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民收入情况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增长(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速)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增长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7540元，增长3.8%，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5.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0378元，增长2.9%，是平均数的92.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5204元，增长5.7%，是平均数的88.7%。 图1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与中位数 按收入来源分，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7917元，增长4.3%，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5.7%；人均经营净收入5307元，增长1.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6.5%；人均财产净收入2791元，增长6.6%，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7%；人均转移净收入6173元，增长8.7%，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9.2%。 二、居民消费支出情况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比上年名义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007元，下降3.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6.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713元，增长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0.1%。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6397元，增长5.1%，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0.2%；人均衣着消费支出1238元，下降7.5%，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8%；人均居住消费支出5215元，增长3.2%，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4.6%；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1260元，下降1.7%，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9%；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2762元，下降3.5%，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3.0%；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032元，下降19.1%，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9.6%；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843元，下降3.1%，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8.7%；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462元，下降11.8%，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2%。 图2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表1 2020年全国居民收支主要数据 指标 绝对量(元) 比上年增长(%) (一)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9 4.7(2.1)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43834 3.5(1.2) 农村居民 17131 6.9(3.8)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17917 4.3 经营净收入 5307 1.1 财产净收入 2791 6.6 转移净收入 6173 8.7 (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27540 3.8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40378 2.9 农村居民 15204 5.7 (三)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210 -1.6(-4.0)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27007 -3.8(-6.0) 农村居民 13713 2.9(-0.1)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6397 5.1 衣着 1238 -7.5 居住 5215 3.2 生活用品及服务 1260 -1.7 交通通信 2762 -3.5 教育文化娱乐 2032 -19.1 医疗保健 1843 -3.1 其他用品及服务 462 -11.8 注: 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比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比重。 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当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当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100%。 ③全国居民人均收支数据是根据全国十几万户抽样调查基础数据，依据每个样本户所代表的户数加权汇总而成。由于受城镇化和人口迁移等因素影响，各时期的分城乡、分地区人口构成发生变化，有时会导致全国居民的部分收支项目增速超出分城乡居民相应收支项目增速区间的现象发生。主要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一部分在农村收入较高的人口进入城镇地区，但在城镇属于较低收入人群，他们的迁移对城乡居民部分收支均有拉低作用；但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其增长效应都会体现在全体居民的收支增长中。 ④比上年增长栏中，括号中数据为实际增速，其他为名义增速。 ⑤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都是反映居民收入集中趋势的统计量。平均数既能直观反映总体情况，又能反映总体结构，便于不同群体收入水平的比较，但容易受极端数据影响；中位数反映中间位置对象情况，较为稳健，能够避免极端数据影响，但不能反映结构情况。 表2 2020年城乡居民收支主要数据 指标 绝对量 (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 (%) (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834 3.5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26381 3.2 经营净收入 4711 -2.7 财产净收入 4627 5.4 转移净收入 8116 7.3 (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7007 -3.8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7881 1.9 衣着 1645 -10.2 居住 6958 2.6 生活用品及服务 1640 -2.9 交通通信 3474 -5.4 教育文化娱乐 2592 -22.1 医疗保健 2172 -4.8 其他用品及服务 646 -13.5 (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31 6.9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6974 5.9 经营净收入 6077 5.5 财产净收入 419 11.0 转移净收入 3661 11.0 (四)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713 2.9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4479 12.0 衣着 713 -0.1 居住 2962 3.2 生活用品及服务 768 0.5 交通通信 1841 0.2 教育文化娱乐 1309 -11.7 医疗保健 1418 -0.2 其他用品及服务 224 -7.1 附注 1、指标解释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居民消费支出是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既包括现金消费支出，也包括实物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 人均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收入。 季度收支数据中未包括居民自产自用部分的收入和消费，年度收支数据包括。 2、调查方法 全国及分城乡居民收支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按季度发布。 国家统计局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800个县(市、区)随机抽选16万个居民家庭作为调查户。 国家统计局派驻各地的直属调查队按照统一的制度方法，组织调查户记账采集居民收入、支出、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状况等数据；同时按照统一的调查问卷，收集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住房与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居民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享有情况等其他调查内容。数据采集完成后，市县级调查队使用统一的方法和数据处理程序，对原始调查资料进行编码、审核、录入，然后将分户基础数据直接传输至国家统计局进行统一汇总计算。
