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到经济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以内循环为主非但不是要封闭运行，而是对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是要通过繁荣国内经济“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让全球分享中国释放庞大内需的红利，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正反馈。实际上，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大，中国自己也就越受益。 近期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了很多讨论。如何理解两个循环之间的关系，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是什么，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本文结合主流经济学思维的演变做一些探讨。 近期，“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越发成为资本市场热议的焦点。市场对这个新提法十分关注，但也存在诸多的认识分歧，譬如内、外循环的含义与两者之间如何互动？如何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逻辑联系？在本文中，我们将结合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新挑战，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经济循环与两大思想流派 经济活动可以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所谓经济循环大致可以理解为这四个关联环节的循环往复。其中，生产和消费是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代表经济的供给能力和最终需求，对这两个环节关系的认识不同衍生出了经济学的两大对立流派。 一个视角是供给和需求总量的平衡。凯恩斯经济学认为生产和消费无法自动匹配，经济无法自动实现四个阶段的循环往复。由此宏观政策有必要对整体的供、求平衡进行干预，现代的逆周期调节政策框架基本上就是建构在这种总量平衡的理念之上的。由于凯恩斯主义主要从总量视角阐述“量的循环”逻辑，因此通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GDP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支出法角度看，GDP可以拆解成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其中国内投资和消费等内需通常被看做是内循环，净出口对应的外需通常被看成是外循环。 与宏观经济学相对的是微观经济学，其思想根源是远早于凯恩斯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对于供求问题的经典阐述是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因此古典经济学不担心供需总量之间的循环不畅，而是关注如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升经济的供给能力上。古典经济学对“质的循环”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个理念上，即市场竞争引导资源在供给（生产）的不同环节有效配置。按照这个逻辑，内循环方面，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有助提升效率；对于外循环，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协作有助于提升整体的生产效率。在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外循环比较初级，主要体现为最终消费品的国际贸易，伴随着技术进步、运输成本下降等因素，国际间的分工日益细化、产业内贸易大量出现，外循环逐步升级到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形态。 虽然学术领域存在两大思想流派的对立，但真实经济的循环中，量与质的关系远没有那么割裂，而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例如，长期失业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意味着总量循环持续不畅可能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出口扩张外需和通过地产刺激内需，似乎在总量循环方面可以相互替代，但它们在质的循环方面具有截然相反的含义。因此，在讨论真实世界的经济循环时，需要兼顾循环的质与量。 更重要的是，理论是灰色的，现实之树常青。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对错之分，只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应运而生”。1930年代大萧条之前，古典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大萧条暴露了供求难以自动平衡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引发了大家对政府过度干预的反思，主张自由竞争的新古典综合派成为主流经济学，基于国际分工的全球化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 从实践驱动理论变革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又处在一个需要反思经济思想的十字路口，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化的产能缺陷，正在引发人们对供应链安全的反思。这和100年前很相似，1918年大流感的爆发，以及随后出现的国际贸易冲突，都让当时的“全球化”一度倒退，1930年代的大萧条更是将对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思想的反思推向高峰，卡莱斯基理论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量的循环：扩大消费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卡莱斯基的四种增长模式与扩大消费 在国际贸易受阻的环境下，卡莱斯基于20世纪30、40年代提出了自己对如何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思考。从量的循环角度，他提出了四种增长模式：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扩大财政支出；使用低利率或减税政策支持投资；社会分配要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以消费驱动增长。这样一种反思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明显具有结构性改革的含义，卡莱斯基主张通过二次分配等方式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以驱动经济增长。 反思我们过去四十年，中国几乎已经将前三种增长模式发挥到极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主要靠出口拉动增长，随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工人工资增长、汇率升值压力增大，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小。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开始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刺激私人部门投资，伴以基建为主的财政支出扩张，这导致房价飞涨、财产性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断累积，宏观杠杆率急剧上升。 当下，前三种增长模式日益举步维艰，我们又遭受了百年罕见的新冠肺炎冲击。