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就在疫情形势刚刚平缓可以出门之时，无数年轻夫妇几乎挤破了深圳各个婚姻登记处的大门，每天有好几百对夫妻申请离婚。 有人在网上惊呼，一场疫情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打碎了无数看似稳定的家庭之梦。而作为无形的推手，疫情将本来潜藏在各个家庭中的隐性矛盾直接点燃爆发出来，引发了国内离婚率的直线上升。 实际上，从2011年开始，我国的离婚率就每年都创新高，而2020年的疫情又使离婚数量出现陡增，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本来夫妻双方结婚是闪婚，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男方觉得女方年轻貌美，女方觉得男方家境不错，都不愿意浪费太多的恋爱时间。于是乎两个人就迅速结了婚，本来朝九晚五，各自上着班，大家也相安无事，但是这次疫情来了，夫妻要相处好几个月，这样彼此的缺点就会暴露出来，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疫情过后马上要离婚的程度。 第二，互联网交友平台的兴起，使人们拉近了社交的距离，离婚率也越来越高。过去交友难度要比现在大得多，现在线上交友机会实在太多，社交也已经越来越方便。很多人通过互联网相互认识。如果丈夫和妻子在网上找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异性，想着要进行交往，就很容易发生婚外情。 第三，收入减少也是引发夫妻离婚的原因之一。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待在家里，有班不能上，有生意不能做，除了机关事业单位群体外，多数人都没有收入来源。更关键的是，很多人还没有多少积蓄。好不容易，等到疫情结束后，开始复工复产了，但是很多企业都宣布裁员或降薪，就算是做生意也是在短期内很难恢复正常。 这使得疫情过后家庭收入也锐减了很多。而收入的减少，生计的压力，会造成夫妻间矛盾颇多，相互指责对方的无能。当这种冲突不可调和时，离婚就成为必然。 第四，社会对离婚现象采取更多的是包容态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夫妻双方要离婚，不仅是亲戚朋友都要来规劝，单位还要开介绍信才能离婚，这样会导致单位里谁离婚都是大新闻。而且，当时夫妻双方本着能不离就不离，凑合着过一辈子的态度，所以，真正到离婚阶段的夫妇并不多。而现在社会开放了，给了更多年轻人自由选择婚姻，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越来越不把结婚、离婚太当作一回事情了。 第五，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现在国内很多农村，田地都抛给老人去耕种，有的夫妻两人都要外出打工，或者丈夫外出打工，赚钱贴补家用，由于长期间不回家，夫妻之间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而现在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长期在外面赚钱，认识了其他异性就选择生活在一起，把原来的婚姻都给抛弃了。所以，社会人员的大流动，夫妻长期分居两地，这就造成中国离婚率呈现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 中国现在离婚率是越来越高，而2020年的离婚情况将再创新高。这既有社会对离婚现象的包容，也是社会交友渠道越来越广的结果，更是人们不断追求婚姻幸福的向往。不过，国内离婚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外，结婚人数却越来越少，这也就是导致国内出生人口增速放缓的原因。 我们认为，年轻人结婚时应该谨慎对待，认真选择。而在离婚之时，也要担起原本的家庭责任，大家好聚好散，这样社会才能更加稳定和谐。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资本市场没有只涨不跌的板块，也没有只跌不涨的板块。最近沪深股市的强弱基本上已是易位的格局，现在是轮到上证指数的主场。上证指数在补涨，即便如此也就是刚刚过了3000点。我们之前说过，过了3000点之后，就一马平川，有一种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今天上证上涨64.59点，有2.13%的涨幅，有点快马加鞭的味道。深成指的指数涨了1.29%，创业板大多数时间是调整的。但是尾盘也有0.20%的涨幅。从盘面上来看还是皆大欢喜，因为上涨的个股有3000来个，下跌的个股就只有800个左右。 今天的关键是放量，今天成交量放到10800.7亿元。我们以前说过没有量市场也很难有好的表现，因为量意味着交易的活跃，意味着充分的换手，意味着增量资金的进场。 前期市场的量一般在7000亿元左右，现在放大到了10000亿元，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春节之后，上一波行情反弹时的成交量最高峰大概达到1.4万亿元左右。从量能的角度来讲，现在上证要完全恢复到春节前的热度，或者说是恢复到当时的高度，还要放量，也还有放量的空间。 从指数上来看，跟年前的3125点比现在大概还有10%的上涨空间。从量能释放的需求角度来讲，也还有一个空间，这就是现在市场的态势。总体上来讲，上证是一个补量、补价的过程，所以今天盘面上主要就是前期被低估的大金融板块，包括房地产板块在补涨。