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180个基点，报6.4845，上一交易日中间价6.4665。 此外，央行公开市场开展10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日2500亿元逆回购到期。 中国证券报报道，开源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表示，综合中美经济、中美利差、资金流动等形势演绎，及政策最新表态等因素，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或已接近尾声，未来将在市场机制下加大双向波动。 赵伟指出，中国10年国债收益率从2020年底的3.3%以上震荡下行至2021年初的3.15%以下，使得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表示的中美利差，由前期持续大幅走阔转向收窄，从2020年底最高点的249BP收窄超50BP至当前200BP左右。 赵伟表示，近期国债震荡走强，直接得益于永煤事件后的流动性宽松，信用“收缩”强化了债市走强的基本面逻辑；反观经济本身，修复最快的阶段早已过去，需求或已见顶。 此外，赵伟认为，中美利差逐步收窄过程中，海外资金流入动能或有所减弱，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历史经验显示，中美利差水平等因素会影响人民币资产的相对性价比；中美利差水平较高时，外资往往加快流向人民币资产，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例如，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抬升下，外资持续、大幅流入中国债市。2020年，中美利差创新高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都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的结果。2021年，预计中美利差大幅收窄、资金流入动能减弱，而美元指数或逐步走强。 兴业研究宏观团队则认为，全球市场方面，近期情绪趋于谨慎，有助于美元指数企稳。由于缺少基本面分化的驱动，美元指数将维持震荡格局，反弹空间有限，后续可能再度寻底。
报告要点 近期，中美利差从前期持续走阔转向收窄，引发关注。本文对中美利差驱动逻辑、演绎趋势做了系统梳理。我们分析认为，中美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或被低估。 一问：中美利差映射怎样的宏观逻辑？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 随着中债收益率下行、美债收益率上行，中美利差从前期大幅走阔转向收窄。2020年11月中旬以来，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表示的中美利差，由前期持续大幅走阔转向收窄，从11月中旬历史最高点的249BP收窄超50BP至1月14日的196BP。中美利差收窄是中债下行、美债上行的结果，10年中债收益率从高点3.35%下行至1月14日的3.11%，而10年期美债上行近30BP至1.15%。 从2020年2月中旬以来，中美利差从走阔到收窄，本质上反映了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的过程。中美利差，归根结底取决于中美经济形势差异。疫情影响下，一季度，中国经济显著负增长、美国经济小幅正增长，中美利差出现全年低点；二、三季度，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美国疫情恶化下，中美经济差异扩大、中美利差持续走阔；四季度，随着美国经济加速修复，中美利差转向收窄。 二问：中美利差收窄，是趋势的开始吗？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被显著低估 伴随中美经济表现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我们预计可能从目前200BP附近回落至100BP左右。2012年以来，中美利差中枢水平在130BP左右、波动区间缓步下移。“后疫情”时代，中美经济逐步收敛过程中，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综合考虑中美经济驱动逻辑的不同，我们认为，中美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或被显著低估，2021年中美利差最低或收窄至100BP左右。 中美利差的收窄，或以美债收益率的显著上行、中债收益率下行共同推动。随着疫苗大规模接种、前期刺激政策效果滞后显现等，美国库存周期启动将会非常强，通胀上升较快，我们推测，2021年10年美债或上行至2%左右。同时，中国政策“退潮”较早、决心更强，信用“收缩”已经开启；“宽货币”对冲“紧信用”下，中债下行趋势确定性较强，2021年10年中债收益率低点或回到3%以下。 三问：中美利差趋势收窄会带来什么影响？资金流入减缓和人民币升值尾声 中美利差逐步收窄过程中，海外资金流入动能或有所减弱，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历史经验显示，中美利差水平等因素，会影响人民币资产的相对性价比；中美利差水平较高时，外资往往加快流向人民币资产，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例如，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抬升下，外资持续、大幅流入中国债市。 综合中美经济、中美利差、资金流动等形势演绎，及政策最新表态等因素，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或已接近尾声。2020年，中美利差创新高，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都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的结果。2021年，中美经济将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大幅收窄、资金流入动能减弱，而美元指数或逐步走强。我们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或已接近尾声，未来将在市场机制下加大双向波动。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报告正文 一问：中美利差映射怎样的宏观逻辑？ 随着中债收益率下行、美债收益率上行，中美利差从前期大幅走阔转向收窄。2020年11月中旬以来，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表示的中美利差，由前期持续大幅走阔转向收窄，从11月中旬历史最高点的249BP收窄超50BP至1月14日的196BP。中美利差收窄是中债下行、美债上行的结果，10年中债收益率从高点3.35%下行至1月14日的3.11%，而10年期美债上行近30BP至1.15%。 近期中国债市震荡走强，直接得益于永煤事件后的流动性宽松，信用“收缩”强化了债市走强的基本面逻辑；反观经济本身，需求或已见顶。2020年11月中旬开始，为缓解永煤事件的冲击，央行加大公开市场和MLF操作，货币市场利率快速下行，R001由2.8%回落至1%附近，带动中债长端收益率下行。信用“收缩”的开启，强化了债市走强的基本面逻辑，社融增速在11月见顶回落、12月加速下滑；反观经济本身，经济修复最快的阶段早已过去，需求或已见顶。 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的触发因素是美联储鹰派表态，背后本质是美国经济前景向好。1月以来，美联储公布的FOMC会议纪要及多位官员讲话，频频提及“缩减QE规模”，引发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担忧。美联储鹰派表态背后，是疫苗推广及民主党统一国会后、拜登有望加码财政刺激等，使美国经济前景进一步向好。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带动美国通胀预期持续升温，也推动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 中、美债券收益率变化，带动中美利差从走阔到收窄，本质上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的过程。不论中债还是美债，主要受基本面和流动性和影响，而中美利差取决于中美经济、货币政策差异。疫情错位下，中国经济在2020年一季度显著负增长、而美国经济小幅正增长，导致中美利差在一季度出现全年低点。为缓解疫情冲击，中美均采取货币宽松、但美国力度更大；而中国率先从疫情走出、美国疫情恶化下，二、三季度中美经济差异扩大，共同推动中美利差持续走阔。随着美国经济加速修复带动中美经济收敛，中美利差在四季度开始收窄。 二问：中美利差收窄，是趋势的开始吗？ 2021年，中国信用“收缩”之年。财政“退潮”、货币对冲，“紧信用”与“宽货币”搭配。政策托底加码下，实体杠杆率大幅抬升，导致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资金利用效率越来越低。随着疫情逐步平复，疫情期间的非常态托底措施，尤其是低效率“加”杠杆，“退潮”乃大势所趋，信用“收缩”已然开始。中性情景下，2021年社融增速或回落至10%左右。信用“收缩”背景下，传统增长动能回落，企业再融资压力上升、信用风险加速暴露，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宜收紧、甚至需要采取适度宽松的对冲措施（详细分析参见《赵伟：“不急转弯”，是怎样的“转弯”？》）。 “紧信用”与“宽货币”搭配下，中债长端收益率下行趋势确定性较强。经验显示，社融增速见顶领先长端收益率1-2个季度左右，时滞与流动性变化相关；“紧信用”与“宽货币”搭配下，长端收益率一般趋于下行，2014年至2015年、2018年即为典型。不同以往，永煤事件使得流动性转向宽松，出现在信用“收缩”开始不久，长端收益率即开启下行趋势。随着国内需求见顶回落，经济基本面对债市支持显现。我们预计，2021年10年中国国债收益率低点或回到3%以下。 美国库存周期已然启动，经济与通胀形势综合考量下，美债长端收益率上行空间或被低估。自2020年8月起，美国库存增速止跌反弹，私人部门开始补库。同时，新一轮财政刺激落地，及疫苗的大规模推广等，让美国经济具备了更快释放增长动能的能力。伴随美国经济复苏，油价等的上涨可能使美国CPI同比在二季度前后升至2%。回溯历史，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CPI同比高于2%阶段，10年美债均上行至2%以上；参照2013年政策退出经验，美联储转向越早，10年美债破2%速度或越快（详细分析参见《10Y美债利率会否破2%？》）