与SARS相比，新冠肺炎传染性很强、容易反复，意味着在后疫情时期各国经济即便走向复苏阶段，也面临需求复苏慢于供给复苏的态势，这对已经受储蓄过剩困扰的全球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种背景下，对大型经济体而言，依靠贸易顺差化解储蓄过剩是不现实的，需要扩大内需。 与此同时，从卡莱斯基理论来看，上述三种增长模式举步维艰恰恰是为增加工资在分配中的比例以实现消费驱动提供了潜力。比如出口拉动的驱动方式，往往需要压低工人工资以提高产品竞争力；而基建推动型的财政扩张必然强化了政府在收入分配的中比例；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也会挤出居民的其他消费。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之前的增长范式都在抑制中国的消费潜能，这为实际工资上涨、拉动消费提供了巨大空间。 促进消费的短、中、长期政策探讨：有所为，有所不为 着眼于当下，新冠疫情给传统的宏观政策的传导效率带来新的挑战。相对于损失可预测、可量化的风险而言，新冠病毒带来的更多是损失不可预测、不可量化的不确定性。疫情演变、经济影响、政策应对都存在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抑制私人部门当下的消费和实体投资。常规货币政策（降息降准）、非常规货币政策（QE与前瞻指引）都难以消除过剩储蓄和流动性陷阱，而且容易带来金融风险，基建投资等传统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也会减弱。因此，扩内需需要打破惯性思维，可以考虑针对疫情的非常规财政政策，尽可能消除不确定性，增加消费和投资的动机。 Arrow-Debreu证券是该方面举措的一个较好的模型，通过在不同状态下兑现不同承诺，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蓄，平滑跨期消费、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从具体举措来看，政府可以通过在还款条件中嵌入与疫情发展或经济恢复程度相对应的帮扶承诺，达到降低不确定性的目的。从具体工具来看，可以是央行准财政性质的再贷款（政府承担风险）、而非信贷性质的再贷款（银行承担风险），也可以是财政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损失担责。比如，在家庭购车或企业投资时，政府可以承诺，如果一定时间后病毒感染人数仍处于某一高位的话，借贷者可以暂停还本付息；再比如，政府承诺借贷者可以按未来各期收入的比例偿还贷款。这些举措可以降低私人部门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刺激当下的消费或投资[1]。临时性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比如临时性降低增值税（一年后恢复）提升消费者对未来的价格上涨预期，有时效性的非必需品消费券，都可以起到激发当下消费的作用。[2] 强调扩大内需和内循环为主，还有一个中周期平衡，也就是金融周期的视角。近期财政和货币等宏观政策在两个维度上的导向值得关注，一是横向方面注重结构影响，精准滴灌，引导社会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关键是保民生、保就业，二是纵向方面强调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避免短期需求刺激以加剧中长期失衡为代价。这两个维度都要求坚持房住不炒，扩大内需不能靠拉动房地产需求，因为房价和信用相互促进，短期看起来似乎扩大了内需，但高杠杆风险不可持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大衰退，一个重要教训是非政府部门的杠杆是不稳定的，非政府部门过度加杠杆意味着整个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日益累积。在延长金融周期的情况下实现投资增长，恰恰意味着非政府部门需要持续加杠杆。以非政府实体部门的宏观杠杆率为例，中国由2008年的112%大幅攀升至2019年的205%，同期美国则由168%下降至150%。 金融周期还加剧贫富分化，抑制消费，从而降低了需求扩张的可持续性。因此，在当下如果将扩大内需简单理解为过去常见的、投资主导的逆周期调节，理解为依靠房地产和信贷扩张拉动需求，则与“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的理念相背离。 最后，在传统的逆周期调节之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长期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放管服增加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直接融资以降低对信贷的依赖，金融让利，加快落实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尤其重要：（1）限制垄断、鼓励竞争，继续推进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发展；（2）百年不遇的疫情在经济层面的冲击并不平衡，接触型经济、劳动密集经济、低收入阶层受到的影响更大，需要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特别是针对疫情冲击的救助；（3）进一步推动增值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流转税税负；（4）过去十几年中国财富基尼系数快速攀升，背后是房价和信贷相互促进带来的金融顺周期性的影响，存量资产取代流量收入越发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推动力，是扩大内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合理制定减免范围的基础上，推进开征房产税。 质的循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新冠疫情暴露外循环风险 如前所述，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看，出口只是一个扩张总需求的量化管理方式，但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看，出口有更多质的含义。如果出口占GDP的比重比较高，则意味着这个经济体深度参与了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协作。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促进企业提升生产效率，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通过出口加入全球产业链通常会带来知识转移，有助于缩短与先进企业的技术差距；虽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企业都可以通过出口提升效率，但对新兴经济体效率提升的作用更显著。[3] 经济体的规模对于这个占比的大小可能有重要影响。比方说新加坡、韩国等中小经济体，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是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贸易格局上形成大进大出，在促进了全球分工更加精细化的同时，也形成了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高度依赖。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发展两头在外、来料加工贸易时，也有类似的效果。 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中国不只是参与了全球分工，而且是深度重塑了全球产业链。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制造业产能最大的国家，中国不只是像中小经济体那样单向依赖全球产业链，世界也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制造业产能。例如，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上半年包括口罩在内的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长了32%。相比于其他大型经济体而言，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较高，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角色。 