实际上现在是补涨行情。当然“两瓶酒”今天也是义不容辞地担当了领涨的重任。 这么多权重股一起发力，难怪上证指数今天的走势要远远地强于深成指。从估值角度来讲，深成指的个股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已经被充分炒作，未来炒作的空间还有多大投资者是要有所警惕的。聪明的资金不会去高位接盘，反而会选择相对低估的板块做操作，这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水皮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目前不管是券商，还是大V，已经没有人在叫嚣牛市了。为什么过去往往指数稍微有所动作就会有人叫第N次的大牛市来了，这一次真正指数涨起来了，反而没有人叫嚣牛市了？水皮觉得可能是真的当股市提供了挣钱机会的时候，谁还有功夫去做评论？谁还有功夫忽悠别人？谁还有功夫给别人去指点迷津？自己挣钱都来不及，就闷声发大财了，因为真正操作的机会来了。 这叫什么道理？叫会抓老鼠的猫不叫，会咬人的狗也不叫。当然虽然话不太好听，但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市场的投资机会比较丰富，所以不管是机构，还是大V都忙于赚钱，没几个像水皮这样的天天在这里跟大家嘚吧嘚的分析盘面。当然有人担心这波行情快结束了，水皮倒觉得刚才我们的分析，不管从量能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指数的角度来讲，行情还是有空间的。一个重要的衡量的指标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就是这些补涨的大蓝筹指标股，特别是大金融，地产股的估值如果回归到春节前后的位置，大体上还有10%左右，甚至20%的空间。我们讨论行情会不会结束，其实在这些补涨的板块到前期高点的时候，再看市场的情况，再做下一步的讨论就还来得及。 因为现在是补涨还没到位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用过早的操心。毕竟还没有到高估的时候，当然话讲回来，其他那些被充分炒作的板块，就不是这样的判断标准了，还是要因人而异的。
上证指数越是逼近3000点，市场的阻力其实越大。我们知道3000点是个带有指标意义的关键整数关口，在现在的位置上冲击3000点不是能一蹴而就的。那么，今天盘中最高到了2983.44点，随之就出现了回落，而且是放量回落。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前方有层层的套牢盘，就像用竹竿子捅套牢的个股一样，第一次肯定能捅下来一批，再桶又下来一批，第三次捅的时候可能基本上该下的就下完了。之后可能阻力就会变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数踩上3000点才会踏实一点。这就是套牢盘跟持仓成本比例转化的问题。 今天上证指数绿盘收盘，深成指却相对强势，因为创业板马上就要搞注册制了，而且新三板精选层也在冲刺，这两大消息直接导致券商板块受益。市场的表现主要就是券商股冲高，引发一些套牢盘地出走或者止损，导致盘面有一些回落的特征。当然券商股也被认为是牛市的风向标，所以今天券商股拉升很容易让大家会有牛市又来了的感觉。 水皮觉得现在位置实际上就是价值中枢的位置，谈论牛市来临相对来讲还是算早。因为目前依然是反弹行情，甚至市场还没有反弹到春节之后的高位。所以现在说牛市来临是偏早，但是市场逐渐在转强，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不管是科创板还是创业板，在新的上证指数编制背景下，都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 说到上证指数，大家一直认为上证指数比较失真，主要在于回报率跟上市公司平均创造的利润相比，的确是不成正比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上证指数的编制有了调整，一方面剔除了ST股，另外一方面新股纳入的时间也做了调整，有助于上证指数表现出成长性。尤其是如果也推出50指数，科创板本身纳入上证指数，水皮想随着新鲜血液的不断加入，市场不断新陈代谢，上证指数未来会有比现在相对强的表现。 但是现在指望上证指数有很大的改观，其实也不现实。因为现在市场格局仅仅是人心稳定，慢慢的开始转强，但是还远远没有到能够提升风险偏好度，可以达到忘乎所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成交量放大之后，不光指数回落，今天下跌的股票实际上也是要超过上涨股票的。这就说明大家心态还是趋于谨慎，指数越是往上走，谨慎的投资者越多。当然对于整个市场抬升持股成本，本身也是一件好事。长城不是一天建成的，3000点也不是一步就可以跨越的。 一句话点评：3000点不是一步可以跨越的
