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并网成功,标志着我国打破了国外核电技术垄断,正式进入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这对我国实现由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的跨越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是当前核电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三代核电机型之一,是我国核电创新发展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创新离不开企业。据介绍,为建设“华龙一号”,中核集团联合联动198家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5000多家企业,共同突破了411台核心装备的国产化,形成700余件专利、120余项软件著作权、1项国际核电标准,涵盖核电厂前期、设计、设备、建设、调试等全生命周期。 企业创新离不开灵感,更离不开企业文化这块土壤。企业拥有“绝活”的背后,是深厚的企业文化。 企业创新文化(行情300336,诊股)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创新及创新管理活动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创新精神财富以及创新物质形态的综合,包括创新价值观、创新准则、创新制度和规范、创新物质文化环境等。创新文化是一种培育创新的文化,不但能有效增强企业活力、核心竞争力,提高经营业绩,而且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 园区企业云集,具有天然创新优势。一是一些创新型企业拥有“绝活”,有利于形成你追我赶的创新氛围。二是企业多,有利于形成企业协作创新。三是园区具有政策和平台优势,集合了多种资源和力量,创新条件好、成本低,有利于企业创新成功。 当前,科学技术应用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创新活动已成为引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科技竞争的焦点在不断前移,原始创新、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的作用日益突出,原始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竞争的核心。因此,园区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重视创新文化建设,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贡献。(拓兆兵)
在“双循环”下的国际关系处理 从背景上来说,我们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寻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需要应对的逆全球化的不良因素,以及需要慎重和理性处理的国际关系变化。我们要应对挑战,把握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机遇。 在这个背景之下,看我们当前的国际关系,可能要有几个角度: 首先,从已经被称为全球最主要、最举足轻重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来看当前的时代主题。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到现在,中美博弈实际上已经升级为更广泛的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人文交流的对抗因素也在上升,还有现在有人在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等等。基辛格说,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现在是处在冷战之峰的山脚下。显然在这样的中美关系背景之下,我们需要从大的战略思维进行正确把握,与之相关的其他国际关系也必须一起来进行审慎的判断。我觉得最关键的战略思维,要立足于一个判断,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我们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现在,这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不是变化了?是不是得重新表述了?我认为正如中央所明确表述的,这个主题并没有变。它遭遇到了挑战,但我们如果能够处理好的话,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在原来确定的现代化伟大复兴为导向的和平轨道上发展。 第二,认清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如果从我们现在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来做论证,从整个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人们构成社会群体组成的国家关系来看,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美苏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入了全球化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这个没有变。脱钩只是少数极端政客的一种威胁性的说法。实际脱钩谈何容易!这个共享一个产业链所升华出的“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在信息革命时代,实际上已经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也在实际的生产力层面支撑着社会关系的演进,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配套条件。 第三,和平发展的主题背后,还有核威慑所形成的战略平衡,这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有了一战、二战,但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核武器在二战快结束时的使用告诉全世界: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止这种非常惨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次投入实战,那么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核威慑进而推进到的核战略平衡。 共享经济和核威慑是在互相呼应着来支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这个是被时间所验证的一种正确的战略判断。现在的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极端主义、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只是一些逆流,并没有颠覆人类文明往上提升的这样的全球化与和平发展的主潮流。这样我们处理中美关系就要有底气。我们和美国相比是处守势,确实综合实力不如美国,美国在打压中国方面手上的牌可能还有不少,我们的牌却寥寥可数了。这个时候,我们处守势的时候要更多地讲究有理、有利、有节。我们不跟着他的节奏走,我们绝不脱钩。我们在守住底线的同时,是争取斗而不破,这是现阶段处理国际关系非常重要的压舱石。 其他的关系,对欧、日等这种被划为美国盟友的一些关系处理上,我们不要把他们看做铁板一块,绝不四面出击,要更多地跟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被划做美国大联盟里面的国家求同存异,更积极地发展多边关系。这种多边关系,客观上来说是有空间的。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的份额,由于贸易战而缩减,其他经济体现在是可以乘虚而入的,这个实际的反制关系,是客观上可以形成的。 总的来说,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时,在中美之间是斗而不破,和其他的国家求同存异。当然还有跟我们客观上形成一些战略协作关系的国家,形成一种在国际战略平衡里重要的砝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双循环:追求升级版的发展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决策层明确地提出要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我有这样一些初步的领会,就是面对着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原来的发展轨道、战略策略组合有必要适当调整。 在内循环的概念上,其实和前面已经强调若干年的扩大内需,是一脉相承的。