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各类周期性资产大涨,尤其是有色和某些粮食大宗,上涨幅度非常疯狂,给生产型企业带来较大的困扰。人民币升值虽然相对平稳,但半年来升值幅度太大,给外贸企业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些资产价格上涨的背后,基本面的供需因素影响是一方面,但从现在的波动形态来看,最主要的推手是游资的炒作。 图1.铁矿石的上涨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疫情以来,全球货币大放水将达到30万亿美元(美银美林估计)。中国2020年社融增加也近40万亿元,远远超出2009年的“四万亿”,完全可以用货币大洪水来形容。 图2.主要发达经济体资产负债表疯狂扩张 在疫情在中国外的其他国家还没有得到控制、实体经济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这些资金已经异变为金融资本、投机资本,在金融市场上赚取投机利得,而不是像产业资本那样投资实体经济。随着未来疫情防控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经济复苏难以保证,新的放水预期也日益浓厚。当前游资最怕的事情变为:在新的一轮货币大放水来临之时,手头没有对冲的有效资产。“优质资产荒”导致过去被巴菲特称为骗局的比特币,也成为华尔街机构投资者争抢的对象。 图3.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另类资产疯狂上涨 对于逐利的国际国内游资来说,当前可能是历史上超买、炒作人民币资产的最好时机: 1,中国是全球大疫情肆虐下唯一疫情可控的净土。类似病毒大洪水下的诺亚方舟。 图4. 以中国为主的儒家文明圈在疫情防控中表现较好 2,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时间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只能靠印钞机维系住需求和金融市场,供给侧的大部分紧缺物资只能依靠中国制造。(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外贸企业的海外家居、纺织及其它日常用品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半年后)。 图5. 疫情期间家电产品出口激增 3,中国是今年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第4季度中国零售市场规模反超美国。 图6. 中国零售市场第一次反超美国 4,疫情更加凸显中国完整产业链和雄厚基础设施的优势。最近一段时间,苹果印度代工厂发生大规模骚乱,说明了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中国制造那样的“制造业文化”。 5,全球央行已经失去节制,只有中国央行还相对保持着定力。主要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扩表近一倍,国债收益率平均水平已经接近为零,负利率债券已经创记录的达到18万亿美元。而中国的十年国债收益率竟然还长期维持在3%以上。 当然,今年中国宽松程度也不低,但主要依靠的是商业银行系统(国有银行,窗口指导的体制优势),依靠信用派生货币。 图7. 除了中国,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大肆扩表 图8. 中美国债利差又创最近几年历史新高 6,中国正在推进更大范围的金融开放,虽然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制约,但是金融开放和金融市场化的步伐没有变。 7,资本市场切实推动注册制改革,整个会计、法律、信息披露等规则正在加快与国际接轨,为外资进入中国提供了更好的配套便利。 8,特朗普下台,拜登胜选,虽然当前关键时段拜登仍然对华发出鹰派言论,但是大部分人认为拜登上台对中美关系是利好的。虽然中美关系回不到了从前,但是民主党进步主义的国际竞争规则会更加透明,更加富有确定性。 等等诸如此类。然而对追求利润的游资来说,现在超买中国资产的动力很简单:套利,赚钱。 图9. 2020年8月至今,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达6.1% 简单来说,如果从美国信用市场以近乎零利率的成本借得一笔资金,转手购买中国的国债,无风险利差高达3%。如果购买时机合适,加上人民币升值的收益,总收益率可以达到10%+! 10%的近乎无风险收益!在当前全球低利率、资产荒的背景下,这样的收益多么诱人。如果再加一点杠杆和风险,那么收益更加可观。要知道,今年中国偏股型的公募基金收益率中位数超过40%。 图10. 疫情期间和美国大选后外资继续增持A股 有人说外资进来购买我们的金融资产,为我们的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为一些缺钱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并形成资本账户的顺差不是更好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资本类账户进入的外资,分为两种,一种是投资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即我们通常说的FDI,它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以及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就业和税收;另一种,则是完全以短期利润为目的的游资,来也匆匆,吹起巨大的泡沫;去也匆匆,留下一地鸡毛。这个教训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当前,全球游资正在利用货币水位差从人民币资产上疯狂套利。当然,这些国际投机资本并非没有成本,最主要的成本是中国外汇管制成本,即使赚得盆满钵满,但短期内也很可能难以变现流出。 然而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对外金融开放、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国际游资今年汹涌涌入,而且可能会继续涌入。同时,也会通过地下钱庄和虚假贸易等暗渡陈仓。最近人民币强势大升值,实际上也是从汇率上在反映这一倾向(人民币当前也是国内外游资炒作的重要标的)。 当然,外资和热钱进入中国投机套利的现象,并没有违反市场规则(除了地下钱庄的游资),因为市场本身就是通过套利消灭超额收益而形成均衡的。资本的本性也是套利。 但是,对于金融监管部门,当然也有自己的公共目标,那就是维护金融稳定。因此,就需要对当前的国际游资趋向密切关注,在强化合规监管的同时,还是要在市场上消除人为的无风险套利机会(比如中美利差,人民币持续升值)。更为重要的是,要不忘深化改革的初心,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能更多的吸引真正来投资实体经济的FDI,而不是那些只会兴风作浪的游资!