一直以来，银行被外界视为“最赚钱”的行业，银行人收入也饱受关注。 疫情原因，上半年银行资产质量承压，且经营情况整体不佳，随之关于大行降薪的传闻屡屡不断。 “薪资确实降了！”不少受访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样表示。 尽管工农中建4家银行曾回应称没有降薪计划，但关于“银行到底降没降薪”这一问题仍吊足大家胃口，随着上市银行半年度报告披露完毕，真相也呼之欲出。 但在银行年报中又未详尽披露员工薪酬的具体信息，所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统计各家银行员工薪酬时，选用的指标为：（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初应付职工薪酬）+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包括员工人数（不包含派遣员工）在内的所有数据口径均为并表前数据。通过上述公式统计得到的银行全年员工薪酬支出中，包括了不少除薪酬以外的支出，例如五险一金等等。 每经记者据此统计，上半年33家A股银行支付的员工费用合计约3540亿元，较去年同期约增加22亿元，同比增长约0.6个百分点。而厦门银行、紫金银行、江阴银行因未公告相关数据，未统计在内。从不同性质银行来看，股份行表现依旧亮眼，上半年招行人均薪酬高达34.3万元；大行整体表现平平，人均薪酬维持在11万~15万元之间；而城商行、农商行差异较大，人均收入10万~35万元不等。 国有大行人均薪酬下滑明显 此前，关于银行降薪的传闻在社交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传闻直指中信银行降薪20%、建行降薪30%。虽然后续中农工建四大行回应称没有降薪计划，但据财报数据显示却并非如此。 从人均薪酬来看，六大行上半年最高的交行为13.06万元，中行以11.07万元垫底。而传闻降薪30%的建行为12.1万元，人均薪酬同比减少7500元，降幅5.86%。此外，邮储、农行、工行人均薪酬分别为11.93万元、12.45万元、11.42万元。 另外，从员工平均薪酬增幅来看，上半年农行微增0.24%，人均薪酬同比上涨300元；交行下降7.73%，人均薪酬同比减少1.09万元；中行下降5.6%，人均薪酬同比减少6500元；工行下降1.37%，人均薪酬同比减少1600元。 从上半年国有大行员工费用支出口径来看，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统计的相关数据显示，交行同比降幅为7.49%，中行同比下降5.48%，建行、工行同比分别下降5.86%、2.35%。邮储银行因2019年中报仅公布了集团口径相关数据，本行口径暂无可比数据。 股份行逆势而起 招行人均34.3万元 与六大行情况截然相反的是，股份行似乎受疫情冲击并不大，上半年人均薪酬普遍逆势上升，整体上看，股份行的员工薪酬比六大行高出近一倍。 传言中降薪20%的中信银行，薪酬不降反升，上半年人均薪酬同比增长4.04%至23.38万元。而股份行中的佼佼者——招行，上半年人均薪酬为34.3万元，同比增长9.84%。作为优等生的平安银行，人均薪酬为29.82万元，虽然同比减少了3.04万元，仍在股份行排名第二。 此外，光大银行、浙商银行人均薪酬也居股份行前列，分别为28.14万元、27万元。而华夏银行以人均17.07万元垫底，也是唯一一家人均薪酬未超过20万的股份行。 就员工平均薪酬涨幅而言，光大银行由22.88万元上升至28.14万元，同比增幅为22.98%，在记者统计的所有上市银行中涨幅第一。紧接着是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同比增幅为11.69%和9.84%。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浙商银行却出现下滑，同比分别下降9.24%、0.76%、10.43%。 城、农商行分化严重 苏农银行人均超37万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六大行和股份行人均薪酬整齐划一地稳定在10万—15万元、20万—30万元两个区间，而城商行、农商行人均薪酬差距较大。比如，西安银行上半年人均薪酬仅13.99万元，而苏农银行则高达37.62万元，近乎前者的3倍。 分地区看，江浙沪地区城商行人均薪酬普遍较高，如江苏银行（28.35万元）、南京银行（26.16万元）、杭州银行（25.92万元）、宁波银行（23.37万元）、苏州银行（22.82万元）、上海银行（22.78万元）。而该区域的农商行，除苏农银行外，常熟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上半年人均薪酬分别为16.02万元、17.51万元、14.07万元，普遍低于该地区的城商行。 再看中西部地区的城商行，长沙银行(20.3万元）、贵阳银行(20.17万元)、成都银行(18.4万元）、郑州银行（16.33万元），西安银行以人均薪酬13.99万元垫底。 此外，从员工人均薪酬增幅来看，青岛银行为19.56万元，同比增长9.15%，居中小银行之首。苏农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同比增长7.21%、6.82%、6.78%。而郑州银行人均薪酬同比下降24.75%至16.33万元，该行也是中小银行中增幅排名在最后的。 综合看来，城商行、农商行人均薪酬差距较大，且收入增长速度不一。如，苏农银行一路高歌猛进，在每经记者此前报道的《27家上市银行涨薪了！华夏涨幅最大，最低的竟是……》一文中，该行2019年以人均年薪43.6万元，独霸农商行榜首，甚至超越多数城商行。而西安银行表现一直乏力，去年以人均薪酬29.48万元在13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末尾，而今年上半年却依旧垫底。 到底降没降薪？其实它才是“主因” 一般而言，银行员工的工资是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津贴福利三部分构成。不少接受访问的从业人员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自己“被平均了”。“平均数”确实很难反应每一个银行员工的真实收入，同一家银行因地域、岗位、部门、层级等不同，也导致了薪资水平千差万别。 比如，一川东北地区国有大行信贷员告诉每经记者：“确实是减少了，但主要是绩效工资减少了。因为疫情影响无法正常展业，业务量下去了。”一西南地区的农商行信贷员也表示：“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我的薪酬减少了10%左右，因为业绩提成少了。”他说，疫情期间工资还是照常发，但是像业务岗的员工本就靠提成挣收入，但不能下结论说银行降薪。 同时，记者也采访了其他岗位的从业人员。华中地区一城商行风控岗员工表示，虽然他自己本身不做业务，他的绩效工资挂钩支行绩效的平均数，所以自己绩效降了50%左右。此外，东北地区一农商行柜员表示：“我的工资本来就不高，没什么下降空间，主要是固定工资构成，没提成可拿，疫情期间工资也照发，没感受到降薪。” “我们降了，个人感觉比较科学，更应该叫薪酬结构优化。”一东部沿海地区城商行从业人员告诉记者。他表示，固定工资肯定没降，但因为经营压力加大，绩效的分配更倾向于营销一线，所以一般管理岗位薪水是有下降的，营销人员本来就按业务量来，但因为倾斜政策，同样的业务量拿到更多，这样的策略也比较科学，因为给银行带来创收的主要还是靠业务人员。 他补充道：“银行本就是做业务的，薪水多少与业务紧密相关，如果非得贴上降薪的标签，就是业务难做导致营收及利润下降，报酬自然少了。有些业务不好做但薪酬高，是要留住核心员工，有些业务很好做，薪酬并不高，这是在依据市场水平权衡，以上解决的是系数问题，核心就是看业务。” 事实上，不同性质的银行，因管理方式、薪酬制度、市场资源存在差异，也使行业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比如，部分银行资金技术实力强，特殊时期仍可通过电子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方式展业，所以员工收入依旧可观。但结合上述采访可以窥探，大行回应没有降薪计划也无需质疑，疫情原因无法正常展业，部分员工业务提成减少了，这才是构成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吧！
随着财报季披露进入中场，36家A股上市银行，已经有超过一半披露年报，受人关注的银行薪酬情况也浮出水面。作为与资金打交道的银行业，“多金”的银行员工能拿多少薪资？券商中国记者梳理已披露的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在内19家银行发现，整体而言绝大多数银行的员工费用（含工资和五险一金等福利费用）支出都是上涨的，但是在受到金融科技应用迭代加速之下，优化减员也在不少银行发生，尤其是国有大行，2019年19家银行合计减员4000人。人均薪酬方面，按照银行披露的银行集团员工总人数，如果刨去五险一金等福利费用，单纯以员工工资口径计算，平安银行以人均48万元的年薪位居第一位，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分别以44万和42.9万元紧随其后，2019新上A股的股份行浙商银行位居第四，人均年薪42万元，光大银行人均工资28万元最低，比平安银行员工人均少20万元。从银行类型来说，如上所述，依然是机制灵活的股份行占据优势，员工薪酬颇具竞争力，而国有大行由于限薪以及人员众多，人均工资在银行中垫底，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城商行和农商行都低，这也使得不少国有大行的人才流入股份行和地方银行。银行员工费用整体上涨截至记者统计，已经有包括国有六大行和6家股份行以及几家城商行和农商行披露了年报。某股份行人士告诉券商中国记者，银行的员工薪酬主要体现在利润表中的“业务及管理费”栏中的“员工费用”，员工费用再细化为工资奖金和社保、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培训费等项目，其中细化项目中的“工资奖金”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员工工资。整体而言，员工费用都是银行需要给员工承担的成本，员工费用的上涨也包含了员工工资上涨在内。从增速上看，数据显示，19家银行中有17家银行的员工费用上涨，上涨最快的是郑州银行、平安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其中，招商银行的员工费用514.39亿元，同比增长11.76%，招商银行表示，业务及管理费增长主要为大力支持金融科技创新，夯实科技基础，加大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及研发人员投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招商银行集团口径整体员工数84683人，同比增加了2442人，增加的人员主要为研发人员和公司金融部人员。与招商银行类似，2018年回归A股的郑州银行也因为增加分支机构和679名员工，使得该行2019年员工费用同比增加了4.67亿元，员工费用总体达到21.98%，同比增长26.97%。在物价上涨之下，渝农商行和紫金银行的员工费用竟然逆市出现小幅下降，2019年2家银行员工费用分别为49.33亿元和7.26亿元，分别下滑6.37%和3.1%。