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融业的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之一，征信是一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环。 2021年开年，央行就下发了《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的关于个人信用信息界定、业务规则等问题，折射出的是眼下中国新金融、新商业对于社会「基础设施」需求的剧烈变化。 征信是一个太过特殊的行业。 按照官方定义，征信是指依法收集、整理、保存和加工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并对外提供信用报告、信用评估、信用信息咨询等服务，帮助客户判断、控制信用风险，进行信用管理的活动。 无论在金融服务、商业世界还是置于整个经济社会来看，其涉及的主体之广、角色之重要，大概鲜少有哪个行业能与之匹敌。而其与数据信息为生命线的特征，又使其与新技术的发展紧密连接。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征信体系从萌芽到成长，从一片空白到建成全球最大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每一步走来，都是在这样的变化中不断探索。 如今，数字时代加速到来。在信息大爆炸的同时，数据与信息的产生速度、体量规模，以及能够发挥的作用都在剧烈变化，而与之相关的产业链条、监管体系也随之而变。 未来，征信行业迎来一场新变革已在所难免。 1、萌芽：劈开混沌，重拾信用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刚刚迈出第一步。经济发展凯歌高奏，却也难免泥沙俱下。 其中，对于银行业而言，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就是企业的「多头开户」。 1996年，河南省新乡市一家企业的审计报告显示，该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存款账户数达到51个，分散于不同银行以及他们下设的不同分支机构。而趴在这五十多个账户上的，是数十笔呆账、坏账，企业银行账户与银行对账单之间长期不符。 当时，类似的问题在很多地区都普遍存在。究其根源，这是中国银行业打破了按行业、地域分工的格局之后，却没有解决信用信息共享问题，所面临的发展「阵痛」。 事实上，金融监管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早在1992年，原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推出了「贷款证」制度，即把企业的概况和在各家银行的贷款、还款情况由各贷款银行登记在一个纸质的文本「贷款证」上，企业到哪去借款，都必须提供「贷款证」，贷款银行就可以查询到企业在其他银行的借款信息。 在1994年和1996年，央行分别推出《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和《贷款证管理办法》进一步管控「多头开户」与「多头借贷」，将相关制度推广到全国。 到1997年，为了克服纸质「贷款证」使用不方便的问题，央行提出「贷款证」要逐渐转向电子化管理，建立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这也成为后来中国征信行业发展的基础。 央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三级联网运营 然而对于处于蒙昧与混沌期的中国市场而言，金融系统的一己之力很难改变整个市场对于「信用」二字的漠视。 监管的约束没能断绝「多头开户」的乱象，企业违规操作的情况依然屡禁不止。 虽然经营亏损严重，但由于各银行甚至网点之间的信息不互通，企业通过开设新户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新贷款。与此同时，多套账本、多个账户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逃税、骗税，甚至可以规避税收的强制执行。 这种混乱的情况在「共和国第一税案」爆发时达到了顶峰。 1999年至2000年6月，作为汕头经济特区的「排头兵」，潮阳、普宁两地从事出口退税的100多个犯罪团伙通过注册公司、开设账户，虚开增值税发票金额高达323亿元，涉嫌偷税骗税近42亿元，甚至比当地的财政收入还要高出许多。 这事件的影响究竟有多恶劣呢？ 当时，有很多地区甚至直接发文禁止自己的下属企业和潮汕地区的企业做生意。两年内，汕头累计迁走的企业超过1200家。到2001年，汕头GDP破纪录地下降了2%，而占汕头市经济总量三分之一以上的潮阳市，GDP竟下降了21%。 一记当头棒喝，终于令整个市场从蒙眼狂奔中清醒过来，市场经济并非盲目逐利，反而更加需要「信用」作为支撑。 从某个角度看，这或许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根据当时上海社科院的一组研究数据，人均GDP在300~500美元之间时，「信用」往往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在500~1000美元之间，「信用」往往被大肆破坏；在3000~5000美元间，是「信用」重组阶段；而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后，「信用」便进入良性循环。 彼时的中国市场正在完成从破坏到重组的「惊险一跃」。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人均收入增长与市场化进程加速，多年来聚焦于「企业服务」的中国金融业捕捉到了「个人信贷」爆发的信号，进而开始推动个人信用建设的大发展。 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下发，提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一年后，央行下发《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要求商业银行积极扩大消费信贷业务，进一步扩拓展了个人信贷服务范围。 有了企业信贷的前车之鉴，个人信贷发展更加需要「信用」先行。为此，1999年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在上海率先开展个人消费信用联合征信试点，上海资信有限公司随之成立。 2000年7月1日，服务系统为工商银行查询了第一份信用报告 至此，中国个人信用制度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伴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在上海逐步成型，更多城市开始加入信用建设的行列。2001年12月，历经了信用恶化之苦的汕头率先提出全面启动信用体系建设，而后，深圳、北京也相继加入。与此同时，垂直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信用服务机构也在全国各地成立。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3年10月底，全国共有专门征信机构近200家，此外还有其他从事部分征信业务的中介机构约1000多家。 然而对于一个以信息收集为基础、以数据整合为核心、以持续不断的交互为发展前提的行业而言，「分散」这个行业最大的掣肘——其服务效率的提升、服务范围的拓展都需要打破信息和数据「孤岛」。 市场呼唤一个全国统一和标准化的信用共享平台，以及一套成熟的法律和监管体系。 2、奠基：个人向左，企业向右 金融行业对于信用信息共享的迫切需求使其再次站在了最前线。 早在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核心内容是要求建立一个覆盖全国所有商业银行和贷款机构的数据库。 而根据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于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成为整体规划中最迫切的一环。 根据当时的规划，要在一两年内建成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基础信息系统，首先满足商业银行信用查询的基本需要，并逐步为企业信用评级、个人信用评分等业务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撑。 金融行业的急迫源自业务高速发展的需求。征信作为金融业的「基石」，如果迟迟不能落座，很多业务的发展都无从谈起。 最典型的就是信用卡行业，当时正欲提速发展，没曾想一抬脚就在「征信」这里摔了一跤。 2003年被称为中国信用卡发展「元年」，此前的两年里各大银行相继成立信用卡中心，搭建发卡系统，摩拳擦掌地准备大干一场。然而很快大家就发现，提不上速。 以最早成立信用卡中心的招行为例，2003开业首年便发卡超过60万张，一举刷新亚太地区发卡新纪录。2004年全年新增发卡222万张，是2003年新增卡量的3.6倍。然而当时的征信系统难以匹配高速增长的发卡「产能」，一度造成大量压件。 而彼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信用卡产业以成熟的征信服务为基础，发卡审批时间早已缩短至秒级。中国信用信息数据库的不完善，已然成为了横在信用卡中心前面的一座大山。 无独有偶。 同样在2004年前后，以GMC为代表的外资汽车金融公司进入中国。它们迟迟没有进入最擅长的个人业务，而大都是以企业服务为主，其担忧的核心也是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服务的不完善。 很快，这种发展需求和配套设施不匹配的矛盾愈发显著。到2005年，中国银行业的「大零售转型」已蔚然成风。 