(原标题:民航业还有黄金十年 建议实行入境签证便利化)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和持续对全球航空业造成了显著冲击,也令国内航司管理者对未来发展多了一些思考。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两会提案将从如何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常态化、将民企纳入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实行签证便利化等方面着手;同时,他谈到,面对疫情民航从业人员都很坚强,对行业长期发展前景仍有信心。谈及近期所采取的“在线新经济”举措,王煜向证券时报记者介绍:“以前春秋的航线推广主要通过买广告,这次尝试了直播带货的形式,效果也很好。此外,我们还启动了民航业内首次‘无接触招聘’,首批招聘的是大数据开发工程师等信息技术类岗位以及面向应届毕业大学生的培训生岗位等,公司内部也采取了线上办公方式,这均有助于公司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案涉及三方面“如何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挑战以及加快恢复经济是我今年提案的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王煜介绍说。一是国内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挑战也是大概率的事。延续良好的卫生习惯应是当前工作的重点之一。他提议要立法规范分餐制等公共卫生行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文明水平,加大公共卫生宣传,形成分餐制、公筷制、口罩文化、勤洗手等良好的国民卫生习惯。二是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口罩、防护服、快递、物流、商超、一般生活用品的产能主体已是民营企业,并在物资捐赠、交通运输、生活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这一特点,王煜建议将民营企业纳入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将事关国计民生的骨干民营企业纳入国家应急指挥、协调体系,让骨干民营企业参与到国家应急预案制定等工作中,使国家应急救援工作效率最大化。三是加快恢复经济,要刺激投资和刺激消费同时发力。他建议实行中国签证便利化,吸引国际入境游客来华消费;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坚持对外开放,大幅减税降费,积极刺激国际资本和民营企业投资,挽救外贸企业。建议签证便利化在疫情结束后对于提振民航业、旅游业层面,王煜认为签证便利化亦十分重要。他指出,“签证便利化”是国际通行的入境游吸引政策,如何巩固、强化现有成果,改变我国入境游客源中,来自世界排名前10客源国的游客占比不足三成,到亚太旅游的外国游客中仅两成选中国的现状是当前工作重点。此举的理由在于:一是旅游业对我国GDP综合贡献率已超11%,对全国就业人口贡献率超10%,对于六稳、六保中首要的稳就业意义重大。二是从人均旅游消费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游客为890美元,是亚太游客220美元的4倍以上。三是全球每年到亚太旅游的游客人次为1.37亿,其中仅3000万,即不足两成选择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地域最广、旅游资源最丰富国家,我国亟需改变这一局面。因此,王煜从四个方面建议:第一,明确重点市场,疫情后加大对欧美、东亚等世界主要客源国的开放力度;待疫情控制后,加大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世界主要客源国的签证开放程度。对主要客源国家通过旅行社组织的团体游客,在144小时过境免签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适用城市范围并延长时间至7天、15天直至落地签、单方面免签。第二,进一步简化签证材料及手续。第三,积极推广电子签。第四,推动“中日韩旅游一签通”协议,呼应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大势等。民航业还有黄金十年在航空领域,春秋航空有很多“第一”的标签:它是中国民营航空第一股,是第一个从旅游业跨界航空业的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从当年2平方米的铁皮屋里起步的民营旅行社到市值逾300亿元的上市公司,可以说春秋是中国低成本航空的集大成者。在本次抗疫期间,春秋航空亦积极投身其中,例如:春秋航空是全行业第一个提出免费运送防疫物资,也是主动免费运输抗疫物资最多的公司,截至目前,已为全国防疫一线免费运输115批次救援物资,共5282件;作为民营公司第一次参与国家“撤侨”任务,接回滞留国外的旅客;春节至今,累计已运送几十万名返乡务工人员重返岗位;民航业第一个启动“无接触”招聘,面向湖北籍招工;民航业内第一个提出给“援鄂医疗队”贵宾卡和免票权益,总价值逾千万元等。 从1月至今,王煜每天工作近12小时,一方面,他带领员工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支援复工复产;另一方面,他也在想方设法带领企业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就在4月底,他本人还成为了国内航司董事长直播“第一人”,向网友介绍春秋航空即将开通的夏秋航季新航线等:1个半小时的直播,累计838.7万人观看,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66.66万人。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眼下,春秋航空国内航线的执行率超过90%,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航班数。不过,客座率仅为75%,票价也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此外,受全球疫情影响,境外输入型病例风险较高,公司的国际航线尚未恢复。但展望行业未来,王煜仍持乐观态度,他说:“人类历史伴随着各类疾病……我们行业虽然脆弱,但从业人员都很坚强。我对中国民航和旅游业有信心,民航业还会有‘黄金十年’,还会有发展机遇。”
方正证券指出,国内疫情控制得当,海外疫情仍在蔓延,全球释放流动性,一些偏刚需的终端需求向中国转移,化工作为中游行业,我们预计2021年中国化工产品的需求量有望适度回升,一些产能扩张较少的行业景气将回升,各细分行业迎来布局良机。 疫情对化工行业的严酷考验会放缓小企业和国外企业发展速度,加速中国龙头企业市占率的提升,疫情冲击对行业竞争格局将带来中长期的影响,在整体估值不贵的情况下,坚守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护城河较深的公司,优选未来三年成长路径清晰,动态估值低的龙头企业。
