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央行会同香港金管局、澳门金管局发布公告，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记者从工行据悉，工行积极响应政策要求，将根据监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安排，做好试点开办前的各项业务准备，更好地服务大湾区金融改革创新。 此前，工行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等相关政策，积极探索进行跨境理财相关业务准备。包括集中优势资源，组织工行在大湾区三地机构，提前准备业务流程、系统研发、产品设计、风险防控等工作。 据了解，工行跨境理财业务按照“专户管理、资金闭环、用途可控、手续便捷”思路设计，整合集团经营优势，创新建立跨境理财服务机制，支持推动大湾区内地居民和港澳居民通过工行湾区机构一体化服务，实现客户跨境、双向购买金融理财产品。 近年来，工行紧密围绕“港澳所需、湾区所向、工行所能”发展思路，发挥客户、产品、渠道、资金、科技、风险防控、境内外一体化等优势，聚焦民生普惠、产业升级、资金融通、开放合作等重点领域，着力打造面向个人和企业客户的湾区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湾区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互联互通。工行推出的“湾区服务通”“湾区账户通”等创新产品服务，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客户评价。目前，工行在大湾区拥有1200多家服务网点，配备超3万名专业服务人员，为大湾区个人客户和对公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金融业对外开放再进一步。 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澳门金融管理局决定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下称“跨境理财通”），并于29日发布联合公告。 试点何时正式启动？人民银行指出，“跨境理财通”将在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整体规划与部署下稳妥有序推进。人民银行将会同内地、港澳金融管理部门，拟定具体实施规则，加强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落实投资者保护，推动相关主体做好技术准备，力争“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稳妥启动。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指出，三地联合宣布开展“跨境理财通”并公布了这项安排整体政策框架，标志着三地探索研究的初步工作已经大致完成，进入制订落实细节的阶段，朝着正式开通迈出一大步。 业务资金封闭管理 跨境资金流动额度管理 所谓“跨境理财通”，是指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粤港澳大湾区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按照购买主体身份可分为“南向通”和“北向通”。 “南向通”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在港澳银行开立投资专户，购买港澳地区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北向通”指港澳地区居民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下称内地银行）开立投资专户，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合资格理财产品。 从制度设计上，“跨境理财通”遵循三地个人理财产品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尊重国际惯例做法。 之所以如此操作，余伟文透露，“跨境理财通”首次允许零售投资者直接跨境开设和操作投资账户，并拥有更大的自主度去选择理财产品。这就需要政策创新支持，而创新的前提是，充分尊重三地现行的监管制度和做法，从中寻求最大的共通点和操作空间，务求尽快落实启动。 具体来说，“北向通”和“南向通”投资者资格条件、投资方式、投资产品范围、投资者权益保护和纠纷处理等由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澳门金管局商议确定。 尤其是“北向通”和“南向通”业务资金通过账户一一绑定实现闭环汇划和封闭管理，使用范围仅限于购买合资格的投资产品。资金汇划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资金兑换在离岸市场完成。对“北向通”和“南向通”跨境资金流动实行总额度和单个投资者额度管理，总额度通过宏观审慎系数动态调节。 对于不少投资者而言，理财通或许是其首次试水跨境投资，因此做好投资者保护尤为重要。公告强调，港澳与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将各自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双方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目的，在“跨境理财通”下建立有效机制，按属地管理原则及时应对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促进居民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 联合公告称，“跨境理财通”是国家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金融合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打造粤港澳优质生活圈，有利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促进内地与港澳社会经济共同发展。 人民银行称，“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将有利于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自主投资、灵活配置资产的需求，促进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 香港金管局和澳门金管局均对“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表示欢迎。在余伟文看来，跨境理财通将为香港金融业开拓客源和业务发展空间，推动本地财富管理业务市场有机成长，并带动产品销售、资产管理、产品开发等整条金融产业链的发展，也会惠及相关的专业服务领域。 “跨境理财通将扩大香港财富管理业的腹地，为国际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点、投放更多资源和服务内地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吸引力，也将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余伟文说。 理财通未来市场可期 从上次四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到此次联合公告发布，期间仅仅四十余天，由此可以看出，政策推进的速度之快非常可观。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人民银行一直会同香港金管局、澳门金管局等部门，对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双向理财业务试点做了大量调研和论证。 从数据来看，“跨境理财通”潜在市场不小。 余伟文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超过7000万，GDP达1.6万亿美元，人均GDP达2.3万美元。根据2019年一份财富报告，拥有千万元人民币资产的“高净值家庭”中，粤港澳大湾区占比逾五分之一。随着大湾区内经济蓬勃发展和个人财富持续增长，内地居民对配置境外资产作多元化投资的需求将与日俱增。 另一方面，内地经济稳步发展，新经济潜力巨大，许多国际投资者正持续增加内地相关资产，特别是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因此，对看好内地经济前景的香港投资者来说，内地理财产品的潜质和回报有一定吸引力。 “由此可见，同时开通南、北双向的理财通，是顺应区内居民对跨境投资需求的大势所趋，也为方便资金在区内高效流动提供新的渠道。”余伟文表示。 人民银行也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投资活跃，跨境购买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需求较大。
图片来源：微摄 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澳门金融管理局决定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以下简称“跨境理财通”），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跨境理财通”指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粤港澳大湾区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按照购买主体身份可分为“南向通”和“北向通”。“南向通”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在港澳银行开立投资专户，购买港澳地区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北向通”指港澳地区居民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以下简称内地银行）开立投资专户，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合资格理财产品。 二、“跨境理财通”是国家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金融合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打造粤港澳优质生活圈，有利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促进内地与港澳社会经济共同发展。 三、“跨境理财通”遵循三地个人理财产品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尊重国际惯例做法。“北向通”和“南向通”投资者资格条件、投资方式、投资产品范围、投资者权益保护和纠纷处理等由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澳门金管局商议确定。“北向通”和“南向通”业务资金通过账户一一绑定实现闭环汇划和封闭管理，使用范围仅限于购买合资格的投资产品。资金汇划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资金兑换在离岸市场完成。对“北向通”和“南向通”跨境资金流动实行总额度和单个投资者额度管理，总额度通过宏观审慎系数动态调节。 四、港澳与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将各自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双方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目的，在“跨境理财通”下建立有效机制，按属地管理原则及时应对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港澳与内地相关监管机构将签订监管合作备忘录，建立健全监管合作安排和联络协商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建立公平交易秩序。 五、内地基础设施机构应当按照稳妥有序、风险可控的原则，积极推进“跨境理财通”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完成相关规则和系统建设后，正式启动“跨境理财通”试点业务。 “跨境理财通”正式启动时间和实施细则将另行规定。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如今，坐拥3700亿元货值的世茂集团，已成为湾区一股不可忽视的存在。2020年，世茂确立了3000亿元的销售目标，其重点发力的大湾区，又能给集团带来多大的贡献？蓝鲸房产会持续关注。 经过多次红利加持的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在地产圈内，甚至有“得湾区者得天下”的说法。“心怀天下”的世茂集团，自然是不甘于人后。 过去的一年里，世茂集团以海峡公司为“开路先锋”，至少新增了2500亿元的货值，一跃成为大湾区土储最多的房企之一。截至2019年末，世茂在湾区土储货值达3700亿元，仅次于碧桂园（HK.02007）。 充足的土地储备，为世茂业绩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不过，由于新增货值中有众多并购合作而来的项目，如何将他们尽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销售额和现金流，考验着世茂的管理层。 