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国务院19日对外公布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表，38项指标任务均已完成。 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5%的目标，实际“成绩单”显示，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达990865亿元，比上年增长6.1%，符合年度预期目标。 报告提出，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落实结果显示，去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2%，完成年度目标。 减税降费方面，报告提出，2019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实际上，去年全年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 民生方面，报告明确，2019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以上。最终，去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人、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9万公里、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较上年降低41%。 生态环保方面，报告明确，2019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3%，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下降2%。落实结果显示，去年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4.4%和3.5%，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下降3.2%和3.3%。 38项指标任务还包括中央财政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等，这些任务均已完成。
“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由于疫情的影响，直播卖货成为了解决农货滞销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到936.8亿元，增长31.0%，电商直播场次超过400万场。有人感叹，这简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其实上，互联网和农业早已经有了莫大的关系。前有网易养猪，后有腾讯养鹅。中间还有阿里养牛，京东养鸡。尽管后面腾讯表示养鹅只是愚人节的玩笑，但却转头真的种起了黄瓜，各大互联网巨头们对于“田园生活”可以说是乐此不疲。 而在互联网巨头们的田园生活背后，是一场关于AI农业的角力战。 AI农业的必然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影响着大众日常生活。在如今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里，农业生产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 一是劳动力日渐涌向城镇，农村出现大片土地撂荒现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农村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为3.31亿人，在农村常住人口中的占比为56.8%，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比城镇的79.5%要低得多。青壮年人员从农村去往城镇的数量要远远高于回流量。 农村劳动力日渐稀缺，导致农村耕地撂荒程度加剧。截至2017年时，中国消失的自然村落已经达到132.4万个，民以食为天，保证粮食安全成为不能避免的问题。 二是，随着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更上一层，但是全球也面临着土地资源紧张，有限的耕地需要产出更多，这就需要AI等技术的介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25年，全球人口将会超过90亿，和人口目前25%的增速相比，对粮食量需求的增长将会达到70%。 AI技术中的机器人技术、无人机、自动农用车等等，将会有效的提高耕作效率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从育种分析、田间监测、精准喷洒、以及最后的收割阶段，都有AI技术的用武之地。 三是，农业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为数不多的蓝海。中投顾问发布的《2016-2020年中国智慧农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中，指出以应用为基础的智慧农业市场规模，2016年达到90.2亿美元，在2022年时将会有望达到184.5亿美元。 对于这一块蛋糕，互联网巨头们势必要分上一块。同时巨头们带入AI农业中的资源以及技术支持，也会更快一步促进AI农业技术应用以及市场规模增长。在AI农业这个领域里，无形的硝烟早已蔓延。 必争的AI农业版图 近些年互联网巨头无论是阿里、京东、还是腾讯以及百度都对AI农业发起了号角，凭着各家自有的优势，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在AI农业领域里各展拳脚。 阿里：2019年9月阿里在云栖大会上就推出了AI养蜂系统，预计在将来可以让国内30万的蜂农实现20%的增产，接着同年12月份，阿里云联合泾渭科技发布了遥感AI农业，可应用于大面积的资产盘点、产量以及土地变化的监测，进一步促进智慧农业落地。 京东：2020年3月19日京东数科宣布成立产业AI中心，产业AI基于机器人学习、计算机视觉、知识图谱等前沿的AI技术，将会应用于工业、农业、金融等方面。 腾讯：2019年5月，腾讯AI Lab与中国农科院信息所成立了智慧农业联合实验室，将会推进农业与AI、IoT、大数据等方面的进一步结合。 百度：Create2019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百度大脑与京东方植物工厂推出合作，提出AI植物工厂的智能无土栽培解决方案。在近些年，百度也通过与麦飞农业、雷沃重工等农业巨头合作，凭着自身AI与大数据优势推出关于智能农业的解决方案。 而各大互联网巨头们之所以入局AI农业，不仅仅因为农业是互联网时代下还尚存的蓝海，更因为AI农业是构建互联网生态版图的重要一角。 阿里和京东通过介入AI农业，从源头把控商品的成本与质量，借由大品牌优势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对于阿里的盒马、天猫超市，京东的7fresh、京东超市可以说非常重要的布局。 