渝农商行解释，2019年员工成本49.33亿元，较上年下降3.36亿元，主要是按照政策规定，取消退休人员大额医保缴费，数据还显示，渝农商行的员工工资32.19亿元，也出现了10.64%的同比下滑。从绝对数来看，国有大行由于员工人数众多，员工费用支出也是最高的，动辄千亿规模也不罕见。员工费用支出上千亿元的银行主要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2019年员工费用分别为1269.5亿元、1242.67亿元和1057.8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85%、0.5%和3.65%，员工人数分别为44.51万人、46.4万人和34.71万人。紧随工行、农行和建行的是中国银行，2019年员工费用907.62亿元，同比增长6.28%，员工人数30.93万人。招商银行和邮储银行员工费用支出旗鼓相当，分别为514亿元和500亿元，但是在招商银行员工费用稍多14亿元基础上，该行员工人数不及邮储银行的一半，招行和邮储银行员工人数分别为8.46万人和17.44万人。交通银行是6家国有大行中员工费用支出最少的，员工费用为329.27亿元，同比增长9.77%，员工人数8.78万人，这意味着，交行员工人数比招行要多3200人，但是员工费用支出却少了约185亿元。平安招行民生人均工资位列前三从银行类别看，股份行是银行中薪酬最具竞争力的银行，股份行人均年薪高达40.68万元。其中，其中平安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人均工资（工资奖金等，除去五险一金等福利）位列前三甲，分别是48.04万、44.01万、42.91万，新近回A股的股份行浙商银行紧随其后，人均工资为42.04万。从数据看，平安银行可谓员工涨薪最猛的银行。如果说招商银行由于2019年新增研发等人员2442人，导致员工费用上涨，而平安银行则是纯粹的因为员工工资上涨导致。截至2019年末，平安银行的员工为34253人，比去年还减少了373人，但员工费用达到201亿元，其中单纯的员工工资是164.56亿元，同比增加了22.07亿元，若摊到每个员工身上，每个员工平均一年涨薪6.44万元，每个月多增加5369元。人均工资44万元的招商银行，涨薪幅度略逊色于平安银行，单纯的员工工资方面为373亿元，同比增加了41.9亿元，摊到每个员工身上年薪上涨了4.95万元，每月多增加4123元。股份行中待遇垫底的是光大银行，员工费用和工资虽然高于规模较小的浙商银行，但是每年的人均员工费用和人均工资均排在股份行末尾，分别为40.34万元和27.97万元，这意味着，员工每年人均工资方面，光大银行员工比平安银行员工一年少拿20万元。此外，记者注意到，股份行的薪酬体系更为市场化，从薪酬体系上来看，光大银行的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福利三部分组成，薪酬分配向经营一线和利润中心倾斜，以吸引和激励关键岗位、核心岗位人员。浙商银行也表示，以市场化原则，以个人能力与绩效为主要驱动因素，建立一个具有内部公平性和外部竞争力的薪酬体系；招行则坚持“以岗定薪，按劳取酬”的薪酬支付理念。国有大行垫底，农行人均薪酬最低谈完了整体员工费用支出，一起来看看各类银行的人均费用和人均工资水平。需要说明的是，记者统计的均是银行的集团员工费用和员工工资以及员工人数，员工人数部分包含了正式员工和劳务派遣员工。从银行类型而言，国有大行由于是国企，要严格参照国企管理，不管是高管还是员工，不可能想发多少工资就发多少。国有大行在外界看来，基本上是“躺着赚钱”相对比较容易，加之，员工人数众多（分母巨大），因此，国有大行在人均员工费用和人均工资丝毫不占优势。从银行年报表述看，员工费用更多体现的是包含各种福利（五险一金等）在内的收入水平，而人均工资则更直接体现为现金工资，国有大行中人均员工费用和人均工资最高的为交通银行，分别为37.5万元和24.98万元，其次为建设银行，人均员工费用和人均工资分别为30.47万元和20.27万元。待遇最低的为农业银行，农业银行由于员工人数是银行中最高的达到46.4万人比“宇宙行”工商银行还多出近2万人，人均员工费用和人均工资分别为26.78万元和17.2万元。相比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机制更为灵活，也更为市场化，竞争较为激烈，为吸引人才，待遇也较为诱人，股份行成为银行中普遍待遇最好的银行，这也足以解释，近年来不少国有银行的人才流向股份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地方城商行，给出的薪酬待遇逐渐秒杀国有大行，也成为吸引银行人才的地方。例如，郑州银行、苏州银行和长沙银行，人均员工费用分别达到42.8万元、41万元和38.33万元，其中，郑州银行披露人均员工工资达到31.27万元，这已经超越股份行光大银行给出的人均员工费用（40.34万元）和人均工资（27.97万元）。19家银行减员近4000人 ，科技人才需求大券商中国记者结合A股已经披露业绩的银行同比数据来看， 19家银行共计减员3987人。其中7家银行的员工人数同比减少，另13家银行的员工人数同比增加。减员最猛的前三家均是国有大行，其中农业银行的员工共计46.4万人（另有劳务派遣用工 7240 人），较2018年减少近1万人，减员位列第一；工商银行则比上年末减少员工4190人，约占农行减员的四成；交行报告期末总员工共计87828人，比上一年减少1714人；紫金银行员工减幅最小，截至2019年末共计减少19人。业内人士分析，银行从结构上看，人员减少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可替代性比较强的支持性岗位（包括劳务派遣员工），如柜员、保安、现金清收、电话客服、信用卡销售等，这在今年疫情期间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二是出于提质增效、缩短管理半径的考虑，银行选择减少部分管理岗位、运营人员的数量；三是学历不占优势的员工。其中，电子渠道替代、柜员转岗营销等是造成大行减员规模较大的最主要原因。员工数量增加最多的银行分别是邮储银行、招商银行以及浙商银行。其中邮储银行共有员工 174406 人，较去年增加3597人，增量位列第一。苏州银行、郑州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等员工增量均在500~800人之间。可以看到的一个共性是——各大银行对于科技研发人才的需求仍在不断加码。截至报告期末，招行金融部门和研发人员增加人数较多，尤其是研发人员增加了约1200人；浙商银行员正式员工13673人，其中研究生及以上有3013人（其中博士学历62人），比例约占20%，大学本科9800人；民生银行专业技术人员（产品研发、风险管理、信息科技、运营支持等人员）达 22176 人，约占该行总员工的40%。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有大行的员工数量骤减，但是多家银行已于近期启动了科技人才的招聘工作，其中，交行启动的春季校招，招聘部门就涉及软件开发中心、数据中心、数据管理应用中心共计招聘260人，位于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建行于4月2日公布分支机构春季校园招聘公告，28个分支机构除江苏省分行仅需营销服务岗外，其他分支机构招聘岗位中均有“科技类专项人才”。在中国银行河南分行社招公告中，信息技术部三个岗位共招5人，其中信息科技高级产品经理需要5年以上金融业或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工作经验。
一、居民收入情况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21元，增长(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速)2.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0.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97元，增长5.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0512元，增长3.2%，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6.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0015元，增长2.4%，中位数是平均数的91.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0650元，增长4.7%，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6.6%。 图1 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与中位数 按收入来源分，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3486元，增长3.6%，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6.7%；人均经营净收入3680元，下降2.0%，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5.5%；人均财产净收入2090元，增长7.2%，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8.8%；人均转移净收入4525元，增长8.9%，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9.0%。 二、居民消费支出情况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923元，比上年同期名义下降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6.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247元，下降5.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8.4%；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430元，增长0.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2%。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4546元，增长5.5%，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0.5%；人均衣着消费支出847元，下降11.9%，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7%；人均居住消费支出3736元，增长3.6%，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5.0%；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896元，下降3.3%，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6.0%；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1955元，下降5.9%，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3.1%；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276元，下降27.7%，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8.6%；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338元，下降5.4%，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9.0%；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328元，下降18.1%，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2%。 