新冠疫情作为一种来自于自然的不可抗力，暴露了全球化下各国本土化产能裕度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些短缺的供给恰是应对自然灾害必需品的情况下，更增加各国对内循环的重视。这样一种动向可能会促使生产和消费的空间联系增加，全球产业链面临缩短的风险，这对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的供给侧的外循环带来挑战。因此，从新冠疫情所暴露的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看，此时强调内循环也是合理性的。 质的循环要求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但从“质的循环”角度看，有个数据值得重视。以2017年海外营收占一级行业上市公司总营收的比重为例，前两位依次是电子元器件40%、家电35%，与此同时，房地产、石油石化、非银金融、电力及公用事业、煤炭、银行等行业上市公司的海外营收占比分别位列倒数1-6名。前两位外需占比较高的行业是高科技或优秀制造企业的代表，后面六个内需占比较高的行业则是金融周期的直接受益者或者制度性垄断行业。研究表明，对于内需主导的行业而言，由于面临的竞争环境远不如出口型企业激烈，非出口型企业的效率通常要低于出口型企业。[4] 国际经验也表明，外部融资依赖度高且抵押品较少的制造业，在地产与金融业过度扩张时期受到挤压较多。[5]这些行业主要包括制药、计算机、航空航天、通讯设备。同时，地产与金融业过度扩张会挤占优秀人才资源，造成R&D密集型行业人才流失，拖累全要素生产率下行；此外R&D密集型行业优秀人才机会成本上升，企业偏向从事低生产率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拖累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下行。R&D密集型行业主要包括计算机、医疗器械、航空航天等。因此，作为一种典型的不可贸易品，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泡沫经济过度发展，会通过抑制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由于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通常低于贸易部门，因此如果将内循环理解为仅仅依靠内需、封闭起来运行，它对中国经济的真正打击并不只是损失多少个百分点的外需和GDP，而是丧失了一个提升循环质量的重要源泉。因此，当前背景下提出内循环为主的命题，凸显了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国内市场竞争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对内应进一步放松管制，打破行业准入的制度性壁垒，推进国企改革、实施竞争中性，通过强化内部竞争提升效率；对外需要同时促进出口和进口，保持通过外部竞争推动供给侧效率提升的渠道。 数字经济：质、量并举，“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 如前所述，由于经济循环同时具有质和量两个属性，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通过促消费来扩大内需，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并行不悖的，在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重视“双循环相互促进”。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数字经济为主的新经济时代，新冠疫情对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拓展，促进了以无接触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发展。 通常而言，在线互动的效果可能没有面对面互动那么好，但疫情下的大隔离导致人和人当面互动的成本大幅上升，使得疫情时期转为在线、转为无接触经济具有了较高的性价比。这次疫情把数字技术的潜能显性化了，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在线互动、远程互动的成本不断下降，意味着数字经济应用的范围、广度和深度将不断增加，即便在疫后也有可能对接触式经济形成替代。因此，着眼于后疫情时期，从质、量并举去理解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尤其需要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数字经济下的内外循环新机遇 新卡莱斯基学派的理论贡献，不只是在于认为实际工资上升，可以导致消费需求增加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他们还发现当经济中存在剩余生产潜能时，企业针对需求增长时的最优反应是增加生产，而不是提高产品价格，这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而进行新的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数字经济恰恰因为数据生产要素复制成本低，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从而可以产生较大的低成本的剩余产能，从而刺激新基建投资。 不过，从量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初次分配层面改善了劳动者收入，有利于扩大消费，增强内循环的动能。中国和美国虽然都是数字经济大国，但在需求和供给侧均存在显著不同。需求侧看，人口总体规模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红利，中国大城市数量多、人口密度高、网络效应大，比如在中国送外卖有规模效应，而在美国送外卖的收益和成本难以匹配；供给侧看，美国劳动力成本贵，投资更多是替代劳动力的模式；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投向更多是与劳动力互补的模式。 传统理论认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劳动者工资是降低的。很多人用这个解释为何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但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似乎对这样的经验关系提出挑战，劳动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报酬是上升的，这是因为数字技术使得同一个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服务的客户增加。 简要来讲，美国发展的是资本友好型数字经济，中国数字经济则带有很强的劳动友好型特征，例如外卖、快递等数字经济下的新型就业机会，其收入往往超过传统制造业。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研究也显示，互联网使用对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有显著帮助。因此，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对过去几年中国收入差距缩小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助于促进消费。 从质的角度看：在内，从计算机到互联网、智能手机，再到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加速迭代更新和数据应用场景日益丰富，促使中国数字经济迎来大发展，数字产业化也就是新型商业模式尤其平台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也就是数字技术日益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方面，都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升。 在外，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向我们展示了疫后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强的广阔前景，改变了我们对于外循环是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的刻板印象，在制造业贸易面临供应链缩短的风险下，由数字经济带来的服务业可贸易化，有可能成为外循环的新动向，服务业贸易有望成为提升生产率的新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做，比方说传统贸易指标不能很好的衡量数字经济下的可贸易服务业，我们需要给予这些新兴的服务业贸易有针对性的分析和重视。 