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第十届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0》发布式——“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研讨会今日在北京召开，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发表演讲。 各位领导、专家及嘉宾，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中国社科院今天的养老金报告发布会，很感谢郑主任、房秘书长的邀请。我在2002年之前研究过美国资本市场，但在2002年之后开始专注研究美国养老金，为什么？因为在此前的美国资本市场研究当中，我有一个不解的难题：美国的家庭理财为什么总要以养老为目标？美国的理财规划师和投资顾问为什么总是把“养老”挂在嘴边，引导大众理财？为了弄懂美国资本市场，我非常偶然地介入美国养老金，并一直研究至今。前几年我完成了国家教育部的课题《美国私人养老金制度研究》，最近正在做国家社科基金《当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美国私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共有6张表、1个图，我们来重点探讨一下美国私人养老金和股市的关系是怎样的。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的股票总市值占到了世界股票总市值四成以上，截止2020年10月底，美股总市值高达38.48万亿美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GDP大约是美国的七成，但是美国的股票市值却是我们的三至四倍，中国内地沪深交易所两个市场加起来是11万亿美元。从体量来讲，美国资本市场不仅是世界老大，而且它还有700多家外国上市公司挂牌，美国股市的包容性、开放性非常强。 再从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来看。最近20年上证指数走势确实惊心动魄，2005年6月份上证指数曾跌破1000点，2007年10月上证指数创下了6124点的最高记录，但随后跌到1664点，今天是3400点左右。中国股市暴涨暴跌，养老金在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是非常艰难的，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是很难承受市场的波动的。相比之下，近20多年来，美国股市运行却非常平稳，它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是稳，第二是慢，第三是长牛。道琼斯指数现在的点位是30000点左右，美股本轮牛市已持续了12年，似乎没完没了。两国股市走势差异如此之大，背后原因是什么？美国私人养老金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美国股市与私人养老金有着迷一般的关系 我经常讲，我们要用养老金思想来改造中国股市。其实，中美两国股市的质和量，背后的差距就是养老金问题。美国的养老金与美国的资本市场有着谜一般的规律性的轨迹，这是非常巧合的。从我找到的英文文献数据来看，美国的股票市值与美国私人养老金及公募基金规模变动太有规律了，三者高度关联。 事实上，在1980年之前，美国股市也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任何研究价值。我从1990年代开始研究美国股市，1981年美国股市总市值只有1万亿美元，2006年中国股票总市值也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样算起来，中国股市体量与美股仅差25年，差别并不是很大。 1981年之前，美国股票总市值仅有几千亿美元，不仅市场规模狭小，而且还是典型的“散户市”，1970年代美国股市散户交易比重高达70%，因此，我们不必神化美国股市，其实，在我看来，美国股市只有40年的历史，从1981年到今天，严格来讲，就只有40年的历史。40年前的美国股市没有规律可言的，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 近40年来，美国股市做大做强的唯一法宝，就是美国私人养老金的做大做强。下面我们来看一组非常奇妙而有规则的数据变动，1981年美国股市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美国私人养老金也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这是第一次巧合！当时美国公募基金小得可怜，只有2400亿美元；12后，1993年美国私人养老金储备首次突破5万亿美元，美股总市值也是首次突破5万亿美元，这是第二次巧合！此时，美国公募基金第一次突破2万亿美元。 5年后，1998年美国私人养老金储备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美股总市值也是历史上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这是第三次巧合！此时，美国公募基金第一次突破5万亿美元。 15年后，2013年美国私人养老金储备首次突破20万亿美元，美股总市值也是第一次突破20万亿美元，这是第四次巧合！此时，公募基金第一次突破15万亿美元。 6年后，2019年美国私人养老金储备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美股总市值也是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这是第五次巧合！此时，美国公募基金第一次突破20万亿美元。 请注意，我这里引用的美国公募基金数据是指共同基金，不包括ETF和FOF，也不包括封闭式基金。 这样的巧合，我不知道大家如何解释，国内没有这样的数据，这是我第一个梳理出来的。我们不得不说，美国私人养老金的做大做强，有力支撑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做大做强。不仅如此，而且养老金的做大做强，还给美国股市带来了最关键而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这才有了美股“长牛”、“慢牛”的神话。这就是美国私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高度相关性。 正如戴相龙行长今天发言所讲的，2007年到2008年期间美国私人养老金资产也曾经挥发掉了2万亿美元，是的，美国私人养老金与股市之间互动高度相关，今年3月份的道琼斯指数的“万点暴跌”，美国私人养老金总资产从2019年底的32.3万亿美元跌至今年3月底28.7万亿美元，一下子挥发掉了3.6万亿的市值，但是随着美股强劲反弹，它很快又回来了，今年6月底其资产总市值又回到了31.9万亿美元。这也表明了私人养老金跟美国资本市场之间是息息相关的。 二、美国人不存款、不囤房、不炒股 众所周知，美国人不存款、不囤房，也基本上不炒股。今年疫情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有一位议员讲，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现金。2016年彭斯在竞选美国副总统职位时，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的“公共财务披露报告”（Public FinancialDisclosure Report，OGE Form 278e）显示，彭斯当时的银行存款还不到1.5万美元，除银行账户外，他还有两个为子女教育存的529教育账户，每个账户上的金额都不超过1.5万美元，同时，还有3个孩子的教育贷款，借款余额超过了存款。 由此可见，美国人是不存款的，一个疫情可以让许多美国人成为穷光蛋。同时，大多数美国人也不炒股，美股散户交易比重不足10%，而中国是反过来的，中国股市交易的90%左右是由散户完成的。此外，美国人不囤房，美国人认为一套房子就够了，最多一套别墅。但我们中国人喜欢“囤房”，因为他们不知道将家庭财富放在哪里安全，不知道如何保值增值，心里发慌，这叫什么？我称之为老百姓的“理财慌”。因此，“囤房”是被迫无奈的选择，因为人们找不到保管家庭财富的投资工具和保值办法，这是金融机构的失职和失责。 美国人不存款、不炒股、不囤房，但是他们却“一人数卡在手、刷遍全球无忧愁”，哪儿来的底气和自信？因为3亿多美国人拥有32万亿美元的私人养老金储备。美国人不存款，但美国家庭拥有庞大的私人养老金储备，这也是一种“另类储蓄”，而且是长期储蓄。中国家庭理财尚未形成“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储蓄，短炒、赚快钱仍是一种时尚。 