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 随着银行半年报披露完毕，上半年银行员工薪酬水平和员工人数数据也浮出水面。 搜狐财经对6大国有行及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披露的员工薪酬数据进行分析。薪酬方面，7家银行薪酬总额上升，8家银行下降；光大银行人均半年薪酬福利增5.54万，浙商银行下降4.55万。 在员工人数方面，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累计半年减员2.8万，邮储银行则持续扩张，半年新增1.5万员工。 但因疫情影响，上半年部分银行春招放缓。在即将到来的秋招上，据悉五大行2021秋招规模或将突破6万人。 六大行薪酬总额均同比下降，光大银行人均半年薪酬增超5万 今年1月，财政部印发了《国有金融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实施细则》，确定了国有金融机构的工资计算公式，按照该公式，银行业的薪酬水平将与企业净利润增幅有关，若银行净利润增幅为负，则企业工资总额将下调。 六大国有行+上市股份行净利润及其增减幅排名 根据最新披露的半年报，搜狐财经统计发现，此次统计的各大银行净利润同比增幅均为负。但正如多家银行在其半年报或业绩发布会中解释的那样，净利降低与疫情影响关联较大，各大银行纷纷在积极让利实体经济的同时加大了计提拨备力度以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其中，素有“宇宙第一大行”之称的工商银行依然牢牢坐稳榜单首位，2020年上半年净利润达1497.96亿元，高出排在第二位的建设银行108.57亿元，日净利8亿+。 股份行中，招商银行上半年净利润遥遥领先，500亿元的净利润是股份行“榜眼”兴业银行的1.5倍，且超过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百余亿。招行的净利润同比降幅也是15家统计银行中最小的，仅为2%，而交通银行的降幅则有14%。 在均值方面，股份行整体而言净利同比降幅更小，为9%，而国有行为11%。但在规模上，六家国有银行上半年净利润总值是九家股份行的两倍多，均值超3倍。 在银行净利润增幅均为负的背景下，银行员工的薪资水平是否有所下调？ 15家银行员工总薪酬与人均半年薪酬一览 搜狐财经根据各银行半年报披露的各项数据，统计计算了六大国有行和九家上市股份行，包括工资、奖金、补贴和社保等福利项目在内的员工总薪酬和人均半年薪酬。 结果表明，在本次统计的15家银行中，与去年同期相比，有7家银行薪酬总额上升，8家银行下降，值得注意的是，6家国有银行全部同比下降。 具体来看，建设银行是全部15家银行中薪酬总额下降最多的，差值高达20.33亿元。结合员工人数变化来看，据建设银行半年报，2020年6月末员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多出了2381人，但职工薪酬总额非升反降，人均半年薪酬降低了6900元，为13.21万元，相当于每月每人薪酬福利减少了1150元。 但建行并非人均半年薪酬降低最多的银行，数据显示，浙商银行人均半年薪酬为27万元，较去年降低了4.55万元，折合每月7583元。而数据显示，浙江省2019年度城镇非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平均月薪资为8304.5元。 平安银行人均半年薪酬降低了2.94万元，为29.16万元；国有银行中，邮储银行降薪最多，人均半年薪酬降低了1.99万元，为11.98万元，也是全部15家银行中人均半年薪酬最低的银行。 在7家员工总薪酬上涨的银行中，此前被降薪传闻点名的中信银行亦在其列，截至2020年六月末，中信银行员工总薪酬为132.26亿元，较去年增涨7.48亿元，人均半年薪酬为23.25万元，较去年增涨6800元。 此外，招商银行和光大银行的薪酬福利水平也很高，招行也是唯一一家人均半年薪酬超过30万元的银行，而光大银行则是15家银行中人均半年薪酬福利水平涨幅最高的银行，同比增长5.54万元，即每月人均涨薪9233元。 总体来看，国有银行的员工总薪酬为2342亿，均值为股份行的近3倍，但论人均半年薪酬水平，均值仅为股份行的1/2。 交行是国有行中人均半年薪酬水平最高的，为14.67万元，但仍低于股份行中这一指标最低的华夏银行。华夏银行人均半年薪酬为17.24万元。 上半年，15家统计银行的员工薪酬福利总额为3483亿元，人均半年薪酬平均增长1200元。 15家银行总员工数227万，工行半年减员1万人 除薪酬福利外，裁员也是银行业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话题。 15家银行员工总数一览 据各统计银行2020年度半年报，6家国有行和9家上市股份行的员工总数为226.6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8万人，但与上年末相比，降低了13537人，其中工、农、中、建、交员工数合计较年初降低近2.8万人。 相较而言，股份行员工总数较为稳定，但6家国有行今年上半年共计减少员工数13204人，平均每家银行减2201人。 其中工行减员最多，2020年上半年，员工人数已减少10308人；股份行方面，兴业银行以减少3612人排在榜首。 6家国有行中，仅人均半年薪酬降低近2万的邮储银行员工数一直保持扩张，年初至6月末新增14725人，较2019年6月底新增员工数破两万。 在规模方面，农行员工数持续领先，截至6月底已有员工45万余人。而规模最小的当属浙商银行，半年报披露数据仅有员工15331人，尚不足邮储银行一年来新增员工数。这一点在薪酬上也有体现，2020年上半年，农行员工总薪酬575.45亿元，而浙商银行尚不满其零头，仅为41.39亿元。 整体来看，国有大行员工数均值六倍杀股份行，员工总数四倍杀股份行。 此外，受疫情影响，上半年，部分银行春招放缓，但对于已然到来的2021秋招，各银行纷纷发出扩招信号并提前开启秋招进度。 据中公统计，建行2021校招规模将超1.5万，较2020年校招多出2000余名额；中行秋季校园招聘人数共10075人，相比2020中国银行秋季校园招聘扩招近20%。 据悉，五大行2021秋招规模或将突破6万人。