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拍摄的奥运圣火火种。新华社发中国女足球员王霜在训练中。新华社发北京冬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刘帅冶摄(人民视觉)2020年,体育的寒冬格外漫长。这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体育赛事相继停摆,四年一度的夏季奥运会首次在和平年代推迟举行。体育产业发展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这一年,世界体坛目睹了科比和马拉多纳两位巨星的消陨。在体育的至暗时刻,传奇的离场更让人黯然神伤。这一年,在阴霾之下,各国体育人展开自救,新的体育力量正在悄然生长。严格防疫下,大型赛事陆续重启,民众健身热情增长,电竞等“新体育”逆势突围……即日起,本版推出“体育记忆·2020”系列报道,记录和讲述这特殊一年的体育故事。一波三折 东京奥运延期2020年1月1日,在东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内,日本足协天皇杯决赛鸣哨开球。拥有西班牙球星伊涅斯塔坐镇的神户胜利船击败老牌劲旅鹿岛鹿角,在该项赛事中首次加冕。同时,这也是该座为奥运会而重建的场馆首次举行体育赛事。同日,在新年贺词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满怀信心地展望2020——“当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时,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将关注本届奥运会。”疫情蔓延,风云突变。随着各国陆续鸣响疫情警报,体育赛事首当其冲。以NBA和欧洲五大联赛为代表的大型赛事相继停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东京,等待着答案。事实上,在3月24日官宣延期之前,无论是东京还是国际奥委会都未曾停止努力。巴赫以及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信誓旦旦,坚称东京奥运将“如期举行”。然而,在疫情加剧、多国声明“抵制”参赛等压力之下,奥运延期最终落下实锤。历史上,夏季奥运会曾3次由于战争原因取消(1916年柏林奥运会、1940年东京奥运会、1944年伦敦奥运会)。但在和平年代,这还是奥运会首次失约。尽管连同“2020”一起延期至2021年,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于东京奥运会能否举行仍存疑虑。今年7月,日本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7%的民众认为东京奥运会明年无法举办。转机正在出现。多国疫苗研发的关键进展,让体育界备受鼓舞;大型赛事在严格防疫措施下相继重启,为东京奥运会提供了经验借鉴。今年10月,中、俄、美、日四国选手在东京奥运场馆参加了四国体操赛,成为逾万名运动员相聚东京的预演。从明年3月开始,东京奥运会系列测试赛将陆续开启。与此同时,围绕赛事简化和防疫措施,东京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方案,驱散了奥运会可能被取消的疑云。“不管明年全世界面临何种状况,都准备举办一届安全的奥运会。”巴赫在上个月访问日本期间,再度表达了奥运会明年将如期开幕的决心。在他看来,奥运会和奥运圣火将成为“疫情隧道尽头的光亮”。在全球抗疫的时刻,世界更需要奥运会和奥林匹克所传递的团结精神去面对疫情的挑战。只不过,当史无前例的“2020+1”东京奥运会到来时,人们究竟是已经走出“隧道”,还是仍在寻找“光亮”,仍是未知。不休不止 奥运备战冲刺今年2月,因疫情影响,原定于在武汉举行的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移师澳大利亚悉尼。主场变客场,对志在冲奥的中国女足而言,这是一场万里赴戎机的挑战。然而,当中国女足抵达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时,却因疫情发展再度遇阻,不得不在酒店隔离观察8天。不能到室外、不能进球场,队员们就在室内跑楼梯、练力量,通过训练保持身体状态。隔离结束后,中国女足仅进行了一次场地训练便踏上赛场,以铿锵玫瑰般的坚韧,收获了两胜一平的成绩,为自己争得了附加赛资格。“中国女足一向有一个优良的传统,我们不惧怕任何困难,会全力以赴去拼搏。”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说。备战奥运,争分夺秒。今年年初,有不少队伍遭遇了像中国女足一样“流浪地球”般的颠沛之旅,通过出国训练、延长国(境)外训练时间等方式,保证训练参赛。而在疫情蔓延之后,又从海外辗转回国。由于疫情和比赛的调整,中国乒乓球队今年3月在卡塔尔“滞留”训练了1个多月的时间。由于器材短缺、装备不足,球队只能“紧着过日子”。樊振东的球鞋在训练中磨破了,便穿着“破洞鞋”继续坚持。陪练人数不足,男队年轻队员便挺身而出,帮助女队训练。面对奥运会和国际性比赛的推迟和取消,更多的国家队则度过了从未有过的漫长封闭训练期。从春节之后到北国初秋,从今年1月开始,中国女排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封闭集训。“虽然从一进队就面对从未有过的全封闭,但每个人都为决战东京憋足了一口气。”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说,在完全没有比赛、只剩枯燥训练的日子里,大家仍然相互鼓励,尽最大可能练好每一天,帮助球队在特殊时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这之中既有身体、技术层面的提高,更有耐力和定力的提升,是心态的磨炼、心智的成熟。”郎平说。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田径、游泳、乒乓球等国内外赛事相继重燃战火。蛰伏已久的中国选手展示了冲击奥运的姿态——全国游泳冠军赛上,多项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被刷新。徐嘉余、闫子贝、张雨霏和杨浚瑄更是在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上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乒乓球世界杯和国际乒联总决赛上,国球依然独占鳌头。马龙、樊振东、陈梦在日本小将的挑战下依旧稳如泰山。如今,东京奥运会“大局”已定,漫长的备战马拉松又一次进入冲刺阶段。中国选手能否带来惊喜,人们拭目以待。