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曹远征 中央银行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自从1929-1933年的大危机以后，宏观经济理论开始兴起。在1929-1933大危机前，欧美国家实行的是没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反映在货币金融方面就是“金本位制”。物价的高低取决于黄金的供应量。在社会生产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当黄金等贵金属的供应量突然上升，物价便随之上涨。当年西班牙在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拉美的黄金白银大量涌入欧洲，出现了欧洲经济史上的所谓“价格革命”。它构成了货币数量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卫·休谟和李嘉图曾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他们认为商品价格水平的涨落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高低与货币数量成反比。由此出现与货币数量多寡相关的物价变动，即通货膨胀。 曹远征 但从全球更长的历史角度看，因发现新大陆而导致的黄金供应增长毕竟是短暂的，常态是黄金受制于自然条件而供应量是稳定的，进而物价是稳定的。换言之，在金本位条件下，不存在典型意义的“通货膨胀”式的物价上涨。但是，在“金本位制”下却存在一个大的问题，有通货紧缩的风险。受市场经济内在规律支配，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其结果会出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即经济危机。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危机前兆就是对现金，即对流动性的极度渴求。没有现金就不能支付，而支付的断裂是引致危机的导火索。受制于金本位制下稳定的黄金供应量，市场流动性不足是常态，从而也成为危机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此，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著作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从货币供应入手，提出了“流动性陷阱”问题。顺便指出，也是由于黄金的供应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常常发生通货紧缩，金本位制退出历史舞台。 凯恩斯的贡献更在于他把货币供应与就业问题联在一起。经济危机是就业不足，而失业问题意味着全社会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是宏观层面的问题。换言之，只有在宏观层面提高总需求，才能反危机，才能熨平经济周期，它催生了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从全新的视角审视货币财政政策及其相应的宏观经济问题，认为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安排来影响总需求。在货币政策方面，缓解经济危机的道理在于：如果企业在负债经营、居民在负债消费的情况下，利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财务成本。当货币供应量增加，利息会随之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成本因之下降，居民就会提前消费、企业就会提前投资。于是，有效需求得以提升，达到反危机的目的。如果在经济过热时再反向操作，就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扩张赤字来扩大财政开支或减税，也可以扩大总需求，从而达到反危机的目的。同理，在经济过热时反向操作，也可以熨平经济周期。由此，表现为侧重总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了目前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基本框架。 理论上，因金本位的流动性不足而被迫由流动性可以无限补充的信用本位取代，固然是历史趋势，但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观察，这仅是由过去的两因素，物价和货币供应量，变成了三因素，物价、货币供应量及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减缓，即为流动性迟滞），并未改变问题的性质，超过流通速度需要的货币供应量仍会引起典型的通货膨胀。于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框架实施过程中，人们始终有所忌惮。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财政是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中央银行？也就是当下人们所议论的，用印钞票买国债的办法来支持财政开支是否可行？是否可持续？ 从历史上看，这一政策在实践中是有恶性后果的。在国外，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战后，德国由于要支付《凡尔赛和约》的战争赔款财政恶性透支中央银行，致使货币供应量失控，形成了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受黄金约束的信用本位，会因货币供应量过度而引发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数量论”似乎有理由死灰复燃。它提醒人们适度而稳定货币供应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所谓适度就是当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的简单规则，即货币供应量应是GDP增速加物价自然上涨率之和；所谓机制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限制，即财政不能无限透支中央银行。为此，要求中央银行有独立性，能制定独立于财政的货币政策。 战后以来，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都基本遵循了这一点。尽管有时候货币支持财政，但始终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互独立的，至少是有隔离的，避免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或许由于历史上惨痛的教训，二次战后，各国财政与央行隔离做的最彻底的就是德国。它有较完备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因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全球最高，其货币政策的决策不受经济形势和财政政策牵制，其唯一目标是反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 通过政府加杠杆以抵挡金融危机 在本世纪以前，人们基本的认识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尽管目标一致，但至少操作上要相互独立。但是到了本世纪以后，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除了经济周期，还有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以杠杆的伸缩为其特征的。当出现了快速地去杠杆就意味着可能引发各类资产负债表过分衰退，即金融危机。为此，需要应对金融周期，实施以控制杠杆率为主要目标，以金融监管为重要内容的宏观审慎管理。 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紧急抢救安排。一旦出现在快速去杠杆的时候，就得用“加杠杆”的办法顶住“去杠杆”，避免资产负债表的过分衰退，引发金融危机。当居民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金融资产负债表都在去杠杆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政府加杠杆来挡住金融危机。政府加杠杆就是通过包括拯救企业，资助居民等在内的扩大财政开支的办法来挽救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便是赤字的增加，而弥补赤字的途径是发行国债。 当社会资产负债表都在衰退、国债销售困难的情况下，为应对危机，中央银行便无奈地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购买者。这就形成了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除将政策利率降为零甚至负数外，还要通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来支持财政的国债的发行。此时，中央银行和财政就连在了一起，开始具有赤字货币化的迹象。顺便指出，也正是这种原因，在2010年欧债危机中，欧元区的许多国家开始诟病继承德国央行衣钵的欧央行的独立性。如希腊，指责欧央行过于死板，见死不救，不通融希腊发行欧元主权债。 客观来讲，在过去的十年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它挡住了杠杆的快速衰退。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对它心存疑虑，不仅担心通货膨胀，也担心杠杆再持续加长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结论是，一旦到了一个相对满意的状况下，该政策就需要退出。在历史教训，殷鉴不远的背景下，各国从2015年开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在退出之中，其中一个主要表现为央行缩表。央行通过减少对国债的购买，同时不断地出售国债，逐渐缩小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央行缩表过程表明，人们认为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来支持财政只是个暂时性的、抢救性的政策。危机过去之后，应该回到一个正常状态，财政和货币还应是独立的。也正是基于这一共识，“央行何时缩表？速度多快？怎么缩？”一直是过去几年市场不断讨论的热点问题。 然而，新冠疫情出现以后，在外部冲击下，资产负债表再次快速衰退的风险大于其他经济风险。一旦资产负债表再次快速衰退，那就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危机，还会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整个经济都会陷入灾难之中。在这个时候，“两害相权取其轻”，重新使用2008年的办法，就成为唯一的选择。由于无论是纾困，还是抗疫，加大财政开支都至为关键，为此，在政策利率重新为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仅再次扩张，而且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来支持财政赤字融资就显得十分迫切。 