发展相称，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标准的人力资源评价体系。在土地方面，文件提到除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入市以外，也特别提到宅基地的改革。这两项改革，尤其宅基地的改革十分重要。一旦破题，农民的财产就可以形成财产性收入，并与其在城市务工收入一道共同支持其家庭，包括购房、购车的支出。其实，以宅基地换城市住房是稳定收入预期及扩大消费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应尽快机制化。 从以往的经验教训看，要素市场化推进方式的几项原则必须始终强调： 一是，强调市场主体的地位，减少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和直接干预，尤其是在土地市场上非常关键。能够让其他的供给主体平等进入市场是土地市场改革的先决条件。 二是，对所有的要素应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换言之，应该是市场竞争者形成价格而不是政府定价，即使政府定价也应该转向规则定价而不是直接参与价格形成。换言之，政府主要作用是加强价格的监管和协调。 三是，要完善交易的规则和服务，特别在技术和数据市场上，交易规则和服务是基础。 四是，中国社会也正在转型，这一转型可以定义为是由过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社会正在转向后工业化社会，是以服务为主导的。这个时候价值增值的基础不仅仅取决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技术进步成为第一生产力。因此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是非常关键的，起着边际引领作用。 第三，深化与要素市场化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 这次疫情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改革必须全面深化、配套进行。过去改革更多是涉及经济领域，这次抗疫发现经济和社会不能脱节，社会体制改革也得深化。中国这次抗疫取得阶段性成功还不只是医疗卫生技术多么先进，最重要的是隔离，隔离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社区。我在海南基层调研中发现，有两类不同的社区，一类是居民小区，尤其是单位的家属院，其隔离安排是行政化的。一切听令于上级指示，被动安排，机械行事。相反，在社区相邻的城中村，则呈现出积极应对的态势，无论在宣传教育，还是防疫消杀以及互相监督方面都好于行政化的社区。我的结论是城中村有村民自治，形成了有别于城市社区的基层治理机制。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社会体制改革也应该提上议程，这既包括公共卫生体制，也包括以社区建设为例的社会体制，以及跟此相关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等。换言之，如果说这次疫情是对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的话，涉及治理能力的体制基础建设应一并纳入改革议程，统一考虑。 综上所述，在当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就的条件下，面向疫情后经济社会恢复，乃至重建提上日程，全面深化改革十分重要，建议在“十四五”期间以土地、劳动力为抓手，辅之以社会体制、公共卫生体制等相关的其他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才能把要素市场化做的更加完善、做的更加好。 本文首发于财新
意见领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动荡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花长春、董琦 导读 4月出口大超预期，与PMI出口订单指数回落、企业草根调研的感受不一致，有三个原因促成这一结果：疫情供需影响的时间差、低基数、国内复产补出口（尤其是防疫物资）。但短期超预期并不意味着出口向上的拐点已经出现。 摘要 4月出口数据超预期，我们认为主要源于三个因素： 核心原因是疫情影响在供需时间差的反应。疫情爆发初期，管控措施带来生产停滞，供给端矛盾大于需求端，疫情国出口受到直接影响，需求回落滞后（必选消费和防疫物资支撑），带来进口端短期韧性。4月集中体现海外疫情爆发期情况，海外疫情国需求滞后回落对国内出口仍然存在支撑。 2019年同期低基数影响。若按照12-17年环比均值来看，4月出口将回落至-5%左右。 国内复产补出口影响。我们认为对比韩国出口回落，发达经济体基本面快速恶化，国内出口不降反升，部分源于国内前期疫情影响，复工复产使得4月出口仍然存在补出口的因素。 