图2 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表1 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收支主要数据 指标 绝对量(元) 比上年增长(%) (一)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781 3.9(0.6)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32821 2.8(-0.3) 农村居民 12297 5.8(1.6)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13486 3.6 经营净收入 3680 -2.0 财产净收入 2090 7.2 转移净收入 4525 8.9 (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20512 3.2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30015 2.4 农村居民 10650 4.7 (三)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923 -3.5(-6.6)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19247 -5.6(-8.4) 农村居民 9430 0.8(-3.2)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4546 5.5 衣着 847 -11.9 居住 3736 3.6 生活用品及服务 896 -3.3 交通通信 1955 -5.9 教育文化娱乐 1276 -27.7 医疗保健 1338 -5.4 其他用品及服务 328 -18.1 注: 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比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比重。 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当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当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100%。 ③全国居民人均收支数据是根据全国十几万户抽样调查基础数据，依据每个样本户所代表的户数加权汇总而成。由于受城镇化和人口迁移等因素影响，各时期的分城乡、分地区人口构成发生变化，有时会导致全国居民的部分收支项目增速超出分城乡居民相应收支项目增速区间的现象发生。主要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一部分在农村收入较高的人口进入城镇地区，但在城镇属于较低收入人群，他们的迁移对城乡居民部分收支均有拉低作用；但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其增长效应都会体现在全体居民的收支增长中。 ④比上年增长栏中，括号中数据为实际增速，其他为名义增速。 ⑤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都是反映居民收入集中趋势的统计量。平均数既能直观反映总体情况，又能反映总体结构，便于不同群体收入水平的比较，但容易受极端数据影响；中位数反映中间位置对象情况，较为稳健，能够避免极端数据影响，但不能反映结构情况。 表2 2020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支主要数据 指标 绝对量 (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 (%) (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821 2.8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19785 2.6 经营净收入 3595 -6.9 财产净收入 3481 6.1 转移净收入 5959 8.0 (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9247 -5.6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5764 2.2 衣着 1128 -14.6 居住 5012 2.5 生活用品及服务 1166 -4.8 交通通信 2460 -8.0 教育文化娱乐 1675 -29.3 医疗保健 1585 -5.8 其他用品及服务 456 -20.8 (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297 5.8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5484 4.7 经营净收入 3788 4.5 财产净收入 323 10.1 转移净收入 2703 9.8 (四)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430 0.8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2997 12.8 衣着 491 -4.7 居住 2116 5.2 生活用品及服务 552 -0.5 交通通信 1314 -1.7 教育文化娱乐 770 -24.2 医疗保健 1023 -5.2 其他用品及服务 167 -9.3 附注 1、指标解释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居民消费支出是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既包括现金消费支出，也包括实物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 人均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收入。 季度收支数据中未包括居民自产自用部分的收入和消费，年度收支数据包括。 2、调查方法 全国及分城乡居民收支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按季度发布。 国家统计局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800个县(市、区)随机抽选16万个居民家庭作为调查户。 国家统计局派驻各地的直属调查队按照统一的制度方法，组织调查户记账采集居民收入、支出、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状况等数据；同时按照统一的调查问卷，收集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住房与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居民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享有情况等其他调查内容。数据采集完成后，市县级调查队使用统一的方法和数据处理程序，对原始调查资料进行编码、审核、录入，然后将分户基础数据直接传输至国家统计局进行统一汇总计算。
图片来自网络 “金九银十”秋招季，各家银行今年的秋招基本已进入笔试阶段了。9月26日下午，中国银行考试笔试这一话题突然冲上热搜，众多考生在微博吐槽了中行笔试中遇到的奇葩试题。 图片来自微博 DES加密算法、粒子的静止能量、洛朗级数、原子的K壳层……只有想不到，没有中国银行考不到的。网友表示：“实在不想招人大可不必这么来难为人。” 图片来自微博 中行笔试难上热搜的第二天，交通银行的笔试也上了热搜。9月27日下午，众多参加交行秋招的考生在微博上反映，考试过程中出现做题闪退、系统崩溃、无法提交试卷等问题。 六大行上半年平均减员2200人 为什么银行考试这么难，但每年还是有很多人报名呢？ 相比其他行业来说，银行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根据国有六大行公布的2020年度半年报来看，截至今年6月底，员工数量最多的农业银行拥有45.51万名员工，数量最少的交通银行员工也有8.66万名之多。 六大国有行员工人数 但总体来看，6家国有行今年上半年共计减少员工数13204人，平均每家银行减2201人。其中工行减人数最多，仅2020年上半年，员工人数已减少10308人。 从员工数量来看，6家国有行中，仅人均半年薪酬降低近2万的邮储银行员工数一直保持扩张，年初至6月末新增14725人，较2019年6月底新增员工数破两万。 疫情打乱了今年企业招聘的整体节奏，一些公司选择缩招甚至停招。而从各家银行招聘平台公布的计划来看，今年银行业的预计秋招规模大有逆势反增之势。 各家银行都考虑了疫情对于2020届毕业生的影响，将2020届因受疫情影响未落实就业的应届生也纳入了招聘范围，成为秋招中当之无愧的“逆行者”。 据中国银行发布的人才招聘，今年秋招，中国银行将开放1万多个岗位，较上一年同比增长13%。招聘机构包括总行、6家总行直属机构、36家境内一级分行等。2021届、2020届毕业生均可报名。 工商银行今年校园招聘规模将达到1.8万人，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计划招聘1.6万人以上，招聘对象同样包括2020届未就业毕业生。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多家银行表示在此次招录过程中将对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子女予以倾斜。 六大行平均月薪2万多元，上半年人均月薪降低1700多元 较高的薪酬待遇也让银行岗位成为求职者眼中的“金饭碗”。 数据显示，六大国有行中2020年人均半年薪酬最高的是交通银行，为14.67万元，平均月薪酬近2.45万元，最低的是邮储银行是11.98万元，平均月薪酬也有2万元。而据北京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2020年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为8847元，为平均月薪酬最低的邮储银行的44%。 六大国有行总薪酬与人均半年薪酬福利 疫情带来的经济风险使得各家银行纷纷加大了拨备计提力度，净利润受损，从而导致上半年的人均半年薪酬福利有所下降，员工数量也有所减少。 上半年六大国有银行中仅农业银行实现了人均半年薪酬福利的同比增加，但也仅增加了500元。 其他各大行均呈不同幅度的下降态势，其中邮储银行降薪最多，人均薪酬福利与去年同期相比降低了1.99万元，折合每人每月降薪酬福利3317元。交通银行同样降薪较多，折合每人每月降薪酬福利1717元。 根据智联招聘28日最新发布《2020年秋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2020年秋季全国平均招聘薪酬8688元/月，上市公司的平均薪酬最高，为9927元/月，其次是外资公司，平均月薪为9549元。由此看来，银行业薪酬依旧相当具有竞争力。
