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受美元疲软和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影响，7月份新兴市场连续第二个月吸引资金净流入。 具体来看，7月份新兴市场吸引151亿美元非居民净资本流入，低于6月份的292亿美元。其中股票市场吸引19亿美元净流入，债券市场吸引132亿美元净流入。 报告说，有关新兴市场的负面市场情绪在3月时达到顶峰，之后进入一段稳定期，并引发更多关于新兴市场风险和机遇的双向讨论。此前数据显示，3月份新兴市场经历了大规模资金流出，从4月起情况开始改善。 报告同时指出，对疫情出现反复的担忧以及全球增长的黯淡前景，使新兴市场在资本流入方面的进展受到一定限制。
17日，截至13:07，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31.88亿元，其中沪股通渠道净流入10.27亿元，深股通渠道净流入21.61亿元。
今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全球经济大衰退背景下，上证综指、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下跌2.1%、上涨15.0%和35.6%。而7月上旬（到10日），三大股指分别上涨13.4%、14.0%和14.0%。同期，日均成交额高达1.42万亿元，远超上半年日均7582亿元的水平。市场在担心股市上涨过快可能引发调整的同时，也关心这波大涨是否与国际“热钱”流入有关。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警惕国际“热钱”兴风作浪是一种理性 为应对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停摆，各国普遍采取了空前的货币刺激，主要经济体纷纷走到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重启量化宽松乃至无限量宽。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有助于压低无风险收益、提升市场风险偏好。这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零利率+量化宽松”政策的取胜之道——通过资产价格上涨、正财富效应，缔造了美国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大水漫灌”也是今年3月底以来以美股为代表的全球风险资产大幅反弹的重要推动力（见图1）。当然，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也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图1：全球主要股指变动（单位：2020年3月23日=100），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上次危机发生后，主要经济体货币大放水，国际“热钱”涌向新兴市场。这次也不例外。随着全球金融恐慌和信用紧张状况缓解，美元荒退潮，美元指数回调，过剩的流动性势必要寻找有利可图的机会。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新兴市场在今年3月份遭遇了835亿美元的外来跨境组合投资净流出后，自4月起恢复净流入。第二季度，累计净流入541亿美元，上季为净流出512亿美元。其中：股票投资净流入121亿美元，上季为净流出628亿美元（见图2）。 类似的剧情也在中国上演。3月份全球股灾期间，中国陆股通项下北上资金也遭遇了679亿元人民币的净流出（见图3）。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来股票投资净流出106亿美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入204亿美元。但4月份以来，陆股通项下恢复净流入，二季度累计净流入1360亿元人民币，上季为累计净流出179亿元（见图3）。 图2：新兴市场外来跨境组合投资流动情况（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国际金融协会（IIF）；WIND；中银证券 图3：中国陆股通北上资金月度买入成交净额（单位：亿元人民币），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注：今年7月份为截止7月10日的累计数据。 近来，不少国际大投行频频以中国疫情得到控制、经济率先复苏为由，建议境外投资者增持A股，这无疑进一步鼓舞了国内投资者做多的热情。有人由此发出了国内全面牛市基础不牢，外资积极唱多A股，乃是要割中国投资者“韭菜”的预警。 股市没有上涨就没有下跌，“热钱”没有流入就没有流出。因此，在全球流动性泛滥情形下，保持一份清醒和谨慎并非坏事。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提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积极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也是其中应有之意。 客观评估外资在本轮A股上涨中的作用 随着国内股票市场逐渐扩大对外开放，迄今为止外资尚处于进入期。从2014年11月股票通业务开通至今（今年7月）的累计69个月中，陆股通北上资金为净流出的月份仅有11个月，占16%，其他月份均为净流入，到今年7月10日累计净流入11701亿元人民币（约合1673亿美元）（见图3）。由此而言，外资对于A股是“短空长多”。配置中国资产、分享成长红利，是外资对A股青眼有加的重要原因。 从年度国际收支数据看，从1998年到2019年，中国外来股票投资项下连续22年录得顺差，即便是股市汇市剧烈动荡的2015年，当年依然净流入150亿美元（见图4）。从2015年底到今年3月末，外资在A股流通市值份额从不到1.5%稳步升至4%以上（见图5）。 