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中国金融网讯 近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以下简称“上海协调机制”)印发《关于全面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金融服务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牵头上海协调机制成员单位联合制订的首份政策文件,也是贯彻落实近期国务院金融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要求的具体举措。《意见》对金融支持复工复产和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相关政策举措进行认真梳理和具体细化,从持续加大企业复工复产金融支持、全力保障重大项目有序开复工和产业链协同、积极支持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和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推进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五个方面提出具体落实意见,充分体现了上海金融系统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恢复常态的政策合力。上海协调机制成立以来,各成员单位在合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取得较好成效。下一步,上海协调机制将继续积极发挥作用,加强政策协同,推动《意见》加快落地见效,在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的同时,积极推进金融支持扎实做好“六稳”、全面落实“六保”工作,切实维护上海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关于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金融服务的若干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抓落实”的工作方针,以及上海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抓实抓细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以下简称“三稳”)工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企业复工复产达产,同时注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就做好上海有关金融服务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持续加大企业复工复产金融支持 (一)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支持。继续用好国家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着力做好“保存量、扩增量、降成本”,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到期的普惠项下存量贷款转换成再贷款支持的优惠贷款。落实好国家新增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努力挖掘新增贷款客户、提高首贷比率,扩大优惠贷款惠及面。建立企业复工复产融资诉求问题协调解决机制,缓解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的融资难问题。 (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财务负担。积极落实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金融机构加快存量浮动利率企业贷款定价基准转换,适当向实体经济让利,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落实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减轻企业疫情期间财务负担。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广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积极落实小微企业贷款尽职免责要求。 (三)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进一步完善担保政策体系,继续加大融资担保力度,确保2020年全年政策性融资担保贷款规模增加30亿元以上。对防疫重点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降低政策性融资担保费率,减半收取再担保费率,引导区财政出台担保费补贴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深化银担合作,创新“无还本续贷”融资担保产品;完善企业白名单制管理,开辟绿色通道,提高服务效率。 二、全力保障重大项目有序开复工和产业链协同 (四)保障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有序开复工。积极配合做好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发行和承销,为在建项目及时复工和新项目尽早开工合理提供配套融资和金融服务保障。鼓励金融机构主动对接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重点领域企业和项目,通过发行疫情防控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筹集资金,保障投资项目有序开复工。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支持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依法合规做好旧区改造、保障性住房、轨道交通等重大项目的配套融资服务。 (五)加强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金融服务。优化产业链核心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核心企业降低对上游企业的资金占用,帮助下游企业缓解现金流压力。加强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信贷支持,进一步优化供应链融资服务业务产品和办理流程。提升产业链金融服务科技水平,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的考核激励和风险控制。对暂时受到疫情影响、信用良好的制造业企业,可适当降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比例。加强对航运物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支持,确保国际供应链物流通道畅通,支持全球产业链协同发展。支持期货公司向企业提供场外期权等衍生品服务,为企业管理物料成本风险、稳定生产提供保障。 