世茂大湾区抢滩 2020年以来，疫情延迟了世茂的推盘和回款节奏，却并未打断其在湾区的扩张热情。近3个月，世茂已在东莞、佛山、肇庆等湾区城市落子，累计斥资56亿元。 事实上，自2019年2月粤港湾大湾区规划出台以后，世茂就明显加大了在湾区的扩储力度，以确立在该区域的领先地位。 据年报显示，世茂房地产（HK.00813）于2019年新入账了13宗地块，新增土地储备543.53万平米。土地支出款242亿元，占到当年土地支出款项的26.65%。随着世茂福晟整合大戏的上演，福晟在湾区的1000多万平旧改土储，也即将成为世茂的囊中之物。目前，世茂在湾区管理项目已超过40个，散落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等各城市。 克而瑞发布的湾区房企土储货值TOP30显示，世茂于2019年的总货值达到了3700亿元，位居榜单第二位；而在2018年，世茂湾区总货值是1249亿元，排名第18。以资金为后盾，依赖着频繁的招拍挂和并购合作，世茂集团在湾区实现了“大跃进”。 其实，在诸多入粤房企中，世茂并不算后来者。早在2010年，世茂就在广州、深圳等地落子，开发了亚运城、汇金中心等项目，随后世茂还进入香港，打造酒店类产品。 然而，在公司成长壮大过程中，大湾区并不是其布局的重点。 因此，即便如深圳、广州等热点一线城市，在世茂集团版图里，销售额也并不显眼。以2016年为例，世茂于当年入账销售额562亿元。其中，湾区销售额最高的深圳实现了7.8亿元，集团中占比仅1.4%，远低于北京、杭州、泉州等深耕城市。 而随着公司逐渐在海峡西岸、长三角区域确立优势地位后，大湾区也逐渐进入了世茂管理层的“法眼”。继打造出广州世茂汇金中心之后，2017年12月，世茂再度以239亿元的价格拿下深港综合体项目（现命名：世茂深港国际中心），拟打造深圳第一高楼，一时轰动华南市场。 彼时便有业内人士分析，世茂以地标项目来扩大自身知名度，或为公司加大湾区的布局而铺路。 除了加速拿地扩储外，湾区地位的变化在世茂企业架构上也得以体现。2019年11月，世茂对区域进行了调整和变更，华南区域被拆分。随后，世茂新成立了粤桂区域，范围包括广西、海南、广东肇庆等地。而深圳、广州、佛山等湾区核心城市，则被划入了世茂海峡公司，由世茂集团执行董事吕翼直接管理。 对于湾区在世茂集团中的定位，吕翼也于近期做了明确表态：“世茂集30余载运营经验，将重要资源、核心力量全方位地投入到大湾区，将其作为未来发展和全力深耕的核心区域。” 知名财经分析师严跃进指出，此前世茂在湾区土储略有不足，如今在利好政策下，世茂加码大湾区，体现出企业对该区域持续看好。 依赖合作撬动规模增长 梳理世茂在湾区“壮大”的历程不难发现，合作与并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在世茂的朋友圈里，既有富力（HK.02777）、雅居乐（HK.03383）等当地房企，也有泰禾（SZ.000732）、福晟等外来户。 资料显示，2010年，世茂曾联手富力地产，合作开发了惠州富茂海滨城项目，借此首进惠州；当年6月，世茂通过入股的方式获得广州亚运城项目20%的权益，由此进入广州市场。2013年，世茂推出的广州汇金中心项目，也是和华润置地（HK.01109）、合景泰富（HK.01813）共同完成的。 58安居客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向蓝鲸房产指出，世茂初入湾区，采用合作的模式，有助于打开销售局面，助推规模增长。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与本土知名房企相比，无论是土地储备还是市场认知程度，彼时的世茂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随后几年中，世茂陷入业绩瓶颈期，为此不得不进行“去库存、调结构”，由此也延缓了公司在湾区的扩张。整个2016年，世茂在该区域都未有土地进账。随着公司架构、债务、库存等要素的调整，依赖着稳定的现金流等优势，世茂在全国攻城略地的同时，也开启了在湾区的大补仓动作。 这一时期，虽然世茂仍打着“合作”的旗号去布局拓展，但在业内人士看来，用收并购一词似乎更为妥当。2019年，泰禾、粤泰（SH.600393）、鸿荣等陷入流动性危机的房企，纷纷将旗下项目股权出售来回笼资金，世茂则在其中扮演了“白武士”的角色。 蓝鲸房产注意到，世茂在获取项目控制权之后，并不会把原股东一扫而空，反而保留其一定的持股比例，泰禾、福晟都是如此。 在坊间，虽然世茂与福晟的交易，被称为“世纪大并购”，但世茂、福晟方面对此并不认可，均称这是一次合作。据悉，此前福晟在南沙、荔湾、东莞、深圳等地拥有1000万平的旧改资源。伴随世茂与福晟“合作项目”的落地，未来世茂在湾区的货值还将继续增长。 对此张波指出，这种合作方式有利于世茂利用较少的资金，快速获取优质项目，同时对原股东也能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进而降低企业合作风险。 与布局湾区初期情况大不相同的是，如今的诸多合作项目，世茂无疑是主角和操盘方。世茂接盘后，如何对项目进行改造和升级，也考验着企业能力和现金流。 据悉，世茂介入福晟之后，首先着手解决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从而确保项目顺利获取预售证。截至2020年6月初，世茂福晟已取得25张预售证，实现了70亿元的销售额。在售项目已由2019年第四季度的36个项目增至51个。按照计划，下半年还将推进世茂福晟超30个项目取证。 有业内人士称，世茂以品牌背书，首先盘活项目的策略，有助于实现快速回款，这对缓解资金压力很有效果。不过，这种策略对旧改项目是否有效，则值得商榷。 克而瑞分析就指出，湾区旧改项目中，牵涉到拆迁户的补偿、赔偿等问题，协商签约的过程较长。这些合作资产包，对世茂去化率、现金流带来的影响，仍需进一步观察。 如今，坐拥3700亿元货值的世茂集团，已成为湾区一股不可忽视的存在。2020年，世茂确立了3000亿元的销售目标，其重点发力的大湾区，又能给集团带来多大的贡献？蓝鲸房产会持续关注。
逆全球化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应对之策——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系列之18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李奇霖 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黑天鹅”事件频发，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则使得外部环境加速恶化。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全球经济进一步下滑，也使得全球化的弊端进一步显现。 过去粤港澳大湾区受益于全球化红利，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而在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之下，受到的冲击自然也不容忽视。对此，我们为粤港澳大湾区长远发展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 1 逆全球化与中美贸易摩擦 （一）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序幕。此后随着各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整体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地理大发现到一战爆发。这一轮的全球化浪潮由欧洲各国轮流主导，在工业革命的助力下，欧洲资本主义先行国家凭借武力，瓜分全球市场，并通过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攫取了全球化进程的红利。 第二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二战后，美国、苏联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成为此轮全球化的主导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而借助着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更为完善的全球化秩序，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第三阶段是苏联解体到2008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主导着此轮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时期，WTO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使得世界贸易体系更加完善、跨国企业的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载体、技术进步让国际间交流更为便捷，种种因素推动着全球化不断深入。 在这一时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国际分工专业化、全球市场规模扩张、技术进步与扩散等方式，全球化提高了整体的经济增速，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让世界各国都能够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美国等主导国家攫取了最大的全球化红利，而亚洲四小龙、中国等国家也通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学习先进技术等方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具体来看，1961-2007年间全球GDP平均同比增速为3.73%，而高收入国家GDP平均同比增速为3.51%，略低于全球平均增速，但是考虑到高收入国家较大的经济体量，能够维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速已是不错的成绩。而中等收入国家凭借着后发优势，同比增速到了4.57%。 （二）2008年后逆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 全球化在推动全球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而逆全球化的呼声从未停止。而全球经济复苏的乏力使得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降低，而目前世界没有其他经济体能够替代中国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引擎。2008年，通过“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并带动全球经济好转，2008-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84%和43.72%。但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增长换挡期，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下滑。 第二，债务驱动模式难以维系。次贷危机后，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借由政府大规模举债（如“量化宽松”、“降息、负利率”）刺激经济。此后，虽然债务驱动了经济复苏，但是欧美国家经济内部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债务驱动的模式不仅难以持久，反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此后欧洲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便是这时候埋下的隐患。 第三，科技进步放缓，难以出现新的技术进步革命。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信息技术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快速上行，但这一趋势在2000年后转向下行，信息技术密集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渐与其他部门趋同，反映出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率上行趋势已经结束。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投资欲望下降（创新动力不足）、资本错配（资金不愿意投向实体）、企业负债上升（实体企业没钱投资）等问题更是使得本来已经处于下行态势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下滑。2008年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不如危机之前。 全球经济增长的乏力使得各国对存量蛋糕的竞争加剧，而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挤占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动、国内阶级固化等原因，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开始再度抬头，此前桥水基金曾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指数正处于二战后的最高点。 