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宏观背景，湾区金融有必要明确提质升维的基本方向。” 近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证监会正式批准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由此产生了与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以及郑州商品交易所并驾齐驱的国内第五大期货交易所。宏观上看，广州期货交易所的创立无疑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成果，但同时更在微观层面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增添力量。 国际三大著名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的经验表明，发达与健全的产业体系是湾区金融的重要载体与强大实体支撑，湾区同时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如世界500强企业有40%云集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汇集了谷歌、苹果等国际顶级科技公司，籍此锻造出了驰名全球的风投资本中心；东京湾区集中了日本的钢铁、炼油、石化、电子、汽车等主要工业部门。具体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中既有着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编队，也有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集群。丰沛的实体产业量能创造出金融资本对接与嫁接优质资源的宽阔腹地，也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产业成色越来越厚重。 数据显示，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GDP达到1.5万亿元，占比为12%，显著高出8%的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至2020年底湾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超过75万亿元，占全国比重的19%，上市公司2319家，总市值超过35万亿元。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金融中心城市前20名中，中国有5个城市入榜，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占据3席（香港、深圳与广州），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罕见的金融中心城市密集度极高的地区。 由香港作为金融单中心向港深穗金融三极演化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在地理空间上洗牌重组的主流趋势，而且湾区金融业集聚效应、梯队化特征格外显著。与10年前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GDP占比超过70%完全不同，香港如今的占比降至37%，同时深圳与广州大幅上升，并不排除5年之内深圳金融业GDP反超香港。按金融GDP的体量来看，香港、深圳、广州为第一梯队，三市金融业GDP均超2000亿元，并圈占了大湾区83%的金融业GDP份额；东莞、佛山两市金融业GDP在500亿元左右，为第二梯队；其他城市的金融业GDP皆在400亿元以下，为第三梯队。另外，香港、深圳、广州三个核心城市上市公司数量占大湾区的91%，市值占比达88%。 头部阵容的标签化勾勒出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错位发展的商业赛道。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引导中国企业出海融资的作用将不可替代；深圳科技力量雄厚，同时既是创业板改革与注册制的试验田，也是数字货币落地试点的重要基地；相较香港与深圳，广州金融业GDP占比不到9%，但随着广州期货交易所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两大平台的落地，广州金融业身躯有望扩展，并且广州金融业的建设定位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其中碳排放有可能成为广州期货交易所的首个品种。这样，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棋盘上，形成了“金融+服务”由香港引导、“金融+科技”由深圳引导、“金融+绿色”由广州引导的三大金融高地。 当然，错位发展的同时也有竞争与融合，比如广州提出了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同时广州提出要在南沙区设立港澳保险服务中心，而深圳也明确要申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并且深圳也率先探索绿色金融地方立法，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不仅如此，深圳也在争取设立港澳保险服务中心。在合作层面，除“深港通”之外，“跨境理财通”业务也正式启动，另外，深圳联合广州、香港、澳门发起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这种竞合力量的交织一方面不断倒逼出湾区核心城市的使命感与危机意识，同时也推动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加速。 不得不指出的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还处于摸索探路阶段，但也的确获得了占据明显比较优势的金融支持政策，区内存量金融资源也可叠加成可观的创新驱动能力，因此，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宏观背景，湾区金融有必要明确提质升维的基本方向。 首先，湾区金融有待加强互认互通，提升区内产品与要素流通的便利度。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唯一同时具有两种制度、三种货币、四个核心城市的湾区城市群，而且粤港澳三地涉及的信用体系与监管体系也不同，由此导致不仅三种货币不能实现自由支付和自由流通，而且居民办理信用卡与投资理财业务的渠道也不畅通，保险产品未能得到三地互认，同时三地居民相互之间的信用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为此，有必要将三地的法律、经济、会计等方面政策优势资源对标起来，并赋予金融企业更充分的业务创新空间，在此基础上引导支持成立粤港澳金融联盟，同时建立由中央、粤、港、澳四部门组成的协调组织机构，协同推进三地金融的融合进程。 其次，湾区金融有待全面推进跨境投融资布局，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度。金融创新能力从内部引爆，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引导更多企业包括金融企业走向全球，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视野，同时最终实现资本项目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的核心使命，其主要渠道就是在大湾区内进行跨境投融资试点。目前除了“深港通”“理财通”等少数产品外，湾区金融的跨境广度与深度还远远不够，未来可在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不动产跨境抵押登记、跨境贷款、跨境资产转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以及保险业务跨境收支管理等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市场。 再次，湾区金融有待强化互补与互助，提升金融资源的的溢出度。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中，金融业繁荣发展落差相当明显，比如广东肇庆市金融业GDP至今没有突破100亿元，债券市场规模更是小至2亿元，与第一名深圳相差万倍以上，同时像惠州、中山、江门等城市的发债规模也未突破百亿元，且这些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非常之少。这种金融资源聚集性所导致的失衡状况弱化了大湾区金融市场的协同与共振，需要利用湾区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产业转移的契机推动香港、广州与深圳三地优质金融资源的对外溢出，同时设立大湾区合作发展基金重点对金融业薄弱的城市提供倾斜性支持。 最后，湾区金融有待创新监管合作，提升金融运行的安全度。产品的丰富、参与主体的增多以及跨境渠道的拓展，都使得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资源尤其是资金的流动范围与规模空前放大，流动频率显著加快，为此必须寻求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在动态博弈中更高水平的平衡。基本思路是，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三大自由贸区为根据地，全方位展开金融创新的监管“沙盒”试验，包括创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协调沟通机制，推进三地之间的监管数据共享，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体系，加强粤港澳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