。 伴随中美经济表现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我们预计可能从目前200BP附近回落至100BP左右。2012年以来，中美利差中枢明显下移，由2012年年均近170BP下降至2018年的约70BP，2019年中枢回升至近五年均值的100BP左右。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推动2020年中美利差中枢大幅抬升至200BP以上；随着中美经济逐步收敛，中美利差收窄趋势仍将延续。 三问：中美利差趋势收敛，会带来什么影响？ 2020年，中美利差创新高，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都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的结果。中美利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变化，主要受中、美经济相对强弱程度影响。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走阔，年底创历史新高；年中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升值，归根结底均与中国率先从疫情走出、经济修复较快有关。经济错位下，货币政策退出节奏和力度差异，也对中美利差、汇率产生一定影响。 “后疫情”时代，继续看空美元存在逻辑缺陷，人民币被动走强的动力将明显减弱。短周期来看，美欧经济偏离程度对美元指数走势影响最大；前期美元走弱，与美国疫情总体控制差于欧洲、持续拖累经济预期有关。展望未来，随着美国有望在疫苗支持下、更早控制住疫情，以及更强的财政刺激力度带来更大的复苏弹性空间、刺激政策退出时点可能更早，美国经济复苏或强于欧洲，美元指数中短期或已见底。 人民币资产的比价优势依然非常显著，但中美利差逐步收窄过程中，外资流入的动能或有所减弱。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国债收益率水平，明显高于同期限的美、德、日债券。历史经验显示，中美利差水平较高时，中国国债等人民币资产的性价比较高，吸引外资大幅流入；中美利差大幅收窄后，外资流入动能减弱、甚至出现净流出。跨境资金的流动，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例如，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抬升下，外资持续、大幅流入中国债市，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逻辑。 综合中美经济、中美利差、资金流动等形势演绎，及政策最新表态等因素，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或已接近尾声。中美经济收敛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走强动能或逐步减弱；同时，美国经济先于欧洲修复下，美元指数或将逐步走强，使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接近尾声。此外，中美利差收窄、外资流入放缓等，也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在外汇供求市场化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双波动或加大，引导企业树立“财务中性”理念重要性凸显，规避汇兑风险成企业重要议题。 研究结论 （1）随着中债收益率下行、美债收益率上行，中美利差从前期大幅走阔转向收窄。2020年11月中旬以来，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表示的中美利差，由前期持续大幅走阔转向收窄，从11月中旬历史最高点的249BP收窄超50BP至1月14日的196BP。中美利差收窄是中债下行、美债上行的结果，10年中债收益率从高点3.35%下行至1月14日的3.11%，而10年期美债上行近30BP至1.15%。 （2）从2020年2月中旬以来，中美利差从走阔到收窄，本质上反映了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的过程。中美利差，归根结底取决于中美经济形势差异。疫情影响下，一季度，中国经济显著负增长、美国经济小幅正增长，中美利差出现全年低点；二、三季度，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美国疫情恶化下，中美经济差异扩大、中美利差持续走阔；四季度，随着美国经济加速修复，中美利差转向收窄。 （3）伴随中美经济表现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我们预计可能从目前200BP附近回落至100BP左右。2012年以来，中美利差中枢水平在130BP左右、波动区间缓步下移。“后疫情”时代，中美经济逐步收敛过程中，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综合考虑中美经济驱动逻辑的不同，我们认为，中美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或被显著低估，2021年中美利差最低或收窄至100BP左右。 （4）中美利差的收窄，或以美债收益率的显著上行、中债收益率下行共同推动。随着疫苗大规模接种、前期刺激政策效果滞后显现等，美国库存周期启动将会非常强，通胀上升较快，我们推测，2021年10年美债或上行至2%左右。同时，中国政策“退潮”较早、决心更强，信用“收缩”已经开启；“宽货币”对冲“紧信用”下，中债下行趋势确定性较强，2021年10年中债收益率低点或回到3%以下。 （5）中美利差逐步收窄过程中，海外资金流入动能或有所减弱，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历史经验显示，中美利差水平等因素，会影响人民币资产的相对性价比；中美利差水平较高时，外资往往加快流向人民币资产，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例如，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抬升下，外资持续、大幅流入中国债市。 （6）综合中美经济、中美利差、资金流动等形势演绎，及政策最新表态等因素，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或已接近尾声。2020年，中美利差创新高，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都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的结果。2021年，中美经济将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大幅收窄、资金流入动能减弱，而美元指数或逐步走强。我们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或已接近尾声，未来将在市场机制下加大双向波动。 风险提示 疫情反复，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当地时间9日晚，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0视频年度晚宴上发表讲话，称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这一危险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对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造成难以修复的创伤。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利益紧密交融的时代，“新冷战”和“脱钩”根本没有出路；中美两国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超越分歧，重建两国关系合作共赢、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 以下是讲话全文。 崔天凯大使在美中贸委会2020视频年度晚宴上的致辞 尊敬的兰博文主席、马蒂斯将军、艾伦会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晚上好。很高兴通过视频方式同各位新老朋友相聚。 几天前，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美中贸委会董事会成员代表举行了视频会议，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看法。感谢美中贸委会为此所做精心周到安排。 艰难的2020年即将过去，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期盼2021年是一个真正的“牛年”，对中美关系而言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无法把这视作理所当然的事。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贸易投资受阻，科技合作被打断，人文交流被破坏，对抗摩擦似乎一触即发。一些人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把中美关系推向悬崖边缘。有的朋友忧心忡忡地指出，中美关系正站在“冷战的山脚下”，“经济铁幕”正在落下。而这样的危险趋势仍在持续，如果任由其发展，将对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造成难以修复的创伤。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越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越要聚焦光明。值此艰难时刻，我们特别要登高望远，为中美关系找到正确方向。 ——2021年是中美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之年。 明年是基辛格博士首次秘密访华和“乒乓外交”50周年。半个世纪来，中美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冷战对抗，取得巨大发展，积极影响了中美两国，也深刻改变了整个世界。有些人试图否定这些基本事实，以冲突对抗重新定义两国关系，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否定，是给未来“埋雷”设障，将把中美关系引入危险的歧途。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美关系不会也没有必要回到过去，但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未来，重要历史经验必须铭记。