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宋向前（加华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 2009年，创业板横空出世，资本市场竖起里程碑；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中国资本市场开辟了新的试验田；2019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审议《证券法》修订草案，推动创业板及主板证券注册制；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实施，明确提及科创板注册制试点。 2020年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方案。证监会当晚即发布配套的制度修订草案，公开征求市场意见。 这不是一条线性向上的时间线。它曲折迂回，饱含血泪。周期性危机、黑天鹅事件、国际经济格局冲击、全球疫情，外部变量从未平静。 重新审视发展的第一性问题 刘俏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到，“在人类拥有统计数据以来，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3%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 从经济学意义上拆解经济发展的因子，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因素）分别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上对经济增长施予了重要的影响，只不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因子对其的拉动作用不甚相同。 过去的粗放增长时代，借力于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叠加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人口红利优势，资源型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这种增长同时还受益于制度倾斜，即非均衡市场所有制形态下的资源偏好。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结构性的发展失衡。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概率会从要素的粗放投放走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的时代。换句话说，世界最大流量场的优势还在，只是发展动力从数量走向了质量。 经济体本身的内驱力、创造力、反脆弱力，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中的全局工业体系，都影响着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走向。 这种发展新体系的关键来源于哪里呢？ 化整为零地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依然是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第一性问题。从事金融行业20多年，说到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困境，包括2020年开年这次疫情的种种影响，我的体会太深刻了。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有限，资金成本高企。间接融资模式天然不利好民企，而直接融资的行政审批制度，一言难尽。经营优质的民企在一次次合规、一年年排队中逐渐耗尽元气。畅行无阻的是谁呢？——“行业扶持、全局统筹”。 直接和间接的融资通道的堵塞，一方面削弱了民企直面市场的竞争资源，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不得不改善经营、内部造血。信贷与货币化推升了经济发展，而最能激发经济增长活力的民营企业，双脚却在赛跑一开始就被绑上了沙袋。 对比中美两国2019年上半年证券市场市值前十的企业，结构化的问题非常明显。 资料来源：加华资本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美国是科技与消费服务为主，而中国仍以资源型、调控型的非市场化企业为主。制度导向几乎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向，也因此大大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这些大市值的行业和公司，本应是资本市场的顶梁柱。当顶梁柱出现了结构化问题，外观再宏伟的桥梁也将溃于蚁穴。 这样的资本市场，该如何为实体经济造血赋能？实实在在经营的企业家们，信心何来？ 为什么站在市场中心呼唤注册制？ 我是和中国资本市场同步成长起来的一批人。 1990年上交所开锣鸣市，几年后我便加入这个行业。尽管中国交易所的资金体量在世界范围内处在前列，但扣除新股发行、政策扶持等因素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在企业直接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实则微乎其微。 指数起起落落，如今也归于原点。 如何分析这个问题呢？ 在我看来，金融市场主体失效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基础设施的结构性失衡，其二是结构因素所导致的市场主体定位问题。 结构失衡我就不详谈了，我们是一条腿赛跑的选手，资源分配和制度体系上的非公平竞争有其历史和现实层面的多重原因。乐观来看，一条腿我们还能跑成世界老二，要是沙袋真能丢掉，长期眼光的“Long China”必然是个好策略。 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势能的核心策源地、最大能量场。 我想重点谈谈第二点，这也恰是此次注册制落地后，可能会部分改善的关键问题——结构失衡背景下，监管机构、投资银行、拟上市企业三大市场主体的角色定位。 在欧美等发达金融市场中，监管机构的作用主要在于功能监管，通过规范企业参与市场的行为，建立公平公正的运营体系。正是在发行股票与市场反应的相互博弈中，企业实现了价值发现。 但中国资本环境下，证监会的功能从行为监管变成了市场干预，审核制令市场供给错位，从市场需求向实业配置资源的资本市场功能也被削弱。 正因如此，中国的投资银行体系角色严重缺位。大量的窗口指导、上市辅导、合规检查压力，使得中介机构在拟上市企业合规事务上耗费太多精力，却忽略了市场给予它们的使命——为股民、为股市、为社会筛选出优质、可上市、经营良好的公司，利用资本的力量杠杆化好公司的商业价值。 相应地，经营良好的拟上市公司，也将提升经营能力的诉求变成了法律财务的合规改造。长时间的申报审查、上市辅导，审核卡顿，让资本市场中的信息流动与价格信号发生了严重扭曲。三年申报期间，企业稳住了业绩增长，但真正上市后却不得不面对生命周期中的衰退，成长期最大的价值红利就这样被错过了。 注册制新风涤荡人心，雾霾里仍有光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夜，我这个金融老兵又多添了一个创业者的身份标签。在这两个角色间切换，对资本市场的诡谲变化，我更能感受冷暖。 这几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许多激励全社会创业创新的政策，新三板、科创板都是大刀阔斧、实打实的激励。我看着许多年轻人走上了艰苦创业的道路，也亲自陪伴了诸多企业家成长为行业龙头。 大风大浪见过不少，手上流过的资金少说也有800亿元。还有什么问题是我始终难解的结呢？ 有的。 这个倾注我20多年人生时光的行业，似乎离真正的“价值创造”，总差着那么一小步的距离。我想，可能我这一生都无法离开这份事业了。但如果事业的根，扎在一抔失去营养的土壤中，再茁壮的树苗，再勤奋地浇灌，都无法栽培出一片茂盛的丛林。 2020年开年，疫情肆虐、我意难平。作为第一批站起来呼吁政府托底的业内人士，我的立场不光是个投资人，更是中国社会里最普通的民众之一。我希望见过周期起伏、路远马亡仍不弃远途的人，最终真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从科创板试点、债券市场试行到创业板草案，注册制的推行步步深入。疫情、瑞幸、中概股、当当，我们最近听了太多资本市场的坏消息，是时候来一剂强心针了。这次注册制快速推广至创业板，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互联网公开资料，来源请见图片水印 首先，金融市场会直接受益，底层基础设施的优化会带来资本市场供求关系、交易结构的逐步平衡。 基础设施太重要了。我在许多场合都谈到过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方向性问题，一是科技创新，二是消费服务。其中，科技创新呼吁更多的资金资源支持，而消费服务则需要更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同时，推行注册制更要关注顶层制度结构和法律体系的匹配。信息披露为主的上市环境下，提升违约成本至关重要，否则某些弄虚作假、欺瞒民众的企业伤害市场的行为将难以遏制。 此外，中国创投机构发展走入3.0时代，一、二级市场利润空间收窄后，真正懂行业、懂产业、深耕价值的投资机构会成为价值收获者。 几十载背光播种、韬光养晦，如今优质资本与实业在更加健康的制度体系下，相互促进，也在创新创新、技术迭代、消费服务、企业家精神、商业文明等诸多层面，同频共振。 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局面。 投资人与创业者，都需要来自主流社会更多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可，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久稳定乃至社会进步，都是非常重要的。 注册制的步步落实后，此前说的主体角色错位也将会有显著的改善。这是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变化双向激发的结果。 投资银行专注于价值判断，为社会找到真正值得资本青睐的好公司；监管机构回归行为监管，通过信息披露、规范治理等方式稳定市场供需关系；优质的企业则能够专注经营，不必为合规改造、发行审核等焦头烂额。 浪潮中裸泳的投资机构，也会逐渐被海浪击退，守正出奇的资本将赢得更多的信赖。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红利，会吸引外资重新衡量A股的全球资产配置价值，对冲近期国际市场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财务真实性的疑虑，以最快速度恢复国际资本环境对中国公司的信心。 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期，特别是降低疫情对经济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也会推动更多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提升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这种动态变化中，资本市场逐步实现供需平衡，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自发而成。 