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战疫情稳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各行各业复工复产步伐不断加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疫情大考中,从“云办公”到“云上课”,从智能制造到5G新基建,从助企业化危为机到赋能现代化治理……数字化技术的加速应用成为抗疫“利器”,也在成为新经济增长点。 迎“疫”而上,数字经济新动能加速崛起,彰显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当前,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强,通过打造“新基建”、发展新商业、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让高质量发展步履更坚实、成色更浓。 数字技术赋能 复工复产高效推进 每天清晨,打开生鲜APP买完菜,上个在线健身课程,听个“云演唱会”,休息之余进入直播间拼购……这是疫情期间80后小李宅居在家的常态。 在东亚前海证券金融科技部,每个交易日早上八点到九点,开启多达数十个业务系统并进行初始化和联调已经成为工作日常。疫情期间,东亚前海证券90%的会议和培训场景,都通过腾讯会议来完成。 作为智能移动办公平台,钉钉也在第一时间推出在线办公指南,并免费开放302人同时在线的视频会议,助力钉钉平台上1000万家企业组织、2亿上班族能够正常开工。 与“云办公”一同盛行的还有“云上课”。2月17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开通,截至3月24日,共播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课程1917堂,浏览量累计达到9.94亿次,访问量累计达到7.75亿人次,通过平台在线学习的学生累计超过1.95亿人次。 美团副总裁、美团研究院院长来有为指出,近年来我国已迈入服务经济与数字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疫情期间,更多居民通过线上电商平台满足自己的生活服务需求。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充分发挥数据、科技、资本等优势,孵化出无人配送等新模式,有力地推动我国服务业供给侧数字化进程。 在制造业一线,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智能制造,更好地经受住了疫情冲击,复工复产的速度也明显加快。 来回穿梭的智能AGV小车,运输全程自动化、物料全程不落地的生产现场,不停挥舞机械手全自动精准作业的智能化机器人,物料自动识别且自动出库的智能立体仓库……疫情期间,山东浪潮智能工厂开足马力生产高端服务器。“由于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较高,智能工厂的复工进度和效率要远远好于传统工厂。用工人数至少下降一半,生产效率却能提高2.5到3倍。”浪潮集团副总裁孔亮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在抗疫中作用凸显,城市治理体系也因此不断完善。比如,为实现精准抗疫、有序复工,各地政府和企业创造性地推出“健康码”。目前,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府服务平台共享信息,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健康码”已可实现“一码通行”。 这些仅是数字技术赋能复工复产的一个个缩影。以战“疫”为契机,不断挖掘数字经济潜力,“云签约”“云招标”“云面试”“云会商”“云培训”等云上协同实践蔚然成风。 西安91家单位组团“赴”北上广深纳新,云招聘高层次人才2207名;江西省举办省市联合、多屏联动“线上”招商推介会,1200余家企业在线参加,采用5G技术多屏联动、达成签约项目118个,投资总额1933.84亿元;福建莆田市举办“开放招商”全球云推介会暨招商项目线上签约活动,共实现线上签约项目40个,投资总额547.6亿元。 在各项政策措施作用下,企业复工复产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盛勇介绍,从有关部门发布的数据来看,除湖北以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复工率已达95%以上。中小企业复工率也在稳步提升,工信部对使用云平台的中小企业的监测显示,截至3月24日,中小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71.7%。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在疫情期间表现出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秦志辉指出,根据统计,湖南、四川等地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复工率已经达到了98%以上。 “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复工复产工作中,我们之所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采用了科学的方法,成功地应用了新技术,其中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此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技术发展司司长谢少锋表示。 加快化危为机 数字经济新动能崛起 疫情大考之下,数字经济新动能加速崛起,不仅为抗疫保驾护航,也在成为新经济增长点。基于数字经济的抗疫实践,已成为一些企业化危为机、踏上新经济风口的助推器。 苏宁近日启动315全民焕新节,2574场直播同步开启,超3000万人次在线观看,1小时内家电销售同比增长286%。其中,除菌、消毒类健康家电“热卖”。截至当日20时,干衣机、洗烘一体机销售环比增长超2059%,消毒柜、净水器等健康电器5分钟售出5万台。 直播带货的火爆只是一例。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生鲜电商每日优鲜日交易额约为平时的四倍;家乐福到家业务订单同比增长597%;贝壳找房首个VR售楼部开启,融创西安项目完成了10分钟内云销售1068套的记录;携程“景区云旅游”活动开放超过3000家景区的近7000条语音导览产品,活动仅开始一周时间使用人数增长超过600%。 受疫情影响一度遭遇“卖难”的农产品,也借助数字技术迅速打开市场通道。 农业农村部日前组织召开的农产品产销对接视频会商会,组织产销主体视频协商、网络签约,促成采购量5.035万吨,金额达3.358亿元。不少电商平台也致力推动更多农产品“触网”。2月10日,拼多多开通“抗疫助农”专区,截至3月27日中午12时,已累积售出滞销农产品4300万单,总计超过16.25万吨,覆盖23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说:“虽然疫情对传统消费和产业造成较大冲击,但压力下也蕴含巨大潜力和机遇,线上消费和智能经济爆发式增长,对冲了部分负面影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了新空间。” 事实上,以战“疫”为契机,数字经济力量更加彰显。目前,数字化正加速渗透至设计、生产、经营、服务等各个环节。协同办公、在线研发等软件加速推广,无人巡检、无人配送等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VR展厅、虚拟导览成为在线商务远程展示的重要手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司长伍浩表示,这次疫情让我们对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与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效益认识更深。