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青庐会 · 企业家跨年论坛】管清友：而今迈步从头越——新阶段与新格局 向前 向后 var AUTOPLAY = 1; var ConTIPLAY = 1; (function() { var Tool = CommonTool; var chk = Tool.byId('J_Video_Autoplay'); var ua = navigator.userAgent.toLowerCase(); var isIOS = /\((iPhone|iPad|iPod)/i.test(ua); if (isIOS) { console.log(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none'; return; }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 var clickcookie = function() { Tool.bindEvent(chk, 'change', function() { var chked = chk.checked; Tool.writecookie('ArtiVAuto', (chked ? 1 : 0), 24 * 365 * 10, '/', '.sina.com.cn'); }); } var bycookie = function() { var coo = Tool.readcookie('ArtiVAuto'); if (coo) { if (parseInt(coo) == 0) { chk.checked = false; AUTOPLAY = 0; } } }; clickcookie(); bycookie(); })(); var firstItem = CommonTool.byClass('J_Play_Item', 'J_Play_List')[0]; var fInfo = firstItem.getAttribute('play-data').split('-'); var fVid = fInfo[0]; var fPid = fInfo[1]; var sinaBokePlayerConfig_o = { container: "J_Article_Player", //Div容器的id width: 525, height: 430, playerWidth: 525, //宽 playerHeight: 430, //高 autoLoad: 1, //自动加载 autoPlay: AUTOPLAY, //自动播放 as: 0, //广告 pid: fPid, tjAD: 0, //显示擎天柱广告 tj: 0, //片尾推荐 continuePlayer: 1, //连续播放 casualPlay: 1, //任意拖动视频 head: 0, //播放片头动画 logo: 0, //显示logo share: 0, thumbUr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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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始终重视以装配式为代表的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始终是新型建筑工业化的领军者和践行者。”12月23日，在中国建筑举办的2020年“新型建筑工业化”投资者开放日活动中，中国建筑董秘薛克庆代表公司介绍最新经营业绩、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成果。 中国建筑具备从科研、设计、生产制造到施工等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在钢结构建筑、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等细分领域均有广泛布局，技术体系、智能制造、快速建造等方面成果丰硕，发展规模逐年增长，业绩稳步提升。公司最新披露的经营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11月，累计新签合同额28137亿元，同比增长13.1%。其中，基建业务增幅提速，实现新签合同额5145亿元，同比增长33.3%；建筑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24438亿元，同比增长13.7%。 近年来，中国建筑智能制造转型进程提速。活动当天，中国建筑以中建科工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智慧停车库、深圳市南山区档案馆项目的BIM+智慧建造管理平台和中国建筑钢结构博物馆为样本，展示了公司钢结构构件工业化、智能化、数字化生产水平，装配式智慧建造技术实力，以及在钢结构领域的行业地位和潜在价值。 据介绍，中国建筑下属子公司中建科工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条建筑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75%的核心工序有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的应用，大幅提升了钢结构制造效率和质量水平，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评为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形成的“建筑钢结构数字化制造关键装备、技术及工程应用”科技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建科工智能制造发展目标非常清晰，将传统制造推向智能制造。”中建科工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宏说。具体而言，对内加快对关键工序和设备的研发攻关，3至5年内完成自动化升级、数字化转型；对外创新发展提升技术产业化和研发平台建设，同时，以广东厂为试点在数字领域不断迭代升级，在“十四五”中期实现工厂数字化转型并在兄弟工厂进行复制，实现科工制造板块的全面引领。 中国建筑表示，未来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做好基于智能感知等技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研发探索，基于5G和新基建的新产品应用研究，以及基于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的智慧工厂研究。 对投资者较为关心的产业前景问题，中国建筑用一组数据作出了回答。2019年全国装配式建筑新开工面积达到4.1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44.64%，但对比发达国家装配式建筑70%的占比来看，我国13.4%的占比仍较低，未来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薛克庆表示，绿色发展对行业而言是一个重要契机，在此背景下建筑业作为耗能大户，必将面临革命性的变化。钢结构大有可为，和智能化、自动化结合可以发展智能建筑和智能制造。 中国建筑表示，投资者开放日活动既是公司价值创造的集中反映，也是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未来，公司将努力激发企业活力、锻造竞争优势长板，推动上市公司做强做优，实现资本市场“稳增长”，促进市场估值与业绩成长同频共振，加快实现公司“价值创造力强”的目标。
央行今日发布公告称，月末财政支出大幅增加, 2021年1月29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000亿元逆回购操作,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近日，在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一级教授、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发表主题演讲，分享了“中国应用经济学的责任与使命”。 吴晓求认为，中国应用经济学科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未来我们有更大的使命、更大的责任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吴晓求看来，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的学科，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要经世济民，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科的责任和使命。 吴晓求表示，应用经济学科要认真思考研究在全面小康社会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这15年中，我们将会碰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出我们的智慧？这其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首先，在十四五时期，我们将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新兴国家难以跨越的一种现象。这些国家即使短期达到了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指标，但难以持续，会迅速倒退回来。“最重要的还是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保持高质量人才支撑以及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等，这些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元素。” 吴晓求进一步表示，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如何培养出与发达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化人才特别重要。“这里说的人才，非常重要的在于思想观念，思想要解放，要有国际视野，要有担当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元素，很难说这样的人才可以适应未来的发展。” 在吴晓求看来，中国应用经济学学科仍要大幅提高科学性。“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唯模型论；另一方面，研究的科学性要提高，数据和理论逻辑是科学性的重要基础。我相信，中国应用经济学科的发展在扎根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统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有重大进步。” 