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10日表示,为了储藏新冠肺炎疫苗,日本将购买10500个冷藏柜,并考虑购买大量干冰。 日本已与辉瑞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公司和莫德纳公司达成协议,总计购买2.9亿剂新冠疫苗,如果每人按要求注射两剂,日本采购的疫苗将足够1.45亿人接种。 辉瑞制药公司的疫苗需要在零下75摄氏度的条件保存,而莫德纳公司疫苗则要求在零下20摄氏度保存,这都购买疫苗的国家提出了后续问题。 厚生劳动省在一份声明中说,辉瑞制药公司、莫德纳公司及其在日本国内的合作伙伴武田药品有限公司计划建立疫苗网络,在疫苗分发过程中,保证疫苗储存的温度。 报道称,日本累计新冠肺炎确诊患者169446万例,死亡病例2487例。首都京东的疫情最为严重,9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72例。
2020年12月2日-4日,日本高机能金属展于日本东京滨海幕张国际展览中心举行,金田铜业日本株式会社驻日代表首次亮相该展会。同期,12月3日-5日,第三十届EPChina上海国际电力电工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金田铜业携高性能铜合金、先进材料产品亮相两场展会,展示了电工圆铜线、漆包铜线、铜排、高精度铜板带材、精密合金棒线等产品,吸引了众多客户驻足交流。 EPChina上海电力展 日本高机能金属展 日本高机能金属展是国际唯一的高功能材料类展会,代表了金属合金行业的高水准及高性能合金材料未来的发展方向,而EPChina则是中国电力行业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品牌电力展。 尽管疫情还没有彻底结束,金田铜业仍坚持参加国内外专业展会,旨在向上下游行业全方位展示金田产品,第一时间响应客户需求,用优质铜合金产品和先进材料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打造铜加工行业第一品牌。 展会期间,通过前期的邀约、宣传,仍有不少新老客户来到金田摊位进行交流。虽然大家在沟通时都戴着口罩,但彼此间的信任和认可丝毫未减。无论是日本还是在上海,金田铜业派出的专业销售和资深技术团队都竭尽所能地服务好每一位来访客户,为其答疑解惑。 EPChina电力展首日,上海电器行业协会秘书长马学能、宁波电工电气协会秘书长李家康到访金田展位,并对近年来金田铜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电力行业内的影响力给予了较高评价。 金田铜业专注于铜加工行业三十余年,致力于为下游行业客户提供最具有竞争力的综合性铜材加工解决方案。未来,金田铜业将坚持科技创新,为实现“创造客户价值、打造百年公司、成为行业标杆、为中国工业强国做贡献”的使命愿景而努力奋斗。 (CIS)
最近,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要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日本、韩国的低生育率危机是前车之鉴 李纪恒的文章引发媒体广泛解读。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就算是跌破警戒线——因为生育率一旦跌到1.5以下,就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生育率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 考虑到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属于东亚国家,在传统上也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下面举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来说明低生育率危机。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6年至1948年出现了短暂的婴儿潮,总和生育率超过4.0。从1948年开始,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节育的措施。随后日本生育率逐步下降,到1950年代末,日本生育率已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后一直到1970年代中叶,日本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上下波动,没有明显的变化。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下1.57新低时,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被称为“1.57危机”。到1995年,日本的生育率首次低于1.5,并在2005年跌到1.26。随着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日本的生育率在2015年回升到1.45,但一直未能提升到1.5以上。近年来,日本的生育率在1.4左右。 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本的退休年龄已经不断上调,目前,日本退休年龄为65岁,将于明年4月实施的一项法律修订案呼吁企业允许员工工作到70岁,以部分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甚至提出了“终身不退休”的规划。另外,《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已于2019年4月1日正式生效,日本政府试图引进外国移民来填补本国劳动力缺口。 韩国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国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韩国的生育率高达6.0。在这种人口压力下,韩国从1962年开始全面推行鼓励少生的政策。随后,韩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到1995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63。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于90年代中叶批准了人口政策的转变,取消鼓励少生的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回升,2004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2。极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韩国朝野的极大忧虑,不得不于2005年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成立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委员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2010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拨款3.7万亿韩元(约合37亿美元)以提高生育率。这一数字约合37亿美元,不到韩国GDP的0.5%,与欧洲国家相比,仍是相对较低。 尽管已经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以来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垫底。2017年韩国的生育率降至1.05,2018年更是跌破了1,成为全球生育率唯一进入“零字头”的国家。2019年,韩国的生育率跌到0.92,依然是全球最低。 去掉二孩堆积,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1-1.2 近几年,由于存在二孩堆积效应,中国的生育率略高于日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但其中有0.3-0.4的生育率可归因于二孩堆积效应,所以,如果扣除二孩堆积效应,这几年的生育率仅为1.1-1.2之间。 比如,在2017年1.58的总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实际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可见这几年的数据存在着特殊性,是在刚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所产生的特定情况,并不具备长期的可复制性。如果去掉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因此,随着二孩堆积趋于消失,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将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 这一趋势早就体现于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从2010到2015年,抽样调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仅0.73、0.67、0.80、0.78、0.72、0.56。由于对生育一孩从未有限制,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 妇女推迟或放弃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迟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但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很多推迟生育的妇女,在未来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从近年一孩生育率总体不断走低且持续如此之久的情形来看,未来的生育率回升空间十分有限。 