粤港澳大湾区逐渐从地方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港股00737)规划纲要》印发，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1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1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条件在国内最成熟 粤港澳大湾区由“9+2”组成，即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面积合计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9年经济总量12万亿元，占全国的12.1%；常住人口7267万，占全国的5.2%。 湾区经济是大国发展标配，全球约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世界知名的有三大湾区：以现代金融为核心的纽约湾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旧金山湾区和以现代制造为核心的东京湾区。中国自北向南主要有渤海湾区、胶州湾区、杭州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区等，实力最强、基础条件最成熟的则是粤港澳大湾区。 1.2粤港澳大湾区从地方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酝酿已逾10余年，从2005年明确“湾区发展计划”，到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国家发改委牵头粤港澳三地签署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再到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逐渐落地。从发展历程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2014年），湾区经济进入地方构想。2005年，广东省政府在《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中明确划分“粤港澳跨界合作发展地区”，并要求把发展“湾区”列入重大行动计划。之后，湾区发展陆续写入2008年国家发改委《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9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参与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201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跨区域合作初现雏形。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湾区经济，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优势。 第二阶段（2015年至今），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3月，“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十三五”规划等，要求建设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7月1日，值香港回归20周年，国家发改委牵头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明确提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1.3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1）港澳繁荣新保障：深化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拓展港澳发展新空间和新动能，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基本国策。 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深化与内地互利合作。在改革开发初期，香港、澳门凭借其产业、技术、资金等优势，引领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发展。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香港、澳门地位相对下降，特别是香港一段时间经济低迷，亟需内地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可以通过构建协同机制，消除影响要素便利流动、产业合理分工的制度性障碍，打破行政地域壁垒，推进“一国两制”的新实践，保持港澳长期繁荣。 2）对外开放新门户：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引领对外开放。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博鳌讲话中向世界宣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粤港澳大湾区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区位优势突出，具有侨乡、英语和葡语三大文化纽带，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桥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整合发挥其港口、金融、贸易、制造业等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且，粤港澳大湾区将凭借“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寻求制度创新，探索制定新规则，率先在大湾区内部试用，再推广到全球，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3）区域发展新布局：在北中南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下，大湾区将发挥优势区位，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十三五”规划指出，我国区域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南接东南亚、南亚，东接海峡西岸经济区、台湾，北接长江经济带，西接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可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战略地位，形成北有雄安新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有长三角领衔长江经济带、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带动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1.4发展关键：最大限度推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背景下深化合作，涉及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交通能源等，如何在不同的制度与城市之间，最大限度地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效便捷地流通，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关键。在大湾区内部，存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自由港，还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南沙、前海蛇口和横琴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核心城市。并且，由于经济体量相当，广州、深圳、香港有可能出现的“龙头”之争，如何实现优势互补，避免恶性竞争，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2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分工、七大合作重点领域 2.1城市分工：产业布局协同互补，实现“9＋2＞11”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世界级湾区都是外向型，面向全世界的，粤港澳三地须深度融合，发挥“9＋2＞11”的效应，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相关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大湾区内部分工为： 1）强化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构建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广州以基础工业和重工业为主，佛山着重发展轻工业，深入开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佛强强联合、发展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深圳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优势，继续加快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海洋经济、数字创意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同时，继续发展金融、航运等现代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化。