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姜你军”卷土重来？！老姜没了 种植户却不愿卖新的！35年经验的收购商都懵了 近期，生姜的价格出现了不小的上涨。眼下，正是鲜姜上市的时候，生姜的价格是否出现松动？近期上涨的原因又有哪些？ 央视财经记者到我国生姜的主产区山东安丘进行了调查。 1 山东安丘：老姜难觅 鲜姜陆续批量上市 据介绍，目前市场老姜基本上没有了，今年刚收获的鲜姜才开始陆续上市，眼下的生姜市场处于青黄不接的一个时段。 姬玉梅从事大姜购销35年，今年的市场行情也让她难以琢磨。 生姜收购商姬玉梅：今年的行情价格有点不稳，做这个35年了，不像今年这样，买的时候不好买，卖的时候不好卖。像我们要的姜，好的不好收，不好的好收。 一些种植户也在观望，新收的生姜不着急卖，等待行情好的时候再出手。 生姜种植户王国才：我估计均价能一斤4元，最贵的卖到一斤5元多点，咱们这边先存不卖，后期再卖。 据介绍，安丘市生姜常年种植面积20万亩，年总产100万吨左右。导致价格不稳定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今年降雨偏多，产量比往年减少10%。 2 山东安丘：生姜出口大幅增加 作为生姜主产地，山东安丘生姜出口50多个国家，年出口量达到20多万吨。虽然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当地生姜出口量依然大幅增加。 在安丘市的盛大农产品交易市场，这里聚集了全国130多家客商，每年近百万吨生姜从这里销往全国和世界各地。 山东安丘市盛大农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永岗：今年以来，我们的大姜国内市场的交易量是70万吨，占全国市场的25%。出口方面，2019年出口是2.6万吨，2020年同期出口3万吨。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西方圣诞节临近也导致了对生姜食材需求量大增，除了欧洲市场外，还首次打开了大洋洲的市场。 山东安丘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坤清：今年二月份安丘生姜代表中国首次出口新西兰，打开了大洋洲，填补了中国生姜在大洋洲市场的空白。
土耳其第一阶段计划为包括医务工 据央视新闻，科贾主持召开科学委员会会议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科学委员会评估，土方确认中国疫苗在土耳其当地试验中所展现的有效性，确信中国疫苗对土耳其人是安全有效的。中方已经完成有关疫苗出口的审批手续，28日中国疫苗将运抵土耳其。土耳其第一阶段计划为包括医务工作者在内的近900万人接种疫苗，土方具备平均每天接种150万至200万人的能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宜昌12月25日讯 眼下，湖北宜昌柑橘“有点忙”，刚下枝头，就踏上前往北京、哈尔滨、沈阳、广州等地推介之旅。“这些柑橘品控严格无农残，皮薄肉甜汁水足，平均甜度13.7（蔗糖倍数），您随便挑。”12月18日，在北京新发地市场，宜昌市星翔柑橘专业合作联合社理事长、宜昌柑橘产业协会会长王恩珍自豪地推介“宜昌蜜橘”。 宜昌柑橘年出口量在20万吨以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北向海外市场是主销渠道。新冠肺炎疫情让北向优势通道受阻。宜昌加大推介力度，一面开拓国内市场，一面打通南向出口通道，叩开了南亚、东南亚市场，仅星翔一家合作社的柑橘就出口缅甸近8000吨。截至目前，宜昌市销售柑橘近300万吨，销售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今年以来，宜昌市发挥原材料基地、产业链和质量品牌等优势，努力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畅通“双循环”赋予新动能。宜昌全面推开做实“六多合一”改革，推进“千名干部进千企”活动，出台优化营商环境71条政策举措，为企业纾困解难。宜昌市在湖北省率先组建金融服务应急中心，促成金融机构向工业企业新增授信449家、372.38亿元，放款432家、186.27亿元。 宜昌市还积极搭建电商服务平台，将云消费作为创造消费增量的重要支点。在远安、五峰、枝江、伍家岗等县市区，淘宝馆、京东馆、苏宁馆设置了荆楚优品（宜昌）出口转内销专区，选定6家外贸企业30余种产品开展线上产品推广。三宁化工线上销售火爆，前9个月累计实现销售额56.6亿元；东明电气在国家电网平台获得7000多万元订单；安琪纽特通过直播、社群、新零售等平台打开营销新门路，在疫情影响下仍保持了26%的销售增长。 宜昌积极推动特色产业融入国际循环，加大活性酵母、茶叶、柑橘罐头、鲜水果等品种出口力度，今年前8个月实现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出口15.2亿元，逆势增长4.04%；支持有条件的防疫物资出口企业完善出口资质，今年前8个月，全市医疗物资出口同比增长2.43倍；支持兴发化工园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今年前11个月销售收入、利税、出口同比分别增长0.31%、18.31%和10.34%。 布局“双循环”为宜昌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今年前3个季度，宜昌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310亿元，同比增长7.4%；全市市场主体总数同比增长10.95%，注册资本同比增长16.61%。今年前11个月，全市新入库亿元以上项目（不含房地产）449个，计划总投资1448.71亿元；预计全市今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119家，总数达640家，科技创新绩效评价居全省第一。
（原标题：航运业迎“火爆”行情 “疯狂的箱子”一天一个价） 本报记者 矫月 施露 向炎涛 刘会玲2020年的航运业可以说一半是冬天一半是夏天。受疫情影响，上半年中国出口下滑，航运业遇冷，提前“过冬”。到了下半年，备受冷落的航运业直接进入“盛夏”。随着中国疫情稳定，经济稳步复苏，各国货物都从中国港口中转，一时间，中国航运业呈现出火热繁忙景象。“现在的集装箱太难订了！”《证券日报》记者在上海的港口可以看到来来往往运输集装箱的车辆，一位不愿具名的外贸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想要预定一个集装箱，价格可以说是一天一个价，不仅如此，即使订到了集装箱，也要发愁船舱有没有位置。”“上港、宁波、深圳这几个大港都属于世界大港，2018、2019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都是稳居第一，最近集运市场火爆，很多箱子出去了都回不来。”南方某港口上市公司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评价道。