毫无疑问，作为战后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在其接近8年之久的第二次执政（2012年12月26日至今）期间，安倍晋三改变了日本最高领导层变动频繁、穷于应付政争、无暇顾及国家长远大计的局面，在此基础上以其“安倍经济学”实现了以本币计价的日本经济较长时间增长，这是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以来20余年里日本少有的成就。但从全球背景上考察，安倍未能扭转日本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份额、地位持续显著下降的趋势；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如何自我定位才最符合日本的长期根本利益，从安倍到他之后的日本执政者，都面临这一无可逃避的历史性抉择。 我总是记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因为上午和下午经常不是同一个人——巴西时任总统卢拉2009年一句戏言，道破了最高领导层频繁易人、首相任期大幅度缩短给日本造成的困境；而这种1980年代后期以来形成的现象，正是2012年12月26日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时不得不面对的首要挑战。 笔者统计，从1987年11月6日竹下登就任首相至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第二次就任首相，历时25年，日本便更换了23任、17名首相，平均每人次任职不足一年半，任职最短的宇野宗佑（1989年6月3日至1989年8月10日任职）和羽田孜（1994年4月28日至1994年6月30日任职）任职都只有两个月左右。自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卸任以来，日本首相“短命”现象变本加厉，接连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任职均不足一年便黯然去职，2010年6月28日就任的菅直人若非遇上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导致政争暂时中止，多半也会任职不足一年就去职。日本国民一次又一次希望能得到一个稳定的政府，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在相当程度上，当时的日本事实上已经处于无领导状态，犹如一个没有大脑的人，一艘没有船长的航船，其状态比明神宗万历晚年多年不上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局面下，全世界都对日本首相频频易人习以为常；而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任何国家都绝无可能开辟新路。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成功实现长期执政，安倍至少在这近8年里成功改变了日本的“无船长航船”状态，使得日本得以摆脱频繁的政府更迭而静下心来开展一些必要的经济社会建设。通过实施安倍经济学，以本币计价，日本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就业上升与股市上涨。虽然安倍经济学实施至今，带来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以退出、财政健全化遥遥无期等负面后果，但解决了日本当时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振作了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 尽管如此，安倍经济学的上述政绩是局限于日本国内与自己纵向比较而取得的，其经济和人均收入增长也是以日元计价而实现的；若在全球背景上考察，以美元计价，我们可以看到，安倍未能扭转日本经济占全球份额不断萎缩、人均GDP低于高收入国家群体平均水平的局面： 1995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日本名义GDP达到53355.8亿美元的最高峰，是年日本人均GDP为42536.17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占全世界7.531%，[1]这是二战以来、甚至很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日本经济占全球份额的最高峰 2000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6.524%，人均GDP为37301美元，虽然低于1995年水平一成多，但比该年世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22129美元）高出六成以上。 2012年12月26日，安倍出任首相，这一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4.581%，人均GDP为46720美元，仍比该年世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38182美元）高出两成多。 2013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4.497%，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就暴跌17.5%，落到38551.51美元，低于该年世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39116美元）。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标准衡量，这个19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中公认的“经济优等生”从这一年起全面滑落至“差生”行列，从此未能扭转人均GDP低于世行定义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局面。 2015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份额继续下降到4.243%，该年日本人均GDP（32478.90美元）比2000年低13%，是安倍这近8年执政期间的最低点。 到2019年，日本实际GDP占全世界份额下降到3.796%，比2012年占比下降0.785个百分点；该年日本人均GDP（43044.98美元）虽然高于2015年，但仍比2000年低8%。2018年日本人均GDP为41550.89美元，仍然低于当年世行定义高收入国家群体人均GDP（44787美元）。 从产业、科技视角考察，在这几年里，日本同样未能扭转地位相对下降的趋势。有鉴于此，如果说安倍执政这近8年不失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盛世”，它也更近似中国的“康乾盛世”，而非“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一个国家能否长期持续发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国能否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正确自我定位；作为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对日本对外政策的走向也尤为关心。