摘要 【水皮：现在主要演绎个股行情 希望A股能够一展雄风】市场的宏观面是相对稳定的，但是现在主要演绎的是个股行情。两市的成交量依然只有6151.1亿元，应该讲成交量还是比较弱的成交量。我们昨天说“别人家的股市”，纳斯达克盘中冲破了10000点，当然我们除了感慨之外就只有观赏的份。希望中国股市下一回也能够一展雄风，让我们彻底的HIGH一回。 反差无处不在，同样是指数，同样是指标股，对于沪深股市走势的影响完全不一样。其实周三下跌的个股是要大于上涨的个股，而且比例还不低，基本上是2:1的幅度。但是反映到指数上，上证指数跟深成指正好是相反，上证跌了0.42%，深成指涨了0.46%，一正一反。创业板的涨幅更大一点，涨了0.94%。但是无论是创业板，还是深成指个股的下跌个数都要大于上涨的个数，显而易见指标股的偏差就由此产生。 周三上证指数下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指标股回落，除了贵州茅台之外，其他的比如银行股、金融股，包括券商股都整体出现回落，所以指数想走强也没有可能，但是呢？深成指却正好相反，因为一些指标股所处的行业是周三强势板块的特征，比如光电子，医疗机械。 深成指反而出现了上涨。尽管大多数股票下跌的，这就是一个差异。恐怕今后一段时间我们都要面临差异，大盘可能是一个震荡的格局，但是你的个股有可能处在一个回落周期，别人的个股可能处在上行周期。因为我们看到基本面是相对稳定的。周三统计局公布5月全国CPI数据同比上涨2.4%，和高点同比上涨5.4%相比，回落很多了。一定程度上，如果经济继续下行，可能降息的空间就由此打开。 我们年初的时候说，当时CPI那么高的时候降息是没有什么可行性的。现在CPI下降，如果市场利率转正就会出现整体利率下调的可能。另外一方面，之前的PPI指数一直是负数，尤其是受原油价格的影响，一度下降到让人产生了紧缩的担忧。现在随着油价的回升，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PPI也有可能由负转正。总体上来讲，CPI下行PPI上行，表面上看也出现了相反的运营方向。 其实这就是市场差异的一种表现。市场的宏观面是相对稳定的，但是现在主要演绎的是个股行情。两市的成交量依然只有6151.1亿元，应该讲成交量还是比较弱的成交量。我们昨天说“别人家的股市”，纳斯达克盘中冲破了10000点，当然我们除了感慨之外就只有观赏的份。希望中国股市下一回也能够一展雄风，让我们彻底的HIGH一回。 一句话点评：差异无处不在。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康 在我们看到的经济数据里，一季度形势很严峻，经济增长率为-6.8%。这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还没有出现过。这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是短期和阶段性的。具体分析，1月、2月、3月合在一起的经济增长率-6.8%，主要是因为2月份形成的经济大滑坡。但是3月份的情况已经在好转，往回找了一些，所以合成的比率是-6.8%，是明显的经济负增长。这里面看到的数据，和GDP相比，一季度货物进出口增长率是-6.4%，没有像有些人预计的那样断崖式的大滑坡，比GDP下滑的幅度稍微小一点。这里面3月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3月份经济同比增长仅为-0.8%，意味着中国经济在面上来看，其实一季度的尾巴上已经表现出来疫情得到了相当明显的控制以后，经济由“前低”转入“后高”的势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定要上来的，而整个经济好转，外贸方面却有新的问题了。因为一季度的时候，国际上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疫情状况还没有出现高峰期或者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到了3月份明朗化了——二季度中国本土情况明显好转，然而，外面一些主要的贸易伙伴，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情况相当严峻，所以，外贸进一步的演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最近欧洲的说法是他们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希望是这样的。美国特朗普一再打气说它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但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平台状态，至少美国每天报出来的死亡人数还在1000多人以上，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现在中央关于应对这样一个严峻形势的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强调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服务于“六稳”和“六保”的。既要应急纾困，又要对接从短期和中长期怎样恢复到疫情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继续追求超常规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上去。现在这个时点上来看，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央要特别安排的宏观措施都已经在概念上浮出水面。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强调灵活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在原来说的“更加积极”的基础上“三箭齐发”，要提高赤字率，更有力度地运用地方专项债（这是对应建设项目的，包括新基建），以及作为非常时期代表性的非常之策的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到底怎么发，现在还没有看到它具体的方案。本月下旬两会上，一定会把相关方案公之于世的。 