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对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有点崇拜”，原因是他的预言往往很快就会成为现实，而且不止一次。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似乎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做到如此的“神机妙算”。 1994年，在亚洲经济被广为看好的背景下，克鲁格曼就在《外交》上撰文批评亚洲模式，认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1996年克鲁格曼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干脆直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1997年，危机爆发了。 如果仅仅就一次“不幸言中”，我们尚可以说他不过是靠运气偶然碰上了。而他最近的两次预言实在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2000年的时候，克鲁格曼在“The Energy CrisisRevisited”（能源危机重现）的文章中就指出，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周期已经到来。2001年，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The Oil-Hog Cycle”（石油上升周期）中，克鲁格曼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果不其然，2001年以后，国际油价急剧上涨，在2006年7月份曾经一度逼近80美元/桶，暴涨的油价引起了世界不小的恐慌。 2006年8月15日，克鲁格曼又作出预言了。还是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Housing Gets Ugly”）中，克鲁格曼认为，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格会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克鲁格曼认为，这是针对“硬着陆”而不是“软着陆”的一剂“处方”。而且，由于近三年来楼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楼市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目前美国房价已经出现全面下调地趋势。 预测并非易事，特别是预测未来。保罗·萨缪尔森说：“在决定论的事实和概率论的法则之中，精确充其量是局部的或大概的。”预测对经济学家来说实在是一个难题，有时候会令经济学家非常尴尬。即便是那些权威机构的经济学家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一直纳闷克鲁格曼是怎样做到如此精准的预测的。 在翻阅了他的论文和专栏文章之后，发现他使用的理论工具不过就是“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和“多重均衡”：给定一个向后的供给曲线和一个陡峭的需求曲线，这样，在低价格和高价格就都会有稳定的均衡。 克鲁格曼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其实很简单：亚洲经济的发展依靠大量投入，许多企业是负债经营。这样就引起了国外资本的流入，企业债务的很大部分以外币标价。外资流入这些国家后换成该国货币，并造成该国货币汇率上升。而由于政府需要维持本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就需要增加本币供应，但却造成了信用扩张。当政府试图通过出售债券等方式回笼本币时，本币利率就随之提高。国内外利差的扩大引起了更大规模外资的流入，于是信用继续扩张。此时如果中断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则可以遏制信用扩张。但是，本币的升值无疑会使该国出口减少，并影响商业信心。信用的持续扩张导致了投资和进口增加，工资水平的提高又导致出口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大量贸易逆差，那些外资贷款不再被转化为货币和信用，而被直接用于进口。贸易赤字的扩大让投资者对该国货币失去信心，外资不再大量流入，本币有贬值趋势。此时要么卖出美元，要么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持本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但外汇储备并不足以支撑卖出美元维持本币汇率，而提高利率则可能引起投资泡沫破灭。此时，本币无法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出现贬值——高位均衡转向了低位均衡。 克鲁格曼也谈到，这一理论工具高度简化，在解释具体问题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细节”。但你不得不承认，他依据这一高度简化的理论工具对未来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对油价周期的预测也是如此。克鲁格曼认为，高油价时，同样由于石油需求缺乏弹性，扩大产出甚至可能会减少收入，所以石油输出国不会扩大生产；相反，由于主要石油输出国国内投资的市场容量有限，将石油保存在地下也是一种“投资”，所以高油价时反而会减少产量，从而形成稳定的（长期）高油价均衡。但高油价持续时间过长，就必然引起石油进口国经济的衰退乃至世界经济的萧条，需求就会大幅度减少。面对需求的减少，石油出口国必须通过增加开采，减少投资来使得油价下跌以重新吸引需求。同时，为了维持稳定的石油收入，又必须不断增加生产来弥补因为价格下跌而导致的收入减少。于是，低油价周期就出现了——高位均衡转向了低位均衡。 为了证明自己预测亚洲金融危机和油价上涨周期到来时使用地工具是一致的，克鲁格曼还特意在一篇文章中划出了相同的曲线图，并说明油价周期到来和金融危机发生都是因为又一次多重均衡的到来而已（见附图1、2。克鲁格曼这篇文章在这里可以查看：http://web.mit.edu/krugman/www/opec.html），而且也起因于“资产负债表和美元债务”。 到目前为止，克鲁格曼还没有对美国楼市周期的预测做出理论上的分析。不过我们可以设想，这一理论工具仍然会是“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和“多重均衡”，这个图的横坐标应该是房产数量，纵坐标则是房产价格。看他这篇“Housing Gets Ugly”的专栏文章就会发现，其分析的思路与他关于亚洲金融危机和油价周期的分析思路是一致的：在房价处于高位的时候，更多的人们纯粹为了投资而买房，豪赌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在高位抛出。另外一些人则匆忙地买房，因为他们害怕未来价格上涨会超过他们地支付能力。投机需求导致了价格暴涨，即泡沫出现了。而当某个时点（比如利率提高）之后，价格上涨大大超出了购买者意愿支付，价格上涨就会由两位数地增长变为一位数的增长，并逐渐出现负增长，于是泡沫破灭了——高位均衡转向了低位均衡。 按说“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和“多重均衡”是经济学中常用的理论分析工具，但经济学家们似乎对他兴趣不大，在解释经济现象的时候总是使用“引起惊惶的话语”而没人使用经典的理论工具。 克鲁格曼很“意气”地为两位经济学家杰奎斯·克莱默和德贾瓦德·沙雷西-伊斯法哈里鸣不平，因为他们证明了竞争性均衡来自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并且这两位经济学家也用“一种明显的恼怒的语气”，来表达了“愤慨”，因为“没人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感兴趣”。