还有通过从数字城市基础的AI农业入手，联通其他民生领域，形成联合纵横。为互联网巨头们进一步在数字城市的抢夺中，增添砝码。 阿里和北大荒合作的同时，获得数字龙江订单；京东数字农业成都研究院通过联合其他农业巨头与科学院，在成都数字农业大数据中心建设上取得一席；腾讯与新希望集团取得合作，成立了新腾数致，新腾数致又与腾讯云联合对接四川省大数据中心。 从以上的方面来看，AI农业可以说是互联网巨头们的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在AI农业领域，想要获得回报，也并非是一日之功。 AI农业这条路：注定坎坷漫长 尽管AI农业中大有故事可以讲，但是想要讲好AI农业的故事并不容易。 首先，是AI农业需要面对的技术问题，AI农业需要在获取大量数据的基础之上展开。农作物的种类繁多生活环境习性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数据收集不可能一劳永逸。同时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以及季节变换，决定着数据收集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巨大资源的项目。 其次，国内农业市场的小农户占比在80%以上，具有小规模、分散性等特点，这些决定着想要推进AI农业，将会面对投入改造成本巨大且周期漫长的问题。因为只有进入类似工业的标准化，运用大型机械设备、生产技术以及管理手段等等才成为可能，从而实现AI农业的产业化。 还有农村具有的熟人社会属性，也影响着互联网巨头们对于AI农业各个环节的打通。农业和其他互联网行业不同，农业高度依赖着线下服务，这需要针对不同的地区来制定不同的推进方案。 同时想要推进AI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懂农业又懂AI的技术人才。但是目前国内的AI技术人才还不是很充足，更不用说关于AI农业方面的人才缺口。 简而言之，目前AI农业还没有全面推广，这既是互联网巨头们吃螃蟹的好处也是难题。取得AI农业对于互联网巨头们构建自身生态有着重要意义，但是AI农业的发展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互联网巨头们在AI农业方面，需要度过的田园生活还有很久。 刘旷L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小鲁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小鲁出席会议并发言。 第一，现在面对疫情的冲击，宏观政策的重点是救企业、保民生，特别要防止再次搞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大水漫灌的货币宽松政策。 我们过去因为长期的刺激投资、长期的货币宽松，导致的结果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个情况最近几年有一点缓解，但是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总的来说，我们的资本形成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几，但是消费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几，这不但和世界其他国家差异非常显著，而且和我们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相比，现在消费率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投资率仍然高10个百分点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再搞扩大投资、搞货币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第一，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可能进一步导致结构失衡。现在最需要的是救活广大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现在这些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破产倒闭，会产生大量的失业，对这些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现在已经采取的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减免政策虽然非常有必要，但是范围还是小了，恐怕要对中小微企业，凡是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采取大规模的税收减免政策，减税降费，也包括减免社保缴费，才能救活更多的企业，才能保住就业。 另一方面，要对因为疫情影响而倒闭的企业、失业的人群和生活困难的人群进行大面积的救助。尤其我们国家2亿多农民工中间，多数人还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这些人丢掉了工作，待在家里出不来，他们就丢失了生活的主要来源，所以要研究具体措施，对失业的人群提供大范围的救助，这既是雪中送炭，也是扩大内需。 第二，疫情面前更加需要推动市场化改革。只有通过改革理顺结构，才能使经济恢复活力。靠改革来启动内需，靠改革来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 关于开放土地市场的问题，中央出了一个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文件，因此在这个时机推进土地市场的改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需要全面落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其实这个话，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早已提及，但是多年来并没有落实，其中还涉及一个具体问题，我认为应当取消所谓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区分，这种区分在法律上没有根据，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本来是农村集体作为土地的主人有权自己决定的事情，以所谓经营性来划线，决定哪片地能够入市、哪片地不能入市，是不合理的划分，实践中也行不通，应当取消。 另一方面，关于农户的宅基地。在城市化过程中间，大量农民进城，有些已经长期定居，有很多农户的宅基地空出来了。现在需要使资源合理配置，允许农户通过市场转让他们空置宅基地的使用权，使这些土地重新被利用。需要取消只允许在村集体内部转让宅基地的限制。有这个限制，等于不开放土地市场、不允许土地转让。实际上，在村集体内部根本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所以，这个限制有必要取消。