这种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带有强刺激一揽子方案的特征。当然我们就要按照中央这样的部署，在掌握“六稳”“六保”要领的同时，把短期和中长期继续追求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衔接好。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继续争取打开外贸潜力空间方面应该做的努力。这个具体分析起来要特别注意，在大数据时代，要看到不同门类的外贸物品的差异性——当然说得更开阔一点还有服务贸易，在当前形势下，所具有的不同的特征。 我看到在有大数据支持下的一个具体的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况：美国市场上来自中国的进口品，不同门类有不同的具体表现。2015年到2019年，疫情暴发之前，已经有了贸易战的情况下，本来美国的办公用品等，高达70%要从中国进口，迅速滑落到30%出头，去掉了一大半：而另外一些，比如说手机、电视机、玩具等这样一些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贸易战已呈现那么剑拔弩张的局势，大家有种种顾虑，而这些出口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争取在外贸方面有所作为，是不是就要做这样具体的分析：哪些产品是我们值得重点推出口的。特别对于一个目的地市场，如对于美国市场的继续努力，实际上就是贸易原则里说的比较优势，使我们有可能经过努力之后，在相对高的规模上，实现对目的地市场的外贸。 当然在外贸的眼睛对外的同时，也要考虑所谓“出口转内销”。外贸行业自己已经在讨论这个概念，他们说出口转内销也有一些顾虑。有一些企业界的朋友说，他们外贸做顺手了以后，对国内市场反而是陌生的。有这样的畏难情绪，怎样来进一步开拓内销渠道？我觉得毕竟都是中国人，而且在中国特色之下，政府的政策扶持、信息服务等等有可能会更便捷地对上位，这方面还是要积极地考虑，争取对外挖掘潜力的同时，也要把外贸行业的出口转内销作为一个相匹配的要领。 我们在一些具体的供给方面，即在有供给能力的情况下，怎样薄利多销？企业的朋友们有经验，可以进一步总结相关经验。不同的贸易品怎样掌握薄利多销，保证不亏本？临界点是明显不一样的。国际市场上已经看到了，为什么易变质品，像牛奶、鲜花没有什么出口的情况下，就只好倒掉埋掉？因为它们可调节的弹性余地小。另外一些耐用品可以利用一定的库存条件，找到新的出路。这方面中国的外贸企业要及时总结国内国际的经验，尽量做好相关薄利多销权衡算账的事情，来制定好自己所在行业、所在企业面对特定目的地市场的一个定制化方案。这个定制化方案要争取让它的水平比较高。 在流动性提高，能够有更好的融资支持条件的同时，还要掌握好结构，掌握好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内因地制宜的要领。这么大的中国，各个区域、各个行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要充分注意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强调的不是笼统地讲扩大内需，总量环境好了问题似乎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而是一定要优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的结构问题。首先，从制度结构上来说，怎样更好贯彻深化改革的方针。从自贸区在上海确立，一轮轮扩展的所谓企业的负面清单和反过来约束政府行为的正面清单这种制度建设，要伴随抗疫以后前低后高的更好发展和对接中长期目标。同时，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注重机制创新。再有，产业结构视角上，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非常明显，而且产业政策的方向容易确定，但相关机制怎样合理化，是挑战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要支持新经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绿色发展，但是怎么用好机制创新？政府资金毕竟有限，哪怕有非常之策，这些有限的现金怎样能四两拨千斤？应通过政策性融资，“四两拨千斤”，以及通过PPP，政府出“引子钱”，以比较小的比重持股，把持股的大头留给非政府的社会资本和企业，更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政府的资金应产生一个乘数放大效应，把整个局面打开，来贯彻产业政策，来支持外贸企业一方面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掌握好必要的转内销。这些政策支持的机制一定要对接市场、兼容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而且要注意在这方面，政府不要自以为是，动辄搞出很多的自己拍脑袋决定的条条框框，这些东西都值得讨论。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现在决策上的意图比较清晰了，在扩大内需方面，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宽松灵活；财政政策“三箭齐发”。在两会上，应该使我们能够看清楚具体部署里的方案设计。当然还有非常关键的，前面强调了深化改革要焕发企业的潜力和活力，在这方面可以讨论一个现在的热点。