出口端，分国家来看，4月对疫情集中的发达国家出口出现大幅反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疲弱，从侧面印证疫情影响的时间差干扰。从产品结构角度来看，4月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均出现回升，大概率与前期订单相关。劳动密集型产品中，服装出口仍处于回落状态，但纺织纱线出现大幅提升，该部分产品与医疗物资出口和海外疫情产品替代相关。我们前期强调在消费品和初级产品方面，疫情影响下，国内替代的逻辑兑现更加容易，若第三波新兴市场疫情冲击来临，这一逻辑兑现仍然存在空间。 进口端，内外夹击带来4月进口同比增速大幅下行： 外部来看，海外疫情拖累国内加工贸易，同时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行也拖累了国内大宗贸易。 内部因素来看，国内需求修复仍然相对疲弱，大宗商品中铜材和原油进口数量仍然不容乐观。 中国对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口回落幅度较大，年内中美贸易一阶段协议达成难度较高，特别是叠加能源价格下行，需求修复缓慢，在制成品与能源品进口方面达标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我们认为外需超预期的三个因素不可持续，基于PMI新出口订单回落与全球经济增速大幅下行的判断，外需向上拐点没有到来。此外，需要额外警惕两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欧美复工后的疫情二次爆发风险，二是中美关系扰动影响。 正文 4月出口增速转正，市场并没有迎来预期之中的冲击落地，国内出口反弹与同期韩国出口的大幅下行以及PMI新出口订单的下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认为三个因素促成了出口的超预期： 核心原因是疫情影响的特殊性。疫情初期由于管控措施带来生产停滞，供给矛盾大于需求矛盾，因此疫情爆发阶段首先冲击一国出口，而由于必须消费和防疫物资的需求使得疫情国进口韧性则相对较高。4月衡量了海外疫情爆发期，遵循疫情的影响特征，海外疫情国出口直接受到影响，需求回落滞后，进口端韧性高，对中国的出口带来支撑。 二是2019年4月出口低基数的影响。若按照12-17年环比均值来看，4月出口将回落至-5%左右。 三是疫情影响下的补出口影响。我们认为对比韩国出口回落，发达经济体基本面快速恶化，国内出口不降反升，体现了国内前期疫情带来出口交付延迟，复工复产使得4月出口仍然存在部分补出口的因素。 以上因素并不构成对后续国内出口的支撑，海外在4月底5月初陆续开始复工，供给端问题缓解，矛盾转向需求端后自然会影响我国出口。低基数因素后续也不复存在，5月出口端还面临高基数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外需冲击虽然在4月没有到来，但迟到不意味着缺席。 一、4月出口超预期主因疫情影响时间差与低基数干扰 4月按美元计，中国出口同比增速达3.5%，较3月同比增速大幅反弹10.1个点，并没有出现市场普遍预期的冲击落地（图1）。4月出口数据无论是与宏观层面的韩国出口数据、PMI新订单下滑，还是与微观的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八大枢纽集装箱吞吐量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少有的反常现象，我们认为主要源于疫情影响的特殊性。 从国内疫情发展来看，疫情爆发初期，一季度我国进口下行幅度非常有限，而出口出现大幅下降，这体现的是疫情爆发阶段供给矛盾更加显著，管控措施使得生产回落快于需求，因此生产的停滞直接带来出口端下行，而需求的滞后回落则体现在进口的短期韧性较高。 当前来看，海外疫情的影响体现出了同样的特征。4月是集中体现海外疫情爆发的阶段，由于海外管控措施带来生产停滞，对海外疫情国出口直接带来抑制，进而影响国内的进口端，但海外需求滞后回落带来短期进口韧性，特别是必须消费品以及一些防疫物资的进口，对国内出口带来了支撑。 分国家与地区来看，4月中国对疫情相对集中的发达经济体出口反而出现回升，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疫情对国内与海外影响模式的一致性。具体来看，对发达经济体出口中对日出口增速反弹最大，对欧盟出口虽然出现反弹但增速仍然维持负增长（图2）。与此同时，中国对东盟和对金砖国家在4月的出口表现较弱，对东盟出口仍然维持正增长（图3）。整体来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逆势增长，对欧盟、美国和日本进出口下降。 从产品结构角度来看，4月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均出现回升，与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大幅反弹表现相一致（图4）。