脉搏跃动 冬奥筹办加速今年11月,在一场发布活动上,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会和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中国代表团旗手赵伟昌、杨扬、佟健站到了一起。从首次亮相奥运大家庭,到摘得冬奥会首金,如今,中国人家门口的冬奥会越来越近。冬奥的脉搏,跃动在场馆当中。今年,位于北京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惊艳亮相。作为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冰丝带”与不远处的“水立方”相互映衬。冬奥会期间,“水立方”将变身“冰立方”,成为全球首个集游泳和冰壶比赛为一体的“冰水双栖”场馆。位于崇礼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近日迎来了首次造雪。漫天水雾中,“雪如意”与“冰玉环”牵手,构成了一幅富有诗意的美景,讲述着中国冰雪的故事。冬奥的脚步,穿行在荆棘之中。今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500天,筹办迈入冲刺阶段。受疫情影响,筹办工作的任务更重、难度更大。尽管原定于今冬举行的多项测试赛再度暂停,但冬奥筹办的步伐并未减速。今年底,“冰丝带”“雪如意”等所有竞赛场馆将全部完工,不同级别的测试活动和比赛也将在冬奥会前陆续重启。对于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巴赫多次给予高度评价。“北京冬奥会在技术层面的准备非常好。面对(疫情)这样的危机,北京冬奥组委还是如期完成了所有关键里程碑任务,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和创造新的历史奠定了坚实基础。”冬奥的热情,蔓延在冰雪之中。12月5日,在京张高铁太子城站的出入站口,人潮攒动。入冬以来,被称为“滑雪专列”的北京到崇礼专线人气很旺。每逢周末,都有很多北京市民前往崇礼体验滑雪的乐趣。曾几何时,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而如今,在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下,冰雪运动在大江南北越来越普及。今年雪季,全国各地滑雪场陆续开板。经历了上一个冬天的等待,民众的冰雪运动热情得到了极大释放。精彩、非凡、卓越——北京冬奥的愿景,正在实现。(记者 刘峣)《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12月09日 第 09 版)
2020年12月1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共同主办,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财经研究院和普华永道中国协办的“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受疫情影响,论坛采取了ZOOM线上会议的形式。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30多位演讲和主持嘉宾参加了此次论坛,会议由多家平台同步在线直播,观看人次突破17万。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主持了论坛开幕式。张教授首先简要阐述了本次论坛的背景。他指出,2020年人类经历了罕见的大疫灾,由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仍处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之中。得益于大规模的纾困和刺激政策,加上疫苗研发出现了积极进展,主要经济体的衰退已有所减缓,经济开始恢复,但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也已显露,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全球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国际经济治理变革的紧迫性日益增大。在当前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期,国内外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具有突出的紧迫性和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瑶琪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词。王校长指出,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金融、社会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国都在努力探寻复苏之路,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去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但部分国家的疫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恢复面临重重压力。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保护主义上升。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复苏前景,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效果与风险等值得高度关注。她还指出,在全球经济面临重重挑战之际,世界各国需要携手共进,共克时艰,共创美好未来。王校长对各位嘉宾和其他参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期待各位专家朋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贡献真知灼见。王校长还向参会者介绍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和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并对它们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在我校智库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瑶琪发表欢迎致辞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先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Barry Eichengreen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先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先生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先生围绕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表主旨演讲。