“未来一段时期,数字经济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步伐将大大加快。” 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高质量发展步稳蹄疾 放眼全球,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的数字化变革,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营销管理,数字化已经渗透到产业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促进经济从主要依靠人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中国正将疫情冲击转化为经济转型动力,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加快撬动新基建引擎,激发新经济潜能,彰显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潜力。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预计达35万亿元,同比2018年增加3.7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5.4%。2016至2018年,数字经济连续3年维持20%以上的名义增速,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十余个百分点,为换挡阶段的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优化经济结构。数字经济是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步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 无论是技术的研发迭代,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都离不开创新大环境的“沃土”。当前,从微观端的模式创新、到中观端的产业更迭,再到宏观端的整体推进,正加速形成一个数字化赋能创新驱动的全链条、大生态。 近来,从中央部委到地方,频频出台支持举措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加大支持,壮大数字经济新业态,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加快上线上云,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生活服务业,支持发展共享用工平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加快培育一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数字经济产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培育更多的经济和就业新增长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型技术设施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光网城市,4G基站总规模达到548.8万个,行政村光纤通达率、4G通达率超过98%,网络规模全球领先,性能指标也名列前茅。疫情期间,新建的4G和5G基站超过6.3万个,进一步提升了网络能力。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研究课题组组长赵国栋看来,大型互联网平台、网络服务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经受住了考验,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疫情按下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进键。 目前,山东等多地正加快布局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持续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强化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和投资拉动作用。 专家指出,我国经济已经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把握机遇,顺势而为,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强,让中国经济更显韧性和潜力,让高质量发展成色更浓。
4月14日晚,一则央行数字货币DCEP在农业银行内测的“钱包”APP图片在网上广为流出,并传出DCEP即将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试点,以及5月份苏州相城区所属区级机关、事业单位和直属企业员工的交通补贴将部分以数字货币形式发放到其数字钱包的信息,随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发表声明予以证实。由此又引发了新的一轮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议论。有人发表文章称:告别纸币,人民币将迎来史诗级变革;央行数字货币,将重构传统金融业;人民币重磅升级,中国将领先数字货币世界;中国数字货币剑指美元霸权,将绕开由美国控制的SWIFT,建立自己的全球清算体系,有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有不少朋友询问我对此的看法。我认为,央行DCEP涉及货币形态、发行方式、账户管理、限额控制、银行功能、隐私保护、支付载体、结算办法等很多内容,其具体应用涉及的面极其广泛,清算速度和安全管理等要求非常高,需要由央行正式发布管理规定和实施细则,并相应修订人民银行法及人民币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会有一个试用期和正式启用日期,会给各个银行、支付公司等运营机构和各种应用场景数字货币收付参与者一个准备过程,人们现在不必对此过于紧张,更不必对各种脱离实际的猜测和演绎过于上心费脑。在此,基于央行官员披露的相关信息,以及货币和支付结算的基本逻辑,对央行DCEP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一、DCEP与法定货币的关系近些年来,“数字货币”的概念风起云涌,从完全去中心的网络内生加密数字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到与某种法定货币等值挂钩,但运用区块链等技术运行的网络数字“稳定币”,如USDT、GUSD等;再到设想与多种法定货币结构性挂钩,运用区块链技术等形成和运行无国界(超主权)网络“综合币”,如设想中的Libra、eSDR等,可谓层出不穷、花样不断。很多人认为,这将对国家法定货币乃至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极其深刻的冲击,甚至可能将其颠覆或取代。从2013年开始,很多国家的央行也高度关注数字货币,甚至着手研究和设计 “央行数字货币”(CBDC)。