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罗奇（Stephen Roach）在接受CNBC访问时警告，美国的去全球化及庞大的预算赤字，或引发美元的崩盘，预计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价可能下跌35%。他同时指出，美元崩盘几乎无可避免，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严重的宏观失衡困扰，加之极低的储蓄率和经常账户长期赤字，美元将非常急剧地下跌。近期美元走势美元波动的背后是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主要矛盾——新冠肺炎疫情。疫情自2月份开始在欧洲爆发，自3月开始在美国全面爆发，恐慌情绪下全球权益资产的抛售很快蔓延到债券市场，继而造成了全面的资产抛售，对避险资产和流动性的诉求让全球投资者疯狂追求美元（资本市场的下跌，造成许多加杠杆的交易，面临爆仓的可能性，他们就需要更多美元来补充保证金，美元是全球通用货币，国际贸易中同样需要美元）。同时，尽管美联储快速降息和量化宽松，但大量美元并未进入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美元“有效”供给不足，形成了“美元荒”，最后造成了3月份美元的大幅升值。但恐慌情绪又很快退却，投资者对流动性的需求减弱，尤其是5月下旬以来，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调。汇率有哪些决定因素？简单来说，一国货币升值或贬值，决定因素需要分成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时间维度来看。不同时间跨度下，汇率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不同。1、长期主要看本国经济基本面长期来看，汇率的变动趋势主要与该国宏观经济增长状况、货币政策松紧、国际收支平衡情况等因素有关。美元也不例外，当美国内生增长动力较强，呈现增速走高、通胀走低时，美元往往走强。美元走强意味着贸易赤字扩大，又对经济增长造成拖累，当美国内生增长动力衰弱，呈现增速走低、通胀走高时，美元往往走弱。而当外部因素与美国国内政策和经济状况共振时，美元就会走出“大周期”。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货币体系开始向多极化发展。美元指数至今的三轮强周期（1975-1982年、1995-2002年、2011-2019年），均伴随着美国GDP占全球比重的明显提升，背后则是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强势复苏。2、中期看资本流动除了国内宏观经济，美元能够一直坚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入。因为资本流入需要不断地将外币兑换成美元，形成对美元持续不断的需求。历史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较为持续的移民都在加强外资的流入。另外，美国资本领域完全开放，资本账户和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几乎完全不受限制，再配合发达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使得美国长久以来既是套息资本的源头，又是资本的避风港。因为可投资的产品很多，大量外资跑到美国资本市场进行交易。具体来看，资本流入美国的主要形式有：（1）以长期国债为代表的政府和企业债券，相当于全世界借钱给美国。美元始终是全球最重要的外汇储备币种，这些美元储备中的很大一部分转化成了美国长期国债。这也是美国能够在财政出现长期赤字的情况下，美元仍然没有出现明显贬值的原因。尤其是次贷危机后，美国长期国债净买入创新高，再次印证了美债的避险功能。（2）资本市场带来的股票投资资金，相当于全世界拿钱来投资美国。美国股票投资资金流入的主力军便是外国资本，有时候国内资金流出，外资还会逆势涌进美国股市。3、短期看事件驱动和市场情绪外汇市场交易24小时不间断，投资标的相对简单，交易资金量大，又受市场情绪影响，因此短期的外汇市场波动很大。不过，市场情绪的背后总会有导火索，这个导火索经常是货币政策主导的利率变化，或者是中美之间贸易形势出现变化。当然，导致3月份那一波美元疯狂升值的流动性危机，也是事件驱动的典型例子。不过，这种极端事件可能一百年也出现不了几次。外汇投资者也不会将这种事件驱动逻辑纳入自己的外汇投资策略中。美元短期内会崩盘吗？按照罗奇的观点，美元再贬值35%的话，美元指数甚至有可能低至63，要知道美元指数自1973年开始计算以来，还从未低至70以下，可见罗奇的预测有多悲观。不过，自2019年以来美元进入贬值周期的声音此起彼伏，而美元却并未出现明显的贬值。那么，美元会崩盘吗？汇率崩盘意味着一国货币在很短时间内急速贬值，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贸易或资本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另一方面市场情绪也可能起到加剧市场波动的作用，因为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外汇市场是信息最充分、最为有效的一类资本市场。短期内，由于美国去全球化和预算赤字，美元需求收缩和供给增加同时发生的概率加大，加之美国疫情、国内矛盾激化，对美元贬值的担忧情绪便容易造成美元在短期内的向下波动压力。虽然有了美元大幅贬值的各类因素，但似乎仍然缺乏较为剧烈的情绪波动，且很多因素已经在较长的时间内得到消化，因此目前来看，美元在长期中大幅贬值的可能性较小。而且从更长期看，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元仍然是全球货币的锚定资产，其在长期大幅贬值的概率仍然较小。话说回来，美元适当贬值似乎对全球经济也是个利好。在经济和金融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持续了几年的强美元对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新兴经济体金融风险产生的负的外部效应更甚于以前。