对此，上海添惠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柳旺对《证券日报》记者说：“现在集装箱运输价格一直在涨，由于航运公司船少，经常停航，缺箱子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涨价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缺箱子的问题。” 一天一个价“箱子”也疯狂“近10年以来最夸张的时候。”谈及目前的航运业，从事外贸行业的谢女士对《证券日报》记者如是说。谢女士主要负责广州南沙港和深圳港的货运，她告诉记者，以一个40英尺集装箱为例，去年这个时候去中东海运费最高为3000美元左右.现在差不多要到5000美元，去年去欧洲是2800美元-3200美元，现在是6000美元-7000美元，今年运费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时至年底，抢不到仓位成了集运行业的真实写照。“现如今集装箱缺少，运费高昂，更是供不应求。疫情期间，国外积压了大量的集装箱无法安排提货，也没有人手提货，几乎所有的客户都在抢货柜，现在的行情之下，货代也很少再去找新客户，基本都是优先老客户。”谢女士告诉记者，新年就要来临，各大供应商全面出货，预计集装箱的短缺行情还会持续。“首先你得有仓位，然后你得排得了车搞得到集装箱，最后你得等码头开港你才能进港，每天都是过五关斩六将，还要面对客户灵魂拷问，怎么船又晚开了，你到底搞不搞得定？”一位海运货代如此吐槽当前出口集装箱的紧俏性。柳旺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很多没箱子的货代有时候就找黄牛，现在货代都在抢仓位，仓位要提前定，很多人抢了转卖，以前抢了不走没有亏舱费，现在收亏舱费，航运公司今年要迎来一波行情了，去年兼并重组后，今年估计把以往赔的钱都赚回来了。”柳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往年圣诞节叠加春节，都会有一波爆仓行情，今年因为有疫情尤为激烈。南美货柜箱子历史最低的时候50美金一个小柜，现在基本都要5000美金以上，大箱一万美金，这周5000美金你要是嫌贵，下周6000美金可能都订不到，基本一周一个价。”事实上，现在的集装箱价格已经升级到按天计算。一家国际物流公司负责人称：“在青岛港，往年一个二手40英尺集装箱的价格约2000美元，今年11月27日价格涨到2850美元；到了11月30日，二手集装箱的售价上涨到3200美元；12月3日，再次上涨到了3400美元，几乎是一天一价。”根据运价基准公司Xeneta的数据显示，当前亚欧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下短期市场合同的平均价格比一年前高出200%，为每40英尺4831美元。但是从去年同期来看，东南亚各地的运价上升了惊人的390.5%。中远海控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货量的持续攀升，出口用箱需求大增，国内用箱保障日趋偏紧，而海外空箱周转受各地疫情持续影响而普遍变慢，来不及调回国内满足需求。”“全行业都在到处找箱子，部分商家开始囤箱子炒作价格。”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外贸企业一箱难求的情况不仅仅是因为集装箱运转慢的原因，还有部分航线减少的原因。“船线班次少，大部分运往国外的柜子回不来，这是导致国内集装箱运输市场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柳旺向记者解释道：“国外的柜也不是都不回来，就是国外疫情影响，工人不上班，运回的速度比较慢，现在是大家在共用仓位。”据柳旺介绍，现在集装箱随船，从去年开始就形成联盟，原来是自己动用自己的船去运货，现在是四五家船东或者五六家形成一个联盟，用同一条船大家一起共仓。“原来一个星期可能有几家船公司排好几个班次出海，大家一形成联盟后一个星期班次减少了，这从去年就开始，现在船公司经常一个周再停行一次，客观导致了船的紧缺。”上海海运物流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目前海运进出口贸易比例失衡，进来的箱子少，出去的箱子多，另外中国快速地防控了疫情，海外订单量持续暴增，加大了海运压力。海外方面受到疫情影响，运出去的集装箱因营商环境问题运作周期拉长，到港流程增多，作业效率减慢加长了流通周期。因疫情早期爆发，各大船运公司减少了很多航线，造成全球箱量调配不均匀。”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市场需求的上涨，目前有效运力明显不足。中远海控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随着全球疫情防控步入常态化，今年三季度以来全球贸易快速修复，集运市场需求超预期恢复。为满足运输需求的增长，市场运力逐步回归正常，闲置运力从今年5月份历史最高的270余万TEU（国际标准箱单位）快速回落，目前市场上已无适航的有效运力可租。”在全球集装箱调配不均匀的大背景下，不同航线的集装箱价格也涨幅不一。“从11月份开始，美线价格较年初大概上涨了4倍，欧线涨到了去年的历史最高价格。从中国出口的航线占比分布来看，美国集装箱占25%，欧洲占25%，东南亚、东北亚加起来50%，美线现在一箱难求是常态，其次是欧线，货运也很紧张。东南亚区域马来西亚航线最近价格也翻倍了。”上述物流公司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补充道。面对用箱需求增长，上述中远海控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公司将加强用箱科学预测，积极统筹双品牌优势资源，全力做好旺季用箱服务保障。一方面，内部挖潜，加快海外重箱拆空速度，加大空箱回调国内及远东力度，促进箱体周转；另一方面，与箱厂、租箱公司密切沟通，寻求更多箱源。通过双管齐下、多措并举，为国内用箱保障提供有效助力，尽力满足客户的出运需求。”为了顺应集装箱市场发展需求，上港集团顺应市场推出多项有效举措促进箱量增长。今年年初，集团推出七项集装箱增长专项措施，通过落实国际中转装卸费优惠、国际中转箱堆存减免期延长、海铁联运清关箱优惠等项目。上半年，集团成立了洋山、外港、内贸三大集装箱片区，努力实现统筹、集聚效应。进入10月份，上港集团把握航运市场“一箱难求”的情况，推出空箱商务计划，鼓励船公司加大在上海港的空箱调运力度，为国内企业货物出口打通海运服务链。据上港集团官方宣布，10月份，上海港各个码头分别创下了新纪录，盛东公司月度吞吐量首次突破82万标准箱，其中10月25日以33068标准箱和12899.75标准箱刷新昼夜、工班纪录；冠东公司突破72万标准箱，再次刷新纪录。中国经济强势复苏出口集装箱需求猛增2020年下半年以来，航运行业迎来一轮久违的复苏。与此前的航运超级周期不同，此轮周期的主角从干散货变为了集装箱。11月27日，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表示，自7月份以来，由于中国出口货运量急剧上升，出口集装箱需求猛增，外贸物流领域普遍出现集装箱箱源紧缺、运费飙升的现象。