因此，在新经济时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同时提高经济循环的质与量，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过，与美国数字经济的硬技术特点相比，中国数字经济主要是在平台经济等商业模式上获得了快速发展。未来，中国要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补硬技术的短板，这就要求重视发展直接融资。因为新经济通常具有轻资产和初创时期风险较大等特点，风险偏好较低、资产抵押要求较高的间接融资并不能完全适应新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这个重任更多的需要直接融资来完成。 事实上，资本市场已经在今年的疫情中体现出了对数字经济的青睐。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即便在疫情诱发的股市大跌期间，那些为无接触经济、为数字经济服务的上市公司，股价表现胜过传统行业。除此之外，近期资本市场改革明显加快，诸如推进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深化退市制度变革、严厉打击虚假信息、打击造假行为，强化民事赔偿和刑事追责力度、落地中国版集体诉讼机制等，这些都有利于提升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风险定价效率，为资本市场更好的支撑新经济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 数字经济带来的两大挑战 首先、大数据资源的垄断问题。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虽然企业起步时需要大量投入以获得初始数据，不过一旦业务顺利展开，数字技术就会使数据成为生产过程的副产品。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下大数据采集、加工、储存与使用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与网络经济特性，也即伴随着参与主体数量的日益增多、主体间联系的日益广泛，单位数据生产成本将以更快速度下降、数据质量将以更快速度提升。这种特点决定了数字经济中的垄断企业，将凭借不断自我增强的大数据优势来实现行业垄断地位的不断固化和增强。对于潜在竞争者而言，这种由占据了大数据资源造成的进入壁垒，仅靠资金投入难以短时间突破。因此，近些年欧美频频对FANG等数字经济龙头发起反垄断调查。 其次、数据产权和数据主权问题。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产权的界定还存在模糊性。从个人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个人数据及处置、受益等产权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在经济利益之外的隐私权又应该如何保护？从国家的角度看，一国的数字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数据归属是否涉及到主权甚至是安全问题？以Facebook为例，根据2019年1季报披露，每天有15.6亿用户活跃在Facebook的社交平台上，每月有23.8亿用户频繁使用Facebook的网络产品，就人口和地域而言远远超出了一个主权国家覆盖的范围。以至于即便Facebook宣称Libra要挂钩美元，美国国会依旧对其抱有较为谨慎的态度，因为Facebook的大数据壁垒已经坚固到商业上难逢对手、甚至可以对公权力形成挑战的地步。此外，美国和印度近期对中国数字经济企业的不友好做法，固然存在政治层面的原因，也有可能开启全球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数据主权争议的新讨论。 最后，作为本文的总结，疫情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中国只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基本控制住了本土疫情的快速蔓延。但此后入境病例不断，舒兰、北京、大连等地出现的本土疫情反弹，也与海外病毒输入密切相关。这说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球性大国而言，我们没法在地球村独善其身。聚焦到经济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以内循环为主非但不是要封闭运行，而是对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是要通过繁荣国内经济“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让全球分享中国释放庞大内需的红利，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正反馈。实际上，作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大，中国自己也就越受益。 [1]．Joseph E． Stiglitz． Which Economic Stimulus Works？ Project syndicate． June 8， 2020． [2]．Francesco D‘Acunto， Daniel Hoang， Michael Weber． Unconventional fiscal policy to exit the COVID-19 crisis． VoxEU.org， 08 June 2020． [3]．Exporting and Productivity The importance of Reallocation（2001）；Does trade play a role in helping to explain productivity growth？（2017） [4]．An Analysis on the Exports，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Financial Access of Small and Medium Manufacturing Firms in Indonesia（2017） [5]．Why does financial sector growth crowd out real economic growth？（2015）
四大行内测数字货币 哪些场景有望“起飞” 记者 孟凡霞 刘四红 业内高度关注的数字货币再现新进展。继8月3日央行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指出将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后，8月6日，一则四大行大规模内测数字货币的消息再次引发市场躁动。针对此事，北京商报记者向央行方面进行求证，暂未获得进一步回应。不过，记者从接近银行的消息人士处印证了该消息的真实性，该人士称，从今年年中开始，数字货币研发测试已经开始呈现“加速度”发展。 多行内测落地场景 8月6日，有媒体报道称，数位国有大行人士表示，正在深圳等地大规模测试数字钱包应用，为数字货币正式落地进行测试准备。数字货币由央行牵头进行，各家银行此前数月正在就落地场景等进行测试。目前，部分大行内部员工已经开始使用，用于转账、缴费等场景。不过考虑到系统负荷等原因，目前还属于内测阶段。 这一消息也呼应了近期深圳为《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发布的《深圳市贯彻落实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其中便提到积极参与、支持、协调央行数字货币各个场景应用在深试点等系列措施任务。而近日央行在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中也指出，上半年已实现法定数字货币封闭试点顺利启动，下半年将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 “央行至少四次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作出要求，态度依次为‘扎实推进’‘加快推进’‘继续稳步推进’‘积极稳妥推进’。” 国盛证券区块链研究院宋嘉吉团队指出，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对数字货币的两次表态体现出：一方面，数字货币“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审慎处理推出前后的相关风险；另一方面，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当下，应当加快对数字货币的研发，以实现领先。 