这一年，交行在港上市后，宣布将重点发展零售银行业务，目标是5年内把零售业务的收入份额增至20%；中信实业银行银行则去掉了「实业」二字，表示要加强零售银行业务；作为国有大行之一的建行在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将曾经的口号「哪里有建设，哪里有建行」变更为「建行建设现代生活」，标志着建行开始了从公司业务为主到个人业务为主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需求让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迫在眉睫。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尽管一直以来，企业和个人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搭建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但两者的采集基数、难度、要求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 企业征信数据库建设的优势在于，由于企业信贷登记系统建立较早，信用信息采集和共享机制已经相对成熟，伴随着工商、税务体系等监管体系的完善，数据库的建设也相对容易和标准化。 因此在2005年，此前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升级为全国集中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准入门槛方面，还是监管部门采取的「备案制」管理，都保持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策略。 相比之下，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则显得更加任重而道远。比如，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基础设施」的不完善。 直到2000年，我国才正式颁布实施《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具备建立个人账户和个人信用资料库的基础。2002年，我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NCIIS）才逐渐起步，依托身份证号对于个人信息进行查询服务开始成为可能。 终于在2004年初，央行组织商业银行开始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即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截止到当年底，央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实现15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8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全国7个城市的联网试运行。 回过头来看，个人信贷业务的发展也直接推动了数据库的扩充与完善。与此同时，《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行业标准的出台也加速推动了数据库的建设和运行走上正轨。 至于数据库的建设结果到底如何，只能交给实践去检验。就像人们每每提及阿里巴巴的技术能力，总会提起「双十一」的流量考验一样。央行的基础数据库在2007年迎来了一次大考。 这一年的9月27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就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进行差别化的「杠杆调节」，即购买二套房将提高首付比率和贷款利率。 但要实现这种差异化调节的前提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央行基础数据库认定二套房——换言之它必须覆盖全国所有地区、所有银行的所有分支机构。到后来，它还要进一步满足以家庭为单位的认定需求。 这也是征信基础数据库第一次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定星盘」的作用。 此外，央行征信中心还在2008年选取了7家试点银行建立征信系统应用成效上报制度，结果显示，2008年第三和第四季度, 7家行利用个人征信系统「拒绝」高风险客户信用卡申请171万笔；利用个人征信系统清收不良贷款和信用卡业务6.6万笔，涉及金额达43.7亿元。 来源：中国征信业发展报告2003-2013 受益于征信系统完善的不止金融业。 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2007年度《全球商业环境报告》中指出，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建成，使中国的信用信息指数从2005年的3上升到2006年的4，列全球商业环境改革第四名，东亚地区第一名。 而排名上升的原因之一便是中国建成了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为企业和个人建立了「信用档案」。 3、抉择：起手落子，立法十年 相比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的推进，中国征信行业发展的另一个支柱——立法建设，却经历了漫长的跋涉。 事实上，征信立法的起步比数据库的搭建要更早。 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把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作为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一件大事来抓」。为此，国务院成立了「建立全国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专题工作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17个部委、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等单位参加，对立法等问题进行研究。 当年，行业管理条例草案开始起草，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数易其稿，扩充了多个版本，但等到该条例正式出台已经是十年之后了。 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 从宏观层面来看，参考任何一个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征信立法都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以美国为例，其先后颁布了《隐私法》、《公平信用报告法》、《信息自由法》、《信用修复机构法》等十多部相关法律来规范信用信息的收集和披露。 而具体到当时的国内环境来看，前期各地区和行业分散的试点、多层级的市场结构也带来了许多「后遗症」。 比如，由于征信立法横跨近20个行政部门，此前已有的相关法规既有央行主导的信贷征信系统规章，又有建设部、商务部等主导的的非金融体系规章，此外还有金融机构内部制定的相关规则。 多层次、多系统和多头监管之下，统一立法一拖再拖。期间，全球市场还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等，这也给国内金融市场敲响了警钟——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刻不容缓，而完善的行业监管与立法同样重要。 终于在2009年，千呼万唤之下，国务院发布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征信立法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与前几稿相比，《征求意见稿》明晰了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明确了人民银行对征信业的监管职责和各不同征信数据库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等等。 但在更细节的问题上，比如，哪些信息属于征信范围依然未进行明确的说明，而当时不同地区对于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录入内容有一定的随意性。尤其在对「非金融业务信息」的采集方面引起了许多争议。 例如，2008年1月，北京市规定，机动车车主的养路费缴纳情况将进入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作为信用评价的依据之一，如果欠缴养路费，将直接影响个人或企事业单位的信用等级和融资服务，这也直接引发了一场关于「个人征信系统越来越霸道」的讨论。 事实上，在此之前，一些商业银行还曾与信息产业部联合宣布，手机欠费将纳入信用信息数据库，也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对。 除了涉及隐私与边界的敏感问题之外，关于征信机构注册资本的门槛问题等也受到了极大关注。《意见稿》有意抬高征信机构的注册资本门槛，但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大多数公司难以企及，有观点认为此举可能抑制征信行业的市场活力。 两年后，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央行修改形成的《征信管理条例(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问世，这版进一步厘清了一般商业性征信活动的范围、内容及相应的管理条例，并对国家设立的金融征信与一般的商业性征信做了区分。 