导读 中国城镇有多少住房，是供给不足、供需平衡、还是供给过剩？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关系到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如何发展，也关系到住房政策应如何调整。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作为土地部分研究的深化，我们在2018年报告《中国住房存量测算：过剩还是短缺》中首次测算了全国、各省级、各地级单位的城镇住房存量情况，受到市场广泛关注。 本篇报告进行了相应更新和完善，研究结果表明，2018年中国城镇住房套户比为1.09，城镇住房并不过剩，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但更须重视区域差异中的结构性机会。 摘要 中国有多少房子？官方已公布的中国城镇住房数据存在统计部门和建设部门两个来源，存在一定参考价值，但均存在明显问题。一是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家庭户住房数据，但未公布集体户住房数据，如直接以城镇家庭户人均住房面积作为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计算城镇住房存量存在高估。二是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数据达39平方米，但因抽样偏差存在高估。三是官方直接公布的部分年份城镇住房存量数据要么范围偏小、要么偏大。四是国家统计局的城镇竣工住宅面积数据存在低估，无法简单通过公式“某年住房存量+竣工-折旧拆迁+农民带房入城”推算当前存量。 中国城镇住房40年：从供给短缺到总体平衡。1）1978-2018年中国城镇住宅存量从不到14亿平增至276亿平，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8.1平方米增至33.3平方米，城镇住房套均面积从44.9平方米增至89.6平方米，城镇住房套数从约3100万套增至3.11亿套，套户比从0.8增至1.09。从国际看，当前美国、日本分别为1.15、1.16，德国为1.02，英国为1.03，而中国城镇住房套户比接近1.1，表明住房供给总体平衡。从住房来源结构看，当前全国城镇住房存量中商品房约占4成，自建房约占3成，还有3成为原公房、保障性住房及其他。2）中国城镇居民约70%居住在自有住房，约20%租房，其他10%为借住、住单位宿舍等；与建制镇居民相比，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更低且呈下降趋势、租房比重更高且呈上升趋势。从人口普查统计的家庭户人均使用住房面积分布推测，当前城镇家庭住房拥有的不平衡程度较为严重，最低20%的城镇家庭户或拥有约6%的住房，而最高20%的家庭户拥有约40%的住房。3）房地产长期看人口，尽管中国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比例在2013年达峰值，但综合考虑城镇化进程、居民收入增长和家庭户均规模小型化、住房更新等，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将逐步从高速转向中速、高质量发展阶段。预计2019-2030年中国城镇年均住房需求大致为10.9-13.5亿平方米。从城镇化进程看，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59.6%，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70.6%时城镇人口将再增加约2亿。从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看，当前美国67平，德国、法国均超过38平，日本33平，韩国28平，而中国按使用面积算人均仅23平。从家庭规模看，当前日本、美国、韩国家庭户均规模分别降至2.33、2.54、2.73人，而中国2018年为3.02人。 地区层面：哪些地方房子较多，哪些地方较少？1）分省看，全国近60%的城镇住宅存量集中在山东、江苏、广东等10个省。鄂浙苏等7省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35平方米，而沪粤津3省不到27平方米。从城镇套户比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为1.03、1.10、1.11、1.09，黔青云等5省套户比超过1.15，沪粤2省低于1.0。2）在地级层面，在全国336个地级单位中（不含三沙），既有73个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小于30平，也有46个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大于40平；既有17个城市的套户比小于1，也有51个城市的套户比大于1.2，未来更需重视区域差异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机会。分线看，当前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25.6、32.9、34.3平方米，套户比分别为0.99、1.06、1.12，一线城市住房供给偏紧。 风险提示：因数据缺失及部分数据质量问题，本文使用了部分假设，相关估算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目录 1中国城镇有多少房子？ 1.1 现有城镇住房数据真伪识别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假设 2 中国城镇住房40年：从供给短缺到总体平衡 2.1 中国城镇住房从供给短缺到总体平衡，套户比从0.8到1.09 2.2 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约70%，最高20%家庭拥有约40%住房 2.3 中国房地产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3 地区层面：哪些地方房子多，哪些地方少？ 3.1 省级：西部地区套户比平均1.11，沪粤2省套户比低于1.0 3.2 地级：17成套户比小于1，一线城市套户比略低于1 正文 1中国城镇有多少房子？ 1.1现有城镇住房数据真伪识别 当前中国到底有多少城镇住房？据自然资源部消息，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已实现全国联网，但住房存量数据尚未公布，未来是否公布也未可知。官方已公布的中国城镇住房数据存在统计部门和建设部门两个来源，主要涉及人口普查家庭户住房面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早期部分年份城镇住宅存量、城镇住宅竣工面积等四类数据，存在一定参考价值，但均存在明显问题。 一是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家庭户住房数据，但未公布集体户住房数据，如直接以城镇家庭户人均住房面积作为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计算城镇住房存量存在高估。住房数据从1995年开始被纳入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小普查”）及后续的人口普查中。但人口普查只公布家庭户住房数据，不公布集体户情况，2010年城镇集体户人口近8000万，占城镇常住人口比重达12%。根据人口普查定义，集体户是指相互之间没有家庭成员关系、集体居住共同生活在一个房间的人口。显然，集体户人均住房面积远小于家庭户人均住房面积，如以城镇家庭户人均面积乘以城镇人口得出的城镇住房面积明显是高估的。此外，对一户多宅情况，人口普查规定，如果未出租或借给其他人居住，在调查时要将这几处住房的面积相加，这意味着人口普查资料理论上包括了空置房情况，但居民事实上可能有少报瞒报。 二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数据因抽样偏差可能存在高估。国家统计局基于约16万住户的全国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公布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数据（2013年以前城镇住户调查和农村住户调查单独开展），2018年全国人均住宅建筑面积42.4平方米，其中城镇、乡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分别为39、47.3平方米。虽然住户调查理论上既包括家庭户，也包括集体户，但由于住户调查样本每五年轮换一次，需保证一定稳定性，实践中抽取样本多为当地有房户籍家庭，对流动性较大、居住空间较小的常住外来人口、少量居无定所的无房户覆盖不足，因此存在一定高估。比如，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31.6平方米，这与2010年人口普查中城镇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3平方米比较接近，但如果加上人均住房面积较少的集体户，真实的2010年全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无疑将低于上述数字。因此，如果直接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乘以城镇常住人口，将得出2018年中国城镇住房建筑面积高达324.2亿平，粗略估计城镇住房存量套户比高达1.19。 此外，住建部依据地方逐级上报也统计有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比如在《中国统计年鉴2008》公布1978-2006年城市人均情况，《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公布1990年至今村镇人均情况，但县城和2007年之后的城市人均面积缺乏，这使得难以通过市县镇加总得出全国城镇住房存量。此外，住建部定义的“人均”以户籍人口+暂住人口为分母计算（2006年之前以户籍居住人口为分母计算），与一般的常住人均不同。 三是官方直接公布的部分年份城镇住房存量数据要么范围偏小、要么偏大。1985年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了全国第一次城镇房屋普查，公布住宅建筑面积22.91亿平、使用面积15.09亿平，但涉及人口仅占当时城镇常住人口的约60%，范围偏小。原建设部曾在《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2002-2005》中公布了2002-2005年全国城镇国有土地上住房存量（不含建制市城市规划区和县城以外的建制镇），加上《村镇统计公报》中的建制镇住房存量，可得2002年、2005年全国城镇存量分别为111.6、144.4亿平。但是，住建部定义的城镇范围可能偏大或存在重复统计，比如其2010年城市及县城建设用地、建制镇建成区面积加总为8.8万平方公里，较自然资源部公布的城镇建设用地7.6万平方公里大16%。 