往小了说，这有利于对冲由瑞幸事件引发的“中国公司经营质量集体遭质疑”的负面影响；往大了说，这更是我们依托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进一步融合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有利尝试。 恒产者有恒心，企业家都期待着公平公平的竞争环境。作为胸怀使命感的投资机构，我们应当发声，呼吁重构公正普惠的资本市场秩序，保持供需两端资源势能的充分释放，在博弈中实现平衡，在市场中发现、传递、创造价值。 中国金融市场底层制度的不断完善，不仅让中国经济活水流动，更能调动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它所产生社会效益之大，远胜于其对金融市场的初始功效。 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公平的市场秩序中建立全新的商业文明，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也相信，这一切会以注册制的层层深入为开端，成为未来巡航之标。 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组成颗粒之一，我们都渴望“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能量感召，渴望在中国这座宏大的梦想舞台上演更多的奇迹。而奇迹是什么呢？ 奇迹本生于平凡。 总有人在平凡中坚持、蜕变、创造，实现旁人难以达到的境界超脱，他们一生所能，都在为“人生价值”二字深情注解。 当个体都心怀希望地向往美好生活，被赋予追求幸福明天的外部环境与权利，并且都有斗志去成就未来更好的自己时，“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更长远地说，这一轮的注册制改革，很有可能将激发更多个体层面的信仰和力量，在金融、经济、社会乃至哲学意义上，都会释放其巨大的变革势能。这能量之珍贵，或许要20年后的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 如今机会正喷薄而出，真正有能力、有意愿的人，势必会在广阔天地间有所作为。 或许不必20年之久，或许它就在下一个黎明旭日。 2020年无法重启，但希望仍在，希望永在。 (本文作者介绍：加华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
文/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 艾堂明[微博] 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 低开高走，冲高回落，今天仍是折腾。 缩量震荡的背后，仍是假期效应所致，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假期倍清淡，今年也不例外，何况5天假已经比较长了。 昨天全靠蓝筹才把大盘从早上的疯狂大跳水中拉起来，今天虽然没有大跳水，但二八分化仍然比较大，特别创业板，把早盘超1%的涨幅全部抹掉，未能收红。 上证50指数继续领涨，而且诡异的是，尾盘集合竞价出现暴力拉升，把指数从涨0.4%直接拉到了0.7%。 从个股上看，多只蓝筹股尾盘直线拉升，贵州茅台被一笔上亿元大单拉涨1%，海天味业也是如此，只不过仅动用了800万资金就做到了。 五粮液、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国平安、保利地产、上汽集团等一批蓝筹尾盘均出现直线拉升异动。 谁干的？外资吗？ 不好意思，由于假期因素，沪深港通从今天关闭，一直到下周三才再次开通。 说明是内资在扫货，这可真是少见，以往只有在MSCI和富时罗素扩容前一天的尾盘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没想到内资现在也这么勇猛了，真是长出息了，活久见啊！ 这说明了啥？说明A股不一定非得靠外资拉升，只要内资争口气，同样能把A股拉起来，今天就是最好的例证！ 以前一直骂内资不争气，如果能把他们骂醒的话，也不枉老艾骂了这么久时间。 这也说明内资终于知道提前行动了，在节后外资进场之前，先把筹码抢到手里，到时候外资再进场的话，就相当于给内资抬轿了。 另外也说明内资在抢核心资产，近期一直在说2017年“漂亮50”行情卷土重来的事，现在迹象已经很清晰了，特别是已经从个股表现上可以看出来了。 在大消费板块先涨一波之后，这几天金融股也跟上来了，特别是在今天消费股回落的情况下，金融仍然逆市拉升。 很明显是一些资金没抢到消费股的情况下，去抢涨幅较低的金融股。包括一些资金从消费股流出之后，也转身流入了金融股。 如果这种趋势延续到节后，很有可能仍是蓝筹的天下，另外科技蓝筹这两天也有启动迹象。在年报和一季报即将披露完毕之际，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遛过了，各大机构也开始对心仪的对象出手了。 所以不管是“漂亮50”还是“漂亮100”，只要是业绩没问题的好公司，都有可能加入到这个阵营。 而如果你持有的是这种股票，也不必纠结持股还是持币过节的问题了，五天假期，外盘就多交易了三天而已，出黑天鹅的概率能有多高呢？何况近期已经明显企稳了，比A股表现得还好。 当然了，如果你想过个不用操心的假期，或者想调仓换股，节后重新布局操作，那也可以选择持币。这样的话，假期可以少玩一会，好好研究一下股票，特别是财报已经全部公布完毕，也有了研究的依据。 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节后大赚！ 五一长假来临，期权再现低风险套利机会，不管节后是涨是跌，皆有盈利机会，而且波动越大，机会越大！ 如何套利？老艾的期权课程专门有一节课讲套利方法，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非常详细的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资深投资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小鲁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小鲁出席会议并发言。 第一，现在面对疫情的冲击，宏观政策的重点是救企业、保民生，特别要防止再次搞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大水漫灌的货币宽松政策。 我们过去因为长期的刺激投资、长期的货币宽松，导致的结果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个情况最近几年有一点缓解，但是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总的来说，我们的资本形成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几，但是消费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几，这不但和世界其他国家差异非常显著，而且和我们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相比，现在消费率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投资率仍然高10个百分点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再搞扩大投资、搞货币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第一，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可能进一步导致结构失衡。现在最需要的是救活广大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现在这些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破产倒闭，会产生大量的失业，对这些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现在已经采取的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减免政策虽然非常有必要，但是范围还是小了，恐怕要对中小微企业，凡是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采取大规模的税收减免政策，减税降费，也包括减免社保缴费，才能救活更多的企业，才能保住就业。 另一方面，要对因为疫情影响而倒闭的企业、失业的人群和生活困难的人群进行大面积的救助。尤其我们国家2亿多农民工中间，多数人还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这些人丢掉了工作，待在家里出不来，他们就丢失了生活的主要来源，所以要研究具体措施，对失业的人群提供大范围的救助，这既是雪中送炭，也是扩大内需。 第二，疫情面前更加需要推动市场化改革。只有通过改革理顺结构，才能使经济恢复活力。靠改革来启动内需，靠改革来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 关于开放土地市场的问题，中央出了一个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文件，因此在这个时机推进土地市场的改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需要全面落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其实这个话，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早已提及，但是多年来并没有落实，其中还涉及一个具体问题，我认为应当取消所谓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区分，这种区分在法律上没有根据，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本来是农村集体作为土地的主人有权自己决定的事情，以所谓经营性来划线，决定哪片地能够入市、哪片地不能入市，是不合理的划分，实践中也行不通，应当取消。 另一方面，关于农户的宅基地。在城市化过程中间，大量农民进城，有些已经长期定居，有很多农户的宅基地空出来了。现在需要使资源合理配置，允许农户通过市场转让他们空置宅基地的使用权，使这些土地重新被利用。需要取消只允许在村集体内部转让宅基地的限制。有这个限制，等于不开放土地市场、不允许土地转让。实际上，在村集体内部根本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所以，这个限制有必要取消。配合土地市场的开放，各地需要建立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公开透明、合法合规的市场交易，同时要有效地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因为目前按照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怎么让农户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配合这个改革，需要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征地的范围。 