有业内人士分析，中国经济强劲复苏，正展现出巨大影响力。集装箱运价大涨与出口复苏密不可分，中国的出口货物大多数通过集装箱进行海上运输。反映在数据层面上，运价指数和出口同比数据趋势一致。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以美元计，11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1.1%，较上月上升近7个百分点，远高于市场预期，也是2018年2月份以来最高增速。由于出口表现强劲，当月贸易顺差754.3亿美元，创出有数据记载以来的新高。针对近期外贸物流领域出现集装箱箱源紧缺、运费飙升的现象，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2月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商务部将采取措施，为外贸平稳发展提供有力的物流支撑。对于中国出口强劲的表现，有业内人士分析，在发达国家消费强劲、需要进口的同时，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产能没有恢复，我国作为最先恢复的制造业大国，成了很多国际订单理想的转移地。据全球航运咨询公司德鲁里（Drewry）数据，第三季度全球集运市场货量环比第二季度增长8.1%。值得注意的是，11月23日，上海国资委发文称，10月份，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实现单月突破400万TEU，以420万TEU刷新月度历史纪录，比7月份刚刚创下的月度吞吐量纪录再增29.7万TEU，同比增长15.7%。据上海航运交易所官网数据显示，5月下旬以来，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一路上涨，在半年多时间里涨幅约达70%，截至12月18日，该指数涨至1488.72点。此外，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则在11月初就超越了2010年高点，最新值为2411.82点，连续破历史纪录。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相关航运公司业绩也在第三季度频频报喜。据同花顺统计数据显示，第三季度，11家航运上市公司皆实现了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第三季度有6家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倍增。海峡股份、中远海能、中远海控、宁波海运、招商轮船、中远海发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为1091.05%、265.96%、209.77%、139.72%、123.01%、111.21%。对于业绩大幅增长，上述中远海控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称：“随着全球疫情防控步入常态化，各国经济刺激政策效应的显现，全球贸易呈现复苏态势，补库存意愿增强，集装箱航运市场需求在经历了阶段性下跌后出现明显恢复，带动集装箱海运价格回升。”“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供求关系得以明显改善，市场运价持续回升，近期SCFI综合指数创11年来新高。第三季度，中远海控集运业务完成货运量708万TEU，同比增长6.6%。”上述中远海控相关负责人如是说。在业绩增长的同时，11底至12月初，航运板块大涨。中远海发、中远海特、宁波海运、中远海控等多只航运股走出了一波大涨行情。其中，中远海发于11月2日封涨停板，此后直至11月23日，期间共有5个涨停，股价一度触及3.38元/股的顶峰，如果按照11月2日前的收盘价计算，至23日的16个交易日中，公司股价涨幅最高达61.72%。此外，中远海特的股价也于11月2日起开始上涨，至11月24日股价触及5.1元/股的高价，期间同样出现5个涨停板。如果按照11月2日前的收盘价计算，公司在这段期间股价最高涨幅为58.39%。“缺箱潮”还能持续多久航运业未来前景如何？“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像港口、航运领域确实受了比较大的负面冲击，所以上半年基本上是负增长的状态。下半年特别是第三季度以后恢复了一定的正常运转，加上中国疫情得到一定的控制，率先恢复了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因此，对比上半年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触底反弹迹象。”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力研究员刘典向《证券日报》记者如是说。今年前2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出现明显下降。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1月份-2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1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6%。其中，出口2.04万亿元，下降15.9%；进口2.08万亿元，下降2.4%。中商产业研究分析称，今年前2个月，美国为中国出口总值第一的国家，中国出口到美国商品总值为3001亿元，同比下降26.5%。值得一提的是，1月份-2月份，中国在出口的2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当中，仅有3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值为正增长，可见，疫情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极其严重。虽然目前国内疫情形势得以控制，但全球疫情正在爆发，出口依然受到一定的冲击。可以说，今年上半年，航运业的业内人士对我国出口前景主要以悲观情绪为主，而到了下半年，业内普遍看好航运业未来发展。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此轮集装箱货运涨价开始于今年年中。彼时，国内疫情控制住后，国外受疫情影响较大，很多海外的订单都转到国内，从中国出货，集运价格就开始闻风涨价。据柳旺预测，这轮涨价行情要维持到明年一季度。一位不愿具名的海运物流负责人称：“随着疫情的稳定，这种火爆行情会持续到明年上半年，甚至会更久。”“这一波集运涨价带动了整个外贸板块的调整，打破了以往行业几十年不变的定律。不仅是海运，空运和陆运都有不同层次的影响和变化，疫情加快了整个大贸易板块的整合调整，集运板块会逐步往集约化发展，船公司通过多年整合并购已经出现垄断之势，航空板块以及陆运板块也在飞速整合，未来外贸领域会出现新的篇章。”