东莞和惠州依托深圳研发资源，集中产业制造优势，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中心。珠海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家电电气、精密机械制造、生物医药和电力能源业为主导产业，重点打造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加强与港澳深度合作，拓展在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等领域合作。肇庆积极承接大湾区核心城市的产业与资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都市型经济，推进产业创新发展，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 2）香港侧重国际金融、航运、贸易、航空枢纽职能，澳门推进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澳门作为全球四大赌业之一，旅游业、酒店业和娱乐场吸引着全球游客，推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2.2七大重点合作领域：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划定七大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 1）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内地与港澳交通联系，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优势，带动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级港口群和空港群，优化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推动各种运输方式综合衔接、一体高效。强化城市内外交通建设，便捷城际交通，共同推进包括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粤澳新通道等区域重点项目建设，打造便捷区域内交通圈。建设稳定安全的能源和水供应体系，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扩大网络容量。 3）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培育发展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大湾区不同城市产业优势，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 4）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领，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使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5）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6）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粤港澳合作，进一步优化珠三角九市投资和营商环境，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新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7）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共享，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3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迎来大湾区时代 3.1粤港澳大湾区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国际一流湾区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湾区依赖于自身资源和港口群，抓住了三次科技革命历史机遇相继形成并崛起，分别以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主要特点。其中，一战到二战期间，纽约湾依靠大西洋(行情600558,诊股)贸易通(港股00536)道成为第一个世界级湾区，并且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二战后，旧金山湾依靠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贸易通道、教育和人才优势，成为第二个世界级湾区，位于湾区南部的硅谷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20世纪60-90年代，东京湾凭借科技制造实力成为第三个世界级湾区，先进制造优势突出。三大湾区的发展路径可总结为四个阶段：单级城市、都市区、城市群、世界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人才储备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毫不逊色，但在人均水平、研发投入、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层面仍存在不小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达到1.68万亿美元，已经超越旧金山湾区，并且与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此外，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吞吐量和机场旅客吞吐量位居世界湾区之首；粤港澳大湾区广东9市包括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华南最大商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而香港具备“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国际人才优势，澳门是全球主要的娱乐会议中心。综合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人才储备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人均发展水平上，粤港澳大湾区远远落后于国际三大湾区，人均GDP只相当于纽约湾区的1/4、旧金山湾区的1/5、东京湾区的1/2，差距明显，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于国际三大湾区的3/5左右； 研发投入少，科技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缺乏足够数量的全球创新知名企业，世界500强公司不及国际三大湾区的一半。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未来的潜力无限。 3.2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聚焦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 通过对国际三大湾区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现状的对比分析，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实力，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有望打造成一个融合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以及先进制造的综合湾区。 1）深化港深金融合作，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纽约市政府通过与临近州政府的合作，充分利用曼哈顿华尔街资本优势，将狭长的岛屿转变成商业中心。至今，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已有三分之一以上把总部设在曼哈顿岛，全球7家大银行中的6家，2900多家世界金融、证券等机构以及各大垄断组织的总部都在此设立，并成立了纽交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等大型金融交易中心。此外，花旗财团、摩根财团等本土金融机构的快速成长也给湾区的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香港和深圳分别为国际、国内金融中心之一，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合作在于推进湾区内金融机构协同，进一步完善深交所和港交所的互联互通，为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发挥好香港和深圳创业投资、私募融资的优势，并与实体经济作充分的对接，借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全球资本进入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 2）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旧金山湾区的技术创新得益于在硅谷聚集着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包括公立大学34所，私立大学49所，五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健全相关法律和基础设施为风险资本培育成熟的创投环境，打造产业资本回报科研的良性循环，进一步留住人才。