再一方面，要鼓励闲置的建设用地复垦，因为有些边远地区，不在城市化范围的地区，可以通过土地复垦变为耕地，同时允许建设指标在占补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市场交易，可以允许跨地区交易，通过这种交易使得有土地资源的和需要土地资源的供求双方对接起来。这是推进土地市场化非常重要的渠道。在土地交易过程中间，有些地方的土地价格会大幅度地增值，我认为在减少政府征地、卖地的同时，可以对土地交易过程中大幅度增值的土地开征土地增值税，这个土地增值税作为地方政府的税源，可以专项用于补充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的农村村庄占地，不包括耕地，接近15万平方公里，就是2.2亿亩，村庄占地大规模超过了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总和。土地的使用本来是很不经济的，因为很多村庄占地过多。而且城市化在进行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向城市迁移。城市化未来还要继续进行，还会有大量的人口离开农村，有大量的农村土地已经出现荒废或者将要荒废，所以开放土地市场和开放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市场，可以使大量的有效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未来城市化继续推进，可能还需要占用1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耕地。粗略估计一下，15万平方公里中如果有1/3，也就是5万平方公里的村庄占地能够进入市场，有效利用起来，未来一半的城市化用地就可以不占用新的耕地。这是有非常大意义的事情。同时，这么大的一笔财富会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可能至少是10万亿元以上的规模，会对推进城镇化、对农民和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繁荣乡村有重大意义，会成为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 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飞机载客量不足。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以直播卖货来说，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生活带来巨变。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比三个月前的预测调低了6.3个百分点。 近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南方周末：现在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涉及多个方面，如何在效率上进行权衡？ 李迅雷：这个很难，因为没有足够大的数据量，只能先做了再说。总体上，我认为还是要平衡，供给端和需求端都要平衡，不能只考虑供给，不考虑需求。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就提出，中国人大概还有5亿人家里没有卫生设施，通俗地说，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南方周末：你近期撰文呼吁现金补贴居民以拉动需求。从操作层面看，它难在哪？ 李迅雷：对。从操作层面来讲，政府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僧多粥少，中国人理想中一向“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政府补贴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人的利益都得考虑。如果只是定向补贴给部分企业，社会关注度会大幅下降，操作起来更容易。 如果真要操作，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因为现在毕竟是大数据时代，居民存款、征税记录、水电煤气等情况综合起来，基本可以确定哪些人可以享受补贴、哪些可以排除在外。 南方周末：现有的政策对中小微企业有许多帮扶。这些企业的背后也是一个个人，像这类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是否更值得鼓励？ 李迅雷：我觉得帮扶中小企业可以做，但中小微企业那么多，如果每家都补贴，需要补多少钱？补贴中小企业很多时候是给了企业主。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补给工人？他们有了钱的话，就会消费，他们也不会因为企业经营不下去就饿死了。给企业部门实质是“输血”，给居民部门则是“造血”，因为前者是制造产品，后者才是最终消费。不断输血的结果，往往是制造“过剩”，而造血的结果是创造需求。 补给企业家的话，是不是每个企业都得补？补的理由是什么？怎么体现公平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会对政府行贿，骗贷、骗补。 南方周末：帮扶、补贴中小微企业的一个逻辑是，至少可以让企业先撑下去、活下来，也能保住工人的就业岗位。 李迅雷：对，但这个逻辑比较间接。你怎么能保证企业能救活，怎么保证他们一定不裁员？你把钱给了企业家，都由他来操作。钱落到了老百姓的口袋里，不管怎样，他总能活下去。 钱拿给企业，救了企业，再过几个月，他说又不行了，你再给？然后员工该失业的还是失业。你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有多长？平均只有2.5年。即使没有疫情，中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也就是2.5年，个体工商户大约1.5年，都很短。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比如像西贝、海底捞这类企业，即使不补贴，也有很多PE、VC愿意来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这类企业能够做大，银行也会主动给他贷款。 所以，一定还是要由消费来拉动，否则补贴给企业之后，员工还是拿不到钱、没钱消费，需求不足，企业的生产还是过剩了。 我一直呼吁，要从需求端去落实我们的政策。过去、包括现在的政策，大部分都是在供给侧，都在补企业，减税、免租等等，这些有错吗？也没什么大错。但过去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出现了类似“把牛奶倒进阴沟”的现象。 十年前，中国是靠投资拉动是符合逻辑的，因为GDP中，投资占比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现在经济增长则主要靠消费。居民日常消费，吃喝住行，休闲娱乐、养老、保健等等，消费在GDP占比超过60%，无论是增量增量还是存量占比。美国也一样，美国经济也不是靠高科技拉动，而是消费占到GDP的80%。 南方周末：消费要怎么才能拉起来？ 李迅雷：从需求端入手，一方面要补贴，就是政府花钱，另一方面是改革，但这个难度就很大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动谁的奶酪都不好动。富人的钱太多、穷人的钱太少，这些年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大幅高于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2016-2019年，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19%，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间的差距均在扩大。 如果能匀一下的话，中国经济就起来了，消费就起来了。 7年前我就撰文：《中国经济就像一杯沉积的液体》，虽然总量够大了，国民总收入体量也够多了，关键是结构问题，大量收入、资源沉积在少数人和部门手里，无法形成现实的消费与投资。下面沉淀得太多了，很难动，如果搅拌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搅拌就得动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故现在靠政府补贴实际上就是增加政府的债务，只能由子孙后代来还，但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然，改革的难度很大，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难题，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在这次应对疫情方面，我国所采取的举措与西方国家有显著不同，它们是疫情防控粗枝大叶，财政、货币却大放水，几乎没有改革举措。我国则有效控制了疫情，货币财政政策有序推进，此外，改革力度较大，重在治根。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资本市场上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改革等。 南方周末：这一轮疫情会带来什么变化？ 李迅雷：疫情加速了分化。 首先疫情加速的新旧产业的分化；如信息技术产业更加快速发展，3月份在绝大部分产业亏损的情况下，计算机制造产业和烟酒产业一样，保持盈利。疫情增加了企业和个人对视频会议应用的需求，App Annie最新报告显示，商务视频会议应用程序一直在经历爆炸式增长，刚刚在3月份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下载量。线上办公APP钉钉和腾讯会议持续占据国内应用免费榜排名的前两位，白领开始习惯，甚至开始喜欢线上办公，云办公行业有望迎来跨越式发展。 其次，疫情加速了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分化，很多小企业生存不下去了，但大企业还是可以正常运转。以卖房为例，今年一季度，前十大开发商的卖房收入只下降不到10%，而楼盘销量后100名的开发商下降了约40%。越小的开发商越是卖不动，可恒大说要打折了，大家都来抢。疫情之下，阿里巴巴、腾讯一样赚大钱，但是路边的小餐馆就经营不下去了。这样趋势下，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居民部门也是一样。 第三，加速人口的分化。从去年的数据看，浙江人口的净流入量已经超过广东，杭州的流入人口超过深圳，说明浙江经济的新动力更足。但总体而言，全国的人口是在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发达地区集中，北方流向向南方。疫情之后，就业压力加大，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通过数字化工具，打破疫情期间的时空限制，让经营得以继续。 李迅雷：是的。新基建将为企业进入数字化时代提供契机，2019年新建5G宏基站数为15万台，根据中泰通信组测算，预计2020年新建5G宏基站数增至60万台、2022年达到最高120万台，随后将逐步回落。至2025年5G基站规模有望超过550万台。 不过，5G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吧，但现在我们仍在用4G手机。问题核点还是在于需求有多大？手机销量已经连续几年下降了，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反减，则消费不起来，工业制造业搞得再多也没有用，不落实到消费这一端，是没有意义的。 