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也是一个亮点。为什么说是一个亮点呢？因为现在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止今年，可能未来两三年都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把两三年整体的工作放在一块规划，而不是一年一年地规划，更不应该在短期内制定一个固定目标。所以，这是政府工作变得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理性的表现。但是需要强调，尽管没有GDP增长的目标，但是有就业的目标。900万以上新增就业、6%左右调查失业率、5.5%左右登记失业率，这些是硬指标。所以，这次是把简单的增长速度目标转换成了民生和就业目标。 今年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这是一个底线。以前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新增就业、失业率、CPI等这些目标提要求，那么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目标，当然比保底线的目标要高一点。去年GDP是增速6.1%，对应这个增速，1100万新增就业的目标就很容易完成，最后实现了1300多万的新增就业。今年的经济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就不能按照去年的就业目标来规划了。今年如果能保证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其它的就业流转，供找工作的人所参考的总体工作岗位不止是900万。如果能够达到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老工作”腾挪出来的，比如腾挪两三百万，那么工作岗位就超过1000万。这些岗位就和新增800多万高校毕业生基本能够对应上。再加上其它的非大学毕业生的新增就业，根据这样的测算，900万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底线。 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肯定是下降的，在下降的过程中，还要保6%的失业率，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肯定要采取一些特殊的社会措施，来提供就业岗位。不是简单地靠财政的、货币的刺激，还要加上一些社会政策，才能够稳定住失业的情况。实现调查失业率6%的目标还是相当硬的任务，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提升到甚至7%都是可以的 3.6%的赤字率是比较保守的，是留有余地的。如果真是为了保民生、保就业，还需要增加财政赤字的话，那么3.6%这个数值是较低的。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些数字都是留有余地的，所以，实际的政策的空间是有的。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如果提升到5%，甚至7%，都是可以的。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也不缺流动性。累计的政府财政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比美国低，还有很多国有资产，所以是有政策空间的。总体来看，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三组数字贯穿的一个原则就是谨慎。万一不够，可以再向上调。但是，就业是硬任务。 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如果用好了，对于保民生、稳就业是非常管用的。假设调查失业率就是6%，就业人口稍微算宽泛一点，比如5个亿。5个亿的1%就是500万，6%就是3000万。一年给这3000万没有工作的人每人一万块钱，就是3000亿。这个数字还没加上失业保险的基金，所以，即使额外对所有6%的调查失业人口，每个人都给1万块钱，也不过就3000亿。而且这3000亿还是往高了算的结果，中国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除了农民，并没有5个亿。所以，这1万亿，如果真是用来保民生的话，只要用好了，是非常管用的。 今年报告提出，新增的赤字和发行的国债筹集的2万亿将会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资金直达市县基层。这种特殊的转移支付就是想直接给地方政府纾困，而且纾困的方式是不搞建设和项目，老老实实地抓民生，稳就业，或者是给退休人员补助。所以，这是个创举。 地方政府不用到中央打报告，中央直接拨给地方，要求地方政府直接花到中小企业和失业人口身上。这次和上次的4万亿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次的每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转移支付是非常管用的，报告提出的各种财政的支出，似乎比预期的要小，但是这次要求用到实处、绝不浪费。 甄别中小企业的真正需求是关键 报告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还是很大的，资金支持是很多的，但问题是怎么甄别中小企业真正需要的和不需要的是什么，这是难点。对中小企业的扶助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的中小企业是不需要钱的，但有的是真需要钱，有的企业是即便没有疫情也干不下去了。对于如何甄别企业需求这个问题，地方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人讲看电表、看账本、看互联网支付的信息等等，总之，还得靠地方政府创新举措，借鉴在社会治理和管理上比较有经验的地方的做法。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已经达到了，但是要注意精准，这需要地方政府创新。 今年拟安排3.7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并提高专项债券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此次的做法跟2008年不一样，这次希望能够精准、精准、再精准，而且希望“四两拨千斤”。中央政府拨的钱是给地方项目的资本金，地方政府利用资本金做基础，再去向金融市场融资。这个机制比以前有经验，是一种创新，是想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 明年各国经济恢复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得到改善，疫情也没得到控制，现在只是资金面变得很宽松。所以，美国股市现在这么着急地去反弹，很大程度上是资金拉动的。但是仅靠资金的拉动，恐怕难以为继。一旦美国的债券市场能够稳定住，有些资金可能就会从股市流向债券市场。这时，股票市场就可能下跌。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是个衰退年。中国可能是少有的能够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明年经济的恢复可能也是曲折的，我相信明年可能会出现一个两极分化的情况：在疫情前财政情况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德国、中国，恢复得会相对比较好；财政情况不太好的，如意大利、西班牙，和其它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可能会碰到雪上加霜的情况，经济在恢复，但是政府的财政出现危机。现在花了这么多钱救助，而且税收也没起来，明年又出现债务危机，所以，这些国家经济恢复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现在疫情期间，大家还顾不上财政问题，但是疫情过去以后，资本市场就会开始研究财政了。 明年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总体上可能是恢复的，但是可能会分化得很厉害。这样就会导致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针对中国的很多指责、很多误解、很多污名化的态势还会演变。