三、积极支持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和扩大有效投资 (六)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支持政策性银行设立专项信贷额度,以优惠利率支持“三稳”领域中小微企业。鼓励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设立专项贷款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鼓励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扩大贸易融资业务规模,积极应对疫情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鼓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加大对春耕备耕、粮食储备和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的支持力度。支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进一步扩大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加强与政策性担保基金、商业银行协同联动,帮助外贸企业有效分险增信。 (七)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推动扩大在沪金融机构金融债券发行规模,支持上海地区商业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补充资本金。推动在沪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安居工程债务融资的支持力度,重点推动双创、小微企业、三农和绿色等专项债券发行;加大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力度,为民营企业发债融资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和便利条件。支持鼓励外贸型企业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为外贸企业融资提供更为便捷的监管服务。 (八)做好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金融服务对接。推动企业债券发行和外资外债流入的便利化,丰富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开辟快速审批通道,优化业务流程,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完善考核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积极做好上海地区重点发展领域、重大投资项目和重大外商投资项目的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推出定制化金融产品和专属金融服务方案,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G60科创走廊重点产业和重大建设项目提供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制造业中长期信贷投放,提高对制造业中长期信贷不良率的容忍度。鼓励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单位和投资主体通过企业债券融资。 四、积极推进金融领域对外开放 (九)积极落实金融业对外开放。试点外资机构与大型银行在上海合资设立理财公司。支持外资机构在上海设立或控股证券经营机构、基金管理公司,推进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高至100%在上海率先落地。支持境外金融机构在上海投资设立、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试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参股境外资产管理机构等在上海设立的理财公司。鼓励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全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心等总部型机构。允许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注册的融资租赁母公司和子公司共享外债额度。 (十)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全面落实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举措,拓展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债券市场的渠道,丰富境外投资者类型和数量。逐步推动境内结算代理行向托管行转型,为境外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多元化服务。继续推进发行“熊猫债”,吸引更多国际组织、境外金融机构和境外非金融企业在境内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研究推进扩大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具体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金融市场综合服务能力。支持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资金管理中心经批准后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 (十一)继续优化跨境金融服务。扩大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的实施范围,从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扩大到上海全市外贸、外资产业;扩大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试点范围,从临港新片区扩大到上海全市产业链、供应链企业;支持上海发展货物转手买卖、转口贸易,尤其是大宗商品的跨境结算;支持跨国企业集团通过资金池方式在境内外成员企业之间集中开展本外币资金余缺调剂业务。重点研究支持数字贸易开展的跨境金融政策;研究推进跨境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研究推进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专户改革试点。 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十二)深入推进外汇管理便利化。进一步推进“数字外管”平台政务服务网上办理系统应用,优化外汇业务办理便民措施。全面推行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允许试点银行为试点企业提供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办理便利化业务,企业可通过电子方式填写支付命令函办理资金划转。