财政赤字货币化开始由过去迹象，变成了现象，并在酝酿新理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欧美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至少是无奈之举。从过去的经验看，它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这类似于“饮鸩止渴”，先把毒药喝下去，才能缓解此时此刻的危机。如果今天都不存在，明天还有意义吗？中央银行只有通过俗话所说的“开动印刷机”来支持财政开支，解决危机，才能有明天。 但是，问题的重要性还不在于短期抢救性政策安排，而在于过去十年欧美经济染上了QE依赖症。一旦QE退出，股市随之下落，杠杆难以维持，经济因此受损。而此次疫情冲击，又使依赖症更加严重。它似乎预示着QE政策的常态化，并因此带来一个新的理论出现——MMT（现代货币理论），成为赤字货币化的理论支撑。人们发现，所谓去杠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存在新的解释。原因在于资产负债表的两端——资本端和负债端，是可以用货币变换的。例如，央行的基础货币供应到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发放出去，会使企业的杠杆上升。但是如果通过某种机制，例如，用股权基金的形式将基础货币补充到企业的资本端，企业的杠杆是会下降的。这构成了MMT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假设，涉及货币怎么使用、使用在资产负债表的哪一端的问题。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关系方面，MMT理论认为如果通过财政发行国债来支持企业的资本，不会增加负债，反而会减少负债。 其实，中国也有这个经验。2004年中国银行业所谓的“注资”就是通过财政部向央行发行特别国债，来支持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的，从而使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健康化。 能不能用财政发债的办法，既不增加杠杆率，同时又能缓解危机？这成为在疫情冲击下，人们思索的新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当下的热点经济学话题。 由上所述，无论从现实的紧迫性，还是未来理论的拓展性来看，在疫情的冲击下，为防范可能发生的以快速去杠杆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以“加杠杆”为标志的财政开支扩大是必然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财政开支的扩大，而在于是否合理并且精准。假如是居民的杠杆难以维持，财政救居民就是应该的；如果是企业的杠杆难以维持，就应该救企业。财政开支首先是方向和用途问题。经验证明，用政府采购来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用以工代赈来支持居民收入好于单纯的“直升飞机撒钱”。在方向和用途明确的条件下，其次才是支持开支的收入筹措问题。在正常收入来源窘迫的情况下，扩大赤字融资，即通过发债来获得收入就是必然的。如果发债，社会上没有人购买，那么央行购买就是必须的。这既是欧美各国的现实，也是抗疫逻辑使然。 中国的货币政策依然有正常发挥的空间，特别国债会被市场消化 反观中国，现在还远未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地步。中国的储蓄率较高，居民的杠杆率较低。即便为抗疫发行特别国债，居民有意愿并有能力购买国债。相对于其他金融资产，国债收益率较高并且具有安全性，是中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其实，在以往国债发行中，彻夜排队，一抢而空的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也正是由于区别于欧美的中国国债，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有正常发挥的空间，不必采用欧美QE，甚至无底线QE扭曲的货币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际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的国家。中国的政策利率还是为正的，意味着，如果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仍然有降息的空间。 第二，中国储蓄率高，意味着即使有财政赤字，财政赤字融资通过市场化发行就能解决，不必依靠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购买国债的方式扭曲进行。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市场理解中国为抗疫而发行的特别国债的必要性，并为此做了准备。理由如下：一是从中国国债发行的历史看，1998年和2007年的特别国债都是市场化发行的。尽管这次以抗疫为目的特别国债与过去两次发行的目的不同，但发行条件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就财政开支而言，这次特别国债开支一个重要方向是弥补公共卫生的短板，这本来就是财政应该支出的，如果过去是按预算跨年逐步支出的，这次仅是通过特别国债融资一揽子提前支出而已。三是，这次特别国债另一个支出重点是纾解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方式主要是以工代赈，政府采购，扩大基建投资来解决企业生产和就业困难。这实际上是用提高总需求办法来解决产能闲置问题。而在货币政策正常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因扩大财政赤字而出现通货膨胀的概率很小。四是，虽然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对流动性是有影响，但只要根据市场情况，控制好发行节奏，做到期限结构合理，并且把握发行窗口，有序地、滚动地进行，市场的流动性不会受到重大冲击。 最后，从广义财政的角度观察，与其说中央财政赤字融资有金融风险，不如说更需要关注一个传统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过去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这次抗疫，地方政府又需要发行专项债，会使其债务更显沉重。特别是随着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住房不炒”等政策的出台，使地方政府债务传统偿还来源——土地财政更为捉襟见肘，构成了金融风险。但是，从严格意义来讲，地方政府债务本质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财政问题。它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涉及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等诸多方面。换言之，只有理顺这些关系才能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快财政体制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而地方债务的金融风险提醒我们这一改革的紧迫性。 综上所述，赤字货币化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理论动向，是正在酝酿现代化货币理论（MMT）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折射了传统货币金融理论的困境，又是现实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目前，这一理论仍在发展中，还难以下最终结论，但需要密切加以关注。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央行还没有必要为财政赤字融资，赤字货币化在中国至少暂时不会出现。这还仅仅是一个理论探讨，还是一种假设。千万不能把西方的理论变成中国的现实问题来对待。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正常的，利率还是正利率，财政依然比较稳定，还有正常收入，财政的负债率也不是很高，中央财政即使有赤字也没有大问题。唯一需要关注的是地方债务的处理问题，这需深化财政体制的改革。 本文首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晓春 图/网络 “财政赤字货币化”，其作为理论进行讨论和作为政策进行讨论，是不同的。虽然说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但真要作为政策讨论实施，那还是不同的。 传统宏观政策效用递减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全球化和主要经济体经济结构过渡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经济运行的逻辑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用。 传统宏观理论，是面对一个经济体的运行进行研究。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目的，是要最终促成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有效需求。但现在由于经济运行逻辑的变化，传统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大量放水抬高了资产价格，改善了宏观数据，却并不增加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有效需求。 以美国为例，市场流动性枯竭，往往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枯竭。央行应对这样的流动性枯竭进行放水，解决的只是金融市场的问题，抬高的是资产价格。即使因为这样的调控，保证了充分就业，但因为美国是以第三产业为主，且由于全球化，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需求最终不能体现在美国国内。同样由于全球化，央行创造的流动性也不完全停留在本经济体内。 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由于全球化，第二产业的产能是面向全球的，当全球对第二产业产品有效需求不足时，央行创造的流动性也不会进入实体经济，于是抬高了资产价格。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就业、增加GDP，但其与第二产业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恐怕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传统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扩大支出刺激需求，增加就业，实现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品的有效需求。