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疫情是很顽固的，即便研发出疫苗，能不能快速生产出来还是个大问题，疫苗有没有用，更是个大问题。所以，世界经济的恢复是很曲折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年经济不提具体的增长目标，以及应该把未来两三年拢在一块规划的原因。我们要提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大形势下，短期是“六保”，未来我们希望经过两三年调整，中国经济能回到6%左右的正常的增长态势，这个应该是给我们自己定的目标。在这两三年中，不追求任何的增长目标。但是，希望利用两三年时间，调整到位。 不排除未来还有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震荡的风险，但是这个金融震荡跟2008年可能不太一样。因为美联储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保金融市场。所以，金融震荡可能有，但是这个震荡恐怕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的。因为如果总体的金融市场发生震荡，美联储就要印钞票了。可能是美国之外的某些地区有震荡；美国国内的某些市场，比如页岩气的、能源的产业破产；或者有可能是由于美国要制裁华为，美国国内的很多高科技企业短期内失去客户。所以，不排除未来发生大规模结构性金融震荡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从现在的25000左右又回到18000左右，美联储又开始印钞票，那么全盘大跌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但是结构性的震荡很难解决。 危机之后，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点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这次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2008年。2008年无非是华尔街有几个机构破产了，政府一补助，美联储一救助，危机就稳住了，经济很快就反弹了。这次是穷人倒霉了，小企业破产，穷人失去工作。政府当然可以救助，但是能救多久呢？所以，这一次的后果可能比2008年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危机，而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会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的动荡，国外的政治家很可能会将危机转嫁给中国，中国是首当其冲的。所以，这将考验我们的应对能力。 这次疫情之中，新科技不断地发挥了作用，远程办公、物流、电商确实很厉害。所以，毋庸置疑，科技仍然是增长点。增长点还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坦率地讲，这一轮危机过去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拉动全球增长的国家，因为中国体量大，而且中国的相对体量比2008年又高了一个层次。 一看科技，二看中国。对于这一点，我真心希望西方稍微有点智慧的领导者能够明白。中国还是有潜力的，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还没有停顿。 制造业重回美国部分能实现。以后可能有两大类制造业，一类是以中国的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业，比如宝马、通用汽车，这类企业无法撤出中国。第二类就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这类企业早晚会撤走。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中等收入的门槛，要进入高收入国家队列。我们应该尽量做好对外商的服务，但是大势所趋，中国也该“毕业”了，不能净搞一些低端的加工。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提升内需，给中低工资的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就业渠道。 民粹主义抬头，“去中国化”可以理解，但是不太可能完全成功。因为西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过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搬回去的话，将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的财力又是有限的，真要去执行的话，也很困难。所以企业有可能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不可能完全回美国。 疫情加快了原来可能需要十年才发生变化的步伐，企业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的时机到了，中国应该顺势做好自己的内需开发、产业升级的工作，主动迎接世界劳动力转型的挑战。 我相信未来若干年，全球化可能会被区域化所代替。未来世界上可能是三大贸易圈：第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包括东南亚；第二个是德国、欧盟；第三个就是北美，包括墨西哥、巴西。这三个朋友圈“三国演义”，估计是这样的趋势。由于国际上的互相不信任，发达国家希望自己的民众有工作，所以会把一些贴近自己市场的产业搬回去，然后会形成三个大区域、三个大市场。比如宝马就是在不同市场上布局的，宝马要把沈阳三期工程作为整个亚洲的生产基地，现在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德国开工，其供应链是完整的。 基于以上分析，疫情之后不可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会分成三个区域，相互有一定的独立性。 本文原发于网易，已获作者转载授权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题：攻坚克难赢未来——从政府工作报告看2020年中国发展走向 新华社记者 2020年，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之年，遭遇疫情冲击的中国，如何应对空前挑战，备受关注。 22日，推迟两个多月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政府工作报告以一系列务实的举措，勾勒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 不设GDP增速目标，求真务实争取最好结果 没提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政府工作报告这个安排，引起广泛关注。 “虽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特殊时期，不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是务实之举。”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行情002230,诊股)董事长刘庆峰说，疫情尚未过去，不设增速目标是为应对风险挑战留出更多调节空间。 疫情发生后，科大讯飞的业务也受到影响，但企业紧急攻关智医助理电话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加速布局线上教育、云端办公等业务。“全力以赴，就能开拓新空间。”他说。 今年首季中国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而当前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 “以保促稳、稳中求进。不设经济增速目标，有利于聚精会神求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李说。 报告虽然没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对事关百姓福祉的就业、物价、居民收入等均有明确设定。