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附件产品出口反弹最为迅速，集成电路出口维持正增长，但表现平平。劳动密集型产品中，服装出口仍处于回落状态，但纺织纱线出现大幅提升，该部分产品与医疗物资出口和海外疫情下产品替代相关（图5）。我们前期强调在消费品和初级产品方面，疫情影响下，国内替代的逻辑更容易兑现，若第三波新兴市场疫情冲击来临，这一逻辑兑现仍然存在空间。此外，我们注意到商务部提及4月中国防疫物资出口大幅提升，截至4月29日，中国通过市场化采购方式已向194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且出口规模呈明显增长态势，该部分也构成了出口增加的动因。 二、内外夹击下进口显著下滑 4月进口同比增速为-14.2%，较3月进口增速大幅下行13.2个百分点。进口大幅回落的宏观因素源于内外两个层面。外部来看，海外疫情拖累了国内加工贸易，同时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行也拖累了国内大宗贸易（图6）。内部因素来看，国内需求仍然相对疲弱，大宗商品中铜材和原油进口数量增速仍然不容乐观。此外，一般贸易4月同比增速同步回落（图7）。 大宗贸易细分产品中，金额角度，4月铁矿、原油、铜进口分别较3月进口增速回落14/39.5/9.7个点。数量角度，铜材、原油回落0.8/12个点，铁矿进口大幅增加19.1个点，但铜材环比已经出现改善，预计后续内需改善进程中对大宗商品进口仍将带来支撑（图7）。农产品方面， 4月大豆进口环比出现积极改善，但同比仍然处于低位，由于巴西天气原因，巴西大豆当前供货出现推迟，后续疫情仍将带来干扰（图8）。此外，受海外疫情影响，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进口出现显著下行（图9），我们认为欧美疫情的持续仍然会对汽车进口链条带来冲击。 从当前来看，4月中国对美顺差再度走阔，中国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回落幅度比较明显，年内中美贸易一阶段协议达成难度较高，特别是叠加能源价格下行，需求修复缓慢，在制成品与能源品进口方面达标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图10）。 三、外需仍未渡过压力期，警惕海外疫情反复与中美扰动 展望后续，海外经济回落逐步兑现中，需求滞后回落，外需仍然承压。我们看到PMI新出口订单4月再度大幅下行，在金融危机阶段，PMI新出口订单触底领先出口增速触底2个月左右，本轮PMI新出口订单3月反弹4月下行，预计后续仍将维持偏弱的状态，出口还未探底。从年度角度来看，全球经济增速与中国出口增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因此基于全球经济年内下行判断，当前判断出口出现拐点仍为时尚早，考虑疫情长尾影响，对出口端的拖累也将持续。 此外，我们需要额外警惕两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欧美复工后的二次爆发风险，二是中美关系扰动影响： 当前，海外经济回落已逐步兑现，4月美国ISM制造业PMI下滑至41.5%，创2009年4月以来最低，欧元区PMI跌至33.6%，基本持平金融危机低点，海外经济下探幅度的不确定性开始降低，特别是欧美复工已在4月底与5月初陆续展开，整体经济动能将开始缓慢修复。依据国内情况判断，疫情国经济动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在复工后仍然至少需要1-2个月的时间，但由于海外疫情管控措施的差异，欧美国家整体隔离周期短，复工起始早，这个过程中仍然需要警惕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 除了疫情影响外，中美扰动近期也进一步加剧，这将对贸易端带来额外扰动。随着美国疫情发展以及失业潮的集中爆发，在支持率下行阶段特朗普或再度将矛盾焦点转向中国，我们不排除在大选前美方仍然对中国贸易端进行施压，特别是4月中国对美国顺差再度提升，若顺差维持高位或持续地走阔或再度引起摩擦。可能的风险主要存在于对中国加征关税、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煽动对中国直接投资回流等。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安邦咨询 01 什么是危机三角模型 危机三角模型，虽然叫模型，实际揭示的是一种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复杂的循环关系。说它简单，是指形式上很简单；说它复杂，是指的内涵极为复杂。实际上这个危机三角模型是陈功先生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提出来的一个模型建构，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在2016年，现在据说盗版的价格也已经不低了。 