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发展改革委12月10日消息，为深化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进一步向全球企业家宣介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政策，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精准对接地方发展诉求和外商投资需要，助力大连市用好夏季达沃斯论坛平台，12月6日至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司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组织跨国企业赴大连开展调研活动。 12月7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赴旅顺口区开展调研，分别调研了鑫创国际健康科技小镇项目、中车集团中捷牵引与控制技术“一带一路”实验室，听取了旅顺口区对外开放工作的汇报。12月7日下午，国家发改委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召开政企交流会。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绍旺出席并致辞，宣介大连发展规划及招商引资政策。国际司李斌巡视员在交流会上介绍了此次联合调研的背景情况，希望与会跨国企业代表对中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加强技术合作建言献策，结合自身投资和在华长期发展需要提出具体要求和宝贵建议。世经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表达了世经论坛积极支持跨国企业会员与中国加强对话，协助企业在华投资兴业，参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的愿望。跨国企业代表们纷纷发言，介绍在大连的投资情况、政策支持诉求及下一步投资计划。12月8日上午，联合调研团赴金普新区调研了解金普新区经济及对外开放情况并开展交流。 联合调研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司一级巡视员李斌带队，政研室、地区司、振兴司、国际司相关同志参加。世经论坛由执行董事、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先生带队，13家跨国企业的19名高管参与调研。
12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人民银行发布11月外汇储备数据。 截止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31785亿美元，预期31500亿美元，较10月末上涨505.2亿美元，增幅为1.62%，在连续2个月下跌后止跌反弹。 中国11月末黄金储备报6264万盎司(约1948.32吨)，与上个月持平。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2020年11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情况答记者问 问：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公布了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请问造成2020年11月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原因是什么？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是怎样的？ 答：截至2020年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785亿美元，较10月末上升505亿美元，升幅为1.61%。 11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市场预期保持稳定，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均衡。国际金融市场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及疫苗研发进展、主要国家货币及财政政策预期等影响，美元指数下跌，非美元货币总体上涨，主要国家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上升。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挑战显著增多。预期未来我国外汇市场将呈现基本稳定、双向波动的格局。
政治肯定会影响经济，但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建立起政治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的逻辑链条，因为政治制度并不能直接影响经济，而是间接影响经济，这种间接影响虽然可以通过统计实证研究其影响的程度，但我们更应该弄清其影响的机制与逻辑。政治是如何影响经济呢，在此我引入一个中间概念，“经济政策偏好”。经济政策偏好理论是研究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是如何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的理论。 一、政治制度为何可以影响经济政策？ 政治制度并不直接影响经济，但政治制度可以影响政府官员的经济政策偏好，再通过经济政策偏好影响经济政策制定。政经济政策制定又决定了经济表现，这才是政治制度影响经济的主要逻辑。因此研究不同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政策偏好才是最重要的课题。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这些偏好就会影响国家发展。 政治人物为何会出现经济政策偏好，这一方面是由其政治理念的不同造成的，比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拥有不同的政策偏好，他们在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经济管理方面都有不同的理念，但这种由个人或党派理念不同造成的经济政策偏好差异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我们要讨论的是由政治制度造成的经济政策偏好，探讨的是去除个人或党派理念因素之后，政治人物因政治制度而产生的具有共性的经济行为。 我们要想研究清不同政治制度下不同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我们就要对政府的政治制度进行分类，关于政治制度的分类，我们可以将不同国家分为一党制国家和多党制国家，一党制国家主要是指中国，多党制国家主要是指西方国家。不同政治制度下不同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主要是由其任期决定的，不同政党的执政任期决定其政策的长期主义倾向与短期主义倾向，任期越长，经济政策越倾向于长期，任期越短，经济政策越倾向于短期。一个国家党派越多，同一个政党的执政期就越短，经济行为越趋于短期化。总之执政期的时间不同，导致了其不同的政策偏好。 在相对固化的政治制度之下，官员很难自主选择经济政策，官员执政不仅为了实现其理念，也是为最大化其政治利益，当理想与现实政治利益相冲突时，他们肯定选择现实利益，因为长期主义政策虽然对国家有利，但其效益并不一定在其任期内显现出来，所有多党制下的官员未必采用。 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政策偏好？ 我们讲经济政策偏好，也要分析经济政策，关于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分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政策，产业政策、政府投资政策、国企政策等，对于这些政策，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在对待经济政策的态度上差距非常大，长期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经济政策效果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各个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情况。 在财政投资政策偏好方面，一党制国家与多党制国家在对待财政投资政策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府都知道财政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都尽可能的花钱，比如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会将财政投资作为经济增长措施。中国也一直将财政投资作为经济增长手段。但唯一不同的是，但由于西方民主制度下，比如程序复杂，两党互相掣肘等因素，财政投资的公共工程很难实行，而且修建特别慢，所以虽然一党制国家和多党制国家在政府投资的倾向上相同，但实施起来，一党制国家却比多党制国家效率要高的多。 在货币政策偏好方面，一党制国家和多党制国家也区别很大，多党制国家明显喜欢货币低利率政策，但作为一党制的中国则不同，中国比较注重防通胀，很少采取极低的货币利率，中国不希望经济出现货币超发引起的资本市场泡沫。从效果来看，低利率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萧条的恢复，但从长期来看则弊端很多，因为低利率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利率越低金融机构被摧毁的越厉害，金融机构的萧条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创新与增长，关于这点，我在第四代经济理论种有详细介绍。