四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竣工住宅面积数据存在低估，这使得无法简单通过公式“某年住房存量+竣工-折旧拆迁+农民带房入城”推算当前存量。国家统计局从1995年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下的城镇竣工住宅面积（含商品住宅），1997年统计起点为50万元及以上，2011年指标调整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竣工住宅面积（原城镇竣工住宅口径+农村企事业竣工住宅面积），统计起点调整到500万及以上，但该数据因为口径及统计问题明显小于真实城镇竣工住宅面积。根据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我们估算2000-2010年城镇住房增量达92亿，而2001-2010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合计67亿平、拆迁约15亿平（依据房龄面积结构估算）、农民带房入城约7-10亿平，尚余30-33亿平未被统计。 1.2研究思路与主要假设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的研究思路是：以2000、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的家庭户住房数据为基础，通过合理假设城镇集体户人均住房面积与家庭户人均住房面积的比例关系估算全国城镇集体户住房面积，从而得到2000、2010年全国城镇住房存量，再依据2000-2010年全国城镇住房面积增量，推算该时期未被统计的农民带房入城和城镇竣工住宅面积年均增量并以此为假设，通过公式“2010年城镇住房存量+历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拆迁面积+未被统计的农民带房入城和城镇竣工住宅面积合计”得到2018年中国城镇住房存量。同时，参考国家统计局1978年户均、人均住房面积统计、1985年全国房屋普查、人口普查和小普查房龄数据、1999年以来商品住宅竣工套均面积及官方历年住房建设标准等，估算出套均面积和其他主要年份住房存量，由此计算1978-2018年主要年份的套户比数据。 其中主要有三点需要说明： 一是假设城镇集体户人均住房面积为家庭户的35%。根据人口普查规定，初中、小学的住校学生，幼儿园全托孩子，一律视为在家中居住，作为其家庭的现有人口；高中及以上阶段住校生按其实际居住情况登记，作为学校的现有人口。我们基于集体户定义、家庭户居住情况和教育部统计的城镇学生宿舍面积，估算城镇集体户与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比例应在27%-45%之间，并依据唯一公开的宁波鄞州区集体户住房数据样本假设全国平均为35%，由此测算全国城镇集体户住房面积。我们发现，即使35%的比例有偏，对全国城镇住房存量的影响最多只有2亿平，对结果影响很小。 二是发现2015年“小普查”的住房数据存在高估，因此未予采用。依据人口普查、小普查资料计算，2000-2005年、2005-2010、2010-2015年三个阶段城镇家庭户住房存量增量分别为65.5、20.6、62.4亿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认为2015年小普查的城镇家庭户住房数据与2005年一样存在高估，因此未基于2015年数据、而是基于2010年普查情况推算当前情况。 三是城镇家庭户均规模数据依据人口普查、“小普查”、及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从国际经验看，家庭户均规模具有小型化趋势。由于劳动力回流中西部、生育政策有所放开等因素，近十年家庭户均规模稍有回升。比如，2015年“小普查”统计城镇家庭户均规模为2.93人，高于2010年的2.85人。从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看，2016、2017年的城镇家庭户均规模分别为2.98、2.92。因此本文根据趋势，假定2018年城镇家庭户均规模为2.90。 2中国城镇住房40年：从供给短缺到总体平衡 2.1中国城镇住房从供给短缺到总体平衡，套户比从0.8到1.09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城镇居民从筒子楼住到住宅小区，从全民蜗居到基本适居，住房事业取得巨大进步，这主要得益于1990年代从福利分房到住房商品化的住房制度改革。根据我们测算，1978-2018年中国城镇住宅存量从不到14亿平增至276亿平，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8.1平方米增至33.3平方米，城镇住房套均面积从44.9平方米增至89.6平方米，城镇住房套数从约3100万套增至3.11亿套，套户比从0.8增至1.09。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相比，我们测算的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小5.7平方米。一般而言，套户比小于1，表明一国住房供给总体不足；套户比等于1，表明一国住房总体基本供求平衡；考虑到休闲度假需求、因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宅分离等情况，成熟市场的套户比一般在1.1左右。从国际看，当前美国、日本分别为1.15、1.16，德国为1.02，英国为1.03，中国城镇住房套户比接近1.1，表明住房供给总体平衡。 由于“文革”期间住房建设严重滞后，1978年全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反而较1950年下降20%，缺房户占比达47.5%。随着改革开放后住宅建设加快，到1985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增长至10.9平方米，但缺房户依然高达26.5%；其中，婚后无房、暂住非住宅房、暂住临时简易房、暂住亲友房等“无房户”占比3.2%，三代同室、父母成年子女同室、成年兄妹同室、二户同室等“不便户”占比10.4%，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5.7平方米以下的拥挤户占比12.8%（原文为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按0.7系数折合）。 随着19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推进，特别是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后，商品住宅带动城镇住宅竣工面积大幅攀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估算，1978年全国城镇竣工住宅面积不足1亿平，1998年超过5亿平，2011年超过10亿平；其中，竣工商品住宅面积占城镇竣工住宅面积占比从1995-1999年的不足32%，跃升至2000年的38%，2003年超过60%，2007年超过70%；从全国人口普查和小普查资料的房龄结构数据看，有约97%的城镇住房为1978年以来建造，约87%为1990年以来建造，约60%的城镇住房为2000年以来建造。与中国不同，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住房平均房龄较老，比如英国、美国住房房龄超过50年的比例均超过40%，超过100年房龄的比例分别为20%、7%。 从住房来源结构看，当前全国城镇住房存量中商品房约占4成，自建房约占3成，还有3成为原公房、保障性住房及其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8-2018年竣工商品住宅合计113亿平，占当前城镇住宅存量的41%。而根据人口普查及小普查中的城镇家庭户住房来源数据，2000-2010年购买新建商品房的城镇家庭户户数占比从8.9%升至21.7%（2010年开始统计购买二手房比例，为4.6%），自建房比例从35.7%降至31.5%，购买原公有住房比例从23.5%降至12.9%，购买经济适用房、两限房比例从6.0%降至4.1%，租赁廉租房、公租房从14.4%降至2.4%；租赁其他住房比例从6.1%增至18.6%，其他比例从5.4%降至4.1%。由于人口普查中的购买二手房、租赁其他住房并未说明来自商品房还是非商品房，这使得我们需要依靠商品住宅竣工面积判断存量房中商品房比例。 在城镇内部，城市和建制镇家庭户的住房来源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城市家庭户住房来自购买新建商品房、原公房的比例分别为26%、17.3%，明显高于建制镇的14.7%、5.8%；而建制镇家庭户住房来自自建房的比例高达56.2%，明显高于城市的16.4%。 2.2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约70%，最高20%家庭拥有约40%住房 中国城镇居民约70%居住在自有住房，约20%租房，其他10%为借住、住单位宿舍等；与建制镇居民相比，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更低且呈下降趋势、租房比重更高且呈上升趋势。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家庭户住房来源统计，有74.1%的城镇家庭户居住在自有住房，有20.5%的租房，还有5.4%的住房来源为其他（比如，借住亲友住房但不付租金，住单位单人或夫妻宿舍但不付租金等情况）。到2010年，上述比例分别为74.9%、21.0%、4.1%。此外，2005年、2015年小普查统计的城镇家庭户住房自有率分别为77.9%、79.2%，住房自有率偏高，可能存在抽样问题。 把居住在自有住房的比例简单看作住房自有率，2010年城镇家庭户住房自有率较2000年有所上升，但主要是建制镇家庭户住房自有率从78.0%增至83.2%，而城市家庭户住房自有率从72%降至69.8%。租房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家庭户租房比例从2000年的23.2%上升至25.8%，建制镇家庭户租房比例从15.6%降至13.3%。假设城镇集体户人口都没有自己住房，我们估算2000、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分别为66.0%、65.9%。扣除学生，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为71.1%；其中城市居民和建制镇居民住房自有率分别为67.6%、76.9%。从现实情况看，把居住在自有住房的比例简单看作住房自有率从而估计全国城镇住房自有率可能稍有低估，因为可能存在因本地无房而租房、但在外地（如老家）有房等情况。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较高，当前美国住房自有率为64.2%、日本为61.7%、德国为46%，这与中国重视“家”的文化传统以及过去房价基本持续上涨的预期等存在一定关系。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定义，当一个家庭有多套住房时且未出租或借给他人居住，其“使用”的住房面积为全部住房面积；但如果该家庭有住房出租或借给他人居住，则该住房面积为实际居住人“使用”，计入实际居住人的住房面积。从现实来看，租房人群的人均住房面积建筑面积一般在30平以下；如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超过50平，则人口普查统计的住房面积很可能为该家庭产权所有。