克鲁格曼悲观地说，“经济学中关键的难题从不会得到重新解决，他们只会慢慢消失”。 我猜测，经济学家之所以很容易把经典的分析工具遗忘，可能是因为经典的分析工具太复杂，或者是“太过优雅”（克鲁格曼语），亦或者不够“新潮”不值一提，而“危言耸听”的分析更容易获得关注和认同。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样，经济学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如果没有对理论工具的正确运用，我担心经济学家甚至很难解释世界，更不用说改变世界。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热衷于发展各种各样的理论工具的时候，岂不知那些经典的分析工具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而这些理论工具原来一直躲藏在经济学教科书的一角！。如果经济学家们把基本的分析工具丢弃了，而仅仅热衷于“随波逐流”地就事论事或者使用那些谁都听不明白的“理论创新”来博得人们的“青睐”的话，那么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有时候，回到传统，并不一定是倒退！ （本文写于2006年）
关注理论的危害就在于一旦形成就限制不了别人对他的错误理解与应用。“一般均衡”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大宪章”，却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并且是为论证社会主义提出的。 人们虽然将亚当斯密当做现代经济学之父，但是统治现代经济学的却不是亚当斯密，而是瓦尔拉斯。在现代经济学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理论比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经济学的影响更深刻，更持久。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不仅仅停留于微观经济学，而且渗透到了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中。 关于瓦尔拉斯在经济学界的历史地位，萨缪尔森将他称为仅次于亚当斯密，排名第二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干脆称他经济学史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从这两位的评价，我们就可以看出瓦尔拉斯在经济学界的重要性了。瓦尔拉斯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就是从瓦尔拉斯开始的。瓦尔拉斯之前的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等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都谈不上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经济学的自由化确切的说是从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开始的，而且时至今日，任何一个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的脑海里都有一个“一般均衡”的幻梦，这个幻梦已经统治经济学界时间长达150年之久，至今还有部分人没有从这样的幻梦中走出。在这150年里瓦尔拉斯代替了亚当斯密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王者”。 在很多人的眼里，瓦尔拉斯这样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级人物，肯定应该是一个伟大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但事实却完全相反，瓦尔拉斯不仅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圣西门派社会主义者。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目标基本相同，但是在实现方式上有所区别，马克思将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而圣西门、瓦尔拉斯等学者则在肯定资本主义的好处的同时，主张通过阶级调和实现社会主义，并且反对暴力。瓦尔拉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868年出版《社会理想的研究》一书中。在书中，瓦尔拉斯主张国家应收购“与达到社会最大福利不相容的、违背自由竞争的私有财产，如土地、铁路等”。这样国家有了提供经济收入的财产，就可以不再征税，他认为土地国有化，还可以保证人们得到均等的机会。 瓦尔拉斯还将土地国有化与政府收入联系在一起，他主张政府先发行国债来购买土地，再将土地出租获取租金以清偿国债，瓦尔拉斯强调对土地租金征税，因为土地的价值来源于社会，因而社会以税收的现实得到这笔收入是合法的。瓦尔拉斯主张，土地以及其他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都应当国有化，并租给私人使用者以增加收益，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人们得到均等的机会。 因为瓦尔拉斯的共产主义倾向，他在应聘洛桑学院教授时，当时主持选聘七人委员会中，有三人不同意请他试教一年，尽管他们认为瓦尔拉在学识上虽高于其他竞选者。 瓦尔拉斯在研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也受到法国社会主义学者圣西门的影响，圣西门是牛顿力学的推崇者，写过《论万有引力》的著作，他试图把万有引力的概念引入他的社会哲学，走一条“物理政治学”的道路，他相信从万有引力的观念出发可以对一切现象做出或多或少的说明，并借用数学语言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这些理念被瓦尔拉斯继承。瓦尔拉斯开始在经济学上引入牛顿力学，其中受路易波因索的著名力学教科书《静力学基础》（1803年）影响最大，瓦尔拉斯在自己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几乎使用了该书中所有的数学方法。圣西门构建“物理政治学”的理想没有实现，但瓦尔拉斯构建“物理经济学”的做法却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瓦尔拉用函数关系代替经济关系，他说:"社会主义必须能解释如何与怎样引导和维持各类服务和产品的供求均衡，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从空想进入科学”。瓦尔拉斯一直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 其实瓦尔拉斯和马克思一样，作为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都试图为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提出一套科学的实现方案，只是他们走了不同的道路而已。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具有强烈的建构性，而这种建构理性恰恰为经济计划提供了理论基础。熊彼特也认为瓦尔拉斯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理论，并且主张在分配领域中则需要用公正原则来取代效用原则。而且，瓦尔拉斯还提出政府有责任保障稳定的货币供应、维护国家安全、建立教育体系、限制投机活动、通过社会立法提高工人的地位，并为有效竞争提供一个有力的总体环境。