实际上，私人养老金已成为美国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美国家庭理财的三个1/3，即私人养老金占1/3，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证券投资占1/3，银行保险产品占1/3。截止2020年6月底，在美国家庭金融资产当中，私人养老金所占的比重已经抵达34%，这个比重正在上升。 三、美国私人养老金主要投资公募基金 2019年底美国私人养老金的余额是32万亿美元，其中，直接持有公募基金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直接持有保险年金产品2.3万亿美元，而美国公募基金总净值为2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公募基金由私人养老金持有，如果没有私人养老金支持，就没有美国公募基金的今天，今天的美国公募基金总净值已占据了世界的半壁江山。 我们先看看美国最有名的私人养老金401K是如何投资的。截止2020年6月底，401（k）总资产为6万多亿美元，其中61%持有公募基金，这61%当中大约55%以上持有股票基金，而直接投资股票的比例非常低，仅为10%左右，因为美国人相信公募基金是最专业投资机构，所以不仅美国私人养老金持有大量公募基金，而且美国大多数家庭也通过长期持有公募基金间接参与股票投资，而不是直接炒股。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私人养老金体量最大的IRA（个人退休账户），国内将IRA划为第三支柱，其实有点误解，因为IRA的缴费只占10%，另外的90%都是通过第二支柱从DB、DC计划转账过来的，比如，跳槽时，退休时，或原计划终止时，你可以将原来雇主的私人养老金直接转账到自己的IRA。IRA实际上是一个大容器，它既是没有第二支柱养老金的个人及中低收入者退休储蓄的工具，同时也是各种私人养老金最终的收容所，缴费与转账都装在IRA里面，因此，它所占的份额非常大，目前IRA规模已突破10万亿美元。但在投资上，它非常保守，IRA投资公募基金占43%，持有银行产品占6%，持有保险产品（主要是人寿年金）占4%。 上述401K和IRA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国私人养老金计划，这两个计划总资产占美国私人养老金的一半以上。除此之外，DB计划大概有10万亿美元，其中，企业DB计划为3.4万亿，政府DB计划为6.5万亿。相比之下，联邦政府的DB计划侧重债券投资，而州地政府的DB计划侧重股权投资，二者投资风格不一样。 四、股票基金是公募基金的实力和标杆 股票基金是公募基金的实力和标杆，因为股票基金是主动管理型基金的杰出代表，它的能力就代表着一国公募基金的真实水平。 截止2020年9月底，美国公募基金总净值为22.15万亿，其中，股票基金为11.28万亿美元，混合基金为1.53万亿美元，债券基金为4.97万亿美元，货币基金为4.4万亿美元。一直以来，美国股票基金占比均为50%至55%，也就是说，美国公募基金总净值一半以上都是直接投资股票的，这正是美国股市的最重要长期机构投资者和中流砥柱。 相比之下，我国公募基金比较弱势，截止2020年9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有17.8万亿人民币，其中，股票基金只有1.77万亿人民币，占比不足10%，而货币基金高达7.29万亿元，占比高达41%。也就是说，我国股票基金是完全跛足的。 事实上，我国公募基金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它不仅总量规模较小，尚不及我国GDP的20%，而且股票基金更弱小，不足2万亿元。背后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A股市场仍是典型的“散户市”，股民更乐于亲自上阵搏杀，而不愿意直接购买基金；其二，我国私人养老金规模狭小，目前我国第二支柱养老金（含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规模约为3万亿元，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产品单一，刚刚起步，因此，我国私人养老金还不足以支撑公募基金大发展。 由于我国股票基金净资产占比太低，它无法成为股市的中流砥柱，也不足以支撑公募基金的做大做强，因此，我国公募基金仍是一个弱势群体，股民把它看成“大散户”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股民说把钱交给你炒股还不如我自己炒。 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只有把股票基金做起来了，真正的公募基金的长期投资的价值才能够实现。美国大量家庭持有公募基金的原因就是因为股票基金做得好，长期的年化收益率高。要想改变中国股民“短炒、赚快钱”的习惯，我国股票基金就必须拿出真本事来让股民心服口服，比方，你的股票基金如果能达到5年平均收益率、10年平均收益率在10%以上，没有家庭不动心的，甚至股民也会说我不进股市搏杀了，就把我家的钱交给你打理。 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下，银行理财产品已很难拿到3%以上的收益率了，所以老百姓的“理财慌”真的是荒到了极致，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开发出中长期权益类产品，这是一个悲哀。正如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先生今天所讲的，我国银行开发的一年期以上的理财产品仅占9%，实际上，其他金融机构开发的理财产品也大多都是短期和超短期的滚动发行，这是一种不好的导向和示范效应，它鼓励家庭消费者、投资者短炒、赚快钱，很难形成长期投资、长期积累的家庭理财模式。 因此，我认为，中国市场不差钱，甚至不差机构，但是我们却缺乏长期资金。长期资金来自哪里？一是养老金，尤其是私人养老金；二是由养老金支撑的公募基金，尤其是股票基金；三是权益类资管产品，尤其是权益类保险产品。 最后结论：美国的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好的资本市场一定是有效市场，它的运行是稳健的，它的市场有着非常好的回报，反过来讲，美国的私人养老金支撑了美国股市的发展，同样得到了应有的回报。私人养老金既是美国股市的最大支持者，同时也是美国股市的最大受益者，二者形成了一种互利双赢的格局。 不过，最后再补充一句：中国的股市毕竟只有30年的历史，今天（12月19日）正好是我国股市成立30周年的日子。中国资本市场在体制机制上的完善，以及做大做强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培育长期资金来源，已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如何做大做强我国私人养老金，这是一个长期任务，当务之急可以先从第三支柱养老金与家庭理财着手，一方面，加大个税递延力度，大力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产品，包括保险版、基金版、银行版个人养老金产品；另一方面，将第二、三支柱养老金计划与家庭理财完全打通，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以及权益类资管产品，将家庭理财从短炒、赚快钱模式逐步导向以养老为目标的长期投资、长期积累。我一直倡导，以养老为目标的投资，将更长远、更从容、更理性、更快乐。谢谢！
已经从美国纳斯达克退市到粉单市场近5个月的瑞幸咖啡，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当地时间12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表示，针对造假指控，瑞幸咖啡同意支付1.8亿美元（约合11.75亿元人民币）达成和解。与此同时，瑞幸咖啡官方微博也发布声明称，公司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就部分前员工涉嫌财务造假事件达成和解，目前公司和门店运营稳定、经营正常。 瑞幸咖啡为何能通过支付和解金的方式与SEC达成一致？瑞幸支付和解金后，是否意味着公司安全落地？未来还将面临哪些风险？ 对此，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采访了多位法界、学界以及行业专家了解到，在美国司法框架下，信披诉讼案件当事人选择和解较为普遍，就瑞幸咖啡而言，虽然与SEC达成和解，但其还面临投资者的集体诉讼以及司法调查的法律风险。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瑞幸咖啡经营实体已经连续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处罚。未来瑞幸咖啡在融资扩张以及持续盈利等方面仍将面临很大挑战，当然也不排除其走上良性发展的可能。 