配合土地市场的开放，各地需要建立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公开透明、合法合规的市场交易，同时要有效地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因为目前按照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怎么让农户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配合这个改革，需要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征地的范围。 再一方面，要鼓励闲置的建设用地复垦，因为有些边远地区，不在城市化范围的地区，可以通过土地复垦变为耕地，同时允许建设指标在占补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市场交易，可以允许跨地区交易，通过这种交易使得有土地资源的和需要土地资源的供求双方对接起来。这是推进土地市场化非常重要的渠道。在土地交易过程中间，有些地方的土地价格会大幅度地增值，我认为在减少政府征地、卖地的同时，可以对土地交易过程中大幅度增值的土地开征土地增值税，这个土地增值税作为地方政府的税源，可以专项用于补充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的农村村庄占地，不包括耕地，接近15万平方公里，就是2.2亿亩，村庄占地大规模超过了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总和。土地的使用本来是很不经济的，因为很多村庄占地过多。而且城市化在进行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向城市迁移。城市化未来还要继续进行，还会有大量的人口离开农村，有大量的农村土地已经出现荒废或者将要荒废，所以开放土地市场和开放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市场，可以使大量的有效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未来城市化继续推进，可能还需要占用1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耕地。粗略估计一下，15万平方公里中如果有1/3，也就是5万平方公里的村庄占地能够进入市场，有效利用起来，未来一半的城市化用地就可以不占用新的耕地。这是有非常大意义的事情。同时，这么大的一笔财富会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可能至少是10万亿元以上的规模，会对推进城镇化、对农民和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繁荣乡村有重大意义，会成为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农民收入70年增长40倍，一组数据看这些年农村变化 人均粮食产量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安全有保障。 新京报讯（记者 吴为）9月27日，国庆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介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并回答记者提问。 收入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年增长40倍 韩长赋介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贫困人口有7.7亿，2018年底减少到1660万，2020年即将全部脱贫。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49年实际增长40倍，达到14617元，超过99%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义务教育实现全覆盖，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产量 粮食单产347.7公斤是新中国初期5倍 韩长赋介绍，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仅有2264亿斤，70年里先后迈过11个千亿斤台阶，现在已连续4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油瓶子”“菜篮子”“果盘子”也供应充足。人均粮食产量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 韩长赋表示，我们划定10.58亿亩的粮食生产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区。强化科技支撑，集成推广高产高效的生产技术。所有粮食的单产347.7公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倍。 脱贫 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亿多人 刘永富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亿多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6年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239万，每年都保持减贫1200万人以上。 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371元，占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1%。 全国832个贫困县有436个摘帽，全国12.8万个贫困村有10.2万个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明显缓解。 扶贫 新建改建贫困地区农村公路50万公里 刘永富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新建改建贫困地区农村公路50多万公里，解决1600多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对700多万贫困农户危房进行改造，对近1000万贫困人口进行易地扶贫搬迁，完成10万多所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任务，救治1500多万贫困大病和慢病患者，向1482万贫困农户提供5800多亿元扶贫小额信贷支持发展产业，2522万贫困人口享受低保政策。 发展 贫困地区已累计建成产业基地10万个 “一个地方有了自己好的产业，就能有效防止贫困和今后的返贫。”韩长赋说，贫困地区已经累计建成了产业基地10万个，90%的贫困户参与到产业中。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年上半年，贫困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农村人均可支持收入的增速还要快。 