在中国晚明时期，凭借人口增长、生产力进步和全面开发银产量占全世界1/3的石见银山，日本综合国力全球排行一度攀上其在古代史上的顶峰： 人口在当时的世界上仅次于中国大明王朝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军队战力强劲堪比一战、二战时期的德军，财富充盈堪比今日之海合会诸国总和，…… 如此资源，如能善加利用，日本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必然比现在要高出许多。然而，丰臣秀吉错误地选择了与中国对抗之路，导致当时日本迅速从其国际地位颠覆跌落。今天，面对本国经济全球地位下降的趋势，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看不到彻底扭转的可能，要实现日本长期根本利益最大化，尤其需要日本执政者对本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定位作出明智的抉择。 [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本文原发于新京报
晓非 8月12日，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谈到，中国人均的住房建筑面积37平米，但人均居住（使用）面积，其实只有20多平米。也就是过去20多年房地产的市场化，基本上解决了住得开的问题，但是住得实际上是不够好的。 从跟中国人口密度差不多或者比中国高的国家来看，他们的人均居住面积是大大超过中国的，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可能下一轮的追求是要追求住得更好一些、更宽敞一些。比如意大利、日本、英国、德国，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都跟中国差不多或者是高于中国，但是他们人均的居住面积要高得多。 从供给端入手，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从目前住房结构来看，商品房面积的占比也就刚过1/3，大量存量老旧公房、小产权房亟待从体制、机制、建筑质量上升级。存量的房地产的改造、投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披露，自3月2日湖南启动个税汇算清缴退税项目以来，截至7月21日，全省共实现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退税业务156.9万笔，金额合计10.45亿元，人均退税金额约666元。 根据统计，长沙退税人数最多，共有594414人，占全省总量的37.89%；常德110431人，占全省的7.04%，位居第二；株洲109524人，占全省的6.98%，位居第三。之后排名依次为郴州、衡阳、湘潭、岳阳、怀化、娄底、邵阳、益阳、永州、湘西州、张家界。 从人均退税金额看，长沙人均890元，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66元；株洲人均616元，位居第二；衡阳人均588元，位居第三。之后排名依次为张家界、岳阳、邵阳、湘潭、永州、益阳、常德、娄底、郴州、怀化、湘西州。 新个税法实施后，2020年是首个进行个税汇算清缴工作的年份。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与省税务局、省财政厅联动，对个人所得税汇缴退税业务采取“即来”“即审”“即办”的2个工作日限时办结制，搭建“零接触式”个税退税模式，全程实现电子化、无纸化。民众办理个税退税只需在线发起退税申请，上传相关资料，即可坐等退税资金从国库直达本人申请账户。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个税汇算清缴申请截止日为6月30日，但目前部分已申请的个税退税因特殊原因，尚在办理中。若已申请尚未收到退税的，可耐心等待。若因特殊原因未申请，但仍需要申请的，可到税务部门进行政策咨询。
近期地方经济半年报陆续公布，各地居民人均消费数据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也相继出炉。记者发现，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最高的地方是上海，达到20112元，北京、浙江紧随其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中，安徽、江西、福建三地分别以-3.5%、-4.2%、-5.4%的增速位居前三。 上半年上海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0112元，虽然同比下降，但位列全国第一。北京紧随其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620元，比去年同期的21134元下降11.9%，浙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029元，超越天津跃居第三。 上海是31个省份中唯一人均消费超过2万元的，这与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购物节活动的举办息息相关。上半年上海以3.65万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全国第一，同时，横跨5月、6月的“五五”购物节促进了线下消费和网络消费的回暖。 北京市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人均消费额低于去年和前年同期，降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8项消费构成中，仅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同比微增0.6%，而衣着支出、交通通信支出以及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等都同比下降超过20%。 此外，湖南、重庆、福建、江苏、广东、天津、浙江、北京和上海9地人均消费水平高于全国，接近或者超过万元。甘肃、贵州、西藏三地人均消费支出不足7000元。 受疫情影响，整体而言上半年31个省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均在负区间运行，中西部省份安徽、江西以-3.5%、-4.2%的增速排名居前，湖北以-34.1%的增速成为消费增速最低的省份。 