1.8亿美元达成和解 当地时间12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瑞幸违反了联邦证券法的反欺诈、上报、账簿和记录以及内部控制条款。在没有承认或否认这些指控的情况下，瑞幸同意达成和解，支付1.8亿美元罚金以解决这些指控，不过和解方案仍需法院批准才生效。 据SEC公告，这项罚款可能将用于开曼群岛的临时清算程序中，瑞幸向证券持有人支付的某些款项。向证券持有人转移资金将需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批准。除民事罚款之外，和解条款还包括一项永久禁令，即永久禁止瑞幸及瑞幸相关人士违反诉讼中提及的联邦证券法，包括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条等。 随后，瑞幸咖啡在微博发布声明：瑞幸咖啡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就部分前员工涉嫌财务造假事件达成和解。目前公司和门店运营稳定、经营正常。瑞幸咖啡将持续配合监管，将合规工作视为重中之重。同时，公司管理层和员工将继续保持公司稳定经营，持续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高性价比、高便利性的产品和服务。 受此消息影响，瑞幸咖啡股价在美股粉单市场的交易中大幅上涨，最高涨幅超90%。 司法和解应用普遍 瑞幸咖啡为何能通过1.8亿美元罚款与SEC达成和解？中概股后续面临同样的问题时，能否也采取和解方式解决？ 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皓熟悉美国证券市场，他对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在美国司法框架下，双方和解这种处理方式是比较常见的，此前也有许多公司与美国监管部门寻求和解的案例，对双方来说都可以节省诉讼成本。 周皓分析，和解条款中的永久禁令具有一定警示性作用，“下不为例”说明SEC认为瑞幸的行为性质比较严重，因此必须将永久禁令纳入和解条款中才足以保护投资者；罚金数额一般是由双方律师商议得出，“只要法院认为和解的条款是公平合理的，一般情况下法院最终都会批准和解，就瑞幸案件来说，1.8亿美元罚金数额并不算小。” 实际上，在美国大多数信披诉讼案件，大部分都是以和解方式达成赔偿协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记者表示，“诉讼旷日持久，最终也只是获得赔偿，不如达成和解，这是在美股非常常见的一种操作，和解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在美国，违规有时候也是一种模糊化处理，和解一旦达成，就指定财务报表期间的诉讼会停止，但如果有新的违规被发现，依然会被再次诉讼。” 美股维权律师、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郝俊波曾代理过瑞幸咖啡的投资者集体诉讼。他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在诉讼中达成和解，避免进入诉讼程序，在美国比较常见。“这样可以节约诉讼成本，而且作为监管机构，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赔偿。既然公司已经主动通过和解形式愿意支付赔偿，相当于惩罚的目标已经实现。” 盘和林还表示，中概股遇到类似的问题，都可以采取和解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和解是需要投资人同意，而投资人一般是律所代理。律所会对赔偿金额形成一个预期，和解一般需要双方赔偿金额较为接近的时候才会有效。” 仍有多重风险 虽然与SEC达成和解，但并不意味着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案的结束，其仍将面临不少风险。 首先，与SEC达成和解并不影响其他主体发起的诉讼。 周皓称，瑞幸目前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来自股东集体诉讼和美国司法部的诉讼，“SEC是证券领域的独立监管机构，美国司法部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于公诉方，瑞幸不一定能逃脱这方面的追责。但是与SEC的和解将有助于在后续案件与其他各方达成和解。” 郝俊波也表示，尽管瑞幸咖啡与SEC取得和解，但是美国司法部针对瑞幸咖啡高管的调查，以及投资者集体诉讼仍在推进中。当然，与SEC和解，为瑞幸咖啡在另外两个案件中争取到了缓冲、和解、调解的余地。 在此案中，瑞幸对SEC的指控并未表明态度。“它既不能承认，又不能否认，可能是考虑到后期仍将面临许多诉讼，现在的表态可能会对后面的诉讼造成影响。”周皓表示。 其次，业内认为国内监管机构对瑞幸咖啡的责任认定不会豁免。盘和林表示，国内方面，是以中国制度来审查瑞幸咖啡。“作为公众企业，由于财报虚假披露等问题，监管机构不会豁免瑞幸的相关责任，但处罚的力度应该不会太重，因为瑞幸虚假财报主要的受害人是美股的投资人，所以诉讼官司主要还是在美国。” 就证券监管而言，郝俊波认为，瑞幸咖啡的经营实体在国内，受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管理，但上市公司主体为开曼群岛注册，且在美国上市。按法理而言，中国证监会的管辖权是对国内上市企业，如何行使对其他国家上市的国内经营实体的监管，在法律实操中还是空白，“据我所知，中国证监会此前受美国证监会的委托，对瑞幸咖啡在国内的实体进行调查是有法可依的。” 实际上，今年以来，瑞幸咖啡经营实体已经连续受到国内有关主管部门的处罚。7月，财政部公布瑞幸财务造假事件调查结果，认定自2019年4月起至2019年末，其通过虚构商品券业务增加交易额22.46亿元，虚增收入21.19亿元。 9月，市场监管总局及上海、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对包括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瑞幸咖啡（北京）有限公司以及43家第三方公司在内，与瑞幸造假相关的45家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罚金额共计6100万元。 10月12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对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瑞幸咖啡（北京）有限公司、北京车行天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决定书显示，5家公司均被顶格处罚200万元。 目前，财政部针对瑞幸咖啡的具体处罚措施尚未公布，这并不意味着其已经得到豁免。 未来面临不少挑战 “瑞幸咖啡支付和解金之后，最大的问题有两点，其一是融资，其二是盈利。”盘和林表示，其烧钱发展扩张模式是否可以持续并不确定。 “现阶段，瑞幸咖啡已经退市，那么后续维持运营的资金从哪里来，以前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维系门店运营，现在看很难。而且盈利亦是个大问题。所以，流动性风险、债务融资风险等等可能会接踵而至。”盘和林说。 在周皓看来，虽然现在看起来瑞幸的经营状况比较平稳，但该事件距离结束还很远，瑞幸的命运依然难测。“从以往安然公司等案例来看，能从财务造假中生存下来的公司不多，即使活下来，公司仍然可能需要相当长时间洗去信用污点。”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看好瑞幸咖啡的未来。就实体经营层面而言，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对记者表示，虽然受资本端的影响，但瑞幸咖啡的商业模式仍有可取之处。“今年以来，在疫情的影响下，整个消费行业景气度下滑，而瑞幸咖啡开了400家门店，单店营收以及整体现金流相对不错，品牌效应叠加规模效应。此外，瑞幸咖啡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其还是有可能会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 郝俊波表示，目前来看，瑞幸咖啡公司仍然在正常经营，如果未来能够产生持续盈利能力，依然不排除其可以重新上市。“瑞幸咖啡毕竟是法人实体，如果未来公司的责任高管全部换掉，而且能够产生持续的盈利增长，或者有新的满足上市的条件，不排除它重新上市。”