其中,中国央行从2014年即组建数字货币研究团队;2016年1月即宣布“争取早日推出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2019年7月开始,央行官员相继发声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目前正在组织市场机构参与系统开发和测试工作,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现在,数字货币正式开始测试,中国可能成为全世界率先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从2016年央行宣布争取早日推出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开始,本人就一再强调:比特币、以太币等完全去中心化的网络内生加密数字币,违反了货币发展的逻辑与规律,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并与国家法定货币并存共生,它们最多只能是在一定网络虚拟环境中使用的“虚拟币”或虚拟资产;“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必然是中心化的,不可能比照比特币、以太币的模式,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打造的去中心化央行货币;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运行两套法定货币体系(传统法定货币与新型数字货币),否则同样违反货币的本质与逻辑;所以,央行数字货币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电子版),并注重于改进货币管理与支付结算办法,提高货币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强化合规监控。(这方面可参照本人关于“准确看待和有效监管数字币”等相关文章,以及2019年8月24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央行数字货币落地运行的挑战”、今年2月4日在公众号上连载的《信用货币辨析》系列文章,特别是其中之三:“对各类‘数字货币’的基本判断”)。现在,央行已经明确,央行数字货币就是数字化的人民币。它就是人民币,而不是等同于人民币,更不是人民币之外新的一种货币;其与网络加密数字币、网络稳定币、网络综合币等根本不是一回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改变的是货币形态、发放方式和支付结算方式,在货币本身并没有颠覆性变革,变革最大的是货币的支付结算方式。正因如此,央行将其正式命名为“DCEP”,其中,“DC”是“DigitalCurrency”,即“数字货币”的英文缩写;“EP”则是 “Electronic Payment”,即“电子支付”的英文缩写,就是表明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更多的是货币的数字化和电子支付。作为数字化人民币,DCEP没有任何投资、收藏的价值。二、DCEP与人民币现金的关系央行官员披露,DCEP将注重M0(现金)替代,而不是替代M1、M2(实际上是银行存款),并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央行先把DCEP兑换给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避免对银行存贷款产生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过大的震动。由此,更严格地讲,DCEP实际上只是人民币现金的数字化,而不是所有人民币的数字化,因此,将其叫做“数字现金”应该更为恰当。要实现DCEP只是替代现金,而不是替代银行存款,就需要对“数字现金”与“实物现金”的总体规模进行控制,并且在扩大数字现金规模的同时,不断降低实物现金的比重。同时,应该鼓励社会成员优先用实物现金通过运营机构兑换成数字现金,运营机构则跟央行兑换数字现金。对用存款转入数字现金“钱包”则要设定限额,但对数字货币转回银行存款则不加限制。需要注意的是,DCEP是替代实物现金的数字现金,在功能和使用上具有很多现金的特性,但却不完全等同于实物现金。比如,实物现金具有物理载体和不同的面值、图案、发行年份,其中每张纸币还有自己的编号等,而数字货币则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只需要记录货币数额(到小数点后两位,即在“元”以下到“角”、“分”)即可。让人吃惊的是,近日网上传出的农业银行测试央行数字货币钱包APP的图像上,赫然显示着标有“中国人民银行”、面值“¥1.00”、编号“20200414191111”和毛泽东头像等的图案(见下图),似乎央行数字现金完全要比照实物现金,同样要有不同面值和图案、编号等,这大大超出本人的想象。我认为,这是对数字货币最大的误解,完全是画蛇添足,数字货币就应该只是数字,不应刻意模仿现金的具体形态进行设计。图为网上传出的农业银行测试央行数字货币钱包APP的图像同时,数字现金作为人民币的一种新的形态,可能没有在人民币管理条例中体现,推出DCEP前,需要相应修订管理条例。三、关于DCEP如何实现有限匿名货币从自然物质货币,发展到规制化金属货币,进一步发展到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再发展到纯粹的国家信用货币;从具有物理载体的有形货币(现金),发展到电子化的数字货币(存款、电子钱包等),其不断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力,就是要不断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严密合规监控。其中,由于现金存在印制和运行成本高、效率低、合规监管存在漏洞等问题,随着信息科技发展与合规要求的提高,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动货币的数字化(去现金化),资金收付更多的通过清算机构进行转账清算(而非现金清算)方式进行。这样,在货币总量中,现金的比重不断降低,现在基本上都降低到5%以下,中国已经降低到4%以内了。但高度的去现金化,又让很多人感觉每一笔货币收付都会有清算机构的记录可查,个人隐私受到很大影响,容易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有人认为需要在货币设计上寻求强化货币监管与保护个人隐私的平衡。基于此,央行在DCEP设计上,采取有限匿名的原则。可能的做法是:数字货币收付信息在运营机构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涉及钱包户名和收付金额,但在央行是完整的、真实的。这也就意味着运营机构的DCEP钱包只能是“影子账户”,只是连接央行和DCEP所有人的通道,只能办理DCEP钱包的充值和使用扣减、收款入账、存款转回等,不能知道其使用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交易对手和交易本身的信息。DCEP所有人在央行的账户才是“真实账户”,只要央行才能索取账户所有人完整的实名信息和交易信息,并用于反洗钱等货币监管等方面的工作。这样,发生DCEP收付时,相关信息需要同时发送收付款钱包管理的运营机构和央行,付款钱包管理的运营机构据以扣减钱包余额,并增加对央行的应付款项;收款钱包管理的运营机构则据以增加钱包余额,并增加对央行的应收款项;运营机构可每日汇总与央行进行DCEP的核对清算,央行相应调整对运营机构的DCEP往来款项和DCEP所有人相关账户的记录。由此,运营机构只能通过本机构DCEP钱包收付掌握钱包数额的变化,而不能知道交易对手的情况,只有央行才能掌握所有交易的完整情况。这样,央行就会打破传统上不对金融机构和财政部门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开立账户、办理具体业务的约束,这可能需要相应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需要强调的是,央行DCEP账户以及运营机构DCEP钱包,作为现金账户,只能办理收付,不能办理借贷、透支,也不能计付利息,因此,DCEP不应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同时要指出的是,有关“DCEP是央行发行的,是央行的负债,其信用比银行存款货币、支付机构的钱包货币都高”的说法也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在金属本位制下,纸币确实是发行人出具的、可以随时无条件向发行人兑换金属货币的债务证明,所以说货币是发行人(央行)的负债是没问题的。