允许企业资本项目收入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提供有股权关系或供应链等关联公司使用。推动完善金融机构汇率风险管理产品,提升服务能力,帮助企业提高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有效应对疫情影响。 (十三)完善账户管理,优化支付环境。支持银行建立账户服务绿色通道,在有效防范风险、准确识别客户身份和开户意愿前提下,探索运用各类科技手段,通过电子渠道为企业办理账户业务。支持银行和支付机构加快拓展移动支付便民消费场景,在保障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推进短期入境境外人士境内移动支付服务试点项目,提升入境游客移动支付体验和满意度。鼓励银行、支付机构立足商业可持续原则,对客户各类支付服务收费实行阶段性优惠。 (十四)持续做好征信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引导社会公众线上办理征信查询业务,鼓励、支持商业银行开通企业信用报告网银查询渠道。指导辖内各征信服务网点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高效提供征信服务,畅通征信维权渠道,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征信服务平稳有序。指导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企业以及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的逾期记录报送予以合理调整,阶段性减免企业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相关费用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10类金融机构征信查询服务费用。加快推动上海市中小微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建设,继续推广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普惠金融应用项目,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 (十五)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在沪机构、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沟通协调。保障金融消费者投诉咨询渠道畅通,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设。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更精准地发挥普惠金融在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等群体复工复产中的作用。
图片来源:微摄中国金融网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支持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汇报,推出和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加大稳企业保就业力度。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精准有力及时推出8个方面90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减免;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行业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减免各类企业缴纳的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上半年达6000亿元,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惠及8400多万职工;免收收费公路通行费1400多亿元,降低电价气价上半年为企业减负670亿元。实施降准释放1.75万亿元资金;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激励国有大型银行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增加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等,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低成本贷款2.85万亿元;对110多万户中小微企业超过1万亿元贷款本息办理延期还本或付息。加大对春耕生产、畜牧业发展等支持力度。上述举措的积极成效正在显现,复工复产正逐步达到正常水平,企业困难得到一定缓解,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进一步落实落细已出台的支持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各项政策,让企业得到更多实惠,稳定就业岗位,减轻疫情对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保障基本民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回升。围绕疫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短板领域,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建设,用好已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紧修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破除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准入障碍,带动扩大社会有效投资。完善对外贸易政策,加快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会议要求,要根据形势变化和企业诉求,及时推出和完善相关政策。一是针对目前疫情尚未过去的情况,允许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所得税,延长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相关税费政策实施期限。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延长免征增值税时间。更大力度帮助企业渡难关。二是在年初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1.29万亿元基础上,再按程序提前下达1万亿元专项债新增限额,力争5月底发行完毕。三是强化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措施。