中国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比日本更严重 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低迷,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偏高。比如,根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的数据,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2,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5.1和23.9。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过于高昂,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在一二线城市,育儿成本更高。比如最近媒体报道,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在上海养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付出约80万元,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而且,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第三,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在职场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儿所奇缺,使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从而压抑了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 第四,中国的流动人口特别多。虽然中国的整体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五六十,但是农村户口的年轻人已经普遍在城市里打工,他们的生育意愿更接近于城市里的年轻人,所以生育的压力和意愿都不容乐观。 第五,中国至今存在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西方国家近年生育率的提升与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也有关系。比如,2016年欧盟国家非婚子女比例达到了43%,其中法国非婚子女比例最高,高达60%。这些国家保障未婚女性的生育权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尽管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据,但可以肯定中国的非婚生子女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中国对非婚生育仍然存在一些歧视性的政策,比如有些地方的计生条例规定,非婚生育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困难重重。而且,中国的现在人均GDP只有一万美元,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只有60%左右,未来随着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 现在日韩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仍然无法把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有人说,鼓励生育也没用,日韩不是例子吗?但如果日韩不鼓励生育,现在的生育率会更低。生育率的下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所以可以称为“低生育率深渊”。媒体上总在说日韩少子化问题多么严重,生育率多么低,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韩低得多,中国将来的生育率也会比日本更低,或许会与韩国和新加坡持平(新加坡近年来的生育率在1.1左右)。按照现在韩国和新加坡的生育率,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况且,人口急剧萎缩,也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因此,要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被推迟到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间举行。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之后,东京奥组委于当地时间12月3日发布了一份长达54页的报告,表示即便疫情无法在新的开幕时间前得到控制,也有信心如期举行奥运会。 据今日日本网报道,参赛运动员不仅需要在抵达日本以后接受检查,住在奥运村期间也要每4-5天进行一次常规检查。此外,所有运动员必须签署一份行为守则,其中包括在不训练或不比赛时避免高声说话、避免与他人身体接触以及佩戴口罩。比赛结束后,运动员需第一时间离开日本,不得继续留在日本旅游观光。 目前,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罚措施尚未确定,将由东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共同拟定。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表示:“这些规定不是法律,但我们需要保持谨慎,要求人们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将建立一套制度,让各代表团的领队或运动员代表时刻注意。” 根据东京奥组委的预测,奥运会期间可能会出现阳性病例。据悉,这些患者将交由此次专门设立的传染病中心来处理。不过,奥组委官员并没有说明,一旦出现运动员在比赛期间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会对竞赛规则产生怎样的影响。 武藤敏郎表示,严格的安全措施必定会使东京奥运会与以往大不相同,但还是希望此次奥运会仍能在欢乐的氛围中举行。“(本届奥运会)朴素多过欢庆,但我希望它能带给人感动,通过体育的力量鼓舞人们。”他说。
一位日本内阁官员8日透露称,为了提振本国日渐低迷的生育率,日本希望通过助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帮助单身人士找对象。 该官员告诉法新社,虽然人工智能技术无法使人产生浪漫的想法,但它可以帮助人们寻找更多、更优秀的潜在匹配对象。另外,政府计划在下一财年拨款20亿日元(约合1.3亿元人民币),支持地方政府实施助力单身人士寻找爱情的计划。 “我们计划向运营和启动人工智能相亲项目的地方政府提供资金补贴。”他说,“我们希望以此为扭转日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出一份力。” 根据日本内阁的消息,全日本47个县中约有一半的县为民众提供相亲服务,而且其中一些县已经引入了人工智能系统。报道称,人工智能配对通常使用标准化形式列出人们的兴趣爱好,系统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数据显示,日本去年的生育率仅为1.36,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远低于维持人口数量所需的生育率。 而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是导致日本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原因之一,也是日本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政府试图努力确保不断萎缩的劳动力能够负担起不断膨胀的社会福利成本。
日本首相菅义伟8日表示,日本政府将制定新的经济刺激方案。(图片来源:路透社)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8日表示,为了促进日本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中尽快复苏,日本政府将制定新的经济刺激方案,总规模为70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63万亿元)。 菅义伟在会见执政党高级官员时表示,新方案中包括4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5万亿元)用于直接财政支出,及旨在减少碳排放和推动数字技术的举措。 日本内阁预计将于8日批准最新经济刺激方案,这将使得日本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累计金额达到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6万亿元)。今年早前日本推出两个“一揽子”计划,总价为2.2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36万亿元),主要用于缓解疫情给家庭和企业带来的直接压力。 菅义伟在会上表示:“我们制定了这些措施,以稳定就业、维持商业、恢复经济,同时为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新增长开辟道路,从而保护人们的生命和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