终于，从宏观到微观的条件都逐渐成熟之后，2012年12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征信业管理条例（草案）》（下简称「管理条例」）。 次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征信业管理条例》，自2013年3月15日起施行。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征信机构管理办法》作为管理条例的配套制度进一步细化管理要求。 管理条例以对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为主线，对个人征信业务实行严格管理，在市场准入、信息采集及查询范围、不良信息提供、异议和投诉、保障信息的准确和安全等各个环节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与此同时，管理条例对于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的准入坚持了「高门槛」的要求——需满足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注册资本不少于5000万等硬要求。 这也标志着酝酿十年的征信行业法正式出台，我国征信业步入「有法可依」的轨道。 4、冲击：数字时代，试点难产 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征信立法刚刚落定，视野之外却已炸响惊雷。 2013年被视作是新金融行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年，余额宝横空出世，移动支付搭上了「红包」和O2O大发展的顺风车，P2P开启高速增长与资本涌入的新阶段，京东立项首个消费金融产品「白条」…… 这一切发展的背后带出了一个冉冉升起的风口——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催生了大量的新业态，更导致了数据信息的激增，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数据已经成为了和「石油」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 也是在这一年，一大批数据公司成立，典型如杭州的同盾科技，北京的聚信立等等。虽然创业团队的背景不同、经历不同，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索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锁定了在线借贷市场。 这背后的原因并不难推测，新的市场需求催生新的服务——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市场上的P2P网贷平台从800家增长至2595家，累计交易规模超过1.4万亿。而从业务逻辑来看，网贷业务与数据业务有着天然的契合。 在这样一个急速扩张的市场里，大部分P2P平台的数据能力、风控能力都极为薄弱。因为P2P平台无法获得央行征信数据，若要大规模展业，必须依赖第三方大数据来辅助做风控。而这无形间也为同盾科技、聚信立这样的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会。 很快，魔蝎科技、新颜科技、白骑士……越来越多有着征信专业背景履历的创业者一头扎进了数据行业。后来，伴随着现金贷市场的爆发，基于「爬虫技术」的数据公司更成为其扩张的利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第三方数据公司们所扮演的角色已然发生了转变。如果说之前他们更多是扮演第三方「外包」的角色，那么在积累了一定的客户和数据基础后，它们无形间成为了互联网市场中隐形的「征信中心」，或者说「信息共享中心」。 从2017年开始，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和国家标准委等部门就开始密集合作，肃整大数据行业野蛮生长的乱象。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野蛮生长与快速覆灭，或许只能算得上一段「插曲」。 相比之下，互联网巨头们对于数据和服务的思考似乎更加思之深，也谋之远。在行业发展走向新的十字路口时，他们率先向个人征信牌照发起了冲刺。 2015年1月，央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腾讯征信有限公司等八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准备时间为六个月。就在央行通知下发的23天后，芝麻信用分开始公测。 芝麻分最初考量的维度包括个人用户的信用历史、行为偏好、履约能力、身份特质和人脉关系 事实上，从此前一些地区将电话费、养路费等缴纳情况纳入征信就可以看出，征信本身并不局限于金融服务，这种情况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加凸显——互联网公司对于用户画像、履约能力的描绘和认知与金融机构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应用场景也与以往有极大差异。 以芝麻信用分为例，其数据来自用户在阿里生态中产生的数据，比如淘宝、支付宝等。而在应用场景方面，公开信息显示，截止到2016年年中，接入芝麻信用商家自助平台服务的企业数量超过130家，生活类公司（租赁、出行）和金融类公司各占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5年接连下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征信机构监督指引》来看，监管确实在试探个人征信行业的进一步开放，尤其是要求个人征信机构按照其注册资本总额的10%提取保证金等细则，也意在尽量规避潜在的市场风险。 然而遗憾的是，个人征信牌照最终没能「顺产」。 2017年4月21日，在京召开的「个人信息保护与征信管理国际研讨会」上，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和央行副行长陈雨露的发言，让大家了解到了监管部门对于个人征信试点机构的态度。 对于8家试点机构为何迟迟没能通过验收、获得牌照，万存知直接点出了它们的「三宗罪」：形成「数据孤岛」、信息误采误用，以及主体治理结构不具独立性。事实上，这也是后来互联网巨头在数据问题上备受诟病的根源。 「每一家都追求形成自己的业务闭环，这在客观上分割了市场的信息链，而每一家的信息覆盖范围都受到限制，因为信息不广、不全面，这样带来产品的有效性不足，不利于信息共享。征信需要信息共享，现在我们开业准备的情况是不利于信息共享的」万存知强调。 仅这三点就几乎推翻了当时8家试点机构的商业模式、股权结构、还有战略定位，个人征信试点一夜回到解放前。 最终，个人征信试点以8家征信试点公司各持股8%、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持股36%，共同组建百行征信的方式落地，虽然迈出了打开「个人征信」市场化的第一步，但却难以真正脱离行政化的基因。 5、重塑：重新定义，未来可期 显然，征信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变革，不只是一张个人征信牌照而已。 究其根本，征信系统的使命是为整个社会经济更好的运行和发展提供支持。事实上，每一次征信系统的发展和完善都是以新的市场需求出现为基础，以新的技术变革为支持。尤其是在2020年，疫情导致线下市场停摆，使得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突然加速。 无论是作为金融业的「基础设施」还是整个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征信行业都面临着新一轮的变革。 今年年初，央行征信中心正式启动二代征信系统切换上线，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和金融机构提供二代格式信用报告查询。 相比于以往，其不仅在信息采集、技术架构和安全防护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更重要的是丰富了信息内容，进一步提升了信息采集的扩展性和灵活性。 而在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层面之上，2020年，征信行业有了更进一步的突破。 2020年12月，继百行征信之后，朴道征信拿到了个人征信业务许可，成为第二家获央行批准的个人征信公司。而从朴道征信的股权结构来看，京东数科、小米、旷世科技均在其列，可见监管部门对于谋求新技术、新服务以激活市场的思路。 半个月后，央行银行草拟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央行表示，在《征信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征信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数字征信时代，征信的新业态不断涌现，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征信业务规则，导致征信边界不清，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不断出现。 而在新规之下，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扩大个人征信信用信息的范围——其中包括「消费信息数据采集、加工」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征信行业在真正意义上被重新「定义」——打破以往其与金融业务强相关的印象，转而进化为一种个人行为数据的采集。 