我国更是通过大范围的公共项目投资实现财政对经济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应该说，这对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高速发展是有积极贡献的。但现在看来，效用也在递减。 把“财政赤字货币化”常规化将贻害无穷 在传统宏观政策效用递减的情况下，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适应新经济结构的有效宏观调控方式。比如，在货币政策效用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如何起作用。进一步说，我们需要研究财政政策如何能实质性地起到宏观调节作用，不是为财政找收入！在没搞清楚为什么花钱、怎么花钱的情况下，先说怎么收钱，是本末倒置。 这次抗击疫情，实际上是一个宏观调控的特例，但依然是货币政策效用有限情况下的特例，所以还是财政政策怎么操作的问题。 现在看来，财政要把政府出纳和宏观调控两个功能分离开来。除了对政府出纳的预算需要有法律规定外，对宏观调控类的支出也要有特别的法律安排，特别是当遭遇如这次疫情般的突发事件，财政的特别救助、刺激方案更需要有法律程序安排。 比如，财政将如何救助、刺激，需要多少预算，有多少支出可以在一定时期后退出、单次救助政策的退出时间和程序等。在这个基础上谈赤字，谈如何弥补赤字，才是有意义的。 至于是不是可以财政赤字货币化，简单说，不可以。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作为一个基本惯例、通例，或常规政策，将贻害无穷。 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论证的。在当下抗击疫情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研究的是怎么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刺激作用，财政政策如何才能精准地帮助大量中小企业渡过当前的困难生存下去，保住就业、保住复工复产的基本盘，同时避免以前大刺激的后遗症。 在这个基础上，探索适应新情况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得益彰的有效宏观调控方式。 (本文作者介绍：浙商银行原行长)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发表文章指出，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 最近几周，关于是否应该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国内外都特别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财政赤字货币化”听上去是一个挺学术的词，也有一些支持者，但其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这里说的“印钱”，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货币化”推崇者认为，这些发给央行的债是不需要还的，政府也事实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从央行借钱来付。 通过“借钱”还是“印钱”来弥补赤字，听上去只差一个字，但其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却有天壤之别。如果政府是通过向市场发债借钱，借来的钱是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这个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是对政府负债（赤字）的天然的约束机制。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在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允许政府（财政）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的。这是因为，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时期的中国、70至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道理很简单，一旦政府认为它可以无限量、无成本地从央行获得融资，其财政支出行为就会严重丧失纪律，其兴趣点会从努力增收节支转向如何花钱来获得当前“民意支持”或解决各种无穷多的“燃眉之急”。 政府一旦丧失“纪律”，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如下恶果： 一、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二、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 三、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且超发程度比他国更甚，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其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源之一。 四、“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五、“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转。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为代价，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些提议我国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引用了近年来在西方开始受到关注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暂且不论MMT本身是否经得起检验，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政策利率已经降到零，QE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即传统的货币政策没有空间了。而我国即使在严重的疫情冲击之下，仍然保持了正的利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较大的空间，因此并非适合MMT的应用场景。即使在西方，MMT如果被民粹绑架了的政府过度使用，也可能导致债务的无限扩张乃至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骏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转。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 最近几周，关于是否应该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国内外都特别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财政赤字货币化”听上去是一个挺学术的词，也有一些支持者，但其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这里说的“印钱”，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货币化”推崇者认为，这些发给央行的债是不需要还的，政府也事实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从央行借钱来付。 通过“借钱”还是“印钱”来弥补赤字，听上去只差一个字，但其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却有天壤之别。如果政府是通过向市场发债借钱，借来的钱是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这个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是对政府负债（赤字）的天然的约束机制。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 在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允许政府（财政）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的。这是因为，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时期的中国、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道理很简单，一旦政府认为它可以无限量、无成本地从央行获得融资，其财政支出行为就会严重丧失纪律，其兴趣点会从努力增收节支转向如何花钱来获得当前“民意支持”或解决各种无穷多的“燃眉之急”。 政府一旦丧失“纪律”，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如下恶果： 一、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二、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 三、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且超发程度比他国更甚，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其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源之一。 四、“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五、“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转。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为代价，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些提议我国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引用了近年来在西方开始受到关注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暂且不论MMT本身是否经得起检验，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政策利率已经降到零，QE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即传统的货币政策没有空间了。而我国即使在严重的疫情冲击之下，仍然保持了正的利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较大的空间，因此并非适合MMT的应用场景。即使在西方，MMT如果被民粹绑架了的政府过度使用，也可能导致债务的无限扩张乃至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高 经济学中有个“破窗理论”，说的是打碎窗户反而是件好事。打碎了一扇窗户，自然需要换新的。这样，安装窗户的人就有了工作，有了收入。这个装窗户的人把他的收入再花出去，就能让更多的人有工作、有收入。于是，打碎了一扇窗户，却让很多人境况变得更好。