2020年12月18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或“公司”)关注到美国商务部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将中芯国际及其部分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后，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适用于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产品或技术，供应商须获得美国商务部的出口许可才能向公司供应；对用于10nm及以下技术节点(包括极紫外光技术)的产品或技术，美国商务部会采取“推定拒绝”(Presumption of Denial)的审批政策进行审核；同时公司为部分特殊客户提供代工服务也可能受到一定限制。 自2020年9月5日公司从媒体获悉可能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贸易黑名单以来，一直努力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以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但遗憾的是，公司仍然被列入了“实体清单”。对此，中芯国际表示坚决反对，并再次重申，公司自成立以来一贯恪守合规运营的原则，严格遵守生产经营活动所涉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从未有任何涉及军事应用的经营行为。 经公司初步评估，该事项对公司短期内运营及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对10nm及以下先进工艺的研发及产能建设有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并视情况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力争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中芯国际将根据后续事件的发展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你完全是一个乡下人”。 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对身边一位年轻的研究助理如是说，理由是他从来没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这样的话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她对他的建议是在谋求教职之前，应该去海外，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一番。 这是五十年代的美国，这名助理叫“埃兹拉”（Ezra Vogel），刚刚获得哈佛社会学博士。正是弗洛伦斯这些话，启发他的日本之行，一呆就是两年。 随后他还去了中国，在美国和东亚之间穿梭，写了不少关于这个地区的著作。对了，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傅高义”，在其爆得大名的《日本第一》之前，他还写过不少著作，其中一本从人类学视角聚焦日本中产阶级。 — 1— 这就是傅高义如何来到日本的故事，也是《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诞生过程。由于弗洛伦斯的建议，傅高义决定去了解其他文化。在奖学金的帮助下，他和妻子苏珊娜选择了日本。 虽然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研究并无背景，但逻辑出发点很简单，日本和美国虽然都被认为是工业化国家，文化却完全不同，过去如此，今天似乎也如此。 1958年到达日本，是傅高义和当时的妻子苏珊娜第一次出国。他们第一年时间主要在学习日语，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博士和其太太八千代提供了不少帮助，不仅安排傅高义夫妇住在隔壁，而且充当了导师角色，乐于给傅高义夫妇解释关于日本与日本人的一切。 学了一年日语之后，傅高义夫妇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他们找到了一处理想的社区，开始自己的工作，选择了六个家庭，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 这个社区最开始在书中为了隐私舍弃真实名字，以M町代替之，很多日本人看到书都询问是不是写他们，后来才透露是位于千叶县——这些细节既表示傅高义作品本身的生动，也无意间揭示了日本社会的同质性。 千叶靠近东京，依靠便捷的地铁，迄今仍旧聚集了很多在东京上班的工薪族。 — 2— 日本中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商人，另一类是大公司的雇员，所谓新中产阶级主要是指后者。 工薪族尤其是大公司的工薪族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或者说中产阶级中坚力量，日语中 sarariiman来自生造的英文单词“ salary man”（工薪族）。 虽然这一词汇或者这类人在战前已经出现，却是在战后真正得到重视，他们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地位都得到社会最多认可，直到今天，年轻人渴望加入大公司不仅是寻求经济上的可靠，更是寻求一种社会认同的生活方式。 五十年代时，随着日本公司的壮大，上班族也在扩大，他们的妻子也可以在家作全职主妇。这一典型日本家庭制度模式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在傅高义夫妇观察的年代，这种模式还算是新秩序。傅高义夫妇敏锐地注意到这点，也目睹这一模式从M町扩散到全国。 《新中产阶级》主题所描述的是五十年代末的日本中产阶级生活，从家庭内部以及家庭外部等因素揭示了日本中产阶级生活的横断面。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记录和今天日本中产阶级可能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无论观念还是生活方式。有意思的是，傅高义夫妇和这几个日本家庭保持了友谊。 此后三十年内，虽然傅高义夫妇已经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始终不断重返日本或者在美国与这些日本家庭聚会，这些持续接触更新了他们的研究。 五十年代日本中产阶级处于转变的十字路口，其生活水准正在追赶西方。按照傅高义当时观察，M町这些家庭或许刚刚开始买他们的第一台电视机，却还买不起一辆汽车。此刻，他们对于美国生活方式仍旧是仰视和学习态度。 再晚一些，六十年代之后，M町可以负担自己的汽车以及出国旅行，或许仍旧赞许美国模式，但是已经决定选择日本生活方式，其民族自豪感提升很快。 等到八十年代，日美力量的对比改善更为明显，M町居民相当富足，生活水准已经追赶欧美水平；以此同时，对工作压力的抱怨开始出现，个人主义广泛兴起。 一个典型案例是食品，苏珊娜记得五十年代M町的冰淇淋冰多奶少，但日后M町冰淇淋种类和质量提升到媲美世界，有成员抱怨哈佛附近冰淇淋店没有一家赶得上M町水准。 日本中产阶级从五十年到到八十年代的变迁，其背后最大驱动力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在这些记录中不仅可以看到日本中产阶级兴衰，也为中国中产阶级的路线提供参考。 随后的故事发展，大概大家也清楚，从“日本第一”的年代再到泡沫的幻灭，日本迎来“失去的二十年”。 — 3— 至于傅高义本人，则从此与亚洲结下缘分。 他六十年代完成这一课题回到哈佛，在1963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备受关注之下，他的研究一直没有离开亚洲。日本之外，傅高义也关注中国，并在1973年访问中国。70年代末，他重返日本，写出了《日本第一》。 有的书名气太大，属于大家都知道但是都不太会去读之列，《日本第一》大概也在此列，《日本第一》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也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本书成名多少在于其主题，甚至名字：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本成为世界关注要点，这本书在世界尤其日本风靡一时。但是随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世界对于日本兴趣兴趣降低，对这本书的关注降低，甚至出现了不少批评。 对于外界批判，傅高义表现比较坦然，甚至2000年再度出版一本新书《日本还是第一吗？》（Is Japan StiII Number one？），在重新审视日本模式之余，他重申自己当年是为了美国民众而写《日本第一》。 《日本新中产阶级》某种程度有点类似《日本第一》的前传或者序曲，呈现方式则更为学术更为微观。 如果没有五十年代的田野调查，傅高义对于日本的理解不会那么深入。这些接触不仅让傅高义夫妇理解日本中产阶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关键是让他们走进普通日本人的世界。