在大数据采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今天，这种重新「定义」可能会对整个互联网市场产生持续的影响。一切对于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应用都要谨慎——因为它可能涉及侵犯公众隐私、不公平竞争等后果严重的问题。 而从另一个层面看，当更多数据成为信用共享信息，也将进一步解决五年前试点时的「数据孤岛」问题，还有如今尘嚣甚上的「数据垄断」问题。 但在数字化发展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一切的发展都与数据有关，企业的增长、商业的潜力、资本的空间……一切都跟数据紧密连接。就像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小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每一个人都被「数据」定义和安排着。 而建构在数据之上的征信行业将向何处去，它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这关乎的是市场的公平和秩序，还有个人的隐私与安全。 参考资料： 1）《中国征信业发展报告（2003~2013）》，作者：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征信业发展报告》编写组 2）《中国信用体系亟待走向成熟》，作者：傅双琪 3）《对征信管理条例的几点疑惑与修改建议》，作者：尹振涛
1月11日，人民银行发布《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期为一个月。 目前，征求意见期过半，市场关切的焦点也逐渐浮出水面。其中，对信用信息的界定、对征信业务范围的界定引发讨论最多。《办法》明确，以“信用信息服务、信用服务、信用评分、信用评级、信用修复”等名义对外提供征信功能服务也将纳入管理范围。这意味着，当前市场上部分机构的“擦边球”行为将得到更有力的监管。 实际上，本次《办法》的出台，正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大数据时代下征信行业的一些新特点。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在界定、流转、交易等环节都突破了传统认知，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涉及个人征信业务的新兴产品和服务。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告诉记者，市场上有一些机构“无牌照”从事个人征信业务，却没有受到相应的监管，已成为规制外的“第二征信”，严重干扰了市场的规范发展。 “《办法》中的规定更加符合征信的本质，将部分未冠以‘征信’名号但实际从事征信业务的数据服务公司纳入监管范围，有利于相关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也更加贴合市场需求以及社会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工商银行管理信息部总经理苏宗国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明确信用信息 激活替代数据 界定何为“信用信息”，是本次《办法》的亮点之一。新规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把为金融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用于判断个人和企业信用状况的各类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和企业的身份、地址、交通、通信、债务、财产、支付、消费、生产经营、履行法定义务等信息，以及基于前述信息对个人和企业信用状况形成的分析、评价类信息，都视为信用信息。凡是对信用信息进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活动，都是征信业务，都要纳入征信监管。 上述信息多属于替代数据。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替代数据是借贷信息以外数据的统称。近年来，采集和利用替代数据刻画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成为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趋势。 在本次《办法》出炉前，监管部门也明确表示出对替代数据的重视。央行在2020年12月召开的“长三角征信一体化”工作推进现场交流会上提出，利用替代数据为金融和经济活动提供信用管理服务，本质上属于征信活动，需要纳入征信监管。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大量有效的替代数据的采集成为可能。而近几年的实践证明，作为借贷征信数据的补充，替代数据能够很好地刻画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其潜在的商业价值已经逐步体现出来。 记者获悉，2020年12月刚刚获批筹建的朴道征信就瞄准了这一领域。此前，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和2018年成立的百行征信分别专注于采集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放贷机构的信贷类交易数据，主要覆盖有信贷交易记录的人群。而朴道征信希望借助非信贷的替代信用数据，为缺乏信贷记录的“白户”或“准白户”提供有效金融服务。 据统计，目前全国在校大学生约4000万人，工作五年以内的毕业生约3500万人，民政低保人群约6000万人，全国小微企业数量超过8000万户，这些人群和企业中大部分都是信用“白户”或“准白户”。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这部分群体的日常消费、行为被记录下来，产生了大量的贷前可替代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判断其信用状况。 打破信息孤岛 探索可持续的市场化模式 虽然信息时代产生了海量数据，但获取、利用数据并不容易。从整体上看，现阶段非信贷类征信信息采集不充分且机构之间缺乏互联互通，容易形成信息孤岛。 在此前的探索中，一些市场化的持牌征信机构，也曾在探索数据共享机制方面遭遇过挫折。有市场人士告诉记者，即便是在市场化机构内部，也会因为股权过于分散，导致各个股东之间并没有共享其核心的数据资产，从而形成大量的数据孤岛。 对于上述情况，金融科技行业专家苏筱芮表示，在推动征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要通过优化价格机制、股权机制，激励数据共享，让更多主体积极参与到数据的开放生态中，打破互联网巨头的数据垄断地位。 “持牌经营+数据服务提供商”模式被很多专家提及。根据《办法》，包括画像、评分、评级等评价类产品、服务等也被纳入监管范围，结合此前鹏元征信因“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个人征信业务活动”而被罚来看，未来持牌经营将是一个基本要求。 在1月25日人民银行举行的“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上，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副局长田地强调，在国务院出台的《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七条中有明确规定，“未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个人征信业务”。因此，个人征信业务需要持牌经营，并纳入征信监管。未经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类征信”业务将会被“一刀切”。对于很多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而言，《办法》提出“与征信机构合作，为金融经济活动提供个人或企业信用信息的其他信息处理者，应当在签署合作协议后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报备”。这被市场解读为“非持牌机构或有可能与征信机构合作实现合规展业”。 根据汉坤律师事务所研究团队的分析，如果非持牌机构将其采集的用户个人信息或对用户的画像及评分开放给公众查询，则属于相对典型的征信业务，需要取得牌照才能开展相关业务；但如果非持牌机构把此类信息提供给持牌征信机构，则仅属于前述“信息提供活动”，而非“征信活动”，在确保有关个人信息共享的授权充分并进行相应人行报备的前提下，此类活动并不需要征信牌照作为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区块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东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该项规定实际上就是鼓励征信业市场化发展，这符合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征信需求的现状。“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的征信市场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市场竞争过程。上述合作形式，实际上是对个人征信市场严格监管之下的一种补充。在征信体系中，一家独大的个人征信机构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远远大于其提高的社会效益。