扩大内需,我们继而在市场上给内需以相应的有效供给,推进到一种循环状态,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供需互动形成一种经济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这个内在逻辑上,由扩大内需,落到了供需互动,而现在在表述上说得更清楚了,并注重了基于本土的内循环要成为主体部分。 我们已经在前些年改革开放中,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具有全球最大市场潜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扩大内需进一步带动本土所有有效供给的回应所形成的内循环,要成为我们进一步维持经济景气和繁荣水平的一种主要支撑因素。 同时,我们决不放弃继续在国际循环这方面争取一切的可能性。这个国际的循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称为“国际大循环”。中国那时候本土的市场发育还很有限,于是首先强调的是两头在外,通过国际循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引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到经济起飞的状态。那时候的国际大循环,不仅引入资金同时带来技术、管理以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与规则。之后的发展,从标志性的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到2000年前后入世,中国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培育起来,融入了全球的市场经济大舞台,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之后,我们现在审时度势,要考虑更多依靠业已有雄厚实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来抵御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演变的过程中间,还加上了今年的新冠肺炎带来的严重冲击。种种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美国大选关键时刻临近,特朗普手上还会出什么打压中国的牌?这时候首先要更多地以内循环为主体,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可以把握好的确定性。这样的一种战略思维实际上也就是审时度势,利用我们已经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几十年的发展基础,更好地掌握主动权。 这个内循环为主体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轨道上,以自己本身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匹配上更高水平更好的对外开放,来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促进也是必然的,是在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这个广阔的全球化舞台上面,会发生的一种积极效应。要在开拓创新中形成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就是要以更为优化的双循环,追求更高质量的、以结构优化和应变能力提升实现的中国升级版的发展。 发展“内循环”的要领 我认为在把握内循环方面,需主要掌握如下几个要领: 第一,要强调必须抓好有效投融资。如果想使所有的经济活动能够有后劲,前置环节是要有投资来形成有效的产能,即形成有效供给能力。本年度的投融资已经被概括为“两新一重”,从新基建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传统基础设施,要合成投融资的通盘安排。 第二,以内循环为主体,要特别注重怎么样优化收入再分配以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我们老百姓的收入这些年确实是在上升,但我们不必讳言收入分配里面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不合理之处,要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更好地改进民生,稳定预期,在前面有效投资的支撑之下,保持我们的就业达到一定的水平,老百姓的收入可以稳定和形成较好预期,进而继续提高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收入的支撑,同时要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来支持民众预期的稳定和向好,消费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也是对于经济景气和以经济内需为主体的一个必然的重要支撑因素。 第三,中国要从短期看到中长期,总体上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要在配套改革中间让要素充分地流动,首当其冲是要通过户籍改革等形成的配套改革,让更多的农村人口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中央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都有明确的部署,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和一些省会、中心城市等等,也要积极地以积分制度来实施过渡,让已经进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被称为从农村迁移过来又没有取得户籍的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以后有更好的条件尽快地对接到市民身份上。 第四,企业在外部阴晴不定的形势下,积极地进一步发展外贸的同时,需注重在必要的时候“出口转内销”。 第五,“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要以举国体制的2.0版,即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支持内循环。 所有这些,一定是在积极的进一步考虑外循环和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广阔舞台上,来积极把握和推进的。我们的完整表述,一定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而不是只讲一边。讲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退回到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死路一条。客观规律也决定着我们是有可能在积极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来开拓发展新格局、打开新局面的。 这里的龙头因素归结到一个概念,就是中央所说的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改革深水区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给、结构的优化,促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这个供给体系一定是我们立足本土,对接全球化广阔舞台,追求高质量升级版的发展。
上周四周五美国大幅波动,对全球股市造成影响,今天A股上午盘仅下跌5点,显示出不同寻常的韧性,8月出口以美元计大增9.5%,远超预期。中国股市地位已经上升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高度,加上人民币表现也非常强,央行对外资投资债券提供更加多的便利,居民储蓄向股市转移刚刚开始,长期资金配置方兴未艾,银行理财子公司运作逐渐展开,中国股市已经摆脱牛短熊长的宿命,一个坚韧的中国股市局面已经形成。
新实施的《证券法》大幅提升证券违规者处罚标准,并在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之初最高院、高院出台司法指导意见,是在推动形成零容忍的行政与司法合力;近期最高院发布“九民纪要”、“7.15纪要”等司法解释,是在进一步完善零容忍的“归责”、“问责”机制。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网络视频会议。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安青松认为,推行注册制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基础制度,是一项机理复杂、内涵丰富的系统工程,要避免在“单兵突进”中走形、走板、走样,必须以“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构建资本市场发展良性生态,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市场化改革的真谛。 以下为发言全文 今年是我国资本市场30周年。回顾资本市场30年,三起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是1990年沪深证券交易所开业,开启了资本市场的标准化发展进程;二是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推动了资本市场规范化发展;三是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证券法》,从法律层面确立注册制成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开创了资本市场市场化发展新格局。