所以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打碎窗户是件好事。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砸碎一扇窗户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是好是坏取决于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类似地，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可能利大于弊、也可能弊大于利。因此，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分析一定要放在经济背景中，而不能简单的赞成或反对。 经济中的需求不足往往与高储蓄率相伴随，并容易演变成为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此时，货币数量论失效，货币总量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降低。这种情况下借用财政的支出能力，可以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在当前全球需求不足的状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适用的道理。 尽管在当前需求不足的环境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立论依据，但因为我国经济已经开始从疫情冲击中复苏，且我国本就有变相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工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目前没有必要使用“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的大招。 “现代货币理论”在近年来成为宏观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词汇。“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以下简称MMT）内涵比较庞杂，但简单总结起来就是政府印钞票有益无害：印钞票能拉动实体经济增长（货币不是中性的），还不会带来通胀。拥有这等好用的“法宝”，政府应该扮演“最后雇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印足够多的钞票来确保经济处在充分就业状况。当然，印出来的钞票需要有人去花。最好的花钱人就是政府（不然会引出为什么把钱给张三而不给李四的收入分配的头痛问题）。这就是财政扩大开支，而由央行印钱来填补财政留下的赤字——财政花钱、央行买单——用学术语言来说即是“财政赤字货币化”。[1] 国内经济学界近期热议“财政赤字货币化”话题。2020年5月9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可以在我国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2]。尽管在这篇讲话中通篇没有提到现代货币理论，但其思想与MMT高度吻合。其后，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变得相当热烈，赞成与反对者都有。不过，这些讨论往往就政策谈政策，并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实行宏观政策的经济环境。 1．“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需要考虑宏观经济环境 只有把宏观经济环境考虑进来，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才有意义。MMT源自后凯恩斯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是与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范式相异的一套宏观分析范式。不同范式之间的对话如同鸡同鸭讲，难以争辩出对错来。要对MMT、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做出有效的讨论，需要从范式选择的分叉点出发，找到范式适用的前提。MMT是否成立的前提是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在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中，MMT方才成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张才有道理。反之，如果经济中不存在需求不足的状况，供给而非需求才是经济的约束，MMT就不成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建议也不适用。这背后的道理可以借助“破窗理论”来看清。 经济学中有个“破窗理论”，说的是打碎窗户反而是件好事。打碎了一扇窗户，自然需要换新的。这样，安装窗户的人就有了工作，有了收入。这个装窗户的人把他的收入再花出去，就能让更多的人有工作、有收入。于是，打碎了一扇窗户，却让很多人境况变得更好。所以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打碎窗户是件好事。这正是凯恩斯提出的“乘数效应”的核心逻辑——政府多花一块钱，能产生一连串的后果，让全社会的总收入增加超过一块钱。 只有在经济处在需求不足、有许多工人失业的情况下，“破窗理论”才能成立。设想，如果装窗户的人本来就有工作、有收入，那么打碎了这扇窗户，只是让安窗户的工人放下他手里正在做的活计，转来修理这扇窗户，而并不会增加这工人的收入。这样，打碎窗户就有害无益。类似地，如果经济不在需求不足的状况下，所有产能（包括工人）都处在充分利用的状态，政府多花一块钱来创造需求，就必然会挤出民间一块钱的需求——产能如果被用来满足政府这新增一块钱的需求，能用来满足民间需求的产能就会相应减少。这种情况下，政府开支只会挤出民间支出，而不会产生“乘数效应”，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理论不能成立。 “现代货币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中。MMT栖身其中的“后凯恩斯经济学”秉承凯恩斯的思想——甚至可以把“后凯恩斯经济学”叫做“原教旨主义的凯恩斯经济学”。相应地，其成立前提也是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中。从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辨别经济中是否存在需求不足。如果需求不足，也即需求是经济增长的瓶颈，那么经济的波动应该呈现价量同向变化（经济增速与通胀正相关）的特点——需求扩张带来真实经济增长加速以及通胀的上行，需求收缩带来真实经济增长减速和通胀下行。反之，如果需求充足，供给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那么经济波动应该有价量反向变化（经济增速与通胀负相关）的特点——供给扩张令真实经济增长加速、通胀走低，供给收缩令真实经济增长减速、通胀走高。 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中。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龙头，可以通过美国经济来了解世界经济的状态。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的真实GDP增速与通胀之间明显负相关，表明在这段时间里供给是经济增长的瓶颈。相比供给来说，需求在这段时间是充足的，没有长期的需求不足。而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真实GDP增长与通胀之间的相关性明显转正，经济波动时的价量同向变化，表明需求成为这段时间经济运行的瓶颈，需求不足成为一个长期现象。“后凯恩斯经济学”和MMT在这段时间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原因就在于经济环境的这一变化。因此，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提出MMT不无道理。（图表1） 2．需求不足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 需求不足通常与高储蓄率相伴。经济中有大量的储蓄者——他们倾向于将其当前收入的较大部分留到未来去支出。同时，经济中还会有大量的人愿意将其未来的收入提前到现在来支出。超前消费者（借钱消费的人）和投资者（借钱投资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超前支出的行为平衡了储蓄者滞后支出的行为，确保了经济中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但如果超前支出的行为减少——比如超前消费者的消费倾向降低、或是投资者投资意愿下降——那么全社会的储蓄率就会上升，全社会当前的支出就会下降，从而带来需求不足的倾向。在次贷危机之后，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与储蓄率上升相伴随的需求不足的倾向更为明显。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过高的储蓄率会带来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央行印出来的钱是购买力，可以用来买东西。央行增发货币创造了购买力之后，如果这些购买力马上被人支出出去，变成市场里的购买行为，货币的增发就能比较顺畅地影响经济增速与通胀等宏观指标。这时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是顺畅的，央行可以比较容易地用货币供给量的增减来调节实体经济。但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未必一直顺畅，也可能会有阻塞的情况。当储蓄率很高的时候，人们会把自己相当部分的收入存起来（存入银行也好、藏在床垫下也罢），而不拿出去买东西。这时，货币增发虽然会增加全社会的购买力，但并不会带来购买行为的相应扩张，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就会阻塞。在更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将其获得的增量货币全部都存起来，一分都不花出去（此时边际储蓄率为100%）。这就落入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货币的增发对购买活动的刺激作用为0。 当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的时候，货币数量论失效，货币总量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降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总量与经济增速及通胀等经济指标有稳定的数量关系。但在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时，这种数量关系就会失灵。而在经济落入流动性陷阱的极端情况下，货币总量变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此时，货币增发不会带来通胀上升这样的副作用，央行印钞票来刺激经济可以不用在物价上付出代价，走向MMT的大门随之打开。 