以直播卖货来说，这是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对称，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它利用平台、大数据的优势，创造了一定的价值，但不是像苹果、特斯拉那样大规模生产所直接带来那种价值，它也改变不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行的趋势。比如，线上消费额增加了，线下就减少了。 我们看待一件事物，要明白有些是增量、有些则是替代，替代对GDP拉动没什么作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存量经济时代了，经济增速可能会越来越慢，所以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经济结构调整好、改善好。 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在下降，中国也在下降了。比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在明显放缓，而不是在加快，这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只是在原先的巨人的肩膀上，做一些小修小补，只是处在量的变化，而非质的变化之中。我们的科技已经足够先进了，过去进步得快，现在放缓。这样一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下降，整个经济的增速也应该是下降的。 （此文在南方周末记者黄金萍采访、发布内容基础上有所修改）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球沦陷”的公共危机，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网络化、社会信息化、运行数字化时代，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交集，疫情传播速度非常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对经济金融和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一旦形成疫情危机、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相互交集，其影响将极其深刻。 一、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力和损害力远超预期 2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全球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累计不足8万例（中国7.98万例），死亡病例累计超过2960例（中国之外不足90例）。中国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排名第一。 进入3月份，疫情开始全球爆发，到3月31日，已有204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累计超过85.8万例（中国8.15万例），死亡累计超过4.2万例（中国超过3千例）。中国新增病例数在3月中旬摸顶回落。 4月27日，21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03万例（美国超过100万例；中国8.4万例），累计死亡超过21万例（其中美国超过5.6万例；中国超过0.4万例）。美国确诊和死亡病例全球第一。 4月下旬开始，欧洲总体新增确诊病例出现回落态势，但东南亚、拉美和非洲进入爆发期，全球总体上仍在增长，尚未出现明显拐点，而且病毒生命力、传染力和隐蔽性很强，几乎不受温度和湿度影响，存在很多无症状感染者，甚至可能出现变异。病毒可能长期存在，如果没有疫苗等有效药物，到秋冬季还可能再次爆发。 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球沦陷”的公共危机，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网络化、社会信息化、运行数字化时代，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交集，疫情传播速度非常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对经济金融和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一旦形成疫情危机、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相互交集，其影响将极其深刻。目前看，至少加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0年以上的进程。 二、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冲击力远超预期 疫情能在两个月时间内席卷全世界，并让很多国家封城闭关，经济社会运行，特别是国际往来几近停摆，很多国家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其瞬间爆发产生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超预期。 经济活动受阻，首先会反映到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3月份开始，石油价格从50多美元/桶快速下跌至20美元/桶，甚至到4月20日，美国WTI原油期货出现史无前例的-40美元/桶现象。受石油需求低迷、石油仓储饱和、石油减产乏力等因素影响，近期布伦特原油和WTI原油价格低于20美元/桶，甚至10美元/桶，期货合约再次出现负价格都是完全可能的。 石油作为重要的大宗商品，又是很多金融衍生品的重要底层资产，其价格大跌，势必引发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4月21日，中国银行开办的“原油宝”理财产品就因WTI出现负价格而出现爆仓，给投资人和银行造成很大损失。 因石油价格大跌，新加坡最大石油贸易商（兴隆集团）已于4月申请破产。 经济活动受阻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又会很快反映到股市价格上，特别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股市指数上。所以，从2月下旬开始，美国股指出现大幅下跌，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迫使美联储于3月3日紧急召开会议并宣布降低基准利率50个基点。之后，根据市场形势不断趋紧的态势，3月15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并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100个基点至0-0.25%的水平，同时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到3月23日，进一步宣布将实施无限量宽松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欧元区、英国等很多国家央行也紧随其后宣布大幅降息或实施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股市依然在3月9-18日接连出现四次“熔断”，极其罕见。3月12日，全球11个国家股市相继出现“熔断”，更是前所未有！ 4月20日，美国一般抵押品回购利率暴跌至史无前例的-0.25%，其影响可能比原油期货合约负价格更广泛。 由此可见，如果不加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冲击的结果可能超过“大萧条”。 与以往经济金融危机不同的是，此次疫情首先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冲击和阻隔，然后才传导到金融市场上，而不是先爆发金融危机，然后再影响到经济社会。所以，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还远未得到充分暴露，更严重的情况可能还在后面！ 在主要经济体集中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情况下，全球经济依然开始大幅下滑。IMI于4月14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报告，已从去年底预测的3.3%，调降至-3%，表明世界经济正在严重衰退，其中发达国家更为严重。这还是建立在疫情能在4月底、5月初得到根本性遏制的基础上预测的结果。否则，问题将更加严重。 另外，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也警告，在世界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同时，全球也处于“饥饿大流行”的边缘，除原有的8.26亿人已经处于饥饿状态外，疫情可能导致额外1.3亿人粮食短缺。 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疫情冲击，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地球承受力饱和，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走过头之后，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已经日益严重，全球经济呈现“整体低迷、此起彼伏、摩擦加重”的衰退态势，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制造业回归等明显抬头。 为刺激经济发展，资金零利率、负利率，资产负收益率或负价格中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普遍，全球货币总量和社会负债大规模扩张，负债率快速提升，但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面对的不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反而是日益僵化的通货紧缩。面对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又不得不继续加大经济刺激和流动性投放力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难以自拔，推动世界进入一个货币比差的时代。如果不扩大货币投放、压低货币币值，就难以刺激经济、促进就业、增强外贸竞争力，所以，只能互相比着扩大货币投放。 此次疫情大爆发，只是在原本就明显衰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突发的外部冲击力，使得问题更加集中暴露而已。 现在，美国、欧元区、英国等多个国家的央行宣布实施无限量宽松政策，全球刺激经济、扩大流动性投放的力度仍在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践行现代货币理论（MMT）。 