客观说，瓦尔拉斯所主张的社会发展模式与当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出奇的相似。 后来瓦尔拉斯被市场自由主义学者“封神”之后，人们只继承了他的一般均衡经济思想，并把他的一般均衡思想当成了市场自由主义可以实现的数学化证明，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教条，但忽略了他的其他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主张，也再也没人谈起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身份，以至于现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了解瓦尔拉斯的历史，不了解瓦尔拉斯的思想体系，而是自然而然的认为瓦尔拉斯是一个市场自由主义者。 瓦尔拉斯之后，还有两位学者为一般均衡理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这两位学者同时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分别是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和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这两位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也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他们是现有的经济学框架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他们也与瓦尔拉斯一样，虽然对市场一般均衡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不是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其中希克斯则是一个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是凯恩斯经学中著名的IS-LM模型的提出者。 阿罗则是最后完成一般均衡数学证明的人，但他也是边际递增理论的大力宣传者，是“不可能定律”的提出者，是社会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是信息经济学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概念的提出者。一般均衡实现的前提是边际递减，而阿罗推崇边际递增，说明市场并不总是均衡的，阿罗提出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就是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了市场的无效性。阿罗的不可能定律，则直接否定了现有选举制民主的合法性，认为现有的选举民主无法真实反应民意。而在一次斯坦福的研讨会上，阿罗就表明过他对一般均衡的真实看法，他说，“一般均衡理论有五组假设，而每一组假设从五种不同的角度看都是错误的”。其实那些研究一般均衡的人只是将其作为市场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特例提出，从来就没有认为市场会自动实现一般均衡，也从来没有认为人类应该市场自由放任主义。
8月31日早间，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85关口，均创1月以来新高。当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605，上调286点，中间价升值至2019年7月2日以来最高。 截至8月31日14:40，美元对人民币报6.8566，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报6.8557。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弱、中国经济复苏、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升是促使人民币升值的三大原因。 随着中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方面取得成效，自5月以来，人民币持续处于升值过程中。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青年课题组（下称“央行课题组”）撰文指出，2019年8月5日，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市场力量推动下贬值突破7.0元。人民银行综合施策，加强预期引导，外汇市场运行有序，外汇供需基本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实现了预期稳定下的有序调整，被市场称为“不叫改革的改革”。 央行课题组还表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汇率弹性，更加注重预期引导和与市场沟通，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对市场的“羊群效应”进行有效控制 预期传导是金融市场波动在不同经济体间传导的重要途径。尽管外部形势趋于复杂，但近年来，央行加强预期管理和引导，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中间价、在岸价、离岸价实现“三价合一”，避免了汇率超调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近两年多来，人民银行通过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大幅减少外汇干预，在发挥汇率价格信号作用的同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目前，央行已退出常态化干预，外汇市场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外汇储备规模自2017年以来始终保持在3万亿美元左右。 “当前，市场预期的‘非理性化’和‘非独立性’特征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仍普遍存在。具体到外汇市场，这就意味着央行在退出外汇常态化干预的同时，仍需对市场的‘羊群效应’进行有效控制。”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技术总监曹源源对记者表示。 央行课题组表示，由于外汇市场流动性好，市场参与者广泛，体量也比较大，预期变化更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对汇率走势形成较大影响。退出常态化干预后，预期管理和引导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人民银行将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合理引导预期，为外汇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创造条件。 曹源源认为，结合各国经验，预期管理被多国货币政策实践验证是引导市场预期合理变化、避免市场异常扰动，尤其是防止市场流动性恐慌情绪蔓延的有效工具。此外，预期管理在尽可能降低货币政策操作成本的同时，可以维持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以美国为例，美联储在“预期管理”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通过对政策工具箱的明确清晰认定、对政策调整时机遵从依据和条件的明确解释，定期举行议息会议并公布会议纪要，以及向社会公布货币政策决策依据的关键性指标和预测前瞻性指标等引导市场预期.