上述海运物流相关负责人如是说。另据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会长、中集集团副总裁黄田华预测，集装箱短缺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半年左右。他表示：“我们监控到，正常中国如果有50万新的集装箱，在码头或者港口待用的话，是一个完全健康的状态，但目前偏紧一点，大概30万新箱的库存。我预计可能在未来三个月到半年，这种略显紧张的平衡会有一个持续，这大概是目前行业的一个趋势。”虽然业内普遍看好航运业，但是刘典认为，全球2020年总的贸易额总体来说还是比上一年要下降一定比例的，但从航运行业来说，从第三季度到第四季度肯定是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行情。刘典表示：“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下半年不确定性因素变缓，整体呈现出来比较大的一个反弹走势。所以从宏观层面来说，全球国际贸易都有一定的反弹，这个反弹是在中国率先恢复下引领的反弹。”“目前航运业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第一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有一个复苏的预期，所以在第三季度以后国际贸易有所回暖，带动航运领域整体产业向好，不管是从集装箱也好，还是从出海贸易都有一定的回暖情况。第二个因素是随着RCEP协议的签署，东亚东南亚等一系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关系的提升，将利好中国和相关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第三个因素就是虽然现在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仍未消除，各国物资紧缺，像医疗物资、生产物资、生活物资等等，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贸易，包括部分进口贸易，也会得到比较大的一个需求的反弹，同时促进了相关领域，包括集装箱海运指数等一系列和航运相关行业指数的上涨。”刘典如是说。
摘要：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恐不会太普遍。 去年，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增长27%，仅次于2015年的5939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显示，同期海关口径的涉外贸易收付顺差为1717亿美元，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少了3634亿美元，“贸易顺差不顺收”的负缺口同比增长47%。 出口少收、进口多付导致贸易顺差不顺收 去年，海关统计的出口额2.59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收入2.32万亿美元，企业出口少收款2661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73%；海关统计的进口额2.06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支出2.15万亿美元，企业进口少付款973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27%。 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口收入长期低于海关出口额（即出口少收款），出口收款比率维持在90%左右。去年，该比率为89.7%，较上年低了1.3个百分点。2013年以前，中国企业进口付款低于海关进口额，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过海关进口额（即进口多付款），企业进口付款比率持续高于100%。去年，该比率为104.7%，较上年高出3.6个百分点。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顺收状况越来越突出。2014~2019年，这个负缺口与同期进出口额之比平均为6.5%，高于2010~2013年平均1.4%的水平。去年该比例为7.8%，高出上年2.4个百分点，高出2014~2019年均值1.3个百分点。 现实中海关进出口与贸易收付款本就难以一一对应 企业进出口往来中本身就有些正常的出口不收款和进口不支付。如对外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记录在对外投资项下也无对应的出口收入，来料加工仅收工缴费等。再如，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捐赠物资进口没有对应的进口支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不用付款而是在出口环节收工缴费，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是作为外商的实物出资不用付汇等。这些数据均可以从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方式统计中获得。 剔除正常的不收款因素后，导致企业出口少收的原因还有：一是境外进口商对境内出口商的赊账行为（如出口推迟收款）；二是2011年1月1日起，境内企业出口收入在核定的规模内可以存放境外用于对外支付；三是企业出口出现坏账不能收汇；四是企业可能为完成业绩考核虚报出口价格；五是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等等。而导致企业进口多付的原因有：一是企业提前对外进口支付（如进口延迟付款）；二是利用存放境外的出口收入对外进口支付；三是支付由于避税等原因导致的价格低报进口，等等。 由此可见，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金关工程下推出了海关、外汇局、银行联网的电子口岸系统），恐不会太普遍。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统计和经济含义 首先，进出口顺差不代表涉外收付款顺差，更不代表外汇供求顺差。去年，银行代客贸易结售汇顺差2396亿美元，较银行代客涉外贸易收付款顺差多出680亿美元（上年为少了109亿美元），该缺口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5%，虽高于上年的39%，却小于2017~2019年的均值55%。这反映了当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市场风险偏好逆转。 从企业进出口报关到贸易收付款通常有1至3个月的时间差。