图4：年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来证券投资状况（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WIND；中银证券 图5：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占比变动（单位：%），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债登；上交所；深交所；WIND；中银证券 外资不仅给中国股市带来了资金，更带来了好的投资理念。外资资金属性稳定并且长期，对短期波动的容忍度相对国内机构投资者要高很多，且外资更注重长期投资，对商业模式、盈利质量、盈利可持续性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短期盈利。因此，北上资金偏好绩优、高成长的行业龙头，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成为外资配置的核心资产，对国内投资者价值投资理念的培育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促进了国内上市公司治理改善。 北上资金除了择股还讲究择时，习惯于“高抛低吸”的操作。如2015年4月，沪深300指数日平均值环比上涨20%，结果陆股通（当时仅有沪股通）项下首次出现净流出36亿元。显然，当时A股过快上涨触发了外资的减仓行为。到股市异动前夕的2015年6月，当月陆股通净流入额为59亿元，较沪股通开通以来（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的月均水平骤减64%（见图6）。 图6：月度沪深300指数日平均值与陆股通买入成交净额（单位：亿元人民币），资料来源：上交所；深交所；WIND；中银证券 注：（1）沪深300指数月度日平均值为各月每日平均；（2）今年7月为截止7月10日数据。 再如2018年，受贸易局势影响，A股出现了深幅调整。但陆股通北上资金自2018年11月起持续增仓，至去年2月份月均净流入460亿元人民币。去年4月份，沪深300指数日平均值较2018年12月上涨28%，但外资早在3月份就将加仓规模降至44亿元，4、5月份股指冲高时又大举减仓，基本完美走完了去年上半年的A股上涨行情（见图6）。 然后，从去年6月起，陆股通又转为持续净流入（除今年3月份因全球股灾出现了短暂净流出），到今年6月，月均净流入372亿元人民币（不含今年3月份数据），显示外资再次耐心地持续加仓，直到迎来最近这波飙升行情（见图6）。 此外，不少国际投行今年其实一直是A股坚定的多头。如瑞银早在2月底疫情发生初期，就建议境外投资者增加A股配置，理由是这里拥有更具吸引力的估值和增长组合，而且中国似乎也正在有效遏制病毒并恢复正常。再如摩根斯坦利在3月份美股熔断期间，就从情绪指标显示A股远未有过热、盈利预期并不那么悲观、A股估值目前并不算高、外资将持续流入等角度分析，建议增持A股。6月中旬、7月初，大摩又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 可见，这些投行分析师对A股的看法，并非是行情大涨之后的后知后觉、推波助澜。只是在目前行情下，国内投资者更容易选择性地相信他们的意见。 7月飙升行情中外资成交占比反而下降 7月上旬的这波国内股市飙升，主要是金融、地产等低估值的大流通市值、大蓝筹股的补涨行情。到7月10日，沪深300指数累计涨幅大14.1%，远超过上半年1.6%的涨幅，同时也领先于上证综指、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的同期涨幅。如果剔除10日的久违调整，沪深300指数的涨幅达16.3%，则领先更多。 然而，从陆股通每日成交额占当日沪深300指数成交额的比重看，7月上旬的8个交易日占比为30.6%，较上月下降了8.4个百分点，较二季度占比低了9.6个百分点。同期，沪深300成交额占沪深两市成交额的比重达到35.1%，较上月上升了7.2个百分点，较二季度占比上升了8.7个百分点（见图7）。这个指标显示，内资在这波行情中的活跃程度又重新高于外资。 图7：沪深30成交额与陆股通成交额占比（单位：%），资料来源：上交所；深交所；WIND；中银证券 注：（1）沪深300成交额占比=月度沪深300累计成交额/月度沪深两市累计成交额；（2）陆股通成交额占比=月度陆股通累计成交额/月度沪深300累计成交额；（3）上述数据均剔除了无陆股通交易日的数据。 如果从增量资金看，情况则更加了然。去年初至今年6月份，融资融券业务有6个月份“融资余额变动与融券余额变动轧差”为负值，也就是说境内资金为场内降杠杆，而同期陆股通项下仅有3个月份为净流出。今年7月上旬，陆股通累计净流入额与沪深300 成交额之比为1.6%，较上月仅上升了0.2个百分点，较二季度仅上升了0.1个百分点。同期，融资融券加杠杆与沪深300成交额之比为4.1%，且明显高于陆股通净流入额占比，较上月上升了2.5个百分点，较二季度更是高了3.4个百分点（见图8）。这个指标同样显示，当前内资加杠杆的热情重新高于外资加仓的冲动。 图8：陆股通净买入额与融资融券净变动额与沪深30成交额之比（单位：%），资料来源：上交所；深交所；WIND；中银证券 注：（1）融资融券净变动额=融资余额变动-融券余额变动；（2）融资融券净变动额为正表明场内加杠杆，为负表明场内降杠杆；（3）上述每日交易数据均剔除了无陆股通交易日的数据。 显然，这次北上资金布局又领先了内资一段时间。鉴于同期陆股通项下净流入累计净流入585亿元人民币，显示外资尚未减仓，故目前最多只能算是内资的“抬轿”行情。从过往的经验看，不排除股指上涨过快、股票估值过高，外资随时可能“下轿”。有市场分析指出，最近这波行情，陆股通主要以交易型资金为主。对此，大家需高度警觉。如果不是立足长线的、基本面的价值投资，而是追涨杀跌、炒概念的话，就可能再次沦为被大资金（包括内资和外资）收割的对象。 早在今年5月，笔者牵头的《覆水难收：当前全球货币宽松情况、影响及建议》的课题报告中指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货币宽松，给中国提出了五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竞争性贬值、资产泡沫化和资本流动冲击的三大风险。 上次，面对全球流动性泛滥，中国以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防止阻止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好处是避免了汇率过度升值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冲击，但坏处是民间积累了较多对外负债，后因人民币汇率意外贬值，触发了民间货币错配的集中调整。直到去年8月份人民币汇率破7，才算是基本达成了“8·11汇改”的预期目标。 现在，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央行也已基本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干预。那么，如果由于中国疫情防控、经济复苏和估值洼地等优势，再次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一方面，可能迅速推高国内资产价格，导致估值虚高、催生资产泡沫；另一方面，还可能加速汇率升值，影响出口竞争力。如何应对这次大考，或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本文原发于腾讯