同时，美元的升值周期造成了近几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低迷，也拖累了经济增长。人民币何去何从？人民币自2019年8月“破七”以来，总体上围绕着7进行了长周期的波动。在市场上对美元越来越悲观的情况下，人民币将何去何从？1、美元周期下，新兴市场的波动在几年前，中国还完全是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时，其经济发展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容易受到美元周期的影响。从全球资本流动的角度看，每次美元贬值都伴随着资本涌入新兴市场，新兴市场进入景气周期。而每次美元升值都伴有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新兴市场进入衰退周期，甚至出现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表现和美元指数的明显负相关关系中，也能看出新兴市场的经济周期与美元的升贬值紧密相关（参见下图）。例如，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元第一轮升值引起的，美元第二轮升值则引发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元升值后的新兴经济体危机的重要原因是新兴市场中外资的进出，传导路径是“美元升值—资本流出—经济增长承压、本币贬值—资本外逃加剧—股市危机”（金融危机）或“美元升值—外债偿还压力增大—国内货币超发、恶性通胀—本币贬值—资本外逃—经济萧条”（债务危机）。另外，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美元升值造成了以美元计价的资源品价格下跌，导致这些国家的出口缩水，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2、人民币背后的支撑力量几年前，中国作为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也曾受到美元周期的影响，但最近几年随着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经济总量和结构逐渐增强，国内需求渐渐成为主导经济周期的因素，因而美元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在趋弱。而从2010年美元和人民币变化趋势来看，两者在大部分时间走势趋同，人民币自身的影响力在增加，同时也在逐渐摆脱美元的影响。长期看，人民币能够保持在合理区间平稳波动，得益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尽管笔者并不赞同决策层频繁对人民币走势表态，但“人无贬基（人民币在长期没有贬值基础）”确有一定道理。中期看，在全球经济都比较差的“比差逻辑”下，中国对外资的长期吸引力在中国持续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得到了强化。不过，别看近两年中国在各个领域加大对外开放，资本账户却仍然一直没有完全放开，这阻碍了人民币影响力的继续扩大。尤其是在2013年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左右下滑至现在的3万亿美元的过程中，由于担心资本外流加剧，资本账户管制被加强了。这也是近几年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变少的原因。2015年，人民币曾经成为全球第四大国际支付货币，但到了2018年，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已经下降到了第7位。长久来看，大国的货币如果能够自由兑换，它就可以被其他国家的居民和企业所持有，进而成为国际贸易的计价单位。同时，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占国际贸易的份额大，人民币完全有潜力像美元那样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这样就能做到“藏汇于民”，中国的居民也能持有人民币直接购买国际商品和服务，甚至投资外国资产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经济和老百姓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红利。然而，资本账户管制拖累了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速度，也导致了中国投资海外资产受到了限制，因为他国是不会允许中国的官方储备直接投资本国的企业，最后把这些企业变成中国的国有资产的。3、人民币的短期走势如前所述，美国经济在今年的衰退压力、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及贸易逆差、资本流入减少等因素产生了美元在中期和短期的贬值压力，美元回调的概率也在增加。相对应地，人民币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升值。对此，决策者和投资者需要更加关注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若升值过快，可能会对贸易造成一定的压力。当然，人民币的汇率还取决于疫情之下全球和中国经济形势的对比、中美贸易形势、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等很多复杂因素，后续的走势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未来如何变化，还需要持续关注。
