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月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学术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撰文，从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依法构建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四个方面梳理了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的要点与要求。 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 高培勇 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语境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简称《意见》）作出了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新的战略部署，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为新时代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举足轻重，系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意义的关键要素。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对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是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意义的重要举措。 一、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作为现代财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格局，要建立在“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两个积极性特别是地方积极性的发挥，须以科学规范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前提。针对现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意见》作出部署，旨在构建新时代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格局，其科学性和规范性，集中体现于“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上。 所谓权责清晰，就是要有清晰的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一方面，要按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以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边界为前提，清晰界定好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所须履行的职责（事权）范围。另一方面，将政府所须履行的职责（事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加以分解，从而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事权）范围。在此基础上，与事权相对应，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 所谓财力协调，就是要形成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合理财力布局。在清晰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一方面，根据现行税制体系中的各个税种属性，将其分别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另一方面，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按税种划定中央和地方的收入来源。以此为基础，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格局。 所谓区域均衡，就是要稳步提升各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在清晰论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要通过调整完善中央对地方的一般转移支付办法，将中央转移支付的效果落实在提升各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水平上。 二、建立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 作为现代财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预算制度的格局当然要以现代预算制度为镜鉴。根据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原则，特别是针对现行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意见》作出部署，旨在构建新时代现代预算制度格局，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于“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上。 所谓标准科学，就是预算收支尤其是支出预算的编制要有科学的标准作为依循。要合理确定各类预算支出的定额标准，建立健全定额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推动预算科学精准编制。要深入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发挥标准对预算编制的基础性作用，并将其运用于预算评审过程。 所谓规范透明，就是预算的编制、执行以及决算须严格遵循现代预算管理的基本规范，坚持全面公开透明。要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管理，既不允许有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也不允许有游离于预算管理一般规范之外的政府收支。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全面提升预算透明度，将全部政府收支从头到尾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监督之下。 所谓约束有力，就是全面落实预算法，强化硬化预算的法治约束。要严格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实行先预算后支出，无预算不支出。要坚持所有政府支出以取得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为前提，任何预算调整或调剂事项，都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批准。 以此为基础，全面实行预算绩效管理，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政策实施效果。 三、依法构建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作为现代财税制度框架下的一种特殊的财政收入形式，举债融资不仅事关财政收支自身平衡和风险防控，而且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全局。 针对我国现行政府举债融资格局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意见》作出部署，旨在构建新时代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格局，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于“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上。 所谓管理规范，就是举债融资要依法依规，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一方面，各级政府的举债融资行为，都要严格遵循预算法以及国家相关法律规范，不能无序而行，不得逾越举债程序而违法违规举债。