这使得即使傅高义日后写作主题扩大到企业、国家与外交等宏大主题，主角变为政治伟人，但是他的关注角度始终包含普通人的想法。 我对于日本经济深感兴趣，在2017年东京访学主题就是中日经济对比。在日本，《日本第一》仍旧是人人皆知的著作，但和当地朋友聊起，他们或多或少有一些面露尴尬辞色，或许是当下的悲观让他们对于当年的辉煌有些不堪回首。 当我重新读完再版的《日本第一》之后，感觉虽然成书几十年了，结论不谈，其背后的方法论还是颇有可观之处。整体上，感觉傅高义是典型哈佛学者，研究重大受关注课题，人也很有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傅高义对于日本当时优势背后隐藏的劣势也看的清楚，尤其制度变革与社会结构方面，一窥到日本体制诸多弊端。 傅高义始终强调，这本书重点在于，日本经验对美国的意义，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虽然这曾被外界认为是对于预言落空的托词。 不过，站在四十年前情况来看，可以更容易理解傅高义的用心。 对比日本对美国全盘跟踪与保持学习的态度，美国对日本态度往往是俯瞰与输入，二者之间的不对称性导致了美国对于日本成就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充满恐惧。傅高义此刻的写作，大概有着唤醒美国人的作用。 多年后看，虽然部分判断有误，尤其经济方面对我启发不大，但有不少富有洞察力的观察，脱离了文化比较似是而非的窠臼。 — 4— 追溯日本离不开历史视角。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其现代化之旅，其炫目成功之下，仍旧无法掩饰一个特点，其从传统社会和到现代社会时间极其短暂短，类似改革三十年中的的中国。 虽然日本人学习海外素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但期间各种剧烈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在时空转型中压缩在短短时间之内，遗留了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在日后不断发酵，无论是大正时期的暗杀成风，还是昭和上半截的军国主义，抑或日后经济中的集体主义。 回看日本现代转型历史，转型前和转型后不应该割裂，但是过多强调文化尤其传统文化可能并不那么正确，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这体现了思维上的僵化。 如果认为一个国家始终由其文化决定其走向，罔顾其在现代化过程中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诸多努力与巨大变化，这显然有问题。 譬如《菊与刀》是人类学分析典范，也是日本研究的必读之作，直到今天读来仍旧很多启发，但是这本书是战争时期产物，过分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低估了特殊性背后的一般性。 如果到现在对日本或者日本人的想象仍旧停留在诸多“既……又”之类，只能说是我们观察力不足的失败。 中国人说起日本，知识精英总是惭愧地表示我们对日本了解远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这话说得漂亮似乎成为知日或者知中的惯常认识起点甚至政治正确。不过反过来说，这话只说对了一小半，尚未触及更大的真实。 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有历史与学术传统，日本国内的中国研究在专注度与数量上，对中国的日本研究是压倒性的；当然其水准也参差不齐，日本传统上对于中国误判也不止一次。 更值得思考的是，国人不了解的国家恐怕不只限于日本，其原因看似中国国民性，其实和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有关，这话远了，这里不谈。 外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类是立足本国（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看日本，这往往是国内日本传播者的最大弊端，其结果往往是粗糙的比较与草率的结论；再高一点是努力做到立足日本看日本；而更高层次，其实应该做到跳出本国和日本看日本，以新鲜的第三方眼光看日本。 傅高义的两本写日本的书，《日本第一》虽然是立足美国看日本，导致其观察与结论存在偏差，但是因为有跳出美国和日本看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作为底本，傅高义的思考和写作始终高于同侪，在直接对比和超越对比之中做到了平衡。 — 5— 近年来，我和不少美国、中国朋友交流中发现，随着中国崛起，不少人似乎觉得世界中心除了美国就是中国，伦敦已经不是中心，日本更是往事。 我们过去有不少批判美国普通人对于世界不关心，以美国为中心的思维狭隘，但是时代一换，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些朋友也难免陷入同样的思维惯性，“中国中心”和“美国中心”比起来似乎是五十步一百步，似乎接受了美式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美式的狭隘。 毕竟，仅仅了解一两个国家其实很难真正了解世界，文明的可贵就是多元与复杂。 傅高义之所以去日本，既有弗洛伦斯的一语点破，也和他一贯的训练有关。他深信人类学的价值，“理论和方法来来往往，但优秀的民族志却亘古长存，因为它会作为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一地方的画卷保留下来”。 这个意义上，《新中产阶级》作为一本优秀民族志，无论时代更迭，热点起落，在日本研究中始终不可忽视。 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弗罗伦斯的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弗罗伦斯的话让我想到诺贝尔奖得主V.S．奈保尔的思考，“这个作家的看法是以什么为基础？他了解哪些别的世界，他把哪些其他经历带进他的观察方式之中？一个作家要是只了解这个世界，他怎么去写这个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具备日本、中国甚至东亚与美国比较视野的傅高义作品，本身比起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书籍具备历史的穿透力。这，或许也正是我们今天还在阅读他的原因。 本文原发于微信公众号“徐瑾经济人”。
一、大萧条史实：凯恩斯与罗斯福的五次互动 ——兼谈罗斯福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区别 凯恩斯和罗斯福，一个世界大国的政治领袖，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俩其实一直保持着相互关注。1929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就密切关心美国对付大萧条的各种措施。1932年，他忧心于罗斯福和民主党竞选言行中一再强调平衡预算，便在这年5月号的《大西洋(行情600558,诊股)》杂志发表“世界经济展望”一文，告诉美国“这不是贫穷危机，这是丰裕危机”。有些人坚持摆脱之道是紧缩与节约，“只要可能就不用世界上的潜在生产力”，他认为这是“蠢人与疯子的言论”；只要这种气氛不改变，美国在近期内就不会有繁荣。 罗斯福上台后，凯恩斯的主张并没有实行，为了让罗斯福更好的接受自己的主张，这期间他们有过5次直接或间接的互动。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一次互动 第一次互动，发生在在1933年初。罗斯福上台之前，凯恩斯就把他的《通向繁荣之路》一书由《泰晤士报》业主威斯康特阿斯托送给了罗斯福。在《通向繁荣之路》一书中，凯恩斯用乘数理论来论证政府借款支出的经济意义。《通往繁荣之路》一书是1936年凯恩斯出版的巨著《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的“通俗版”，专为各国负责经济的政要而写，其中包含了日后“凯恩斯主义”的一切要素。为了让他的思想为更多的人了解。凯恩斯又将这本书先后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为了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趣，凯恩斯对美国版《通向繁荣之路》做了许多增删和修改，以便更加贴近 美国当时的情况。在英国版的《通向繁荣之路》中，凯恩斯估算英国的乘数 大约等于2, 而在美国版的小册子中，他估算美国的乘数大于2。 