但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是通过购买储备物或投放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投放的,对货币投放机构而言,货币不再是其负债,因为投放机构不再承诺人们可以拿着其发行的货币向其兑换任何东西,根本不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债务属性。银行发放贷款等投放货币,本身更是银行的债权而非负债。实际上,信用货币是以国家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财富作为价值支撑,并以主权和法律保护其流通使用的货币,所以也被叫做“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指的是国家整体信用,而不再是央行或财政(政府)本身的信用。把货币说成是央行的负债,或者是以国家税收作为保障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有人将央行发行的货币(现金)叫做“央行货币”,把银行贷款转化的存款叫做“银行货币”,把支付机构电子钱包中的钱叫做“钱包货币”等,实际上这些叫法同样不够准确。现金、存款、钱包等,都是货币的表现形态,而不是货币本身,从货币角度,都是统一的法定货币。只是货币存放在央行、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后,才构成央行、商业银行、支付机构的负债,从负债角度看,才存在不同。四、关于DCEP“碰碰付”功能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将DCEP可以实现无网络的“碰碰付”作为一个不同于银行网银和支付机构移动支付的特殊亮点重点宣传,即DCEP可以像纸币收付一样,在网络信号不佳或没有信号情况下,只要两个装有DCEP钱包的手机“碰一碰”,即可完成其支付转账。这种“碰碰付”,也就是”双离线收付“功能,实际上并不是新的技术创新,而且由于存在与钱包管理的运营机构以及央行对账出现差错,容易出现一笔钱“多花”的风险,其使用也是有严苛条件和严格管理的,一般只能是很小金额内的收付才可使用,并要在规定时间内实现连线发送收付信息,并不是可以无条件广泛使用的。所以,不宜对离线收付过度夸张。必须强调,除实物现金外,其它所有形态的货币,都是建立在账户基础之上的,都必须保证账户收付记录的连续性、准确性。DCEP即使作为数字现金,也不再是实物现金,同样必须建立在账户基础上,不可能脱离账户直接办理收付。五、如何看待DCEP可能的作用和意义如果说央行DCEP只是数字化的人民币现金,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完全替代人民币现金(实物现金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存在,特别是在通讯条件落后地区更是如此),那么,现在很多关于DCEP的说法实在是过于夸张了。第一,DCEP可以替代部分现金,因此有利于降低现金印制和流通过程中的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增强合规监管,但不可能很快取代所有的现金,因此说“告别现金”,其实是言之过急了。第二,DCEP作为数字现金,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可能很低(目前流通中现金占货币总量的比重已经不足4%,作为部分替代现金的DCEP,规模将更加有限),所以,即使推出DCEP,至少短期内也不可能重构传统金融体系。实际上,央行DCEP的设计,很重要的就是要避免给现有金融体系带来很大冲击,并因此增加风险和成本。所以,不宜过于夸大其对金融体系,包括对支付公司的影响。第三,DCEP并不会像比特币一样完全是无需许可的无国界的区块链运行体系,不可能很快成为跨境国际支付清算体系,由此而认为可以建立自己的全球清算体系,有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甚至剑指美元霸权等,更是过于高估其功能了。第四,即使中国率先推出数字货币,是否能够奠定自己在数字货币领域的领先地位和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能否由此就使中国的数字货币成为全球的数字中心货币,完全取决于中国所运用的技术方案是否领先,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是否全球领先。实际上,如果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数字化的人民币DCEP同样很难成为国际数字货币的中心货币。第五,为实现DCEP有限匿名要求,一笔交易可能要同时将信息传送运营机构和央行,而且所传送的信息内容还有所不同,这在设计上会非常复杂、操作上可能成本要高于目前的银行网银或支付机构的手机支付,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并容易得到参与各方的欢迎值得关注。如果没有比较优势,是否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需要仔细斟酌。当然,如果央行DCEP只是从替代现金开始,在同一笔交易的信息同时传送运营机构和央行的运行比较稳定后,再进一步推动DCEP向替代银行存款延伸,从而形成“收付业务操作在运营机构,完整客户和交易信息在央行”的金融运作体系,所有货币收付转移的信息能第一时间就全部集中到央行,那将对央行货币监管及货币政策决策与有效实施提供巨大支持,央行DCEP的推出才真正具有极大意义。这可能才是DCEP真正的发展方向。六、对DCEP的期望以上只是根据目前所获得的相关信息提出的一些看法,可能与DCEP的实际情况有出入。所以,还是希望央行能尽快公布DCEP的设计白皮书,用官方权威说明消除社会上不必要的猜测和胡乱演绎,并提前考虑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也相信央行一定会在发布DCEP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之后,保留一定的过渡期,并加强宣传讲解和使用培训。经济学博士,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全药网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执行董事,Swift首任中国大陆董事,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CEO,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对货币金融、财务会计、风险管理、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化、期货及衍生品、金融监管体系、互联网金融、数字币与区块链等有深入研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造诣。来源:中国经济网(ID:ourcecn)