同时，除了联邦建立的保护创新的法律体系外，加州政府还推出学徒计划、职业培训，严禁企业限制员工合理流动，为湾区内人才流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粤港澳三地大湾区拥有多所研究机构和学校，聚集了众多科技公司，具备国际水平的创新基础。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发挥香港、广州、深圳三个中心城市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对周边城市的引领和外溢作用，尽快推进形成一批能够媲美BAT的新产业和新企业。加大力度引进更多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所，加强高校间、校企间以及与国际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落实港澳居民在创业、就业、社保、医保、教育等方面同等待遇，聚集更多科技创新要素在湾区内生长、发展，促进湾区科技创新，以区域融合推动产业的特色化、多元化来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 3）培育高端产业集群，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二战后日本依托优质的六大港口和大量的产业专用码头，大量进口海外能源和原材料，在临海地区建立京浜、京叶工业区，这两大工业带集中了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现代物流等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同时又与在腹地东京的金融、总部、研发、能源等功能紧密互动，最终发展为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出口实力最强的新型工业地带，这是东京湾区能够成为世界综合性湾区的一大成功经验。 粤港澳大湾区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大湾区时代将迎来由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全面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可以通过有力措施明确各市在世界级高端制造业集群培育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各市应重点发展和培育的优势产业或企业，建立合作共赢的长效协作机制，并且帮助高端制造业与国际市场、国际分工有越来越快速、频繁的互动，增强核心竞争力，抢占世界高端制造业制高点。
从全球经济发展看，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进程中，湾区往往是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前不久闭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在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创新能力最优的区域之一，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基础，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从现实出发，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关键在于能否尽快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 一、服务贸易一体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所在 当前，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连接点。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不仅是加快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重中之重，而且是促进三地优势互补、提升三地整体竞争力的突破口，更是加快形成三地创新发展大环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之举。 1.服务贸易既是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重点，也是我国以内需为导向实行高水平开放的重点。从全球贸易进程看，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点、焦点，并且在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面提升。2010年至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名义增长4.8%，是同期货物贸易增速的2倍；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3%提高至23.8%，预计2040年将提升到50%。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看，服务贸易成为高水平开放的重点。2014年至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长7.8%，是货物贸易增速的2.2倍，是外贸整体增速的1.9倍。在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升级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领域贸易的需求日益提升。估计到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由2019年的14.6%提高至20%以上，并在制造服务、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方面形成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2.服务贸易一体化既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举措，也是促进粤港澳市场一体化的关键之举。一方面，以扩大内需为导向推进高水平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例如，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为45.9%，估计到2025年将达到52%左右，开始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由此带来巨大的服务进口需求。预计未来5年，我国服务进口累计将达到2.5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将超过10%。 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并且拥有港澳作为自由贸易港的重要优势。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能够使国际社会分享我国14亿人服务型大市场，更能使大湾区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目前的突出矛盾在于，受制于规则、标准等方面的差异，服务贸易一体化滞后成为大湾区市场一体化的突出短板。例如，2020年6月1日施行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修订版）中，对港澳服务提供者实行国民待遇的行业为69个，占所有规定行业的45%，且主要集中在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低技术领域；2018年，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1.4%，粤港澳三地服务贸易合作的潜力远未释放。 3.服务贸易一体化不仅将释放大湾区巨大经济增长潜力，也将释放巨大的创新活力。一方面，体制机制壁垒使得粤港澳服务贸易项下各类要素难以高效便捷流动。由此，制约了大湾区创新潜力的释放。例如，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为2.3万美元，大致相当于旧金山湾区的22%、纽约湾区的27%、东京湾区的52%。一方面，三地创新市场未能高度融合、科技要素流动的壁垒较高等制约大湾区创新活力的释放。例如，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数量已居四大湾区之首，但从发明专利施引数与发明专利数的比值这一衡量专利质量指标看，四大湾区中，旧金山湾区为2.93，纽约湾区为1.60，东京湾区为0.90，粤港澳大湾区仅为0.75。由此看来，以服务贸易一体化推动研发等要素在大湾区内的高效配置和自由流动，才能充分释放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活力。初步估算，到2030年如果大湾区服务贸易项下的人员、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实现自由流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有条件超过东京湾区当前的水平。 