因此，考虑出租等情况，人口普查的使用住房数据可能会低估富裕家庭的产权住房面积，高估贫困家庭的产权住房面积，因此低估实际产权拥有住房情况的不平衡程度。 我们对人均住房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的家庭户乐观假设其人均住房面积为7平方米，对人均住房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户保守假设其人均住房面积为72平方米，由此计算不同类型家庭户拥有的住房面积。研究发现： 其一，住房困难的家庭户比例明显下滑。1995-2015年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的家庭户数占比从12.6%降至3.3%，人均9-16平方米的家庭户数占比从35.3%降至11.9%。 其二，高收入家庭使用的住房面积占比与其户数占比的比例趋于下降，但与此同时，低收入家庭使用的住房面积占比与其户数占比的比例也在趋于下降。2000-2015年，人均50平方米以上的城镇家庭户住房面积占比与其户数占比的比例从2000年的2.30降至1.78，人均60平方米以上、70平方米以上的城镇家庭户住房面积占比与其户数占比的比例分别从2.30（2005年）降至1.89、2.41（2005年）降至1.96；而人均住房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9-16平方米的家庭户住房面积占比与其户数占比的比例分别从0.35（1995年）降至0.19、0.61（1995年）降至0.35。 其三，即使从使用情况看，住房分布的不平衡程度仍然严重。换算为五等份或十等份看，2000年最低10%、20%城镇家庭户使用的住房面积占比分别为3.0%、7.1%，最高10%、20%城镇家庭户使用的住房面积占比分别为22.4%、39.0%。到2010年，情况变化为，最低10%、20%城镇家庭户使用的住房面积占比分别为2.3%、6.2%，最高10%、20%城镇家庭户使用的住房面积占比分别为21.8%、39.4%。2015年小普查数据存在一定抽样问题，导致最低10%、20%城镇家庭户使用的住房面积占比分别升至为2.8%、7.2%，最高10%、20%城镇家庭户使用的住房面积占比分别降至19.6%、36.9%。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城镇家庭户住房“使用”情况的数据估算，1995-2015年全国城镇家庭户住房使用分布的基尼系数大致保持在0.3左右，这显然存在低估。如果考虑20%的城镇家庭户租房、人均住房面积更低的城镇集体户人口以及2亿多农民工群体在城镇置业比例较低等情况，低收入群体实际拥有的住房面积占比与其户数即人口占比的比例无疑将更低，即产权层面的城镇家庭住房分布基尼系数无疑更高。 2.3中国房地产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房地产长期看人口，尽管中国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比例在2013年左右达峰值，但综合考虑城镇化进程、居民收入增长和家庭户均规模小型化、住房更新等，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将逐步从高速转向中速、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是中国城镇化进程还有较大空间，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70.6%时城镇人口将再增加约2亿。2018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8.3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6%，如按户籍人口算2018年城镇化率仅为43.4%。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预计到203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约70.6%，城镇常住人口将较2018年再增加约2亿。根据我们在报告《中国人口大迁移》中测算，2012-2016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中来自自然增长、区划变动、乡城迁移的平均比例为18.6%、35%、46.4%，与国家统计局测算2018年的23.6%、36.8%、39.6%相差不大。这意味着，即使假设因区划变动导致的农民就地城镇化产生的住房需求全部不通过市场渠道满足，而是通过安置房（拆迁）或带房入城（未被拆迁）满足，2019-2030年仍有1.3亿新增城镇人口存在住宅需求。如假设安置房也是通过市场购买（如货币化安置）满足，且未被征迁、带房入城的比例为60%，则2019-2030年大致有约1.6亿新增城镇人口存在住房需求。 二是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较小，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等，人均住房面积未来存在至少20%的提升空间。一方面，当前中国已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随着未来向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迈进，城镇居民对人均住房面积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国际上一般对住房面积统计的口径为使用面积，把2018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按照0.7的系数折合为使用面积仅为23.3平方米，明显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水平。考虑到国际上对人均住房面积的统计一般不分城乡，如简单以0.85的系数把各国人均住房面积换算为各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当前韩国、俄罗斯的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28.2、27.9平，日本为33.1平，德国、法国分别为38.6、39.5平方米，美国为66.9平。 另一方面，中国家庭户规模小型化空间大，可能导致更多的住房和更大的人均住房面积需求。因生育率下滑、晚婚、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寿命延长、人口流动等因素，家庭规模小型化是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比如，1960-2015年，日本一人户、二人户家庭比例分别从5.3%、12.7%增至34.5%、27.9%。当前日本、美国、韩国家庭户均规模分别降至2.33、2.54、2.73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从1982年的4.41迅速降至2010年的3.09；其中，2010年城镇家庭户均规模为2.85人。由于劳动力回流中西部、二胎政策等因素，近年家庭户均规模较2010年有所上升。从一人户、二人户比例看，中国2015年仅分别为13.1%、25.3%，总体相当于日本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水平，未来仍有很大下降空间。 因此，如果以人均使用面积28平即人均建筑面积40平为标准算，未来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存在约20%的改善空间。 三是中国现有城镇住房成套率仅85%，并且尚有20%的家庭居住在条件较差的平房，存在住房更新需求。一是中国城镇住房成套率仅85%左右，还有约15%的住宅需要更新。1985年中国城镇住房成套率仅为24.1%，1995年居住在成套住宅的家庭户比例快速提升至61%，2010年、2015年分别达75.6%、84.3%。其中，根据2015年小普查数据，城市、镇家庭户中同时拥有厨房和厕所的比例分别为89.3%、76.8%。二是中国城镇尚有约20%的平房需要更新。随着拆迁新建，中国城镇家庭户中居住在平房比例从1995年的46.1%降至2015年的20.6%，其中城市、建制镇分别为10.2%、36.1%。 2019-2030年中国城镇年均住房需求大致为10.9-13.5亿平方米。根据我们前述测算，2000-2010年、2010-2018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年均增长3%、2.3%，假设2019-2030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年均增长1.3%-1.5%（即2030年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8.8-39.8平方米），则2030年中国城镇住房存量需达395-405亿平，较2018年净增119-129亿平，即年均净增9.9-10.8亿平。以1.5%-2%的折旧率计算，则2019-2030年将折旧拆迁约60-82亿平，即年均折旧拆迁约5-6.8亿平。并且从历史经验看，2000-2010年每年约有4亿平属于农民带房入城和未纳入国家统计局城镇竣工住宅面积统计的住房面积。假设2019-2030年这部分仍为年均4亿平，则2019-2030年每年需新增城镇住房10.9-13.5亿平。 3地区层面：哪些地方房子多，哪些地方少？ 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分省数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分省数据等，并结合全国城镇住房情况，我们估算了2010年、2018年各省级、地级单位城镇住宅存量、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套户比及相关情况。 3.1省级：西部地区套户比平均1.11，沪粤2省套户比低于1.0 当前全国近60%的城镇住宅存量集中在山东、江苏、广东等10个省。分地区看，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镇住房存量分别占全国的42.6%、26.5%、23.5%、7.4%，而对应的城镇常住人口比例分别为43.6%、24.5%、23.9%、8.0%。分省看，2018年山东、江苏、广东城镇住房存量超过20亿平，河南、浙江、四川等7个省份在10-19亿平之间，其他省份则不足10亿平，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4省更是不到2亿平。 鄂浙苏等7省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35平方米，而沪粤津甘4省不到27平方米。分地区看，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2.0、35.4、32.1、30.1平方米。分省看，2018年湖北、浙江、江苏等7省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35平方米，山东、广西、四川等14省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30-34平方米之间，山西、北京、新疆等其他10个省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30平方米，上海、广东、天津、甘肃人均更是低于27平方米。 