这些可为我国预期管理提供参考。 人民币资产对国际资本具较强吸引力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近几年，人民币市场化汇率制度经受住了多轮冲击的考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 8月31日早间，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85关口，均创1月以来新高。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弱、中国经济复苏、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升是促使人民币升值的三大原因。 曹源源对记者表示，近期人民币升值主要源于美元走弱，具有典型的被动升值特征——人民币一篮子汇率指数CFETS在这段时间出现小幅下行。因此，判断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美元指数仍是主要观察点。“预计，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大概率围绕6.9中枢维持双向震荡，在持稳运行中蕴含一定升值动能。” 8月28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2.94，按周涨0.45。 央行课题组则表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 一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二是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三是更加注重预期管理和引导；四是把握好内外部均衡的平衡，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这一表态也给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走势给予了全面操作指引。 央行课题组表示，人民币汇率是联系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是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处理好内外部均衡的关键支点。市场化的汇率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经济总量平衡。我国是超大体量的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我为主，兼顾当前和长远，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主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兼顾外部均衡，在动态变化中促进内外均衡的平衡和高质量发展，进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曹源源还表示，在全球经济下行和金融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人民币资产对国际资本仍具较强吸引力，这将为人民币提供一定升值动能。
自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向着越来越市场化的方向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近几年来，这一汇率制度经受住了多轮冲击的考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汇率弹性，更加注重预期引导和与市场沟通，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回顾 1994年，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轨。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决定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银行结售汇市场与银行间外汇市场双层结构。 2005年7月21日，新一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人民币汇率水平适当调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指导下，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市场供求关系为重要依据，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适当收窄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在多个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0年6月19日，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随后，人民银行分别于2012年4月16日、2014年3月17日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区间由5‰扩大至1%、2%。 2015年8月11日，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一方面在中间价形成机制上充分体现市场供求对汇率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则顺应市场的力量对人民币汇率适当调整，使汇率向合理均衡水平回归。2016年2月，明确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提高了汇率机制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2015年以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和中国外汇市场委员会（CFXC）成立，外汇市场得到大力发展。 2019年8月5日，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市场力量推动下贬值突破7.0元。人民银行综合施策，加强预期引导，外汇市场运行有序，外汇供需基本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实现了预期稳定下的有序调整，被市场称为“不叫改革的改革”。 二、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特点 一是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干预，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2016年以前，由于人民币持续存在单边调整压力，人民银行需要通过干预来引导人民币汇率的有序调整。近两年多来，人民银行通过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大幅减少外汇干预，在发挥汇率价格信号作用的同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目前，人民银行已退出常态化干预，外汇市场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外汇储备规模自2017年以来始终保持在3万亿美元左右。 二是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保持基本稳定。2019年初，国民经济开局平稳，中美贸易形势有所缓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至6.70元；随着贸易形势变化，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至7.10元附近。