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之间虽然有差异和分歧，但共同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任何差异都不应成为冲突对抗的理由。 我们相信，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利益紧密交融的时代，“新冷战”和“脱钩”根本没有出路。中美两国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超越分歧，重建两国关系合作共赢、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框架。 ——2021年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关键之年，将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新动力。 不久前，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闭门内顾，而是要建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使这个引擎更高效持续地运转，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动力。 中国努力创造更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实施了新外商投资法，进一步压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强化深化深圳和浦东的改革开放举措。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将为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企业提供更多合作机遇。 ——2021年是迎接后疫情时代曙光的关键之年，中美合作不能也不应缺位。 当前各国疫苗和药物研发取得积极进展，给人们带来更多希望和信心。然而，后疫情时代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 我们认为，每当人类社会面临重大难题和挑战，世界各国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从抗击疫情，到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再到改革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和架构，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都应该成为中美协调合作的重点领域，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 朋友们， 习近平主席在给美国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的贺电中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我们衷心期待与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为此而共同努力。 长期以来，美中贸委会及其会员企业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见证者、支持者、贡献者。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在中国人民遭遇重大灾难，特别是今年初遭受严重疫情时，向我们伸出的温暖援手。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为维护促进两国关系做出的重要努力。在中美关系经历风风雨雨之际，美中贸委会及其会员企业仍然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经贸合作互利共赢。你们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了两国人民长远利益的一边。我愿借此机会再次向各位表示赞赏和支持。值此重要历史关口，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为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谢谢大家。
2020年底美国大选，拜登战胜特朗普入主白宫。拜登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三观？他的人生经历如何影响他的执政理念？对美国、中国和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认为，“拜登经济学”的关键词是建制派和实用主义，主要有七大内涵： 1）与特朗普富二代出身、发家早不同，由于命途多舛、出身平民，拜登主打亲民路线，善于与蓝领阶层和底层白人打交道； 2）作为从政40多年的老牌建制派政客，多年从政经验，使拜登熟悉政治运作规则、处事圆滑、更平衡包容，政治立场经常服务现实需要而灵活多变； 3）面对日益撕裂的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盛行、多个群体利益诉求分化等，拜登选择了自己擅长的迎合现实选举的实用主义立场，甚至选择摇摆多变； 4）面对贫富差距拉大、中低阶层被全球化抛弃等问题，拜登在大选时承诺推出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试图通过短期救济、对中产和底层减税、加大基建投入、推出绿色新政、增加就业岗位和施行“平价医疗法案”等一揽子政策维护中产阶级利益，同时对富人增加税收，“劫富济贫”； 5）拜登对内政策的核心是抗击疫情和财政刺激，推动美国经济加快恢复； 6）拜登对外政策的核心是重返全球化、修复盟友关系、重返亚太，恢复美国领导地位，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7）过去拜登四次访华、历经四任中国领导人，均释放对华友好的信号，属于温和的鸽派，认为中美不是敌人、应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问题，但近年来尤其2020年总统竞选以来，拜登团队称当选后对华“更加强硬”，包括“拉上美国的发达国家盟友”，共同制衡中国。 美国的拜登总统时代正在来临，拜登经济学影响重大、值得重视！ 1 拜登经济学 1.1 人生经历：命途多舛的老牌建制派政治家 拜登是亲民的“老好人”政客。轮番遭遇家庭挫折，使拜登更富有同情心、更善于与蓝领阶层和底层白人打交道；多年从政经验，使拜登对政治运作规则游刃有余；在奥巴马精英式、批评式领导风格下，拜登以善于倾听和中和气氛、处事圆滑的特点成为调节白宫与议会关系的桥梁。 命途多舛，遭遇多次家庭意外和打击。乔·拜登1942年11月20日生于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家庭中。1966年，拜登与内利亚·亨特结婚，婚后育有二子一女。1972年，在拜登胜出参议员竞选后，拜登的妻子和女儿在车祸中身亡，两个儿子重伤。拜登一度有意放弃政途，但最终还是决定赴任。1977年，拜登与吉尔·特蕾西·雅各布斯结婚，婚后育有一女。1998年，拜登体内出现了2个足以致命的动脉瘤，但最终手术成功并痊愈。2015年，拜登长子博·拜登因脑癌离世，拜登也因此放弃了2016年竞选总统的计划。 30岁上任参议员，从政超过40年。1972年拜登打败了德高望重的老牌议员伯格斯赢得特拉华州参议员竞选，并以高支持率连续赢得六次连任，是特拉华州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联邦参议员。拜登在36年的联邦参议员生涯中，曾任职司法委员会主席和外交委员会主席。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拜登当选副总统，并成功连任。2017年1月，拜登在卸任副总统前夕获总统奥巴马颁授国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 总统竞选两度折戟，终于圆梦。拜登曾在1988年和2008年两次参与总统选举民主党党内初选，但均因支持率落后而中途退出。2019年拜登第三次竞选总统，2020年8月成功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020年11月23日，美国联邦总务署（GSA）正式批准拜登启动总统交接程序。 1.2 处世之道：服务于现实选举的实用主义 拜登的人生经历让他兼具多重身份，背后代表多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美国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思潮等社会问题愈发严重的背景下，拜登立场选择摇摆多变。当需要争取另一批选民的认同时他有足够的理由改变对于关键议题的态度，因而其政治立场也长期奉行服务于选举的实用主义。 宗教信仰与政治阵营发生冲突时，为选举而改变立场。天主教教徒身份为拜登获取了一大批天主教支持者，也令他的政治决策一直受教义的影响。天主教认为堕胎是一种罪过，而民主党奉行新政自由主义、包容多元文化、支持妇女合法堕胎的权利。拜登作为天主教教徒多年来一直公开支持海德修正案（禁止为堕胎提供联邦资金）和限制女性堕胎权；但在总统选举中却改变了立场，在2019年5月的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有必要会支持将堕胎权纳入联邦法律。 为获得选民认同，其关于战争的态度频繁切换。拜登在担任参议员时曾投票支持参议院授权美国出兵伊拉克，但在本次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多次承诺要结束美国“无尽的战争”。拜登反对政权更迭，但又支持为反对派运动提供非军事支持。他反对海湾战争、反对美国直接干预利比亚、支持以巴冲突的两国方案，却又支持将北约联盟扩大到东欧并干预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 2 拜登的执政思想 2.1 内政：中庸之道的平衡与包容 拜登的政府是一个兼顾更多群体利益的“更大的政府”。更多群体利益必然存在着对立与矛盾，而拜登奉行的是寻求平衡与包容的中庸之道。 第一，拜登强调给予中产阶级更多的福利，但也避免过激地削减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 英国《经济学人》一篇题为《拜登经济学》的社论将拜登经济学解释为：一个试图解决贫富差距、完善基础设施、并修补美国社会四年以来的裂痕等问题的“更大的政府”。 拜登试图通过短期救济、对中产和底层减税、基建增加就业岗位和施行“平价医疗法案”等一揽子政策维护中产阶级利益。