首先,戴行长指出,虽然在全球单边主义的影响下亚太区域经济的整体合作受到严重挫折,但是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亚太次区域和各国双边合作正在健康发展。其次,他强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我国将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新挑战,继续扩大改革和开放。戴行长认为,十四五期间的金融工作重点需要解决以下6个方面的问题: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构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中国现代金融的技术管理水平、提高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最后,戴行长对积极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包括大力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积极推进我国和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促进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后的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rryEichengreen教授就后疫情时期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情况发表主旨演讲。Eichengreen教授指出,到目前为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务违约并没有像原先预期的那样严重,主要是因为非洲地区受到的疫情影响并不很大,而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又对其经济下滑产生了抑制作用。同时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导致资金很快流入到新兴市场,这和上次全球金融危机后资金回流到新兴市场用了一年时间相比,存在很大区别。他指出,在新兴市场存在“原罪”,外国投资者很容易受到债券价值和汇率的双重冲击,并在经济金融形势改变时离开新兴市场,特别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如拉美地区、石油进出口国家等。而在2021年这些国家将面临债务到期、短期抗疫债务需要偿还的问题,如果不能延期,金融海啸可能会爆发。最后,他还就暂停债务偿还计划(DSSI)、IMF降低贷款利率和增发SDR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rry Eichengreen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先生的主旨演讲主题是中国需要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他首先回顾了最近三年中国GDP的增速变化、疫情冲击后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恢复,并具体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在恢复中的不同表现。他指出,GDP低速增长、财政收入萎缩、就业创造减少等变量之间存在恶性循环,因而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我们需要更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当然,也需要继续推进体制性和结构性改革,这些也会改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环境与效果。最后,他还提到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并期待下一阶段的宏观经济管理中,政府将更加注重刺激总需求,同时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论坛随后举行了三场圆桌讨论。第一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金融风险”,由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胡永泰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从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式、企业经营以及央行货币政策制定等方面,分析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前景,认为未来数字金融的发展空间很大。他还强调,在后疫情时期需要认清此次危机和十年前金融危机的区别,要考虑一旦疫情结束后政策常态化可能带来的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等潜在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Steven Barnett先生介绍了IMF的经济展望报告。他指出,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遭受永久性损失,但在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中国之间存在差异,各经济体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有所不同。他强调,抗疫仍然是目前的首要任务,各国不要急于退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同时要加强全球间的政策合作。 东北亚经济研究所所长、原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Masahiro Kawai教授介绍了后疫情时期日本经济的恢复及其面临的挑战,并从政府债务占比趋势、GDP构成变化、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绿色经济发展、贸易与投资等方面展开了深入分析。