摘要 【李迅雷：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人口还会流入 集中度将超乎想象】我研究中国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已经超过10年了，10年前，我国农民工流向一直是从西到东，如今则是从东到西；广东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口流入的第一大省，但2019年常住人口仅为广东一半左右的浙江，人口净流入量居然超过广东——以上这些转折性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较大的区域在哪里 我研究中国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已经超过10年了，10年前，我国农民工流向一直是从西到东，如今则是从东到西；广东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口流入的第一大省，但2019年常住人口仅为广东一半左右的浙江，人口净流入量居然超过广东——以上这些转折性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较大的区域在哪里？本文试作分析。 321国道：一场变迁一场梦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国道到高铁：一场变迁一场梦》，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主要是靠本国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转移。作为中国的第一大省广东，其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在没有高速之前，国道是中国交通的命脉，即便现在，也同样承担着货物运输的重要作用。321国道，从成都出发，经过内江、泸州、贵阳、桂林、梧州、肇庆至广州，跨越四个省，长度为2220公里。这是一条非常值得纪念的道路，因为它是从西部通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通向让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珠江三角洲。 因此，321国道是一条我国中西部农民迁徙之路，四川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在重庆没有设直辖市之前)，也是外出农民工最多的省份，而贵州因地少人多导致贫困；与321国道挨得比较近的是湘西，也属于非常贫困的地区，而即便是粤西，同样也是比较贫困。这些地区的外出农民，在过去40年中，不断地沿着321国道去珠江三角洲地区打工。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口才5000多万，到2000年，增加至8642万，2019年则达到11521万人，成为人口第一大省。不过，近年来，珠三角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净流出，其中2018年净流出186万，2019年净流出118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珠三角的农民工是什么时候还是出现净流出？估计也是近两年的事。如2018年长三角的农民工还是净流入的，到2019年就出现了净流出，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也是从2018年开始净减少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工在大致经历了近40年的东移之后，开始陆续返回老家。 2010年前，每逢春节，大约有十几万摩托车大军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老家过年，成了春运交通线上一道特殊的风景。如今，有了高速和高铁，分流了国道的客流量。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321国道也随之变得不如过去那么繁忙了。 去年我们曾经根据分地区彩票销量和发电量增速变化比较这两个维度来寻找农民工的迁徙路径——福利彩票的主要购买者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低收入群体，而发电量增速的变化反映经济活跃度。数据分析表明，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安徽三省的彩票销售相对增速较高，而且用电量相对增速也较高，反映了经济活跃程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农民工流向的变化。 尽管珠三角的农民工在大量流出，但从过去三年的数据看，广东依然是人口净流入的第一大省。例如，2018年净广东(绝大部分流入珠三角)净流入人口80多万，但珠三角农民工净流出就达186万，这意味着珠三角的非农民工人口净流入近270万。因此，非常明显地看出，珠三角的人口变迁实际上是在“腾笼换鸟”，而且依然是全国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区域。 尽管珠三角和长三角在过去两年中农民工数量都出现了净减少，但东部地区的人口依然呈现明显的流入，如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150万。