刺激性宏观政策的本质就是扩大货币投放，通过降低货币币值实现社会财富最广泛、最深刻的重新分配，包括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以此维持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无限量宽松的实施，将使货币政策没有边界。 这让不同的人受到的影响不同：持有货币性资产越多的人，被转移的财富（所受到的损失）就越大；负债越大的人，直接受益就会越大，因为其扩大负债相应扩大投资或消费，有利于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但在经济下行期，增加负债扩大投资，也可能带来很大风险，造成很大损失。 无论如何，疫情全球大爆发，正在引发经济大衰退、金融大动荡，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阻止经济金融出现大萧条、大危机！ 三、中国处在防控疫情和发展经济的关键时期 （一）中国率先取得抗击疫情决定性胜利 中国于1月21日开始实施严格的大范围的封城隔离，此时正好是春节长假即将开始，大量企业正常停工停产、学校全部停学放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被大大推后和减弱。 在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之后，到2月底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开始快速回落，3月中旬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中国确诊和死亡的人口比率已经排在全球120位之后），在巩固国内抗疫成果的同时，已将工作重点转向抵御外部输入和经济复苏上，并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抗疫支持，国际影响明显扩大，赢得了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的先机。 （二）疫情使原本下行压力就很大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挑战 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通过引进社会资本乃至外资，推动三大领域作为产业加快发展，将资源变收入、收入转投资、投资加杠杆，带动整个经济明显升温，为中国加入WTO奠定重要基础。2001年加入WTO之后，大量产能和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带动国家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大规模扩张，推动经济社会更快发展。 2008年9月开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经济金融带来巨大冲击。中国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取向，很快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到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从2011年开始，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2015年更是出现转型调整真正的拐点。这主要表现在： 1．财政收入结构：从资源性收入快速增长到明显萎缩。2015年以前，资源性收入快速增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快速提高，税费收入压力降低，优惠政策频频出台。2015年之后，资源性收入增速快速下降，税费征管力度明显增强，政府负债快速扩张，财政收支压力大幅加大，优惠力度明显减弱。 2．货币投放结构：从以央行外汇占款为主转为以银行贷款和购买债券为主。2015年以前，货币投放最主要的渠道是央行购买外汇增加外汇占款（从1999年末的1.41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5月末的27.3万亿元），社会获得人民币的成本很低，且不会因此增加债务。2015年开始，央行外汇占款大幅收缩，从27.3万亿元快速下降到2016年末的21.9万亿元，之后持续小幅下降，现在勉强维持在21万亿元之上的水平。在基础货币大规模收缩情况下，货币投放越来越多地依赖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间接融资方式，社会获得人民币的成本和整体负债率大幅提高。 3.2015年股灾爆发并留下严重后遗症。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股市升温，沪市综指从2200点一路上升到2015年6月的5176点，不少人预期将突破1万点。公司市值大涨，不仅让很多人获得巨大收益，并通过股票变现或质押贷款获得大量资金，而且使更多人信心大增，纷纷加大杠杆扩大投资，并更多地注重资本运作而非发展实体经济，经济泡沫快速积累。到2015年6月份，监管部门收紧入市资金监管，股市急速下跌，到7月份下跌到3000点左右，很多股票抵押爆仓，形成严重股灾。这使很多人和企业深陷流动性陷阱难以自拔。恰恰在2015年底国家明确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去杠杆”要求，使企业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2017年底进一步提出“三大攻坚战”，首位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明显收紧，资管新规从征求意见开始已经对社会融资产生影响，到2018年正式实施，影响更大。 在金融监管不断收紧的情况下，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大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2018年下半年宏观政策有所调整，但很多企业依旧难以摆脱流动性困境甚至破产倒闭，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这种局面的存在，2015年股市大涨之后爆发股灾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经济转型调整一般需要3-5年时间，如果2015年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真正的拐点，那么，2018-2020年就成为调整探底、转型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疫情爆发，则使今年的压力更大。 （三）现在仍处于抗击疫情与恢复经济的关键时期 尽管中国赢得了抗击疫情和发展经济的国际先机，但目前仍面临着抗击疫情需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疫情全球蔓延、国际关系更加复杂给中国对外贸易、供应链和产业链带来更大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剧烈震荡产生的冲击；封闭隔离时间拉长加重经济重启成本；传统周期性下滑因素和趋势性下滑因素交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现在挑战不是消除了，而是更加严峻了。 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下滑6.8%，创下40年来的最低。 受疫情输入防控（特别是周边国家疫情加重）和外需萎缩影响，二季度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预期还要大。 正因如此，中央对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强调：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毫无疑问，在疫情影响世界经济乃至政治格局剧烈变化之际，中国要做到“六保”，实现“六稳”，巩固和增强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决胜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非常大，但这又是巩固抗击疫情难得的先发优势，对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国家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意义深远，必须全力以赴，积极争取！ 为应对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今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出台一系列举措，接下来还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总体看，今年利率水平会进一步降低，货币总量扩张速度会明显提高，减税降费和社会救济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明显下滑，但中国政策潜力和市场容量很大，产业链比较完善，经济发展韧劲较强，特别是中央强调要不失时机推动改革，坚定扩大对外开放，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这就推动中国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保持领先地位，人民币汇率应该基本稳定，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应充满信心！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施懿宸 包婕 作者：施懿宸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讲座教授、副院长，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 包婕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一、当下中小企业信用环境和风险背景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爆发影响，我国整体信用宏观环境受到一定影响，各产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中国第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0186亿元，下降3.2%；第二产业增加值73638亿元，下降9.6%；第三产业增加值122680亿元，下降5.2%。 其中，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全球疫情的扩散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现金流不足、资金短缺、供应链紧张、运营成本增加等问题，一些中小企业甚至面临倒闭和破产风险。从信用维度来看，外部风险增加也导致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增大，因而在融资上中小企业可能存在门槛提高、成本增加的问题。