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工作要求，自2021年1月5日起，将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调整为高风险地区。目前，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刘家佐村、邢台市南宫市天地名城小区、邢台市南宫市天一合院小区为中风险地区。全省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历经极不平凡的2020年，站在新起点上，如何迈好第一步、走好新征程至关重要。思客特别策划《预见2021》，邀请多位智库专家围绕他们心中的“2021关键词”，谈谈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之路。 本期专家为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凌胜利，他的“2021关键词”是：长治久安。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国际社会带来了重大灾难，导致全球合作面临冲击。王毅外长曾指出，当前，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共振，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遭受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2020年全球贸易、投资等数据明显萎缩，未来几年将处在恢复阶段。大国忙于国内抗疫，对外政策基本呈现收缩态势。即便疫情逐渐被控制，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受疫情的惯性影响，需要一段恢复时期，全球或将进入战略收缩时期。 未来一段时间，各大国的重心是国内政治，在对外政策上战略投入有限。如拜登政府已经表示其政策优先选项是抗击疫情、促进经济等问题，外交并非优先议题。欧盟一体化遭遇挫折，疫情加剧了欧盟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英国脱欧、新老欧洲矛盾等问题会制约欧盟对外政策的运筹。中日印俄巴等主要大国也主要关注国内问题，如何尽快修复疫情对于国家的冲击成为重中之重。 全球战略收缩时期，大国对于各自的周边地区会更加重视，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在全球战略收缩期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大国对于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投入会有所下降，但在中国周边地区与中国进行竞争的态势不会改变。 如何实现周边地区的长治久安成为2021年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回顾2020年，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积极同周边国家开展抗疫和务实合作，深化利益交融和民心相通，实现了与周边多数国家共克时艰，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展望2021年，周边安全形势面临挑战，周边经济发展存在困难，实现周边地区的长治久安，需要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努力。 实现经济的恢复应该说是重中之重，中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使其成为周边地区经济复苏与发展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始于周边，周边地区理所当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区。由于全球经济复苏难以同步实现，周边地区经济合作具有地缘优势。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中国—东盟自贸区等机制的活力，可以促进周边经济复苏早日实现。 面临各国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的压力，周边地区动荡风险可能有所增加，稳定周边将成为2021年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对于一些地区热点问题，如何去劝和促谈，保持基本稳定已变得至关重要。朝核问题在2020年基本稳定，但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对朝政策调整可能引发的影响值得关注。对于南海问题，中国要继续推动和东南亚相关方的合作，使得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中印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是中印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共同利益，如何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非常重要。 中国在周边地区不同次区域面临的环境不尽相同，对此可以分区治理，协同推进，进而促进周边命运共同体逐渐实现。 在东北亚地区，经济与安全分化的矛盾虽难以解决，但缩小两者之间的张力不无可能。中国在东北亚地区要尽力稳安全、促合作，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中日韩FTA）建设，使得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更加密切，共同促进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需要克服中美竞争对于该地区的负面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基础，对此要进一步以经促政，以经促安，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更加紧密。广大东南亚国家基于战略自主性考虑，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中国应尽可能团结东南亚国家搞好地区合作。 在南亚地区，印度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加深，不过中印双方存在经济互补、提升发展中国家地位等共同利益，合作也存在广阔前景。中国应在稳定中印合作的基础上加强与南亚各国的务实合作，尽量减少大国博弈对于地区合作的负面影响。 中亚地区未来一段时间主要面临国内经济社会矛盾等风险，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要继续实行“经济与安全”的两轮驱动，在中亚地区稳定与发展当中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疫情对于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冲击显而易见，实现周边地区的长治久安是周边各国的共同心愿。历经疫情的磨难，周边各国更需要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2021年，但愿周边地区能够长治久安！（作者为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编辑：付敬）