网络零售在消费数据中“一枝独秀”。江西、云南等地表现尤为显著，云南上半年网络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66.5%、江西增长34.7%。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表示，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的消费模式，线上消费增速和占比持续提高，成为上半年消费增长的最大亮点。 二季度以来，在各地发放消费券、发展小店经济与夜间经济等促消费举措下，不少地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降幅显著收窄，如上半年新疆、海南、重庆相比一季度的收窄幅度分别达到17.8个百分点、15.5个百分点、11.4个百分点，消费回补态势良好。 海南消费值得一提，在离岛免税购物新政策的实施下，上半年离岛免税品零售额达85.72亿元，同比增长30.7%。海南省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全省批发零售业增加值拉动全省GDP回升1.3个百分点，其中零售业拉动全省GDP回升1个百分点，消费的持续回暖有力支撑了经济的回升。
1 关于中国信用卡市场，你所见到的媒体报道、研究报告，几乎都会强调一个事实： 相比成熟市场，中国信用卡人均持卡量依然偏低，因此还有巨大潜力可挖。 根据央行最新数据，截至一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 7.49 亿张，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53张。 鉴于中国存在显著的发展不均衡，因此平均下来的数据，往往经不起推敲。 分母端，我国尚有40%的常住人口在农村，他们不大可能是信用卡用户，却被平均了。 分子端，花呗、借呗以及微粒贷等产品，用户量均在数亿级别，它们在本质上与信用卡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分母端被高估，分子端被低估，导致广义信用卡的人均持卡量，远不止于此。 中金公司最近一份研究报告给出的测算结果是：1.76张。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信用卡发卡量、广义消费信贷的增速都有所放缓。”中金公司称。 2 先说分母。 人均持卡量这项指标，通常就是以人口总量作为分母。 但是无视各国发展程度的差异，将人口总量与信用卡潜在客群划上等号，得出的结论存在失真。 目前，发达国家城市化率普遍超过80%，其中德国、日本等国更是超过90%。 而中国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了60%。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前我国城镇人口为8.5亿，乡村人口为5.5亿。 尽管移动互联网相对普及，但是面签要求的存在，意味着在银行网点匮乏的农村，居民们很难成为信用卡用户。而征信体系发展相对滞后，也限制了农村居民获得信用卡服务的可能。 简而言之，在信用卡渗透率极高的发达国家，以人口总量作为分母计算人均持卡量相对科学；而在发展高度不均衡的中国，并不适合直接以人口总量作为分母。 资深信用卡专家董峥的观点是，信用卡发卡目标人群不应该以全国人口基数来参考计算，而是要按照信用卡发卡标准，再考虑地域、年龄、职业等因素后，实际适合发卡的用户基数就可想而知了。他估测实际持卡人数约为5亿左右，即全国人口基数的1/3强。 按照2019年末总计在用卡量7.46亿张与估测实际持卡人数量5亿人计算，人均持卡量约为1.5张（7.46亿张/5亿人=1.49张/人）。董峥认为，这个结果从侧面验证了现在信用卡发卡获客遭遇到严重瓶颈的现象，加之各发卡银行竞争日益激烈，导致多头授信的风险也非常突出。 3 再来看分子。 官方口径是，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49亿张。 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已经相当发达，以蚂蚁集团的花呗、借呗，以及腾讯微众银行的微粒贷为代表的消费金融产品，在功能、客群等方面均高度接近信用卡。 另一方面，这两年快速兴起的各类信用支付产品，正是前些年被叫停的虚拟信用卡。此外，还有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等机构的类信用卡产品。 从公开数据来看，截止到2019年9月，开通花呗的人数达到3亿，其中大部分都是80后和90后。而借呗早在2017年累计放款用户就超过了1个亿。 微众银行财报显示，去年末，该行个人有效客户突破2亿人，比年初增长68%，覆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近600座城市。 如果将这些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都纳入广义信用卡范畴，那么在用发卡量数据将远高于官方口径。 中金公司通过对分母、分子进行调整之后，得出的中国信用卡人均持卡量为1.76张，超过了新加坡2018年的1.6张，接近韩国2019年的1.98张。 这就颠覆了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认知——中国信用卡人均持卡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中金公司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信用卡发卡量、广义消费信贷的增速都有所放缓。 不过，中金公司对市场前景保持乐观：中国经济增长、社会消费贡献度提升和消费信贷渗透率提高，决定了未来消费信贷市场规模；预计2030年消费金融市场规模高达66万亿元，未来10年复合年增长率为14.6%。 4 从0.53张到1.76张，这种反差比看起来还要强烈，可以说是天上地下。 在人均持卡量0.53张的情况下，意味着还有接近一半的目标客群没有被覆盖，这对于所有市场参与者而言，都是好消息，足以鼓舞它们继续大干快上。 反之，在人均1.76张的情况下，市场全面进入了存量竞争。尤其在信用卡竞争激烈的大中城市，人均持卡量还要更高。 如果你去问信用卡从业者，他们会用业务经验告诉你，实际情况究竟是人均0.53张还是1.76张。 在谈及市场潜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夸大分母，于是14亿人就成了最好的心理安慰——市场距离天花板还远着呢。 与此同时，在分析竞品的时候，我们是否充分考虑到了跨界玩家的冲击呢？ 对分母、分子的不同认知，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乃至作出截然不同的战略决策。 当前的信用卡市场，竞争态势应该远比官方数据所呈现出来的要更惨烈。 对信用卡发卡机构而言，它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增量空间的逐渐见顶，更要面临存量用户被新金融巨头夺走的威胁。 不管是场景和流量，还是用户体验，孰强孰弱，一目了然。 还是那句话：时间不多了。