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时，可以依靠财政政策来疏通传导路径。前面的推演里存在一个逻辑矛盾：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阻塞的时候，货币的增发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活动，因此货币增发不会带来通胀升高的代价；但这也同时意味着货币增发在刺激实体经济增长与就业方面无效。因此，MMT的关键一环是在增发货币的同时，找到把这些增发的货币支出出去的主体，也即能将货币购买力转化为购买行为的经济主体。这方面，政府是一个绝好的选择。央行印钞票拿给政府花，能够避开印钞票分给民众会带来的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操作起来也比较简便。借助财政的支出能力，也能疏通货币政策到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政府花钱、央行买单”会成为MMT的一个主要内容，道理就在这里。 离开了宏观经济背景，单纯讨论MMT、或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没太大意义。MMT药方能用的前提是，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中。如果这一前提条件不成立，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顺畅，货币增长一旦加速，就会体现到经济中的购买行为和物价上，令通胀上升。这种情况下，MMT所倡导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一定会让通胀失控。反过来，如果经济处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中，MMT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有其用武之地。所以，对MMT的探讨不能离开经济环境。就像在“破窗理论”中一样，根据经济环境的不同，砸碎一扇窗户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抛开经济环境，单纯分析应不应该砸碎窗户是没意义的。类似地，脱开经济环境，单纯就MMT而讨论MMT，就“财政赤字货币化”讲“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没有太大意义。 在当前全球需求不足的状况，MMT与“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适用的道理。在次贷危机之后的经济环境中，货币数量论早已失效。美欧日的央行也早已抛开了货币数量论的教条，长期采用QE等非常规货币宽松手段。可以说，发达国家央行在实践中已经越来越向MMT靠拢。进入2020年后，新冠肺炎的蔓延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疫情一开始虽然会同时冲击经济的供给与需求两面，但随后对需求的抑制效应会强于供给。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员工的组成相对固定，因此较容易复产；但社交隔离的防疫措施对需求的抑制则更为长期（想想人员流动性较强的餐饮娱乐场所受的影响）。因此，疫情后全球经济处于更为明显的需求不足中。我国今年3、4月愈发明显的通缩趋势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环境中，MMT自然会得到更多拥趸、“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比较极端的政策建议会被提出也不令人奇怪。 3．我国没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候 尽管在当前需求不足的环境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立论依据，但因为我国经济已经开始从疫情冲击中复苏，因而当下没有必要走到那一步。随着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步弱化，我国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复苏。最近两个月，国内总需求已经有扩张的迹象，经济增速也已经从今年1、2月的低位明显回升。这表明，当前的政策应对是有效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的“大招”还没有使用的必要。 此外，我国其实本就有变相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工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发挥着积极作用。融资平台所从事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多具有公益性质，项目的回报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层面，而无法转化为项目本身的现金回报。这使得融资平台很难依靠自身的投资回报率来覆盖融资成本，所以需要政府信用的介入来确保融资平台能获得融资，启动投资项目。项目建成之后，政府可以利用项目社会效益所创造的收益（如更高的卖地收入）来帮助融资平台偿还其债务。究其本质，融资平台的投资行为有“准财政”的属性，融资又来自金融市场，因而正是结合了财政和货币来创造总需求的有效工具。只是融资平台的商业模式并不为一些观察者和决策者所认识或认可，所以引发了2018年以来对融资平台的打压。正是因为前两年有这样创造需求的有效工具不用，才加大了经济的下行压力，让“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呼声开始浮现。在疫情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变成了国内刺激经济的主要抓手，其投资增速已经开始明显加快。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力，“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就不高了。 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分析一定要放在经济背景中，而不能简单的赞成或反对。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砸碎一扇窗户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是好是坏关键取决于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类似地，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可能利大于弊、也可能弊大于利。因此，就政策讲政策的讨论，其实错失了讨论的关键。在当前需求不足的宏观背景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其道理，不应被简单的否定。但是，考虑到我国当前各项针对新冠疫情的宏观政策应对，“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的大招还没有使用的必要。（完）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杨荣 1、积极的货币政策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配合。 在疫情期间，经济增速出现罕见的负增长，需要超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够走出经济困局。 （1）目前看，积极的货币政策工具基本上全部使用：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本年以来3次降准）、公开市场操作（MLF利率下调）、再贷款和再贴现（共计1.8万亿），未来降低存款基准利率也是预期之中的。 （2）而财政政策主要在减税、降费、增加转移支付，增发特种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如果未来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政策就会更加积极。 2、宽松的财政政策必然提高财政赤字率。 因为经济低速增长，经济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创造的的税收收入不足，同时又需要持续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自然在财政收入低于财政支出的前提下，财政赤字率将持续扩大。随着财政赤字率提高，如何解决才财政赤字问题就成为关键所在。 3、财政赤字率提高的主要解决方式之一财政赤字货币化。 （1）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叫做政府债务货币化，意指财政当局以增发国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经济体系中货币供量的增加，财政赤字货币化下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其结果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也可以看作是量化宽松的一种形式。 （2）财政赤字货币化主要方式包括以下四种：其一、央行创造货币现金转移至国库，直接供政府使用；其二、央行购买政府债券，即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国债；其三、债务减记，央行直接削减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降低政府债务负担；其四、债务转化，央行将持有的政府债务转换为零息永续债券；其五、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欧美等国采取量化宽松，也可以视为债务货币化的广义形式。 4、财政赤字货币化目前主要的争论点？ （1）财政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上？吴晓灵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尽管在信贷的公平性上存在问题，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正常的，央行也在通过再贷款对信贷结构进行调整。在社会兜底政策方面，财政政策有效性和货币政策调整信贷结构上那个更加有效？ （2）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条件是否具备？刘元春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主要是：市场失灵，货币政策无效；基于而今货币政策空间大、政府债务率和一般预算赤字空间都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发行政府债券空间大；且存在法律的限制，不宜货币化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基础是否有效？张明认为：货币数量说过于简单，理想化，其忽视了财政-货币-金融之间复杂的互动，不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 （4）财政赤字货币化后果？