2020年初，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市场乐观情绪一度推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至6.90元附近，5月国际形势变化又推动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近来随着中国率先有效控制疫情，经济增长表现出强劲韧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升至6.95元附近。总体上，自2019年到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361个交易日中173个交易日升值、187个交易日贬值。2020年1～7月小幅贬值0.1%，衡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与上年末基本持平。人民币在实现双向浮动的同时，保持了基本稳定。 三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受住了多轮冲击考验，汇率弹性增强，较好发挥了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多轮重大冲击考验中，人民币汇率均能迅速调整，并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均衡，有效发挥了对冲冲击的作用。202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化波动率为4.5%，与国际主要货币基本相当，汇率作为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四是社会预期平稳，外汇市场运行有序。近年来，尽管外部形势趋于复杂，但人民银行加强预期管理和引导，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中间价、在岸价、离岸价实现“三价合一”，避免了汇率超调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外汇市场深度逐步提高，市场承受冲击能力明显增强，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结售汇基本平衡，供求保持稳定。 五是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促进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货币政策自主性提高，人民银行主要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冲突。在此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有序调整，平衡了国际收支，促进了内外部均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与我国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动态适配，本外币利差有所扩大，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同时，人民币汇率合理反映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我国国际收支继续自主平衡，2020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约为1.3%。 三、坚持更加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一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当前合适的汇率制度安排。继续坚持不进行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水平，中央银行外汇干预主要针对汇率无序波动和“羊群效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我国的贸易和投资结构日趋多元化，对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的汇率水平变动都将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和内外部均衡。继续参考一篮子货币能有效增强汇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和指示意义。 二是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明显，投资者对预期变动比较敏感，一些消息面的冲击容易引发市场大幅振荡。我国面临的外部冲击增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汇率变动方向更加难以预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抬头、部分国家间经贸摩擦日益深化，也会对我国外汇市场产生影响。只有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才能帮助对冲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冲击，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有利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是更加注重预期管理和引导。预期传导是金融市场波动在不同经济体间传导的重要途径。由于外汇市场流动性好，市场参与者广泛，体量也比较大，预期变化更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对汇率走势形成较大影响。退出常态化干预后，预期管理和引导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人民银行将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合理引导预期，为外汇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创造条件。 四是把握好内外部均衡的平衡，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是联系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是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处理好内外部均衡的关键支点。市场化的汇率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经济总量平衡。我国是超大体量的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我为主，兼顾当前和长远，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主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兼顾外部均衡，在动态变化中促进内外均衡的平衡和高质量发展，进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8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青年课题组在《中国金融》杂志上刊文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汇率弹性，更加注重预期引导和与市场沟通，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人民币资料图。