新华社华盛顿6月26日电美国国会众议院26日表决通过一项由民主党人提出的草案，支持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成为美国第51个州。 众议院中民主党人占多数，当天的投票结果为232票赞成、180票反对，基本按照党派划线，仅有1名民主党人投出反对票，没有共和党人投出赞成票。 这项草案提出缩小联邦特区，仅囊括白宫、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国家广场上其他联邦建筑等，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余下区域成为一个州，名为“华盛顿道格拉斯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则成为州长。 此外，草案准许“华盛顿道格拉斯邦”在美国国会拥有2名参议员和1名众议员，均享有投票权。目前，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中没有正式代表，在众议院中有1名代表，但没有投票权。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26日说，在过去超过两个世纪以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居民交税，在军队中服役，并为美国经济作出贡献，却无法享有全部公民权。 不过，这项草案不太可能成为法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此前明确表示，他不会把民主党人的草案提上参议院的议程。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也认为该草案违反美国宪法。该局表示，如该草案在国会通过被呈交至白宫，顾问们将建议总统予以否决。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反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成为州，不会让民主党人在国会中拥有更多席位。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位于美国东海岸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之间，目前有人口约70万，人口多于怀俄明州和佛蒙特州。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民主党选民占绝大多数。据美国媒体统计，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超过90%的选票。 179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批准在波托马克河畔建立首都特区，由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选址。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美国联邦政府所在地，也是外国驻美大使馆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总部的所在地，还拥有许多知名博物馆、艺术馆等。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截至美东时间6月27日17点，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00419例，死亡人数125434人。 美东时间26日16:33—27日17:00，美国新增确诊病例47375例，新增死亡病例543例。当前美国疫情反弹形势严峻，至少已有31个州通报了疫情反弹，11个州已暂停或推迟重启计划。
6月26日消息，据未来汽车日报消息，6月24日晚，拜腾汽车CEO戴雷在给北美办公室全体员工的邮件中宣布：“经过今天早上的AllHandsMeeting讨论，我确认将在6月30日前在美国`裁员，拖欠的美国员工工资将在6月30日前支付。” 邮件显示，美国办公室将保留研发相关的知识产权和运营岗位员工，这部分核心员工已单独收到部门副总裁的通知。 近期，拜腾汽车陷入欠薪传闻，网上流传的一份拜腾汽车内部邮件显示，4月1日，拜腾汽车向全体员工提出“月度基本薪资延期发放”，并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公司的外部经营环境面临巨大变化，经管理层商议决定推行临时性员工薪酬缓发计划，为公司减少短期固定成本支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对公司运营的冲击。” 具体来看，从2020年4月1日起生效至2020年7月31日止，总监及同等级别员工延迟发放工资比例为45%；高级经理及同等级别为35%；经理级为25%；高级工程师级为15%；工程师级为10%。在工资延期发放期间，拜腾承诺为员工足额准时缴纳五险一金；如果员工离开公司，延期部分的薪酬将在劳动合同终止后的最近一个发薪日发放。此外，该公司C级别和VP在内的核心管理层分别集体降薪80%和70%。 6月23日，有报道称，有拜腾汽车南京地区员工聚集在南京市经济开发区，要求公司支付此前拖欠的薪资。 未来汽车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拜腾汽车目前拖欠的中国区员工工资约1亿元(4个月工资)，拜腾汽车每月5日支付中国区员工工资。 去年底，有消息称，拜腾汽车C轮融资已经处于最后阶段，部分资金已经到账。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上述融资或未到位。加之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也给拜腾汽车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