另一方面，要实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将举债融资控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除此之外，不得以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任何形式，要求或决定企业为政府举债或变相为政府举债。 所谓责任清晰，就是要明晰因政府举债融资而产生的相关责任主体及其相关责任。一方面，要坚持谁举债、谁负责、谁承担责任的原则，将债务资金使用以及还本付息的责任落实到位。另一方面，要建立从发行、使用到付息、偿还的考核问责机制。 所谓公开透明，就是要严控地方隐性债务，将所有政府债务纳入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监督视野。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要通过强化债务管理，实行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债务透明度和资金使用效益。 所谓风险可控，就是要坚持举债同偿债能力相匹配，严格防控国家财政风险。要坚持审慎决策，始终从长期大势认识形势，保持融资规模与项目收益相平衡，把风险关进笼子。要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及化解机制，避免财政风险延伸出金融风险、社会治理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四、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作为现代财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当然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 针对现行税收制度格局的突出问题，《意见》作出部署，旨在构建的现代税收制度格局，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于税收制度结构优化与中央和地方税源及其管理权限分配这两个关键点上。 现代税收职能的实现，无疑要以相对均衡的税收收入结构和税收来源结构为前提，让每一项税收职能均可获得与其相对称的税种支撑。要针对现行税制体系间接税比重相对较高、直接税比重相对较低的短板，通过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优化税收收入结构。要针对现行税制体系企业税收来源相对偏高，个人税收来源相对偏低的短板，通过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优化税收来源结构。 现代税收职能的实现，还要以中央和地方之间税收来源及其管理权限的合理划分为前提，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要通过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增加地方税或中央地方共享税税种的选择空间。要通过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将财权与事权相统一落到实处，为有利于发挥地方积极性奠定坚实的地方税及其管理权配置基础。
地方AMC（资产管理公司）再添一家。近日，湖南省第二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湘江资管”）获得湖南省政府授牌，并与工、农、中、建、交等12家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湘江资管由长沙市市属国企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起筹建，中央企业远东宏信有限公司和本土民企长沙南润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湘江资管注册资本30亿元（实缴）。记者获悉，湘江资管于2019年9月通过湖南省金管局组织的现场验收，当年12月获得湖南省政府开业批复并通过银保监会资质备案公示，是银保监会153号文发布后的第一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湘江资管相关人士称，公司将聚焦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主责主业，同时，也将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发挥混合所有制优势，提高国有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水平，审慎布局基金、资产运营、破产管理人、金融科技、不良资产交易平台等板块，构建“不良+投行+金融服务”的业务结构，力争在四到五年内发展成为资产规模过达到300亿的资管公司。 截至目前，我国不良资产行业收购端的生态链目前有5家全国性AMC、5家金融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以及60多家地方AMC。有分析人士称，未来仍将有一些入局者，不良资产行业将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又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AMC）推出大规模增资混改计划。日前，云南省级地方AMC——云南省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云投资管）在官网发布公开招聘投资人公告。 根据该公告，公司拟新增投资方1～5名，且任一新增投资方认缴注册资本不能少于10亿元。以此计算，云投资管此番增资将增加10亿元至50亿元注册资本。 云投资管引入新投资方 2016年底注册成立的云投资管，于2017年4月获原银监会认可，获得参与本省范围内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工作的资质，成为云南省内唯一一家地方AMC，也是省内首家省级资产管理企业。 工商信息显示，云投资管初始注册资本10亿元，由云投集团全资控股，并在去年2月完成首轮增资，注册资本翻番。 成立以来，云投资管业绩实现较快增长。截至今年4月末，公司总资产近55亿元，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7亿元，同比微降；但净利润同比大增122.1%至1.85亿元。 根据公告，云投资管希望通过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以实现资源互补，发展混合所有制。 具体来说，本次增资拟新增投资方1～5名，任一新增投资方认缴注册资本金不能少于10亿元。以此计算，本次增资完成后，云投资管注册资本至少增加至30亿元，至多增加至70亿元。 其中，如果新增投资方为1名，则新增投资方持股比例不高于49%；如新增投资方为2名及以上，则新增投资方合计持股比例不高于65%，且单一新增投资方持股比例不高于35%，以保证云投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地位。 云投集团也可以根据本次增资实际引入的投资方情况，对云投资管进行同步增资。 募集资金将用于提高公司资本规模水平，支持补充经营流动性，拓展业务规模，巩固抗风险能力，增强云投资管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力，实现快速可持续发展。 多家地方AMC 混改进行中 事实上，年初以来，已有多家地方AMC完成增资或引战混改。背后则是地方AMC监管趋严、经济结构调整促使不良规模攀升，带来增加资本实力的实际需求。 其中，重庆首家地方AMC——重庆渝康资产混改即将收官。据重庆燃气5月21日公告，华润金控已成为渝康资产54%股权的受让方。 而在浙江省级AMC——浙商资产年初召开的一季度“开门红”大会上，公司高管也表示，“二轮增资已基本收尾，公司资本实力即将迎来新的跨越”。 此外，去年下半年也有多家地方AMC推出混改计划。其中，天津首家地方AMC——津融集团于去年9月挂牌引战，希望通过股权转让与增资扩股相结合的方式，引入不超过1～2家投资者，合计股权占比不低于51%。 四川省首家地方AMC——四川发展资产则于10月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增资扩股项目，希望引入多家外部投资方，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20亿元。