具体来看，1）拜登上台后将施行短期财政救济；如失业救助、企业贷款、创造就业岗位和提高最低时薪等，帮助疫情期间受损严重的小企业和居民。2）减轻工薪阶层税负；不对美国工薪阶层增税，并扩大各类税收抵免。3）通过基建和绿色新政扩大就业岗位；拜登计划斥资2万亿美元用于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4）推行“平价医疗法案2.0”扩充社会福利；拜登主张在10年内投入7.5千亿美元用于扩大奥巴马医保的覆盖范围，实现97%的医保覆盖率。 但短期救济、大基建、多福利均需要大规模财政支出，而财政收入扩大途经却有限，拜登对富人征税程度难以满足财政收支缺口，这势必要求拜登进一步权衡与平衡。拜登计划将企业税率从21%提高到28%，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加征税收、将最高个人收入税率提高至39.6%，以及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征收资本利得税。但其税收改革力度远不及民主党内试图在15年内将亿万富翁总财富减半的激进派桑德斯等人。 第二，拜登一方面围绕气候变化主题实施绿色经济战略，无形中抬高制造业投入成本，另一方面又计划让供应链回迁。 拜登在竞选时提出：确保美国实现100%清洁能源经济、2050年之前达到“净零排放”。拜登提出4年内投入2万亿美元的气候行动计划；包括投资40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研发、50亿美元用于电池技术研发、10亿美元补贴充电桩安装，停止对化石燃料产业提供补贴，加大生物燃料在航空航运中的渗透率2030年前将充电桩总量提至50万个。环保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无疑意味着更大的投入成本，拜登既想要通过拓展绿色经济产业创造更多岗位，又希望制造业企业回流，两者本身的潜在冲突也需要拜登政府进行平衡。 2.2 外交：四次访华，根据竞选需要对华态度从温和转为强硬 中美建交以来，拜登四次访华、历经四任中国领导人、见证4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过去多年，拜登始终是温和的鸽派，认为中美不是敌人、应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问题。 1）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拜登作为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成员第一次访华，见证美中关系新时代的开始。 2）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严重损害中美关系，随后拜登作为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第二次访华，反对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认为“中国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但却可以成为美国的朋友”。 3）2011年时任副总统的拜登第三次访华，在四川大学的演讲中称“我想明确的是，无论是30多年前还是现在，我都坚信，中国的崛起，不仅对中国人民意义重大，同时也符合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并在回国后发表《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美国的覆灭》、否定中国威胁论。 4）2013年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周后，时任副总统的拜登第四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拜登仍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中美双方要加强对话、交流、合作，努力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但2020年总统竞选时，拜登团队称计划当选后对华“更加强硬”，包括“拉上美国的发达国家盟友”，共同制衡中国。拜登作为长期以来对华温和派的代表，在此次总统竞选在对华政策方面屡屡遭受诘问，其对华态度也逐渐转为强硬。拜登曾对媒体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将决定中美之间是竞争对手，还是进入涉及军事层面的更严重竞争。拜登在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中表示不允许中国公司在美建设能源、金融服务、通讯等关键基础设施。拜登也曾在竞选中表示中国应该对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负责，并于12月在CNN和纽约时报访谈中表示不会撤销目前在贸易战中美方对中方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政策，将与盟友共同制衡中国。 3 拜登当选对美国、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3.1 对美国：拜登对内政策的核心是抗击疫情和财政刺激，推动美国经济加快恢复 拜登政府将持续以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11月24日拜登提出其上任后百日抗疫与经济刺激计划；12月22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一揽子财政法案，包括892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和1.4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预算。美联储在8月提出的新货币改革政策框架，以及2021年美国经济恢复不牢固，货币将维持低利率货币宽松环境。若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当选财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会较好的配合，推动美国经济恢复。 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财政刺激规模上存在分歧，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受到国会掣肘。从国会选情来看，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党；但参议院选举中落后于共和党（48：50），需等待佐治亚州1月5日的第二次投票才能决出胜负。若两党分治两会，拜登的财政计划可能面临较大阻碍，从而放慢美国经济的恢复速度。 3.2 对世界：美国回归全球治理，世界局势趋于稳定 拜登政府计划重返全球化、修复盟友关系、重返亚太，以期恢复美国领导地位，世界局势或更稳定。拜登的对外政策将更加温和，预计在贸易规则、气候协定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可能更注重“团结”与“政治正确”。拜登曾表示上任后第一项外交方面的工作就是尽快修复与各盟友之间的关系，恢复美国在国际间的领导作用，将于任期首日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并通过重新主导WTO改革，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世卫组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等，重塑美国领导地位和国际规则体系。 3.3对中国：拜登上台后将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拜登上台后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优先于对华施压，预计短期维持对华政策不变。 贸易领域，拜登近期表示不会立即取消对中国提高的关税。未来美国可能转向非关税手段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行为，以及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具体来看，1）拜登支持自由贸易、回归多边主义、反对关税。拜登曾表示，“中美问题不在于贸易逆差”。可以推断，未来中美经贸更多是“全球贸易规则与竞争力”的比拼而非“关税战”。2）考虑到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损的农民、商会等利益集团，短期中美经贸摩擦预计将有所缓和。3）拜登更关注补贴、倾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以及建立盟友统一战线，未来或转向非关税贸易措施。 但中美博弈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美国对华遏制态度不会改变。 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的共识，拜登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通过联合盟友、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中美关系经历合作共赢（1979-2000）、竞争合作（2000-2008）和战略遏制（2008-今）的三个阶段，至今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最新民主党纲领强调，“民主党将与盟国一道，发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制衡中国，并尽可能从最强有力的位置进行谈判。”“民主党人对中国的态度将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盟国的利益为指导，并利用美国社会开放、经济活力以及同盟力量来塑造反映我们价值观的国际准则。” 外交方面，拜登多次表示将联合盟国制衡中国，欧洲会是他们的首选。预计中美在科技领域面临激烈交锋，截至目前，美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印度等国均已采取限用华为5G技术措施。科技方面，美国已意识到中国高技术发展对美国的冲击，拜登政府或将联合其他国家制定行业标准，打压中国高科技，但会避免中美科技脱钩。人文交流方面，预计拜登政府将改变当前中美人才交流趋于停滞的形势，恢复人文交流，放开移民限制，恢复当前中美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但在科技等敏感领域可能继续限制或监督。