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中方农村商业银行成功获得中国人民银行专用支农再贷款3270万元，这是该行今年以来获得的第三笔央行专用额度支农再贷款。截至目前，该行今年共获得9608万元专用额度支农再贷款资金，是怀化市内获得该项资金最高的金融机构。 专用额度支农再贷款是中国人民银行针对新冠肺炎影响为支持脱贫攻坚、春耕备耕、县域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货币政策工具，采取银行先贷后借模式发放，期限为1年。中方农村商业银行运用该项资金共支持了县域符合条件对象84户，执行优惠利率不高于当期市场报价利率（LPR）加50个基点，带动就业200余人。 中方农商银行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落实央行再贷款政策。始终坚守定位、不断提升服务、深耕小微三农，以支持农户、小微企业生产经营为方向，不断加大贷款营销对接力度，继续推进信贷支持复工复产、脱贫攻坚工作，发挥农商银行支农、支小主力军作用，全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来源：怀化市金融办
央行决定自2020年7月1日起，下调支农再贷款和支小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各0.25个百分点。调整后，3个月、6个月和1年期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分别为1.95%、2.15%和2.25%；再贴现利率为2%。这是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结构与价格相结合的体现，有助于更好地疏通货币政策传导。 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助力金融让利实体 近年来，中央对小微、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和“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央行从“量”和“价”两方面双管齐下，推动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持续提升，同时相关利率不断下行。 从“量”的方面看，2018年，央行三次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共4000亿元；2019年，央行再次增加支小再贷款额度500亿元；特别是2020年以来，为对冲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支农支小的力度进一步加大。1月31日，央行向全国性银行和湖北等10个重点省市部分地方法人银行提供了3000亿元低成本专项再贷款资金；2月26日，为支持各地复工复产，央行增加了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共计5000亿元；4月20日，央行再次增加涉农、小微和民企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万亿元。 从“价”的方面看，央行已于2月26日将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从2.75%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5%。加上此次调整，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共调降了0.5个百分点，再贴现利率调降了0.25个百分点。 此次央行进一步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精准滴灌”和“直达实体”的作用。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实现途径包括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 在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一季度末余额1.14万亿元的基础上，同时考虑4月20日新增的1万亿元，初步估算此次理论上可为金融直接减负50亿元以上。尽管量并不大，但发出的政策信号非常清晰，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金融系统加快向小微、民企和三农发放优惠利率贷款，最终转化为让利。 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规模还可进一步扩大 从“量”“价”比较来看，目前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已在2%左右，“价”进一步下行空间虽有，但并不大。 相比之下，“量”的上行空间并没有明确的天花板，特别是与当前严峻的外部疫情和经济环境、实体经济迫切的融资需求，以及与银行业的实际投放规模相比，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总体规模并不大。截至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36.74万亿元，同比增长9.0%；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18.33万亿元，同比增长17.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4万亿元，同比增长23.6%。加之部分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仅为短期专项用途，而外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可能需要1到2年，甚至更长时间，国内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农村经济实体面临的流动性和融资困境可能会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存在。 因此，在支持鼓励中小银行加快补充资本的同时，进一步放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和贴现额度，重点向中西部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法人银行倾斜，有助于缓解这些中小银行的经营压力，更好地调动其扎根地方、专注服务小微、民企和三农的积极性。从政策实施角度看，适当放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和贴现额度，如再增加8000亿元，实际上也能起到降准50个BP的效果，但可以丰富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的多样性，更加精准地服务好实体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下半年货币政策不会转而收紧 从上半年情况看，稳健的货币政策较好地体现了前瞻性、针对性和逆周期调节的要求，综合运用了包括再贷款、再贴现、降准、公开市场操作、创新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等“组合拳”，在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展望下半年，鉴于我国经济仍在V型反弹的复苏过程之中，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依然明显存在，我国货币政策不会转而收紧。但随着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社会生活逐步走上正轨，经济循环有序重启，货币政策可能与上半年有所不同，将更加灵活适度，在“宽货币+重结构+降价格”的框架下，政策重点将进一步突出“精准滴灌”，引导货币流动性直达实体经济、防止资金空转。 在具体时间节点上，预计央行有可能在三季度中期以后，待特别国债顺利发行完毕之后，通过降息、降准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引导市场利率适度下行。预计下半年准备金率可能还有1-2次、幅度为50-100个BP左右的调整空间；1年期LPR利率可能会有30-40个BP的下调空间。
原标题：财政“三农”支出15年增近9倍，社科院《报告》指一重大不足待改进 《报告》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撬动金融与社会资本支农力度有限。 7月24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9）》发布会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高层论坛。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发言指出，财政金融是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有必要解决农业农村在财政工作当中的地位问题。 前述《报告》显示，在中央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国家财政支农投入规模持续增加，财政“三农”支出规模从2004年的2337.63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2078156亿元，增长了近8.9倍，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5.68%。 近年来，金融支农在股票、证券和期货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的基础上，围绕“三农”信贷、农业保险、农业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和普惠金融等涉农金融业务，进行了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创新。 在政策的持续引导下，涉农信贷已经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融资来源。2007年以来，我国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从6.1万亿元增长至2018年年末的33万亿元，累计增长达到540.9%，年平均增速为16.6%。 尽管如此，该《报告》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撬动金融与社会资本支农力度有限，与“建立财政、银行、保险、担保’四位一体’的多元化立体型支农财政体系“的目标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此外，《报告》认为，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有待改进。一方面支农资金立项不规范，审批制度中对项目可行性和科学性的论证仍不足，资金投入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并且支农项目立项和实施过程中，农民直接参与决策的程度不高，发展意愿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导致投资项目与农民直接需求不匹配；另一方面，“以奖代补”的投入机制容易造成财政支农资金普遍流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反而未能得到有效支持。 《报告》指出，农村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也相对滞后。近年来，农村金融出现了多种服务和产品创新，然而农村金融领域的大部分法律法规尚未及时修订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适用于新形势。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贫困村资金互助社、融资租赁公司以及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等，实际上是正规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但由于监管规则模糊，政策支持难以覆盖，这类机构往往被简单归类为金融风险的来源和隐患。面对各类农村金融机构日益多样化的涉农金融业务，监管过度和监管缺失在农村金融领域同时存在，监管部门在出台适宜的监管政策、履行恰当的监管责任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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