市场不会变化太大 “四大行大规模内测符合我们此前预期。”国盛证券区块链研究院宋嘉吉团队认为，接下来，数字人民币落地的关键看点主要在于三方面，即账户侧是否允许股份制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清算侧是否允许银联、网联参与，或是成立新的清算公司；以及商户侧是否收取支付服务费、是否招募服务商、是否发放新牌照，以及何方补贴商户和用户等多个问题仍值得关注。 “内测数字货币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便先后在多地进行数字货币封闭式内测，包括未来推出与大型商业银行挂钩的App，都是在原有数字货币设计的框架下不断优化其运行模式，从技术上进行功能的完善。”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联储证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李全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实测的重点不仅仅是对扫码消费、转账、提现、充值等应用场景的测试，更要测试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备数字货币推出后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 根据央行官员表态，推出数字货币有多重目的，包括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范洗钱风险、捍卫国家主权等。从目前内测情况来看，数字货币有望率先在哪些细分场景落地？又将如何影响大众生活？ 李全称，数字货币如果落地，很有可能从原有商业银行的传统消费、储蓄、投资类业务开始布局，聚焦于百姓的衣食住行，特别是在交水电费、煤气费、暖气费，或者是工资性所得的存款，或理财、基金定投等金融产品的投资等业务。但目前来看对百姓生活影响应该不大，随着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的模式日益普及，大众生活已经习惯于相关的交易方式，市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君则认为，数字货币有望率先在精准扶贫、财政补助、公共交通等细分场景率先落地。对于大众的生活是悄悄产生影响，老百姓可能会在无网络的情况下依然顺畅支付，出境旅游在某些地方也可以直接使用。 距推出仍有距离 针对数字货币的推出，央行透露的信息是，目前的试点测试，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此外，针对何时正式推出，央行曾多次强调尚没有时间表。在李全看来，尽管已大规模内测，但距离数字货币的推出还有一定距离，且对现有货币体系的框架及运行应该不会起到实质性影响。 陈文君则指出，数字货币距离正式大规模推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尽管内测消息很多，但主要是在逐步克服推行中的困难，尽管如此，大规模应用当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无电子设备人群的权益如何保护等。数字货币是供给侧改革，在需求侧，除了数字政务等场景，行业需求是否旺盛、大众是否愿意热捧数字货币都是难点和挑战。毕竟数字货币是全社会大流通的，需要各方的大力支持。 尽管数字货币落地仍面临若干现实问题与技术挑战，不过，在国盛证券区块链研究院宋嘉吉团队看来，“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加速落地可期。从当前中国央行数字货币正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试点，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与滴滴达成战略合作，此外数字货币研究所还与B站、美团等机构进行接洽等情况来看，数研所正通过商户为数字货币向C端服务铺路，尽管数字货币的推出仍然没有时间表，但试点动作仍有望加速。我们看好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对电子支付产业链的带动”。
记者获悉，8月7日，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与盒马鲜生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衢州共建数字农业示范区，一期面积达到1.1万亩，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盒马村。 盒马村是阿里巴巴数字农业基地的典型代表，产销提前对接的订单农业，打破农业生产、销售的信息壁垒。示范区建成之后，衢州将成为中国华东地区的数字化菜篮子，也将成为连接长三角、泛珠三角和海西经济区的数字农业重要节点和示范样本。届时，大量品质上乘、产量稳定的果蔬将向上海、杭州等城市持续供应。 具体来看，生产端，衢州将建设万亩水生蔬菜基地、富里万亩农田基地，用高科技体系和衢州的好山、好水、好土地，种出数字化的好田，打响衢州农产品的品牌；供应链端，建设盒马蔬菜加工、包装、配送基地，建立衢州到上海、杭州、宁波、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全程冷链物流配送体系，让衢州拥有辐射华东乃至全国的数字化供应链能力；销售端，盒马、天猫、淘宝、大润发等线上、线下平台全面对接，采用社区团购、直播等多种互联网销售形式。 农业示范区将建在衢州市衢江区，涵盖四大板块、八大基地，囊括蔬菜、水果等核心品类。目前，一期项目已开工，涉及两个乡镇、6个村，2650亩土地率先升级，为中国最大的盒马村打造基础。
题：《周子衡：美元数字化的难点在哪？》 作者 周子衡(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 7月22日，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发布了一封解释函，阐明了国家银行和联邦储蓄机构为客户提供加密货币托管服务的权利。该解释函适用于各种规模的国家银行和联邦储蓄机构，也同样适用于许多已经授权州银行或信托公司提供类似功能的州。 这标志着，美银行业参与加密资产运营的法律条件已经初步具备，通过托管将使得加密资产(密钥托管)账户体系与银行体系业务操作流程，即银行账户体系之间发生关联，进而为(所托管的)加密资产提供银行头寸的技术准备亦将完备。 7月24日，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拒绝驳回对一家地下比特币交易平台运营商无证从事资金划拨业务的刑事指控，主审法官BerylA.Howell在呈送特区法院的文件中指出，“货币泛指交换媒介、支付工具，或价值储藏，比特币正是这些。” 特区联邦法院没有给出关于“货币”的具体定义，只是基于《资金划拨法》做出认定。这一关于货币的界定虽然模糊，但无疑强化了强制许可经营和严厉打击洗钱等犯罪的司法力度。 联邦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之前便对利用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采取严厉措施，以应对美国贩毒、枪支和非法交易等资金的划付。 “上帝关上一扇门时，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果真如此吗？比较两则消息不难发现：银行业通过托管渗透进加密资产或加密货币交易已成趋向，因为托管意味着银行信用的介入，更标示着技术的接入，距离为加密资产交易提供银行头寸的全面融合已不遥远；另一方面，加密资产交易是数字网络社区活动，没有银行机构的参与，脱离了金融功能监管的范畴，因此由司法行政当局严厉管控。 简言之，加密资产在数字社区之内的确具有货币属性；在社区之外，加密资产只具有资产属性。 美元数字化的两套账户体系 交易媒介、支付手段、价值储藏，这三项货币功能是政治经济学时代的货币认识，局限于金属铸币的特质，已然不再适应现代货币体系。凯恩斯称：“现代货币是账户货币。”由此而言，银行账户体系所运行的是银行货币，其货币账户体系的功能有三：计价、记账和支付。 美元数字化，并非要打破既有美元的计价货币地位，两者之间旨在实现稳定的比例兑换关系。 由此，美元数字化，既指记账美元的数字化和支付美元的数字化，两者是“二而一”的问题；也指的是必须确立数字美元的账户体系，以别于银行美元的账户体系。 谁来建立数字美元的账户体系？银行美元账户体系并不能自行转换为数字美元账户体系，前者是柜台账户体系，依靠会计流程操作完成前中后台所支持的一系列账户活动；后者是数理账户体系，依靠程序驱动账户间的记账关系，且几乎没有所谓的会计时间，以绝对时间记账，没有隔夜安排，不作账期安排，时间上无缝覆盖。 这就表明，必须在银行账户体系之外建立数字账户体系。即便是美联储及商业银行体系创设数字美元，也必须在既有的银行账户体系之外，确立数字账户体系，依靠数字程序来驱动数字美元账户活动，实现其相应的记账、支付等功能。 