深入来看，在逆全球化的背后其实是发达国家内部矛盾激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级趋于固化。 当资产增值速度超过了薪资待遇上涨幅度后，资产阶级与工薪阶层的差距便会越拉越大。2008年之后，由于全球央行大放水，市场资金充裕而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不强，于是资产纷纷流入金融市场，2009年之后美股迎来了长达十年的牛市，而金融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则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积累财富。 另外金融危机中，由于“大而不能倒”的现象存在，大公司反而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资助渡过难关，而中小企业反而只能被迫倒闭，这也加剧了阶级的分化。即危机后的财政货币政策反而加剧了阶级的分化。 “富者愈福，而贫者愈贫”。数据显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和成人财富基尼系数在2008年之后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其中财富基尼系数远高于基尼系数，也反映出了发达国家内部财富明显向上层聚集的现象。 政治精英们出于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吸引选民选票等考虑，加上国内问题积重难返，有意将矛盾向外转移，于是全球化则成为“背锅侠”，各国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 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竞选时便一直声称“中国正抢走美国制造业的工作”，他当选后，美国到处发起贸易摩擦，退出各类全球协议或国际化组织，其中，中美贸易摩擦更是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三）疫情加速逆全球化进程 2020年1月开始爆发的疫情，对原本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且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往往经济越发达，参与全球化水平越高的国家疫情越是严重。 具体来看，疫情爆发首先冲击的全球供应链，全球分工的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停产停工，使得其他国家由于缺乏原材料与中间品被迫停工。之后随着疫情的蔓延，其他各国纷纷停产停工，全球化供应链被打破。 而为了更好的防控疫情，各国政府先后出台相关政策如加强边境管制等，全球的贸易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海运、航运等方式均被迫暂停。直观的体现便是，诸多海运、航空公司被迫停止运营，并纷纷宣布破产。 在国内经济活动暂停、国际贸易大幅下滑、企业投资欲望下滑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经济陷入低谷，IMF预测2020年全球GDP实际增长率为-3.03%。疫情使得全球经济内部深层次的矛盾暴露出来，在没有革命性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回升的背景下，未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经济的逆全球化也反映到了政治上。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将疫情的锅扣在中国身上，美国宣布或会针对疫情对中国实施惩罚性措施，并且此前再次制裁华为，有重启贸易摩擦的迹象。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疫情更是给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全球化重重一击。可以预期，此后逆全球化的趋势会越发明显。 2 疫情冲击与中美贸易摩擦下的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 中美贸易摩擦开展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受到了明显的冲击，而疫情的爆发更是使得粤港澳湾区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 （一）全球供应链冲击 在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下（贸易、投资全球化），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在欧美的主导下各国根据比较优势不同，形成全球化的产业分工。而此次美国发动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维护原有全球的产业分工结构。 此前，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欧美等国家凭借着技术、资金的优势，主导研发、销售环节，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而中国更多的是凭借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位于价值链的低端。另外，在行业上，中国发展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依旧缓慢。 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下，中国是“世界工厂”，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虽然近几年中国一直在试图力争上游，但是进展并不顺利。 2015年中国出台《中国制造2025》，准备将中国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但是这样的转变是对原先的全球分工体系的挑战。于是，美国在2017年针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调查的核心便是确定中国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及创新等领域的作为、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歧视性。 此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但是美国的核心目标一直没有太多的改变，无论是关税清单、还是实体清单，美国主要针对的就是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制造业。如此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对中国相关行业以及相关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可以注意到即使是在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中国更多的是扮演着加工厂的地位，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以深圳为代表的湾区内部培育出了中兴、华为等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但是在相关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上，相关企业依旧极其依赖进口。 从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也能看出，过去几年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5%左右，但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占比一直呈现上升态势。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东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更多的是产成品，如手机、计算机等，但是进口更多的是中间品，如芯片等，这就使得广州高新技术企业对外依赖程度较高。 具体的话，我们可以看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指标。一般来说，工业增加值率可以简单地反映地区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高工业增加值率反映了企业在产业分工价值链中处于高位。从高技术制造业来看，广东相关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占比均处于35%的水平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广东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并没有掌握核心科技。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电子信息产业一直是珠三角地区的核心产业，粤港澳大湾区也明确指出要以深圳、东莞为核心打造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是，在整个行业分工上，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是负责下游产业，如消费电子等，并且多是组装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富士康等著名组装企业均在珠三角落户，而如华为、oPPo等著名手机厂商也没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如芯片研发。 但是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一个避不开的问题便是“芯片”问题。虽然，粤港澳大湾区一直致力于发展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据工信厅数据，全国集成电路设计十大企业广东占据3席（海思半导体、中兴微电子、汇顶科技(行情603160,诊股)），但是国内芯片距离国际高端芯片的差距依旧明显。 而美国也抓住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无芯”的软肋，有针对性的发起限制。2018年4月，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行情000063,诊股)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当时，中兴通讯绝大部分手机均是使用美国高通的处理器，美国制裁对中兴的日常经营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此后在2019年，美国将矛头对准了华为，通过将华为加入“实体名单”等措施，试图打击华为的发展势头。2020年5月美国又表示将限制中国华为继续使用美国技术与软件生产制造芯片。由于处于行业的上游，美国的措施有效的打击了位于行业下游的企业。 在中兴和华为的事件中，美国充分利用了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优点，有效的打击了中兴和华为。虽然，中兴事件过后，中兴、华为等企业通过加大企业研发力度，实施“国产替代”等措施，尝试逐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但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核心关键领域上，美国企业依旧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华为、中兴只是典型，除了他们，很多高科技公司都在美国的针对范围以内，如今年5月份，除了华为外，美国将33家中国实体和个人加入“实体清单”，如云从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深网视界（深圳）、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等高科技公司均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依旧处于较为低端的水平，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其自主研发难度高，中国想要向产业链上游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对外依赖程度较大的情况下，美国针对高科技产业的重点打击，无疑会对湾区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冲击。 （二）技术受限，影响企业发展 通过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技术水平与产业发展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已经形成了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扩散这样的一条完整的路径，如高速铁路技术在发展之初主要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中国在引进后，通过自主学习再创新，在高速铁路技术领域已经居于世界前列。 