刘元春、张礼卿、张明：认为在缺少财政硬约束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后必然导致高通胀率，中央政府向社会大众征收通货膨胀税，从而不主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5、我们的观点：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合理性，可以适当采用，助力宽松财政政策加码。 （1）宽松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而且效率是比较高，可以货币化财政赤字，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最为典型例证是：疫情期间，各类社保类费用企业短期免缴，其实质性大幅降低企业的成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2）在附加社会救济社会扶持性的信贷投放上，财政政策更有效。货币政策动用再贷款再贴现调整信贷结构只有暂时性临时性效果，在社会兜底政策上，财政政策更加有效，手段更多，期限也更加长期。 （3）目前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稳就业。按照IS-LM模型，宽松的财政政策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创造更多的社会总供给，有助于稳就业。 （4）社会总供给增加，可以缓解通胀压力。货币化财政赤字后，货币供给量增加，有可能诱发高通胀，但是如果创造出的社会总供给可以消化掉这部分货币供给，即可减轻通胀压力。（5）宽松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不能全部由银行体系自己来承担，适当的增加承担主体，也可减轻银行体系负担，有助于稳金融。 6、我们预计5月20日公布的5月1年期/5年期LPR将保持不变，分别为3.85%/4.65%。 原因：（1）上周MLF利率维持稳定，按照之前的节奏，在LPR和MLF基本上维持同步变动。 （2）实体企业贷款利率下降幅度远远超过本年LPR30个bp的下行。 （3）存款基准利率维持不变情况下，银行利差空间已经不大。1季度行业平均的NIM只有2.10%，环比下降10个bp。 7、投资建议 （1）把握超跌反弹估值修复行情：政策对冲>不良新生成 2020年银行估值承压。理由是：LPR下行周期中NIM下降导致ROE承压，同时受疫情影响全年经济增速低于往常，资产质量承压，不良率将回升。 但是政策对冲，依然有超跌反弹的行情。前者主要是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预期，改变NIM下行趋势。后者主要是政策对冲超过银行体系不良新生成，从而减轻资产质量上的压力。其一、银行业贷款总额160万亿左右，零售贷款占比40%，从而零售贷款规模预计64万亿，如果零售不良率再提高2%，零售贷款不良规模新增达1.3万亿左右。其二、针对中小微的再贷款再贴现，规模达到1.5万亿，6月底之前全部投放完成。而1.5万亿的再贷款再贴现完成可以对冲这部分潜在的风险敞口，从而再贷款再贴现能够帮助小微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其三、一季度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好于预期就是一个例证。1Q经济负增长，银行贷款主要分布的行业也出现大幅的负增长，但是银行的资产质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同5000亿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投放有关。我们认为2Q后存在滞后的影响，但随后1万亿的再贷款再贴现对接，2Q3Q整体的风险敞口也将会得到有控制。 （2）投资主线之一：把握估值已触底基本面优异高弹性的优质银行股的中长期投资机会。投资主线之二：把握受疫情影响小的银行，短期内，我们重点推荐估值低且对公贷款占比高的银行，比如：无锡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 （3）重点推荐标的 每周一股：杭州银行（存量风险出清，零售优势增强，买入，11元） 5月金股：兴业银行（商行+投行的业务特色；年报1季报显示其资产质量改善；NIM韧性强；估值低） 中长期重点推荐：优质银行股、兴业银行、浦发银行；邮储银行、工商银行、南京银行；无锡银行、长沙银行、上海银行。 目 录 一 本周专题：银行数字化改革未来推进的主要方向 （一）数字化前台：千人千面的移动综合服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用户的爆发式增长，多家银行业务的电子化率已超过99%。其中，银行app已成为银行与客户交互的主要方式。因此，打造数字化前台业务，核心要点就是打造具有个性化和综合化的银行app服务平台。 在个性化服务上，银行需要根据在生物识别确定客户信息后，根据积累的客户大数据信息建立每个客户的客户画像，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千人千面的个性化金融服务和营销内容呈现在客户的手机客户端以及客户迈入智能网点后的营销广告屏上，同使用智能客服迅速响应客户需求，解决客户问题。相对于标准化界面和营销内容，千人千面的营销内容，一是可以更有效的抓住客户的需求点，提升客户体验；二是可以根据客户的大数据信息推测潜在需求，创造新的营收业务点。在客户存在业务疑问时，AI客服可以先期解决绝大部分客户的日常问题，而疑难问题则通过远程客服平台和VR/AR技术，提供一对一人性化的客户服务。 在综合化服务上，因为大量业务已经转移到电子端进行办理，银行需要将各个业务条线（例如借记卡、信用卡、网银支付、钱包理财、第三方缴费、贷款分期还款等）的业余入口分门别类且有逻辑条理的整合到统一的移动业务平台，优化UI和交互逻辑，使客户更加简单便捷的找到需要的业务入口，同时又能满足客户开展其他各项业务的需求。 （二）数字化中台：敏捷组织和模块化开发 在数字化中台上，需要从组织结构和业务结构两方面入手，形成敏捷化组织和模块化业务开发流程。 组织结构上，根据传统金融业务办理和业务风险管控的需求，往往形成了长链条化、业务条线化的组织结构模式。各业务线独自运营自身业务条线内容，业务条线之间的交互往往从在单一性和单向性，形成的组织机构冗杂且决策机制漫长。而业务开发也存在流程固化、上线时间延长，最懂客户需求和业务流程的业务部门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参与度低等问题。 通过敏捷化组织变革，根据开发的不同需求，将管理、业务、IT、后台形成跨职能团队（部落），结合各团队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形成一体化的开发流程，增强各团队的参与度，打造更贴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荷兰ING银行早在2015年通过敏捷变革实现了管理层级扁平化，原有6个层级、30多个独立部门、近3500名员工缩减到了3个层级、13个敏捷部落和2500名员工。在新的敏捷组织和工作机制下，产品上线周期从每年2~3次缩短到2~3周一次，员工效率提高30%，客户净推荐值和参与程度大幅提高。而平安银行也已将千人的IT团队嵌入到信用卡、消费金融在内的每个产品条线中，支持银行产品的敏捷开发和快速上市。 业务结构上，打造模块化的开发流程。在产品研发上，使用总行成熟的业务运营和风控经验，形成一批具有广泛适用性的业务产品，并将各产品模块化，设定适用范围，产品规模，期限等指标，形成庞大的产品服务模块库。在对分支行客户进行服务时，可根据客户需要和适用条件，直接选取已成熟的产品模块，并将各模块结合起来，形成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金融服务。利用事先成熟的模块化业务，分支行在服务客户时，一是可以加快审批进度，减少审批流程；二是可以利用已成熟的金融产品，减小业务风险；三是可以任意搭配产品模块，形成定制化的客户金融服务，提升客户体验。 （三）数字化后台：分布式架构和数据湖建设 在数字化改革的主要障碍中，我们提到，传统IT系统主对内的经营思维，难满足以客户为中心的改革需求。然而基于当前系统稳定性和IT能力的限制，许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仍绝大多数采用集中式架构。有数据表明，2019年仍有92%的银行选择购买集中式架构的服务器，以确保关键业务稳定运行。 央行科技司领导在2016年曾提到，分布式架构在金融业业务系统的可用性、可靠性、可控性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检验，选择分布式架构已成为金融业系统建设的大势所趋，也是实施“安全可控”战略的关键技术路线。因此在数字化后台，需要建立以分布式架构为主导的基础IT建设，并提升处理速度、容错容灾能力，降低建设和维护费用。 同时，集中式架构也有其优势所在，因为数据集中存储和处理，无需多个节点之间分布式协作，所以具有系统响应快，数据可靠性和一致性好的优点。因此，我们认为，未来随着分布式架构的成本优势愈发显著，银行线上业务突飞猛进式的发展，绝大多数系统采取分布式架构是大势所趋，然而部分核心系统，仍然会以集中式架构搭建，来利用其稳定性和数据一致性的特点。这也符合当前数字化基建走在最前列的大中型银行普遍采用的“主机+分布式”核心系统搭建策略。 数字化后台的另一主要目标即是建立综合有效的数据湖系统。将从分散各处的数据转变为集中式非结构化存储的“数据湖”，建立全行全业务通用的原始数据的总分析层。各产品和业务线在根据自身需求，将数据湖中的原始数据进行提取加工，形成符合个性化需求的标准数据。 目前，数据湖系统急需解决的两大难题分别是： 其一、数据量的爆发带来的数据存储问题。随着客户大数据的逐渐丰富，以及统计范围的不断扩大，数据湖全面撒网式的数据收集方式，必将带来爆发式的数据存储问题。非结构化的数据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存储问题的复杂程度。 其二、数据湖数据的处理和利用。非结构化的数据虽然可以更全面的反应所需信息，但是也给数据整合、处理、分析和利用带来较大困难，如何高效低成本的提取和分析原始数据，均是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数字化生态：场景拓展和开放平台 在生态共赢上，银行应当从传统的金融产品服务转向全场景化服务的开放银行模式，以自建APP和开放API为手段，通过与商业生态系统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客户、员工、第三方开发者、金融科技公司、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服务，使银行创造出新的价值，构建新的核心能力。 自身金融科技实力雄厚，零售与对公客户众多，APP月活较高的大中型银行，多数采用自建和共建生态圈的模式，可以充分利用已经搭建的客户和科技基础，吸引其他合作方入驻自身平台，实现合作共赢。例如招商银行的掌上生活APP，利用自身过亿的月活用户，吸引餐饮、住宿等生活服务提供商入驻平台，在商家获得更高曝光率和客户的同时，招商银行也吸引到众多的潜在客户，从而进一步开发其他金融类服务。 具有一定客户和金融科技基础的中型银行，以快速扩大市场份额并减小业务风险为目的，多采取开放API的模式，将银行业务端口开放给其他业务平台，在减小自建平台带来的资金和业务风险的同时，又可以快速利用第三方平台的客户，快速扩大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而自身金融科技投入和客户基础较弱的小型银行，多采用加入已成熟金融生态圈或报团取暖共建生态圈的模式。一方面，这类银行本身并不具备IT基础去构建一个开放银行。另一方面，上层商业生态系统内的诸多合作伙伴也缺乏与此类银行直接合作的意愿。 