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战略师黄海洲先生基于双循环与双资本的视角,讨论了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改革,并从中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驱动力、投资者结构、家户资产配置的转变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韩国庆熙大学兼职教授YunjongWang探讨了如何评价疫情应对的全球努力、疫情防控及其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影响、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中长期风险、后疫情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风险,以及如何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等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先生分析了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并从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调整趋势、大数据对供应链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最后,他指出,疫情后中国将通过推动双循环战略构建一个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 圆桌讨论一演讲嘉宾:黄益平、Steven Barnett、Masahiro Kawai、黄海洲、Yunjong Wang、张燕生 第二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扩大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会议由上海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乔伊德先生主持。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先生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金融开放问题。他指出,就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而言,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导致的货币跨境流动和对外贸易导致的货币跨境流动是不一样的。人民币汇率会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家布局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很好的价格信号。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研究员讨论了金融开放的四个维度,即金融市场开放、取消金融机构外资投资股权比例限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他指出,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应放在最后一步,金融市场开放和资本账户开放具有不对称性,要做好前瞻性的风险防范预案。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研究员首先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特征。她指出,贸易计价会改变贸易联系,而贸易联系也会影响计价货币使用。高海红研究员还讨论了金融交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 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先生认为,跨境支付系统分为资金的流动和信息的流动,改进跨境支付系统会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他指出,数字人民币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改进跨境贸易结算的某些中间环节,从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但实际上它对目前的跨境投融资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影响不会很大。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谭小芬教授指出,扩大对外金融开放,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对我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促进金融行业实现精细化和专业化。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可持续金融研究中心主任Ulrich Volz教授讨论了各国央行正在尝试启动的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及其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重要性。他进而分析了数字人民币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他认为,区域链网络的搭建将有助于人民币跨境结算以及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储存功能性。 圆桌讨论二演讲嘉宾:周诚君、张明、高海红、邹传伟、谭小芬、Ulrich Volz 第三场圆桌讨论主题为“后疫情时期的国际经济格局展望及影响”,由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女士主持。 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贾庆国教授主要讨论了全球两极化严重、发达国家内部结构性外部化以及网络与5G信息时代等变化及其对全球治理带来的巨大挑战。他指出,全球治理的发展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加强合作,并积极引领和推动国际合作。 中国社科院全球与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教授讨论了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些高科技行业可能会“去中国化”,而同时面向中国市场的经济合作又会加大。对于亚洲价值链而言,这两种现象可能同时出现。