在书中，针对以平衡预算为要旨，主张削减公共支出的一些言论，凯恩斯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攻击：鼓吹平衡预算的人士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政府以财政赤字为代价进行的公共支出无非是把私人部门的投资“抢”到自己手里，与其如此，不如通过减税和降息来增加私人部门投资的动力。凯恩斯驳斥说，在一个萧条的经济前景低迷的年代，面对遥不可测的需求，很难想象私人部门会主动进行投资。而政府支出则可以创造这宝贵的需求，启动一系列的投资。此外，与减税不同，政府支出除了创造第一轮需求外，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从政府支出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创造第二轮需求，从而形成著名的“乘数效应”。而减税创造出来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会被分流到储蓄中，而经济越低迷，人们的储蓄意欲越强，因而减税无法达到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同样的“失灵”也适用于降息，廉价的货币无法温暖人们低到冰点的投资和消费愿望。一句话，货币主义玩不转了，该是财政出手的时候了。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二次互动 1933年3 月罗斯福入主白宫以后，凯恩斯明显地增加了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联系。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二次互动从1966年6月开始召开的伦敦国际经济大会开始的，这是一次实质性的互动。这次互动的牵线人是雷蒙德莫利，莫利是罗斯福总统顾问班子的首要人物，曾为罗斯福起草竞选演说，后来为罗斯福拟定新政纲领，是罗斯福第一次新政的关键人物。 1933年6月开始的伦敦国际经济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国际金本位，稳定各国货币和汇率，事前曾得到罗斯福的含糊保证。但凯恩斯一直不同意这一会议主旨的。 他反对恢复金本位制，并在1931年撰文批评过胡佛恢复金本位的活动，因为金本位制阻碍各国实行货币管理，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进行有限通货膨胀以提高物价，促进生产。他 还在1933年6月号《耶鲁评论》上发表“民族自足自给”一文，主张在萧条时期各国应制订与实行自己的复兴计划，以免受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 罗斯福本人也反对金本位，他为了提高物价，促进出口，减轻农民和抵押房产者的债务负担，已于4月18日 宣布放弃金本位，准备实行有限通货膨胀。但是，罗斯福的这种政策思想，不独在国内有很大阻力，就是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参加伦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也不理解。 会议开始后，恢复国际金本位的意见在会上占了压倒优势，罗斯福感觉形势不妙，罗斯福派他的智囊雷蒙德莫利亲自去伦敦。行前告诉莫利：“你的根本任务是，让美国代表团和其他人得到一个印象：我在国际上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世界物价水平。”为得到当时声誉卓著的凯恩斯的支持，罗斯福安排莫利到伦敦后去造访凯恩斯，因为认为这可能有助于在货币方面教育美国代表团。莫利到达伦敦后，会议提出一项以国际金本位为基础固定英、美、法等国汇率的声明。莫利认为该声明降低了美元汇价，对美国出口贸易有利，可以同意。但这时罗斯福支持的是凯恩斯反对货币金本位的思想，于7月3日罗斯福直接打电报给该会议，以非常果断的语言反对恢复金本位，要求美元贬值。这份电报犹如给会议引爆了一颗炸弹，一 时舆论大哗，各国代表和舆论界大都表示愤怒，认为美国应负破坏会议之责。此时凯恩斯以闪电般的速度著文支持罗斯福。他在1933年7月7 日的《每日邮报》上发表题为《罗斯福总统非常正确》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很久以来没 有一位政治家像美国总统昨日所做的那样快刀斩乱麻地行事了。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立场，并敦促大会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了，他单枪匹马地的这么干，说明他有充分的能力。同时凯恩斯还应莫利之请，代罗斯福起草了一份声明，委婉解释罗斯福意图，并缓和会议气氛，使美国免于受到公开谴责。罗斯福和凯恩斯的这次联合行动彻底扭转了会议形势， 同时也让金本位逐渐退出了历史，这也成为美国后来能够实行赤字财政的必要条件，凯恩斯与罗斯福的这次互动虽然主要聚焦于“货币金本位”问题，但却是两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开端。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三次互动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三次互动发生在1933年的12月，这次是通过罗斯福的另一个智囊弗兰克福特进行的，此人后来成为罗斯福顾问班子中的重要成 员，是罗斯福第二次新政的核心人物。1933 年12 月，凯恩斯在剑桥会见了来牛津大学作访问教授的哈佛大学的行政法教授弗兰克福特，弗兰克福特本来是一位平衡预算论者，但到英国后，受到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转而相信扩张性财政政策。二人在会谈时，为了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传达给罗斯福，二人商定，由凯恩斯直接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劝告信。信在公开发表以前由弗兰克福特转交罗斯福。这封信于1933 年12 月31 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次年1 日经压缩又发表在《泰晤士报》上。 写给罗斯福总统的这封信是一封长信，全信分为9 个部分内 容，它集中体现了当时凯恩斯反萧条的思想和政策主张。 在信的一开头，凯恩斯对罗斯福新政做了这样的估价：您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您不幸受挫，则合乎理性的变革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如果您大功告成，那末新的更大胆的方法将会在世界各被试用，历史将记载你入主白宫之日是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凯恩斯告诫罗斯福说：你现在肩负着复苏与改革的双重使命。二者都重要， 但是前者更为紧迫。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草率是有害的。通过短期复苏的成功来提高您的政府的威信，才会获得长期改革的动力。 凯恩斯认为，在过去的9 个月里， 美国政府似乎对改革操之过急：《全国产业复兴法》的主要内容是改革，这可能会阻碍复苏。 那么，如何才能使经济尽快复苏呢？凯恩斯根据有效需求原理向罗斯福提出技术建议：由于复苏的目的是要增加国民产出和使更多的劳动者有工作。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制度下，产出原来是为销售而生产的； 只有操作以下三个因素才能增加产出：必须引诱个人在他们现有的收入中花费更多：或者通过提高未来的信心或降低利息率引诱企业界为其雇员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或者必须求助于公共权力当局通过借款 或印钞票进行支出来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但是凯恩斯认为，在萧条时期，前两个因素不足以使经济复苏，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他写道：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不可能指望第一个因素能按足够的规模发挥作用。第二个因素只有在经济潮流被公共权力当局的支出扭转以后 才能作为攻击萧条的第二次浪潮而出现。因此，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我们可以指望的初始的主要推动力。凯恩斯认为个人消费需求不足以启动复 苏，私人投资需求只有在政府投资活跃了市场以后才会增加，因此经济复苏只有依 靠政府通过借款或印钞票来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在这里，凯恩斯已经把他正在 写作的《通论》的主旨和赤字财政政策主张表达得一清二楚。 