亚洲经济复苏前景面临威胁。随着2020年接近尾声，许多投资者将亚洲视为明年经济前景最好的地区之一，因为该地区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控制相对较好。但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最近亚洲一些国家新冠肺炎病例激增，该地区的经济前景转淡。 万神殿宏观经济公司（Pantheon Macroeconomics）表示，“对一些亚洲大国来说，新冠肺炎疫情不太可能在除夕夜12点的钟声敲响之时就有所好转。” 可以肯定的是，亚洲许多地区的每日新增病例与欧洲和美国相比显然低得多。但一些亚洲国家目前正在与卷土重来的疫情做斗争，而且当前疫情比之前更为严重；即使那些此前成功遏制病毒的地区也无法幸免，例如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 日本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目前，日本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210744例，死亡人数达2967人。数据还显示，日本每日报告的感染病例11月开始再次上升，上周首次超过3000人。 据媒体报道，日本医疗团体警告称，医疗保健系统正承受大流行病的巨大压力。但日本首相菅义伟没有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尽管他表示将暂停一项旅行刺激计划来减缓冠状病毒的传播。 万神殿宏观经济公司的经济学家在周三（11月23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日本政府“相对宽松”的社会隔离规则似乎没有奏效，这可能导致该国未来几个月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因此，不能排除日本明年初再次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的可能性，”经济学家们表示。他们补充称，这将给日本2021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带来压力。
鉴于上海地区的防疫新形势，嘀嗒出行于1月22日，在上海的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划分电子围栏，乘客和车主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如在中高风险地区，已暂停下单接单。同时，嘀嗒出行已在上海等多个城市上线了疫情防控承诺书，下一步将把疫情防控承诺书推广至全国。 随着各地疫情形势进入新常态，嘀嗒出行提醒广大顺风车主、乘客和出租车司机，务必全程佩戴好口罩。乘客落座后排，司乘减少不必要交流；用户乘坐嘀嗒顺风车和出租车时，均应遵照各地防疫政策，使用健康宝等方式进行登记。 此外，各地顺风乘客下单前，需如实备注“乘车人无疫情症状，14天无境外接触史”；顺风车主接单时，需如实备注“我的身体状况良好，无发热等症状”；车主乘客双方如有发热等不适症状，切勿发布顺风车行程，须及时就医接受观察。同时，车主和乘客都应尽量避免多人同乘出行，降低疫情风险。 （CIS）
江苏省迎来了历史性一刻！ 1 1月26日，江苏省省长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2020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为10.27万亿元，同比增长3.7%——这是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GDP突破10万亿元的省份，并大幅度领先于排名第三位的山东（7.3万亿元）。 10万亿是个什么概念？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富可敌国。 如果按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来计算，江苏省2020年的GDP约为1.49万亿美元。 这一数据放在全球是什么水平？ 眼下，2020年世界各国的经济数据尚未完全公布，不过考虑到新冠疫情肆虐海外，其他国家普遍负增长已成为大概率事件。在此，我们不妨采用2019年与2020年的预测数据来加以对比。Wind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与中国高居世界各国经济排行榜前两位，日本、德国、印度、英国紧随其后；韩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分别位列全球第12~14名（见图1）。 可以清晰地看到，江苏2020年的GDP数值超过了2019年的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直追2020年的韩国。如果江苏省有资格参与排名的话，那么它应该处在全球第13位，凌驾于世界180多个国家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经济在2020年并非一路坦途，与其他地区一样，江苏也经历了新冠肺炎的冲击。不过，凭借着超强的社会动员力与执行力，江苏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实现了本土确诊病例零增长，再用不到一个月实现了本土病例全部治愈清零，为复工复产的顺利推进与经济社会运行的重回正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数据显示，江苏2020年第二季度就实现了GDP增速的由负转正，全年更是创下了3.7%的增长幅度，显著高于全国整体水平（见图2），彰显出强大的经济韧性。 不仅如此，江苏还坚持全国“一盘棋”，始终积极参与全国和国际抗疫，在抗疫大局中展现出了名副其实的大省担当，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在年中时期的雨季，面对严峻复杂的汛情形势，江苏再次展现出众志成城和科学调度的精神风貌，夺取了防汛抗洪、抢险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将财产损失降到了最低。 “苏大强”，果真名不虚传。 2 江苏的经济实力之所以如此雄厚，省内各城市的贡献不容忽视，而“万亿俱乐部”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角。 所谓“万亿俱乐部”，是指全年GDP达到或者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城市。虽然“唯GDP论英雄”的时代已渐渐远去，但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硬指标，GDP突破万亿仍然是令许多城市梦寐以求而又倍感荣耀的事情。 与此同时，当一个城市的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不仅在吸引人才、集聚资源以及辐射周边等方面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还将有更多的精力去发展公共服务、交通、环保等民生领域，从而带动整个城市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是“万亿俱乐部”的意义所在。 全国“万亿俱乐部”榜单上都有哪些城市？这里简单做个盘点： 上海、北京、广州分别在2006年、2008年、2010年突破万亿； 2011年，深圳、重庆、天津、苏州跨进万亿行列； 2014年，成都、武汉突破万亿； 2015年，杭州突破万亿； 2016年，南京和青岛超过万亿； 2017年，无锡和长沙突破万亿； 2018年，宁波与郑州携手撞线； 2019年，佛山突破万亿； 2020年，泉州、南通、福州、西安、合肥和济南6座城市成功迈过万亿门槛。