去年外贸出口增长前低后高，四季度出口额占到全年出口的30%，进出口顺差占到全年顺差额的近40%；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缺口也主要出现在年底，四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750亿美元，占到全年负缺口的48%。因此，不排除去年底的贸易顺差不顺收部分，有可能转为今年初更多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净流入乃至净结汇。 其次，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是现金收付制的编制原则，而国际收支统计是权责发生制的编制原则。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海关进出口报关后，如果当期没有发生贸易收付款行为，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中就不记录，但在国际收支中却要记录。其中，前述出口延迟收款（包括部分被监测到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提前付款的行为，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或负债方的贸易信贷负债净产生减少；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则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货币和存款净获得增加，若企业用境外存款支付进口，则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下记为净获得减少；如果企业核销出口坏账，应借记“经常项目”二次收入的经常转移；如果高报出口价格却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以及低报进口价格却要支付对应的进口，这将反映贸易顺差的高估，会被记录为“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显然，在贸易顺差不顺收情形下，贸易顺差自带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出，只是有的反映在前述线上项目中，有的反映为线下的净误差与遗漏负值。但不论反映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不会影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的基本逻辑。理论上讲，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如果与进出口相关的每笔交易（包括进出口走私和内部价格转移等非法交易）都可以追踪到的话，就可以按借贷记账法做会计分录，最终借贷双方就一定能够做平。因为统计就是统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而且，相关部门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包括过程中的信息中间产品，外部简单由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论所谓“消失的贸易顺差”也要慎重。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主要依靠银行间接申报，长于现金收付制下的逐笔数据采集。而权责发生制情况下，因为企业在银行没有发生收付款行为，故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估算方式获得数据。如贸易信贷的资产和负债统计，外汇局就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但受制于样本数的局限性和抽样的频率，贸易信贷统计的质量难以保证。比如，去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883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本应反映为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负债净产生减少，但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信贷资产与负债合计仅净流出145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贸易信贷净负债余额也仅增加68亿美元。这显然与当期贸易收付款差额与进出口顺差的偏离相去甚远。 然而，一方面，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找到更加可信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可能随意改动；另一方面，贸易信贷资产负债与进出口额的正常比例多少合适，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经验值（如净误差与遗漏额的国际合理标准为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正负5%以内）。鉴于中国进出口规模每年四五万亿美元，一两个百分点的偏离就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这可能是导致近年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偏大的重要原因。2010年一季度至2020年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与净误差与遗漏净值之间为强正相关0.719。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统筹安全与发展，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能力，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初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夯实外汇管理基础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摘要：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恐不会太普遍。 去年，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增长27%，仅次于2015年的5939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显示，同期海关口径的涉外贸易收付顺差为1717亿美元，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少了3634亿美元，“贸易顺差不顺收”的负缺口同比增长47%。 