凯恩斯对罗斯福说，美国经济之所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复苏受挫，是由于他入主白宫后的头6 个月没有增加新的借款支出。今后6 个月的形势将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在近期一直在为更大的政府开支铺平道路。 凯恩斯劝告罗斯福不要受粗糙的货币数量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货币数量是刚性固定的，提高产出和收入将会遇到障碍；于是一些人由此得出推论，产出和收入能够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提高。凯恩斯认为试图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增加产出和收入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就好像试图通过买一条更大的裤带来使自己变 胖一样。 强调货币数量而不强调支出数量是一种最大的误导，前者仅仅是一个有限的因素，后者则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和外汇政策 应当主要服从于把产出和就业提高到适当水平上这一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凯恩斯向罗斯福提出如下的政策性建议：优先加以考虑的政策应当是由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借款支出，这些支出应优先用于能迅速见效的项目上，如修铁路，其目的是要启动复苏。其次要考虑的政策是保持廉价并且充裕的信贷，特别是降低长期利息率。他提出应当把美国的长期政府债券的利息率降低到 2.5%或更低些。凯恩斯相信， 随着这些政策的采用和发挥作用，我很有把握地期望有一个成功的结果。这样做的重要意义不但是带来美国和全世界的物质繁荣，而 且会通过恢复人们对政府智慧和力量的信心来振奋人们的精神！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四次互动 1934年凯恩斯与罗斯福开始了直接见面，这是他们的第四次互动。 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没有被罗斯福采纳，凯恩斯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希望能够当面说服罗斯福，罗斯福也非常想见到凯恩斯，1934年5月28日，在弗兰克福特的的介绍下凯恩斯进了白宫，与罗斯福进行了58分钟的会谈。凯恩斯见到罗斯福，凯恩斯给罗斯福摆出一大堆统计图表，像教授对学生上课一样耐心地向罗斯福大讲他的“赤字财政理论”，最后，凯恩斯还郑重其事地说：“经济问题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艰深难懂。如果你让我来办，我一定能办好。”后来，罗斯福写道，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谈话，对他非常欣赏”。凯恩斯形容这次会晤“迷人且给人以启发”。但这次会见也有缺憾，罗斯福希望凯恩斯把事情说得具体些，不用数学公式推导，而用经济常识推理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因此罗斯福也感叹“凯恩斯是个数学家，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见罗斯福对他的理论颇为茫然，也对罗斯福感到失望，表示他“曾经想像总统在经济学方面会懂得更多一些”。而罗斯福也不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来走向繁荣。认为凯恩斯“谈的是些玄虚的经济理论”。 接下来罗斯福介绍凯恩斯与政府里一些关键人物见了面，并发表了一场演讲，凯恩斯这次用的不再是数学公式，而是最通俗的方式。凯恩斯告诉他们政府要敢于花钱：每月两亿美元赤字，将再把美国推向萧条深渊；3亿美元赤字将使萧 条维持在现有水平；4亿美元赤字将带来复兴。政府支出会增加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政府支出一美元用于援助、公共工程或任何其他事情，就会创造四美元价值的国民收入”。凯恩斯这些通俗的表达说服了不少罗斯福总统的内阁成员。 几天以后，凯恩斯将另一篇为《纽约时报》 写的文章“总统的议事日程”的草稿寄给总统。文中说：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开支； 通过乘数作用，每月4亿美元赤字开支将增加国民收入至此数的3到4倍。文章最后还说： “在所有创建新秩序的试验中，只有年轻美国的试验吸引我最深刻的同情，因为这些试验是力图使经济秩序运行良好，而又保存个人首创精神的自由发展和思想与评论的自由。” 这次会见可以说还算成功的，罗斯福政府开始按照凯恩斯的赤字政策加大开支，此后，舆论界迅即将1934年夏季美国政府开支的增加归因于凯恩斯。 罗斯福经济学登场：财税改革 尽管罗斯福罗斯福勉强接受了凯恩斯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但他财政保守主义立场并没有根本性改变，罗斯福始终坚信预算平衡这一信条，他要“维护美国政府的信誉”。而增加支出与财政平衡本身就是矛盾，要想预算平衡就得增加税收，罗斯福就是这样做的，这也是罗斯福经济学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地方，在凯恩斯经济学中并没有税收改革的内容。 罗斯福上任的第三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财税改革，这些改革也成为新政的核心内容，这次财税改革也奠定了大萧条后美国近百年的经济社会核心基础，影响至今。 首先是提高所得税。1935 年罗斯福政府公布了《财产税法》，其主要内容是：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规定凡单身年收入超过500美元者、己婚夫妇年收入超过1200美元者，都是纳税人，凡一年纯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者征收附加税，最低税率为31%，纯收入超过500万美元以上者，最高税率从59%上升到75%；公司所得税也有所提高，以2000美元为起征点，征收8%的所得税，收入超过4万美元以上部分，征税15%；联邦财产税增加到70%的最高限制。 1935年《财产税法》同时规定对盈利超过15%的公司征收超额利润税，1936 年又公布《税收法》，要对公司未分红的利润分等征税，以年收入1万美元为起征点，征税30%，超过1万美元的部分，税率为42.5%。此举促使公司将利润尽量分配给股东，以便政府向股东征收高额附加税。1939 年罗斯福又对税法进行修改，在根本上堵塞了梅隆、杜邦、斯隆等财团家族逃税的漏洞。这些税收政策调节了国民收入差距，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其实，所得税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1913年美国第一个永久性的联邦所得税开始征收，当时的税率仅为7%，而且只有年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才按这个标准缴纳。1917年，美国为了备战进行财政动员，把最高税率提高到67%，但针对的是年收入超过200万美元的家庭，一战结束后，最高税率迅速回落到1925年的25%，但征收面则广得多，覆盖了年收入在10万美元的家庭。罗斯福所得税改革后，美国个税的征税范围大幅扩张，覆盖了全美74%的人口。从那以后，个人所得税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大税收来源。 社会保障税出台 1935年，罗斯福还签署了《社会保障法》，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了救济金和养老金。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国家。 罗斯福在总统竞选时就提出要关心“那些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 的人们”。 该法开篇便称：“本法案旨在增进公共福利，通过建立一 个联邦的老年救济金制度，使一些州得以为老人、盲人、受抚 养的和残废儿童提供更为可靠的生活保障，为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和失业补助法的实行作出妥善的安排。”