现在因为疫情导致的大萧条，世界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有人用经济昏迷来形容，有人用休克来形容，总之美国出现了2000多万人的失业，政治持续陷入混乱，联邦指责州政府，州政府指责联邦。此情此景，让欧洲人不禁开始感叹，二战后的大西洋主义正在破产，美国要丧失世界领导力了。 这么严重的危机和萧条，不由得让人再次想起了危机三角模型。 究竟什么是危机三角？ 危机三角指的是这样一个进程——城市化导致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过后再次进入城市化的循环进程。陈功先生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始终是在这个循环进程当中持续往复，无法挣脱。为什么这样说？ 从人类的历史和进化来讲，从寻找安全感开始，人类就开始营造城市，实现了人口的积聚。此后，人口的积聚又导致了社会分工，出现了社会组织的需要，进而又产生了皇权，城市逐步壮大。 除了生产之外，扩大城市的方法，历史上更多是依靠战争，战争可以毁灭城市，但也促使更多的人重新积聚到城市，寻求安全感和落脚地，而且战争还带来了惊人的财富，推动城市走向华丽和壮观，这以古罗马最为典型。 《建筑十书》的写作年代，正处于“罗马和平”时代的开端时期，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雄心勃勃，要将罗马建设成一座大理石的城市。2这位罗马皇帝要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著名的“七丘城”罗马，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四散分布的草棚屋。《建筑十书》用这样的文字，记载着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罗马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营建活动 集中于两个区域：一是马尔斯广场的开阔地带，二是建 筑密集的古老集市广场。这些营建活动，主要是由共和 国最后数十年中的主要政治对手及其党羽所发起的，他 们是庞培、恺撒、屋大维、阿格里帕，较次要的还有安 东尼……与罗马老城区相反，这些纪念性建筑构成了一 座辉煌的新城，震撼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斯特拉博 （Strabo）在公元前 9 年至前 6 年写道：“实际上，庞培、 神圣的恺撒、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妻儿朋友及姐妹， 对于城市建筑的热情超过了其他所有人，并为此耗费了 钱财。大多数建筑集中于马尔斯广场，因此，除了广场的自然之美外，远远望去更是令人惊叹不已。 古代社会，通常财富的来源只有两种：农业与矿产。但 这两种财富的产出方式，无论是依赖开山取石，还是依靠天 气造化，均极为不易，于是战争和抢掠就成为古代人最常用 的致富方式，而且成效非常明显。 中国其实也一样，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价格是在上涨的，这其实在任何时代都一样。《三国演义》中刘备占领了成都，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封赏群臣，赐予他们宅邸和金银，当时只有富有远见卓识的赵云一人反对，其他人都赞成。 这样的现象在历史上司空见惯，辉煌壮丽的城市就是这样出现的，那是胜利者的凯歌，带来的是价格上涨。如同现在一样，在城市扩张的同时，争抢土地资源带来的是 “地王”现象，只不过今天的房地产价格疯涨，还带来更多资产价格上涨，扩张的竞争性催动消费欲望，不可避免地拉高价格，甚至是虚高的价格。 狂欢之后，紧跟着到来的噩梦就是危机。价格上涨及竞争性增强，鼓励的从来不可能是理性和均衡，虚高不仅仅是价格表现，更是一种诱惑，引诱着以想象力为基础的生产，进而实现疯狂的过度生产和超级供给，最后在在供给端和需求端都造成问题，而熨平这一切问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一场重大危机。 如雪片般纷扬而至的违约、合规标准的破坏，还有如山的债务和库存，这是让账本数字以一种可接受理由消失的默认选项。从过去到现在，无论人们是否情愿，冥冥中存在的上帝之手都在以这种方式涂抹账本，而危机过去之后甚至就在危机进程中，总会有人或者无数人站出来大声呼叫，声称为了让灾难性的危机不再发生，我们需要更多的钱，建设更大的城市以及随城市而扩张的基础设施。 从古到今，城市是金钱铺就的辉煌。 问题在于，无论何朝何代，建造城市总是需要大量的金钱。古罗马时代的造城，往往基于战场上缴获的数量惊人的财富；现代社会的造城，则通过世界金融体系塑造的资本。 在城市发展史上，资本与城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城市因为资本而显得无比壮美，但除此之外，资本还会为我们带来和留下什么？ 