数字人民币正有序开展可控试点。继深圳市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之后,苏州市大规模的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也正式启动。活动将向符合条件的苏州市民发放2000万元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此次红包试点相较深圳试点不仅规模更大、参与银行更多,而且首次引入线上消费场景并开展离线钱包体验测试。业内人士建议,可进一步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银行范围以及丰富应用场景。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金管局正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研究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的技术测试,并作相应的技术准备。未来,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场景的应用值得期待。苏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4日晚间发布消息称,为深入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苏州市结合“双12苏州购物节”,在苏州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活动。活动将面向符合条件的苏州市民发放2000万元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每个红包金额为200元,红包数量共计10万个。“双12苏州购物节”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采取“摇号抽签”形式发放,抽签报名通道自12月5日0时正式开启,持续至12月6日24时。“约上了!几秒钟就搞定了。”在苏州政府机关工作的顾先生5日早上七点左右“抢”到了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的抽签名额,“这只是抽签,也就是登记成功了,还要等摇号结果才知道中没中签。”就在10月,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人民银行开展了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即向在深个人发放5万个共计1000万元“礼享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此次活动为数字人民币试点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公测”。截至活动结束,累计47573人领取了红包,占总中签人员的95.15%,使用红包支付的业务量62788笔,红包支付金额8764231.23元。相较深圳试点,此次苏州试点发放红包金额规模更大,使用范围更广。本次活动将选取整个苏州大市范围内已完成设备升级改造的商户和指定线上电商开展。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全市拟铺设可使用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的消费终端近万家,涵盖商场超市、日用零售、餐饮消费、生活服务等类别。苏州人民商场位于苏州古城核心区域,商场总经理助理谢雄飞说,这里400多家商户和收银人员的培训和机具已全部完成升级。“POS机主要是由银行进行远程在线升级,升级完成后,一体化收银设备用起来很方便。”他说。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试点中首次引入线上消费场景。京东商城支持市民在购买自营爆品时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成为试点中首个接入数字人民币的线上场景。另外,本次活动还将抽选部分民众参加离线钱包体验活动。所谓离线钱包体验,是指在无网或弱网条件下,用户进行交易或者转款时不连接后台系统,而是在钱包中验证用户身份、确认交易信息并进行支付的方式。“它(央行的数字货币)不需要网络就能支付,我们叫做‘双离线支付’,指收支双方离线也能进行支付。只要手机有电,哪怕整个网络都断了也可以实现支付。”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此前表示。“引入线上场景和测试‘双离线支付’都非常重要。线上场景的扩展更有利于数字人民币未来进一步推广和运用;而离线支付是数字人民币区别于其他移动支付手段的特征之一,更能凸显其优势。”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在苏州地区开展的此次活动,只是数字人民币研发过程中一次常规性测试,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根据官方表态,数字人民币推出尚无时间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撰文指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有序开展可控试点,健全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目前,数字人民币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以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董希淼表示,可有序扩大试点测试城市,一方面可增加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在内的京津冀、长三角等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另一方面可增加兰州、乌鲁木齐、拉萨等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西部城市。他还表示,也可适当扩大测试银行范围,将参与测试的银行扩大到全部六家大型商业银行之余,选择一些中小银行参与。下一步,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也有望进一步丰富。根据官方披露的信息,截至2020年8月底,全国共落地试点场景6700多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与多家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进建设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生态体系。这些机构包括京东数科、滴滴出行、国网雄安金融科技集团以及拉卡拉等。“可进一步丰富测试场景,大力加强与各方合作,加快数字人民币功能创新,丰富线上、线下场景应用,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董希淼表示。未来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场景的应用也值得期待。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最新撰文称,当前,金管局正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研究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的技术测试,并作相应的技术准备。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在香港地区的使用已十分常见,数字人民币定位于流通中的现金,其使用会为两地游客带来更大便利。虽然数字人民币推出尚无时间表,但相信它将来会为需要进行跨境零售消费的两地居民提供更多的支付方式选项。数字人民币钱包可以不用绑定银行卡,具有更高的开放性。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用于跨境支付时,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商业银行的中介功能。理论上,境外用户可以在不具备境内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拥有和使用数字人民币。如果境外商家有数字人民币钱包,境内用户出国后可以直接使用数字人民币。(记者 张莫 潘晔 王惠民)