我们应利用国内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征信市场容量巨大的优势，促进有效竞争，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个人征信细分市场。”杨东说。 在苏筱芮看来，此次文件的颁布，也有助于完善数据规范与数据治理，能够为后续数据确权乃至推动完善数据流转和价格形成机制打下坚实基础。她表示：“当前，中国政府已明确将数据列为与劳动、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数据确权是数据市场化配置及报酬定价的基础性问题。” 杨东进一步强调：“只有加速我国数字化金融的发展，包括数据行业、数据企业、数据平台的多维度发展，才能实现国家数据要素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在国际数字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取得主导地位、拥有数字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告别“野蛮生长” 加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 更好地利用替代数据、探索数据共享机制是征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而与之同样重要的是加强对信息主体的保护。杨东表示，随着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包括个人交易、社交、上网痕迹等多种类型的替代数据开始发挥作用，来源也由传统的金融机构发展到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单位、数字金融公司等，现已被普遍应用于信贷支持。但是，需要平衡替代数据应用与用户私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 加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正是征信工作的底线，一旦信用信息泄露或个人信息被诱导滥用，可能会引发诸多问题。 多位专家表示，在此前征信业务开展中，存在无授权采集，“一次授权、无穷采集、无限使用”，加工处理过程不透明、自动化决策有失客观公正性等问题，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同意权、异议权无法得到保障。而《办法》的出台，有利于推动征信业加强对个人和企业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 例如，《办法》提出“采集个人信息，应当告知采集的目的、信息来源和信息范围等，采集非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应当取得企业同意；整理、保存、加工信用信息，应遵循客观性原则，不得篡改原始数据”。苏筱芮认为，上述规定有助于规范征信机构信用信息采集方式，对客户主体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这不仅是对信用信息主体权益的维护，也有利于征信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杨东认为，面对资本垄断和数据垄断双重垄断扰动数据市场的局面，《办法》的及时推出有利于规范数据市场，加速中国数据市场的发育。他建议，未来要以数据保护性开发为指导，制定个人数据保护的标准，辅以数字技术体系，更充分、更全面、更完善地对个人信息和隐私进行保护。 苏宗国则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谈及《办法》的意义。“《办法》的实施不仅能对信息主体及信息服务各方的合法权益提供更强的保障，而且能对商业银行合法合规引入外部征信信息提供更加明确、可遵循、可操作的依据与准绳，有利于商业银行更好地将信息与资金相结合，实现信息价值，推出更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各方共赢。”他建议，商业银行在后续引入征信信息或征信服务时，严格按照《办法》规定，筛选出合格服务商，确保业务合法合规开展。 汉坤律师事务所研究团队也在分析中表示，随着《办法》的发布，相关业务规则逐步清晰，我国的征信行业将走上更为规范化的发展道路。一位业内人士强调：“数据市场上‘跑马圈地’的时代即将结束，‘野蛮生长’的互联网借贷平台或者企业会被逐渐取缔，对个人数据的利用会走上法治化、正规化的道路。”
©深响原创 · 作者｜郭凡瑜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诞生以来，我们的衣、食、住、行已经全方位“在线”了很多年，求职、招聘这件事同样也不例外。 严格说，中国招聘行业的互联网化是从1994年开始的。但发展20多年后，“上网投简历、找工作”逐渐从最初的新鲜、简单变得让人疲惫，再难与“高效”划等号。 2014年，BOSS直聘横空出世，一句“找工作，我要跟老板谈”的魔性广告语，迅速让“直聊”深入人心。 然而，在“直聊”已成在线招聘行业标配、求职者对“用聊天的方式找工作”习以为常的当下，仍有必要提醒的是，区别于传统互联网的「MDD」(Mobile+Data+Direcruit)模式能否运转的起来，关键在于精准的人岗匹配。 BOSS直聘平台海量的数据，以及基于数据的人工智能算法技术，正在让其作为这一模式的开创者，继续发挥着领先优势。 “没有中间人传话”，直聊找工作成主流 对于刚走出高校的毕业生来说，2020年实在太难了。 以去年的秋招为例，在需求端，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缩招的情况不在少数；在供给端，2020届高校毕业生数量达874万人，数量再创历史新高。麻烦的是，这部分求职延后的毕业生既要跟同龄人竞争，还要和回国的留学生，以及陆续进入求职市场的2021届毕业生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去年第三季度，国内的求职人数同比增长140%。而在激烈竞争之外，疫情又为线下面试带来阻力，焦虑弥漫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 就业形势严峻，但好的一面是，剧烈变化之中，年轻人在求职方面已经越来越“上道”了。 TalkingData发布的《2020年高校毕业生求职研究报告》显示：高校毕业生已经适应了线上招聘，超八成高校毕业生借助网络招聘平台，高校毕业生倾向于使用手机端APP求职占比达90.4%。而压力之下的求职者有多努力，以下几组数据皆是明证： 根据《报告》，超八成的人每天都会在求职平台多次投递简历，头部APP的人均使用次数保持在每月50次； 使用时长方面，在BOSS直聘和智联招聘APP上，超四成用户每次的使用时长达20分钟以上。 数据来源 TalkingData 可以看到，在疫情催化和移动端APP的普及下，覆盖面更广、时效性更强、成本更低的线上招聘成为求职者找工作最常用的方式。不过，毕业生毕竟缺少职业经验，其在找工作方面依然问题不少： 一方面，求职者每天穿梭在各大招聘APP，只要岗位和专业沾边就立刻投递。数据显示，超六成求职者的简历投递以广撒网为主，并不清楚自己想找什么工作。 另一方面，对于用人单位需求的判断，毕业生普遍经验不足，这也是在线招聘平台各类增值服务(如提升简历曝光度、竞争力数据分析、面试培训、求职咨询、 简历优化等)形成吸引力的原因。 简而言之，高校毕业生的主要问题是职业目标不明确，缺乏对自身能力和目标行业公司深度了解，这意味着求职匹配度低、效率低，而在激烈的竞争和日渐高昂的机会成本面前，这些都是需要跨越的障碍。 针对上述问题，作为连接供需两端的重要角色，在线招聘平台已经给出多种解法。以BOSS直聘为例，在BOSS直聘APP上，应聘者和老板可以通过直接聊天的方式相互了解，去除中间环节，通过简历+行为数据匹配等方式提升招聘找工作效率，提升应聘者和招聘者匹配度。 具体来看，求职者可以通过岗位信息筛选适合自己的企业和岗位，然后在完善简历的基础上用人企业招聘人员或老板发起类似于微信的即时沟通，用人单位回复后双方可以开启对话，求职者可以发送简历，双方可以交换电话号码和微信号。同样，招聘方也可以主动发起沟通。 图源 BOSS直聘APP 相比投递简历后等待回复的传统模式，直聊的优势显而易见——求职者可以跳过海投简历、一面、二面等冗长的应聘环节，实现直接与企业老板在线聊天、洽谈入职条件；招聘者在与求职者直接对话中也能充分展示自己和公司的诚意，精准定位职位最优人选，同时缩短招聘时长。 数据显示，在使用求职平台时，近六成高校毕业生更期望与直属领导直聊沟通，同时更喜欢线上深度沟通。2020年5月至10月，以直聊方式为主的BOSS直聘平均日活用户数约同比增长率超过80%，在所有求职招聘类APP活跃度排名第一。 数据来源：TalkingData 总的来看，直聊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过去在线求职低效率的问题，并且在网络求职渗透率上升、疫情影响下线下找工作受限下逐渐成为主要求职方式。 开创者仍在“布道” 直聊方式之所以会蔚然成风，原因之一恐怕在于，BOSS直聘带来的招聘效率、成功率提升，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作为移动互联网原住民，当代年轻人习惯依托手机进行在线通讯社交、餐饮租房、学习阅读等。数据显示，2020年度高校毕业生在各类APP的覆盖率整体高于移动互联网用户人群，"找工作"与"餐饮外卖"、"租房"并列，成为线上刚需。在此背景上，使用手机APP进行求职对他们来说更为灵活便捷，直聊直聘的渗透也就顺理成章。 在“直聊+精准匹配” 方面，BOSS直聘是首创者，也是布道者： 2014年7月， BOSS直聘CEO&创始人赵鹏创立BOSS直聘，提出“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突破过去人才招聘模式相对传统的僵化思维，将在线聊天功能引入招聘场景，让应聘者和用人方直接沟通，拉平求职者和企业双方的地位差。 