引言从没有一次危机，不是由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而引发的。至于为什么要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一则是出于对经济衰退的恐惧，一则是出于对更高投机收益的贪婪。进入2020年，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怀念美国在没有央行的二百多年里取得的经济成就；然而从有了央行到今天，泱泱美联储为了一个小小的病毒而一再苟且，也不过107年。美国东部时间25日，美联储通过沃尔克法则的修改，将于10月1日生效。消息一出，美国银行股集体走高，摩根大通、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美国银行收盘涨幅均超3%。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为了给“纳税人为银行业的贪婪买单”一个服众的说法，于2010年通过了针对银行业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法则是其中最具争议的法则。时隔10年，沃尔克法则的运行给美国银行业带来了什么改变？在如今美国经济因新冠疫情的影响遭受重仓之际，修改沃尔克法则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呢？一、什么是“沃尔克法则”？2008年，美国大量的房贷衍生品泡沫的破裂，引发的“次贷危机”使经济遭受重仓，失业率飙升。由于银行业是国家经济的根基，大型银行具有“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ll）的特性，美国政府向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银行业，提供了大量贷款帮助其渡过难关。而2008年正好是大选之年，奥巴马在竞选时最大的一张牌就是承诺对华尔街的严厉监管。2010年7月，奥巴马签署了长达2300多页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继上世纪3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来，美国最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在《多德-弗兰克法案》诸多条款中，第619章——沃尔克法则，一直是最具争议的条款。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沃尔克法则是以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名字命名，作为卡特和里根两届任期内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曾以20%以上的利率帮助美国遏制了大通胀，为美国长远的经济扩张铺平了道路。而沃尔克法则的推行人，正是沃尔克本人。奥巴马执政期间，沃尔克领导奥巴马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推动对银行业严格监管法案的制定。沃尔克法则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银行不得从事自营交易，但可以代表客户进行做市交易和对冲交易，不过相关的交易规模需要在合理范围内。二是交易资产和交易负债总额在10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机构，可以进行适度的自营交易，但需要遵循符合沃尔克最终规则的简化合规程序。三是限制自营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规模，银行投资于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资金量，不得超过自身一级资本的3%。四是建立高管问责机制，大型银行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承担更大责任，他们每年需要做出书面保证，承诺所在银行已经设立了具体可执行的、遵守沃尔克规则的内部合规计划。沃尔克法则实施后，一直备受争议，要求修改的呼声不断。银行业界主要的诉求是对自营交易的界定不明确，中大型银行不能从事自营交易导致的利润下降和合规带来的成本上升。而此次通过对沃尔克法则的修改，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能较轻松地对风险投资和类似基金进行大规模投资；二是取消银行在与其附属机构进行衍生品交易必须持有保证金的要求（前提是互换交易本应收取的保证金需少于银行关键“一级”资本指标的15%）。自营交易的放开，意味着银行可以在不消耗资本金的前提下内生性增长，实现利润的多渠道来源（当然风险敞口也随之上升）；而取消了保证金的要求，可以让美国整个银行业释放出400亿美元的利润。沃尔克法则修改的通过，可以看成是华尔街财团游说政府的又一次胜利。二、沃尔克法则改变美国银行业沃尔克法则对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进行了严格限制，同时系列监管也提出了有限混业、流动性监管、更频繁的现场合规检查、定期的压力测试等要求，美国银行业风险偏好过去十年整体下移。并且，为达到《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监管要求，美国银行业主要通过扩大利润留存主动增加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同时资产端压缩高风险资产的规模，降低杠杆率。银行业务本质上是“期限错配”的业务，危机的教训和监管的约束推动了美国商业银行转变融资模式，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在负债端，2008年前美国银行业更加依赖同业市场，危机之后整体转向稳定性较强的存款负债方式，其他负债特别是同业短期借款占比是显著下降的。截至2019年，美国银行业存款在总负债中的占比高达88%，较2008年的72%大幅提升16个百分点。在资产端，银行对于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配比明显增加。流动性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从危机时的6%提升至2019年3月的20%。吃一堑长一智，美国银行业衍生品现在的风险敞口较2008年也明显缩小。