中国互联网发展在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网络惠民等方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有力推动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网民人数超9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65%,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10亿……不久前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发展在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网络惠民等方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有力推动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发展迅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97年,全国上网的计算机不到30万台,用户仅60多万。今天,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行政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互联网不仅连接触手可及,使用也更加便捷。20多年前,大多数网民通过拨号上网,甚至要懂专门的程序语言,如今,从陆地边陲到千里海岛,网络信号全天候覆盖。“信息高速公路”的延伸,及其催生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极大降低了网络的使用门槛:西南山区的农民,在直播平台上卖起了家乡的土特产;天各一方的亲人,通过手机应用视频聊天;足不出户的老人,学会了网上下单购物。这些以往认为遥不可及的场景,已是稀松平常。 随着“互联网+”加速与产业融合,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引擎。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1.3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占GDP的比重达34.8%。新技术的加速应用,催生了新的产业形态,有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疫情防控中,在线教育、在线问诊、网络视频、网络购物、网络音乐等应用的快速增长,充分展现了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很多数字企业抓住这一契机,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加快数字技术应用等,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 互联网带来开放、互惠、共享。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把网络基础设施修进深山、架上高原;科研人员帮老年人、视障者等信息时代的特殊群体开发软件,指导他们上网。眼下,互联网向智能时代跨越,为建设网络强国提供了技术支撑。5G与教育融合,高清、流畅的通信支持,使偏远山区的孩子能够共享大都市教育资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将手语翻译成文字,聋哑人有了交流沟通的便捷桥梁。而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当前难以覆盖的“网络盲区”也有望进一步消除,更多人将享受到智能时代的普惠服务。 新基建驱动下,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更新迭代加速,亟待相关行业抓住机遇,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比如,疫情防控期间,网络零售激活了农村消费,未来如何更好完善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网购基础设施,从而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移动支付更加普及,推动线上线下联动的消费新场景更加丰富,能否进一步拓展在线餐饮、在线旅游、在线家政等网络服务,持续扩大数字消费的边界?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发挥了“数字政府”的作用,能否将好经验加以总结和提炼?等等,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无远弗届的力量,为人们带来更多获得感。不久前的一次读书分享活动上,一名盲人按摩师在线分享了她听一本旅行书的心得。她说自己被祖国大江南北美景深深吸引,以后想去海南,在海边的客栈住上一晚,伴着涛声入梦。互联网无障碍技术,帮助更多人拥抱大千世界,实现心中理想,而这,也正是互联网发展的题中之义。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以下简称“数研所”)与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商务”)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研究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中线上线下支付场景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双方将结合银联商务的现有业务场景,基于数字人民币特性和钱包生态体系,共同研究拓展数字人民币的产品功能和应用范围,促进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建设。银联商务表示,公司将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积极配合数研所,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各项要求,切实提升支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助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过去美国人靠3亿人的内需撬动了世界经济,未来是中国14亿人口的内需会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9月15日上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第三届重庆智博会上发表视频演讲时表示。 在9分钟的马云演讲之中,共提及数字化16次,他表示,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让中国内需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的14亿人口内需远远没有被发掘,因为内需消费不仅仅是富人的消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可持续的内需力量。而发展数字经济能够凝聚这股强大的内需力量。