以下为吴晓求发言实录： 一、 中国应用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中，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之分，逻辑上说，经济学是一体化的，但在学科目录中把经济学区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实际上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的分类，不是说要把经济学的逻辑割裂开来，也不是说应用经济学就没有理论逻辑。经济学还是要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学科，不能停留在象牙塔，既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要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要概括出基于中国实践同时又具有普遍规律的经济学规范，所以，中国经济学的责任重大，要讨论和概括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要有中国的元素。 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具有现代市场内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定有经济发展带有规律性的特征。实际上，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透了，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人口众多，产业链非常完整，同时又是一个转型的国家，还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它身上有非常多的需要研究的内容。中国过去40年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期，如何由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包括应用经济学在内的整个经济学都要深度思考和研究的。过去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改革开放让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贫困、落后、封闭的国家，迈向了一个全面小康、不断开放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这其中，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困难和挑战。对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实践我们要进行科学研究、理性思考和客观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从1978年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到今天超过1万美元，这其间有大量的中国经验需要概括，包括宏观规划、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和产业布局。“五年规划”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宝贵的经验，发改委的宏观规划和协调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否定国家宏观规划的作用，因为顶层设计站得高、看得远，每五年制定一个发展规划，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也是国民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很大，经济功能显著，制订区域内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这应该说是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个经验。 在中国，针对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制定了不同功能的区域发展战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的设立，到现在的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东北经济圈等等，这些都构筑了不同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出一些理论逻辑和范畴。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也是有周期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有周期的。如何降低经济周期的消极作用，减弱经济的波动幅度，这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以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合理预期，有一些中国特色。其中，货币政策和金融的作用尤为突出。40多年来，中国金融发展非常迅速，应该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金融业态最多样化的国家。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推动中国金融的跨越式发展。对金融学科来说，这些都是重大的课题和研究对象。M2较长时期保持快速增长，M2存量已经超过210万亿，中国经济GDP规模100万亿人民币，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些国家经常出现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在过去40多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现象，只是在1990年前后价格双轨制及并轨初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就没有出现过，这就是货币之谜。在中国，如何推动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换代，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同时又要照顾到中低收入阶层，让他们也获得相应的发展，中国的财税政策，特别是转移支付政策，对此都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在我们政策的设计中，产业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从2011年，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4.0时代，也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以智能化、数字化为代表，中国经济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于世界。在新的时代，一个重要特征是数字经济时代，政策如何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不能让中国产业空心化，重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现象，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都要有很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来看是成功的，我不能说我们的改革一点弯路都没有走，但方向是既定的、正确的。我们在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情况下，完成了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里面有丰富的思想需要研究。 2019年3月24日我与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理论的创立者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人民大学有一次两小时的对话，专门就他的休克疗法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进行了讨论。萨克斯教授高度评价中国渐进式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中国40多年来改革开放有大量的丰富内容，滋养着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应用经济学有10多个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随着经济的转型、时代的变化，这些已经确定的无论是目录内还是目录外的学科，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一方面可能要更换学科名称，另一方面，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内涵要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必须高度认识到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整个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带来的全面挑战，必须高度认识到科技以及外部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对应用经济学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变化。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赋予应用经济学中这10多个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以新的内容、新的生命。学科的发展一定要与时俱进的，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在这10多个二级学科中，坦率的讲，有一些蓬勃发展，有一些过去很辉煌，今天似乎边缘化了。