若按照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方的话，则2019年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67万。 2017年后中国人口“东迁”规模持续走高 因此，这些来中国人口的流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总体流向没有发生变化，但全国人口的大趋势是在往长三角和珠三角集中；与此同时，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都在增加，反映出部分传统产业和出口加工业已经迁至中西部省份。即人口大方向是“雁南飞”，农民工则是“孔雀西南飞”。 2019年中国各省市人口净流入(出)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集聚超乎预期——部分人口净流出省份更为突出 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就达到了84.1万和82.6万，在全国各省市中遥遥领先。根据我们计算，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两省，而前两年这个比例都只有60%左右。与其说人口流向了东部和南方省份，不如说是更加集聚地流向了广东和浙江两省，“二八”现象愈发明显。 以2019年人口净流入第一的浙江为例，杭州人口净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这两个城市净流入人口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说明即便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除了杭州和宁波这两个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基本上“抢”不到人。人口净流入第二的广东情况也类似，大部分的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 反过来看，即便是全国人口过去三年净流出最多的人口大省山东，下辖的济南、青岛、烟台和威海四大城市的人口一直在净流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说明山东作为全国经济体量第三的大省，尽管人口净流出规模第一，但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亮点城市还是比较多的。先相比之下，中西部的有些人口净流出的省份就只呈现“一枝独秀”了，如2019年江西除了南昌和陕西除了西安人口是净流入的，其他省内城市人口几乎都是净流出。此外，山西、河南、湖北、甘肃等省份，基本上都只有1-2个城市人口在净流入，其余城市人口均在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抛开行政区划概念，总体来看，一、二线城市人口呈现净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则呈现净流出，中国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大城市化则方兴未艾。 中国大城市化加快，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分析，发现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合肥、佛山等人口流入规模更大，而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早就设置了人口规模的控制闸门，故人口规模很难较快扩张。从2015年开始，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逐年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当前人口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的90年代，即老龄化水平大幅提高，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会不断放缓。 那么，在城市化进程放缓的背景下，有限的流动人口为何不是相对均匀地流向一二三线城市，而是集中涌向少数几个大城市呢？那是因为制造业规模化经营的要求。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归纳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这就要求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进一步集聚，才能节省成本，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未来一线和新一线的人口集中度还将继续提升，集中度或许会超乎大家想象。 要避免建成没有人口流入的“中心” 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审核结果显示，国家级开发区有552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中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到219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数量为156家和135家；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分别为19家。自贸区18家(截止2019年)。 此外，还有很多个国家级的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心城市和新区等(为表述方便，这些不同类型的“区”都简称“经济中心”或“中心”)。但是，究竟有多少建成达标，多少半途而废呢？迄今似乎没有人统计过。 就当前而言，建各类“中心”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人口流、资金流、物流等的流动性都在减弱。