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萨塞克斯大学的StephanyGriffith-Jones教授介绍了开发性银行在公共政策中的逆周期作用。她指出应该提高开发性银行的效率,同时未来中国也能够进一步发挥其大国角色与规模效应,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开发性银行的功能。 南开大学刘程副教授分享了他和南开大学前副校长佟家栋教授的合作研究。他们主要探讨了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稳定的“新三元困境”,即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全球央行职能和美国国内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这三个目标必须放弃一个。他们认为,从短期来看,市场需要一个比较全面的监管转型,从银行为基础的监管转向市场监管;从中长期来看,全球货币等级的金字塔需要重构,需要一个新型的国际货币体系。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主要谈了中美经贸关系。他强调未来中美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将趋向平衡,表现为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上升,同时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对中美之间的经贸产生重要影响。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从长期和中短期角度对美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受疫情影响,美国经济出现负增长,同时美国政府和货币当局采取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应对,这些导致美元指数持续走低,并将削弱美元的长期霸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美元弱势状态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但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圆桌讨论三演讲嘉宾:贾庆国、StephanyGriffith-Jones、李向阳、吴心伯、刘程、张礼卿 圆桌讨论主持嘉宾:胡永泰、乔伊德、杨燕青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黄志刚教授主持了论坛闭幕环节。张礼卿教授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他指出,为期一天的论坛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讨论热烈,精彩纷呈,堪称一场学术盛宴。演讲嘉宾和其他参会者之间进行了大量的互动讨论和观点碰撞,很好地推动了该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最后他再次对演讲和主持嘉宾、合作机构、参会人员、听众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闭幕环节主持和演讲嘉宾:张礼卿、黄志刚
新冠肺炎疫情给拉丁美洲国家带来许多困难,很多国家仍在同病毒作不懈斗争。疫情暴露出拉美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疫情防控经验,值得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各国学习借鉴。为什么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我认为,国家治理能力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强大的执政能力、高效的动员能力,是中国有效防控疫情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迅速行动,投入到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在很短时间内建起新冠肺炎专门收治医院、方舱医院等,民众遵照防疫建议进行居家隔离、佩戴口罩等,展现了中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中国的技术力量为防控疫情立下功劳。中国率先通过智能手机把先进的定位技术与应用程序相结合,利用大数据进行轨迹追踪和溯源分析,研判疫情形势,帮助有效遏制疫情。发达的电子商务和高效的物流运输,让很多人可以不用外出就能保证基本的生活供应,从而有效推动居家隔离,避免更多感染情况发生。利用机器人为患者送药和食物、用无人机“空中喊话”进行宣传劝导等,为防控疫情提供了支持。疫情给全球带来巨大的生命和经济损失,面对公共健康危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一些国家的政客把科学问题政治化,借疫情搞污名化。科学问题不应被意识形态化,但不幸的是,这些政客出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不断借题发挥,加剧了人类与病毒作斗争的困难。秘鲁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是拉中抗疫合作的典范。秘鲁发生疫情后,中国政府向秘鲁捐赠了大量防疫物资,并应邀派出医疗专家组,为秘鲁的防疫工作提出建议,协助秘鲁完善抗疫举措,提高病患救治水平。中国承诺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并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充分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是许多拉美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实现正增长,为拉美地区疫情防控、经济复苏注入了信心和动力。后疫情时代,更多拉美国家有望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拉中合作将会全方位推进。(作者卡洛斯·阿基诺为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东亚问题专家、《新冠肺炎疫情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及拉美与中国的互动》作者之一)《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08日 第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