这些都是具有深刻影响力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城市化，涉及经济增长，涉及各种各样的市场，也涉及发展经济学。在最终形成一套贯穿始终，能够解释当今世界各种危机的逻辑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有关。 02 危机三角模型与陷入经济衰退的美国 于是，一切从头来过，循环在继续。 现在的美国，危机还在不断深化，失业人数已经达到2000多万人，而且失业率还在升高当中。特朗普总统的办法是发钱，用美联储的公告来说，就是无限量的发钱，因为“我们要支撑流动性”。 特朗普总统在新闻简报会上强调，他希望在第四轮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一项“非常大手笔和大胆的”基础设施计划，总规模将达2万亿美元，集中用于就业和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现在无人怀疑，需要惊人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犹如1933年的美国，争议只是建在哪里、建设些什么项目。 早前，投资银行高盛最近发表研究报告称，当前美国经济从结构上已不再倾向于陷入衰退，美国经济已近乎对衰退免疫（The Economy Is Nearly Recession-proof）。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19年10月9日曾表示，经济衰退是繁荣的副产品，但美国经济没有哪个板块特别繁荣，所以，他不认为美国经济十年的扩张，一定要让位给经济衰退。根据鲍威尔的观点，2007-2009美国的经济衰退，是由2000年左右的房地产泡沫所引发。 基于危机三角模型，安邦智库认为，高盛有关“美国经济对衰退近乎免疫”的判断，目前还难以确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并且在陈功先生看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都面临着过度城市化导致的资本过剩。“城市化-资本过剩-经济与金融危机”所构成的危机三角关系，是影响甚至控制经济脉动的重要原因。从“危机三角”来看，资本过剩不仅是理论认识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还是造成过度生产的重要原因。在过度生产的世界里，资本过剩不会表现为通胀，而是会表现为债务和库存；此外，资本过剩还会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高企（如股票价格上涨）。 美国之所以在金融危机之后最快复苏，表现出高盛所认为的“对经济衰退免疫”现象，在安邦的部分研究人员看来，这与美国经济结构有关，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经济已经高度资本化，不仅资本市场高度发达、金融业高度发达，很多产业的发展也与资本紧密相关。 这种情况下，资本过剩的局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美国市场的繁荣。即使是靠泡沫支撑的繁荣，在下一轮泡沫大破灭造成危机之前，资本过剩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就表现为“对衰退免疫”的表象。 03 高度富丽堂皇背后的巨大危机 危机三角模型的基本原理用一种简洁的形式告诉我们，大危机之后，就是一轮更大规模的建设潮，规模要大到能够覆盖原来的损失，而且还能满足和实现更加辉煌壮丽的“梦想”。这意味着危机不仅仅带来了毁灭，而且还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而现实中的区别仅仅在于，有的国家能够拥抱这种可能性，有的国家则一沉不起，永远失去了再次起飞的机会。这种区别取决于政策的创造力，美国的地缘资本主义已经决定它肯定有条件去实现这一切，但其他国家则未必是这样。争议和冲突，建设窗口期的错位，都可能导致一些国家与新一轮的机会失之交臂。 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决定了在大危机之后，明智者应该关注的不是进一步的巨大投资会导致什么问题，而是要看谁能在后危机中存活下来，走的更远，而让别人先死。残酷吗？的确残酷，但别无他法，除非世界能够振作理性，在舍财取义方面达成书本上的那个几乎不可能的共识。 现实就是这样，就像美国病毒大封闭当中，众多示威者们打出的口号，病毒不会杀死我，饥饿会杀死我！不理性的做法，在看懂了之后就会发现，实际就是最理性的做法，争取“死在别人之后”的竞赛，已经鸣锣开跑，沉沦者留下的空间和市场，等待明智者去享有，账本上的数字也会跟随改变，一切又会显得再度光明而令人鼓舞。 至少有机会，继续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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