出口少收、进口多付导致贸易顺差不顺收 去年，海关统计的出口额2.59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收入2.32万亿美元，企业出口少收款2661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73%；海关统计的进口额2.06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支出2.15万亿美元，企业进口少付款973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27%。 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口收入长期低于海关出口额（即出口少收款），出口收款比率维持在90%左右。去年，该比率为89.7%，较上年低了1.3个百分点。2013年以前，中国企业进口付款低于海关进口额，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过海关进口额（即进口多付款），企业进口付款比率持续高于100%。去年，该比率为104.7%，较上年高出3.6个百分点。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顺收状况越来越突出。2014~2019年，这个负缺口与同期进出口额之比平均为6.5%，高于2010~2013年平均1.4%的水平。去年该比例为7.8%，高出上年2.4个百分点，高出2014~2019年均值1.3个百分点。 现实中海关进出口与贸易收付款本就难以一一对应 企业进出口往来中本身就有些正常的出口不收款和进口不支付。如对外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记录在对外投资项下也无对应的出口收入，来料加工仅收工缴费等。再如，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捐赠物资进口没有对应的进口支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不用付款而是在出口环节收工缴费，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是作为外商的实物出资不用付汇等。这些数据均可以从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方式统计中获得。 剔除正常的不收款因素后，导致企业出口少收的原因还有：一是境外进口商对境内出口商的赊账行为（如出口推迟收款）；二是2011年1月1日起，境内企业出口收入在核定的规模内可以存放境外用于对外支付；三是企业出口出现坏账不能收汇；四是企业可能为完成业绩考核虚报出口价格；五是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等等。而导致企业进口多付的原因有：一是企业提前对外进口支付（如进口延迟付款）；二是利用存放境外的出口收入对外进口支付；三是支付由于避税等原因导致的价格低报进口，等等。 由此可见，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金关工程下推出了海关、外汇局、银行联网的电子口岸系统），恐不会太普遍。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统计和经济含义 首先，进出口顺差不代表涉外收付款顺差，更不代表外汇供求顺差。去年，银行代客贸易结售汇顺差2396亿美元，较银行代客涉外贸易收付款顺差多出680亿美元（上年为少了109亿美元），该缺口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5%，虽高于上年的39%，却小于2017~2019年的均值55%。这反映了当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市场风险偏好逆转。 从企业进出口报关到贸易收付款通常有1至3个月的时间差。去年外贸出口增长前低后高，四季度出口额占到全年出口的30%，进出口顺差占到全年顺差额的近40%；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缺口也主要出现在年底，四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750亿美元，占到全年负缺口的48%。因此，不排除去年底的贸易顺差不顺收部分，有可能转为今年初更多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净流入乃至净结汇。 其次，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是现金收付制的编制原则，而国际收支统计是权责发生制的编制原则。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海关进出口报关后，如果当期没有发生贸易收付款行为，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中就不记录，但在国际收支中却要记录。其中，前述出口延迟收款（包括部分被监测到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提前付款的行为，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或负债方的贸易信贷负债净产生减少；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则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货币和存款净获得增加，若企业用境外存款支付进口，则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下记为净获得减少；如果企业核销出口坏账，应借记“经常项目”二次收入的经常转移；如果高报出口价格却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以及低报进口价格却要支付对应的进口，这将反映贸易顺差的高估，会被记录为“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显然，在贸易顺差不顺收情形下，贸易顺差自带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出，只是有的反映在前述线上项目中，有的反映为线下的净误差与遗漏负值。但不论反映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不会影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的基本逻辑。