“发展重在惠及民生，这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来自河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司富春说。 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经济增长目标已融入相关指标和宏观政策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当日首场“部长通道”上说，不纠结于经济增长指标，将使我们更加专注于扩大内需、做好“六稳”“六保”、实现高质量发展等任务。 两个“1万亿元”，特殊举措稳住发展基本盘 特殊时期，财政政策更能发挥结构调整、专项支持的“四两拨千斤”效应。 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是令人瞩目的决策。 特殊时期特殊举措。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三支利箭”按小口径计算约8.5万亿元，有助提振市场信心。 特别国债是具有特定用途、服务专项需求的国债，针对性强、效果显著。根据安排，财政新增的两个“1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资金要落在刀刃上、紧要处。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刘兴云代表说，受疫情影响，基层财政收入减少。“这些财政安排，对于一些财政困难县是‘雪中送炭’，解决了基层‘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1万多字的报告，39次提到就业，凸显特殊时期经济工作重心。 “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把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放在核心位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王一鸣说，这样就守住了民生底线。 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资助以训稳岗，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就业、民生薄弱环节，政府工作报告逐一安排。 就业压力明显攀升，挑战巨大。今年设定了900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计划报告指出，考虑到新成长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需求量，保持相当规模的就业增量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疫情期间，重庆一家名为“猪八戒网”的人才共享平台上，灵活用工人数增长200%至300%。“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冲击最大，很多企业选择灵活用工方式，项目制、包时制应运而生。”“猪八戒网”创始人朱明跃代表说，要抓住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加快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 “有加有减”保市场主体，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这是一道独特的“加减法”： 减——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 加——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阶段性政策叠加制度性安排，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丕恕代表说，“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就业，保就业才能保民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生根，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如雨后春笋！” “产业链上下游是命运共同体。作为龙头企业，也要带动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委员说，各项政策持续发力，就能使中小微企业得到更加精准有效的扶持。 激活巨大内需蛰伏潜力，不断向改革要动力 通读报告，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到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从推动制造业升级，到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从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到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一系列新部署危中寻机，旨在激发经济蛰伏潜力。 “疫情期间，线下商户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线上消费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直播带货、云旅游、线上问诊等新业态加快成长。”58同城CEO姚劲波代表说，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加快我国数量众多的县域经济转型，给广大中小企业带来机遇。 困难挑战越大，越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努力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报告释放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信号。 “短期抓住提振消费的牛鼻子，中长期抓住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牛鼻子。”南存辉委员说，整个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就能推动制造业新一轮发展。 确保完成脱贫攻坚硬任务，向着决胜全面小康奋进 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面对疫情挑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不打折扣。报告明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天山堡村村委会主任冉慧代表在微信分享了家乡的视频：青山环抱之中，白色民居林立，道路蜿蜒平整。 “村里的贫困户从最多时188户到现在还剩3户，下一步将发展高山蔬菜、经果林、乡村旅游，我们对完成脱贫的硬任务充满信心。”她说。 今年还剩200多天。未摘帽的52个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多、脱贫难度大的1113个村，当前已进入挂牌督战状态。 “脱贫攻坚紧锣密鼓、已进入冲刺阶段。全国人民可谓同频共振、一起奋斗。”河南辉县市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代表心情激动：“我们裴寨村已经跨过了脱贫攻坚阶段，正在凝神聚力投身乡村振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记者安蓓、韩洁、高敬、张辛欣、王君璐、王阳、张紫赟）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庞博