例如，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减少，已经持续8年累计减少了2800多万。2021年以后，减少幅度会进一步加大。 尽管目前各大城市都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如提高人才落户的各种补贴、降低落户的学历门槛，但“抢人”的效果仍是有限的，除了新一线城市在抢人方面有天然优势外，如杭州、南京等，大部分城市的效果不明显。这说明，要想持续地吸引人口，仅靠高成本的人才政策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看当地产业能否持续发展。 在2019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中，前八大城市分别分布在粤港湾大湾区、杭州湾湾区和长江经济带上。说明中国人口集聚的城市在进一步集中。如前所述，浙江和广东两省就占了全国人口净流入量的7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相比之下，长三角的另两个省：江苏和安徽，2019年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仅为2.5万和4.5万人，几乎可以忽略。即便在浙江，浙南和浙西的衢州、金华、温州、台州的人口也出现净流出。广东也是如此，经济发现相对落后的粤西、粤北和粤东，人口也呈现净流出局面。因此，细分人口净流入的结构，不难发现，2019年全国人口净流入城市中，70%左右的净流入人口都集中到了粤港湾大湾区和杭州湾湾区的城市。 从理论上讲，建立各类经济中心，实际上就是为了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但由于要素资源是有限的，经济中心设立越多，中心的达标率就越低。更何况今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人口集中度却越来高，那么，国内现存的各类经济中心是否也会面临人口减少的严酷现实呢？ 例如，汕头曾经是我国首批批准建立的四大经济特区这一，目前常住人口数量少于户籍人口数量，说明人口已经净流出；2010年批准设立的喀什经济特区，2019年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当时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到2015年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今大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因此，要成为一个经济中心，是需要组织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集聚，组织资源可以由企业来担当，也可以由政府来担当，但往往前者更加市场化，更容易成功。例如深圳有腾讯、华为、平安、招商银行等一批企业巨头，杭州有阿里巴巴、吉利汽车、荣盛等的巨头，宁波则拥有国家制造业39家单项冠军企业，居全国第一。而且，不论是杭州湾湾区还是粤港湾湾区，都属于民营企业占比极高的区域。 在全球经济分化的时代，不少企业巨头富可敌国，如7月6日，美国四家科技公司：苹果、亚马逊、微软和Alphabet均超过1万亿美元，加起来超过日本的GDP总额。因此，不少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是靠一些企业的高成长而形成的。 因此，对某些过去30多年来反复被赋予各类经济中心头衔的地区，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果经过过去30年的努力都没有建成某类经济中心，若又被赋予的新使命，还会成功吗？在进入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看一个城市的发展前景如何，其中人口的增减量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指标。 (作者：李迅雷，现为中泰证券旗下齐鲁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13周净流出“刹车” 股票ETF近两日净流入370亿 证券时报记者 李树超 股市行情如火如荼，资金竞相流入股市。作为资金配置股市的“风向标”，近两个交易日，天量资金借道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积极布局后市。 数据显示，本周前两个交易日，共有370多亿资金净买入股票ETF，叠加基金净值暴涨，股票ETF两天内规模猛增780亿，总规模增至7200多亿元，增幅高达12%。 两日净流入370亿元 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测算，本周前两个交易日中，A股ETF总流入资金约373.14亿元。 其中，华夏上证50ETF净流入资金97.89亿元，逼近百亿元；国泰证券ETF、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分别净流入67.06亿元、55.61亿元。此外，南方中证500ETF、华宝证券ETF、华夏沪深300ETF等6只基金净流入也超10亿元。 国泰基金表示，近期市场整体呈现出上涨状态，赚钱效应增强，市场信心得到提振，大量资金入市。而历经前几年震荡市和大量投资者教育，不少投资者都意识到买卖个股的风险较大，并且行情来临时来不及对个股进行过多分析和研究，选择特征鲜明宽基或者行业ETF作为投资工具成为一个更好的选择。 华南一家大型公募股票ETF基金经理认为，赚钱效应的快速发酵是资金蜂拥买入股票ETF的重要原因，在股市流动性充裕的市场环境中，近期股市呈现快速走强，指数型基金具备的简单透明、风格清晰、费率较低的特点，是跟踪股市上涨行情的较好工具。 资金大量涌入叠加净值大涨，股票ETF管理总规模也水涨船高，不少龙头宽基ETF快速“回血”。 数据显示，本周前两个交易日，股票ETF总规模从6454.57亿元增至7235.31亿元，激增780.73亿元，增幅高达12.1%。其中，华夏上证50ETF规模增长最快，最新规模为572.23亿元，比上周末激增130亿元，成为规模最大的股票ETF；国泰证券ETF、华泰柏瑞沪深300ETF规模也猛增逾80亿元。 