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让中国内需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他表示,中国三四五线城市有巨大的市场和潜力,一定要找到300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和100个300万人口的城市,对这些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这些城市数字消费的发展,将是撬动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马云称今年的新冠疫情让每个企业都必须思考数字化的升级,将大大加速全球数字化的进程,本来可能需要三五十年才能完成,现在很可能缩短到一二十年,“这次疫情正在把很多原来的应急技术变成日常技术,这是一次巨大的机遇,在所有的我们面临的不确定当中,数字化是我们现在最确定的巨大机遇。” 同时,他认为未来很多制造业的岗位会被数字科技替代,创造就业的主力将转向数字时代的服务业和金融业;未来传统出口方式会被数字化跨境贸易取代;金融体系也会由人找钱转变为钱找人。 最后他特别强调了教育,他认为,当今中国的教育迫切需要做出改变,不能再用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方式教育孩子,因为在制造业上,人类竞争不过机器,需要面向未来,面向数字化时代新的教育方式。 以下是马云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和朋友们,大家好! 过去这一年很不寻常,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疫情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今天所有巨大的不确定当中,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数字化的趋势没有改变。数字化以前只是让一些企业活得更好,而今天是企业活下去的关键。 数字化的进程本来可能需要三五十年才能完成,现在却被大大的加速,这个过程很可能缩短到一二十年。在所有的我们面临的不确定当中,数字化是我们现在最确定的巨大机遇。所以今天重庆召开这次智能大会,大家讨论智能技术的机会对未来意义重大。 在数字技术应用创新上面,这两年重庆已经是一座领跑的城市,我记得去年重庆已经使用无人驾驶的船只在长江上的巡逻,今年听说重庆开始用数字技术治理高空的抛物,我想过去重庆是缘水而建,因水而繁荣,我相信未来的重庆一定是因为数据而繁荣,因为未来的城市的发展就看谁的数据更丰富,谁的计算更快,谁能够真正理解数据,保护好数据的安全和隐私,用好数据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类全面进入数据时代的标志是传统行业大规模的受益于数字技术的转型升级。今天每个企业必须思考数字化的升级,毕竟之前中国的街边小店有能力在线上运营的不到20%,疫情以后,发生了一两个月以内,几十万的街边夫妻小店开通了外卖服务。线上的外卖不是目的,能够有能力在线上做买卖,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夫妻小店触及了数字化的生产力,开始利用先进技术改造自己的传统行业。 过去是电子商务,今天农业、物流业、服务业等所有行业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用数字技术加大研发来降低企业的推广成本、渠道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每一个传统行业都有机会变成技术驱动的现代行业。 这次疫情正在把很多原来的应急技术变成日常技术,这是一次巨大的机遇。数字化的进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互联网企业,而是用互联网改造自己的企业。所以我也想告诉那些天使投资也好,风险投资也好,那些PE不要仅仅把目光放在互联网公司上,不要放在互联网的题材上面,而未来真正的机会是那些用新技术改变自己的传统行业。 传统制造业一旦与新技术结合可以非常先进,反而是互联行业的领先企业其实非常容易被颠覆被推翻。事实上未来不会有一个行业就叫互联网行业,因为所有的行业都会用上互联网的技术,传统行业和未来行业的唯一区别是有没有用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来改变自己。未来10年,最确定发展的一定是利用好数字技术、提升自身的传统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今天很多地方都在讲数字化,都认为自己在做数字化,但我发现很多地方其实不是真正的数字化,而是IT和信息化。当然IT和信息化固然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也听有些人讲了5G,但是我们不能把5G仅仅等同于一个通信的技术,通信技术只是5G最初始的一个应用而已,占的比重不会超过5%。 就像电刚发明的时候,人们认为用上了电灯,这就是电。但是电灯只是电的一个最早的应用,电力给人类带来的想象力空间远远不止于电灯,真正的5G时代是万物互联的时代,是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的时代,是供应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面数字化,是人类全面进入IoT物联网的时代。所以过去我们看一家企业的规模,我们看它的用电量,今后我们要看它的数据使用量,看他动用了多少万物互联网的数据,看数据在多大程度上驱动了生产驱动的管理驱动的市场。 过去的制造业的技术投入是在设备上的投入,流水线上的,现在是在数字化流程的改造,数字技术和人才的投入是在产品的数字化改造上进行投入。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流水线,但是未来的服装工厂接1万件衣服的订单,这不是能力,能接一件衣服的订单才是真正的能力。 中国是出口大国,我们传统的外贸出口方式会受阻。但是数字化跨境业务已经迅速蓬勃了起来,未来的跨境贸易也是建立在全球支付、全球物流,还有数字化通关等新的基础设施之上,不是跨国公司和集装箱,而是中小企业和小包裹。过去天上飞的以客机为主,未来很可能天上飞的飞机大部分都是货机。 数字化会真正撬动中国的内需,我们14亿人口的内需远远没有被发掘,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让中国内需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过去美国人靠3亿人的内需撬动了世界经济,未来是中国14亿人口的内需会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内需消费不仅仅是富人的消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可持续的内需力量。互联网的数字经济正在凝聚着这种强大的内需力量,中国三四五线城市有巨大的市场和潜力,我们一定要找到300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和100个300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改造、数字消费的发展就是撬动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因为数字技术未来制造业很多岗位肯定会被机器所取代,将来创造就业的主力不会是制造业,而是数字时代的服务业,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离不开金融业的发展。 过去的金融体系是人找钱,企业找钱,而新金融的体系让钱找人钱去找企业,找好企业,而做到这一切核心是要靠智能、靠大数据,靠云计算和区块链。今天很多地方都贴上了区块链的标签,其实和真正的区块链关系不大,区块链是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解决方案。今天的比特币也许是泡沫,但区块链肯定不是泡沫。 