不是说它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匮乏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没有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甚至拖时代的后腿，观念、思维还停留在40多年前的那个环境中、那种状态中。 中国社会浩浩荡荡，只会前行，不会后退，梦想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是不可能的。我们既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不可能回到封闭经济的时代，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时代潮流，未来只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赋予应用经济学巨大的内涵，丰富的养料。如果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应用经济学科还不能发展，只能说明我们这些教授出了问题，院长出了问题，甚至校长出了问题。因为这个社会如此浩荡，你不研究它，还停留在过去的理论框架、思维方法中，还在怀念那个已经远去的没有生命力的时代，那还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时代给了中国应用经济学科无与伦比的丰富养料。 二、 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与未来中国经济 刚才我说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的学科，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要经世济民，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科的责任和使命。 过去，中国应用经济学科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未来我们有更大的使命、更大的责任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1978年-2020年，我们全面实现了小康的战略目标，中国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 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以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未来五年乃至未来十五年，中国要从一个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到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个目标一点都不会比过去40年的目标轻松，可能会更复杂、更艰难。 在中国，只要解决了体制问题，释放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吃饭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过去之所以吃不饱饭，是因为体制、观念的严重约束，体制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能解决的。但是，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对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事情。这是一个极其宏伟的目标。应用经济学科要认真思考研究在全面小康社会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这15年中，我们将会碰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出我们的智慧？这其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首先，在十四五时期，我们将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新兴国家难以跨越的一种现象。这些国家即使短期达到了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指标，但难以持续，会迅速倒退回来。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清楚，学术上把这个现象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是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十四五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联合国和OECD及一些国际组织的标准，人均GDP12400美元是一个基本门槛。如何跨越它？跨越之后如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是我们未来15年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一目标就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深度思考，但这的确必须进行国别的比较研究，从中找到启示和教训。关于这个话题，我今天就不展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保持高质量人才支撑以及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等。这些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元素。 除了制度作用外，十四五时期我们如何推动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科技创新，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可为继。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我们如何培养出与发达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化人才特别重要。这里说的人才，非常重要的在于思想观念，思想要解放，要有国际视野，要有担当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元素，很难说这样的人才可以适应未来的发展。在未来，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还有诸如生态环境，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如何面对未来越来越不确定的国际环境，我们应作出什么样的应对，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如何防止产业的空心化，如何保持中国产业体系和价值链的完整，同时又要坚持开放，我们如何平衡好？我们不能搞封闭的经济体系。双循环战略的核心是内需推动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开放式发展，是创新驱动科技推动的开放的经济体系。这都是未来我们应用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这其中既包括宏观经济的协调，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布局，也包括财税政策，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如何推动中国金融的开放和国际化，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提高金融的普惠性，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的效率等，这都是未来面临的重大课题。应用经济学应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 应用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导向与科学性的统一 任何学科都要有自身的理论逻辑，没有理论逻辑就成不了学科。应用经济学科必须建立在理论逻辑基础上，同时也要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从中概括出普遍规律。这是学者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坚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客观理性的精神，在当今变得特别重要。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问题，理性地分析问题，不能人云亦云，那不是科学。科学有时候是讲死理的。作为一个学者，有时候是要讲死理的。什么是死理？就是心中的真理，就是那个理论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认知上的缺陷，有些政策并不完全符合逻辑，甚至违背常识，我们要用锐利的眼光看出问题，在这里，理性分析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的统一。科学、理性、客观，在学术研究中特别重要，它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一旦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性的精神，离开了科学的思维，我们离学术就越来越远了，离谬误越来越近了。中国应用经济学科应秉承这样一个原则。同时我们又必须要接地气，研究要扎根中国大地。我们有一些学者研究经济问题，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套一些中国数据，就想得出新的结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现象：唯模型论。唯模型论的研究方法走向了一个极端，甚至形成了新八股之风，误导了中国经济学界。我不知道这种研究有多大的价值。我们不能沉迷于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学术评价出了一些问题。我看过一些著名的学术期刊基本上不发表对问题进行理论逻辑或制度分析的论文，我很困惑。用大量篇幅论证人所共知的逻辑，不知道这种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多大的作用，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多大作用。 