二 本周行情回顾 银行板块和银行个股行情 本周银行板块下跌1.90%，落后沪深300指数（-1.28%）0.61个百分点，没有获得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其中，杭州银行（1.65%）、交通银行（-0.19%）、工商银行（-0.20%）、中国银行（-0.29%）排名靠前，常熟银行（-4.72%）、平安银行（-5.16%）、青农商行（-5.29%）、宁波银行（-5.72%）排名落后。 各行业涨跌 本周中信行业指数涨跌幅中，电子元器件（2.45%）、商贸零售（1.20%）、家电（1.19%）、食品饮料（1.04%）排名靠前，银行（-1.90%）、建筑（-2.06%）、汽车（-2.55%）、农林牧渔（-4.34%）排名落后。 每周一股表现 本周我们重点推荐标的：杭州银行，上涨1.65%，领先沪深300指数2.93个百分点，既有绝对收益又有较高相对收益。我们主要推荐原因： 其一、存量风险出清。1季度不良率1.29%，首次低于城商行均值； 其二、核心一级资本金压力得到缓解。4月24日，71亿定增完成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高1.03%，达到9.15%。 其三、零售优势持续巩固。零售贷款占比36%，结构上三分天下，占比城商行中最高，零售优势有助于未来NIM的回升和不良率的下降； 其四、业绩将维持高增长。零售优势、存量风险出清拨备计提下降，全年净利润增速将在城商行中最高。 行业/个股层面的主要变化 行业动态 13日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DR001盘中交易利率低至0.54%，再次创下历史新低，逐步向利率走廊下限0.35%接近。 财长详解疫情财政刺激政策，包括增加赤字规模，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发行特别国债。IMF预计中国赤字率达5%。 5月14日，美国惠誉评级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独资公司获央行备案，并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部分债券品种评级业务的注册。 八部委联合发文，推动对承租国有房屋用于经营、出现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年3个月房屋租金，小微客户流动性压力减轻。 公司动态 工商银行：智慧银行旗舰店推出“智能物管”，为预约客户提供安全、私密的实物交付场所和金库级别的安全防护。 邮储银行：国首笔FTN项下美元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在沪落地；推出“云工作室”提供基金理财、热门活动、线上开户等线上综合金融服务。 兴业银行：，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兴业银行设立伦敦代表处。 浦发银行：打造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提供高效的本外币一体化自由贸易账户服务，累计贷款投放折合人民币890亿元。 三 市场资金利率和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跟踪 无风险利率市场 隔夜、1周、1个月和3个月国债到期收益率分别上升4.32、6.90、5.27和8.28个BP至1.1590%、1.2606%、1.9959%和2.6965%。 银行理财预期益率方面，6个月、1年理财预期收益率上升21.36、16.38个BP至4.0769%、4.2176%；而1周、1个月理财预期收益率下降4.76、6.74个BP至3.3167%、3.6626%。 上周最新发行的三年期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利率为1.84%，较上一期利率下降63个BP。 四 我们的观点 杭州银行：存量风险出清，零售优势巩固 资产质量之我见： 其一、资产质量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之前显性的资产质量上，而不是隐性的不良上。 其二、显性的不良率之前高于可比同业均值，显性资产质量较差；但是隐性的资产质量好于可比同业，主要体现着：关注类贷款占比、不良生成率、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比都低于可比同业均值。 其三、杭州银行近3年加大核销处置力度，总计核销近90亿不良，显性不良率降低，且在2020年1季度下降到行业平均值以下。从而显性不良率这个约束估值因素消除。 其四、未来随着自身风控体系的改善，且不良生成率低于同业均值，显性和隐性的资产质量表现都将好于可比同业，估值将稳步修复。 基本面有以下4大利好因素： 其一、存量风险出清。1季度不良率1.29%，首次低于城商行均值； 其二、核心一级资本金压力得到缓解。4月24日，71亿定增完成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高1.03%，达到9.15%。 其三、零售优势持续巩固。零售贷款占比36%，结构上三分天下，占比城商行中最高，零售优势有助于未来NIM的回升和不良率的下降； 其四、业绩将维持高增长。零售优势、存量风险出清拨备计提下降，全年净利润增速将在城商行中最高。 绝对估值法：杭州银行合理价格在9.93元到11.98元 我们使用DDM估值模型对杭州银行进行估值，假设股息未来分3个阶段：一阶段为未来3年（2020-2022年），股息为报表盈利预测值；二阶段为未来3-13年（2023-2032年），分红率与ROE以线性变化向永续期目标值变动；三阶段为未来13年之后（2033年之后），永续期ROE为9%，永续期分红率40%。 在折现率恒定在11%的情况下，基于以上假设，我们测算杭州银行合理估值为11.34元/股。基于敏感新分析，我们认为杭州银行合理估值区间在9.93元到11.98元之间。 盈利预测和估值 预测杭州银行2020-2022年营收增速25.24%/20.30%/21.73%，净利润增速20.40%/17.27%/20.26%，PB为0.77/0.70/0.63。维持买入评级，6个月目标价维持11元。 五 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动态 行业面： 1、LPR20日报价情况 2、疫情全球进展和担忧对A股的冲击 3、华为被禁美国技术后中美关系最新进展 4、两会最新消息 5、全国各省复工情况以及对企业现金流的正面影响 公司面： 1、各家银行原油及天然气期货产品的最新进展 2、各家银行现有和预备开展基金管理公司的情况 六 投资建议 1、积极的货币政策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配合。 在疫情期间，经济增速出现罕见的负增长，需要超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够走出经济困局。 （1）目前看，积极的货币政策工具基本上全部使用：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本年以来3次降准）、公开市场操作（MLF利率下调）、再贷款和再贴现（共计1.8万亿），未来降低存款基准利率也是预期之中的。 （2）而财政政策主要在减税、降费、增加转移支付，增发特种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如果未来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政策就会更加积极。 2、宽松的财政政策必然提高财政赤字率。 因为经济低速增长，经济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创造的的税收收入不足，同时又需要持续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自然在财政收入低于财政支出的前提下，财政赤字率将持续扩大。随着财政赤字率提高，如何解决才财政赤字问题就成为关键所在。 3、财政赤字率提高的主要解决方式之一财政赤字货币化。 （1）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叫做政府债务货币化，意指财政当局以增发国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经济体系中货币供量的增加，财政赤字货币化下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其结果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也可以看作是量化宽松的一种形式。 （2）财政赤字货币化主要方式包括以下四种：其一、央行创造货币现金转移至国库，直接供政府使用；其二、央行购买政府债券，即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国债；其三、债务减记，央行直接削减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降低政府债务负担；其四、债务转化，央行将持有的政府债务转换为零息永续债券；其五、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欧美等国采取量化宽松，也可以视为债务货币化的广义形式。 4、财政赤字货币化目前主要的争论点？ （1）财政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上？吴晓灵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尽管在信贷的公平性上存在问题，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正常的，央行也在通过再贷款对信贷结构进行调整。在社会兜底政策方面，财政政策有效性和货币政策调整信贷结构上那个更加有效？ （2）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条件是否具备？刘元春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主要是：市场失灵，货币政策无效；基于而今货币政策空间大、政府债务率和一般预算赤字空间都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发行政府债券空间大；且存在法律的限制，不宜货币化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基础是否有效？张明认为：货币数量说过于简单，理想化，其忽视了财政-货币-金融之间复杂的互动，不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 （4）财政赤字货币化后果？刘元春、张礼卿、张明：认为在缺少财政硬约束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后必然导致高通胀率，中央政府向社会大众征收通货膨胀税，从而不主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5、我们的观点：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合理性，可以适当采用，助力宽松财政政策加码。 （1）宽松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而且效率是比较高，可以货币化财政赤字，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最为典型例证是：疫情期间，各类社保类费用企业短期免缴，其实质性大幅降低企业的成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2）在附加社会救济社会扶持性的信贷投放上，财政政策更有效。货币政策动用再贷款再贴现调整信贷结构只有暂时性临时性效果，在社会兜底政策上，财政政策更加有效，手段更多，期限也更加长期。 （3）目前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稳就业。按照IS-LM模型，宽松的财政政策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创造更多的社会总供给，有助于稳就业。 （4）社会总供给增加，可以缓解通胀压力。货币化财政赤字后，货币供给量增加，有可能诱发高通胀，但是如果创造出的社会总供给可以消化掉这部分货币供给，即可减轻通胀压力。 （5）宽松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不能全部由银行体系自己来承担，适当的增加承担主体，也可减轻银行体系负担，有助于稳金融。 6、我们预计5月20日公布的5月1年期/5年期LPR将保持不变，分别为3.85%/4.65%。 原因：（1）上周MLF利率维持稳定，按照之前的节奏，在LPR和MLF基本上维持同步变动。 （2）实体企业贷款利率下降幅度远远超过本年LPR30个bp的下行。 （3）存款基准利率维持不变情况下，银行利差空间已经不大。1季度行业平均的NIM只有2.10%，环比下降10个bp。 7、投资建议 （1）把握超跌反弹估值修复行情：政策对冲>不良新生成 2020年银行估值承压。理由是：LPR下行周期中NIM下降导致ROE承压，同时受疫情影响全年经济增速低于往常，资产质量承压，不良率将回升。 但是政策对冲，依然有超跌反弹的行情。前者主要是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预期，改变NIM下行趋势。后者主要是政策对冲超过银行体系不良新生成，从而减轻资产质量上的压力。其一、银行业贷款总额160万亿左右，零售贷款占比40%，从而零售贷款规模预计64万亿，如果零售不良率再提高2%，零售贷款不良规模新增达1.3万亿左右。其二、针对中小微的再贷款再贴现，规模达到1.5万亿，6月底之前全部投放完成。而1.5万亿的再贷款再贴现完成可以对冲这部分潜在的风险敞口，从而再贷款再贴现能够帮助小微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其三、一季度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好于预期就是一个例证。1Q经济负增长，银行贷款主要分布的行业也出现大幅的负增长，但是银行的资产质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同5000亿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投放有关。我们认为2Q后存在滞后的影响，但随后1万亿的再贷款再贴现对接，2Q3Q整体的风险敞口也将会得到有控制。 （2）投资主线之一：把握估值已触底基本面优异高弹性的优质银行股的中长期投资机会。投资主线之二：把握受疫情影响小的银行，短期内，我们重点推荐估值低且对公贷款占比高的银行，比如：无锡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 （3）重点推荐标的 每周一股：杭州银行（存量风险出清，零售优势增强，买入，11元） 5月金股：兴业银行（商行+投行的业务特色；年报1季报显示其资产质量改善；NIM韧性强；估值低） 中长期重点推荐：优质银行股、兴业银行、浦发银行；邮储银行、工商银行、南京银行；无锡银行、长沙银行、上海银行。 (本文作者介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英国杜伦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银行业首席。专注于将金融学理论和中国具体的市场实践精巧结合，并且借助规范科学的研究方法，发现市场内在的规律和秩序。)
本文要点 若要将“赤字货币化”转为现实的政策选择，就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首先，宏观政策组合的依据是经济运行实况，即在进行政策选择讨论之前，要先对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判断。采取“赤字货币化”的政策选择实际上就是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组合取向。那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经济运行究竟出现了什么剧烈变化，以至于必须要对4月17日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宏观政策组合取向做出方向性调整呢？ 其次，从既有的宏观调控经验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越好，宏观调控的效果就越好，但“赤字货币化”一旦落实，则意味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丧失。究竟是什么因素迫使我们丧失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和突破《中央人民银行法》呢？ 最后，在“赤字货币化”政策选择下，实际上暗含着对财政赤字约束的放松，而“软”约束一旦成为常态，政府债务增长也可能成为常态化，由此必然带来主权信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一个丧失利率工具的中央银行，如何来有效应对通货膨胀预期变化和汇率波动，进而中央银行又该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呢？ ——张涛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赤字货币化成为政策选择之前需先回答三个问题 文 | 张涛 当前影响各国经济运行最重要的因素，无疑就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和全球性蔓延，出于对冲疫情冲击的考虑，各国均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不少国家还创设很多新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政策选择的热烈讨论，在国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赤字货币化”政策选择的讨论。 我想既然“赤字货币化”是作为一种政策选择的参考已经被提出来，那若要将其转为现实的政策选择，就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首先，宏观政策组合的依据是经济运行实况，即在进行政策选择讨论之前，要先对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判断。例如，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表明虽然遭受了疫情冲击，但宏观政策组合方向依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取向。 而赤字货币化的政策选择通俗的讲，就是财政部门直接向中央银行融资（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从政策效果而言，财政赤字的扩大是典型的积极财政政策特征，中央银行因购买国债带来了基础货币的投放，即“印钞”属于典型的宽松货币政策。由此采取“赤字货币化”的政策选择实际上就是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组合取向。 那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经济运行究竟出现了什么剧烈变化，以至于必须要对4月17日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宏观政策组合取向做出方向性调整呢？我想这是主张“赤字货币化”政策选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而且回答此问题时，不需要间接通过所谓的“货币状态”来描述。而按照日前人民银行公布的其对全国1万家实体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过去的一个月来，经济运行是呈现好转迹象的。截至4月末，工业生产基本修复到位，服务业开工率持续回升，97.5%的企业已复产，超半数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已达到或超过上年二季度平均水平。 其次，从既有的宏观调控经验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越好，宏观调控的效果就越好，但“赤字货币化”一旦落实，则意味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丧失。“赤字货币化”在实际政策执行中，就是国债直接由人民银行来认购，即财政部门发行多少规模的国债，央行同时对等地向社会投放多大规模的基础货币，这意味着人民银行因此丧失了这部分基础货币的调控权。而2007年财政部门向商业银行定向发行过1.55万亿特别国债，随后央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了这部分特别国债，表明在特定情况下中央银行是可以对财政提供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恰恰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体现，并未造成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失控，因为国债作为金融市场最主要的金融标的之一，央行通过在公开市场对国债的买卖来调控货币供给规模，本身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更何况目前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迫使我们丧失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和突破《中央人民银行法》呢？我想这也是主张“赤字货币化”政策选择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最后，我想要问第三个问题是，在“赤字货币化”政策选择下，实际上暗含着对财政赤字约束的放松，而“软”约束一旦成为常态，政府债务增长也可能成为常态化，由此必然带来主权信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因为按照自身既有经验和国际通行的做法，政府债务的偿还很大程度上依靠“借新还旧”，从债务人角度而言，利率越低，债务偿还成本越低，但当政府债务规模较大时，利率水平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即影响到主权信用等级。因此，客观上就会造成，出于维系主权信用等级，财政部门倒逼中央银行维持低利率水平，而一旦此隐性政策含义成为社会共识，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利率工具的无效。那么试问，一个丧失利率工具的中央银行，如何来有效应对通货膨胀预期变化和汇率波动，进而中央银行又该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呢？ 面对如此巨大的政策选择风险，主张“赤字货币化”政策选择的答案是什么？ 我想先清楚地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再主张“赤字货币化”成为现实的政策选择也不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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