对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适当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支持其多渠道融资,并创设政策工具支持银行更多发放信用贷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原标题:A股公司2019年研发费用同比增21.25%-证券日报网) 编者按: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提升“中国智造”水平,很多上市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力量。今日本报对2019年A股市场整体、创业板公司,特别是研发投入同比增100%的前50名上市公司给予解读。本报见习记者 李正A股市场2019年年报披露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在众多数据当中,研发费用作为上市公司保持高成长性的重要支撑,受到了市场各方的广泛关注。据东方财富Choice的数据显示,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2019年研发费用合计约为7317.14亿元,与2018年相比增长约1282.31亿元,增幅达21.25%。对此,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经济从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转型为技术投入,符合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要求,同时,大部分企业也意识到,只有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私募排排网资深研究员刘有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A股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是2019年新上市IPO企业的数量超过200家。新上市的公司年报披露的研发费用,是相当大的增量,这部分增量所贡献的研发费用增加占比预计接近10%。“另一个原因是上市公司意识到提高研发是企业生存下去的唯一道路,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使企业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生存下去。”刘有华说。淳石资本执行董事杨如意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A股研发费用看似增加许多,但是如果平均到三千多家上市企业,其实并不多,而且研发费用总量占比较高的都是头部企业。“头部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和每年数千亿元的营收相比并不多。”杨如意说。分行业来看,研发费用合计排名靠前的行业分别为:电子设备制造业1297.37亿元、土木工程建筑业1056.83亿元、汽车制造业624.07亿元。杨德龙分析认为,上述研发费用总额较高的行业本身技术含量比较高,属于需要不断进行研发投入的重资产行业,所以研发投入总量较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每年都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新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才能保持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对于A股上市公司中的科技型企业,杨如意认为应该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比如5G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分板块来看,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企业当中,已公布数据的1422家企业2019年研发费用合计约3857.04亿元,占A股上市公司全部研发费用约52.71%,与2018年相比增加约754.16亿元,遥遥领先于其他A股板块。对此,杨如意认为,研发费用与企业市值和营业收入直接相关,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企业,营收规模相对较大,研发费用也更高。此外,记者在梳理数据时注意到,科创板上市企业的研发费用亮点颇多。虽然研发费用总量与主板企业相差甚远,但是科创板上市企业2019年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约为7.56%。
(原标题:“云经济”花样不断翻新 专家提醒注意两方面问题) “云经济”泛指以云技术为支撑的社会经济形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封城”、居家隔离等措施在有效防止病毒传播的同时也为诸多“云经济”模式的落地提供了土壤。春节过后,居家消费、远程办公、线上诊疗、在线教育等“云模式”,激发了“云经济”巨大潜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云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线上业务高歌猛进,“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既有现实需求作为支撑,也有政策支持的效果。“云经济”加速发展,一方面有效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不少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具体来看,各地支持“云经济”的政策各有侧重。贵州省发布《多彩贵州促消费百日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将积极支持发展“智能+”“宅经济”“母婴经济”等消费新业态;安排不低于500万元资金向各类云服务消费企业用户发放“云使用券”;支持企业“上云用云”,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点。青岛市税务局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出了“云办税、云服务、云培训”等一系列服务举措。同时,深化“非接触式”办税服务,突出“云办税”服务举措,引导各区税务局延伸服务触角,为纳税人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办税环境。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支持企业“上云”的政策,向企业发放“云使用券”,鼓励企业加速互联网融合速度和程度。还有部分地方政府探索的“云”模式对于国内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企业办税办证办照也具有借鉴意义。