此外，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南方中证500ETF等龙头产品也一改6月份的低迷，最新规模分别升至453.32亿元、445.27亿元，而百亿规模股票ETF的数量也从16只增至20只。 连续13周净流出态势 有望终结 随着本周股票ETF的净买入，有望一举终结连续13周资金净流出的态势。 数据显示，自今年二季度以来，伴随着沪指的节节走高，股市“越涨越卖”的态势明显。截至7月3日，今年二季度沪指见底回升以来，股票ETF已连续13周出现资金净流出的现象，本周资金的大量买入，有望终结这一趋势。 国泰基金指出，从公司多年管理场内产品的经验来看，市场连续小幅上涨或小幅下跌容易引发资金的持续净流出，而持续大涨和大跌反而容易带来投资者的持续入场或“抄底”行为。以证券ETF为例，7月2日出现第一根大阳线时，投资者依然处在逢高减仓思维里，资金呈现净流出状态。7月3日涨停之下思维开始转变，资金出现小幅净流入；7月6日~7日的涨停和震荡均获得资金净流入，两天成交额突破80亿元，证券ETF规模也突破300亿元，达到307.8亿元，“成交量持续放大，表明资金仍在继续入场，市场对证券板块作为牛市领头羊的预期强烈”。 北京一家大型公募股票ETF基金经理也认为，一般而言，股票ETF作为跟踪股市的有效工具，理性的投资者会保持“越跌越买、越涨越卖”的操作方向。然而，近期股市大涨，投资者情绪高涨，对股市未来预期更为乐观积极，也会导致资金加速入场，这也说明经过前几年资产配置和被动投资理念的普及，更多投资者可以比较成熟地运用指数基金这样的投资工具。 宽基及证券、银行、 地产ETF获青睐 从资金流向看，大盘宽基及证券、银行、地产等行业ETF受到资金青睐。 例如，华夏上证50ETF净买入近百亿，净流入资金最多，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南方中证500ETF等宽基ETF净买入资金也超过20亿元；国泰证券ETF、华宝券商ETF也位居净流入排行前列，银行、房地产等低估值股票ETF也受到资金的青睐。 从区间涨幅看，近日净买入的标的也斩获不俗的投资收益。截至7月7日，本周净流入超过5亿元的股票ETF平均收益率为6.3%，券商、银行、芯片等股票ETF收益率皆超过5%。 针对资金净流入的结构性分化，国泰基金分析，证券板块净流入资金较多，是因为证券板块弹性较大，具备高贝塔属性，是市场风险偏好的风向标，常获得嗅觉灵敏资金的率先布局；而银行、地产等行业前期估值较低，基本面边际改善，受到资金关注；另外，大盘宽基ETF主要代表了不同的市场风格，部分投资者也对此类工具有所偏好。 净流出方面，博时、嘉实、广发基金旗下央企创新ETF净流出总金额为22.4亿元，新能源车ETF、平安沪深300ETF、平安中证500ETF等也出现净流出，但净流出的规模远远小于市场整体净买入的资金体量。
我研究中国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已经超过10年了，10年前，我国农民工流向一直是从西到东，如今则是从东到西；广东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口流入的第一大省，但2019年常住人口仅为广东一半左右的浙江，人口净流入量居然超过广东——以上这些转折性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较大的区域在哪里？本文试作分析。 321国道：一场变迁一场梦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国道到高铁：一场变迁一场梦》，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主要是靠本国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转移。作为中国的第一大省广东，其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在没有高速之前，国道是中国交通的命脉，即便现在，也同样承担着货物运输的重要作用。321国道，从成都出发，经过内江、泸州、贵阳、桂林、梧州、肇庆至广州，跨越四个省，长度为2220公里。这是一条非常值得纪念的道路，因为它是从西部通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通向让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珠江三角洲。 因此，321国道是一条我国中西部农民迁徙之路，四川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在重庆没有设直辖市之前），也是外出农民工最多的省份，而贵州因地少人多导致贫困；与321国道挨得比较近的是湘西，也属于非常贫困的地区，而即便是粤西，同样也是比较贫困。这些地区的外出农民，在过去40年中，不断地沿着321国道去珠江三角洲地区打工。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口才5000多万，到2000年，增加至8642万，2019年则达到11521万人，成为人口第一大省。不过，近年来，珠三角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净流出，其中2018年净流出186万，2019年净流出118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珠三角的农民工是什么时候还是出现净流出？估计也是近两年的事。如2018年长三角的农民工还是净流入的，到2019年就出现了净流出，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也是从2018年开始净减少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工在大致经历了近40年的东移之后，开始陆续返回老家。 2010年前，每逢春节，大约有十几万摩托车大军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老家过年，成了春运交通线上一道特殊的风景。如今，有了高速和高铁，分流了国道的客流量。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321国道也随之变得不如过去那么繁忙了。 