资本市场30年走过了市场化改革“单兵突进”艰难探索的历程,终于在而立之年迈出了市场化改革的坚定脚步。推行注册制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基础制度,是一项机理复杂、内涵丰富的系统工程,要避免在“单兵突进”中走形、走板、走样,必须以“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构建资本市场发展良性生态,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市场化改革的真谛。 制度不成熟、监管不适应是形成干预的根源。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面临“单兵突进”,政府常常在“涨也忧,跌也忧”中徘徊,股市涨跌关系千家万户, “看得见的手”时常不得不出手。我国资本市场的30年间明显“有干预”的大起大落有六次:1994年“三大救市政策”;1997年“十二道金牌”和“正确认识股票市场”的人民日报社论;1999年的“5.19”行情发端于6项振兴股市措施和“坚定信心规范发展”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股权分置改革及汇率制度改革之后,2007年10月16日股市创历史最高记录6124点,引发提高印花税政策调节;2015年以场外配资驱动的股市异常波动;2016年初推出“熔断机制”引发的股市停摆。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6次大起大落背后,每一次大起都有“银行资金入市”的影子,在每一次大落也留下“银行资金违规入市”的印记,从中揭示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引导储蓄资金转化有效投资,如何引导金融资源通过市场化配置直达实体经济。 制度不健全、监管不精准影响资本市场功能发挥。从1994年“三大救市政策”,暂停IPO成为干预市场下跌的措施,30年间累计暂停了九次。IPO审核体制从带有浓烈“计划经济”色彩审核制下的管额度、管数制、管通道,到带有“鸟笼经济”特点核准制下的管发行节奏、管发行定价、管发行规模,以明显的行政干预代替制度不健全、监管不精准,并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中反复。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是30年是我国GDP增速最快的时期,远高于成熟市场经济体,但是1990年以来,上证综指持续下跌超过一年的有8次,下行时间累计约17年,上行时间累计约13年,熊市周期时长占比57%。牛市时间占比43%,低于成熟市场牛市时间平均占比70%以上,我国股市并未真正发挥出的经济“晴雨表”功能。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形成了以高储蓄率为特征和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基本格局。资本市场30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期”,在此期间我国商业银行无论资产规模还是市值水平均迅速跻身全球前列。虽然我们一直把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为发展目标,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最近十年我国直接融资比重维持在10%~15%,股权融资比重在3%~5%,投资银行资产规模在金融体系占比仅为2%左右。可见制度不成熟、监管不精准难以建成以创新驱动发展相适应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建制度是减少干预的前提和基础,是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和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当前,在构建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新格局下,资本市场对促进要素资源市场配置,推动资本、科技与实体经高水平循环中具有枢纽作用。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发挥,客观上有赖于金融管理体制的顶层设计和金融资源配置的重大调整。 从国际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实践看,没有充分发展的投资银行就没有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没有高质量的发行人和专业理性的投资者,就没有成熟有效的投融资市场。在经历1929年大萧条之后,1933年开始美国出台了以《证券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支持构建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法律,形成持续至今的美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框架;1940年美国出台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形成培育专业理性的投资者的基础制度框架。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现有注册投资顾问机构1.3万家,注册投资顾问从业人员41.6万人,服务各类投资者3400万户,其中有不少是中高净值散户,但是散户不散,因为其背后有40多万的专业投资顾问在帮助这些散户去识别风险、规避风险,增强资本市场资金供给的多样性、专业性和稳定性。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市场导向、规则导向、效率导向、目标导向,着力从四个方面完善制度: 一是提高市场效率。针对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应当统筹平衡好五个方面的关系,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均衡发展关系、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的协同发展关系、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的协调发展关系、中介机构能力与责任的对等匹配关系、激励创新与防范风险的适度相容关系。着力解决交易所市场中长期资金不足、中小投资者股权意识淡薄、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短期化等结构性问题,在大力发展公众化、标准化交易所市场的同时,推动规范发展场外市场,补齐服务中小微先进制造、科技创新企业的短板,全面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二是提高制度效率。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设施。资本市场的市场属性极强,规范要求极高,必须以规则为基础,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提高资本市场制度效率,应当坚持四项原则:一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始终作为资本市场制度创设与创新的基石。二是坚持市场化原则,把分散决策理念作为制度机制设计的基本遵循,减少行政管制与干预。三是坚持一贯性原则,稳定市场预期,不能把应急措施制度化,如把减持新规写入《证券法》。四是坚持有效性原则,提高制度供给的有效性,增加IPO标准的包容性、交易机制的流动性、再融资制度的便利性、股权激励制度的适当性、并购重组制度的灵活性等,提高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三是提高创新效率。我国资本市场在30年间就跻身世界前列,这一成就是靠创新取得的。在建立之初,我国资本市场采用电子撮合竞价、全面无纸化、全额保证金、直接持有账户、T+1交收清算等先进技术和制度安排,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关键性支持作用。当前我国投资银行的创新能力不足,是形成直接融资短板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一是在我国金融体系中,证券业总资产、净利润占比仅为2.04%和5.14%;净资产收益率仅为3.5%,远低于境内商业银行13%和同期美国投行11.7%的水平;杠杆倍数为3.3,与同期美国投行10倍、日本投行15倍存在显著差异。二是在上市公司结构中,98家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市值、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占总数的27%、16.15%和51.14%,其中银行业净利润占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的86%。近期证券业协会向行业征集高质量发展建议,收集到70条意见,初步梳理发现,20%是有现行法律障碍,30%正在改善放宽限制,50%是法无禁止却缺乏创新环境。