当然，整体而言，对中国应用经济学学科来说，科学性仍要大幅提高，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唯模型论，另一方面，研究的科学性要提高，数据和理论逻辑是科学性的重要基础。我相信，中国应用经济学科的发展在扎根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统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有重大进步，我也相信应用经济学科在整个十四五时期，乃至到2035年，会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共同进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卅载光阴弹指过，未应磨染是初心。30年前，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呼唤下，上交所在黄浦江畔敲响了新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声开市锣。30年后，在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中，上交所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交易所。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30年来，上交所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锐意进取，勇毅前行。从一个规模较小的区域性市场，发展成为在服务国民经济和国家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全国性市场；从仅有股票债券的单一市场，发展成为产品线涵盖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的综合性市场；从一个仅可对内服务的封闭市场，发展成为可以推动市场化配置境内外两种资源的开放市场。 三十而立从头越，潮起风劲更扬帆。回望来时路，上交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足迹为其留下哪些有益探索？展望下一程，如何更好地发挥科创板“试验田”作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将剑指何方？带着这些问题，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黄红元。 ■上证报记者：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成立大会，并于当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纪年的开端。回顾这30年的历程，您认为上交所得以建立、发展、壮大的动力是什么？ 黄红元：30年前，上交所在“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发展”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于黄浦江畔敲响了新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声开市锣。上交所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上交所坚持将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发展进步的动力，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 上交所的建立直接扎根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1990年，我国改革开放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此时成立交易所，本身是一个重要信号，宣示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成立上交所，也是把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国家战略决策付诸实施的重要步骤。成立交易所，在敢试敢闯中探索建立资本市场，意味着利用证券筹措资本，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式成为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一部分。 上交所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大局。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股份制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解决方案选项之一，交易所当时主要服务于经严格审批的国企改制上市。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摘掉了资本市场“试点”的帽子，交易所在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004年“国九条”发布，上交所在启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后，承接了众多代表国计民生的大型蓝筹企业上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上交所的壮大始终服务于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工作。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作出部署，明确“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充分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本市场的要求和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上交所推出沪港通、股票期权，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上交所的市场规模明显扩大，市场结构明显改善，服务能级明显提升，市场影响力明显提高，一举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交易所。 我们看到，在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全社会对资本市场地位、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提升。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党和国家对资本市场赋予了更高的定位和更高的期许。从萌芽期“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到“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再到“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资本市场的功能与定位愈发重要。 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是三十而立了，未来我们将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贡献力量。 ■上证报记者：30年来，上交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背后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黄红元：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证监会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上海市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上交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从单一到综合、从封闭到开放，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巨变背后，我们体会到始终坚守的根本方向，就是资本市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 30年来，上交所从一个规模较小的区域性市场，发展成为在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全国性市场。上交所开业之初，仅有来自上海、浙江的8家上市公司，市值12.34亿元。目前，上交所上市公司达到1785家，股票总市值近45万亿元，占GDP的比例超过40%。上交所总市值已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纽交所和纳斯达克。 30年来，上交所从仅有股票债券的单一市场，发展成为产品线涵盖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的综合性市场。截至2020年11月底，债券市场现券挂牌数超过2万只，托管市值约13万亿元，日均成交460亿元，近十年分别增长了31倍、17倍和15倍。基金产品总市值超过9000亿元，年成交额近10万亿元，分别位居亚洲第二、第一。2015年2月，上交所开启股票期权交易试点，在境内率先推出场内股票期权产品——上证50ETF期权。2019年12月，上交所推出沪深300ETF期权，期权品种更加丰富齐全。 30年来，上交所从一个仅可对内服务的封闭市场，发展成为可以推动市场化配置境内外两种资源的开放市场。“沪港通”“沪伦通”先后推出，A股纳入三大国际主流指数。截至2020年11月底，外资持股市值增至近3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增至4.6%。 30年来上交所市场规模、结构、功能发生巨大变化，关键在于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一是努力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促进资本形成，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上交所累计为上市公司提供了超过9.1万亿元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18.5万亿元。目前，国有控股或参股的重要骨干企业基本都已成为上市公司。党的十八大以来，上交所民营上市公司由333家快速增长至1076家，增幅高达223%。