2019年末，美国8家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衍生品敞口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不到1.7%；而2007年的占比为4.23%，2008年的占比为6.47%。流动性指标方面，美国银行业的贷存比下降近15个百分点至72%，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明显缓解，有助于增强银行应对短期流动性冲击的能力，从而降低金融体系内部相互关联性与风险传染性。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美国银行通过扩大利润留存主动增加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08年的7.5%上升至2019年的9.7%，增幅为30%，总资本充足率从2008年的12.8%提升至2019年的14.6%。总体而言，在严监管的外部环境下，美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呈现出越来越健康的状态。今年3月份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叠加石油价格闪崩带来的双重打击，美股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熊市，又以最快的速度走出熊市。除了美联储和财政部及时有效的政策刺激之外，美国银行业基本面的坚挺，是使投资者坚信这一次不是金融危机最坚实的佐证。但是有得必有失，美国银行业的强监管带来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三、美国银行业的困兽斗2008年后，为了刺激市场，美联储一路下调联邦基准利率，直到2015年才缓慢进入加息周期。持续的降息使得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持续回落，直到2015年一季度才开始反转。尽管美国银行业发展较为成熟，资产端收益率较高，但是净利息收入贡献了主要收入，所以低利率拉低了美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包括税前ROA和ROA。而美国银行整体的利润增速也跟净息差的走势大体相同。2008年之后，不管是核心资本充足率的提升对利润的挤压，还是净息差缩小对利润的侵蚀，美国银行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受到严监管的利空时显而易见的。所以，华尔街是贪婪的，资本也是逐利的。华尔街财团下的游说团队，一直在向监管部门施压，放松监管银行才能在息差缩小的大环境下，通过自营等业务实现利润的多元化增长。沃尔克规则的修改从实施的时候就在呼吁，为什么一直耽搁至今，美联储才同意呢？答案还是新冠疫情这只超大黑天鹅带来的经济衰退。今年一季度，由于担心疫情发展和经济停摆带来的坏账猛增，包括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花旗、高盛等在内的全美七大银行的坏账拨备达到了2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多四倍。而目前随着美国各州逐渐经济重启，很多州的疫情出现再次爆发的迹象，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美国在次贷危机期间，总贷款坏账拨备与总贷款比率飙升至4%至6%，而目前在1.5%到2.5%之间。也就意味着，如果新冠肺炎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一直存在，美国银行业的坏账拨备还要提升。如今，美联储都已经下场购买公司债了，并且承诺无限量放水；美国的财政部也直接给民众发钱了。超级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下，银行业自身需要大量“血液”维稳时，放开自营业务“造血”也就理所当然了。但是就跟市场现在的情绪一样，没有人知道美联储无限量放水带来的后遗症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放开银行业的监管，会不会在若干年后出现类似2008年次贷危机的另一场危机。结语去年12月，92岁高龄的沃尔克与世长辞。在他去世前一年，他的自传《坚定不移》出版。在书中，沃尔克回忆了自己执掌美联储期间，为了打击肆虐的恶性通货膨胀而面对总统的压力。有一次，总统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可以加息，但给我等到大选之后！听到这句话，沃尔克一句话都没说，扭头出去了。后来他坚持加息，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被刺破，总统因此在大选中落败。1980年4月，美国联邦利率达到21.5%的历史高位，沃尔克在离开美联储办公室时被记者和抗议者围堵然而很可惜，在沃尔克之后，美联储变得越来越“愿意”与市场沟通，不厌其烦，一遍遍地“充分”沟通，竭尽讨好市场之能事。美其名曰：预期管理。连学过货币银行学的学生都清楚，央行的政策目标只包括就业和通胀。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是，股市稍微跌那么几个点，白发苍苍的美联储主席们就要出来给市场先生做“预期管理”了。其堕落至此，其苟且如斯。2010年2月2日，美国参议院就金融监管法案中举行的“沃尔克规则”听证会上，当有议员质疑他提议加强金融监管的法规是过时之举时，83岁的沃尔克如此回敬对方：“我在此想明确地告诉你，如果银行机构仍靠纳税人的钱提供保护，继续随意投机的话，危机还是会发生的。我老了，恐怕活不到危机卷土重来的那一天，但我的灵魂会回来缠住你们不放！”历史总是在一次次重演，放松金融监管总是会伴随危机。严监管带来的银行系统的健康，抵不过放开监管带来金钱回报的贪婪。困兽斗的美国银行业，可能又要迎来一段非理性的繁荣。然后，为下一轮金融危机埋下种子。