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6亿，中央“大动作”保民生！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这是李克强总理昨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披露的。 6亿人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个数字刷屏朋友圈，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同时也被震撼。 这再次说明，中国仍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6亿人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 这个数据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佐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 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2019年全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38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5777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035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9230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6401元。 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处于最高20%的收入群体为高收入组，依此类推依次为中间偏上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低收入组。 目前，中国的人口达到14亿人，照比例推算，即可得出上述结论。 不过，有细心的小伙伴发现，这里说的收入指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内涵跟大家理解的工资是一样的吗？ 显然不一样。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什么？ 所谓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 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比如利息净收入、出租房屋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比如养老金、社会救济或补助)。 不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并不是拿到的所有现金或者实物都能算作收入，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才能算，那些意外之财、偶然得到的款项不能算。比如，婚丧嫁娶收到的礼金、出售资产所得、彩票中奖、得到的一次性赔偿。 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除以常住人口后得到的平均数。 需要注意的是，计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时包括无收入的家庭成员，是以所有家庭常住人员为分母计算人均数。 也就是说，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但是它在计算的时候包括无收入的家庭成员，如此一平均，数据是相对较低的。 说清楚数据的内涵，更要关注数据背后的民生。 受疫情的影响，很多家庭收入都有所下降，困难群众和受疫情影响的新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该如何保障？ 保基本民生有硬举措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系列保基本民生的硬核举措，除了2万亿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外，还有—— ——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 ——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 ——救助因灾因病遭遇暂时困难人员。对因灾因病遭遇暂时困难的人员，都要实施救助。 ——对低收入人员实行社保费自愿缓缴政策。我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今年对低收入人员实行社保费自愿缓缴政策，涉及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取消。 ——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全国近3亿人领取养老金，必须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以人民利益至上，以万家疾苦为重。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疫情既会给民生带来即时、显性的冲击，也会造成滞后的影响。完善和健全社会救助制度、发挥失业保险作用、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等社会保障工作，对于保基本民生十分重要。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些方面提出的具体举措有助于解决居民尤其是困难群体基本生活面临的现实难题。(李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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