我们应对现在的挑战，采取措施的重点，有大家都关注的新基建。但是也有一些同志非常强调救急、纾困和提振消费。这两个侧重点，必要性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所解决的问题还是有所不同。 救急、纾困和提振消费，更多带有应急和短期的必要性。从中长期来看，消费也还要让它继续表现出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但是它的支撑力是第二顺序的，因为消费根本的来源是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收入能够可持续增长，而收入从哪里来？一定要有经济蓬勃发展，有就业机会，有工资在上升轨道上合理的提高，有经济活力带来的往前看好的预期。为使老百姓有了钱也敢花钱，当然还要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减少预防性储蓄，加上经济发展要有后劲，使大家在实际生活中感觉到有奔头。收入增长，后顾之忧减少，当期的收入就能以比较高的比重转为当期消费。这些综合在一起，消费支撑力才能形成中长期的支撑力。短期的救急非常必要，那么多的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还有民航等等这些大企业，很多的业务都没有了，几乎归零了。怎样让这些严重受冲击的行业和企业生存下来，这时候一些救急的措施首先就是要有资金注入，让企业生存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种救急和纾困要用的资金，我个人建议首先动用常规轨道上的失业救济金，加上现在在精准扶贫的概念下，对于低端低收入阶层可动用的资金，以及在特殊时期应该考虑动用的国家级战略储备——多少年前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时就说到过的，在国家层面以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资金池来形成战略储备，一般情况下一分钱都不要动用。但现在不是一般情况下，现在是特殊时期，非常时期，可以考虑动用一部分。这些钱拿来以后救急纾困，在定位上比较明显，是合乎原来制度安排设计的逻辑的。 但是有的人主张说，今年要发行的特别国债拿来也是用于救急和提振消费，那么偏向就可能由此而发生。特别国债我们在历史上用过两次，一次动用这种非常手段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另外一次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两次具体方案有些明显的差异，第一次是把工农中建在降准以后可动用的存差，划过来以后成为特别国债资金来源。财政部用这笔资金反过去打入工农中建的资本账户，使他们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样国际上所说的中国主要的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的这样一种非常不良且影响市场预期的判断，就不攻自破了。它是解决了资本形成的问题，解决了工农中建这种非常关键的大型银行支撑整个经济有后劲发展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世界上金融危机风雨飘摇时，我们要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它的运作是以动用外汇储备，经过置换，形成了人民币形式的资本金注入，给中投注入资本金，这也属于资本形成。 现在这一轮，前面我列举到的常规手段的一些资金动用之后，如果我们认为救急纾困还必须加码，不排除特别国债的一些资金给它加码加上去。但我认为作为侧重点的，是特别国债还是要关注于“有效投资”、资本形成、长远发展的后劲这种战略层面上的可持续问题。因为在“扩大内需”中现在我们要依仗投资来解决的，一定是在战胜疫情以后，怎样尽快恢复中国至少是中高速的增长，以及在大的经济体里有超常规特征的结构优化支撑的高质量发展，以此去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 全面小康以后，我们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达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就这十几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定要变“危”为“机”，在疫情冲击之下，动用非常之策，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好。所以，如果从对策来说，我特别愿意强调的就是“一揽子”，既考虑提振消费，又考虑有效投资。这两个重要概念，中央政治局都强调了。但是在逻辑上来说，只要应急的、纾困的能够达到托底要求以后，剩下的可用资金的侧重点就是优化结构地形成有效的投资项目和高质量发展。中央战略把它在一揽子里面说全了，我觉得特别重要，当下一定要注意摆好顺序，在托底的消费形成这个机制上，也要很好地结合“一揽子”里面的有效投融资，如以工代赈，也要注重突出优化结构的安排。 具体的有效投融资的项目，我认为在中国真是俯拾皆是。新基建就不用多说了，这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支撑条件。前些年已经有了支撑现在数字化平台运行的新基建，现在还要趁势总结抗疫中间的经验，继续把它往上提升。