5月地方债发行13025亿元，创地方债单月发行量新高。截至5月底，2020年地方债共发行31997亿元。其中，新增债券27024亿元，再融资债券4973亿元。新增债券发行完成中央提前下达额度的94.9%。其中，一般债券5522亿元，完成中央提前下达额度的99%；专项债券21502亿元，完成中央提前下达额度的93.9%。 财政部表示，1至5月地方债发行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发行规模大幅增加。1至5月地方债券发行31997亿元，同比增加65.1%；新增债券发行27024亿元，同比增加85.3%。二是发行进度明显加快。三是筹资成本有效降低。四是债券期限与项目更加匹配。五是资金投向聚焦“六稳”“六保”。 财政部表示，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重大项目，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更好地发挥地方债券对“六稳”“六保”的保障作用。 展望未来，从新增债券看，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全年3.75万亿元的新增专项债规模仍有1.46万亿元。加上1至5月内尚未发行完的提前下达额度0.14万亿元，年内共计约有1.6万亿元2020年的新增额度待发。从再融资债券看，截至5月末，各地发行再融资债券4974亿元，距离财政部明确的2020年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上限18358.8亿元还有超1.3万亿元规模。两者合计将有3万亿元供给。 “供给因素对债市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后续央行态度。”广发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刘郁表示，一是要关注央行何时重启逆回购操作，以及是将短端利率维持在1%附近，还是引导其回到逆回购利率附近；二是要关注中期借贷便利（MLF）和逆回购利率何时下调，从而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以强化降息预期。
2020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和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行情601633,诊股)(港股02333)总裁王凤英联名提交了《关于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建议》，建议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并以50%∶50%的比例进行共享。此外，李书福还提出了将汽车消费税征收后移的建议。 两位人大代表的建议，将汽车行业税改的话题再度推向了公众的视野。同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出的“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实际上已切实惠及了汽车行业。那么，汽车业的税改空间到底有多大？改革将从哪些角度入手？汽车消费能否迎来新一轮的减税降费福利？推动汽车业税改会带来哪些影响？ 消费税后移系大势所趋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减税降费俨然成为了一大亮点。报告指出，2020年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实际上，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就已释放了税收改革的信号，将制造业等行业的税率下降3个百分点至13%，这其中，汽车产业便是利好政策的先行受益者。 而在今年年初疫情期间，政府部门已然采取了延长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免征期、降低二手车增值税等措施，为汽车行业派送了实实在在的减税降费“礼包”。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李书福和王凤英联名建议将汽车消费税征收从生产环节后移至销售环节；全国政协委员、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则建议，精准降低制造业税费负担，包括简并增值税税率，逐步下调一般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取消对普通汽车征收消费税等。 汽车业代表委员的集体发声，似乎有望推动汽车业减税降费的进一步深化。那么目前汽车企业的税负到底重不重？如果推动减税降费，将从哪些角度入手？对此，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客观来说，汽车业的税费负担仍然是比较重的，推动减税降费很有必要。 据了解，在我国现行税制中，与汽车产业相关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购置税和车船税5大税种，分布在汽车制造购置、保有以及使用三个环节。除此以外，车企还需要承担一些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城建税、地方教育费等。 以消费税为例，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财政收入中，国内消费税12562亿元，其中汽车制造业全年消费税逾900亿元，占消费税总收入的8%。足以看出，汽车业对于财政收入的贡献显著，但换个角度而言，企业所承担的税费负担仍然是较重的。 中国税务学会理事焦瑞进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在前期市场需求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缴纳税费多、贡献大是好事，但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攀升，汽车市场的增速放缓，企业的新车销售也在缩减，继续承担高昂的税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应该积极考虑改革。 崔东树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推动汽车业减税降费，并非意味着完全不缴税，而是要在经济遭遇波动的背景下阶段性地减免税收，这对促进汽车消费是比较有利的。 “具体措施来说，正如汽车界的代表们所建议的，一是推动消费税后移，二是阶段性地减免税费。”崔东树说。 记者注意到，实际上，2019年10月，国务院就曾印发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明确提出了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同时消费税稳步下移至地方。 而在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再度提及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 焦瑞进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推动汽车消费税征收后移的大背景，是国家在进行税制的整体改革，这不仅是学界普遍呼吁的，也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和惯例。 由此可见，推动消费税的后移，已成为大势所趋，而通过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上的进一步呼吁，汽车的减税降费进程也有望进一步迎来“优惠礼包”。 税改方案可行吗？ “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共享比例为50%∶50%。”除了呼吁汽车消费税征收后移外，李书福还建议针对车辆购置税的征收进行大力改革。同时，他还建议将调整后车辆购置税地方财政收入适当比例用于汽车企业新技术研发以及促进汽车消费。 在李书福看来，之所以提出上述建议，主要是因为当下的汽车行业税收制度已成为地方提振汽车消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重要障碍。 记者了解到，车辆购置税指的是对在境内购置规定车辆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它由车辆购置附加费演变而来。国家通过开征车辆购置税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可以更好地将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财政资金，具体来说车辆购置税更有利于依法合理地筹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资金，保证资金专款专用，从而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据悉，目前我国汽车领域主要涉及的税种，地方政府的获益是偏低的。