二、制度型开放是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的重大任务 总的来看，粤港澳涉及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实现三地服务贸易一体化的实质性突破，既需要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的重要进展，更直接依赖于三地在服务领域推进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对接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 1.加快推动广东服务业对港澳的全面开放。近年来，南沙、前海、横琴三大片区在推动服务业对港澳开放方面取得初步成果。但从大湾区整体来看，广东服务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仍然是大湾区服务业产业体系深度合作的突出障碍。建议：一是将广东自贸试验区内的开放政策扩大到整个大湾区，实现广东对港澳服务业开放的重要突破；二是赋予广东更大开放改革自主权，率先将港澳资本视为内资，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三是在广东实行对港澳更加精简透明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破除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等的各种壁垒，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四是充分发挥金融开放对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的促进作用，率先实施与跨境服务贸易配套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与自由流动制度，推进人民币信贷市场对接，并强化大湾区金融监管合作。 2.尽快推动粤港澳服务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全面对接。在金融、法律、会计等规则难以对接，服务业领域各类人才未能互认的情况下，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难以实现重要突破。建议：一是逐步建立与港澳对接的服务业市场管理体系与资格互认体系，允许符合港澳标准的服务业企业、具备相关职业资格的人员，在广东备案审核后直接开展相关业务活动；二是加快推进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与港澳全面对接，形成各类产权保护的合力；三是借鉴CPTPP等国际最新投资贸易协定相关条款，在数字贸易领域先行先试，并在数据采集、存储、处理、流动、使用等方面开展规则探索与制度创新；四是建立仲裁、调节、协商等非诉讼对接平台，支持大湾区创建两大法律体系仲裁模式裁决跨境民商事案件，推动三地仲裁、调节结果互认。 3.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项下人才、货物等自由便利流动与高效配置。以推进人才、货物等自由便利流动为重点推动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是促进港澳更深程度融入我国双循环发展体系与创新体系。建议：一是积极推进三地政府间商谈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双向认可清单，推进粤港澳职业资格与资历全面互认；二是全面推行“一签多行”政策，形成三地人才流动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让港澳人才能够更方便到广东就业创业；三是鼓励并支持三地青年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沟通、对话、交流，尤其是鼓励和支持大湾区青年在科技创新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四是建立统一的海关查验监管和卫生防疫检验平台，最大限度消除非关税壁垒，在广东探索制定针对港澳的豁免查验商品目录或企业目录。 三、以制度型开放深化制度性变革是广东参与大湾区建设的重大课题 开放是最大的改革。制度性变革高度依赖于制度型开放。以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需要在制度型开放进程中推动广东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率先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 1.深化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的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十四五”广东需要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性、基础性领域尽快实现重大突破，并规范政府行为。建议：一是率先加快打破科技领域人才、资金等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二是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居住证制度，做好与港澳间居住制度的衔接，逐步降低港澳人员在广东申领居住证门槛；三是加快土地、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四是优化调整广东国资国企战略布局，加强国有经济在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战略性前瞻性等领域的竞争力、创新力，在此基础上尽快退出充分竞争领域等。 2.率先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更高层次的合作和竞争新阶段，无论是推进高水平开放，还是积极吸引全球优质创新要素，都更加依赖于规则制度等软环境建设。建议：一是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加快推进产业政策转型，全面清理妨碍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推动实现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二是制定适用产业扶持政策的负面清单，将产业扶持政策严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应或关键核心技术的领域；三是制定更加清晰透明的政府权责清单，明确政府参与宏观经济治理的边界与权限；四是进一步修订《CEPA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将竞争中性引入协议内容，保障粤港澳市场主体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在大湾区公平竞争。 3.完善大湾区开放合作协同机制。数据显示，旧金山湾区“跨城市专利合作比率”为10.33%，东京湾区为3.28%，纽约湾区为1.57%，粤港澳大湾区仅为0.95%。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等，仅靠三地自身力量难以实现突破。建议在国家层面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框架下，建立工作层面上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调机构以及核心城市与主管部门间直接对话的合作机制，就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协商对话。 港澳最大创新应用市场在国内。未来5-15年，粤港澳大湾区以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点，要牢牢立足我国14亿人内需大市场，突出自身创新优势，通过制度性变革，推动港澳更深程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大湾区就有望在科技创新领域异军突起，并在我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牵引、示范作用。由此，不仅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全国的科技创新发展做出独特贡献。（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论坛；编辑：解轶鹏）