2016年，BOSS直聘率先 将“MDD”模式(Mobile+Data+Direcruit)运用在招聘行业，即“移动+数据+直聘”模式，在移动便捷和直聊的基础上，基于收集双方数据后的精准撮合，进一步提升了求职效率。 2019年4月，BOSS直聘推出的视频面试功能，让求职与招聘双方打破时空限制找到满意的工作和人选。这一功能在疫情期间加速助力了企业复产复工，也让品牌更深入人心。 直聊模式广受欢迎，带来了巨大的用户数据。基于海量数据，BOSS直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岗进行精准匹配，而效率，又对用户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从求职方来看，基于求职者无法高效便捷的找到岗位的痛点，BOSS直聘提供了几种解法。用户在填写核心信息和简历之后，可以选择三种心仪岗位，系统即可推送符合用户要求的岗位，然后用户查看岗位描述并开启聊天。这种方式实现了人和岗位的精准推荐、匹配，求职者不需要在海量求职信息面前筛选和不断投简历，同时人、岗的高匹配度也提升招聘企业的反馈率，进而提升找工作的效率。 从招聘方来看，为了帮助企业快速高效招聘到适合岗位的人才，系统会主动帮助招聘方去联系大批量符合招聘企业要求的求职者，邀请候选人主动投递简历，通过算法优化后匹配出的大批高质量候选，有效解决候选人质量不高与岗位不匹配的问题。 伴随着效率的提升，更多的求职者和招聘方会不断涌入平台，由此产生的新数据又将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匹配能力。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反馈模型：平台靠模式创新和效率提升吸引一批用户，再通过数据积累助力推荐效率的提升，技术壁垒建立后，新的用户也将如潮而至。 TalkingData的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5月，BOSS直聘APP下载增量，增长率获月度第一。从用户活跃度来看，BOSS直聘成为求职招聘类APP人均使用次数最多的应用，达到每月90次，次均使用时长超过20分钟为45.1%。 这为BOSS直聘的持续创新提供了基础。目前，BOSS直聘已经沉淀下可观的招聘求职行为数据库和机器学习能力，无论是对简历打标签的做法，还是"文字聊、语音聊、视频聊"多种沟通模式的推出，BOSS直聘的每一个新打法，几乎都成为同行模仿的范例。 当然，同质化竞争也往往因此而来，BOSS直聘只被模仿而不被超越的唯一秘诀则是：以让用户满意为一切工作的前提。 深响
“来了来了，他迟到了，但他来了～”在雪球平台上，有投资者在“吊牌之王”南极电商(行情002127,诊股)一则公告下这样留言。在7个交易日股价累计下滑超三成后，南极电商终于就造假传闻作出了澄清。这距离其被大面积报道涉嫌体外循环造假已经过去一周多。 在澄清公告中，南极电商针对包括净利率非常高而无明显壁垒、无明显的竞争对手、非常轻资产的运营模式等多个疑点进行了回应。在澄清公告的结尾处，南极电商还称，其是一家数据透明、信息公开的互联网公司，所有数据都截取自电商平台的官方数据，真实、可靠、可溯源。 不过，记者注意到，市场对这份澄清仍存在疑问，比如在解释净利率时，其回应的均是毛利率数据。另外，在应收账款方面，其给出数据的时间段和此前被质疑的并不一致。 1月13日，《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了南极电商方面。其相关负责人表示，其上周一直在准备这一澄清公告，但相应的的审核需要时间，另外涉及的财务数据也需要反复确认。 股价闪崩引出造假疑云 此事要从1月初说起。2021年开年的2个交易日，南极电商股价闪崩。其中，1月4日，其以跌停板收尾，1月5日，再度下滑9.91%，市值也跌破300亿元。去年，这家公司的市值曾从年初的200余亿元飙升到7月最高的近600亿元。 消息面来看，这次看似突然的股价闪崩，或与兴业证券(行情601377,诊股)一位分析师发布于2019年的研报有关。 据称，这份报告名为《盈余管理和盈余操纵的界定和识别》。报告区分了“盈余管理”和“盈余操纵”的概念。在“体外循环造假的识别”这一项里，截图显示，XX电商存在造假的六个疑点，分别是净利率非常高而无明显壁垒、无明显的竞争对手、非常轻资产的运营模式、财务数据质量差，应收账款、经营规模翻倍增长，员工数量反而下降、供应商和客户高度重叠。其中关于“体外循环造假的识别”段落，被市场普遍解读为针对的就是南极电商。 报告还指出，实际控制人无其他体外业务，却频繁进行股权质押，实控人第一笔股权质押（2016-03-22）发生于借壳上市之后不到半个月（2016年3月7日借壳上市）。和南极电商对照比较，时间点基本吻合。《国际金融报》记者翻阅公告注意到，南极电商为借壳上市，2016年3月7日，“新民科技”变更为“南极电商”。2016年3月21日，南极电商曾发布实际控制人部分股票质押的公告。 不过，这份研报在发布之初并未大规模发酵。日前，知名媒体人曹山石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称兴业证券该研究员在路演时谈到这一体外循环造假识别，举南极电商为案例分析。此后有重仓的公募找上门，这名颇有灵气的研究员被调离研究所去了后台。 因此，尽管有不少投资者对南极电商1月4日、5日连续2个交易日股价大跌“一头雾水”，但也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正是由于此前的造假质疑再次发酵。 多个质疑澄而不清 《国际金融报》记者注意到，造假疑云笼罩下，1月4日-1月12日，南极电商累计跌幅达32.53%，其中1月12日再度跌停。 就在1月12日晚间，对于市场关注的造假质疑，南极电商予以澄清。 记者注意到，在净利率这一点上，南极电商表示公司的盈利主要来自品牌综合服务业务，该业务是公司按发放商标辅料的批次为授权生产商提供品牌授权、供应链服务等综合服务，并收取品牌综合服务费，在各产品约定的服务期内分摊确认收入。业务主要成本构成为采购的辅料成本和人工成本等，因此毛利率较高，2019年本部业务毛利率达92.7%。 南极电商还表示，公司的商业模式主要为IP品牌授权，对标海内外IP授权业务，均呈现高毛净利率的特点。此外，IP授权业务本身壁垒较低，但拥有持续成功的IP壁垒很高。公司以南极人、卡帝乐鳄鱼、精典泰迪等品牌开展授权业务，2020年总GMV销售额已突破400亿元，因此公司的IP品牌授权具备明显的竞争壁垒。 对于财务数据质量差，应收账款占比重较高这一点，南极电商称2018年及2019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分别为5.51亿元、12.55亿元，净资产回报率ROE（净利润/净资产）分别为23.71%、24.82%，业务现金流状况良好，净资产回报率处于已上市公司中高段位水平。 不过，此次的澄清也引发了进一步的质疑，甚至被指有些“澄而不清”。比如，此前机构的“PPT”质疑的是公司的净利率超高，而南极电商回应的是毛利率数据。在回应财务数据质量差、应收账款占比重较高部分，南极电商引用的是2018年及2019年的数据，而此前机构研报质疑的是2017年以前的数据。 南极电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指出，其也注意到市场的质疑，在毛利率和净利率这一点上，公司费用是相对固定的，主要是员工的管理费用和一些销售费用。“不管从毛利率还是净利率看，其实都是一个口径，更重要的是理解我们的模式，就是所有的品牌授权都是高毛利和高净利的”。对于应收账款，其称给到的是最近几期的。“再往前面应收账款的情况我们当然也有，但我们想强调的是近几年的应收账款一直处在比较稳定的占比，即占（营业收入）20%左右的水平。” 这一澄清公告发布后，南极电商近日股价反弹，1月13日-1月14日，其股价累计上升10.62%。 卖吊牌的授权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南极电商前身是南极人，总部位于上海，是A股上市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品牌综合服务、经销商品牌授权服务、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及其他业务。 在2020年半年报中，南极电商称自己以电商渠道为主，用品牌授权和产业链服务力争打造世界级消费品巨头。去年上半年，其品牌在各电商渠道合计约有10万个产品链接，在各电商渠道可统计的GMV达143.78亿元，同比增长30.94%。2020年三季报显示，去年第三季度，南极电商实现营收11.46亿元，同比增长13.14%；净利润为2.91亿元，同比增长34.9%。 记者注意到，因为所走的授权模式，南极人的“负面”也不少。2020年7月6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示了对北京市场上销售的儿童服装进行的抽检情况。其中，商标为“南极人”的彩棉和服三件套、婴幼儿内衣存在绳带不合格的问题，商标授权人为南极人（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制造商为丹阳市昊琪服饰有限公司。 多家媒体曾报道称，2018年一年内，南极人的蚕丝被、内衣、童装、卷发器、按摩棒等产品，总共登上国家质监部门及消费者协会黑名单14次。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的澄清公告中，南极电商称上市五年以来，已累计实现超过1100亿元销售额，2020年阿里平台销售近3.37亿件商品、覆盖2.93亿消费人次。公司本部近三年净利率保持在70%以上，净资产回报率保持在20%以上，无外部有息负债，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正。“抱着对公司股东及长期利益负责的态度，公司对每一笔资金的使用都保持谨慎的态度”。