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我们鲜明地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作者简介：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CFA，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电子邮箱：zhangqidi1@126.com 微信公众号：wallstreeteco 本文首发于界面新闻。 近期，人民币持续升值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市场分歧也逐渐加大。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将延续此前趋势继续上升，并且有望升至6.0-6.5之间。也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已近尾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随着美国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美国经济有望持续复苏；二是美国实际利率以及库存水平已经降至历史低位，美国经济已经具备复苏条件；三是美国经济修复一旦加速，通胀压力将上升，长端收益率也将进入上行通道，届时中美息差将收窄。并且，一旦长端利率上行，美股波动也将加剧，影响资金的风险偏好，国内资本流入可能下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1 2015/1/1-2020/9/23人民币汇率走势 人民币升值周期是否结束？笔者认为，在经历短暂的调整后人民币仍将继续升值，上述看空人民币汇率的理由均站不住脚，理由如下所示。 一、美国疫情形势远谈不上有效控制 图1是美国疫情爆发至今单周病例数变化情况，由图中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一周中，美国新增病例数在连续八周回落后再度反弹。目前欧洲基本上处于疫情二次爆发状态。考虑到美国仍未实施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预计追随欧洲出现疫情二次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尤其是利于疫情传播的秋冬季已经来临，更加提高了疫情二次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华盛顿大学预计到了冬季美国疫情将更加严重。9月22日鲍威尔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就曾表示，只有在所有人都非常有信心重新参与各项活动时，全面的经济复苏才会出现。然而现在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当前认为美国疫情形势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另外一个逻辑是疫苗的出现。然而疫苗在短期内仍难以救场。虽然中国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疫苗问世，但欧美国家可能基本不会接种，只能等待自己的疫苗研发成功，美国疫苗基本上要等到年底才有可能出现。即便是美国疫苗研发成功，短期内也很难有效改善疫情形势。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疫苗研发成功后，后续大规模量产、分发、接种都需要时间，即便是在比较乐观的情况下，完成大规模接种也需要半年时间。也就是说，在2021年上半年以前几乎看不到大规模接种完成，预计可能得等到年底才会出现。第二，美国居民疫苗接种意愿较低，这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接种的效果。如果不能给更大范围人群接种，即便是疫苗研发成功，可能也难以使用疫苗来有效控制疫情形势。综上所述，指望疫苗在短时间内救场几乎不现实。鉴于疫情是短期内影响经济最重要的变量，如果美国疫情出现二次爆发，美国经济再度回落是大概率事件。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2 2020/2/1-2020/9/19美国单周新增病例数变化趋势 二、美国经济基本面远不如经济数据亮眼 虽然短期内美国经济各项指标显现了一定的回升迹象，然而并不能就此断定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即便是美国实际利率以及库存水平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也不能就此认定美国经济已经具备了复苏条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美国经济依然疲弱。本轮疫情爆发时美国经济复苏就已经接近尾声，并且正处于长期经济停滞的开端，疫情爆发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加大了对美国经济内生动能的打击。虽然各项经济指标有所恢复，但与疫情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第二，疫情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永久性冲击。由于疫情持续时间过长，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政府迟迟无法有效控制疫情，致使经济低迷时间过长，大量企业倒闭，疫情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已经由临时性冲击变成了永久性冲击。因此，不能简单依照过往经济周期的逻辑去判断未来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 第三，疫情导致美国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由于疫情爆发前美国贫富分化问题就已经较为严重，疫情爆发后使得脆弱人群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再加上资产价格上涨，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富分化加剧将给未来美国经济复苏带来较大影响，降低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第四，美国后续财政刺激措施大概率缩水。前期美国财政刺激措施已经到期，两党迄今为止仍无法就新财政刺激法案达成一致。芝加哥联储主席Charles Evans本周二就曾表示，如果没有新一轮财政刺激，美国经济有陷入螺旋式下滑的风险。然而，即便是出台新一轮刺激措施，对居民部门的补贴恐难以达到前一轮财政刺激的力度。前期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复苏的重要支撑就是财政刺激保证了居民收入并未出现下滑。如果居民部门的财政补贴出现下降，那么美国经济仍有可能再度出现边际走弱。 总的来说，美国经济未来复苏仍充满不确定性。再加上疫情所带来的永久性冲击，经济复苏前景远没有想象的美好，这也是美联储在2020年9月议息会议的经济展望中认为美联储在2023年底之前都不会加息的重要原因。 三、中美息差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高位 疫情爆发后，虽然中美都同步启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美联储的宽松力度远大于中国央行，导致中美息差持续扩大。2020年2月11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息差为130bp，而到了2020年9月21日，中美息差高达245bp。事实上，如果说从更长一点的周期来看，中美息差扩大始于2019年1月18日，当时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息差为29bp。虽然自此之后中美息差持续扩大，至2019年10月31日升至155bp，然而在此期间人民币持续贬值，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主导了这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走势。而疫情爆发后，中美一阶段协议仍在执行，美方也并没有对协议的执行提出异议，中美息差持续扩大对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产生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3 中美息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展望未来，预计中美息差维持在高位仍将持续。美联储已经表态2023年以前都不太可能加息，甚至也可能会继续加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增加对美国国债的购买，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可能在再度下行。从国内情况来看，虽然未来经济也面临再度边际走弱的压力，货币政策也可能再度宽松，然而宽松力度预计仍将不及美国。以上原因使得中美息差仍有望继续维持在高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4 2015年至今中美息差走势（%） 四、贸易顺差仍有望继续保持在当前水平 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外需增长变为负值。然而，由于中国疫情很快得以控制，复工复产速度极快，防疫物资出口大幅增长，机电产品出口非常稳定，使得二季度出口增速快速回升，外需贡献率大幅升。鉴于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预计贸易顺差维持在较高水平将至少能延续至2021年二季度。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5 2014年1月-2020年8月中国贸易顺差变化情况 五、资本流入仍将继续 有观点认为受外部环境不利变化的影响国内资本流入可能减少，笔者并不赞同。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2.46万亿元，债券2.57万亿元。并且最近几年一直保持较强的资本流入趋势，甚至连中美贸易摩擦这种较强的外部冲击都未对这一趋势造成影响。