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时间超出预期,提升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信息化度,既是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后期防控模式的客观需要,也符合企业向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转型的大趋势,预计“云经济”会成为未来重要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盘和林表示,“云经济”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化危机为转机;也是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良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极大地开拓了“云”的应用范围,为传统企业推进管理数字化转型和开展线上商业模式打下了基础,也有利于孕育新业态,尤其是依托云计算方式的业态。可以说,未来政务、医疗、娱乐、教育等各个行业都具有较大的云上发展机会,对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来说都是强大的助力。同时,刘哲也指出,“云经济”发展还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第一,企业在进行“云投资”时,需综合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短期需求和经济恢复之后的常态需求,综合评估市场规模和持续的客户需要,避免盲目投入。第二,当前仍处于“云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进行“云创新”时,需要合理评估企业的盈利模式和盈利能力,做好现金流管理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本报见习记者 许伟 5月5日晚,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4月30日通过了赴科创板上市的决议,本次赴科创板上市,中芯国际拟发行股份不超过16.8562亿股,并由海通证券以及中金公司保荐。 5月6日,受此消息提振,中芯国际股价一路走高,股价收于16.9港元,涨幅10.75%。当日,A股的半导体板块也随之应声大涨。5月7日,中芯国际拉升后回落,收于16.94港元,涨幅0.24%。 中芯国际方面在回复《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请一切以公告为准。”接近中芯国际的有关人士则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公司对各种融资渠道保持开放性,并会积极配合有关政策,在科创板的上市,符合(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利益。” 三地上市积极扩产 资料显示,中芯国际2000年4月份创立于上海。2004年3月份,中芯国际分别在纽交所和联交所上市。2019年5月份,中芯国际公告称,公司拟从纽交所退市,但保留OTC市场交易。 Wind显示,以5月7日收盘价计,中芯国际目前在港股的市净率为1.8倍,市盈率为50.2倍,与同行业的科创板上市公司相比,估值处在低位。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创板的高估值会对港股估值有影响,但程度不大。从公告看,中芯国际回科创板发行的是人民币股票,这部分股票不能在联交所交易,未来将是港股与A股分别独立交易。但中芯国际将是第一个包含科创板在内的三地上市企业,这将为其他类似企业建立样板。 2019年年报显示,2019年中芯国际实现收入31.16亿美元,实现净利润1.59亿美元,同期的研发费用为6.87亿美元,研发占比在20%以上。 中芯国际在公告中表示,拟将本次募资的40%用于12英寸芯片SN1项目,40%用于补充流动金,20%用于研发项目储备资金。据悉SN1项目主要是生产14nm及更先进芯片。中芯国际方面表示,赴科创板上市将使本公司能通过股本融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并于维持其国际发展战略的同时改善其资本结构。 半导体研究机构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虽然在7nm领域,中芯国际与台积电和三星有差距,但是14nm领域,中芯国际在中国大陆企业里跑在前列,并且目前14nm领域市场需求旺盛。2019年年报显示,中芯国际28nm以及14nm芯片创收占比为4%。对此,顾文军表示,14nm是一个长节点,随着14nm芯片扩产,未来中芯国际将新增持续增长的业务点。 或借政策东风 同样在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相关安排的公告》(下称“《公告》”)。 金杜律师事务所单颖之律师指出,相比于此前红筹回A市值必须超过2000亿元的要求,《公告》降低了回A门槛,即市值只要超过200亿元且符合监管要求的境外上市红筹企业可申请在境内上市。 从市值看,截至5月7日收盘,中芯国际的总市值约873亿港元,远超200亿元的门槛。中芯国际的科创属性也契合了政策修改后的要求。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尹汤律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告》虽然短小精悍,但是内容重磅。降低市值门槛、给VIE结构境内上市提供政策支持等内容,对于中芯国际这类境外上市的红筹回归肯定是利好。” 尹汤同时指出,《公告》部分条款表述上偏原则化,比如VIE结构回归上市如何征求其他部门意见等,具体操作还得看进一步规定。 虽然中芯国际赶不上成为首家以红筹模式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第一家企业为华润微电子),但是很可能成为首家以红筹模式实现“A+H”科创板上市的企业。 中芯国际方面预计,未行使超额配股权的情况下,在科创板上市后,境内A股股东将合计持股24.64%,核心关联人士的持股比例则降至24.22%,而公众持有的港股比例则降至51.14%。 点燃板块行情 5月6日,半导体板块跟随中芯国际开启了大面积上涨行情,5月7日,板块股价有所回落。 5月6日开盘后,半导体板块领涨两市,长电科技、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个股迅速拉升;当日收盘后,沪硅产业、聚辰股份、南大光电、晶瑞股份、兆易创新等多股纷纷涨停。此外,光刻胶、显示屏制造装备、半导体材料等上下游行业的概念板块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证券日报》记者发现,表现抢眼的个股与中芯国际均存在“荣辱与共”的紧密联系。例如,新晋科创板企业沪硅产业是中芯国际重要的原料供应商,4月底,原中芯国际CEO邱慈云出任沪硅产业总裁;安集科技则深度绑定中芯国际,后者是最大单一客户,收入占比近6成;中芯国际是中微公司的第二大客户;兆易创新则是中芯国际的客户及战略投资方。 在方正证券分析师陈杭看来,中芯国际作为国产晶圆代工龙头,近年和大陆国产设备、材料、设计厂商密切合作,成了国产IC产业生态的“航母型公司”。目前半导体行业已处于上行周期,中芯国际2020年将重启增长。此次拟科创板融资将进一步提高“国产IC航母”的实力,促进国产IC生态发展,相关“中芯国际产业链”企业将受益。此外,“红筹回A”政策利好海外上市科技股。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金李 疫情向全球扩散后,美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将涌入中国?国际经贸中,政府应怎样为企业提供外交保护?对于全球供应链受影响,国内政策将如何应对,企业该如何处理? 