另外低利率政策也容易酿成资本市场的泡沫，一党制国家对资本泡沫比较敏感，往往会及时处理泡沫，但多党制国家并不会，甚至他们会将资本市场的泡沫当作自己的政绩加以宣扬。多党制政府选择的低利率政策对经济会有很多长期的危害。一党制国家选择的高利率政策虽然表面上对经济促进作用不大，但可以有效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最终资金供给效果更优，也更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不会出现资本市场泡沫破裂导致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 国家经济治理不仅有针对萧条的经济政策，也有针对繁荣的经济政策。一党制国家不仅干预经济萧条，也干预经济繁荣，防止经济过热，而多党制只干预经济萧条，从来不干预经济繁荣。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一个国家如果不及时治理经济过热或金融泡沫，就会酿成经济危机，一旦经济出现危机，就需要很长时间修复，多党制国家对经济过热或金融市场泡沫的纵容导致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而中国总是及时挤出经济体系的泡沫，中国每隔一段时间就出台治理产能过剩的经济措施，所以中国很少发生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可以实现复利式增长，而西方国家则很难实现复利式增长，其经济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很多时候都会被萧条时期的衰退抵消，由于政治任期的存在，西方国家的政客算计的是经济危机不在自己的任期内发生就行，他们不但不认真治理经济泡沫，反而陶醉于泡沫带来的虚假繁荣，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与他们的政治周期一样，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方面，面对经济萧条，多党制国家更愿意优先选择货币政策治理经济萧条，因为货币政策实施起来更加容易，而财政政策实施难度就要难的多。货币如同绳子只有拉力，没有推力，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萧条时虽然简单，但是效果慢，远远没有财政政策来的明显，因此用货币政策治理经济萧条会明显延长萧条的时间。 在税收政策的偏好方面，中国与西方多党制国家的经济政策偏好差异也很大，中国轻易不减税，但多党制国家则频繁将减税作为刺激经济的措施，因为减税也是一个短期效果非常明显的经济措施，但减税则对国家经济具有长期损害，比如国家债务的增长，一个国家的减税必然会造成债务的增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国家也没有长期减税的财政空间，因为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需要不断的提高税收，这点在我的新财税经济学中有详细论述。 在政府债务的偏好方面，中国和多党制国家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经济政策偏好差异，虽然借债发展是各国政府的通病，但相对来说，中国更加控制债务，西方国家则更放任政府债务，由于多党轮替，每个政党的领导人都在自己任期内拼命借债，都希望把债务甩给下一任领导人，而下一任领导人基本上就是反对党，而且一个国家党派越多，政府债务越多，党派越少，政府债务控制的越好，2010年发生欧洲债务危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多党制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政党。 在产业政策的偏好方面，中国与西方多党制国家差异并没有想象的大，产业政策都非常重要，一党制国家与多党制都比较喜欢产业政策。西方虽然宣称自由主义，但是仍然存在大量的产业政策，而且比中国一点也不少，甚至更多，因为西方国家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利益集团，各个利益集团都会游说议会出台各种产业政策。 以前人们喜欢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分为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两种，但我认为将经济政策分为“长期主义”与“短期主义”两种倾向更加合适，凯恩斯曾经说过，世界是由少数人统治的。那些自以为不受思想家影响的‘实干家’，大多不过是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但当我们理解了经济政策偏好理论之后，就会发现政治家想当一个已故思想家的奴隶是很难的，他们更是现实利益的奴隶，他们的经济政策不是按个人偏好决定，而是政治制度决定的经济政策偏好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决定了其政府的经济治理模式。 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 中国经济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关于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也有很多，比如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市场化的成功，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并不是哪个国家经济都是成功，也有经济学家如张五常认为中国成功是县域竞争的成功，中国经济确实存在城市竞争，但就此将其归结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因素，显然非常勉强，李稻葵主张从“政府激励”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并采用了周黎安的“政治锦标赛”的概念，这种解释角度其实与张五常的“县域竞争”并没有太大区别。 其实在我看来，不能将中国的成功归结为单一因素的成功，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各方面做的都不错，综合起来，长期积累才取得了成功，其实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其宏观经济的政策框里都没有多少新鲜工具，无非是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几种，即使在美国，各任总统的政纲也是围绕着这几方面展开。中国经济的成功也不是因为采取了某些特殊政策，而是因为中国没有采用太多坏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稳定，最终实现了复利增长，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 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都中途折戟，而只有中国能够取得持续性成功呢，这就要从经济政策偏好理论来解释。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主要看这个国家偏好的经济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经过前面对比分析，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相当于西方多党制国家，中国政治制度所偏好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好的经济政策长期执行下来就会形成比较好的经济效果。 中国政府偏好的经济政策决定了中国不容易出现经济周期性危机，也不容易过度负债，中国创新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本支持，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资本市场泡沫。所以中国能拥有长期的比较好的经济发展局面。这归根结底是由中国制度决定的经济政策偏好决定的。而西方多党制政府所偏好的经济政策正好相反，他们放任经济虚假繁荣，对资本市场的泡沫置之不理，随意减税造成政府债台高筑，过度依赖货币放水导致金融体系和创新体系被摧毁。所以他们的经济频繁发生危机，经济积累性，成长性都比较差。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对宏观经济长期精心维护的结果，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结果，靠的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认真，而中国能做到这些，关键还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政治的稳定可以导致经济的稳定，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治生态，也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偏好理论属于经济学理论与政治学理论的交叉地带。以前经济学界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但美国的公共选择学派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治问题，其研究对象是政府，而不是经济政策，而我的研究则与他们相反，经济政策偏好理论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经济政策，研究对象还是经济政策，而不是政府，因此与公共选择学派有些相象，但却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当然经济政策偏好理论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丰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任育之10日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主办的“2020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表示，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能源局正在测算“十四五”“十五五”时期光伏发电的目标。