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需要坚持守正创新,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推动证券行业发展与科技运用深度融合,着力解决大市场小行业、大金融小证券、大场内小场外、大公募小私募、大管制小自律五个方面结构性问题,进一步研究释放投资银行创新活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四是提高监管效率。行政监管效能高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体制优势,但是行政监管的“刚性”,在一定程度影响市场活力和韧性的形成。从国际经验看,监管部门要减少干预,做到管得少管得好,关键是要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常是充当最后“裁判人”角色,而交易所、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等自律组织负责一线监管,保荐人、会计师、律师被赋予“看门人”职责负责专业、合规把关,加上司法诉讼机制的有力震慑,形成既能保持市场活力、又能保护市场韧性的良好生态,这是铸就美国资本市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因此,构建行政监管、自律规范、公司治理、中介监督、司法惩戒五位一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综合监管体系,形成行政监管精准、自律管理到位、中介把关有效、司法惩戒有力、企业文化健康的系统合力,促进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自律规范、声誉维护、治理制约的作用,形成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良好生态,促进提升金融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加强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形成的关键。但是注册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应是统筹做好应对4个风险挑战的准备:一是在制度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的宏观环境与持续去杠杆的压力下,容易形成“融资泛滥”的风险。二是全方位配套改革,防止政策措施“叠加共振”的风险。三是市场化改革“单兵突进”,在制度成熟定型磨合期,缺乏市场共识的风险。四是放松管制的改革取向,在监管适应性不足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放就乱”的风险。 零容忍是维护资本市场信用的基础,是资本市场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注册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零容忍不仅是依靠精准、高效的行政执法威慑,更重要的是要形成生态、形成合力。瑞幸咖啡是做空机制揭发的,“两康”是媒体追踪暴露的,早年的银广夏系统造假工程是分析师发现的端倪,蓝田股份是专家质疑提供的线索。美国自2012年依据《多德.弗兰克法案》设立的证券吹哨人制度,为提高SEC执法效率提供重要支持,对违规者形成了一种“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零容忍生态,值得我们借鉴。 新实施的《证券法》大幅提升证券违规者处罚标准,并在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之初最高院、高院出台司法指导意见,是在推动形成零容忍的行政与司法合力;近期最高院发布“九民纪要”、“7.15纪要”等司法解释,是在进一步完善零容忍的“归责”、“问责”机制。总之,零容忍有赖于行政监管、自律规范、公司治理、中介把关、司法惩戒、社会监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的系统合力,构建市场约束、规则约束、诚信约束、声誉约束的良性生态。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小洋口海涂湿地,由潮汐形成的海涂湿地自然纹理如一幅幅创意画。湿地保护区加大自然生态修复,数千亩的大米草与潮汐形成的纹理构成完美的水墨画卷。图片来源:ICphoto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小洋口海涂湿地,由潮汐形成的海涂湿地自然纹理如一幅幅创意画。湿地保护区加大自然生态修复,数千亩的大米草与潮汐形成的纹理构成完美的水墨画卷。图片来源:ICphoto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小洋口海涂湿地,由潮汐形成的海涂湿地自然纹理如一幅幅创意画。湿地保护区加大自然生态修复,数千亩的大米草与潮汐形成的纹理构成完美的水墨画卷。图片来源:ICphoto
自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向着越来越市场化的方向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近几年来,这一汇率制度经受住了多轮冲击的考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汇率弹性,更加注重预期引导和与市场沟通,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回顾 1994年,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轨。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决定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银行结售汇市场与银行间外汇市场双层结构。 2005年7月21日,新一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人民币汇率水平适当调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指导下,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市场供求关系为重要依据,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适当收窄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在多个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0年6月19日,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随后,人民银行分别于2012年4月16日、2014年3月17日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区间由5‰扩大至1%、2%。 2015年8月11日,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一方面在中间价形成机制上充分体现市场供求对汇率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则顺应市场的力量对人民币汇率适当调整,使汇率向合理均衡水平回归。2016年2月,明确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提高了汇率机制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2015年以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和中国外汇市场委员会(CFXC)成立,外汇市场得到大力发展。 2019年8月5日,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市场力量推动下贬值突破7.0元。人民银行综合施策,加强预期引导,外汇市场运行有序,外汇供需基本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实现了预期稳定下的有序调整,被市场称为“不叫改革的改革”。 二、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特点 一是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干预,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2016年以前,由于人民币持续存在单边调整压力,人民银行需要通过干预来引导人民币汇率的有序调整。近两年多来,人民银行通过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大幅减少外汇干预,在发挥汇率价格信号作用的同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目前,人民银行已退出常态化干预,外汇市场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外汇储备规模自2017年以来始终保持在3万亿美元左右。 二是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保持基本稳定。2019年初,国民经济开局平稳,中美贸易形势有所缓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至6.70元;随着贸易形势变化,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至7.10元附近。