尤其是考虑到中美息差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高位，国际指数纳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也将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人民币资产的配置规模依然较低，再加上国际投资者越来越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预计国际资本流入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较多的流入。资本流入增多也将给人民币带来支撑，有利于人民币未来进一步走强。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6 2013年12月-2020年6月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变化趋势 另外，也有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引发央行出手干预。以笔者来看，只要人民币汇率维持较大弹性，缓慢震荡式升值而非急速大幅升值，就不会对出口带来较大影响，也不会引发央行干预。目前多数企业也加大了外汇风险的管理力度，不会因为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而带来较大损失。并且，人民币适度升值也有利于国内企业转型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综合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仍有一定升值空间，但也不排除会受到一些意外因素的干扰出现短暂的调整。从更长时间来看，人民币可能已经进入中长期升值通道。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2020年9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字节跳动公司刚刚宣布，TikTok的有关交易需要中美两国政府批准，请问外交部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这几天以来，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立场。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遵守国际经贸规则，停止将正常经贸合作政治化，为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月28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参加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主持的“对话鲍尔森”播客访谈节目，重点就当前中美关系、两国经贸合作、国际治理、中国经济形势等问题进行交流互动。有关访谈内容已于9月14日对外播出。全文实录如下： 鲍尔森：大使先生，欢迎来到播客访谈节目。去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很显然，未来40年的美中关系将会变得大为不同。目前，我们两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5%左右，还是全球军费支出最多的国家。我们都是雄心勃勃、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都在关注美中两国如何相处或针锋相对。在双边关系紧张时刻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你的工作并不轻松。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专业精神和沉着冷静，尊重你代表中国政府努力了解美方对两国关系看法并寻求共识的努力。首先，我想从你如何开始个人职业生涯这个问题谈起。你生于1952年。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你二十多岁，见证了许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你是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的？你的外交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你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受到身边事物影响的？ 崔大使：首先，很高兴同财长先生再次交流，也感谢你邀请我参加此次访谈节目。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二十多岁。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学没毕业就离开家乡到紧临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农村插队，在那里种植大豆和小麦5年多。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也对国家真正需要什么有了深刻认识。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大部分工作时间处于改革开放年代，并始终相信自己的国家处于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全力以赴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同样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到美国工作和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经历，这让我对中美如何处理两国关系、对彼此有何需求、如何相互学习有了更好的理解。我的外交职业生涯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我的好奇心有关。我一直对国际问题、世界局势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这也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联合国译训班录取的原因，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联合国译员并在纽约总部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鲍尔森：有趣的是，我所尊敬的人在各行各业有不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求知欲。正是求知欲和真正的勇气促使人们走出国门、体验不同文化。我2009年离开财政部时，开始撰写《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这本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待了1年时间。这也是你曾经学习并获得优异成绩的地方。这段经历是如何影响你对美国看法的？ 崔大使：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独特的经历。我至今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我的美国教授们心怀感激。在此之前，我已在联合国工作过几年时间。但这两段经历很不一样。作为学生，我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美国人民和社会，还有机会更系统地学习美国国情、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我也学了一些经济学课程，这对我整个外交生涯都十分有益。当然，我后来也发现有些课堂上学的知识未必能用到社会实践中。 鲍尔森：你说得太对了。目前，美中关系处于低点。在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提出的四百多项议案正在挑战中国，这种对华强硬政策得到两党一致支持。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自然带来地缘政治上的雄心。从某种程度上讲，美中关系的变化是必然的。坦率地讲，我认为中方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一直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快地适应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还应共同应对挑战，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使之在当今世界更为有效。我们双方还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战略安全和政治热点等分歧，如台湾、香港、南海、科技等问题。我们过去已就此讨论很多，今天不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最好把时间用到展望未来上。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中方对构建美中建设性关系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 崔大使：中国外交政策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在当今世界通过发展同各国关系来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满足人民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政策是明确、一致、连贯的。如你所说，去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明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自始至终希望同美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而非对抗关系，希望双边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照顾彼此关切、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自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本质，从未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丰富、更深入、更复杂、更全面。