而随着中国经济技术的发展，对专利技术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高。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金额达到了356亿美元，同比增长25%。而同年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金额仅56亿美元，刚好就是进口金额的零头。 而且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调查数据，中国有2.3%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使用过国外专利，而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参与率为1%，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国际专利技术的交易更为频繁。 但是由于国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的保护更为重视，中国企业在引进相关专利技术上会更加困难。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访谈数据可以看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反映遭遇技术引进难的比例达到12.5%，而非新兴企业的比例仅为7%，外企更不愿意将高端技术外流到中国。 从行业上来看，面临专利技术引进难问题排名前三的领域依次分别为材料技术（40.3%），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37.5%），以及生物技术（17.2%）。以芯片为例，有不少企业表示，国际技术型企业往往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即使将部分技术授权（或转让）给中国企业，也会附加种种额外的条件。 而从技术贸易对象来看，美国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技术来源方。二战后，美国一直是全球的技术高地，它凭借着极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占据着新兴产业链的最上游。而美国也是中国主要的技术贸易对象。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从美国引进专利的企业占比为40.0%，而且有49.9%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使用的专利技术来源于美国。相对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美的依赖度更高。 以人工智能行业为例，近几年来人工智能成为一大风口行业，而发展人工智能行业也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人工智能设计的诸多领域中，国内在技术上距离国际标准依旧具有较大差距，为此中国一直在加大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IBM、微软、谷歌等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因而中国在引进人工智能专利的时候，美国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技术引进国家。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2017年美国对中国授权的专利数量达到了317件，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开启，使得原先的专利授权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被美国加入“实体清单”的企业来说，由于政策的限制，原先很多的专利授权可能会被迫停止。 依旧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在上文我们说到过，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个核心便是“芯片”，而国外的芯片技术发展明显高于中国，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在大力发展芯片技术，其中表现比较亮眼的如华为海思、紫光展锐、天津海光等科技公司。 但是很多国产芯片的技术构架来源都是ARM（世界上最大的芯片知识产权提供商）。另外，ARM在授权时，往往并没有将核心技术完全授权给国内，如ARM在国内不开放ARM 32位的指令集授权，并且以依赖着技术垄断的地位，在进行授权时，ARM往往会附加一系列的限制。 底层核心技术的依赖，使得国内“自主研发”的芯片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依旧以华为海思的麒麟芯片为例，华为与ARM一直有着合作关系，而海思麒麟芯片在设计都是基于ARM的底层处理器来设计的。另外如海思其他领域的芯片如鲲鹏 920 芯片，也是基于ARM的技术来进行设计的。 2019年随着美国将华为加入实体清单，华为的正常性经营行为开始处处受限。其中，ARM宣布由于部分技术是来自于美国，受到政策影响宣布暂停与华为及其子公司在多项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与芯片相关的技术授权。 如果ARM一直停止相关授权，华为的芯片研发能力会受到极大的阻碍，之后华为在研究处理芯片的时候就会需要从底层处理器开始探索全新的道路。而且，目前市面上与芯片相关的大多数都是基于ARM，即使华为探索新的底层技术也没有相应的行业生态相配合。这意味着如果ARM长期停滞对华为的技术授权，华为很难能够有效的进行应对。 除了华为受到限制，其他公司也受到了美国贸易摩擦的影响。2019年6月美国将海光纳入了“实体清单”。受此影响，AMD也在去年6月份宣布AMD公司不再向海光授权其新的x86 IP产品。（目前主流芯片的4种架构：ARM；X86；MIPS；RISC-V）。而X86是当今世界应用最为广泛的通用计算机指令合集，也是国内发展高性能PC、服务器处理器无法绕开的障碍。 此前，AMD与海光合作的国产X86处理器已经上市。但是受此影响，海光芯片后续的研发与生产工作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5月份，美国再次将33家中国企业与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其中云从科技、深网视界等多家公司均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另外从行业上分析，美国加入贸易清单的企业大部分都是高科技企业，包括电子信息通讯、AI计算机视觉等先进领域。 目前来看，虽然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心之一，但是珠三角在核心技术上相比于国际先进国家技术依旧存在较大的不足，而且也是技术引进的主要地区之一。这就使得美国的贸易制裁会对珠三角地区的科技企业产生较大的冲击。 （三）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外迁趋势加强 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疫情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外迁趋势进一步加强。 大量企业之所以迁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由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导致原有的相对价格优势不再。于是部分劳动性密集型产业开始从粤港澳转移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是向中西部等周边地区，比如纺织业、家具等行业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外迁出粤港澳大湾区的趋势。 第二，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国内企业挤占跨国企业市场份额。于是他们被迫外迁中国，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智能手机等行业。以三星为例，据统计，2019年第二季度，三星智能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0.7%。受此影响，惠州三星电子在2019年正式关闭，并将产能转往越南、印度等国家。 第三，出于规避外部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会面临更昂贵的成本以及更大的不确定性，于是为了规避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部分企业会倾向于降低在中国投资，或者迁出中国。 另外，疫情使得各国开始意识到本土制造业的重要性以及对单一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是世界工厂）过度依赖的潜在危险，于是开始尝试将制造业回迁，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这也成为了企业外迁的催化剂，如日本计划由政府出资2200亿日元，协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回迁国内。 整体来看由于前面两种原因导致的产业外迁，往往伴随着的是区域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无需过度担心。真正值得担心的是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导致的企业外迁，这一类型的外迁由于并不是地区自发出现的，因此更容易导致当地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 贸易摩擦首先影响到的便是企业的经营环境，其中外贸企业尤其是以美国市场为主要市场的企业首当其冲。从广东省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我们也能够看出，2018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济环境明显恶化，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就业人数相比2017年减少超120万人次，占2018年就业人数的比重为9.4%。 另外，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明显下滑，无论是总资产贡献率还是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实现的利税相比于2017年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进一步来看的话，私营企业往往会受到更大的冲击。由于规模较小等原因，私营企业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从2017-2018年的企业盈利能力我们能够看到，私营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下滑，其中小微企业的利润总额相比2017年减少113亿元，降幅达到了16.4%。 但是，私营企业是市场吸纳劳动力的主体，经营状况的恶化，使得其只能通过裁员等方式来应对。2018年吸收劳动力数量最多的小微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相比于2017年减少了13万人，而国有企业就业人数较少，且人数变化不大。 分行业来看，受贸易摩擦影响程度越大的企业，经营状况越糟糕。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既是广东最大的产业，也是受贸易制裁最大的产业之一，2018年这一产业的利润总额的降幅最大。 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会使得企业的外迁趋势加快。原先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成本的上涨，部分劳动力、资金密集型企业本就有外迁的趋势，而贸易摩擦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趋势。 我们能够看到，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金额同比快速下滑，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特别是越南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同比则快速上涨，这背后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大量企业开始逐渐从中国迁移到越南等地进行生产。 除了直接外迁的企业，在面对贸易摩擦时，考虑到较大的外迁成本、疫情冲击下，企业的投资欲望会明显下降等因素，更多的企业会选择推迟、取消投资决策，或者调整供应链。 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来看，面对贸易摩擦初显端倪，国际投资者的反应极其迅速，他们快速缩减在中国的投资，2018年1月广东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52.3%，此后一直到5月广东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一直处于负数区间。 