中新经纬 摄 文章分析了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特点。一是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干预，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2016年以前，由于人民币持续存在单边调整压力，人民银行需要通过干预来引导人民币汇率的有序调整。近两年多来，人民银行通过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大幅减少外汇干预，在发挥汇率价格信号作用的同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目前，人民银行已退出常态化干预，外汇市场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外汇储备规模自2017年以来始终保持在3万亿美元左右。 二是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保持基本稳定。2019年初，国民经济开局平稳，中美贸易形势有所缓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至6.70元；随着贸易形势变化，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至7.10元附近。2020年初，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市场乐观情绪一度推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至6.90元附近，5月国际形势变化又推动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近来随着中国率先有效控制疫情，经济增长表现出强劲韧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升至6.95元附近。总体上，自2019年到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361个交易日中173个交易日升值、187个交易日贬值。2020年1～7月小幅贬值0.1%，衡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与上年末基本持平。人民币在实现双向浮动的同时，保持了基本稳定。 三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受住了多轮冲击考验，汇率弹性增强，较好发挥了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多轮重大冲击考验中，人民币汇率均能迅速调整，并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均衡，有效发挥了对冲冲击的作用。202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化波动率为4.5%，与国际主要货币基本相当，汇率作为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四是社会预期平稳，外汇市场运行有序。近年来，尽管外部形势趋于复杂，但人民银行加强预期管理和引导，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中间价、在岸价、离岸价实现“三价合一”，避免了汇率超调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外汇市场深度逐步提高，市场承受冲击能力明显增强，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结售汇基本平衡，供求保持稳定。 五是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促进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货币政策自主性提高，人民银行主要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冲突。在此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有序调整，平衡了国际收支，促进了内外部均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与我国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动态适配，本外币利差有所扩大，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同时，人民币汇率合理反映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我国国际收支继续自主平衡，2020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约为1.3%。 文章指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文章分析： 一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当前合适的汇率制度安排。继续坚持不进行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水平，中央银行外汇干预主要针对汇率无序波动和“羊群效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我国的贸易和投资结构日趋多元化，对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的汇率水平变动都将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和内外部均衡。继续参考一篮子货币能有效增强汇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和指示意义。 二是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明显，投资者对预期变动比较敏感，一些消息面的冲击容易引发市场大幅振荡。我国面临的外部冲击增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汇率变动方向更加难以预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抬头、部分国家间经贸摩擦日益深化，也会对我国外汇市场产生影响。只有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才能帮助对冲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冲击，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有利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是更加注重预期管理和引导。预期传导是金融市场波动在不同经济体间传导的重要途径。由于外汇市场流动性好，市场参与者广泛，体量也比较大，预期变化更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对汇率走势形成较大影响。退出常态化干预后，预期管理和引导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人民银行将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合理引导预期，为外汇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创造条件。 