双方在很多早年难以想象的领域开展了合作。比如，你任财长期间中美共同倡导了二十国集团的进程，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在尼克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抗击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美两国省州和城市之间、企业之间、机构之间也开展了良好合作。总之，我们之间已开拓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同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实事求是地讲，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差异，中美之间难免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两国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自然灾害，中美均无法独力应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美应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 坦率地讲，我们之间有很多分歧，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台湾、涉港、涉疆、南海等问题，如果大家看看地图，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要么涉及中国领土，要么处于中国周边，没有一个靠近美国，更不在美国领土范围之内。对中方而言，这些问题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有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些问题会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明明都是中国的内政。在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目标进程中，我们必须解决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问题，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正如我刚才所言，中美关系确实复杂，有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幸运的是，我们双方长期以来很好地管控了分歧。但当前形势令人担忧甚至警惕，美国一些人试图突破“红线”，这将带来严重后果。我希望人们能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鲍尔森：大使先生，感谢你全面的回答。我想谈两点，一是你刚才谈到的香港以及其他涉及主权的问题，美国国内对此存在各种不同看法。美方理解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往往会说中方是否违反了所签署的协议？美中两国存在的分歧确实很难消除，当前重要的是你们和美方官员和高层保持经常性对话，因为当前美中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有些问题如你所说很难解决。二是你刚才所谈让我想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形，那种情况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说过，如果美中没有建设性关系、我没有及时同中方同事通上电话，世界将大为不同。危机期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后，美中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成立二十国集团，中方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这成为美中合作的成功范例。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经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经济快速复苏。近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了聚焦刺激国内消费的“内循环发展模式”。很多美国人都在问，中方这种强调经济自力更生的理念是否可能意味着要与全球经济脱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改变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崔大使：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当务之急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困难，并且尽快重启和恢复经济。中方积极致力于此。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好消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恢复。同时，我们认为要化危为机，通过加快和深化发展模式转变，致力于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加有效保护环境和推进减贫工作。我们当前所做工作都是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明年，中国将开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清晰的，那就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将关闭开放的大门，也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实际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将会越来越高。关于自力更生，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靠占他国便宜、窃取他国技术来实现的。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民很不公平。你很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勤劳且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明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否则不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始终有自力更生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闭关锁国。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真正目标是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让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加高效。因此，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实际上，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多年，早已成为中国国内循环和市场的一部分。通过聚焦国内循环和市场，他们将在中国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外国企业也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天然纽带，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我希望他们能抓住这些机遇。 鲍尔森：你所谈让我回想起2006-2008年我任美国财长的那段时光，我们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当时我们（在经济轨）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改革问题，希望人民币汇率未来不被低估且更能反映市场供求，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当时中国产能过剩且储蓄多、消费少，消费仅占中国经济的10%。我们当时鼓励中方减少生产、刺激消费。时至今天，这两个问题都取得重要进展，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 现在我们谈下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开展合作是个重大遗憾。有人认为，我们如不能在疫情上开展合作，还能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呢？当前，世界各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却越来越缺乏集体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解决贸易问题，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我想再次展望未来，请问中方是否愿推动解决上述问题，为推动世贸组织等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而作出努力？ 崔大使：很显然，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推进国际治理。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至少经历了三场国际危机：“9·11”恐袭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可以用传统意义的大国竞争“工具箱”予以解决。相反，上述挑战都在提醒我们，需要推进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中方积极支持所有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应对能力和有效性的努力，不仅为应对当前挑战，而且要防范未来新的挑战，中国愿为此贡献力量。