二是不断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助力改善金融体系结构和金融业整体运行质量。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0年11月末，我国直接融资存量达到81.1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29%。今年以来新增直接融资12.81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38%。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后，上交所支持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促进提升了金融业整体运行质量和抗风险冲击的能力，有效防范了全球金融危机风险。三是积极探索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改革路径，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创板设立以来，上市公司超过200家，IPO融资额突破2900亿元，总市值近3.3万亿元，一批具有关键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成功上市，科创板的上市包容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品牌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在早期服务国企改革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上交所市场实现了从无到有；在解决股权分置实现市场全流通问题，支持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支持央企、国企剥离上市和整体上市，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改善融资结构的过程中，上交所市场实现了从小到大、股债并举；在发挥市场功能、提高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效率、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过程中，上交所实现了基金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在国民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上交所推出了沪港通，实现了自身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科创板应运而生。 实践证明，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国家战略结合得愈紧密，改革的过程愈顺，凝聚的合力愈多，工作的效果愈实。在今后的工作中，上交所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根本动力”，践行初心使命，恪守职责担当。 ■上证报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市场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中央提出要建设“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围绕这项重要任务，上交所开展了哪些工作？ 黄红元：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新时代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系列关于资本市场的重要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围绕这些重要任务，上交所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借鉴国际最佳实践，认真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深入贯彻“四个敬畏、一个合力”工作理念，扎实推进相关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一是完善市场产品结构。2015年2月，上交所在境内首创场内股票期权产品——上证50ETF期权，从而成为境内首家产品线涵盖期现货的综合型交易所。股票期权试点运行平稳，定价合理，规模稳步增长，经济功能凸显。目前，上证50ETF期权、沪深300ETF期权成交量快速上升，日均成交432万张，分别排名全球同类品种第二、第三，成为各类投资者的重要避险工具。下一步，预计股票期权试点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需要说明的是，ETF是上交所在2004年率先推出的创新产品，自上证50ETF推出后，上交所ETF产品线逐步覆盖股票、债券、商品、黄金、货币等多资产类别，并先后推出了覆盖美、日、德、法等国家和地区的跨境ETF产品。 二是健全市场直接融资功能。上交所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健全直接融资功能，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截至目前累计发行公司债券近13万亿元，已成为企业中长期发展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多渠道引入资金投资公司债券，有效分散了社会融资的系统性风险。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同期银行贷款，为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发挥积极作用。累计发行资产支持证券3万亿元，基础资产类型丰富且主体优质，帮助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和降低杠杆。推进公募REITs试点，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6.4万亿元，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是推进市场国际化。2014年11月，上交所推出了沪港通机制，成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代表性案例。沪港通平稳运行已满6年，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突破5800亿元。截至2020年11月末，沪股通日均成交规模相比开通初期增长了8倍，今年7月日均成交额更是突破了650亿元，占当月沪市日均成交规模的11.3%。沪港通有效提升了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水平，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四是强化一线监管。为配合科创板顺利推出和平稳运行，上交所公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监控标准，并在主板市场推行，以优化交易监管，激发市场活力。公司监管方面，上交所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推出信息披露“直通车”强化上市公司信披主体责任；实施“刨根问底”式监管，充分发挥交易所一线监管在督促上市公司履行信披义务、规范运作、整治市场乱象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探索深化分类监管，支持优质公司做大做强，对问题公司予以重点关注，重点盯住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严重违规和重大风险事项，不断加大精准打击力度。 五是防范化解市场风险。当前，我们正以“控制增量、化解存量、严格控制限售股质押”为监管导向，有效推进股票质押风险化解工作。截至11月中旬，待购回标的证券减少比例达31%，待购回余额下降近20%。畅通出口关，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努力实现常态化退市，形成能上能下的市场机制，妥善平稳处置境内市场首单重大违法退市、首单央企退市、首单主动退市。 ■上证报记者：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上交所如何落实改革任务，发挥好科创板的“试验田”作用？未来如何进一步建设好科创板？ 黄红元：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重大改革，与前面讲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一脉相承。同时，这项任务又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以科创板“试验田”的增量改革，带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这两个目标都是资本市场坚持初心的体现。 一方面，科创板的设立是对资本市场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试验”，是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创企业提供高效融资途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重大战略举措。通过改革，让资本市场回归到助力实体经济、服务科创企业的本源。科创板率先探索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改革路径，加速了各类科技资源和资本资源的有机结合。科创板在入口端提升包容性，一些无收入、未盈利、存在双重表决权等原先无法在A股上市的科创企业实现在科创板挂牌，一批属于“卡脖子”技术攻关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具有关键核心技术的标杆企业相继上市。同时，在持续监管端口，科创板设计了更为市场化的并购重组、再融资、股份减持、股权激励、自愿信披等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市场化安排，为科创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供给。 另一方面，注册制改革试点也是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试验”。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核心在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市场各方归位尽责，实现监管转型，有效促进资本形成。