加密货币或加密资产，不基于，也不外挂银行账户体系，而是基于自身的网络数字社区账户体系(下称“数字账户体系”)。在网络数字社区之内，它具有计价、记账和支付功能，亦即具有现代货币的基本特征。 那么，在网络数字社区之外，它是否具备货币属性？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超出”数字网络社区或在其之外的“加密货币活动”，所谓网络数字社区亦即程序驱动的场域所在。以货币监管者的立场来看，加密货币属性是加密资产，货币监管当局须获明确授权才可进入网络数字社区进行监管，而美联储等货币监管当局并没有相应的法案授权；此外，监管者也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手段。从打击货币犯罪的司法行政当局看来，他们可以判定数字账户体系的性质，而对其活动做严控、限制、打击，乃至取缔。 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美国将进一步强化加密资产或加密货币的透明度监管，并推进加密货币资产与银行货币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核心在于，为加密资产交易运营提供银行头寸的支持，使加密资产得以实现“数字社区之外的货币功能”。 美元数字化的两条路线：数字资产与数字支付 数字货币账户体系即便没有参与不法交易，也须取得相应的业务许可，以从事资金划付等业务。获得许可意味着被纳入银行货币的监管体系，更意味着银行头寸将给予其完备的支持。换言之，数字账户体系与银行美元账户体系的关系“正常化”，美元数字化的数字资产路线——银行美元头寸与数字资产之间可自由切换。 数字资产提升为数字美元，省却了银行体系再造数字账户体系的“麻烦”，有选择地“借用”部分加密资产，可以有效地开辟美元数字化的途径。这条路线比较适合美国银行机构体系的特质，也容易绕开繁复冗长的法律程序的“梗阻”，迅速满足社会经济数字化的货币需求。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数字账户体系的记账活动摆脱了银行记账体系，这就需要财税审计当局的认可。因此，美国财政货币监理署关于加密货币的银行托管的解释函，为开启美元数字化的“数字资产路线”提供了可能，做出了铺垫。 那么，借道数字资产实现美元数字化的路线，存在哪些问题？ 现实中，部分加密资产以美元计价，并将价格波动控制在一个有效的区间，这也就是所谓的“美元稳定币”。问题是，所谓的“稳定币”本质上并不稳定，兑换价的波动使得记账和支付功能弱化。 具体来看，数字美元与银行美元之间出现价差波动，单一美元记账就无法实现，出现部分数字美元记账、部分银行美元记账的状况。这就形成了“美元二元化”，进而使得支付复杂化。这说明，依托数字资产实现美元数字化，存在“货币二元化”的风险，并不是一条可靠的路线。 有没有绝对稳定的数字美元呢？即1：1的兑换比例，敞口供应的银行头寸。这意味着，以银行货币为基础发行数字美元，实现数字美元对银行美元的等额“挤出”。这种模式类似于中国的支付宝模式。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第三方支付牌照支持银行账户体系之外的网络数字账户体系；在美国，第三方支付牌照只支持类银行账户体系，没有更宽泛的应用范围。 那么，银行牌照本身能否直接支持数字账户？这就涉及银行机构体系的具体状况了。在中国，至少前五大商业银行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换言之，是全境覆盖的，这就意味着，一家商业银行接入数字支付，其他银行将被迫跟进，这就形成了商业银行体系整体性支持数字支付体系的基本格局。 与中国银行体系不同，美国、日本的银行机构体系并非全境覆盖，一家大型商业银行也不足以支持全境数字支付，需要其他多家商业银行共同加入，以支持全境数字支付。在日本，瑞穗银行启动了数字货币项目，但其数字支付难以获得其他银行的支持，监管部门也不给予其特殊支持，孤掌难鸣之态尽显。由此，美日等国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或商业银行机构并不能有效地发起或运行数字支付。 那么，能否越过商业银行等机构，由中央银行直接发行与运行数字美元？若此，美联储将直接确立数字账户体系，直接推行数字支付。这意味着中央银行的数字化将增加商业银行功能；也意味着将启动复杂冗长的法律程序，发起艰难的监管协调进程；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极大地侵夺商业银行机构体系的既有利益，甚至削弱商业银行体系的支付等既有功能，这些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谁才是美元数字化的推手 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元数字化的推手既可能来自美国，也可能来自国际；既可能来自监管当局，也可能来自被监管机构；既可能是金融机构，也可能是非金融机构。关键有二：能够建立并运行网络数字美元账户体系；能够有效地获得充沛的银行美元头寸。 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就能够推动美元数字化。 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现阶段美元数字化最多只是个“局部”现象，决定其扩张的基本动力是需求，特别是在既有的银行美元体系下无法获得满足而在数字美元条件下或可实现的“需求”。 美元数字化的现实推手，不是技术构想及其开发者，不是有意愿的监管当局，不是利益协调参与者。根本而言，决定美元数字化的基本力量是，现实的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需求”。这就是说，单纯依靠旧需求的数字化替代是不足以驱动美元数字化的，而必须发掘数字经济的新需求来实现。 从美国自身的数字经济发展来看，其美元数字化的动力是不足的，似乎加密资产或数字资产交易是唯一推动美元数字化的现实力量。这也是美货币监理署推动加密资产商业托管的目的。 从国际看，对于美元数字化可能带来的冲击，各监管当局或金融体系的立场主要有二：(1)美元数字化只是一种或然性冲击，而非现实的作用与影响，尚难作出有效的判定与评估；(2)数字美元或是摆脱银行美元约束的一类选项，抑或是强化美元国际地位的工具，要视数字美元的承载工具的具体情况而定。 总的来看，美元数字化的本土与国际两个策源地正在形成中，相较而言，主要还要看美本土数字化的总体进程，国际上美元数字化的创新尝试主要还是加密货币或稳定币模式，仍然是分散的、琐碎的，尚不足以汇聚成一种态势。 美元数字化的利与弊 美元数字化将开启“美元二元化”时代，亦即银行美元与数字美元的竞争与协作进程。究其原因，数字美元一定会挤出或替代部分银行美元，这可以理解为美元地位至少在短期内的削弱，亦可以理解为美元数字化的“摩擦成本”。 整体看，这个摩擦成本是美元体系所承受得起的，而具体看，这个摩擦成本并不是整体性的，更不是全局性的，往往是局部与具体的。 这就意味着，银行美元会出现数字化的“漏洞”，会流失掉一定的利益。问题是，这个“漏洞”或“破口”是不是可控的，谁来判定？具体来说，“可控”又是谁的策略目标？ 这些都取决于美元数字化的现实风险规模与水平，不论是来自市场方面的，还是来自监管政策方面的，美元数字化的风险仍是广泛存在的。这就决定了相关各方不会很快形成乃至宣示其各自的美元数字化立场。由此来看，美元数字化的总体进程仍将是渐进而非激进的，但其路径或线索或将趋于显现。 加密资产交易实现跨境支付是未来方向吗 一系列以数字货币命名的加密货币，即所谓的加密资产或数字资产，并非支付工具，更非跨境支付工具。作为资产，其价格的波动性是常态，这就决定了不能充当一般意义上的支付工具。由此，加密资产的一般持有动机，固化为谋求资产的保值或增值，是其他类型资产的替代选项，其价格的市场波动频繁、幅度不小，这就更容易影响其短期需求或长期持有。 另外就是，加密资产的变现一般通过所谓的数字货币交易所交易来实现，所谓加密货币的法币交易是必要的环节。这些决定了加密资产国际流转中的价格风险和效率风险。 简单说，数字资产作为跨境支付的便捷性很差，往往是出于规避监管的动机，以降低合规成本。严格说，加密资产是跨境资产流动的工具，而其充当跨境的支付工具并不便捷，且存在一定的风险，只是特定的“替代性选择”，不适宜作为常态化的跨境支付工具。 事实上，既有的银行跨境支付中，并不缺乏规避监管、降低合规成本的灰色“管道”，也有着相应的“需求”。监管当局往往对其采取严格的管控，这些灰色“管道”也往往做出一定的调整。 与其相较，数字资产只是部分替代的选择，其劣势在于，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银行头寸的支持，简单说就是数字资产的跨境变现渠道远不如银行支付便利。数字资产事实上充当了跨境支付中的一段“桥接”，两头仍然是银行支付，中间是数字资产的“交易”。因此，加密资产的国际流转只是局部性地替代了部分银行跨境支付，缺乏整体性替代的跨境支付流程，是附着在银行跨境支付上的“补丁”而已。 总之，以资产来参与支付活动，特别是跨境支付，并不能完全独立于银行账户活动，更不会自我形成一个有效的财务流程的“闭环”。即便是数字货币交易所强化其支付清算功能，依然受制于商业银行的货币头寸和财务流程。