去年我们曾经根据分地区彩票销量和发电量增速变化比较这两个维度来寻找农民工的迁徙路径——福利彩票的主要购买者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低收入群体，而发电量增速的变化反映经济活跃度。数据分析表明，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安徽三省的彩票销售相对增速较高，而且用电量相对增速也较高，反映了经济活跃程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农民工流向的变化。 尽管珠三角的农民工在大量流出，但从过去三年的数据看，广东依然是人口净流入的第一大省。例如，2018年净广东（绝大部分流入珠三角）净流入人口80多万，但珠三角农民工净流出就达186万，这意味着珠三角的非农民工人口净流入近270万。因此，非常明显地看出，珠三角的人口变迁实际上是在“腾笼换鸟”，而且依然是全国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区域。 尽管珠三角和长三角在过去两年中农民工数量都出现了净减少，但东部地区的人口依然呈现明显的流入，如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150万。若按照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方的话，则2019年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67万。 2017年后中国人口“东迁”规模持续走高 因此，这些来中国人口的流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总体流向没有发生变化，但全国人口的大趋势是在往长三角和珠三角集中；与此同时，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都在增加，反映出部分传统产业和出口加工业已经迁至中西部省份。即人口大方向是“雁南飞”，农民工则是“孔雀西南飞”。 2019年中国各省市人口净流入（出）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集聚超乎预期——部分人口净流出省份更为突出 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就达到了84.1万和82.6万，在全国各省市中遥遥领先。根据我们计算，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两省，而前两年这个比例都只有60%左右。与其说人口流向了东部和南方省份，不如说是更加集聚地流向了广东和浙江两省，“二八”现象愈发明显。 以2019年人口净流入第一的浙江为例，杭州人口净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这两个城市净流入人口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说明即便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除了杭州和宁波这两个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基本上“抢”不到人。人口净流入第二的广东情况也类似，大部分的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 反过来看，即便是全国人口过去三年净流出最多的人口大省山东，下辖的济南、青岛、烟台和威海四大城市的人口一直在净流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说明山东作为全国经济体量第三的大省，尽管人口净流出规模第一，但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亮点城市还是比较多的。先相比之下，中西部的有些人口净流出的省份就只呈现“一枝独秀”了，如2019年江西除了南昌和陕西除了西安人口是净流入的，其他省内城市人口几乎都是净流出。此外，山西、河南、湖北、甘肃等省份，基本上都只有1-2个城市人口在净流入，其余城市人口均在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抛开行政区划概念，总体来看，一、二线城市人口呈现净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则呈现净流出，中国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大城市化则方兴未艾。 中国大城市化加快，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分析，发现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合肥、佛山等人口流入规模更大，而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早就设置了人口规模的控制闸门，故人口规模很难较快扩张。从2015年开始，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逐年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当前人口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的90年代，即老龄化水平大幅提高，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会不断放缓。 那么，在城市化进程放缓的背景下，有限的流动人口为何不是相对均匀地流向一二三线城市，而是集中涌向少数几个大城市呢？那是因为制造业规模化经营的要求。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归纳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这就要求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进一步集聚，才能节省成本，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未来一线和新一线的人口集中度还将继续提升，集中度或许会超乎大家想象。 