2020年初,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市场乐观情绪一度推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至6.90元附近,5月国际形势变化又推动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近来随着中国率先有效控制疫情,经济增长表现出强劲韧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升至6.95元附近。总体上,自2019年到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361个交易日中173个交易日升值、187个交易日贬值。2020年1~7月小幅贬值0.1%,衡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与上年末基本持平。人民币在实现双向浮动的同时,保持了基本稳定。 三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受住了多轮冲击考验,汇率弹性增强,较好发挥了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多轮重大冲击考验中,人民币汇率均能迅速调整,并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均衡,有效发挥了对冲冲击的作用。202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化波动率为4.5%,与国际主要货币基本相当,汇率作为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四是社会预期平稳,外汇市场运行有序。近年来,尽管外部形势趋于复杂,但人民银行加强预期管理和引导,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中间价、在岸价、离岸价实现“三价合一”,避免了汇率超调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外汇市场深度逐步提高,市场承受冲击能力明显增强,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结售汇基本平衡,供求保持稳定。 五是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促进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货币政策自主性提高,人民银行主要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冲突。在此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有序调整,平衡了国际收支,促进了内外部均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与我国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动态适配,本外币利差有所扩大,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同时,人民币汇率合理反映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我国国际收支继续自主平衡,2020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约为1.3%。 三、坚持更加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一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当前合适的汇率制度安排。继续坚持不进行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水平,中央银行外汇干预主要针对汇率无序波动和“羊群效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我国的贸易和投资结构日趋多元化,对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的汇率水平变动都将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和内外部均衡。继续参考一篮子货币能有效增强汇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和指示意义。 二是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明显,投资者对预期变动比较敏感,一些消息面的冲击容易引发市场大幅振荡。我国面临的外部冲击增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汇率变动方向更加难以预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抬头、部分国家间经贸摩擦日益深化,也会对我国外汇市场产生影响。只有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才能帮助对冲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冲击,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有利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是更加注重预期管理和引导。预期传导是金融市场波动在不同经济体间传导的重要途径。由于外汇市场流动性好,市场参与者广泛,体量也比较大,预期变化更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对汇率走势形成较大影响。退出常态化干预后,预期管理和引导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人民银行将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合理引导预期,为外汇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创造条件。 四是把握好内外部均衡的平衡,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是联系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是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处理好内外部均衡的关键支点。市场化的汇率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经济总量平衡。我国是超大体量的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我为主,兼顾当前和长远,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主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兼顾外部均衡,在动态变化中促进内外均衡的平衡和高质量发展,进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8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研究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大以来,有关部门和地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落实城市主体责任,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房地产市场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为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前期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 会议强调,市场化、规则化、透明化的融资规则,有利于房地产企业形成稳定的金融政策预期,合理安排经营活动和融资行为,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推动房地产行业长期稳健运行,防范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此前发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强调,下一阶段要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交易商协会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部分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还就完善住房租赁市场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加快形成“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等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