尽管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层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和落地了相关举措来帮扶中小企业发展，各地金融机构也为中小企业融资打开绿色通道，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帮助企业共渡难关。但这也对中小企业的信用品质提出一定要求，增加扶持力度并不意味着打开风险敞口，降低信用风险防范标准。相反的，在市场风险增加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反而会进一步加强信用风险防范。中小企业本身财务信息质量较低、非财务信息缺乏整合的问题，加大了政府监管和金融机构辨别优质企业的难度。因此亟需引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学和指标来帮助提高信用风险评估效率。 二、ESG在系统风险下的作用 ESG涵盖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三个维度的因素，可以有效衡量企业信用品质并为投资者提供价值投资的信息基础。在当前外部系统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传统信用评估方法存在一定限制性，无法全面考量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而ESG能够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风险带来的冲击，进而从监管、投资和信息披露等多个维度为完善信用风险防范、加强企业信用监管提供新路径。 （一）对监管层面而言，有助于信用体系完善和监管 从监管层面，纳入ESG指标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政府部门对新型信用风险的监管，推动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随着我国顶层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监管政策方面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约束性正稳步增强，社会参与主体的相关风险暴露程度也日益提高，因此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也要及时跟进政策和市场变化，充分将环境和社会指标纳入信用评价考量中，以提高信用监管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同时，基于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发展体系，从监管层面加大对ESG的关注度，能够引导更多市场参与者提高ESG风险意识，影响到金融机构和企业采取行动来响应监管环境变化，进而推动信用市场向更高质量发展。 （二）对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加强信用风险管理 从金融机构层面，ESG有助于提高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防范，强化机构的资产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在一月以来全球市场“黑天鹅”事件不断的环境下，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财绿金院”）对我国公募基金进行统计，发现截至今年3月末，61.36%的国内ESG公募基金区间收益率表现优于中证全指；对标沪深300指数，则有高达93.18%的国内ESG公募基金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率。市场实践证明，将ESG理念纳入投资中可以缓解市场风险，而将ESG纳入信用风险管理中也是同理。中财绿金院通过对ESG与企业信用违约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与违约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企业ESG水平越高，发生违约的可能性相对更低。因此，通过将ESG理念纳入信用风险管理中，能够增强金融机构对市场风险的防范能力，同时能够加强对企业质量的识别。 （三）对中小企业而言，有助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从中小企业层面，将ESG纳入治理体系有助于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架构，形成可持续的管理模式，进而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同于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监管政策对中小企业的约束性和信息披露要求相对较低，这也导致了中小企业治理相对不完善、信息透明度不足、合规性有待加强。信息透明度低加大了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壁垒，一些中小企业常常因为低于融资门槛而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如果说财务指标评判的是企业的经营能力，代表了企业的信用能力，那么ESG则代表了企业的管理能力，代表信用品质。通过ESG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自身信用品质，能够依靠绿色金融工具进行投融资，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获得更低利率，通过绿色信贷获得利率优惠，通过绿色票据获得再贴现优惠。另一方面，在面对加大的市场风险时，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大的，一些企业甚至难以持续经营。中小企业需从自身视角出发完善内部治理、提高抗风险能力，才能从市场风险中涅槃重生。因此，将ESG纳入企业管理将有利于提高企业信用品质，能够促进公司经济转型、提高经营效率、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为中小企业可持续经营和发展提供助力。 三、将ESG纳入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的政策建议 （一）将ESG纳入信用体系，增强监管数据整合 建议监管部门将ESG相关指标纳入信用体系，同时加强这方面信息的整合。通过ESG指标整合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个方面的信息，能够将当前各部门分散化的信息加以有效应用，有利于提高相关部门的监管效率，促进依法行政和政府决策。通过进一步打造企业ESG信息相关平台，有关监管部门可以应用ESG信息监测企业的非财务指标和违法违规的实际情况，进而优化企业监管方式，实现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促进监管部门提升自身的依法行政水平和效率。 （二）加强金融机构指导，提高信用风险防范 建议金融机构将ESG理念纳入现有信用评估和管理体系中，强化风险管理能力。通过ESG信用评估体系，金融机构可以从除财务指标以外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三个非财务维度来衡量所投资产的信用品质，在中小企业本身财务信息利用价值较低的情况下，结合非财务信息能够弥补传统信用评估体系的不足，有助于完善和优化金融机构信用管理体系。通过将ESG纳入投资理念，逐步将资产分布向可持续、高质量的产业转移，在系统性风险加大时，这类高质量的资产主体往往有更强的风险适应能力和管理能力，更能够帮助金融机构实现“风险向质量”的转移，进而缓解外部风险带来的冲击。 （三）开展企业ESG培训，鼓励加强ESG信息披露 建议通过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引导，逐步加大对企业ESG信息披露和能力建设的培训，并将培训范围逐步从上市公司扩大到涵盖中小企业。通过对企业进行ESG能力建设指导，提高企业对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认识，帮助企业了解企业ESG整合的有用性和必要性。通过将ESG理念融入公司管理战略、提高ESG表现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市场价值，在经济转型大环境下实现市值回升，增强企业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同时，通过提高企业ESG相关信息披露，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融资渠道，并降低融资成本，进而使得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讲座教授，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验室负责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远 最近，关于DC/EP（央行数字货币）在多地测试的相关信息不少，各界猜测和争论不断，也激起了股票市场很大反应，与数字货币有关的概念股纷纷上涨。在股票市场很多话题都会拿来炒作，但央行数字货币究竟是一时炒作的题材，还是真的具有实质意义？如果有实质意义，是小是大？ 经过分析，我认为这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为此，我们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和现有货币到底有多大区别？一番比较之后你会发现两者的表面区别不大，底层区别不小。 第二，这个新生事物是仍在想象之中，还是能够真正落地？基于我这几年的观察分析，央行数字货币大概率能落地，而且可能很快。 第三，央行数字货币会对现实的经济生活，包括监管层面、相关企业以及金融系统等有什么影响？仔细分析之后，央行数字货币会引起系列连锁反应，重构社会的信息结构、信用结构、监管结构，并把人类历史带入新的纪元。 央行数字货币和现有货币的比较 央行数字货币并不神秘，就是电子化的现金，把纸质现金变成电脑里的一串字符，当然为了安全性需要进行加密。据说，传统纸币有7处加密防伪措施，数字货币就是从使用传统加密方法的纸币转变为采用电子密码学加密的电子货币，其他方面两者都一样。 从传统纸币到电子货币，从货币安全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加密技术。第二个重要的区别，既然是电子货币，就意味着从线下转到线上。当一项资产从线下到线上，实时交易流和现金流会自动进入数据库系统。这个变化看起来很小，但是对整个金融系统，特别是金融监管有很多影响，现金流在线上都是有迹可查的，存储在数据库里的某个地方。理论上讲，没有任何一个交易行为是监管层看不到的，这也意味着所有的金融系统，包括货币发行以及交易、商业、支付、转账等所有行为都变得实时在线，这是我所看到的电子货币产生的第一个重大影响。 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电子化货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根据目前看到的央行有关官员的公开表态，它应该是个很便于使用的产品，不需要开户，只需要下载“数字电子钱包”的APP就可以和用户现有的银行卡链接，把已有人民币1：1转换成新的电子货币。 和微信、支付宝的区别 和当前的微信和支付宝相比，央行数字货币也有区别。 微信和支付宝交易依赖于网络，央行电子化货币有离线模式，不过公开资料里没有对离线模式进行具体解释。