为此，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一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充分还权于市场，取消原本不适应市场需要的发行上市门槛，并转化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让企业“讲清楚”、中介机构“核清楚”，市场根据企业的信息披露做出自主判断。二是以注册制试点带动发行、上市、交易、退市等覆盖企业上市“全生命周期”的基础制度改革，为市场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科创板设立以来，上市公司已超过200家，IPO融资额突破2900亿元，总市值接近3.3万亿元。行业高度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包括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和生物医药行业领域合计占比约55%，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从上市后发展看，科创板公司秉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2020年前三季度，200家科创板公司平均研发投入占比约15.63%，明显高于A股市场2%的水平。集成电路、医药制造、新材料等行业的一批具有技术优势企业，上市后关键技术取得突破。通过支持与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科创板科创成色和品牌效应持续增强。 未来科创板的建设将始终秉持着板块设立的初心，服务实体经济，带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确保行稳致远。一是继续用资本赋能科技创新驱动。上交所将坚守科创板定位，坚持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发挥科创板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支持和鼓励更多“硬科技”企业上市，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在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展现更大担当作为。二是继续种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以注册制改革试点为引领，加速形成从入口端到上市端至常态化退市端的系统性机制建设，提供良好制度供给，大力推动“有效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及时启动“有为监管”弥补市场失灵。在证监会指导下，严格遵循“尊重注册制的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的注册制改革原则，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有效性，全面深化发行承销、交易、持续监管、常态化退市和投资者保护等一整套基础制度改革，将注册制改革试点稳步向纵深推进。 ■上证报记者：我们注意到，以“面值退市”等为代表，最近几年交易所市场结构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微妙而积极的变化，显示出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您如何评价市场结构出现的这些变化？ 黄红元：近年来“面值退市”增多，折射出注册制改革带来的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反映出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本质是市场化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这也和市场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与投资理念不断成熟密切相关。从全局角度观察，市场结构呈现出积极变化的迹象，市场从新兴走向成熟的态势初步显现。 一是上市公司结构与成熟市场差距缩小。2020年11月底，沪市总市值在500亿元以上的大型、超大型上市公司171家，总市值100亿元以下的小市值公司1098家，分别占公司数量的9.65%、61.96%。2012年，沪市公司中，大型、超大市值公司55家，小市值公司715家，分别占公司总数的5.9%、76.8%。大型市值公司比重明显提升，这一数字同美股等境外成熟市场的差距正在缩小。蓝筹公司市场集中度提高的同时，也保持着高回报。沪市公司分红总金额在2017、2018年度连续增长的基础上再创历史新高，2019年度合计分红金额1.07万亿元。2019年度共有570余家公司连续3年分红比例超30%，超90家公司连续3年分红比例超50%，以制造业、金融业大蓝筹为代表的稳定高比例分红的群体已经形成。 二是估值结构变化体现出资源配置效率正在改善。2020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30%以上的公司超过400家，截至11月30日上述公司市盈率中位数（剔除负值）为41.78倍，市净率3.53倍，明显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科创板上，估值分化的态势更加突出，市场纠错的速度也相对更快。注册制改革带来了上市企业供给的增加，供求关系导致壳资源不再具有原来的高价值，小市值权重进一步下降。2020年，小市值公司市值占比9.9%，较2012年的14.5%明显下降。一些差、弱、小公司的流动性收缩，流通市值排名后50%的公司，合计市值占比从2001年的接近30%回落到目前的不到6%，交易额占比则从33%回落到不到17%。市场化资源配置效率正得到有效提升。 三是投资者结构更趋合理。目前，上交所股票市场境内外专业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市值近20%，显著高于2016年的不到15%。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由2016年的24%下降到现在的20%，截至2020年10月底，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超18万亿元，年内7次刷新历史新高。截至2020年11月底，外资持股市值增至近3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增至4.6%。债券市场方面，在2015年公司债市场改革、ABS市场快速发展之后，逐渐形成以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及资管产品为主要投资者，社保、年金、信托、QFII、RQFII、私募基金、一般法人等各类机构广泛参与的债券市场，目前13万亿元托管量中，99%以上由机构投资者持有。 四是交易结构变化揭示投资者更趋成熟。数据显示，沪市境内外专业机构投资者交易占比，由2016年的15%提高至目前的24%，个人交易占比由85%下降为75%。 虽然从目前阶段看，A股市场结构相比成熟市场仍有差距，但态势的变化说明A股的“成熟度”和对长期资金的吸引力正在提升，为中长期资金参与市场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数据说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非常正确，只要扎实推进基础制度建设，保持稳定的政策和市场预期，准确把握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全面系统地深化改革，市场的枢纽功能就将得到充分发挥，实现“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建设目标完全可期。 ■上证报记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是“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上交所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哪些作用？ 黄红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议》也给资本市场划出了“十四五”时期的改革发展重点。在证监会的统一领导下，上交所要推进以下六方面重点工作。 一是建设好科创板，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资本市场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助推器”。上交所将牢牢牵住科创板建设这个“牛鼻子”，赋能“卡脖子”技术攻关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助力科创企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把科创板打造成为资本市场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战场。 二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挥主板蓝筹功能。过去30年，沪市蓝筹公司深耕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和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名片”。新发展格局下，上交所将助力沪市公司聚焦公司质量，用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推动供给创造和需求引领，不仅成为稳住经济的“基本盘”，更应当成为构筑新发展格局的“先锋队”。用资本助推新旧动能转换，支持主板蓝筹切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赛道”，向更具先进性的产业进阶，提升主板蓝筹作为广大投资者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核心资产”的吸引力。 三是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新发展格局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机遇。上交所将积极落实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点任务。深化注册制改革，畅通直接融资入口；关注上市公司经营质量，夯实直接融资基石；直面实体企业需求，丰富直接融资工具。平衡好投融资关系，关注投资者回报和投资者保护，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四是完善市场基础制度，优化市场生态。