1月11日凌晨，比特币玩起了“过山车”行情。行情数据显示，比特币失守37000美元关口，最低至35141美元，日内最大跌幅12%。截至发稿，比特币回升至38000美元/枚上方。 比特币家园网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爆仓量达11.65亿美元（约75.30亿人民币），24小时内，共有115138人爆仓。 对于突如其来的大跌，有网友表示：“该来的总会来”。有谨慎的投资者表示，这么高位，我先清仓，空一下。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比特币持续疯狂的上涨走势，一举突破4万美元关口，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但也有数据显示，下跌的风险或随时降临，根据研究机构Flipside Crypto的数据，活跃比特币账户的数量已接近2017年末的历史高位。Rosenberg Research经济学家和策略师戴维·罗森伯格(David Rosenberg)表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比特币的抛物线走势是非常不正常的。” 而最近的加密货币热潮正显示出融涨的迹象！融涨指的是市场中的多头越来越多，市场情绪超级乐观，市场不断走高甚至加速，最终导致市场崩溃。 Skybridge Capital的创始人斯卡拉穆奇（Anthony Scaramucci）持有比特币的大量股份。但即便是他，也表示投资者需要对比特币保持警惕。 他表示，人们虽然已经开始接受比特币，而且由于它出现在很少的投资组合中，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尽管如此，斯卡拉穆奇认为比特币仍是一种不稳定的资产，投资它依然是存在风险的。在他看来，比特币存在崩溃的趋势。现在是调整的时候了，而且调整可能很猛烈。 斯卡拉穆奇认为，比特币可能会突然暴跌20%至50%，因此投资者必须非常谨慎。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证券每经网APP、比特币家园网 (编辑：文静)
中国领先的医疗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医渡科技于12月31日-1月7日招股，并预计于1月15日挂牌上市。公司拟全球发售约1.56亿股股份，其中香港公开发售股份1564.5万股，国际发售股份约1.41亿股，另有15%超额配股权；发售价每股发售股份23.50港元-26.30港元，每手买卖单位100股，入场费约2,656.50港元，高盛和中金公司为其联席保荐人。医渡科技的股东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腾讯等。 这意味着港股医疗板块将再迎新成员，由于医疗行业专业性很高，也就是相关公司必须有足够深的积累、足够强的战略定力，方能在这个赛道上有所成就。 那么，医渡科技是如何在“大而复杂”的医疗大数据技术行业突围而出？既有医疗属性又有科技属性的医渡科技的长期增长逻辑又是怎样的？ 一、专注于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赛道，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医疗大数据技术行业至少是个百亿级的市场，但又并非一个简单的市场。 与其他行业数据不同，医疗行业产生的原始数据也许可以用“数据标准规范不统一”来形容，例如每个医生在记录病例时都会有各自的书写习惯和表达方式，同一种病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而且绝大多数医院的数据都存在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医疗数据之间封闭割裂，由于缺乏有效的数据治理导致数据质量缺乏有效保障，医疗数据的临床和科研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医院与医院之间信息系统的数据难以互联互通，它们就像一个个形态各异的数据孤岛。 但这也代表着医疗行业有着大量的机会和空间被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重构，尤其是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医疗与科技的碰撞能够产生新的机遇。医渡科技很早就发现了这个赛道的价值，挖掘数字化转型时代后医疗数据化、智能化的机会，并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资料显示，成立于2014年的医渡科技，主要向医疗行业的主要参与者提供基于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医疗健康解决方案。自其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根据授权将数据标准规范不统一的医疗数据变成结构化的、标准化的、可以计算的数据，然后构建相应的智能模型，最终落实到真正的应用，进而辅助医疗机构开展进行高效的临床、科研和医院管理等工作，最终惠及更多的患者。 借助公司自主研发的数据智能基础设施YiduCore，医渡科技成功实现了多个医疗解决方案的商业化落地。医渡科技能在医疗大数据技术行业中突围而出与公司的专注和坚持密不可分，公司在行业深耕六年有余，战略眼光长远，从基本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不断推动医疗行业实现从信息化、数据化到智能化的发展，在业务扩张和模式扩展中一步步转动成长的飞轮。 二、YiduCore飞轮效应初现，步入增长期的逻辑得到验证 在研究企业的成长之时，我们常常会提到“飞轮效应”。企业发展的过程就像持续推动一个巨大、沉重的飞轮转动，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慢、很费力，但是反复的推，每一圈都不会白费，飞轮会转动得越来越快。 成立初期，医渡科技一直在搭建数据智能基础设施, 与医院和政府合作，通过YiduCore把“标准规范不统一”的数据进行结构化、标准化处理，从而变为可用的数据。这时候要转动飞轮一圈是非常苦非常累的，医渡科技的业绩也一度承压，但随着YiduCore被打磨的越来越好，医疗数据治理的技术越来越高，公司不断推动应用场景落地，实现商业化，飞轮效应就开始逐步显现了。 招股书显示，医渡科技的营业收入已经从2018财年的2272.7万元增长至2020财年的5.58亿元，三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95.54%。同时，公司的毛利润也在显著提升，毛利润从2019财年的571.3万元增长至2020财年的1.47亿元。 由此可见，随着行业数字化趋势越演越烈，特别是疫情之后，新基建政策支持下，已有了一定规模和市占率之后的医渡科技，或已跟随行业和赛道的黄金发展期步入景气度较高、持续时间较长的增长期。 一般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创收能力和盈利能力都有机会取得再次的突破。 此前业绩数据也从侧面反映出医渡科技以YiduCore为核心的业务体系已初步构建起来，依托能够提供多样化解决方案的YiduCore，医渡科技目前形成了以大数据平台和解决方案、生命科学解决方案、健康管理平台和解决方案三大板块为主体的业务体系。 其中，大数据平台和解决方案主要为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服务；生命科学解决方案主要为生命科学行业从业者提供服务；健康管理平台和解决方案主要为医生和患者提供服务。其中，大数据平台和解决方案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在2020财年贡献了约66.6%比例的营业收入，而另外两大板块未来也拥有较好的潜在成长空间。 图：YiduCore赋能公司的生态系统 总的来看，三大板块都是基于真实世界场景的需求，帮助医疗行业的各种角色包括政府、医院、药械企业、保险机构、医生、患者等解决问题、解决痛点。目前，医渡科技已经落地了很多智能化应用，特别是今次公司打造的城市免疫平台，能够帮助政府了解疫情真实情况，从而更好地监管疫情、匹配医疗资源等。 展望未来，医疗大数据技术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是一片蓝海市场。根据安永的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医疗大数据解决方案市场规模为105亿元，预计2024年将增长至57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0.5%。 医渡科技作为行业的先行者，有一定的先发优势，通过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构筑了较高的技术壁垒。 根据公司的上市计划，医渡科技拟将所募资金用于加强核心能力、扩张业务、丰富生态系统。随着公司持续发力加大研发投入、加码医疗新基建、完善生态体系，且在现今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助推之下，医渡科技正逐步打开业绩释放周期的窗口。 三、营造行业共赢且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局面 从商业模式本质的认识出发，结合医渡科技的业务特征，我们认为该公司垂直于中国发展空间和前景广阔的医疗健康产业，并基于经济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产业渗透率提升趋势，初步建立起独特的绿色医疗生态系统，在当前的资本市场内无疑是具备相当的稀缺性、独占性。 另外，不可忽视的地方是，公司在该细分领域的领先位置和率先以较优估值上市的事件，可给同业发展带来标杆式，甚至为里程碑式的示范性作用。 显而易见，医渡科技IPO对该领域发展或会带来新启发，对整个赛道的演进和扩展，持续改善行业的竞争环境、融资与创新环境，培养多维度的创新合作关系亦存在多个积极的意义，这才是公司在行业中发挥出引领作用的较好注解之一，在经营成绩的实力证明之外，公司的声望和影响力预期也会带来相关“红利”或“溢价”的正向增值评估。 随着未来更多存在竞争或合作的同业登陆资本市场，该行业势必进一步得到市场投资者的重视，可有助推行业整体估值中枢的上移，医渡科技所打开的这道门或为行业营造出一个共赢且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局面。 公司目前所处赛道增长迅速，随着医渡科技的上市，在品牌影响力和资本实力得到提升的支持下，有利于其市场占率迅速提升，据此可推导出公司迈入新一轮增长期和业绩释放的逻辑，因而预期可受到投资者关注。