现金交易通常完全可以离线，但离线交易记入线上，需要一些会计录入工作。央行数字货币和微信、支付宝等都是线上交易，就不需要录入数据的步骤。因此，如果既能离线又不必重新录入数据的话，未来数据库的积累肯定有很大区别。 再就是利息问题。不管是传统的现金还是央行数字货币，都不付利息。支付宝和微信钱包也不付利息，你的收益来自于一个新操作：动动手指头，把钱转到余额宝或相关的货币基金。对于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既然是纯线上的，从现金转到存款，也是相似的状态，支付利息与否可能也是模糊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第一步设计，央行数字货币肯定是替代M0（流通中现金），所有的官方公开表态都这么说，但我认为未来它演化的结果应该不仅仅是M0。 还有交易的安全性。基于目前的这些技术，基本上可以假定央行数字货币是安全的。就现在的密码学而言，有个单向加密的问题，加密很容易，而解密非常难，所以我认为不用太担心安全性。就像微信和支付宝一样，同样要面对账户安全问题。 三者在法律效果上的区别也比较明显。现金和央行数字货币都是法币，居民（包括个人或企业）必须接受，没有权利拒绝；微信和支付宝有的商家并不支持，比如不想添置设备，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需求。所以，未来央行数字货币正式推出以后，是没有“不接受”这个选项的，有利于其推广。 最后对比一下这三种主要支付方式的信用风险。现金和央行数字货币都由国家主权信用背书，而支付宝和微信并没有这个信用，其背后的商业机构有破产的风险。 和比特币的异同 在我看来，比特币从来就不算货币，而是一种数字资产。比特币的信用基础，我称之为“技术信用”，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包括密码学的加密技术、分布式算法、共识机制等，大家相信它是一个不可篡改的、可靠的数据库。比特币的信用就来自于这套技术。 比特币的主要问题是在总量上没法调节。一开始设计时，比特币的总量是给定的，而且新生产比特币的速度是逐渐减半的。从宏观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货币总量是要增加的。 另外，比特币的价格不稳定，最高时曾达到2万多美元一枚，前一阵还跌到4000多美元，波动比较剧烈。如果一种货币的币值如此不稳定，就不太适合充当主权货币。 当然，比特币有个好处是匿名性，某人注册一个账户/钱包，可以做到完全匿名，所以可有特殊用途。 和比特币相比，央行数字货币的信用基础、技术原理都不一样。央行数字货币不是技术信用，它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基于国家主权信用。在技术原理上，央行发数字货币并没有采用区块链技术，而是选择了技术中性的路线，也就是说，央行发行电子货币时采用一套密码学的技术，以保证它是可防伪的、不可复制的。 央行对此还有双层设计机制，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机构从央行换取了数字货币以后，可以采用自己的技术来推广，这里面可以包括非中心账本的区块链技术，也包括其他现有的中心账本式技术。在这个推广过程中，央行采取技术中性的态度，不会限定这些商业机构的具体技术路线。如果某家商业银行觉得区块链技术比较好，设计了基于区块链的一套基础设施来推广央行数字货币，也是完全可以的，相当于对央行的政府信用进行加持，增强了数字货币的信用。 在总量调节方面，央行新发的数字货币和现有货币在很多地方是衔接的，也就是说，央行理论上可以用以往货币调节的办法来继续调节新发的数字货币，而且新发的数字货币和以往的货币可以1：1兑换。为什么要强调是“理论上”？因为当央行数字货币未来运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大量替代现有的现金体制，对商业银行的运作机制、货币调节机制都可能产生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央行可以摸索出一套相应的办法调节新的货币发行总量。如果没有总量调节空间，新的数字货币就不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货币形态。 在价值稳定性上，新的数字货币是稳定的，因为央行可以根据总量进行调节。理论上讲，如果以前的纸币币值可以做到稳定，以后的数字货币币值也可以做到，中间的过渡阶段，换币的比率尽可能保持1：1。 关于匿名性，央行新发的数字货币是“可控匿名”。意思是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钱包，在彼此进行交易时，不必一定认清对方是谁，通过手机APP验证货币真实即可，这和现金的状态是一样的。但数字货币毕竟是线上的，所有的交易都会留下记录，第三方的数据库有条件对每一笔交易的参与者进行识别。当然我相信因为保护隐私等因素，普通老百姓的交易数据一定会得到保护，只是不可避免地留下交易痕迹，所以彻底匿名不太现实。 可见，央行数字货币和现有货币/资产的区别，其实真不小。 落地的概率和方式 央行数字货币究竟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还是可以落地的新生事物？我的基本判断是，央行数字货币很可能会落地，而且会逐渐铺开、慢慢推广。理由是：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是法币，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等都不能拒绝接受。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政府运作体系有很多特点，比如公务员体系、事业单位雇员体系等根基很深，很多事情都可以依靠这个体系推广下去。近期网上有消息称，苏州新区公务员的交通补贴费在5月份有一半要用新的数字货币来支付。看起来很小，仔细一想又是很大的事情。这意味着试点成熟以后，中国的整个公务员系统，包括很多事业单位、国企员工的工资逐步都要用数字货币发放。这就相当于新的货币得以落地。如果在实践中发现确实安全可靠，不会出现轻易被解码的情况，就会慢慢代替以前的纸币。而且数字货币有明显的优势，用户不需再带“纸币”，交易避免找零，监管部门不用印钞，也省去了成本很高的防伪措施。 第二，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是双重运行体制。根据目前的新闻报道，有工农中建四大行参与央行数字货币第一批试点，但是有消息称三大移动运营商以及银联等大机构也都在试点名单里。不论有哪些机构参与，目前看起来是双重运行体制，央行把数字货币换给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机构，这些机构再和他们的客户进行交易。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利用商业机构的现有体系来慢慢推广数字货币，并不需要另起炉灶。二是这是个渐进的思路，在央行和普通消费者之间有这些机构作为中间的缓冲，万一出现问题，可以保证总体风险可控。三是新的数字货币有成本优势，和纸币相比不管是发行、监管、运输还有存储等，成本会显著小于传统纸币，机构和个人居民都有了激励，有助于推广。 第三，技术中性。央行目前采取的模式其实是一种赛马机制，所有的商业机构都会采取自己的技术手段来推广数字货币，这样就产生了竞争，哪家的更好就能推广得更快，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因此，把这些大型商业银行和大型商业机构放在一起，竞争过程中总有一些机构会设计出比较好的办法，取得更大的优势。这种竞争机制加上前面的风险防控机制，就能保障新的数字货币可以比较顺利地推广，同时有效防范风险。 可能的影响 新的电子货币落地之后会有多大影响，会在多大意义上改变我们的经济生活、商业生活、金融形态？根据跟踪研究，我判断其产生的影响很大。 第一，无现金社会全面到来。新的数字货币性能比传统纸币更好，以后大家可能就不再用现金了。这里其实有一个约束条件，尽管没有太多技术细节公布，但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使用肯定需要智能手机，普通用户必须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目前智能手机的渗透率，发达国家可能都在70%以上，中国在70%左右。还有一些落后地方或者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或者使用不熟练，所以短期实现完全的无现金社会过于理想化，可以追求“结构化无现金”。比如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年轻群体，以及公务员系统、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员工先慢慢推广无现金。这样做有各种好处，一方面可以降低各种摩擦成本、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金融监管。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从现金社会向无现金社会的过渡段。 第二，ATM机的价值将进一步变小。假设过了一段时间后，大部分人都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虽然ATM机不会完全消失，但需求量会越来越少。其实现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现在都用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或者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对ATM的需求已经在大幅减少。未来ATM可能只在少量地方还存在。据一些著名的金融专家说，ATM可能是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金融发明，但现在面临着消失的可能性。这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货币形态的变化，所有的金融机构、金融设施以及其他商业形态，都会发生很多变化。 第三，存贷款也会慢慢发生变化。根据央行的设计和渐进推广的思路，电子货币是替代M0（流通中现金）的，但替代M0之后，未来的M1（狭义货币供应量）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M2（广义货币供应量）是不是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个可能性是，随着电子现金的普及，存款会慢慢消失。就像现在很多人放在支付宝里的钱慢慢都转到了余额宝，央行数字货币的情形与之类似，以后人们手里也不会有大量电子现金，而是会直接链接到某个货币基金的账户。所以，活期存款以后是否还存在不好判断，但体量肯定会越来越小，一年期定期存款等也是如此。央行从稳健的角度肯定采取渐进的方式，第一步是用数字货币替代M0，不过“魔盒”一旦打开就很难控制了。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个不断演化的生物系统，很多新物种的产生，又会衍生出新的物种，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四，如果以后没有现金，人们也不用去存款，商业银行就要发生很大变化。 传统商业银行的三大业务是存款、贷款、汇兑，使用电子现金之后，可以直接替代大量的汇兑业务，特别是小额汇款业务。存款业务可能慢慢就没有了，至少变成了货币基金或理财产品。