5月后虽然外商投资同比转正，但除了2019年前几个月受翘尾因素影响，同比有所上升，从整体来看，外商投资增速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反映出外商正逐步放缓在中国的投资步伐，2019年10月广东省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速仅为0.1%。 而大量企业外迁可能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出于第一、二类原因外迁的企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等市场竞争力较低的产业。但是由于第三种原因外迁的企业更多的是受到贸易政策波及的企业。而美国此次目标就是打击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应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外迁动力会更大。 须知，粤港澳大湾区自发展之初，很多技术便是由外资企业带来的。如在最早的 “三来一补”模式下，由外企提供技术、资金，而珠三角等则主要负责提供劳动力等，双方合作进行生产。另外，大量跨国企业入驻珠三角也为当地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在这种模式下，珠三角地区完成了初步的技术积累。当时，很多企业家往往是工人出身，通过先在外企工作习得技术后，再自己出来单干。 之后，三来一补模式虽然逐渐落后，但是随着大量外企在珠三角落户，其中主要是设立加（代）工厂，如丰田、富士康等，珠三角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背景下，大量外国企业将制造环节交给珠三角地区企业，而通过帮助外企进行相关产品的制造，珠三角地区自己也在不断积累相关技术，如丰田汽车落户广州后，广州通过学习相关的管理经验，引进相关的技术，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除了模仿创新外，由于技术本身就具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科技企业入驻珠三角本身也会带动这整个地区范围内创新升级，如一家高科技公司进入深圳后，公司内部高科技人才的外流、与周边企业进行技术交流等都会带动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 目前，外资企业也一直是中国创新的主力军，2019年，中国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6.1万件，占比79%，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授权9.2万件，占比21%。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外资企业一直是中国创造发明的主力之一，其中外企发明专利数量靠前的几家也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领域，分别是：三星、高通、三菱电机、BOSCH、LG、Intel等。 但是，中美贸易摩擦下，大量外企特别是技术型外企外迁出珠三角，并不利于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此后整体的技术进步与创新。 （四）外贸环境快速恶化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区域之一，外向型经济特征显著，2018年粤港澳湾区内部城市整体对外贸易程度较高，出口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美国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贸易对象，2018年广东省、香港、澳门对美出口占总出口比例分别为23.7%、19.1%、5%，这就使得2018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也更深远。 此外，美国的关税清单和广东省优势出口行业有较高重合度。 关税清单中“机械、电气设备、电视机及音响设备”行业涉及金额占比超过清单的40%，也是被纳入最早的500亿关税清单中的行业。“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杂项制品”两类行业涉及金额也明显偏高，占清单比例超过10%。这几类产业也恰好对应的是广东省的前三大出口产业类别。上述三大行业的2018年出口金额占广东总出口比重分别高达55%、6.7%、9.3%。 这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出口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对比2017-2019年各市的出口数据，我们也能够看到除东莞、佛山和肇庆之外，其他城市的出口在2018-2019年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3 以史为鉴，积极应对外贸环境恶化 疫情的爆发使得原先的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对外依赖程度较强的地区，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刚起步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极具重要性。 （一）以史为鉴，来自东京湾区的经验与教训 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始逐渐复苏，通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日本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而日本的崛起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产生了威胁，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从1980年的194亿美元上升到1987年的1517亿美元，复合增长率高达34.1%。 大量日本商品进入美国对美国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如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从1960年的0上升到1981年的20.1%。于是美国通过加征进口税、反倾销、征收惩罚性关税等方式开启了美日贸易摩擦，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日美贸易摩擦，但是由于整体上应对措施的失利，日本经济失速。 但是，在这次贸易摩擦中，日本也有做的比较亮眼的地方，吸收借鉴东京湾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与教训，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具有极其实现的意义。 第一，加大研发投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美日贸易摩擦打响后，日本加快了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的步伐。1980年，日本首次明确了“技术立国”的方针，产业发展重点也从技术引进和加工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在上世纪末，日本又进一步将这一方针升级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正确的战略，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优化。 这一时期，日本研发经费明显增加，1960年日本研发经费为2666亿日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而2010年日本研发经费合计17.1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达到3.6%。凭借着加大研发投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制造业提高了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如在汽车行业，日本汽车率先使用了四缸发动机、圆盘刹车、五级变速等先进技术，并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加强东京湾区内部之间的协调，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政府也极其重视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东京湾区在地方政府层面和行业层面分别设立东京湾港湾联协推进协议会、东京都港湾振兴协会等区域协调机构，从土地规划、城市功能定位到发展各个方面的具体指导，确保东京湾区各区域均衡增长、资源环境协调。 另外，通过产业转移，东京都带动了湾区内其他地区的发展，并在湾区内实现了有效的产业分工。上世纪60年代东京将一般制造业外迁至横滨市、川崎市，进而发展和形成为京滨、京叶两大产业聚集带和工业区。此后随着东京湾区制造业进一步向高端制造业发展，一般制造业进一步向埼玉县和千叶县等更偏远的地区转移。 第三，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日本以贸易立国，而二战后美国一直是日本的主要贸易对象，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长期占其总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1985年到1987年这三年占比高达近40%。 为了缓解美日贸易摩擦的影响，日本政府强烈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其它市场，扩大对其它地区的出口，到了1991年亚洲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减少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能够有效的缓解两国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 第四，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986年日本政府撰写了“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其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推行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内需主导型经济政策，即通过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刺激日本经济。通过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降低消费税税率与所得税税率、增加闲暇消费时间，减少劳动时间等方式，日本内需快速扩大，消费对GDP的拉动率也在逐渐提高。 （二）逆全球化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怎样应对 粤港澳大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相似，都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而东京湾区应对美日贸易摩擦的经验，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疫情的冲击下，目前粤港澳面临的很多内外部条件与当时的日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美日贸易摩擦爆发时，世界处于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时期。而当下则是逆全球化态势不断上升的时期。因此，在应对措施上，粤港澳大湾区不能照猫画虎，需要依据当下的现实，积极灵活应对。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全球两极格局结束，东西两个原本分离的市场合二为一，全球化进程再次加快。借助着全球化的东风，日本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明显改善，虽然美国与日本爆发了贸易摩擦，但是全球的整体贸易规模在不断上涨，东南亚市场前景广阔，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为日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另外，投资全球化的发展步伐也进一步加快，日本国内加快全球化产业布局，通过将落后的产业向亚洲四小龙和中国转移，一则为国内的产业升级“腾笼换鸟”，二则通过全球化的产业布局，攫取投资收益，反哺国内。 但是目前，如上文所说，全球化进程按下了暂停键，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各国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纷纷采取了相关的限制措施，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国际贸易摩擦发生的次数明显上升。