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十四五”的光伏发电需求将远高于“十三五”。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调动光伏制造企业、光伏发电企业等主体的积极性。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有关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修订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复议程序》（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20〕第2号，以下简称《复议程序》）。 《复议程序》共二十一条，修订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规范外汇行政复议工作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外汇管理部门实践，细化从复议申请、受理、审查到作出复议决定等行政复议实施程序，保障复议程序合法规范有序。 二是强化对行政复议的权力约束和监督。贯彻落实中央有关要求，完善行政复议决定集体审议等内容。 三是删除与现行外汇管理政策不相适应的内容。如涉及进出口收付汇核销等的条款。 四是充分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外汇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复议程序》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的通知》（汇发〔2002〕80号）同时废止。（完）
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四次领导人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会上，在15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下，各国贸易部长签署了RCEP协定。这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近日，中国一带一路网采访了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请他分享对RCEP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洞见。 中国一带一路网：RCEP的签署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哪些影响？ 管涛：RCEP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协定签约国总人口大概占了全球的30%，GDP占了30%，区域内贸易也占了全球贸易额的30%。如果根据RCEP的关税减让协议，能够把我们的关税水平大幅降低的话，肯定能够促进东盟十国还有中日韩，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十五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那么这为人民币的使用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基础。 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采取的政策是对本外币“一视同仁”：只要是用外汇能做的业务，基本上人民币也可以做了。接下来应该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被接受和认可的过程。 下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驱动、企业自主选择。在这方面需要缓慢培育市场，而RCEP的签署就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市场。 中国一带一路网：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怎样的联系？ 管涛：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国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也采取了很多包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务实措施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这些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包括投融资，都是快于平均水平的。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金融联系更加紧密的情况下，人民币用在中国和这些沿线国家之间的一些经贸活动中，应该是更加顺其自然了。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们更加积极地推动互联互通，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金融联系更加密切。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将有助于降低交易的成本。这个过程是由易到难的。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起点比较低，所以培育使用人民币的国际市场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货币是越使用交易成本就越低、流动性越好，所以这方面的工作要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逐步推进。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有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当地货币是不可兑换货币，在国际市场上是没有交易的。所以实际上人民币和这些货币较难形成稳定连续的汇率，这对我们管理人民币与当地货币的汇率风险敞口带来一定挑战。 中国一带一路网：未来如何借力“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管涛：RCEP的签署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更多的工作可以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首先，从政府层面看，政府之间可以开展更多合作，为人民币跨境流通使用创造更好的条件。比方说使用货币互换协议来为境外的人民币流通提供流动性支持。我们已经跟三十多个国家的央行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度超过3万多亿元，这方面仍有进步空间。 从企业角度看，目前人民币的流动性比较差，一部分是因为产品不够丰富。这就需要企业、机构，特别是一些金融中介机构来积极介入，根据市场需求设计一些产品，来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使用。如果我们企业的产品有竞争力，它就有议价权，实际上就可以在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贸易时，推荐使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 另外，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助推了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就能形成一个闭环。比方说，过去国际市场认为人民币没地方用，但现在国内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开放了，那么境外投资者就可以通过像股票通、债券通这些渠道在境内买人民币资产。这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闭环：境外投资者有人民币的收入，同时也有购买人民币资产的支出。所以近年来，人民币跨境流通使用方面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应该说是更加友好。 本文原发于中国一带一路网
11月17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网上方式举行11月份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主持，介绍经济运行实物量指标、投资项目审批、价格运行、2020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十四五”规划《纲要》问计求策活动等情况，并就媒体关注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今冬采暖保供、服务消费新模式、“十四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企业债券注册发行进展、推广以工代赈新举措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60余家境内外新闻媒体70余名记者参加了本场发布会。 附件：发布会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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