【措施】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贫困户住房安全都要鉴定 刘永富说，“两不愁、三保障”是脱贫的核心指标。脱贫要解决的是绝对贫困问题，标准就是收入达到4000块钱左右，不愁吃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影响脱贫攻坚的质量。 在义务教育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都能有学上、上学方便。基本医疗，就是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得了常见病和慢病，在县乡村三级卫生机构能得到治疗。住房安全，就是要对贫困户的住房都要鉴定，鉴定后，不安全的要采取措施。同时还要有水喝，喝上安全的水。 今年4月以后全国进行了全面排查，目前排查出义务教育辍学、看不上病的、住危房的500多万人，已解决300多万人，还有170多万人没解决。这170万人的问题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解决。 农业农村部：明年开始进行土地延包试点 韩长赋说，土地承包后再延长30年，这是十九大给广大农民的一颗定心丸，也写进了修订后的土地法。目前已基本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明年开始要选择一些县市进行延包试点，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形成全国的政策和配套办法。 韩长赋介绍，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并经过三分之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意，可直接入市。4200多万亩，这是很大的财富，这是农村收入的重要来源，要管好用好。 第三块地是宅基地，这是农民的重要财产。宅基地涉及切身利益，也涉及农村稳定。下一步将再选择一些县市试点深化改革，就是要落实宅基地的所有权，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 【声音】 作风不实的扶贫干部该撤的撤 刘永富说，要扶真贫，真扶贫，扶的真正的穷人。我们做扶贫工作要务实，过程要扎实，脱贫要真实。对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的，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情节严重的要问责。有一部分扶贫干部作风不实，对这样的干部，该换的换，该撤的撤，该批评教育的就要批评教育。
原标题：财政“三农”支出15年增近9倍，社科院《报告》指一重大不足待改进 《报告》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撬动金融与社会资本支农力度有限。 7月24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9）》发布会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高层论坛。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发言指出，财政金融是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有必要解决农业农村在财政工作当中的地位问题。 前述《报告》显示，在中央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国家财政支农投入规模持续增加，财政“三农”支出规模从2004年的2337.63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2078156亿元，增长了近8.9倍，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5.68%。 近年来，金融支农在股票、证券和期货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的基础上，围绕“三农”信贷、农业保险、农业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等涉农金融业务，进行了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创新。 在政策的持续引导下，涉农信贷已经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融资来源。2007年以来，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从6.1万亿元增长至2018年年末的33万亿元，累计增长达到540.9%，年平均增速为16.6%。 尽管如此，该《报告》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撬动金融与社会资本支农力度有限，与“建立财政、银行、保险、担保’四位一体’的多元化立体型支农财政体系“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此外，《报告》认为，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有待改进。一方面支农资金立项不规范，审批制度中对项目可行性和科学性的论证仍不足，资金投入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并且支农项目立项和实施过程中，农民直接参与决策的程度不高，发展意愿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导致投资项目与农民直接需求不匹配；另一方面，“以奖代补”的投入机制容易造成财政支农资金普遍流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反而未能得到有效支持。 《报告》指出，农村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也相对滞后。近年来，农村金融出现了多种服务和产品创新，然而农村金融领域的大部分法律法规尚未及时修订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适用于新形势。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贫困村资金互助社、融资租赁公司以及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等，实际上是正规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但由于监管规则模糊，政策支持难以覆盖，这类机构往往被简单归类为金融风险的来源和隐患。面对各类农村金融机构日益多样化的涉农金融业务，监管过度和监管缺失在农村金融领域同时存在，监管部门在出台适宜的监管政策、履行恰当的监管责任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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