当地时间6月25日，华为宣布其在英国剑桥的园区项目第一期规划，已获得当地政府批准，建成后该中心将成为华为海外光电子业务总部。 “开绿灯”只是第一步 华为剑桥园区位于高科技企业云集的英国剑桥“硅沼”腹地，园区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投资规模预计达10亿英镑，将带来400多个工作岗位。 在25号的英国南剑桥郡区议会远程建设规划会上，英国地区议员认为，该项目将推动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该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区域高科技产业发展。 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陆雷介绍，实际上这个项目三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现在获批只是走出了一小步，接下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整个过程中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数，现在还不得而知，如果顺利的话，这个研究中心有望在两年之内运作起来。 华为剑桥园区获批的消息，也引发了英国媒体的广泛关注。英国《泰晤士报》用“开绿灯”，来形容华为10亿英镑剑桥研发中心的计划在英国获批。 英国科技新闻网站“科技雷达”则认为，此举为华为在英国长期前景仍不确定的当下，加强了与英国之间纽带关系。 英国广播公司则评论指出，英国对华为的复杂态度，折射的是英国电讯行业对华为技术的依赖，以及英国政界对美国警告的犹疑。 为何选在英国剑桥？ 对于这个项目，华为表示，公司计划将这一研发中心打造成英国领先的产学研一体的、光电子研究创新平台，一期规划将聚焦光器件和光模块的研发与制造。 光电子技术是光纤通信系统的一项关键技术，仅就华为产品应用来说，手机3D光学感应器、各种光通讯设备、智能驾驶所必须的激光雷达等，均有望获得技术突破。 有评论认为，华为远赴剑桥建厂是减少代工依赖、打破美国封锁，实现“设计+制造”模式的举措之一。 陆雷认为，华为在英国设这样一个点，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技术人才储备丰厚，二是英国市场处于欧洲的制高点。随着高科技公司为了适应本土化的服务需求，把相应的研发机构和生产制造基地靠近市场的前端，是一个企业正常发展的必由之路。 能绕开美国的“政治压迫”吗？ 事实上，在剑桥研发中心获批之前，华为已在英国深耕多年，不仅在布里斯托、伦敦等多地建有研发中心，与牛津、剑桥等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也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过，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英国各界对华为的态度颇为复杂。 今年1月，首相约翰逊曾经宣布，英国已决定让华为在构建其5G网络方面发挥“有限”作用，可参与外围网络建设。 然而，在今年5月美国对华为实施新制裁后，英国政府又开始重新评估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影响，针对华为在英国电信基础建设中扮演角色的审查也有所加强。 尽管政府态度暧昧，但华为在5G建设方面的成绩已受到行业认可。英国著名电信运营商沃达丰的首席技术官斯科特·佩蒂近日就公开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决定禁止华为参与5G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英国将会失去在5G领域的领导地位。 另据英国咨询公司Assembly Research2019年的评估结果，如果全面替换华为网络设备，会对英国5G建设造成18到24月的延迟，并且带来45亿到68亿英镑的损失。 陆雷表示，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华为与英国的合作不存在问题，但站在政治的立场，由于美国的施压，合作是否能深入开展还是要持观望的态度，这就要看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接下来的选择了。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问责局25日透露称，特朗普政府由于工作不到位，将超过14亿美元（约合99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救助金支票发给了死人。 报道称，今年春天，美国财政部同国家税务局展开合作，迅速向美国民众支付了近27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款项。然而，救助款中的一大部分资金最终被用在了错误的地方。 款项的不当支出反映出，在3月份国会通过2.6万亿美元紧急财政救助一揽子计划之后，特朗普政府为了快速稳住经济，竟不加审核就采取行动，这才造成了开支的浪费。 报告指出，这些机构在向一些个人发放补贴时遇到了困难，还面临着向不符合条件的个人发放不当补贴的额外风险，例如向已经去世的人发放补贴以及骗取补贴的情况等。 报告还提到，虽然国税局通常会根据社会保障署保存的死亡记录来避免出现不正当支付的情况，但在发放前三批支票的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这点。根据所谓法律解释，财政部和国税局没有根据死亡记录来停止向已故个人支付前三批款项。 政府问责局建议国税局找到解决办法，通知不符合条件的受助者返还救助款。不过，问责局没有说明怎么才能让去世的人把钱还回来。此外，该机构还建议国会确保财政部以及下属负责发放救助款的财政服务局（Bureau of the Fiscal Service）全面查阅社保署的所有死亡记录，防止出现向死者发放救助金的情况。 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表示，如果有已经去世的人收到救助金，那么其继承人应该归还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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