近日，央行开出史上最大征信罚单的消息将老牌企业征信机构鹏元征信推上风口浪尖。 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12月30日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鹏元征信有限公司（下称“鹏元征信”）因存在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个人征信业务活动、企业征信机构任命高级管理人员未及时备案的违法行为，被没收违法所得1917.55万元，并处罚款62万元，合计罚没1979.55万元。 据了解，此次处罚系有史以来征信机构最大罚单。鹏元征信也成为了首个因擅自从事个人征信业务而被处罚的企业征信机构。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对表示，此次罚单是金融监管“开正门、堵偏门”的重要表现，结合2020年12月央行受理朴道征信有限公司（筹）个人征信业务申请可以看出，个人征信牌照开闸是“开正门”，而此次鹏元征信受罚则是“堵偏门”。 在苏筱芮看来，征信机构在个人征信领域首收罚单充分释放出这样一种市场信号：在我国，凡是搞金融的必须持牌，征信业务属于金融业务，征信行业属于金融业，因此也必须持牌经营，需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市场机构不得擅自从事个人征信业务活动。 在2020年12月25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副行长陈雨露答记者问时表示，下一步央行对于征信市场培育和管理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严监管”就是其中之一。陈雨露进一步指出，因为征信经营的是信息，信息涉及到人民的信息权益维护问题。所以，在监管上一定要把信息安全和权益保护放到首位。根据《民法典》和《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央行将会继续完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将所有为金融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的，用于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信息服务，全部纳入征信监管，实行持牌经营。对非法从事征信业务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央行第二张个人征信许可就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个人征信服务一律持牌经营。 鹏元征信旗下多个征信产品惹争议 公开资料显示，鹏元征信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业征信机构之一，其最早建设的"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系统"从2002年8月开始运行，甚至早于央行征信中心。2005年在深圳注册成立鹏元征信有限公司，业务逐渐覆盖个人征信和企业征信等范围。 2015年1月，央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允许鹏元征信等8家公司开展第一批个人征信试点业务。2017年4月，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公开表示，8家个人征信试点机构无一合格，并指出这8家机构不具备第三方独立性、数据割据不利于信息共享等问题。2018年1月，个人征信试点以新筹建的百行征信获全国首张个人征信牌照而告终，鹏元征信等8家公司成为百行征信股东，每家持股8%。 这也就意味着，鹏元征信从始至终未单独获得个人征信牌照，不具备直接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资质。 然而，从鹏元征信介绍其征信产品及业务，如身份认证、个人反欺诈服务、贷前贷中风险防控、用户画像等不难看出，个人征信业务属于鹏元征信主营业务之一。有媒体在2016年报道，其收入构成中，个人征信产品占近70%。 其中由鹏元征信2016年推出的互联网征信平台“天下信用”，被媒体曝光曾提供过贷款、贷超服务引发争议。其不仅在APP设置“热门贷款”的入口，为小赢卡贷、嗨钱、招联好期贷等贷款产品导流，还曾先后与如期分期、省呗等至少9家现金贷平台合作。此后，在第三方投诉平台上，鹏元征信被用户投诉以风险评估报告为名义，与现金贷平台合作收取砍头息等相关投诉多达数百起。 此外，鹏元征信曾于2019年8月新推出产品“数兜兜”，上线一个月后即下架，有媒体指出该产品涉及用户个人敏感数据信息，如手机号码核查、个人卡流水交易记录等，平台接入的数据是否经过审核，数据是否属于非法获取引发业界猜想。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无证开展个人征信业务，鹏元征信也在从事信用修复相关业务。鹏元征信官网介绍，其入选为可为信用修复申请人出具信用报告的信用服务机构，可通过信用修复培训，为一般失信行为主体、严重失信行为主体、特定严重失信行为主体提供服务。 然而针对市场上提供有偿征信修复现象，央行人士曾在多次公开场合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提出可以做征信洗白或不良征信记录铲单。这些网络骗局要通过大力宣传，让人民群众不要轻信。媒体报道，央行征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明确指出，当前央行征信系统中并不存在征信修复这一说法，逾期产生的记录将从逾期欠款还清当月开始算起，在征信报告中保留五年，“建议用户保护好个人信息，以防上当受骗”。 天眼查信息显示，鹏元征信大股东为深圳市菁木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菁木科技”），持股比例53%，此外还包括自然人谷国良，其同时也是鹏元征信法人代表以及菁木科技股东。2018年7月，三胞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宏图高科（600122.SH）曾公告称，拟置入鹏元征信的控股权，预计不低于51%。但因三胞集团陷入债务危机，次月，宏图高科再次公告称终止置入鹏元征信控制权。 监管戴上“紧箍咒” 事实上，在央行征信系统与百行征信外，市场上不乏第三方机构通过对外输送个人征信产品，提供有偿数据信息服务。大量以大数据风控之名行个人征信之实的第三方数据服务商，造成了数据滥用和数据交易的灰色地带。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分析称，个人征信市场以前是没有个人征信牌照的，所以大家擦边球做做，但现在已经在发放个人征信牌照了，如果谁都能继续做个人征信，那么个人征信牌照的价值就不突出了，也无从依托牌照发放进行规范。 陈文还称，央行针对鹏元征信开出近2000万元的罚单背后，反映出监管对于金融数据治理规范的决心，现在无照开展个人征信几乎都是在打数据产品的擦边球，而当下数据治理的政策导向越来越强，对于个人数据的获取、使用以及交易的规范力度不断加强。 据陈雨露在上述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央行对征信市场的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的强度不断加大。 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做好客户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规范金融机构的展业行为，强化金融机构个人信息保护和法律合规意识。另一方面，对发生了信息泄露，甚至违规倒卖客户数据的金融机构、征信机构以及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从严惩处，形成监管震慑。 此外，央行还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以大数据公司、大数据征信名义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行为，查处以信用信息服务、企业征信服务名义招摇撞骗的行为。 陈雨露表示，下一步，会根据国家将要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新的法律，及时推出《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暂行办法》，以更大的力度来规范个人信息在金融领域里的依法合规使用，切实维护好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2021年将成为个人征信合规、蓬勃发展的重要年份，预计后续将有更多市场化机构积极参与申请个人征信牌照，恪守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等监管要求，与数据规范、数据治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工作结合起来，在坚持合规的基础上稳健前行。”苏筱芮对记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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