其中汽车购置税和消费税均为中央税，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仅有车船税为地方税且占比微乎其微。 李书福认为，地方在快速增加的汽车销量中没有获得收益，相反却承担着汽车保有量快速膨胀后的交通拥堵成本和道路、停车场、充电桩等基础设施投入成本。因此，为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活力，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车辆购置税也需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那么，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可行性如何呢？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车辆购置税收入3498亿元。按照李书福等代表建议的比例测算，则全年可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1700多亿元。而按照相关测算显示，未来十年，汽车产销尚有一定的增长空间，有望在2030年达到3500万辆，即便是在单车售价不变的情况下，预计2030年全国的车辆购置税收入也接近于5000亿元，按照中央与地方50%:50%共享比例，地方政府可增加税收2500亿元。 地方政府收入增加了，则更加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在拉动汽车消费上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其加大对城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解决城市道路拥堵和停车难等问题，长期来看，汽车消费得到进一步刺激，可带动产业链的上下游协同，其实是更加利好于中央税收的。 不过，此建议提出后，网络上也传出了另外一种声音，认为车购税由中央与地方进行共享后，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苗头出现。对此，崔东树回应称，代表们提出的建议其实是一套组合拳，按照目前的政策，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的车辆才可以拿到补贴，非本地生产的车辆是拿不到补贴的，这种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因此推动消费税后移，在购置税上让地方也能实质获益，其实是会减少地方保护的。 此外，关于购置税层面，也有两会代表提出了更多的建议思路，例如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悦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王连春就建议要分级征收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具体来说，可以按排量分级确定差异化税率，1.6升及以下执行5%的税率，1.6升以上执行10%的税率。这种措施可以在产业保增长的同时，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充分满足了国家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 崔东树告诉记者，两会上汽车界代表提出上述建议，基本与中央的步调是一致的，目前汽车业的税收改革是有一定空间的，尤其是要推动从中央到地方的让渡，由人大代表提出相关建议，则更加有利于加速其进程。 不过也有专家提出，推动汽车税收改革是个系统问题。焦瑞进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汽车业的税费负担确实相对较重，但如何改革可能并不会如目前代表所建议的这般。总的看来，推动汽车业的税改是长远的统筹优化问题，而不能靠短期推进。当前对于税收治理体系而言，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完成所有税种的立法。
5月地方债发行量超1.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专项债发行规模超万亿元，占比约八成。专家认为，5月地方债发行量激增，尤其是专项债占主体，投向领域多为支持新老基建、老旧小区改造等，相关资金将再获充实。 单周单月规模齐创新高 5月最后一周，地方债发行量激增，使单周、当月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截至5月28日，各地已披露在5月发行的地方债共计13024.58亿元，创下单月发行历史新高。其中，专项债10309.65亿元，占比79%。 5月25日-29日地方债更是集中发行，各地计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7701.08亿元，继今年1月13日-17日4839.38亿元后，再次创下单周地方债发行史上新高。其中，专项债券发行6341.96亿元，占比高达82%。5月前三周，地方债发行规模分别为265.9亿元、1623.6亿元和2201.8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5月成为地方债发行高峰在预期之中。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再提前下达1万亿元专项债新增限额，力争5月底发行完毕。此前，财政部已分两次下达1.29万亿元专项债额度。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新增专项债已发行11521.53亿元，此前额度几近告罄。 分地区来看，5月地方债计划发行规模最大的地区依次为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这三个地区同样是今年以来地方债计划发行规模最大的地区。 新老基建资金获充实 目前，提前下达的额度又即将用完。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全年3.75万亿元的新增专项债规模仍有1.46万亿元待下达。 展望未来，广发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刘郁表示，站在专项债融资同比增速的角度，5月可能是全年同比增速高点。6月地方债新增限额可能才逐步下放到各地，7、8两月预计为地方债下一个发行高峰，地方债供给压力可能仍然较大，但是预计不会超过5月，发行规模可能在7000亿元左右。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专项债重点用于支持促消费、惠民生、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从发行用途来看，中国证券报记者初步统计发现，5月新增专项债券绝大部分投向基础设施相关领域，也有部分投向老旧小区改造。其中，广东于5月12日在全国首发新基建专项债券，选取了重点实验室、智能交通设施、智能停车场等33个“新基建”项目，4只“新基建专项债券”合计86.6亿元。 “考虑到5月发行集中在最后一周，预计对应6月基建投资将继续好转。”刘郁表示。 海通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于博认为，2020年基建融资总额有望实现11%的增速，且无论从产业升级还是从融资结构来看，以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基建”都大有可为。且今年PPP项目执行阶段投资额有望提升，而基建类PPP项目民间资本金规模有望超过1万亿元，配合专项债将更有力提振基建。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5月22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今年财政资金怎么花？重点领域支出如何保障？针对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代表委员和有关专家。 财政政策力度空前，发挥稳定经济关键作用 今年财政政策将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 “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提高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是特殊时期为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实施的特殊举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委员认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经济下行压力和社会民生压力加大，重点领域风险有所集聚，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旨就是对冲风险。 “扩大内需、激发市场活力，结构性财政政策比总量性货币政策效果更明显。”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表示，今年财政政策的“三支利箭”力度空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具体体现：把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可以有效对冲疫情造成的财政减收增支影响，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可以增加地方可用财力，弥补财政缺口，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并预留部分资金用于解决基层特殊困难；安排地方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可以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 今年赤字率首次突破3%，意味着什么？ “今年以来，中央大幅增加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加快发行使用进度，有效地拉动了地方投资。”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石建辉代表介绍，一季度湖南省发行一般债券257亿元、专项债券441.5亿元。“一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4.9%，专项债券发挥了明显的支撑作用。” “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绝对规模3.76万亿元，为历年最高。”恒大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罗志恒认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2019年中国政府债务率为54.2%，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风险是可控的。 精准发力“六稳”“六保”，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7850亿元，增长3.8%，重点保障打好三大攻坚战、扩大内需、加大基本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等方面，财政政策支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主线明晰： ——下大力气保市场主体。今年将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担保费率、降低工商业电价5%政策延长到年底。“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这些举措‘放水养鱼’，将为企业纾困解难，激发企业创新、居民创业活力，切实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代表说。 ——投入真金白银织密民生保障网。今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将提高5%，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升至4%，居民人均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中央财政安排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484亿元……“今年基本民生投入力度更大、保民生底线的政策更多，这为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拉动内需提供了有力支撑。”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罗建国代表说。 ——多方筹资保基层运转。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12.8%，安排特殊转移支付6050亿元；自3月1日至6月底，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5个百分点，新增留用约1100亿元全部留给县级使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代表认为，中央加大力度下沉财力，强调确保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这对基层政府来说是“及时雨”。 ——在保障粮食能源安全方面，今年中央财政将支持新建8000万亩高标准农田，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供应，继续出台支持页岩气、煤层气开采利用，建立和完善能源安全储备制度等措施；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等措施。“在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2020年预算安排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方位发力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张连起委员说。 刘尚希委员认为，今年的预算报告坚持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同时也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思维，统筹考虑应对风险和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加大培训投入等政策，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预算报告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持续发力。比如，对新增专项债的使用突破了传统思路，增加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回应了群众关切；再如，安排专门资金重点用于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既能解决眼前问题，也利在长远。”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陈春平代表说。 各级政府过紧日子，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5.3%，但财政支出仍保持一定强度，殊为不易。各级政府要真正过紧日子，节用裕民。”刘尚希委员说，今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这一点要不折不扣地完成，“财政资金使用必须大力提质增效，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 “财力向基层下沉后，要把资金管好用好。”戴运龙代表表示，要灵活用好库款调度和转移支付政策，统筹财力，加大对市县基层支持力度，确保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生领域，兜牢兜实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底线；同时深入分析疫情对经济运行和财政收支的影响，强化税收收入组织、规范非税收入管理。 “今年举债规模增幅较大，特别要注意坚决堵住违法违规举债‘后门’，严禁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张连起委员表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局部地区风险隐患不容忽视，需要进一步采取综合性措施，支持地方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记者 曲哲涵 李丽辉 赵展慧）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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