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3座城市的经济体量突破万亿，它们个个都是中国经济版图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23座城市里，江苏占据4个，分别是苏州、南京、无锡和南通，数量在全国一马当先，比头号经济大省广东还要多。而这四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各自“身怀绝技”，很好地支撑了江苏全省经济的发展： 苏州，享有“地表最强地级市”的美誉，工业实力雄厚，GDP刚刚迈上2万亿元的新台阶，体量甚至盖过了贵州、山西、黑龙江等省份； 南京，省会城市，坐拥雄厚的科教实力、全面的产业布局与繁荣的消费市场，现已形成了地跨苏皖两省、覆盖8个地级市32个市辖区的南京都市圈，影响力极大； 无锡和南通，都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前者乡镇企业充满活力，后者则背靠上海完成“逆袭”。 更令人称奇的是，除了以上4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外，江苏省内还不乏多点开花的“潜力股”。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经济规模达到5000亿~10000亿元量级的城市有5个，分别是常州（7400.9亿元）、徐州（7151.4亿元）、扬州（5850.1亿元）、盐城（5702.3亿元）和泰州（5133.4亿元）。 相比之下，隔壁的浙江GDP过5000亿元的城市，除去“万亿俱乐部”的杭州和宁波，只有4个，而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吉林等诸多省份，更是有着极为明显的“一城独大”特征。 不仅如此，江苏还拥有实力雄厚且令其他省份艳羡不已的县域经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在全国百强县的排行榜单中，江苏占据其中的23个席位，全国十强县中更是独占6席，其中昆山、江阴、张家港和常熟牢牢霸占了榜单的前四位，足以佐证江苏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笑傲全国各省。 “多极驱动+县域支持”的经济发展格局，赋予了江苏经济强大的增长动力，也是江苏经济的可怕之处。 3 当然，江苏经济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被讨论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省内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均衡。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直以来，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2019年各城市数据来看，苏南五市（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的经济总量占全省GDP的比重高达57%，而苏中和苏北的八个城市只占有43%；从城市来看，苏北的宿迁在全省经济排名中垫底，其2019年的GDP尚不及苏州的1/6；从人均GDP来看，2019年苏南、苏中和苏北同样差距悬殊。此外，在人才吸引力、政策倾斜、企业活力、工业总产值、科教资源等诸多方面，苏南地区也明显占据优势。 以上种种无不反映出，江苏省经济实力的强大，更多是依靠苏南地区的引领，而苏中和苏北地区相对要落后得多。 然而，若是换个角度来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江苏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一般逻辑，伴随着发达城市经济增速的放缓与市场的逐渐饱和，反倒是那些相对落后的区域更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进入高速增长期，典型例证就是近些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省份的GDP增速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也意味着，今天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苏中与苏北，明天很有可能会成为推动江苏经济持续发展新的动力引擎。 在接下来的“十四五”期间，苏中和苏北会强势崛起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内容整理。 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侯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1、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2、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3、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4、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侯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侯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侯，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侯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要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的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本文原发于网易研究局
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内容整理。 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侯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1、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2、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3、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4、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侯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侯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侯，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侯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要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的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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