所谓“币币”交易自身不需要银行头寸的支持与安排，但是，仍然需要所谓“法币”交易来作相互的补充。 以资产的角度来看，全球私人财富仍主要集中在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两个方面。前者透明度低，监管要求弱；后者透明度高，监管要求强。私人银行业务主要立足于确保客户的匿名保护。数字资产交易需求能够挤占部分私人银行业务需求，但是，并没有改变私人银行业务的总体机构和需求走向。 数字支付平台不排斥跨境支付 脸书(Facebook)推出Libra，在创建数字货币和确立数字支付两个方向上，起初是有所犹豫的，但他们很快发现，两者是不可兼得的，需要有所取舍。经过白皮书和两次听证会，脸书最终明确谋求全球跨境数字支付的发展路线，并以锚定美元来谋求稳定而可靠的商业银行头寸的支持，以及监管当局的“宽容”。 作为单一币种美元的稳定币，Libra在性质上仍是数字资产，但它无需依靠交易所模式，这是一个巨大进步。这也有类似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的特征了，然而，后两者并非是“数字资产”，而首先以“支付工具”来定位，进而“矮化”为“支付指令”。 这种看似简单而模糊的策略很好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商业银行头寸的包容性支持，财务账户体系的有效兼容对接；二是监管当局的包容性监管，其财务流程操作是透明的，可以实施有效监管的。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跨境支付方面的状况如何？作为两大网络数字支付商，跨境支付并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也不存在操作上的阻碍，监管也不是主要问题，其主要问题仍然是商业银行的头寸支持问题。 比如，日本和加拿大的居民能够开立微信账户，但当地商业银行不开放账户端口，那么两国居民微信支付的本币货币来源就成了阻碍，使用人民币充值也需要当地人民币业务账户端口的接入。 如果日本、加拿大的数字支付账户体系不接入商业银行账户端口，而直接从既有账户体系内“余额调剂”呢？这当然可以。这就意味着，微信支付账户体系内的余额要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增长，以满足国际账户方面的支付需求。 在纽约法拉盛华人社区，就出现了美元充值支付宝与微信账户的交易活动，有了市场需求，银行头寸的安排有着各种各样的解决途径。问题是，从银行监管等视角来看，并没有发生跨境的银行支付，往往是所谓的“平行操作”，即美国当地发生了美元流动，中国当地发生了人民币流动，虽然两者之间存在映射性关联，但没有发生所谓的资金跨境。 跨境支付需要银行头寸 在商业银行资金国际划付的操作中，通过“平行操作”作为银行头寸安排并不罕见。对此，监管当局往往严厉管控，要求其业务的真实性和一致性，以杜绝规避监管。但因长期存在市场需求，这种平行操作的安排屡禁不止、日趋隐蔽。 网络数字账户体系直接间接地参与跨境支付领域，是否形成了监管漏洞？以银行监管的视角来看，这个过程并没有发生国际汇兑或跨境支付；从数字支付平台的立场看，这部分数字支付账户活动的性质也难以判定。即便从总的结构上，或可在后台发现涉及境外数字支付账户的活跃频次、规模总量等，但没有干预的依据和手段。具体来说，数字支付商很难干预具体某一笔的支付活动是否合规，其证据取得和干预依据往往都不充分。 在跨境支付问题上，数字支付平台社区与商业银行体系依据不同的标准。数字支付商所构建的是数字社区内的支付体系，其所关心的有二： (1)跨社区的接入和竞争，大体而言，数字支付商往往采取封闭管理，只是着力推进社区内的支付活动，并不关系甚至着力避免所谓的“互联互通”； (2)与商业银行账户端口的接入，这就需要严格符合商业银行所在地的监管合规要求。 数字支付商都希望能够接入更广泛的商业银行，以中国的两大网络数字支付商为例，在这方面取得的国际进展非常有限。一般来说，中国的网络数字支付商能够在海外开辟账户体系，但是不能接入所在国的商业银行账户端口，没有获得当地商业银行的头寸支持，往往只是实现了本币的单向跨境“出账”，而没有落地生根实现当地的“入账”，所以是“单行线”。至于市场上利用数字网络支付商作跨境支付，并取得当地的货币头寸来源，是一种潜在的市场形态。 以本币数字化推进国际化尚须时日 数字法币是不是能够做出更好的跨境支付安排？这就需要相关国家的银行监管当局协商合作，共同努力做出有效的监管安排。那种认为数字法币在跨境支付方面能够顺利跑赢银行货币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它需要相当程度上的国际合作与谅解。那种认为本币数字化就能够在国际上通行并帮助自身国际化的想法，更是不成熟的。 数字支付的跨境支付或国际方面的市场需求，是国际数字经济发展的情势所决定的。以现有的国际经济数字化的水平与规模而言，跨境数字支付乃至国际货币体系的数字化需求并不充沛。 数字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或前景，但是现实需求仍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即便在技术或体制上作出某种安排或尝试，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与成长。 简言之，数字人民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会一蹴而就，而将是一个长期的实践。 周子衡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文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
《Tech星球》8月7日消息，支付宝最新数据显示，3C租赁行业实现整体V字反弹，成交量整体上涨120%，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包括人人租机、机密、爱租机、探物、内啥等在内的Top10的3C租赁平台均已登陆支付宝，通过支付宝小程序开设了在线租赁的“办事处”。截至目前，全国80%以上的3C租赁服务都已经入驻支付宝，业务覆盖量为全行业第一。 . 据了解，此前支付宝通过风控、芝麻分、预授权及代扣、实人认证、区块链存证等在内的10大能力，建立了一套针对3C租赁商家的“数字租赁”方案。首批接入“数字租赁”的近30家商家，平均订单增长率提升3倍，用户转化率提升6倍，汇款及时率翻番。此方案已吸引大批租赁商家入驻。 而基于支付宝数字化平台特有的“中心化+去中心化”模式，租赁商家依靠优质的线上线下自运营，就能撬动包括支付宝搜索、首页应用中心、小程序发现页等中心化阵地流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能够帮助3C租赁商家更好地实现业务重启，并持续增长。 而除了3C租赁，此前，支付宝的相关数据也显示，国内的汽车租赁市场已有超过75%的交易通过支付宝数字生活平台完成，其中七成以上使用了信用免押服务，支付宝在整体租赁行业绝对优势明显。 自3月10日支付宝升级为“数字生活平台”以来，各行各业的商家纷纷通过小程序上支付宝开“办事处”，截至目前支付宝已经相继推出“数字景区”、“数字生活城市”、“数字市民中心”、“数字出行”、“数字招生办”、“数字招聘办”、“数字租赁”等多个领域服务。
行业投融资报道 8月3日-8月9日 在线借贷平台「Eduvanz Financing」获300万美元A轮融资 近日，学生贷款初创公司「Eduvanz Financing」获得了300万美元A轮融资，此轮融资由红杉资本的 SCI Investment 领投。据了解，「Eduvanz Financing」会使用技术，根据学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为他们进行信用评分，从而使贷款服务更加有安全保障。为了提高平台的价值，「Eduvanz Financing」还与 Imarticus、K-11 和 ISBM 等 80 多个机构合作，提供贷款以外的服务。目前，它们为学生设立了奖学金项目、住宿补贴。（36氪） 行业动态 央行下半年将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 中国人民银行3日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着力稳企业保就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加快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统筹做好收官阶段金融扶贫工作。精心组织起草“十四五”金融改革发展规划。深化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科创金融创新试点。加快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推进征信互联互通。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新华网） 深圳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 深圳市发布《深圳市贯彻落实行动方案》，研究制定出台金融科技专项扶持政策，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积极参与、支持、协调人民银行数字货币各个场景应用在深试点等。