最后我想面对未来的巨大变革,今天最迫切需要做出改革和改变的是我们的教育。中国现在每年不到1400万新生儿童,这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脑矿,他们的教育方式决定了国家社会的未来。继续用工业时代的方法去教育今天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未来将竞争不过机器。今天的教育方式是为了适应工业化流水线生产而建立的,而我们需要面向数字时代的新的教育方式,需要面向未来的教育。今天我们面临经济社会技术的巨变,就像我们的飞机正在突破云层的颠簸期,只要坚定方向信念和行动就一定能应对挑战,把握机遇,谢谢大家。(完)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9月21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央决定设立新一批自贸试验区,在自贸试验区努力探索更高水平自主开放,彰显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坚定决心。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容,目的就是要通过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探索,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推动加快形成发展的新格局。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实施7年来,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锐意进取、大胆探索,累计到今天已经形成了260项制度创新成果,面向全国复制推广,取得显著成效。 王受文表示,4个新设自贸试验区或者扩区,会实现京津冀的全覆盖,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实现了长三角全覆盖,有利于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叠加了中部崛起等国家发展战略,有利于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打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其次,将有利于进一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王受文表示,在这4个地区新设或者扩区,将通过科技创新从源头上补链、强链,依靠产业链集成创新进一步稳链、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先进性、稳定性和竞争力,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将会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做出有益的探索。 此外,也将有利于进一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王受文介绍称,4个省市外向型经济基础相对比较好,增长也比较快,去年4个省市加在一起利用外资占全国的21.4%,进出口额占全国的21.7%。这4个地方新设或者扩区,可利用这4个省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比较良好的特点,进一步释放巨大的潜力和发展动能,有助于探索在新形势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晋柏表示,北京是全球信息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拥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和庞大的市场应用基础。2019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超过50%,居全国首位。《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将通过增强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鼓励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探索建设国际信息产业和数字贸易港三方面近20项措施,开展高水平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先行先试改革。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何报翔介绍称,湖南自贸试验区将服务国家战略、聚焦湖南特色、发挥片区优势,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推动实现“一产业、一园区、一走廊”的三大特色战略定位。具体来看,“一产业”是指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一园区”是指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一走廊”是指打造联通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投资贸易走廊。 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章曦介绍称,近年来,安徽一直把创新作为加快发展的最大政策、最大动力,正在成为吸引新产业的“强磁场”、新技术的“培育场”和新模式的“试验场”,安徽自贸试验区将继续下好创新先手棋,提升安徽创新馆运营水平,积极探索“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加快构建一体化科技的大市场。积极探索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科技交易合作机制,着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朱从玖介绍称,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区之后,将聚焦五大功能定位,不断加强改革攻坚。一是打造以油气为核心的大宗商品资源配置基地,聚焦能源和粮食安全,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和油气储运基地、全球一流的石化炼化一体化中心和海事服务基地,成为我国大宗商品跨境贸易人民币国际化示范区。二是打造新型国际贸易中心,重点发挥宁波、杭州、义乌在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易货贸易等新型贸易优势,全力拓展新的国际贸易领域。三是打造国际航运与物流枢纽,大力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联动发展,支持全球智能物流枢纽建设,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指数、快递物流指数等成为全球航运物流的风向标。四是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规则、标准研究和实践,全面拓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生活新服务等领域。五是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主要围绕新材料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建立关键零部件国际国内双回路供应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