在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明显上升。而且，全球也很难再有向中国那么大的市场可供开拓。 另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贸易摩擦不断的背景下，加大对外投资的难度也在不断上涨。而且，从产业承接国来看，无论是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还是非洲部分国家，它们的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均存在明显的较大的缺陷，短期内的产业转移并不容易。 但是，中国自己本身就有着极其广阔市场空间，且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区域间合作空间较大，因此开拓国内市场、向国内进行产业转移等或许是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具体的在下文会进行详细说明。 1、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增强自身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的核心，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够更好的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自身发展还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或者是应对疫情产生的外部冲击都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的能力，推动实现湾区内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很大部分的原因便是针对中国在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摩擦打压中国高科(行情600730,诊股)技产业的发展。另外，2020年美国在此针对华为等创新型企业进行专门的制裁，这也从侧面表明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重要性。对此我们建议： 第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湾区创新能力。回顾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成熟湾区的发展经验，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湾区创新能力，逐步实现湾区内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具体来看，一是鼓励创新型主体主要是高校、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研发投入水平不一，除深圳外，其他市的科研投入较低，因此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湾区内部研发创新能力是重中之重。而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财政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等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 二是打造科研创新平台。推动“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通过建设沿线的科技（学）城、高新区、高技术产业基地等，打造创新要素流动畅通、科技设施联通、创新链条融通的跨境合作平台。另外，可以通过加快建设湾区内部科技创新合作区域、加快中新广州知识城、深圳光明科学城等重点创新平台建设等方式，提高湾区内城市的合作水平。 三是深化区域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改善区域创新环境。如打破要素流通壁垒，推动湾区内部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在湾区内部自由流动；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营造更加良好的创新环境；推动建立健全大湾区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共享使用机制，加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 四是加大创新主体的合作，推动产学研一体化。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一方面让高校等科研机构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协助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可以加快科研成果市场化，让高校的研究更加贴合实际具有现实价值。 第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除了外迁之外，通过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湾区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美日贸易摩擦时，为了缓解贸易摩擦对纺织业的冲击，日本纺织企业向国外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推动合成纤维进行技术、尼龙技术、聚酯系纤维技术等技术改造，努力提升产品竞争力。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也是如此，传统产业可以通过向上游价值链发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如在产业链分工上，湾区可以将传统产业的制造工厂向外转移，而依旧将总部和研发中心保留在湾区。 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建议推动互联网和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智能制造+传统产业”融合的模式，增强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集中力量在高端环节形成新优势。以纺织业为例，粤港澳湾区可以推动纺织服装等行业与新技术、新材料、文化等元素进行融合，发展智能、个性化的中高端产品，构建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创新创意中心，提高传统纺织业的竞争力。 第三，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回顾香港发展，我们会发现在传统制造业外迁之后，如果单一的转向第三产业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并不利于地区的长久发展。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必须坚持发展制造业，坚持制造业立省不动摇。 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广州、深圳等城市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如广州形成了以汽车为代表的三大支柱性产业、深圳则形成了信息技术、互联网等产业。此后，湾区内部各城市应该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城市间的互相协作、政策支持等方式，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 二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依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形成若干产值超万亿元的新支柱产业。 第四，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实现服务业的优化升级，从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一则携手港澳一同构建国际性金融枢纽，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而深圳则是中国金融中心，其他各市也各有特色，通过支持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市金融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建设国际金融枢纽。 二则依托港澳现代服务业优势，加大珠三角与港澳的合作，引进港澳现代服务业，另外通过加大双方之间的合作，让港澳服务业能够更好的服务珠三角地区。 2、加强区域协作，完善上下游产业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下，加强湾区内各个城市之间的协作本就是应有之义，且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城市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协作空间。 另外，疫情的冲击其实动摇了长久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合作的基础，让各国开始纷纷反思全球产业链潜在的弊端，如对单一国家过分依赖，于是美日等国家纷纷提出要回迁产业，完善国内产业链。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各个城市的协同，完善区域内的产业链对于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以及之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以点带面。将香港、澳门、深圳 、广州这四大中心城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核心，通过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作用，带动整个湾区的作用。 以深港合作为例，深圳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规模最大聚集性最强的城市，2018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达 9110 亿元，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大城市，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67.3%，是湾区内科技创新前沿。而香港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资金充裕；第三产业发达，现代服务业体系完善；高校众多、培育和聚集了大量人才。双方之间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双方在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合作上具有较大的空间。 一则深圳和香港在现代服务业上存在合作的空间，通过进一步发展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合作区内发展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跨行业并具有产业融合潜力的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及其他专业服务业等，推动深圳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促进深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则科技创新方面双方也存在较强的合作空间，通过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加快深圳和香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香港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优势，而深圳在技术落地等实践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借由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双方可以在医疗科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技术、新材料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金融科技等方向进行深入的合作。 当前的独角兽大疆科技可以做为这一模式的参考。大疆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公司则是在商业创新氛围更为浓郁的深圳成长，通过两地协同推动了科技成果落地。 