中央给出了七个方面的重点，其实还不止这些，新基建要结合原来老基建所说的架桥修路，医院学校，公共设施，环境保护等等，互相渗透结合，要体现在全中国打造更好的一些经济增长的集群、增长点区域、新的开发区，综合开发而形成的战略性的、对经济成长的有支撑意义的基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现在北方看重的环渤海，是最基本的三个增长极地区了。其他那么多城市群、城市圈，还有现在要开发的另外的一些区域性中心，都应该把新基建的因素合理注入到它们的开发中间去。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投资的重点。 在这方面，定制化的方案设计非常关键。掌握好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跟市场对接的机制也非常关键。除此之外，我是觉得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一些在老百姓现实生活中应该进一步重视的，看起来是老基建而实际上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举足轻重的事情，要抓住不放。远的不说就说北京，有些事情是非抓不可的，而且现在紧迫性还在不断提升。比如北京的公共交通体系，它的支撑力远远不能和纽约、东京相提并论。所以出现了老百姓收入增长以后，大家有能力买机动车，解决自己的代步问题，结果现在买一辆机动车，摇号已经高到了不可思议的3000个号里中一个号，这已是国际笑话。看起来北京也是高楼大厦林立，和曼哈顿、东京没什么大的差别，实际上我们的现代化水平可是差得太多了。人家那边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为什么不必采取这样一些行政性的手段？就是因为人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形成了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老百姓收入有，愿意买车就买车，但人家买车自然而然就是应急用和到了周末节假日往外开出去享受生活，绝对不是北京现在这种困难局面。北京现在怎样破这个困难局面？已没有别的选择，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赶紧加快我们的轨道交通网的建设。4号线、16号线都是逼急了用PPP的方式做，这就有了新的机制。非常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的有限资金，以四两拨千斤的形式来把这个事做好。政府应该抓紧在新的形势下，把有效投融资的项目，在各个地方辖区里排列好。 跟轨道交通匹配的，一定还有停车场停车位的建设，机动车在平常的情况下出动了以后，要在网状交通的一些节点上能够把车停下来，让车主们能够进入首选的轨道交通网解决到达目的地的问题。而中国在中心区域里形成的情况，是地皮比较紧张，停车难的特殊问题就出现了。最典型的是平安大道两边。平安大道当年作为重点项目、政绩的突出表现非常鼓舞人心，但这么多年以来，为什么繁荣景象就是上不来？它其实什么都想到了，但两边店铺林立的道旁，就是没有设计停车位，车停不下来，所以就是没有人气。这些年两边的店铺商家嗷嗷叫也没有办法。怎么解决有效供给的问题？最新的经济方案是一个停车位，可以地下五层，地上五层，最高处到最低处的车挪到地面50秒之内开走。企业有这样的解决方案，要靠资金推动，资金怎么来？需要政府给点推动力。企业以PPP的方式做，做成了以后运营过程中有停车费，自然就是现金流，这是非常好的一种PPP对应的机制。 我还可举这样一些例子。比如说北京可能有几百万人口面临老旧小区改造中，要加装电梯的需要，这个事情的必要性非常明显。十多年前人们住进四、五、六层的楼，没有电梯普遍都可以接受，现在却普遍不能接受了，而且人口还在老龄化，为了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在这些小区里加装电梯。现在听起来畏难情绪主要是说服一层的住户太困难了。那中国抗疫过程中怎样说服大家服从大局的？而且经济手段在这里面完全可以匹配上，探索和总结经验后做这个事情，这个局面一定要打开。 北京如此，全中国几百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中，类似轨道交通网的建设，干道的建设，停车位的建设，老旧小区的改造等问题，光这几样就要多少投资？更不要说新农村建设。 我想强调的是，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当下的举措里一定要充分重视有效投融资，有效投融资一定要找到政府有限资金能够发挥乘数效应的好的创新机制。 以上观点整理自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5月）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新网5月18日电 疫情影响下，外需疲软，商务部在减少企业破产、稳外贸订单方面将有什么措施？18日，商务部部长钟山在发布会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 18日，国新办就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会上有记者提问，外贸行业带动1.8亿人就业，在疫情影响下，外需疲软，很多企业因为没有订单被迫停产，请问商务部在减少企业破产、稳外贸订单方面将有什么措施？ 钟山回应，全球疫情蔓延，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我国今年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商务部将按照中央“六稳”、“六保”的要求，全力做好稳外贸工作。 