以落实新证券法为契机，遵循市场化、法治化方向，以注册制改革为龙头，带动发行、上市、交易、持续监管、常态化退市等一系列基础制度建设改革，推动打造优胜劣汰的良好市场生态。进一步发挥交易功能等交易所核心功能，进一步丰富交易所产品线，提高价格发现效率，营造有利于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市场生态。 五是优化和改善一线监管，维护市场运行秩序。贯彻落实九字方针，清晰区分正常监管和市场干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贯彻科学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持续监管要求，聚焦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披质量，加强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等“关键人”监管。对各类恶性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切实提高违法成本。 六是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增强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更努力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对外开放。协同浦东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目标，助力更好发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作用。
（原标题：解构“汽车缺芯”式困局 抢库存加剧产业链失衡）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历经多轮调整，半导体板块到目前为止依旧领涨沪深两市，Wind数据显示，半导体与半导体设备板块年内涨幅已达66%。芯片行业热议的“缺货涨价”问题已经波及到了车企。据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采访业内人士了解到，受新冠疫情影响，电子产业链上下游相继传导“抢库存”压力，最终从下游相对低毛利产品蔓延，所谓南北大众（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汽车缺芯”问题便是最新的演化。除汽车外，其他行业“缺芯”现象也零星产生，不过仍主要集中于低毛利产品领域。此前有消息称，下游缺芯或与产业资本甚至金融资本买断式收购上游产业、人为干预产业链供给有关，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这并非普遍情况。汽车芯片罕见缺货对于近期传出“大众缺芯被迫停产”的消息，各方已经有了回应：虽然不至于停产，但车企承认，特定汽车电子元件芯片供应中断，将导致一些汽车生产面临中断。据盖世汽车调查问卷显示，48%的汽车产业链参与者表示所在企业均遇到芯片库存紧张、断供或是涨价等情况，仅有17%的汽车产业链参与者目前供应一切正常。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兼行业发展部部长李邵华表示，由于芯片供应短缺，部分企业的生产可能在明年第一季度受到较大影响，但就明年全年而言，芯片短缺的影响不会太大。虽然涉及缺芯的供应商大陆集团、博世集团表示将竭尽全力保持供应稳定，但受新冠疫情影响，电子产业链的恢复、追赶产能需要时间。深圳电子元器件上市公司董秘向记者表示，境外工厂复工复产受到诸多限制，即便顺利复工，上半年短缺的产能很难追回来。相比消费电子，汽车与工业电子在芯片出货量中占比不大，数量、型号固定，对生产工艺要求不高，成交量稳定，且价格稳定，通常并不容易出现“缺货”现象。从供需关系上来看，此轮需求超预期是关键因素之一。电子领域私募合伙人向记者表示，汽车电子芯片并不需要晶圆生产最先进的制程，本轮缺芯最根本是与欧洲供应链没有完全恢复有关系。加上此前对汽车销量比较悲观，然而销量反弹超预期。中汽协的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增速已连续多月超过10%，其中9月和10月单月销量在此前基础上再创新高，均达到255万辆以上，且新能源汽车贡献度持续提升，对应车用半导体需求也随着上扬。根据TrendForce集邦咨询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全球消费市场需求逐渐回温，今年第四季度，各大车厂与产业链回补库存，进而带动车用半导体需求上扬，预计2020年全球车用芯片产值可达186.7亿美元，2021年产值将达到210亿美元，年增长12.5%，2021年全球汽车出货量可望达8350万辆。另一方面，各大车用半导体业者仍积极开发并拓展车用芯片市场，比如恩智浦已与台积电针对5nm车用处理器进行合作；意法半导体（ST）与博世合作开发车用微控制器。车载通讯、ADAS、自驾车与电动汽车已是汽车产业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将持续驱动车用半导体需求端的增长。电子元器件也涨价芯片行业，缺货与涨价几乎贯穿今年的主题。据记者观察，涨价的电子元器件无论从品种上还是密度上均甚于往年。综合业内采访，年初担忧疫情影响物流，存储等领域出现“抢库存”。随着国内经济恢复增长，加上“华为禁令”和“中芯遭禁”的变相催化，产业链传导着准备安全库存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缺货涨价趋势。光学膜组龙头舜宇光学科技最新披露显示，11月手机摄像模块出货量同比下降21.3%，环比下降18.5%，公司指出，主要是因为智能手机供应链中关键零部件缺货。另外，手机主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关键部件也被指缺货，手机品牌商不得不放缓手机生产和模组采购进度，iPhone 12、华为Mate40等电子消费终端也罕见出现缺货。有电子行业分析师表示，出于担忧疫情影响物流，手机、电脑产业链纷纷准备安全库存，积极拉货，“8寸晶圆厂从今年7、8月份就满产，10月份就开始规划来年产能，提前这么久这在以往是不可思议的事”。多位电子行业从业人士指出华为囤货因素，以及华为手机市场空间腾出来后，被其他品牌迅速抢占，也使得市场预期放大了，“毕竟手机市场是很大一块市场，会影响到整个元器件供应链”。另据行业媒体报道，华为因受到禁令而加大半导体芯片采集力度，应对潜在的断供威胁，9月份存储DRAM价格一度拉涨；中金统计显示，华为、高通的第三季度库存均创近年来最高水平。缺货涨价的传导有一定次序，往往从毛利润并不高的领域开始。据电子行业从业人士观察来看，芯片短缺是从低毛利率产品开始的，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晶圆厂砍单低毛利产品，“屏幕驱动芯片的利润低，在晶圆厂的产能先短缺，现在是功率器件，特别是低压领域的；预计明年将会是被动元器件”。这个说法得到了晶圆厂负责人的部分证实，产能紧缺情况下，公司往往选择利润更高的订单。对于电子行业的密集涨价趋势，有质疑声音称，涨价背后有资本控制上游生产线，故意压货，坐地涨价。对此，记者采访求证发现，大部分业内人士表示并未观察到这种金融控制实业涨价操作模式，毕竟形成议价能力需要控制上游绝对大的数量。不排除人为市场操作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一些细分产品价格波动，比如DRAM这种有合约价格的产品，但与资本控制产业压货涨价的类型并不相同。晶圆厂涨价扩产谨慎根据国泰君安分类，本轮疫情下的半导体元器件涨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大宗商品带来的原材料涨价，如覆铜板涨价带来PCB涨价等；另一类是8寸晶圆代工产能紧张带动下游射频芯片、功率半导体、显示驱动IC、电源管理芯片涨价。对于上游晶圆厂，产能吃紧使得涨价效应带动这部分整体营收向上。据集邦统计预估，预计2020年第四季度，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业者营收将超过217亿美元，其中台积电、三星和联电市场占有率居前。作为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公司，台积电受惠于5G手机、高性能计算芯片需求驱动。另外，7nm制程营收持续成长，加上自第三季起已计入5nm制程的营收，公司第四季成长动能续强，以及16nm至45nm制程需求回温，第四季度营收可望再创历史新高。不过，为了维护好关键客户长期关系，晶圆厂表示并不一定会主动提价。A股半导体IDM公司负责人表示，现在产能不足，为了维护客户长期关系，晶圆厂主动提价十分慎重，更多做法是选择价格更高的订单。据介绍，自2019年第四季度开始，半导体上游景气度攀升，开启上升周期，随着国内疫情逐步稳定，增长态势进一步稳定，加上消费方式改变，线上业务活动增加，带动半导体需求增加，预计本轮周期最长有望持续到2022年上半年。作为国内晶圆代工厂龙头，中芯国际全球销售及市场资深副总裁彭进日前参加活动时表示，随着市场化价格不断增长，晶圆代工厂扩产需要更加谨慎。公司需要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来判断投资扩产，要保证一年后产能开出时有足够市场来填充产能；除了产能扩充，还需要人才、时间、IP积累等。对于当前产能紧张，彭进表示一方面是市场需求远超预期，包括5G推动手机和基站芯片需求增长；汽车网联化、IoT等需求也带动服务器、电脑大幅增长，增加了芯片需求；另一方面，疫情影响下，全球主要供应商暂停出货，即便设备进入工厂也缺乏团队安装，导致产能扩产进度延期。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其他晶圆厂，中芯国际当前所处环境特殊。集邦咨询指出，受美国禁令影响，中芯国际自9月14日后已不再向华为旗下芯片设计公司海思供货，其他客户在14nm进行试产时，中芯会有二至三季产能空窗期；另一方面，美国将中芯国际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后，除了设备面临限制，担忧部分国外客户可能抽单，预估第四季营收将受影响。不过，从最新进展来看，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大基金二期）已出手帮助中芯国际扩产。12月4日，中芯国际旗下中芯控股、大基金二期和亦庄国投订立合资合同以共同成立合资企业，生产12英寸集成电路晶圆及集成电路封装系列。其中，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为50亿美元，中芯控股、大基金二期和亦庄国投各自占比51%、24.49%和24.51%。产业链深度绑定除了半导体前段制造，后段封测涨价态度也比较谨慎。有封测大厂向媒体表示，调价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包括与客户是否产能约定、绑定程度以及合作密切程度等，并非想涨就涨，需要各方面考虑。作为应对措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通过资本运作加深上下游绑定。