美国经济的问题,已经逐渐显露了 特朗普当政以后,美国经济总体恢复比较平顺,资本市场一路向好,所以美国人在疫情之前,都受到这番景气的感染和鼓舞。 疫情突然冲击,基本上把特朗普执政期的全部经济和金融成果打回原形,也让美国人认识到:过去那种过于乐观和繁荣的景象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之上。 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近期美股多次熔断,背后就是美国人的恐慌。关于疫情的更多信息逐步释放出来,整个市场被突如其来的冲击给惊呆。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先行指标快速地调整,剧烈地振荡。 美国市场高度杠杆化,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就会给头部对冲基金带来巨大的赎回压力。这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本来没受影响的机构也都突然开始甩卖了,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上恐慌的蔓延、危机的扩散。 这些都反映了美国经济本身基本面的巨大不确定性。和2008年、2009年相比,这次疫情已经更多地牵扯到基本面了,对美国和西方经济的长期影响也会更深刻。 美国经济可能面临重大调整,不确定将来会调整成什么样。很多人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成长性产生了一定的疑问。 美国失业人数会非常高?疫情会引发新一轮全球大萧条?在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出来的时候,大家顺着往前看,得到的结论会很悲观。 我个人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现在下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美国的常态化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确实会出现严重的萧条、大崩溃;如果处理得当,它就是可控的。 我们不应该过于低估美国和整个西方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这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灾难,也是一次重大的机会,可以审视自己过去发展路径和模式,再加以调整、转型升级。 美国在国际上接连犯错,自毁形象 美国官方刚开始应对不充分,非常笨拙。一是很多官员不作为,觉得疫情只会发生在中国,美国没事;二是去年是大选年,他们的注意力也被分散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把疫情当回事。 和前期相比,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有了非常大的改进。政治家们已经凝聚共识,放下很多的矛盾和斗争,通过了一系列的提案,修改现有制度……信息也快速透明地传导了,疫苗的研发,呼吸机和口罩的供给,应急医疗设施的搭建等也都跟上了。 但是,美国的政客们在国际责任担当方面做得很差,对这个群体的名誉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也给美国过去在世界上长期维持的“带头大哥”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毁损。 一是前期他们觉得这是中国的事,轻描淡写地表示“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还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嫌疑,说中国的供应商都靠不住了,美国需要加强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紧迫感。 二是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美国全面封锁其他国家,不给提供援助。美国现在已经是无力兼顾别人,大家也能理解,将心比心。但是它在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没有帮助。 三是对中国的抗疫措施指指点点,试图把责任转嫁给中国,污蔑中国隐瞒了疫情、控制不力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还希望中国能够给美国出钱解决问题。 不论如何,这加剧了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亚洲裔等少数族裔的偏见、歧视,也对中国企业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对和中国这样的国家长期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冲击。 中国要把自己稳住了 之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说,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涌入中国是大概率的事情。这是一种可能。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继续在国际上犯错,并且中国处理得当,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但前提是处理得当,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把自己稳住了,不能弄砸了。“不能弄砸”的意思是我们要做好政策支持,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让进来的钱有安全感,从而更多的钱才能更放心、更顺畅地进来。 现在,中国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资本高度流通了,实体经济可能会出现“中美脱钩”。很多西方政客都在鼓吹“去全球化”,希望我们弄砸了,这样他们会有更多机会。 虽然大家觉得美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是多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要真的想在国际上撼动它的地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美联储在不断地量化宽松。老百姓都知道,钞票越印越多,将来肯定会“水”。之前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很多资产就都流向美元现金——在紧急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觉得资产放美国安全。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长期不可持续的策略。避险情绪过去之后,大家都要兼顾资产保值增值,稳定和发展的需求。如果美国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得不到改变,很多人就会寻求别的去处。 虽然我们平时不怎么说,但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较快地发展。