钟山指出，第一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受疫情影响，我们的企业非常困难，比如资金紧张、订单下降、产业链、供应链风险上升，前期这些外贸企业有订单出不去，因为物流不畅通，后期有生产能力了，但是没有订单了，对这些企业造成了很大困难。我们也分析了这些困难，有些困难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可以解决，有些困难需要政府帮助。比如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方面，都需要政府支持和帮助。” 钟山提到，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研究，怎么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最近的情况看，一些政策措施也发挥了作用，比如现在的出口退税速度加快了，原来要十几天，现在缩短到一个星期左右，这样有利于企业资金周转。再就是扩大企业信贷规模，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难的问题。扩大信用保险覆盖面，现在中国信保已经为11万家企业提供了帮助。外贸企业原来多数是单一做出口的，现在出口受阻之后，政府支持他们出口转内销。这项工作现在见到了成效，4月份出口企业内销额增长17%，说明优质的外贸产品同样受到国内消费者的欢迎。 第二是优化国际市场布局。由于疫情，国际市场需求下降，但不等于没有需求，也不等于没有市场。要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西方不亮东方亮”，现在有些国家需求大幅下降，但是还有别的市场，比如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下降了4.9%，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逆势上扬，占比大幅度提升。还有东盟，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我们要在扩大出口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筹办好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满足国内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将进一步促进全球开放合作。”钟山补充。 第三是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钟山表示，这几年来，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发展很快，今年将加快推进试点，特别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从原来的59个扩大到105个，支持新业态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使这些新模式新业态成为外贸发展新亮点。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新浪财经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 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琼·贾亚杰夫（Arjun Jayadev 阿奇姆大学经济学教授）、阿查尔·普拉巴拉（Achal Prabhala 沙特尔沃思基金会研究员） 想象一下如果世界是这样：一个由医疗专业人士组成的全球网络，监测一种新出现的传染性病毒变种，定期更新疫苗接种方案，然后将这些信息分享给世界各地的公司和国家。此外，想象一下，如果这项工作是在没有任何知识产权（IP）考虑的情况下完成的，也没有进行药物垄断，也不会利用公众的绝望将利润最大化。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它实际上是对过去50年流感疫苗生产过程的描述。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流感监测和反应系统（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分析和讨论新出现的流感毒株的最新数据，并决定每年的疫苗中应包括哪些菌株。作为一个跨越110个国家的实验室网络，GISRS几乎全部由政府资助（部分由基金会资助），它是耶鲁法学院（Yale Law School）的艾米•卡普钦斯基（Amy Kapczynski）所说的“开放科学”的缩影。 由于GISRS只专注于保护人类生命，而不是盈利，因此它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收集、解释和传播可用于疫苗开发的知识。这种方法在过去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它的优势正在迅速变得明显。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全球科学界非常愿意分享潜在治疗方法的知识、协调临床试验、透明地开发新模型，并立即发表研究结果。