第二，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湾区内各个城市之间发展水平不同，城市的定位也不同，通过城市之间的协同互补，加快形成分工有序、功能互补、高效协同的城市体系，这对于完善内部产业链以及湾区之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日前，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培育发展十大战略性支持产业集群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加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这一发展规划中对不同城市做出了明确的分工与定位。其中既强调深圳、广州两大核心城市与其他非核心城市的产业融合，也强调了各个城市在不同的产业集群形成差异化的生产分工。 如广州、深圳在基础设施、创新能力、资金技术等方面均强于其他城市，因此很多产业集群均强调以深、广为核心，而其他周边城市则主要配合深圳和广州，根据各自的优势发展相关的产业集群。 以智能机器人产业为例，广州和深圳可以主要从事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等方面，而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的城市则可以承接产品制造等方面的流程，通过建立生产建设机器人生产基地的方式参与机器人行业，另外其他周边城市如肇庆等制造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则可以承接较为简单的产品零件生产、提供基础材料等方面的工作。 总体而言，湾区内部的城市之间存在梯度发展的现象，且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优势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存在较强的协作空间，根据各个城市之间的特色，推动城市功能定位与集群发展协同匹配，形成高中低端互补的区域协同发展布局，有助于湾区的长远发展。为了更好的实现湾区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我们建议： 一是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打造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通过构建城际快速交通网络、打造城际铁路、快速轨道交通等方式，实现大湾区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通过推动深港西部快速轨道建设，支持澳门轻轨延伸至横琴与内地轨道交通便捷衔接等方式加强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联系。 二是推进区域深度融合发展，打破要素流通壁垒。通过政府间的合作等方式，消除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实现大湾区内部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打破要素流通壁垒，实现湾区内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探索建立区域一体化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机制，统筹推进邻避型设施共建共享、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合作等。 三是推进区域合作平台的完善，在和香港、澳门等地进行协同发展时，多是采用建立合作区的方式进行的，如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圳和香港）、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珠海和澳门）、佛山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香港和佛山）等，通过加快推进相关合作区的建立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3、发展内需，开拓国内市场 疫情全球化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全球经济预计会出现负增长，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世界其他各国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经济。另外，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也使得出口进一步承压。整体来看，今年外需乏力已成定局。 在外需乏力的背景下，大力开拓本土市场，成为外向型企业的当务之急。而且，我们也要意识到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具有极大的消费潜力。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也能够推动整体经济的复苏。对此，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而且大量就业者面临失业压力，相应的居民的消费欲望也并不高。为了刺激居民增加消费，打开内需市场，政府必须更有作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开始通过财政刺激的方式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来刺激消费带动经济。2020年疫情冲击下，各省再次出台相关政策来刺激消费，如为了刺激农村消费，广东省财政统筹安排17.8亿元补贴资金支持汽车和家电下乡，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拉动汽车、家电消费。 除此之外，各地政府纷纷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拉动居民消费，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消费券等刺激性财政政策确实有效的拉动了居民消费。因此，在接下来的时期里，财政政策要更加的积极有为，通过增加补贴等方式，刺激居民消费。 第二，积极转变营销策略，借助电子商务开拓国内市场。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线上消费平台的崛起，有效的打破了空间上的局限，极大的拉动了国内消费。而在疫情期间，相比线下消费受阻， “直播带货”等线上消费模式快速发展，如在“五一”期间，京东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45%。 而且在疫情期间，电商平台一直在协助外贸企业转内销。如阿里巴巴再次重启了“春蕾计划”，帮助外贸企业打开国内市场，据阿里巴巴的数据，最近3个月，外贸企业上淘宝开店的数量增加了160%，而1688平台一个月新增外贸工厂超2万家，交易额超220亿。 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湾区内的外贸企业加大与国内电商平台的合作力度，充分利用电商平台来帮助外贸企业打开国内市场，对外贸企业而言极其重要。同时，政府也可以作为第三方平台，更好的推动电商平台与外贸企业的合作。 第三，以供给促需求，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充分挖掘需求潜力。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消费潜力也在不断增加，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比上年增长7.9%，其中北京、上海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7万。快速增长的收入水平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力，而此前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中国人到世界各地买买买，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国居民并不缺乏消费欲望。 而为了更好的刺激消费，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做到以供给促消费，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来刺激消费（此前很多企业往往将最优质的产品供给国外，而将次一等的产品流向国内市场）。 另外，大湾区应该加大与内地其他政府合作打破隐形壁垒（如部分地方依旧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降低产品流通成本，实现商品的有效流通。 4、内迁与外迁并重 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外迁移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传统制造业如何转移，转移的快慢，转移的地点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发展极其重要。 目前，随着东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而相比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到东南亚地区，引导产业更好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有利于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将产业链保留在中国，完善国内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 第一，中西部承接地必须建立完善的承接产业转移平台以及产业园区等。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西部城市一则可以通过构建招商平台，有针对性的引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出产业，在引导劳动型密集型的产业同时，可以加大对先进制造业、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的招商引资。 除了主动去招商，中西部地区需要建立完善的产业园区，为承接产业做好基础准备。以纺织业为例，此前工信部便主动联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构建全国纺织产业转移试点园区，通过建立地区产业园区的方式，有序的引导纺织业的转移。 截至2018年底，在中西部地区已经建立了36个全国纺织产业转移试点园区，其中凭借着海外过渡优势（云南保山轻纺产业园区：边界）、原料优势（安徽望江纺织服装工业园：棉产区）、产业劳动力优势（江西于都县，劳动力丰富）等等优势，部分产业转移试点园区获得了极好的发展。 第二，承接地政府应该提高当地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吸引企业自主转移。一方面，进一步加快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除此之外，加快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提高当地的硬实力。 另一方面，政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当地的“软实力”。相比于粤港澳湾区，中西部城市的营商环境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当地政府应该通过：一、简政放权，减少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的难度和时间；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减税降费、给予政策优惠的方式，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三，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要结合自身的优势与现状，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承接产业转移时，承接地应该综合考虑自己现有的产业发展情况、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进行引进。 除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时，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充分利用其位于一带一路核心枢纽位置的优势，借助一带一路完成全球化产业布局。 5、依托一带一路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经历了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借鉴东京湾区的经验，依托一带一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极其重要。而且目前来看，中国具有完善的工业体系，“世界工厂”的地位未被动摇，大到高铁小到日化用品，“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依旧极具竞争力。 