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之后,“十四五规划”再次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中。可以预见,粤港澳大湾区将迎来新一轮建设机遇期。近日,广发信用卡参加由岭南通、羊城通承办的2020年中国(小谷围)互联网+交通运输创新创业大赛之“智慧出行+智慧湾区”主题赛颁奖典礼,在会上对外宣布广发信用卡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举措。据介绍,广发信用卡将与岭南通开展发卡业务合作,用金融之力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便捷智慧出行服务体系建设。公众在发现精彩APP即可开通岭南通交通卡并完成充值,发现精彩APP新用户还可以享受0元开卡福利。 精准发力赋能大湾区智慧出行 据悉,本次主题赛的举办旨在聚合移动互联网与交通出行服务的创新创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智慧出行+智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互通便捷等方面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打造“出行+生活”、“湾区一票(卡、码)通”创新产品和服务示范,持续推动城市交通、城市生活、城际互联以及大湾区便捷出行领域的“移动+”、“交通+”、“智能+”的发展进程,助力交通强国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作为本次大赛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岭南通股份有限公司依托自身优势,以粤港澳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契机,全面整合粤、港、澳地区互联互通交通电子支付领域,共同构建未来交通出行生态圈,引领行业创新转型。广发银行作为总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也在不断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场优势”,以创新惠民举措助力普惠金融消费升级,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目前,广发信用卡已经与岭南通达成合作,通过岭南通空发卡业务,广发信用卡发现精彩APP用户能够通过APP内开通广东省全国交通一卡通电子钱包卡,并且还可以即时给交通卡充值,实现NFC手机在全国交通一卡通城市的公共交通终端使用。如果没有注册过发现精彩APP的用户,还将享受到免费开卡服务。据了解,未来双方或将开展广发积分兑换岭南通充值金、先乘车后支付等特色服务,能够在大幅提升发现精彩APP用户活跃度的同时,有效促进湾区交通一体化和智慧出行进程。 特色金融助推大湾区消费升级 聚焦大湾区客群生活、发展和旅游的三大核心消费需求,广发银行曾于2019年4月专项推出粤港澳畅游信用卡,促进粤港澳三地金融互通、人才互通和交通互通,全力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腾飞。据悉,该卡面向全辖发卡,立足于发现精彩APP开放服务平台,融合线上线下千家商户场景生态,为常驻或往来大湾区、频繁在粤港澳消费的客群提供畅行三地的特色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广发银行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加大与湾区范围内行业知名企业的合作力度,利用合作伙伴产品、场景、客户资源、品牌优势等,共同开发大湾区金融消费市场。例如,广发曾与广汽蔚来开展总对总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分期合作,从线上APP及线下体验门店进行互相引流,达成发卡新增和汽车消费分期的双赢。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支付便利性,广发银行还会根据湾区内消费升级变化情况,加大在移动支付、线下线上商户合作、产品研发的开发力度。例如,广发银行曾陆续推出免外汇交易手续费、“尽兴港澳”等主题活动,以及海淘消费增加额外10%返现,促进港澳地区用卡活跃,带动用户在港澳地区消费;并通过首绑扫码付和手机pay达标最高奖60元、线上消费笔笔抽等措施,鼓励移动支付,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全消费场景。 从粤港澳畅游信用卡到岭南通,再到与东航同步首发“湾区随心飞”产品,广发银行秉持“科技+金融”的发展策略,不断探索前沿科技,丰富产品体系,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的同时,通过金融科技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在此过程中树立起了特色金融赋能大湾区发展的新标杆。
粤港澳大湾区逐渐从地方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1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1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条件在国内最成熟 粤港澳大湾区由“9+2”组成，即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面积合计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9年经济总量12万亿元，占全国的12.1%；常住人口7267万，占全国的5.2%。 湾区经济是大国发展标配，全球约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世界知名的有三大湾区：以现代金融为核心的纽约湾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旧金山湾区和以现代制造为核心的东京湾区。中国自北向南主要有渤海湾区、胶州湾区、杭州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区等，实力最强、基础条件最成熟的则是粤港澳大湾区。 1.2粤港澳大湾区从地方构想上升为国家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酝酿已逾10余年，从2005年明确“湾区发展计划”，到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国家发改委牵头粤港澳三地签署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再到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逐渐落地。从发展历程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2014年），湾区经济进入地方构想。2005年，广东省政府在《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中明确划分“粤港澳跨界合作发展地区”，并要求把发展“湾区”列入重大行动计划。之后，湾区发展陆续写入2008年国家发改委《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9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参与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201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跨区域合作初现雏形。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湾区经济，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优势。 第二阶段（2015年至今），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3月，“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广东省“十三五”规划等，要求建设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7月1日，值香港回归20周年，国家发改委牵头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明确提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1.3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1）港澳繁荣新保障：深化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拓展港澳发展新空间和新动能，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基本国策。 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港澳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深化与内地互利合作。在改革开发初期，香港、澳门凭借其产业、技术、资金等优势，引领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发展。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香港、澳门地位相对下降，特别是香港一段时间经济低迷，亟需内地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可以通过构建协同机制，消除影响要素便利流动、产业合理分工的制度性障碍，打破行政地域壁垒，推进“一国两制”的新实践，保持港澳长期繁荣。 2）对外开放新门户：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引领对外开放。