在这种新的合作氛围中，人们很容易忘记，几十年来，商业制药公司一直在私有化和锁定知识共享，它们通过无根据、不重要或次要的专利扩大对救命药物的控制，并游说反对批准和生产仿制药的行为。 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现在人们痛苦地认识到，这种垄断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对用于病毒检测技术的垄断阻碍了更多检测工具的快速推出。正如3M的441项专利中提到的“呼吸器”或“N95”，已经让新生产商更难大规模生产医用级口罩。更糟糕的是，COVID-19 - 瑞德西韦（remdesivir）、法匹拉韦（favipiravir）和洛匹那韦（lopinavir）/利托那韦（ritonavir）这三种最有可能有效的药物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拥有多项专利。这些专利已经阻碍了竞争，并威胁到新药的价格和供应。 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继续照常依靠大型制药公司，希望COVID-19的一些潜在治疗方法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并希望其他检测、测试和保护技术能够出现。在这种选择下的未来，专利将赋予垄断供应商对这些创新的控制权。供应商将把价格定得很高，迫使下游的医疗服务定量配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公共干预，就会有很多人因此失去生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任何可能的新冠病毒疫苗。与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的立即免费提供的小儿麻痹症疫苗不同，如今，上市的大多数疫苗都有专利。例如，目前用于婴儿的多毒株肺炎疫苗PCV13的价格高达数百美元，因为它是辉瑞制药（Pfrizer）的垄断资产。尽管全球疫苗免费联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疫苗费用提供补贴，但许多人仍然负担不起。在印度，每年有超过10万名婴儿死于可预防的肺炎，而这种疫苗每年为辉瑞带来大约50亿美元的收入。 在第二种可选的未来中，我们将承认，现有的体制（即私人垄断企业从主要由公共机构提供的知识中获利）不能达成我们的目的。正如公共卫生倡导者和学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垄断企业通过拒绝提供救命药物来扼杀生命，而这些药物本可以在另一种制度下获得，比如用以促进每年生产流感疫苗的制度。 现在，一些支持替代方法的运动已经存在。例如，哥斯达黎加政府最近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一个自愿加入的治疗COVID-19的知识产权库，这将允许更多制造商以能更便宜的价格提供新药和诊断。 专利库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联合国和世卫组织通过药品专利库，多年来一直寻求增加对艾滋病、丙型肝炎和结核病的治疗方式，现在已将该项目扩大到包括新冠病毒。专利库、奖励基金和其他类似的想法是改革如何开发和提供救命药物的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其目标是用基于合作和共享知识的系统取代垄断驱动的系统。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人会辩称，新冠病毒危机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威胁会迫使制药企业表现良好。但是，除了一线研究人员，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短期利润，还不清楚大型制药公司是否理解他们的责任。毕竟，雷姆德西韦的生产商吉利德最初对当前危机的反应是申请“孤儿药”身份，这将使其获得更强大的垄断地位和数百万美元的税收减免。（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该公司撤回了申请。）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相信如今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必要的，然而GISRS和其他“开放科学”应用的成功证明并不是这样。随着COVID-19死亡人数的上升，我们应该质疑一个每年默默谴责数百万人遭受痛苦和死亡的系统的智慧和道德。 现在是采取新方法的时候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已经提出了许多有希望的建议，以产生对社会有用的，而不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药物创新。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间开始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 (本文作者介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得主之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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