从通富微电的非公开发行方案可见一斑：11月23日，通富微电募集资金32.72亿元，用于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二期工程、车载品智能封装测试中心建设等。这项定增获多方认购，最终参与者除了投资机构外，还包括卓胜微、芯海科技、华峰测控、浙江韦尔股权投资等半导体行业内公司，以及朱一明等IC业内大佬。尽管出资金额和持股占比并不算多，但意义重大。芯海科技作为全信号链芯片设计企业表示，本次投资有助于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在中芯国际回A股上市时，产业资金也积极参与。韦尔股份披露出资2亿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青岛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的基金份额；而聚源芯星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中芯国际在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获配22.24亿元。 一般而言，半导体公司多数采用Fabless经营模式，专注于芯片研发、设计与销售，晶圆代工厂专门负责生产和检测。面对全产业链的产能紧缺，不乏芯片设计公司跨“界”投资扩产。本土射频芯片龙头卓胜微11月底披露，拟在无锡市滨湖区胡埭东区合作投资建设半导体产业化生产基地，该项目预计投资总金额8亿元，项目将提升公司在射频SAW滤波器领域的整体工艺技术能力和模组量产能力。韦尔股份也通过发行24亿元可转债投资晶圆测试及晶圆重构生产线项目，由旗下CMOS图像传感器设计企业豪威科技主导实施。另外，即将登陆科创板的国产CMOS芯片企业格科微表示，上市募集资金主要用于12英寸CIS集成电路特色工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其中包括自建部分晶圆后道制造产线。投产后，公司将逐步实现由Fabless模式向Fab-Lite模式的转变，即介于Fabless模式和IDM模式之间的轻晶圆厂模式。
近十年来，全球“宽货币”与“低通胀”并存的现象，正在动摇通胀目标制定的理论基础。近期，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的文章《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引起关注。周小川在文章中指出，传统的通胀度量面临不足和挑战，货币政策肯定应考虑通胀指标背后的体验，并认为资产价格需要纳入通胀考虑。 当前低通胀率本身是否存在概念上和度量上的疑问？是否需要从更综合、更丰富的角度进行测度，并考虑将资产价格和居民福利等因素纳入广义通胀？面对这些问题，通胀度量以及货币政策框架又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求解上述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近期举办“金思汇”，主题为“货币政策与通胀新度量”。与会专家认为，现行通胀测度存在缺陷，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实际通胀水平，统计指标和居民实际感受存在明显差距。造成通胀测度失真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调查样本存在偏差导致权重不能反映实际支出结构，二是核算理念滞后无法反映实际的成本变化，三是部分服务行业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价格失真。 而基于金融稳定和管理通胀预期两个层面的考虑，央行应关注资产价格，同时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加强跟市场和公众的沟通以稳定通胀预期。 完善通胀测度指标 加强市场沟通稳定通胀预期 现行通胀测度存在缺陷 通胀指标与居民实际感受有明显差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央行是否应关注并干预资产价格成为学术界和决策层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疫情爆发以来，各国央行都采取了宽松的量化宽松政策，资产价格表现与经济基本面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美国三大股指创下历史新高，国内个别城市房价出现显著上涨。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CPI、GDP缩减指数反映出的通胀水平普遍较低，没有表现出通胀压力。这与居民实际感受存在明显差距。 与会专家经过讨论并一致认为，现行通胀测度存在多方面缺陷，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实际通胀水平。 第一，反映居民生活成本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取样层面有偏，通胀指标的权重分配没有真实反映实际的支出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住户保护隐私的的意识日益增强，部分中高收入住户拒绝接受调查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导致住户调查样本对中高收入户代表性不够，部分支出项目对应的权重往往偏低，如汽车和通讯类产品，化妆品和服务类消费等。 第二，部分指标核算理念相对滞后，不能反映实际的成本变化。核算理念决定了如何理解并度量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价格。以CPI中的居住价格为例，如果从实际成本角度考虑，那么住房支出涉及的费用主要是自有住房维护修理费、物业管理费和固定资产折旧。在经济不发达阶段，这种核算方法可以较好反映居民的实际居住成本。随着经济发展，居民的居住支出逐渐变为以房租为主的支出，这背后还蕴含了房价变化对房租的影响。因此，如果再从成本法去核算居民的居住支出及变化，就会低估其在CPI中的权重，同时也会低估CPI的变化幅度。 第三，部分服务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市场管制导致价格失真。目前，我国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各类管制，服务的价格尚没有形成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这会导致实际感受到的生活成本和统计结果出现偏差。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价格并不是市场化形成的公允价格，而是经过医保系统、医院、医药厂商和居民之间反复多次再分配后形成的价格，且受到管制。所以，虽然居民对医疗服务整体感觉是供不应求的，但在实际统计中并没有反映出来这部分成本。 重视资产价格变化对通胀预期造成的影响 与会专家经过讨论并一致认为，央行有必要关注资产价格。 其一，央行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需要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并在必要时作出适当反应。资产价格具有广泛的金融联系，如果资产价格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持续、快速的上涨，可能会带来风险偏好上升、金融杠杆提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影响到金融稳定。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遏制投资者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此时央行有必要对资产价格作出适当反应。 其二，资产价格有可能会对通胀造成影响。例如，房价上涨可能会带来房租上涨，而利用成本法核算出的居住支出无法体现这部分影响。养老服务的实际价格也会受到资产价格的影响。养老金是个人收入的跨期配置，当下较高的资产价格就对应了更低的预期收益率，这就意味着居民部门为养老服务提供的当期支出变“贵”了。但是，这种养老服务价格上涨是通过贴现方法体现到当期支出的，没有计入现行的通胀测度指标。此外，资产价格还可能会影响到通胀预期，比如持续上涨的房价可能会提高居民的通胀预期。此时，央行应加强市场沟通来稳定通胀预期，避免预期自我实现甚至自我强化的情况发生。 央行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框架 应对资产价格波动 当前，中国央行应充分发挥双支柱监管的制度优势，在宏观审慎框架下采取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政策措施。同时，央行应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优化市场沟通的机制和渠道，向市场释放明确的监管信号，提高央行透明度并增强市场对央行的信心。 宏观审慎框架是央行关注资产价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央行关注资产价格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金融稳定。虽然央行无法判断资产价格的波动是否合理，但央行可以在宏观审慎框架下，综合评估资产价格波动可能给金融系统造成的潜在风险，并以此作为是否政策干预的主要依据。在工具选择方面，央行应在宏观审慎框架下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些政策工具可能既包括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也包括微观审慎政策。尽量避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典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 同时，央行应密切关注通胀预期的变化，加强市场沟通，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市场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以稳定通胀预期。具体实践中，各国央行普遍关注一些更具粘性的价格指数，如工资指数或服务价格指数，来判断通胀预期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管理通胀预期的主要方法是加强市场沟通，向公众解释央行对该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明确监管立场和决心，强化公众对央行的信心并稳定通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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