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博鳌讲话中向世界宣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粤港澳大湾区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区位优势突出，具有侨乡、英语和葡语三大文化纽带，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桥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整合发挥其港口、金融、贸易、制造业等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且，粤港澳大湾区将凭借“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寻求制度创新，探索制定新规则，率先在大湾区内部试用，再推广到全球，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3）区域发展新布局：在北中南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下，大湾区将发挥优势区位，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十三五”规划指出，我国区域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南接东南亚、南亚，东接海峡西岸经济区、台湾，北接长江经济带，西接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可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战略地位，形成北有雄安新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有长三角领衔长江经济带、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带动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1.4发展关键：最大限度推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背景下深化合作，涉及产业布局、土地利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交通能源等，如何在不同的制度与城市之间，最大限度地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效便捷地流通，在合作中实现共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关键。在大湾区内部，存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自由港，还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南沙、前海蛇口和横琴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核心城市。并且，由于经济体量相当，广州、深圳、香港有可能出现的“龙头”之争，如何实现优势互补，避免恶性竞争，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2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分工、七大合作重点领域 2.1城市分工：产业布局协同互补，实现“9+2＞11”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世界级湾区都是外向型，面向全世界的，粤港澳三地须深度融合，发挥“9+2＞11”的效应，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相关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大湾区内部分工为： 1）强化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作用，构建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广州以基础工业和重工业为主，佛山着重发展轻工业，深入开展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佛强强联合、发展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深圳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优势，继续加快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海洋经济、数字创意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同时，继续发展金融、航运等现代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化。东莞和惠州依托深圳研发资源，集中产业制造优势，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中心。珠海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家电电气、精密机械制造、生物医药和电力能源业为主导产业，重点打造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中山、江门将着力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继续加强与港澳深度合作，拓展在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等领域合作。肇庆积极承接大湾区核心城市的产业与资本转移，做优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都市型经济，推进产业创新发展，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中转港口的枢纽作用，拓展经济圈与广西、贵州的联系。 2）香港侧重国际金融、航运、贸易、航空枢纽职能，澳门推进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专业服务和创新及科技事业发展，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澳门作为全球四大赌业之一，旅游业、酒店业和娱乐场吸引着全球游客，推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2.2七大重点合作领域：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现代产业体系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划定七大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 1）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内地与港澳交通联系，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优势，带动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级港口群和空港群，优化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推动各种运输方式综合衔接、一体高效。强化城市内外交通建设，便捷城际交通，共同推进包括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粤澳新通道等区域重点项目建设，打造便捷区域内交通圈。建设稳定安全的能源和水供应体系，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扩大网络容量。 3）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大湾区不同城市产业优势，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 4）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领，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使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5）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6）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粤港澳合作，进一步优化珠三角九市投资和营商环境，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新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7）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共享，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3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迎来大湾区时代 3.1粤港澳大湾区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国际一流湾区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湾区依赖于自身资源和港口群，抓住了三次科技革命历史机遇相继形成并崛起，分别以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主要特点。其中，一战到二战期间，纽约湾依靠大西洋贸易通道成为第一个世界级湾区，并且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二战后，旧金山湾依靠太平洋贸易通道、教育和人才优势，成为第二个世界级湾区，位于湾区南部的硅谷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20世纪60-90年代，东京湾凭借科技制造实力成为第三个世界级湾区，先进制造优势突出。