即使是6%,也比全球平均速度还要快不少,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快1、2倍甚至更高。 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将部分资产配置在中国所获得的收益能够“水涨船高”,对未来长期资产的稳定性也有巨大的好处。 全球产业链重构,需从2大层面下手 在疫情之前,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就已经开始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就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美国希望能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所以,不光是短期受疫情的影响,我们也要考虑长期的问题:如果未来逐渐受到更多的影响,原来可以提供的半成品、原料,可以有的市场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办? 我们得建自己的一套全球供应链,以中国为核心的,也是全球参与进来的。这里面不一定有美国,或者美国的重要性相对比较弱,不再是主要的采购方了。这样,中国企业的未来才是可期的。 这个过程,光靠代表局部力量的企业很难做到,还需要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协调,地方和中央政府举全国之力,重新梳理各链条,进行传导,打通经脉,才可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尽快完成全产业链的调整。 比如我们经常讲的物流、商流、资金流几个链条。现在中国企业到海外,最需要依赖的还是来自于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像顺丰、菜鸟网络等物流企业,它们需要更好地对接上。 资金流也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仰仗。国外大的金融机构像汇丰、花旗等都不大可能给中国企业贷款,除非有很长期的关系、很熟了。它们有的对中国企业不熟悉,有的觉得中国治理机制不行,信息披露不完善,所以不愿意给中国企业借钱。 再加上,西方国家本来资金就不充裕,一旦它们国内出问题,可能就出逃了,像大量资金从其他国家逃回美国那样,会对其他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生冲击,甚至出现崩塌。 这时候,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不可以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现在情况很好,资金充足,保险等其他广义的金融机构也要跟上,才能把我们企业在海外的运作服务好。 在这前提之下,如果我们再把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欧洲、拉美、中东等区域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中国企业原料和半成品的采购地、最终产品的输出地,那就把新的一套全球供应链给建好了。 中国政府绝对可以大有可为,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将来还可以做更多事情。 未来的国际贸易关系,国家可以提供更多支持 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政府最合适承担的角色是协调辅助者、资源提供者。比如,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去国外做项目,可能会遇到各种政治上的非常复杂的事情,那我们的国家可以提供支持。 其实,美国政府也这么做。如果一个美国企业在非洲出了事,被当地人欺负了,美国政府很可能就跳出来了,给它提供外交保护。我想中国政府未来也可以更多地发挥这样的作用。 还有,什么地方缺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有什么风险等等,这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企业跑到国外去,对当地情况也不熟。这时候,国家可以给提供各种信息。国家层面得到的信息肯定比任何一家企业都来得更全面、更系统。 包括对外出口或援助,有媒体报出来,说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不达标。事后仔细研究,发现只是中国的产品信息和外国的产品信息不完全通畅,标准混淆或其他原因,不见得是我们的东西不行。 这种事情如果不解决,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形象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市场化的事情还是得由市场主体来做,政府一定不能像以前说的“国进民退”那样,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玩不转了,等它到了国际上就把它给收编了。 企业是第一位的,只有企业自己有强大的愿望能活下去、活得好,它才可能做到,否则政府怎么救它都救不活。 关于短期和长期,给企业的2个建议 疫情向全球蔓延后,我们很多的出口外贸企业受负面影响比较严重。按以前的说法,这些企业是“两头”在外,原料从海外进来,最终的市场也到海外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很多订单都大幅减少了。 怎么办?企业应做“短期”与“长期”的两手准备。 短期,企业需要寻找替代性市场。之前,国内去库存,很多产品没什么供应;疫情发生后,消耗了不少民生必需品;现在情况逐渐稳定了,外贸企业可能会在国内市场找到机会。 刚开始做,别嫌国内的机会比较零散、比较辛苦。以前外贸生意好做,大单简单,直接把货发给国外,一下子解决了产能的70%,不用操心很多其他的东西。现在国内订单不是那么的齐整,你可能得找10个、20个单子才凑够数。 对于一些产业,不太容易找到替代性市场,那可以在工艺相近、储备力量足够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转产。比如,汽车的供应链条是最长的,这些厂现在可以考虑生产更多抗疫的设备。 长期,企业家也要懂“顶层设计”。 在疫情之前,我们国家已经释放了一些原来因经济、金融过快发展导致的不可持续性带来的压力。包括对地方政府和部分居民家庭的杠杆进行控制,遏制P2P爆雷、跑路等问题继续恶化。 事后来看,如果这些风险当时没有被释放,都依然在,那到今天疫情叠加的情况下,恐怕金融市场一下子就全部疯掉了,国内企业就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这次疫情让很多企业家意识到,很充足的资金还有断链的可能。十年之后,这些企业可能辉煌得不得了,问题是这个坎儿过不去,中间就已经突然断裂了。 很多企业家将所有的身家都放在企业里面,一旦出事,家里面其他的流动性就真的没了。一夜之间想把企业大甩卖,可能以一半的价钱都卖不出去。所以,我们需要留足更多的缓冲和空间。 大部分人考虑的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取舍,但是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留3-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现金外,我们要有一定的流动性,在需要的时候容易很快出手。 