由于各省套均面积存在差异，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大小与套户比的高低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从城镇套户比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为1.03、1.10、1．11、1.09，黔青云等5省套户比超过1.15，沪粤2省低于1.0。分地区看，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为1.03、1.10、1.09，西部地区为1.11。分省看，2018年贵州、青海、云南等5省城镇住房套户比超过1.15，广西、宁夏、河南等6省套户比在1.10-1.15之间，湖北、黑龙江、辽宁等11省套户比在1.05-1.10之间，北京、四川、山东等7省套户比介于1.0-1.05之间，广东、上海2省套户比在1.0以下。 从住房成套率看，2015年重庆、广东、山东等省城镇家庭户居住在成套住宅的比例超过90%，而黑龙江、云南、内蒙古、西藏等省低于75%。从建筑层数看，2015年有河北、山东城镇家庭户居住在平房比例高达40%以上，西藏、内蒙古、山西、河南在30%以上，而浙江、湖北、江西、重庆、上海、福建等省低于10%。 3.2地级：17城套户比小于1，一线城市套户比略低于1 在全国336个地级单位中（不含三沙），既有73个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小于30平，也有46个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大于40平；既有17个城市的套户比小于1，也有51个城市的套户比大于1.2，未来更需重视区域差异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机会。 从人均住房面积看，2018年有73个城市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小于30平方米，占比21.7%；有124个城市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介于30-35平方米，占比36.8%；有93个城市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介于35-40平方米，占比27.6%；有46个城市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大于40平方米，占比13.6%。 从套户比看，2018年有17个城市的套户比小于1，占比5.1%；有144个城市的套户比介于1.0-1.1之间，占比42.9%；有124个城市的套户比介于1.1-1.2之间，占比36.9%；有51个城市的套户比高于1.2，占比15.2%。 分线看，当前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25.6、32.9、34.3平方米，套户比分别为0.99、1.06、1.12，一线城市住房供给偏紧。从人均住房面积看，2010年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22.9、26.8、28.5平方米，到2018年分别增至25.6、32.9、34.3平方米，分别增长11.8%、23.0%、20.4%。从城镇住房套户比看，2010年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套户比分别为0.92、0.93、0.96，到2018年分别增至0.99、1.06、1.12。
所谓“银行高薪”，历来是最受媒体和社会关注的话题，尽管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薪酬可能远高于银行，但普通百姓更关注的却是银行，这或许是因为银行的社会知名度更高，与普通百姓距离更近。2020年8月31日A股上市公司上半年财务报告刚刚披露完毕，人们首先关注的就是银行薪酬排行榜。 2020年上半年，A股上市银行人均半年薪酬排行榜：平安银行(行情000001,诊股)以30.06万元力压群雄；中信银行(行情601998,诊股)紧随其后，上半年人均薪酬达到28万元，浙商银行(行情601916,诊股)排第三，上半年人均薪酬达到27.8万元；随后是招商银行(行情600036,诊股)、民生、兴业、光大、浦发四家银行，上半年的人均薪酬均在20万元左右；紧接着是交行、华夏银行(行情600015,诊股)，上半年的人均薪酬均在17万元左右；而最后垫底的是五家国有大行，相比来看，交通银行(行情601328,诊股)为17万元，比较接近股份行水平，其余五大行在12万元到13万元之间，月均约2万元。其中，农行、邮储银行(行情601658,诊股)的人均收入最低，半年薪资分别为12.35万和12.05万元，对应月薪2万，相当于平安银行相差甚远。 同样是2020年上半年，A股上市券商人均半年薪酬明显高于银行。作为头部券商，华泰证券(行情601688,诊股)、中信证券(行情600030,诊股)上半年人均工资均超过了40万元，分别为43.98万元、43.15万元。此外，浙商证券(行情601878,诊股)的半年度人均工资也超过40万元。 银行薪酬究竟高不高？我们不妨再以2019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证： 2019年A股公司年报显示，我国金融业全年人均薪酬最高的是证券业，达47.10万元；其次是银行业，为38.96万元；保险业为25.37万元。其中，在人均薪酬超60万元的7家金融机构中，6家均是券商，另1家为浙商银行。2019年中信证券人均年薪为79.2万元，位列金融机构榜首。 根据2019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证券业有18家公司董事长年薪超百万，银行业有13家，保险业有2家。董事长年薪超过500万元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平安(行情601318,诊股)（保险）、第一创业(行情002797,诊股)（业绩较差的小券商）和招商证券(行情600999,诊股)（大券商），其董事长年薪分别为885.65万元、594.31万元、515.55万元。 2019年总经理年薪超百万的金融机构有41家，其中证券业24家、银行16家、保险1家。薪酬最高的是中国平安总经理谢永林，其2019年薪酬为1016.8万元；其次是中信证券总经理杨明辉，其年薪为989.86万元。 实际上，多年来中国平安的董事长及总经理年薪一直是我国金融机构的最高标杆，而且中国平安高管薪酬也处于行业最高水平。2019年中国平安管理层共有6位薪酬在千万以上：副总经理陈心颖与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李源祥，年薪同为1607.43万元；首席稽核执行官、副总经理叶素兰，年薪1303.95万元；首席投资执行官陈德贤，年薪1290.83万元；执行董事、总精算师、首席财务官姚波，年薪1107.43万元；总经理谢永林，年薪1016.80万元。 不过，中信证券的高管薪酬也存在相似的惊人之处，2019年中信证券高管薪酬超过千万的有三人，分别是执行委员会委员薛继锐、执行委员会委员杨冰、高级管理层成员高愈湘，其薪酬分别为1016.86万元、1131.80万元、1066.86万元。 2019年，银行行长年薪前三分别是平安银行行长胡跃飞466.04万元、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465.83万元、民生银行(行情600016,诊股)行长郑万春428.63万元，均为非国有控股银行。而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行长2019年年薪却仅有几十万元。 我们再比较一下大牛市与大熊市交替的2016年，证券公司人均薪酬74.99万元，保险公司人均薪酬17,32万元，银行人均薪酬15.90万元。从单个公司看，东方证券(行情600958,诊股)工资最高，人均年薪102.45万元，农业银行(行情601288,诊股)工资最低，人均薪酬9.83万元。 众所周知，在所有金融机构中，银行监管最严厉、最透明、最规范，银行服务客户最广，银行存款及银行理财产品也是风险最小、最安全的。在分业监管的背景下，我国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及经营管理也比较规范。 与我国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靠天吃饭”的情形不同，我国银行经营比较稳健，盈利水平比较稳定。当券商和基金公司在牛市净利润暴增的时候，银行经营业绩保持淡定；当券商和基金公司在熊市净利润暴跌之时，银行经营业绩依然稳定。因此，券商及基金公司的员工薪酬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但银行“高薪”不是“靠天吃饭”，而是用血汗换来的。 银行工作时间不像券商和基金“朝九晚五”。在我国，银行员工的工作时间普遍超长，这是出乎许多人预料的，也是许多人所不了解的。相比之下，只有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的工作时间及劳动强度要相对轻松一些，因为我国国有大银行的高管都有对应的行政级别，其最高薪酬也是受国资委管束的，虽然国有大银行的人均薪酬要比其他银行低一些，但员工福利更隐形、更优厚，而且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更体面。 但除国有大银行外，其他银行员工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尤其是支行和储蓄所的普通员工，传统节日（包括最重要的春节）必须轮班值守，每周5+1工作制，也就是每周上班6天，每天工作时间甚至长达12小时，这些柜台员工早8点前可能就要到岗做准备工作，但直至晚8点以后回家，有时甚至下班更晚，这几乎是银行基层员工的工作常态。此外，银行员工还要定期在工作时间以外接受业务培训，并进行定期业务考核及技能竞赛。为此，在银行员工内部甚至还流传着一个“自嘲”的段子：银行将女人当男人用，将男人当牧口用。这应该是我国非国有银行劳动强度的一个真实写照。 当银行员工付出了比其他行业员工两倍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时，他们的所谓“高薪”其实并不算高。尤其在“保就业、稳就业”的当今，银行员工依然忘我劳动，即便在疫情最严重时期，银行网点也保证了不关门。这是银行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在就业难的今天，许多大学生都将银行作为体面就业的首选，许多银行员工也很珍惜他们的工作，愿意为银行全身心付出。当然，所谓的“高薪”，也是对他们高强度劳动的一种正常、必要的回报。人们不宜过度炒作所谓的“银行高薪”，大家更应该看到银行员工超长的工作时间和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银行业稳定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最大信心所在。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业中占据了最重要地位，这是短期无法改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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