深圳行动方案罕见提出打造两类金融中心：即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券商中国） 央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成方金科” 天眼查App显示，7月30日，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超20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张永福，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共同出资设立。其中，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均由中国人民银行100%持股。（澎湃新闻） 公司动态 四大行正在内测数字货币App 数位国有大行人士表示，正在深圳等地大规模测试数字钱包应用，为数字货币正式落地进行测试准备。数字货币由央行牵头进行，各家银行此前数月正在就落地场景等进行测试。目前，部分大行内部员工已经开始使用，用于转账、缴费等场景。从“数字货币”落地场景看，可实现充值、提现、转账、扫码消费等，其中转账仅凭对方手机号就可以进行，并正在测试无网络转账功能。支付逻辑与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类似，用户可互相扫描二维码支付。 华为全球发布数字支付云解决方案 近日，华为在2020共赢未来全球线上峰会发布数字支付云解决方案，该方案旨在帮助数字支付运营商构建以超级应用程序（App）为核心的支付生态，加速新兴市场普惠金融。（第一财经日报） 微信支付上线“商家小程序” 近日，微信支付“商家小程序”上线。据官方介绍，“商家小程序”旨在帮助微信支付线下小商家零开发、无门槛地打造专属线上店铺。同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腾讯微信发起“小而有力”倡议，共同呼吁加快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能力建设。（36氪） 工行在信用卡反欺诈场景应用声纹识别 继指纹、面部、虹膜之后，声纹作为象征我们个人ID的一部分，也陆续开启了商用大潮。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开始把声纹识别技术应用于信用卡反欺诈场景，在其位于北京、湖北、四川、山西的四家分行正式上线，在同业中率先开启了风险管控的新模式。声纹识别从单纯技术本身来说，在20世纪便有了相关研究和落地的探索，近年来，部分比较成熟的方案开始被境内外一些银行系统采用，那是声纹识别技术应用落地的初级阶段。（21世纪经济报道） 拼多多：与邮储银行合作成立直销银行为“假消息” 8月5日有自媒体报道称，拼多多将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共同成立独立法人直销银行，正在等待监管部门批筹，目前看来是一则假消息。接近拼多多的相关人士对e公司表示，拼多多没有入股或与中国邮储银行成立直销银行。拼多多将继续聚焦主业，在供应链升级、产品技术创新等领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同时，拼多多与中国邮政集团在扶贫，物流，农村商户服务等领域将继续保持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证券时报网） 平安银行与B站达成战略合作 日前，平安银行宣布与哔哩哔哩电竞达成战略合作。据悉，此次合作中，平安银行将推出三大IP六大银行卡面，打造金融“潮牌”形象。另外，平安银行还将联合双方IP推出一套6张系列卡面的联名借记卡。平安银行表示，此次跨界融合是该行深耕年轻客群、创新营销服务的一次实践探索，是打造年轻化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的重要战略布局。（中国证券报） 金融壹账通Q2营收同比增长48.4% 周二美股盘后，金融壹账通（OCFT.US）发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金融壹账通二季度营收7.74亿元，同比增长48.4%，主要是由于运营支持解决方案的需求增加。金融壹账通有两大业务板块，二季度，方案执行收入2.16亿元，同比增长71.5%；基于交易的收入及支持服务收入5.58亿元，同比增长41%。（36氪） 苏宁金融与百信银行达成合作 近日，苏宁金融宣布与百信银行达成合作，为供应链下游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据官方介绍，本次双方将围绕普惠金融以及金融科技领域展开，推进在数据风控、智能营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界面） 财通证券：与蚂蚁金服的区块链合作正在有序推进 财通证券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与蚂蚁金服的区块链合作正在有序推进，其中蚂蚁区块链可信存证服务目前已投入使用，主要应用在理财商城协议签署留痕存证。另外，蚂蚁区块链资产权益兑换服务平台，目前正在联调中。（新浪财经） 腾讯投资虚拟营业厅服务商飞虎互动 近日，飞虎互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500万元增加至约1895万元，增幅达26.32%。新增投资人为深圳市腾讯产业创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0.83%；同时腾讯金融云总经理胡利明成为飞虎互动新增董事。成立于2015年的飞虎互动，目前主打“VideoBranch虚拟营业厅”产品，用户通过手机App或者微信一键呼叫视频柜员，可以视频与柜员进行沟通，办理业务。（第一财经） 谷歌将与六家银行合作，推出谷歌数字银行账户 当地时间8月3日，谷歌宣布，将与六家美国银行合作，扩大其数字银行网络。从明年开始，Bank Mobile, BBVA USA, BMO Harris, Coastal Community Bank, First Independence Bank和SEFCU将能够向美国谷歌付费用户提供数字支票和储蓄账户。此外，有消息称，谷歌还在开发将与金融服务公司联名的物理和虚拟借记卡，但有关这方面的细节尚未披露。（智通财经） 苹果1亿美元收购Mobeewave 知情人士称，苹果以1亿美元收购了初创公司Mobeewave，后者的技术可以将iPhone变为支付终端。Mobeewave公司的技术可以让消费者在另一部手机上刷信用卡或智能手机来处理付款。该系统可与一款应用程序一起使用，并且不需要近场通信以外的任何硬件。自2014年以来苹果手机就已经配备了NFC芯片。（TechWeb） 高盛正在研究创建数字代币的商业可行性 据CNBC报道，上个月被任命为高盛全球数字资产负责人的Mathew McDermott表示，高盛现在也在研究创建自己的代币的可能性。McDermott提到，“我们正在探索创建自己的法定数字代币的商业可行性，但这还处于初期。”（金色财经） 其他资讯 区块链赋能建筑业“第一单”在上海落地 8月3日，在近日上海市科协主办的“数字技术塑造产业新生态”高峰论坛上，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曹嘉明透露，上海老啤酒厂改造工程将引入区块链技术，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区块链赋能建筑业的“第一单”。在上海老啤酒厂的改造项目中，区块链技术将应用于立项、设计、施工、置换等全过程，大约半年时间完成。目前，设计部分已经完成，正在进入施工阶段，由区块链技术提供的“智能合约”被广泛嵌入全流程中。（中国新闻网） 日本银行将对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进行实证试验 日本银行准备正式开始对该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CBDC）进行实证试验。日本银行虽然现阶段还没有具体的发行计划，但已计划深入研究“数字日元货币”。据悉，关于实证试验的开始时间还未确定，将考虑和民间进行合作。（鞭牛士） 纳斯达克推出区块链数字资产服务 上个月，纳斯达克宣布发布其市场服务平台（Marketplace Services Platform），这是一种基于多云平台的面向市场平台机构的SaaS服务。据了解，他们的市场服务平台之上是其数字资产套件（ Digital Assets Suite），这是一种DLT产品，旨在为客户提供管理数字资产整个生命周期（从发行到风险管理，结算和托管）的能力。（点滴科技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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