相对而言，贷款业务不会消失，因为贷款的实质是要识别哪个借款人有信用、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这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做。所以，商业银行未来一定要转型，从存贷汇变成理财和贷款。 还有一个可能的变化是银行业会更集中，那些技术好、数据库强大、服务意识强的大银行会更具优势，中小银行因为实力问题在竞争中会越来越没有优势。对于现在经常提到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大型银行机构掌握了质量较高的数据以后，也可以用分支机构来做。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易慢慢转向线上，线上数据的质量一定会越来越高。 第五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很可能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然前提是人民币本身比较稳健、值得信赖、能够被周边国家所接受。由于数字货币降低了交易成本，周边国家的企业和居民使用人民币的成本也会下降，因此会有利于其推广。比如老挝、泰国、越南等国家本来愿意使用人民币，后来发现不是很方便，因为人民币需要由中国国内银行的分支机构开过去，然后还得兑换，还需要防止伪钞，双货币使用很麻烦。 在信赖人民币的前提下，数字化能很好地降低人民币的流通成本，外国居民也可以通过数字钱包很方便地使用源自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国内商业银行甚至不需要去海外开很多分支机构就能使数字货币打开市场。所以，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技术是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 更多连锁反应：分解和重构 数字货币的出现，会产生很多连锁反应，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浅层印象，还有更深层的、更深远的影响，我称之为“分解和重构”。 抛开具体的细节、具象的商业和日常的生活行为，人类社会其实是生活在一套数据库之上的，而数据库是有信息结构的。以前的信息都是线下的、分散的，了解这些信息，并收集起来变成数据库需要很高的成本。曾有很多学术论文讨论过分散的信息、知识怎样影响人类社会的运行。 数字化货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大量交易在线上进行非常有利于信息结构的集中化，以前分散的信息结构会由于数字技术变得更加集中。需要强调一下，是更加集中而不是绝对集中，只是集中的程度增加，且因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些问题，可能会使其有加速趋势。比如政府可以要求官员所有的交易必须使用数字货币，否则有违规、违法的嫌疑。即便不考虑这种情况，仅仅因为便利，很多交易也可能转向线上。当越来越多人的交易在线上进行，所有的资金流、现金流、交易流都清晰可见，信息结构就会更加完备、更加集中。 如果信息结构集中而完备，人类社会的信用结构也会变成这样，因为所有的商业行为（包括金融）都基于信用。信用就来自于数据和信息，当所有的数据和信息都可以在一个数据库里有据可查，信用就更容易建立起来。人类社会的信用结构也会随之重建。所以我用分解和重构来描述这一可能的变化和趋势。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从茹毛饮血到现在，都在不停地收集、处理信息、建立信用和交易，通过分工来取得技术进步。信息和信用结构如果经过这样的分解和重构，会产生非常底层的影响。数字货币在这个进程中会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以后的监管结构也要分解和重构。因为所有的监管都是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一种互动。信息和信用结构被重构以后，监管的办法、手段、效果都要随之重构。 从2014年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数字货币的设想以来，到现在已经六年了，很多相关机构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后台准备工作。不止中国，其他国家的央行、企业等也都在研究和准备，比如Libra（天秤币）。 Libra是Facebook在2019年6月18日发布的白皮书提出的，要挂钩一篮子货币（Basket of currencies，指作为设定汇率参考的一个外币组合），也要采用区块链技术，从联盟链到私有链到公开链这种转化看起来，这是一种新的货币。但这个最初的想法受到了一些阻碍，当然，一个潜在影响很大的新物种，尤其是金融产品，在刚出来时受阻很正常。 今年4月16日，Facebook又推出了Libra白皮书的第2版本，其中有一些重要变化，比如提出不一定要挂钩一篮子货币，可以挂钩单种货币。如果挂钩美元，根据上面分析的类似原理，这可以有助于美元在全世界更好地流通。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些小国货币的噩梦，因为美元本来就是一种值得信赖的货币，如果技术再大大降低其使用成本，美元就容易在全世界更加流行，很多小国的货币就不一定再有必要。 金融里有一种理论叫“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小国或地区从最优的角度来看不需要有自己的货币，通过联席汇率挂钩美元就好。 不仅Facebook，还有很多商业机构也发行新的数字货币。像USD coin、JP Morgan coin、Walmart coin等，这些商业机构或联盟发行数字币，往往都基于区块链技术，因为区块链技术有比较好的安全性、匿名性、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等，并且也是挂钩美元发行。 当然，与Libra以及这些商业机构发行的数字币相比，央行数字货币既非商业机构发行，也不挂钩主权货币，而是由主权货币自己发行的新电子货币，然后由商业机构去推广。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目前并不是只有中国央行在思考数字货币，包括英格兰银行、欧洲的中央银行等都在探索。总体来看，数字货币的原理和落地机制看起来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毕竟是新生事物，推进起来会比较谨慎。 如果不只着眼于2020年，而是从整个货币史的角度来看，假设今年数字货币能够落地，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记？其意义之重要，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 人类的货币史，第一阶段是商品货币阶段。 很久以前，像贝壳、粮食、牲口等珍贵的物品都充当过货币，再后来人类社会在商品时代把黄金确定为货币。英国在1816年最先采用金本位，到19世纪的后半期（1870-1880年），欧美主要国家都采用了金本位。金本位的采用是工业革命以后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业革命到现在也就200多年历史，这是人类真正实现经济繁荣的一段时间，金本位功不可没，因为它使发达国家有了一种通用的货币，市场范围得以扩大了，技术进步得以加快。如果没有金本位，甚至工业革命可能都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在经济学界有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叫“李约瑟难题”，就是说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这个问题很大，讨论也很多，其中有一派学者认为由于货币的发行产生了全球统一市场，促进了工业发展，这是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我觉得有道理。这说明货币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商业的繁荣具有最底层、最基础的作用。这个阶段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还是商品信用。 第二阶段是“二战”以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1971年美元体系的建立。其实这是一体的，就是美元借助黄金成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从1945年以来到现在主要是美元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美元还挂钩黄金，其实是因为当时美元还不够强大，属于承上启下的中间状态，但本质上是个美元体系。这个阶段货币体系的实质是国家信用，是从商品信用到国家信用的转型。 2020年，如果央行数字货币诞生了，它在整个货币史上如何定位？应该说，央行数字货币既保持了国家信用，同时又使用了新的数据技术，对信息结构和信用结构进行重构，来加持国家信用。因此，人类的货币体系有可能从今年开始，要从国家信用转向国家信用加技术信用。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年份，可以和今年相提并论。 当然，这个进程未必顺利。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分析问题主要依据经验和证据，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超过了度就很容易出错。但对于数字货币这类新物种，经济学分析就存在困难，因为没有经验和证据，要想研究只能依赖于逻辑，主要就是我前面讲的货币与信息、信用重构的底层逻辑。但我也不能保证逻辑链条的很多环节都不出问题，因此今天的研究和推测都要面临很多风险。 马克思曾提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辩证思维的逻辑方法，我上面对于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推测都是基于抽象的逻辑，但上升到具体事实的过程中要经历很多磨砺，可能会发生一些新变化。不管怎么说，这个新事物的影响会比较大，值得继续观察。 今年的新冠疫情使全球陷入紧急应对，这个事件可能是要进入历史坐标的。同样，央行在这个时间点上推出数字货币的话，也要进入历史坐标，而且其影响可能比新冠疫情还要大。因为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回头看，新冠疫情可能就不再是什么大事，但如果央行数字货币落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商业形态、金融形态、监管形态都会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的所有商业交易和技术进步都是在货币这一基础设施之上进行的，一旦基础设施改进了，产生的连锁反应是难以想象的。 题记：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金融学副教授徐远4月12日在北大数字金融系列公开课上所讲内容整理。本讲同时是国发院公开课第九讲。 (本文作者介绍：北大国发院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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