理论上讲，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如果与进出口相关的每笔交易（包括进出口走私和内部价格转移等非法交易）都可以追踪到的话，就可以按借贷记账法做会计分录，最终借贷双方就一定能够做平。因为统计就是统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而且，相关部门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包括过程中的信息中间产品，外部简单由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论所谓“消失的贸易顺差”也要慎重。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主要依靠银行间接申报，长于现金收付制下的逐笔数据采集。而权责发生制情况下，因为企业在银行没有发生收付款行为，故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估算方式获得数据。如贸易信贷的资产和负债统计，外汇局就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但受制于样本数的局限性和抽样的频率，贸易信贷统计的质量难以保证。比如，去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883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本应反映为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负债净产生减少，但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信贷资产与负债合计仅净流出145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贸易信贷净负债余额也仅增加68亿美元。这显然与当期贸易收付款差额与进出口顺差的偏离相去甚远。 然而，一方面，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找到更加可信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可能随意改动；另一方面，贸易信贷资产负债与进出口额的正常比例多少合适，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经验值（如净误差与遗漏额的国际合理标准为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正负5%以内）。鉴于中国进出口规模每年四五万亿美元，一两个百分点的偏离就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这可能是导致近年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偏大的重要原因。2010年一季度至2020年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与净误差与遗漏净值之间为强正相关0.719。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统筹安全与发展，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能力，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初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夯实外汇管理基础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2020年，中国因出色的疫情防控，经济率先恢复，2020年四季度GDP同比6.5%，全年增长2.3%，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2020年经济恢复最超预期的是出口，12月出口同比18.1%，全年同比3.6%。然而去年二季度，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中国的出口能扛起增长的大旗，当时大家都觉得经济增长得靠基建。 但实际上，出口比想象得好，基建比想象得弱，基建市场预期的是当月增速怎么都得两位数以上，但最高的当月同比是6月的8.3%，到了年底降到了只有4.2%。 正是因为出口的强势，才降低了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因为出口好了，带动和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好了，所以制造业投资也恢复得比较快，经济就有顺周期动能了。 这就提高了政策的回旋余地，在融资需求端，可以加强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可以控制房地产有息债务增速；在融资供给端，可以持续压降影子银行的规模，比如加强对融资类信托的治理、比如资管新规截止日可以定在2021年等。 出口之所以好转，有两方面的原因：1）需求端有防疫物资、线上办公、改善住房的刚性需求，但更重要的是海外直升机撒钱，财政货币化极大的提高了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购买能力；2）供给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产能是停摆的，所以只能依靠中国产能输出。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 国内的新出口订单已经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下滑，去年11月新出口订单是51.5，是去年的最高点，随后就开始下降，到了今年1月就只有50.2了。现在PMI的需求端主要靠在手订单做支撑，可能是去年排得过满的出口订单还没来得及消化。显然，没有新订单，需求端的好转是没有持续性的。 为什么会出现出口新订单的下降呢？现在来看，美国还在加码财政刺激，房地产复苏的势头也在延续，所以，当前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供给端发生变化，海外产能似乎在加快恢复。 从美国的PMI数据来看，PMI产出分项在加速复苏，但进口分项在12月却出现下降了。从越南的出口同比数据来看，越南出口在加速上升，今年1月越南的出口已经高达46%。 这表明：不仅发达国家的自有产能在恢复，新兴市场产出端的竞争者产能也开始恢复了。 海外产能恢复，一方面是疫情对经济的边际影响在下降，更重要的是，海外现在疫苗接种的速度在加快。分国别来看，以色列接种比例已高达55%，英国接种比例也接近了14%，而且接种人数近期有加速的趋势，拥有3.32亿人口的美国接种比例也接近10%。 