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会发现黑天鹅有,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只,所以分散风险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极端情况下,全球市场也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我们并不能说“他不行了,我很好”,全球都是同此凉热的。 本文原发于正和岛商业洞察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卞永祖 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经过三十多年经济全球化发展,依靠市场的力量,将各国纳入了统一的供应链、价值链,全球也形成了一张大型的上下游企业组成的网络。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已经深度的嵌入到这种网络中,其主要的标志就是进出口得以快速增长,中国从世界各地大量进口矿产和能源以及各种零配件,然后组装成产品输送到世界各地,由此中国也成为了直接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全球十大港口中有七个是中国港口。可以看出,贸易的紧密程度可以反映国家之间供应链的紧密程度。日本、韩国、美国、欧盟、东盟一直是中国排名靠前的贸易伙伴,所以中国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供应链紧密程度也最高。比如,2019年华为从日本、韩国、美国的采购额都在百亿美元左右,可以看出,华为作为一个大型跨国企业,跟上述三国企业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供应链关系。 根据海关发布的进出口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0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4.9%,同时,东盟代替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为1.35万亿元,增长5.7%,占我外贸总值的14.9%。作为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欧盟、美国的贸易总值分别为1.23万亿元、9584.6亿元,分别下降6.6%、12.8%。另外中国虽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0.9%,实际上如果去掉东盟十国,中国与另外54国的贸易额实际上还下降了3.3%。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但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更加紧密了,中日贸易额下降2.1%,也强于整体水平,中韩的贸易数据没有公布。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供应链合作紧密程度在提高,也就是说,供应链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如果看到整个国际贸易在处于下降趋势的话,实际上东亚供应链区域化趋势是非常快速的。 当然,供应链区域化趋势早就存在。随着中国劳力成本的提高,一些企业开始将工厂迁移到东南亚各国,但是这些工厂大都跟国内保持着紧密的上下游关系。同时,中国自身作为一个超大型市场,产业链本来就比较完整,随着中国科技能力的提高,原来需要到欧美购买的产品,也开始部分的用国内的产品代替。这里面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汽车产业,越来越多的配件都可以在国内生产。 这种供应链区域化以前仅仅在东亚表现的比较明显。又因为本次疫情对东亚国家整体上受影响程度远小于欧美国家,因此客观上促进了东亚国家企业之间的合作。是不是随着疫情结束后,这种特征会再次淡化? 实际上供应链区域化不仅不会淡化,很可能会在世界其它地区也将体现出这种特征,其中主要就是北美和欧洲。今年3月份,欧美疫情爆发初期,其证券市场经历了大幅波动,美国更是在一月之内四次熔断,世所罕见。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在没有疫苗、特效药的情况下,无法确定由于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对大型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跨国企业才第一次意识到全球化存在致命缺陷。以往虽然也发生过地震等自然灾害影响到了供应链的稳定,但是那都是在局部,并且受到影响的周期是可以预判的,而这次,人们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毫无所知,并且据科学家判断,类似冠状病毒有可能长期与我们为伴。 因此,跨国企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可行的办法就是要将尽量多的供应链环节聚集在一起,就像中国这样,形成区域化的供应链中心,就不再担心由于物流出现问题导致的供应链价值链中断。 而这一趋势也与欧美部分国家出现的保守主义遥相呼应,最终使得这一趋势呈现出加速迹象。因此,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会出现三个供应链聚集中心,也就是东亚、欧洲和北美。而这三个地区也成为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中心。某种程度上,这三个中心将是竞争的关系。这也可以看做是经济区域化发展。 这是否是一种逆全球化?可以说是。因为人们已经发现,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存在很多问题,过度的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却损害了社会效益,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分配不公,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种区域化趋势既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各地的禀赋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由于区域内地理、文化相近,协调更加容易,实际上产生的社会成本要低。 所以,从这种发展趋势看,企业和国家都应该把周边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疫情的影响短期内无法消除,必然对一带一路造成了影响,部分项目进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如果说,世界呈现出三个经济中心,那么 “太平洋足够大、亚欧大陆足够阔”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世界发展会更加均衡、更加和平。当然,有的国家和地区的心态肯定需要调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