四是把握好内外部均衡的平衡，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是联系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是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处理好内外部均衡的关键支点。市场化的汇率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经济总量平衡。我国是超大体量的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我为主，兼顾当前和长远，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主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兼顾外部均衡，在动态变化中促进内外均衡的平衡和高质量发展，进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按语 异度均衡理论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和分析的阶段，它同时也给出了相关的数学模型，因此其理论及应用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异度均衡为评价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比较经济活动的总收益和总损耗之间的关系来对该项经济活动进行评价分析。其次，异度均衡为解决公平问题提供一个更直观的方法，这其中包括考虑风险在时间空间上转移而引发的公平问题，如代际公平、虹吸效应等。此外，异度均衡还为经济活动风险提供一种预警机制，对风险水平超过异度均衡点的经济活动给予示警。 1.异度均衡为评价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异度均衡不仅仅是一个分析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运用到对具体经济活动进行评判的工具。作为经济活动的评价工具时，异度均衡模型主要计量某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总收益和总损耗，并通过比较总收益和总损耗之间的关系来对该项经济活动进行评价分析。如果经济活动的收益损耗比在均衡点附近，那么该经济活动是合理的，如果不在就需要进行调整。 本文根据经济学领域的分类将不同的经济活动划分为宏观层面的经济活动、中观层面的经济活动以及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异度均衡理论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对这三个层面的各类经济活动进行评价。限于文章篇幅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文章无法罗列过多的经济活动实例。因此，为了更有说服力地验证异度均衡的有效性和通用性，后文将分别基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选择3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活动实例，通过实际数据将异度均衡理论运用于对不同层面经济活动进行评价分析。 其中，宏观层面的经济活动，本文将选择中国的“五年规划”，并以“十三五”规划为例，运用异度均衡模型来分析“十三五”期间国家的总收益和总损耗的情况，并通过总收益与总损耗的比值来评估十三五规划以来国家的总体绩效。中观层面的经济活动，本文将选择地方任期公平的问题，研究了地方区域社会总收益和总损耗情况，并通过地方总收益总损耗比值来评估地方政府的决策是否公平合理，同时基于此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的任期问题。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本文将选择对高铁项目的效益进行评估。后文将对这三个例子进行详细的计算分析。 2.异度均衡为解决公平问题提供一个更直观的方法 前一期的文章中提到，异度均衡理论将未来的收益和损耗纳入当期的经济资源配置分析框架，终于使代际公平的正确观念建立在可实现、可观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解决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底层逻辑问题，这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完善和收获。此外，异度均衡理论站在未来看当前，观察当前的角度也因此更为广阔。除了代际公平，异度均衡理论也防范空间上的风险转移，即充分考虑横向空间的机会成本。其中，虹吸效应就是引起空间上机会成本的典型例子。经济学中虹吸效应是指伴随着一定的发展要素，事物间的发展呈现梯度变化，产生的由小向大转移的一种虹吸现象。也就是说，较好的事物会对周围的事物产生强烈的吸引力，进而使其他事物向好事物靠拢的现象。城市发展初期就会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中心区域城市在成长期主要靠积聚周边的生产要素发展，周边的城镇或者是中小城镇逐渐向中心城市聚集，带给区域中心各种优质资源。在这之后，中心区域城市不断发展，当其成长为大型城市甚至一线超大型城市时，因为优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资源高度聚集，资本充裕。将会从劣势地区吸引人才、投资、人口、信息等等优质资源。对大城市来说，这将会导致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对小城市来说则会陷入恶性循环，经济发展会逐步萎缩。 一些国家的很多项目及决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地区的虹吸效应，如修建高铁等。而现有的经济理论在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评估时，还停留在账面上的盈亏，没有从空间的维度去考虑其他的社会成本，如虹吸效应造成的地方城市的机会成本，因此对经济活动的评估还不够科学合理。异度均衡理论不仅考虑经济活动本身的收益成本，还从空间维度考虑经济活动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的收益损耗，为我们重新审视国家各项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3.异度均衡为经济活动风险提供一种预警机制 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引用了生态学家博格斯关于生态系统均衡的表述，“均衡不仅意味着死亡，它本身就是死亡状态。”笔者认为与其说均衡即死亡，不如说均衡是瞬间即逝的合理，打破均衡即是发展，并且存在一个趋势即拐点，可以预判，可以提前预警。均衡点只是两类事物在某一时刻的状态，变化是绝对现象。在微观上这种相对稳定的均衡，在宏观上就是指某一时期的整体状态。 预警要提供两个基本信息，一是损耗的总量是否超过了经济主体的承受能力。二是在全部的损耗敞口中，有多少被隐形而实际上无人承担。预警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即任何事物的未来都处于不确定性的波动曲线中，在经济上都呈现两侧的价值特点，一方面是收益，另一方面是损耗。犹如硬币的两面。经济管理和囯家治理都应有这样的思维习惯。 通过对异度均衡点的计算，就可以确定当前的技术与发展等经济活动损耗总量是否超过了收益总量，及其结构性原因，从而预测出未来的趋势和当前经济资源配置或交易行为，投资活动的合理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总收益不能覆盖总损耗，其比例小于1时如果离均衡点很远，那么预警就成为必要行动。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