各国尤其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迅速普及，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其微妙的变化：虽然疫苗保证的是不入院或轻症，而不是不被感染。但一旦海外通过快速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这就会导致海外生产端会复苏得比较快，而如果我国不能迅速尽可能地同步完成普及疫苗接种，为了防范疫情不在国内继续零星反复，继续采取封闭隔离式防控控制疫情，那么，很可能将在全球疫情防控拐点来临时，我国在全球贸易竞争格局中就会变得比较被动了。 去年全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是生产强而消费弱的格局。生产强是因为出口强，消费弱无非两个原因导致的：1）经济好转向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需要时间，表现在数据上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远比不上工业增加值的修复的速度；2）关键是消费“缺场景”，学生在学校被封闭管理，零星的疫情反复也压制了人们外出的意愿，网购要比线下消费好得多。 好就好在去年出口好，所以生产比消费多的那部分是可以通过外需消化的。外需消化了过剩的生产后，还积累了贸易盈余和国内储蓄，再叠加信用宽松环节和不可证伪的复苏预期，股票市场在2020年全年表现也相当给力。 目前“就地过年”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线下消费、交运、文娱这些行业，但生产可能因为不返工短期还有加强，生产和消费缺口会继续放大。 去年靠的是出口消化生产，但现在生产和消费产生的裂口扩大后，出口消化不了的只能转变为库存，所以从2021年1月PMI数据里还看到了产成品库存和原料库存都在快速积累的现象，新订单与产成品库存的裂口也在快速收窄。 如果需求不起来，库存持续积累，生产是无法持续的，到后面只能是去库存，到了这一步，生产好向就业、居民收入进而向消费和储蓄传导的链条就变得不那么顺畅了。 短期来看，因为房地产调控加码，同时由于新房限价与二手房有倒挂，一手房销售不会断崖式下滑，预售条件越来越严格以后，房企还不如加快开工，让房子符合预售条件，回笼现金流，短期房地产开工和施工对经济总需求都有支撑。 但问题是这个支撑的时间不会太长，由于房企有息负债被控制住，土地市场已经开始冷却，这意味着中长期的新开工是有下行压力的。为了防止中长期经济结构扭曲，当前毫无疑问是要避免继续刺激房地产的。 所以，消费的问题是要靠消费去解决的。 之前提到消费之所以低于预期，是因为生产环节没有完全传导到居民收入，为什么不能完全传导到居民收入呢？是因为线下消费弱。我们提到过，消费弱不完全是因为消费能力弱，很大程度上是缺消费场景。疫情没完全控制，导致出行意愿受到了抑制。线下消费起不来，导致消费-中小企业利润-居民收入-继续消费的闭环无法建立。 实际上，线下消费环境是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的。而且这类企业的规模往往都比较小，比如随处可见的小卖部、小餐饮店，这些都是需要政策支持的小微企业。 从数据上看，2019年在城镇单位（不包含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4.8%、1.5%、4.7%，总人数也就1910万人，占比并不高。 但是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中，这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分别达到了38.0%、8.1%和2.6%，就业人数合计达到了1.97亿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无疑会更大一些。 我们提到过，去年之所以在压基建和地产的时候还能实现经济较快增长，是基于外需强-主动补库存-制造业资本开支扩大的顺周期动能基础之上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经常账户/GDP与实体杠杆率也能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如果顺周期动能开始减弱，消费问题解决不了，那就只能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回到杠杆驱动的路径上。 并且，如果发达国家率先完成普及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很可能会建立新的贸易壁垒，将对我国的出口带来压力，甚至不排除其要求我国尽快开放人员来往，将对我国的疫情防控造成困扰。 而据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估算，中国需要接近10亿人完成接种，才能实现群体免疫的门槛。2021年1月31日，据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数量已经超过2400万剂次。相对于10亿人这个目标来说，疫苗的接种进程才只是刚刚开始。 理论上来说，疫苗接种速度越快，就越能有效控制疫情。如果疫苗能大规模普及，就能抢在病毒发生更多变异前，解决疫情忧虑。那么，人们出行意愿和能力就会大幅提升，消费有望加速释放。2020年的居民收入增长，没有太多地用于消费，而是拿去做了储蓄或者投资，财富效应也能把受疫情压制的消费需求带起来。 最后，也只有消费需求回归才能让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政策端一直在强调小微企业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上游价格上涨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因为消费需求没有恢复，尤其是线下消费，大量的小微企业群体受冲击，对就业也产生影响。 不过从小微企业的流动性支持措施目前来看，应该也是有副作用的，因为部分小微企业经营没有回归正常化，流动性淤积会导致资金外溢到金融市场。市场也知道宽松的原因是因为广谱的复苏还没看到，这就导致在宽松预期下把流动性堆积在头部，形成了所谓的“抱团效应”。 如果疫苗大面积普及，群体获得了免疫效应，消费信心能获得显著恢复，无论是经济还是政策，就能都能逐步回归正常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流动性向金融市场外溢和与之对应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简而言之，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在确保疫苗安全性的前提下，扩大产能，扩大接种面积，让经济加速回归正常化，已是一个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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