要避免建成没有人口流入的“中心” 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审核结果显示，国家级开发区有552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中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到219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数量为156家和135家；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分别为19家。自贸区18家（截止2019年）。 此外，还有很多个国家级的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心城市和新区等（为表述方便，这些不同类型的“区”都简称“经济中心”或“中心”）。但是，究竟有多少建成达标，多少半途而废呢？迄今似乎没有人统计过。 就当前而言，建各类“中心”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人口流、资金流、物流等的流动性都在减弱。例如，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减少，已经持续8年累计减少了2800多万。2021年以后，减少幅度会进一步加大。 尽管目前各大城市都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如提高人才落户的各种补贴、降低落户的学历门槛，但“抢人”的效果仍是有限的，除了新一线城市在抢人方面有天然优势外，如杭州、南京等，大部分城市的效果不明显。这说明，要想持续地吸引人口，仅靠高成本的人才政策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看当地产业能否持续发展。 在2019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中，前八大城市分别分布在粤港湾大湾区、杭州湾湾区和长江经济带上。说明中国人口集聚的城市在进一步集中。如前所述，浙江和广东两省就占了全国人口净流入量的7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相比之下，长三角的另两个省：江苏和安徽，2019年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仅为2.5万和4.5万人，几乎可以忽略。即便在浙江，浙南和浙西的衢州、金华、温州、台州的人口也出现净流出。广东也是如此，经济发现相对落后的粤西、粤北和粤东，人口也呈现净流出局面。因此，细分人口净流入的结构，不难发现，2019年全国人口净流入城市中，70%左右的净流入人口都集中到了粤港湾大湾区和杭州湾湾区的城市。 从理论上讲，建立各类经济中心，实际上就是为了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但由于要素资源是有限的，经济中心设立越多，中心的达标率就越低。更何况今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人口集中度却越来高，那么，国内现存的各类经济中心是否也会面临人口减少的严酷现实呢？ 例如，汕头曾经是我国首批批准建立的四大经济特区这一，目前常住人口数量少于户籍人口数量，说明人口已经净流出；2010年批准设立的喀什经济特区，2019年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当时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到2015年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今大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因此，要成为一个经济中心，是需要组织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集聚，组织资源可以由企业来担当，也可以由政府来担当，但往往前者更加市场化，更容易成功。例如深圳有腾讯、华为、平安、招商银行等一批企业巨头，杭州有阿里巴巴、吉利汽车、荣盛等的巨头，宁波则拥有国家制造业39家单项冠军企业，居全国第一。而且，不论是杭州湾湾区还是粤港湾湾区，都属于民营企业占比极高的区域。 在全球经济分化的时代，不少企业巨头富可敌国，如7月6日，美国四家科技公司：苹果、亚马逊、微软和Alphabet均超过1万亿美元，加起来超过日本的GDP总额。因此，不少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是靠一些企业的高成长而形成的。 因此，对某些过去30多年来反复被赋予各类经济中心头衔的地区，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果经过过去30年的努力都没有建成某类经济中心，若又被赋予的新使命，还会成功吗？在进入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看一个城市的发展前景如何，其中人口的增减量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指标。
6日午后，三大股指单边上扬，沪指盘中一度涨逾5%，深成指涨近4%，北向资金净流入逾150亿元。 截至13:15，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152.63亿元，其中沪股通渠道净流入75.66亿元，深股通渠道净流入76.97亿元。 截至13:14，上证指数报3314.41点，上涨161.6点，大涨5.13%，成交额4847.1亿元；深证成指报12927.68点，上涨494.42点，涨3.98%，成交额5624.16亿元，两市合计成交额10471.27亿元；创业板指报2534.65点，上涨72.09点，涨2.93%，成交额1758.27亿元。 盘面上看，行业板块全线飘红，非银金融、休闲服务、国防军工、房地产、银行板块表现抢眼。两市个股涨多跌少，共计3350只个股上涨，152只个股下跌，129只个股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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