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贡献，特别是中美这样大国的参与。中美两国对世界负有共同责任，那就是应带头开展合作，共同发起、支持和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应对所有挑战。当然，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要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想法。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携手合作。正如你所说，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将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我们做什么、开展哪些合作？我们需要向前看，提早规划，始终坚持合作理念，而不是对抗思维。 鲍尔森：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世界将变成一个困难和危险重重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贸易和科技“脱钩”问题，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当前已经出现美中贸易和资金往来“脱钩”所带来的显著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开放空间十分有限而感到沮丧的问题？ 崔大使：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积极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方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即使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中方在过去几个月里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例如，《外商投资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中国依然吸引了大量外资。今年6月，中国颁布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贸区负面清单，而且清单越来越短。6月，中方还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零关税、零壁垒目标。总之，中方正竭尽全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绝不会放弃。对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而言，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多市场准入、更好发展机遇和可预测性。然而，真正的挑战是，在中国坚持提高开放水平的时候，有些国家却在想方设法设置障碍，他们针对TikTok（抖音国际版）、Wechat（微信国际版）、华为等设置各种壁垒。这才是我们的真正挑战。在我们开门迎客时，他们却在筑墙挡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鲍尔森：科技应该是美中之间最麻烦的领域。经贸关系本来可以缓解美中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但现实是安全竞争扩散到经贸领域，科技成为焦点。问题是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还会走多远。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对于美方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农业、金融等行业，中方是否会继续对美开放市场？ 崔大使：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近年来中方在金融领域出台一系列开放新举措，包括取消外资在金融服务业投资的相关限制等。对于很多美高科技企业而言，他们都在增加在华投资和运营规模。特斯拉在华设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潜力，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希望成为中国经济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并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投资环境、法律制度。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新问题。很多人一直关心国家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回顾过去四五十年历史，中美双方在深化和拓展双边关系的同时都妥善处理了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中美双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因双边关系发展而受损。实际上，发展双边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如果彼此交流越来越多，双方就能更好相互理解，知道对方是如何思考的、对方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方优势和弱项。这样你才知道同对方如何打交道、如何降低风险、如何促进互惠合作。这应是我们从过去四、五十年历史吸取的宝贵经验，为什么要改变它呢？ 鲍尔森：你的回答非常睿智。显然，中国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和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安全问题不断涌现。但问题的关键是理解和对话，弄清楚哪些方面能达成共识，哪些方面存在分歧，哪些地方存在潜在冲突，如何有效避免冲突，防止局势失控，我认为这些问题特别重要。你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已7年多时间，见证了很多事情，包括美中共同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过渡到特朗普政府、美中元首海湖庄园会晤、艰苦的美中经贸谈判等。我曾看到你在椭圆形办公室同特朗普总统、刘鹤副总理站在一起，也看到当前双边关系恶化的危险态势。回顾7年任期，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崔大使：关于国家安全问题，我想补充一点，每个国家关心自身国家安全合情合理，但我们要小心不要被毫无根据的恐惧、猜疑、仇恨等情绪所误导、蒙蔽，甚至落入陷阱。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不会感到安全，这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初衷背道而驰。 关于出任驻美大使7年之久的经历，我必须承认到任时并未想到会干这么长时间。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我为能继续服务中美关系而深感荣幸。这很可能是我外交生涯最后一任常驻，然而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我为能在此继续履行使命、应对挑战而深感荣幸。我将全力以赴，不负祖国和人民重托，也不辜负美各界朋友的期望。我愿同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鲍尔森：回顾这段经历，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崔大使：我认为我有幸见证了这么多历史时刻。我参与了几乎所有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包括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亲身感受到中美两国元首是如何互动交流的、双方共识是如何引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正如我们常说的，总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目标、设定更高标准。我将继续尽己所能做好这些事情。 鲍尔森：展望未来，美中关系是否有什么问题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认为未来美中两国最大风险和最大机遇是什么？ 崔大使：我现在入睡前经常问自己，二三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判我们？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是否为中美关系发展而不遗余力？我经常拿这些问题问自己。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强化中美合作、构建更加强劲双边关系的巨大机遇。首先是要合作抗击疫情，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药物，努力拯救生命，保障民生和就业，恢复经济增长，恢复世人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其次，双方还要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朝核、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中美合作就大有可为。 鲍尔森：你说的很对，这确实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感谢崔大使接受此次访谈。我想告诉你，十分感谢你在如此困难且重要的时刻在这个国家坚守岗位，也感谢你今天所分享的一切。 崔大使：感谢财长先生所给予的访谈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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