法案共10章， 前5章分别规定“授予各州的老年资助费”，“联邦的老年救 济金”，“授予各州实施失业补助的补助金”，“授予各州救济 受抚养的儿童之补助款”和“授予各州的妇幼福利补助费”； 第6章规定“公共卫生工作”；第7章规定成立社会保障署； 第8、9两章分别规定“就业税”和“雇主应付之税款”；第10 章规定“授予各州救济盲人的补助金” 罗斯福的对社会保障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是“除了开办费用之外，这项制度应当是自给的，建立了一种 “赞益人同时也是纳费者”的纳费制度，政府只在不足时才予 以补贴。“在美国联邦预算支出项目中 把社会保障开支称为人力资源开发。“新政”还通过的两个教育法案，不但使二十万黑人学会读 书写字，还向军人提供在退役以后再继续接受教育或技术培 训、参加复习或进修课程的机会，极大推动了美国战后高等教育的普及。 罗斯福在世界上首创了美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社会保障税一直是美国第二大税种，美国后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基本上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延续、发展和调整。不过该项法律有个重大缺点，就是不提议实行全国性健康保险，而只是通过了一项增加医疗设施的立法。直到今天，由于多种原因，医疗保障的滞后成为美国社会保障一大缺，甚至是拖垮美国的一根稻草。’ 二战后，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政治民主化趋势的加强，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加拿大都仿照美国实行了“普通福利”政策，纷纷征收社会保障税。1990年世界上大约有8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到2010年，全世界170多个国家里至少有132个国家实行社会保障税制度。 20世纪，在推行罗斯福的“新政”期间，美国还把遗产税最高税率从10%骤然提高至77%，并且同时开证了赠予税，也被当做实现社会公平、建立福利保障系统的有效手段之一，并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 其实作为财政平衡主义者，罗斯福最担心的就是政府投资造成的债务问题。1933年春季，全美各地的大银行家齐聚华盛顿，要求政府将他们从破产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而且他们坚持认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联邦政府即使举借大量债务也是值得的。罗斯福总统问他们：在不严重损害国家信用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到底能承受多大规模的债务？他们的回答是350亿美元至700亿美元之间，事实上，直到1935年末，政府的举债额也没有超过他们的最低估计数。后来由于税收政策的出台，甚至一直到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政府举债额也没有超过他们的最高估计数。 在他1935年关于税收的演讲中，他拒绝使用增加收入、平衡预算这样的理由。当人们质疑罗斯福推出完全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所得税方案以实施社会保障计划时，罗斯福说：“这些税从来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们始终都是政治问题。但在1936年，他建议增税的决定毫无疑问既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第五次互动 经过罗斯福一系列的操作， 到1937年时，美国经济总量已经恢复到了1929年最顶峰时期的水平。此时，将财政平衡主义作为信条的罗斯福又相继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但此时罗斯福身边的智囊们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比较有名的有马里纳埃克尔斯，劳克林柯里，阿尔文汉森等。马里纳埃克尔斯1934年11月被罗斯福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他是凯恩斯思想的支持者。他的助手劳克林柯里教授更是凯恩斯的信徒。1937年美国经济重回巅峰，当罗斯福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时，他引用指凯恩斯的预言告诫罗斯福，我们将有一次衰退，后来情况正是这样。” 1937年秋，美国缩减政府开支导致的经济危机开始显现，到年底更厉害。当时美国政府中出现克服危机的五派意见。“其中一派人数虽不多，但日益得势。他们的代表 人物有劳克林柯里、阿尔文汉森等。他们认为现有的制度结构是可行的，但要用赤字开支来稳定它。他们用凯恩斯新出版的《通论》作为武器，也更有信心和团结。”这时更多比较年轻的新政派人物越来越觉得凯恩斯的主张与自己想法相投合，他互相结为同盟，为罗斯福新政的最后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 阿尔文汉森后来长期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为凯恩斯经济学在美国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与他的学生萨缪尔森一直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旗手。 1938年春，“民主党内高谈凯恩斯学说的与日俱增。而削减赤字导致经济衰退早已在凯恩斯的预料之中。1938年2月1日凯恩斯从英国寄来长信劝说罗斯福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但大量的赤字不符合罗斯福意愿。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愿意尝试。”现在又有白宫经济顾问们推荐凯恩斯的对策，经济衰退又逐月加深，罗斯福只好屈从。1838年4月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他计划要求国会拨款30亿美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 和兴建房屋。”虽然这种开支还没有达到凯恩斯理论要求的水平，但到1938年6月间，情况已开始好转起来。1939年更是重回高增长轨道。罗斯福也让助手对凯恩斯的来信进行了回复。这次衰退让罗斯福最终放了弃平衡预算的保守思想。不过当时有罗斯福的财税改革做基础，即使实行一定的赤字政策，美国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债务负担。美国的政府债务出现问题是从里根小布什时代才开始的，再之前始终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最根本的就是罗斯福的财税改革措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和其他学者合写的一篇论文指出，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税率和高增长有着正相关性，即最高税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高税率的年代经济增长率远较低税率年代要高，民主党总统任上的经济增长率远比共和党人当总统时要高。最大的例外也许是里根任上，特别是1984年，美国确实在减税的同时经历了高增长。这似乎给减税刺激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但是，这种增长是以联邦债台高筑为代价的，很难持久。这也是为什么被视为里根门徒的老布什当选后，不得不违背自己“绝不增税”的竞选诺言进行了增税。特别有意思的是，肯尼迪家族授予老布什一个奖，原因是他当年为了国家利益抛弃了“绝不增税”的意识形态。老布什之后，克林顿也实行了加税政策，两人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滞胀之后最长的经济增长局面，也就是后来的“大缓和”时代。 不过后来小布什以减税的口号当选总统，美国经济也在小布什任内崩溃。 笔者在本文比较罗斯福和凯恩斯主义的异同，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当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时候，罗斯福主义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方， 凯恩斯主义只能解决小萧条，解决不了大萧条。大萧条还得依靠罗斯福主义，也就是通过财税改革增加政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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