三大湾区的发展路径可总结为四个阶段：单级城市、都市区、城市群、世界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人才储备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毫不逊色，但在人均水平、研发投入、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层面仍存在不小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达到1.68万亿美元，已经超越旧金山湾区，并且与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此外，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吞吐量和机场旅客吞吐量位居世界湾区之首；粤港澳大湾区广东9市包括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华南最大商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而香港具备“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国际人才优势，澳门是全球主要的娱乐会议中心。综合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人才储备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人均发展水平上，粤港澳大湾区远远落后于国际三大湾区，人均GDP只相当于纽约湾区的1/4、旧金山湾区的1/5、东京湾区的1/2，差距明显，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于国际三大湾区的3/5左右；研发投入少，科技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缺乏足够数量的全球创新知名企业，世界500强公司不及国际三大湾区的一半。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未来的潜力无限。 3.2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聚焦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 通过对国际三大湾区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现状的对比分析，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实力，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有望打造成一个融合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以及先进制造的综合湾区。 1）深化港深金融合作，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纽约市政府通过与临近州政府的合作，充分利用曼哈顿华尔街资本优势，将狭长的岛屿转变成商业中心。至今，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已有三分之一以上把总部设在曼哈顿岛，全球7家大银行中的6家，2900多家世界金融、证券等机构以及各大垄断组织的总部都在此设立，并成立了纽交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等大型金融交易中心。此外，花旗财团、摩根财团等本土金融机构的快速成长也给湾区的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香港和深圳分别为国际、国内金融中心之一，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合作在于推进湾区内金融机构协同，进一步完善深交所和港交所的互联互通，为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发挥好香港和深圳创业投资、私募融资的优势，并与实体经济作充分的对接，借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吸引全球资本进入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推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 2）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旧金山湾区的技术创新得益于在硅谷聚集着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包括公立大学34所，私立大学49所，五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健全相关法律和基础设施为风险资本培育成熟的创投环境，打造产业资本回报科研的良性循环，进一步留住人才。同时，除了联邦建立的保护创新的法律体系外，加州政府还推出学徒计划、职业培训，严禁企业限制员工合理流动，为湾区内人才流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粤港澳三地大湾区拥有多所研究机构和学校，聚集了众多科技公司，具备国际水平的创新基础。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发挥香港、广州、深圳三个中心城市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对周边城市的引领和外溢作用，尽快推进形成一批能够媲美BAT的新产业和新企业。加大力度引进更多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所，加强高校间、校企间以及与国际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落实港澳居民在创业、就业、社保、医保、教育等方面同等待遇，聚集更多科技创新要素在湾区内生长、发展，促进湾区科技创新，以区域融合推动产业的特色化、多元化来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 3）培育高端产业集群，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二战后日本依托优质的六大港口和大量的产业专用码头，大量进口海外能源和原材料，在临海地区建立京浜、京叶工业区，这两大工业带集中了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现代物流等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同时又与在腹地东京的金融、总部、研发、能源等功能紧密互动，最终发展为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出口实力最强的新型工业地带，这是东京湾区能够成为世界综合性湾区的一大成功经验。 粤港澳大湾区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大湾区时代将迎来由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全面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可以通过有力措施明确各市在世界级高端制造业集群培育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各市应重点发展和培育的优势产业或企业，建立合作共赢的长效协作机制，并且帮助高端制造业与国际市场、国际分工有越来越快速、频繁的互动，增强核心竞争力，抢占世界高端制造业制高点。
为落实好《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精神，近日，农业银行出台《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全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该方案从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提升金融创新服务能力、提升综合营销服务水平、提供差异化支持政策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7条具体工作措施。 根据方案，农业银行将积极做好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落实好资本项目便利化改革要求，加快建立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积极参与“跨境理财通”业务和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稳步推进跨境资产业务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同时，进一步落实国家绿色发展政策，从业务资源、产品创新等多个方面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绿色金融业务，并积极开展信贷支持科创企业政策制度创新试点，为科创企业提供“投”“贷”“服”综合金融服务；抢抓湾区内部双向互流的机遇，为湾区企业和居民做好跨境投资、支付便利化等金融服务，满足湾区企业和居民兴业、消费等金融需求；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做好金融赋能，助推湾区创新中心建设。 近年来，农业银行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重点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创企业发展、智慧城市建设、新经济新产业等领域的金融需求，为湾区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澎湃金融动力。 据介绍，农业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同业中始终处于第一梯队，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信贷投放增速多年来都高于全行平均水平，已将湾区1340个项目纳入重大项目库进行管理，并将235户新经济重点客户纳入名单配置差异化政策予以重点支持。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