为了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我们建议依托一带一路，大力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市场，相比于欧美等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市场潜力充足，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另外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正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平台，2020年一季度，广东对东盟进出口2189.7亿元，同比增长7.7%，东盟成为广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加深，未来一带一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会不断上升。在具体措施上： 一则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让国际贸易更加便利。湾区内部如深圳、广州等都有着发达的全球化交通体系，而借助着原有的交通设施基础，稳步推进国际交通枢纽建设，不断加大对沿线国家主要城市的交通覆盖密度对于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极其重要。 通过建立完善的交通网络，能够为跨境旅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等跨境合作提供基础。如2020年来珠海将携手澳门共建国际中转港，使得国际贸易更加的便利，而受疫情影响，空运、海运受阻的背景下，广东石龙中欧班列则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外贸企业提供了一条绿色通道。 二则构建外贸交易平台，促进各类展会平台提质增效，打造“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合作窗口。以广交会为例，广交会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到会采购商最多且分布国别地区最广、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也被认为是中国外贸行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充分发挥广交会的作用，有助于带动整个湾区外贸发展。
2020年6月12日，南驰集团·广地花园“25°C生活 城芯U居”发布会在广州成功举办。本次发布会云集粤港澳大湾区各界名流精英代表、媒体单位，旨在探讨粤港澳大湾区驱动下的发展机遇，共议广州城芯的进阶生活。 众所周知，在今年5月政府报告上，大湾区再次被重点提及，这是自从2017年开始，连续四次列入国家顶层设计。如果要从中寻找房地产的机会，乐居控股首席研究员、《中国地产四十年》主编姚育宾先生分享了他的观点。 为什么国家会这么重视大湾区建设？ 姚育宾表示，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将代表中国走向世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2019年，大湾区GDP达11.6万亿，跻身世界前三，已经和纽约湾区旗鼓相当，在未来我们还会超过目前全球最大的东京湾区。 2020年，大湾区还收获两个国家级大礼包：一个是国开行提供3600亿融资支持湾区建设，另一个是央行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政策。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大湾区未来发展主要方向是科技创新，将打造新兴产业高地。因此，发展潜力无限。在现阶段，很多高新企业和金融企业都在加速布局大湾区，房地产企业也不甘落后，大规模在大湾区开疆拓土。 房地产的机会，很大程度取决于城市价值 可以预见，这一切都将给整个湾区城市群发展带来强大动力，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就业率，同时带动置业。广州，作为大湾区城市版图里最核心的城市之一，属于价格洼地价值高地。 目前，新一轮降息周期已经开启，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交通便利、有人口支撑、规划前景的区域，比如广州往东是科学城，往南是万博等地。 其中，华南板块经过20年的发展，还有目前万博CBD的落位，对整个华南新城板块注入了强有力的生命力。据姚育宾回忆，华南板块的开发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祈福新邨，真正把这个概念做起来要从1998年算。因为有两大标志性事件，第一件事是华南快速干线开通，第二件事是广地花园开盘。 路通财通，华快开通后，极大缩小了番禺到广州主城区的距离，而广地花园开盘，也引爆长达20多年的华南板块置业热潮。 华南八大金刚涌现 当时，华南板块涌现出包括祈福新邨、广地花园、华南碧桂园、星河湾、南国奥林匹克花园、锦绣香江、华南新城、雅居乐花园八大项目，被地产界合称“八大金刚”。从此华南板块成为了中国楼市标杆区域，吸引着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地产人前来偷师；甚至不少地方政府负责招商引资、城市规划的官员纷纷莅临观摩，掀起中国城镇化进程高潮。 当然，有个细节我们也注意到，早期华南板块开发，主要是房企参与较多，各大社区自己建学校、医院、商业，甚至开通楼巴。因此，华南板块各大项目有个共同点那就是规模大，配套多，成为中国楼市闻名遐迩的“大盘模式”最为重要的发源地。虽然可以满足业主日常生活需求，但是仍整体落后主城区，很多业主白天要赶去市区上班，晚上才回来休息，所以，华南板块及周边一带被称为“睡城”。 重磅发布万博CBD规划 因此，广州制定了南拓计划，政府也加大投入力度，包括开通地铁、完善道路、培育产业等多方位支持。特别是重磅发布万博CBD规划，极大夯实了番禺产业基础。再加上旁边汉溪长隆板块，共同组成万博长隆片区。万博长隆片区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广州南拓主轴线上，西有广州南站商圈，东有广州国际创新城，多重规划利好交汇。 整个万博长隆片区，计划重点发展高端现代服务业，引进企业总部，着力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商务、金融投资、现代物流、“互联网＋”、旅游等新兴产业。吸引了思科、欢聚时代、长隆、海大、小米、携程、嘉诚物流、虎牙直播、三菱电机、中铁、康师傅等龙头企业进驻，商务区内已集聚企业4300 多家。此外，万博基金小镇注册基金公司超过300家。 番禺未来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目前，很多房企仍持续发力，加大在华南板块布局力度。今年5月份，番禺区汉溪大道北侧地块以总价近75亿元成功出让。所以，这对整个片区房地产市场也会有带动。
说起金融实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实力不容小觑。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Z/Yen集团共同编制的“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我国排名前5位的金融中心分别是上海、香港、北京、深圳、广州。从粤港澳大湾区的维度看，共有香港、深圳、广州3个城市跻身前20强，占全国总量3/5，由此可一窥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实力。而在大湾区诸多优势产业中，金融是促进各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嗅觉灵敏”的银行已抢先一步。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意见》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水平、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等5个方面提出26条具体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开放特别是银行业的开放成为关键词。 记者梳理发现，《意见》第十七、十八、十九条中的大部分内容几乎都是关于金融进一步有序开放试点的安排，诸如探索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保险公司在广东自贸区设立经营机构，支持境外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商业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发起设立不设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等。 对于金融业对外开放，在2018年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后，现在又按下了加速键。早在2018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龙头城市之一的广州，就发布了关于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金融国际化水平的实施意见，在外资准入及股比方面，广州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在广州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等。 如今，不少外资机构早已敏锐嗅到了粤港澳金融发展的机会，恒生银行（港股00011）、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外资行已在积极布局大湾区相关项目。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合伙人黄凯婷表示，扩大银行业开放的相关措施其实也是配合整个《意见》而推出，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意见》的出台首先会推动资金的流动，也会推动更多金融产品的发展，银行的客户群也会随之扩大，而且客户群将着眼于整个大湾区。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对于产品的选择性会更丰富；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不论是境外的银行还是大湾区内的银行，客户群会更加广阔，也有更大的空间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加强银行之间的合作。 那么，内地银行业会迎来哪些机遇？黄凯婷表示，内地银行自身的金融产品可以拓展到大湾区内的其他地方，内地银行本身拥有先天优势，尤其是自身的网络非常强大，网点数量和品牌的优势明显，内地银行可以利用这些优势与其他跨境金融机构合作，拓展新的业务。开放更多的便利性后，内地银行客户自身的产品需求也会增加，这些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之后，相关的产品也可以反过来支持自身客户的需求。所以，《意见》的出台和实施会给内地银行业带来很多机遇。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广东处于中国开放前沿，《意见》实施有利于推动广东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引领全国开放。《意见》给出了深化金融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扩大了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的范围和持股比例，包括但不限于外资银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理财公司、证券公司等；持股比例也充分体现了深化开放的态度，既可以是外资控股，又可以是不设外资持股上限。在疫情叠加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情况下，中国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平台推出系列重大政策，向全世界发出了金融体系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的重大信号。此外，有受访业界人士总结道，这一次央行决定开放外资参股银行理财子公司，其实就是踩准了居民资产配置全球化的当口，也是金融进一步有序开放的试点。 “开放”成为关键词，但对银行业而言，不可避免将加剧竞争。对此，黄凯婷表示，支持境外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得到落实之后，银行之间的竞争势必将加大，但竞争也是好事，可以推动市场加快更好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客户群及产品种类扩大后，如何更有效进行客户评估和风险管理，以及了解客户需求，将给银行带来一些挑战。此外，如何善用科技力量来协助银行应对风险，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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