意见领袖丨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也是一个亮点。为什么说是一个亮点呢？因为现在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止今年，可能未来两三年都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把两三年整体的工作放在一块规划，而不是一年一年地规划，更不应该在短期内制定一个固定目标。所以，这是政府工作变得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理性的表现。但是需要强调，尽管没有GDP增长的目标，但是有就业的目标。900万以上新增就业、6%左右调查失业率、5.5%左右登记失业率，这些是硬指标。所以，这次是把简单的增长速度目标转换成了民生和就业目标。 今年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这是一个底线。以前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新增就业、失业率、CPI等这些目标提要求，那么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目标，当然比保底线的目标要高一点。去年GDP是增速6.1%，对应这个增速，1100万新增就业的目标就很容易完成，最后实现了1300多万的新增就业。今年的经济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就不能按照去年的就业目标来规划了。今年如果能保证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其它的就业流转，供找工作的人所参考的总体工作岗位不止是900万。如果能够达到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老工作”腾挪出来的，比如腾挪两三百万，那么工作岗位就超过1000万。这些岗位就和新增800多万高校毕业生基本能够对应上。再加上其它的非大学毕业生的新增就业，根据这样的测算，900万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底线。 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肯定是下降的，在下降的过程中，还要保6%的失业率，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肯定要采取一些特殊的社会措施，来提供就业岗位。不是简单地靠财政的、货币的刺激，还要加上一些社会政策，才能够稳定住失业的情况。实现调查失业率6%的目标还是相当硬的任务，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提升到甚至7%都是可以的 3.6%的赤字率是比较保守的，是留有余地的。如果真是为了保民生、保就业，还需要增加财政赤字的话，那么3.6%这个数值是较低的。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些数字都是留有余地的，所以，实际的政策的空间是有的。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如果提升到5%，甚至7%，都是可以的。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也不缺流动性。累计的政府财政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比美国低，还有很多国有资产，所以是有政策空间的。总体来看，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三组数字贯穿的一个原则就是谨慎。万一不够，可以再向上调。但是，就业是硬任务。 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如果用好了，对于保民生、稳就业是非常管用的。假设调查失业率就是6%，就业人口稍微算宽泛一点，比如5个亿。5个亿的1%就是500万，6%就是3000万。一年给这3000万没有工作的人每人一万块钱，就是3000亿。这个数字还没加上失业保险的基金，所以，即使额外对所有6%的调查失业人口，每个人都给1万块钱，也不过就3000亿。而且这3000亿还是往高了算的结果，中国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除了农民，并没有5个亿。所以，这1万亿，如果真是用来保民生的话，只要用好了，是非常管用的。 今年报告提出，新增的赤字和发行的国债筹集的2万亿将会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资金直达市县基层。这种特殊的转移支付就是想直接给地方政府纾困，而且纾困的方式是不搞建设和项目，老老实实地抓民生，稳就业，或者是给退休人员补助。所以，这是个创举。 地方政府不用到中央打报告，中央直接拨给地方，要求地方政府直接花到中小企业和失业人口身上。这次和上次的4万亿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次的每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转移支付是非常管用的，报告提出的各种财政的支出，似乎比预期的要小，但是这次要求用到实处、绝不浪费。 甄别中小企业的真正需求是关键 报告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还是很大的，资金支持是很多的，但问题是怎么甄别中小企业真正需要的和不需要的是什么，这是难点。对中小企业的扶助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的中小企业是不需要钱的，但有的是真需要钱，有的企业是即便没有疫情也干不下去了。对于如何甄别企业需求这个问题，地方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人讲看电表、看账本、看互联网支付的信息等等，总之，还得靠地方政府创新举措，借鉴在社会治理和管理上比较有经验的地方的做法。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已经达到了，但是要注意精准，这需要地方政府创新。 今年拟安排3.7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并提高专项债券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此次的做法跟2008年不一样，这次希望能够精准、精准、再精准，而且希望“四两拨千斤”。中央政府拨的钱是给地方项目的资本金，地方政府利用资本金做基础，再去向金融市场融资。这个机制比以前有经验，是一种创新，是想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 明年各国经济恢复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得到改善，疫情也没得到控制，现在只是资金面变得很宽松。所以，美国股市现在这么着急地去反弹，很大程度上是资金拉动的。但是仅靠资金的拉动，恐怕难以为继。一旦美国的债券市场能够稳定住，有些资金可能就会从股市流向债券市场。这时，股票市场就可能下跌。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是个衰退年。中国可能是少有的能够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明年经济的恢复可能也是曲折的，我相信明年可能会出现一个两极分化的情况：在疫情前财政情况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德国、中国，恢复得会相对比较好；财政情况不太好的，如意大利、西班牙，和其它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可能会碰到雪上加霜的情况，经济在恢复，但是政府的财政出现危机。现在花了这么多钱救助，而且税收也没起来，明年又出现债务危机，所以，这些国家经济恢复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现在疫情期间，大家还顾不上财政问题，但是疫情过去以后，资本市场就会开始研究财政了。 明年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总体上可能是恢复的，但是可能会分化得很厉害。这样就会导致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针对中国的很多指责、很多误解、很多污名化的态势还会演变。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疫情是很顽固的，即便研发出疫苗，能不能快速生产出来还是个大问题，疫苗有没有用，更是个大问题。所以，世界经济的恢复是很曲折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年经济不提具体的增长目标，以及应该把未来两三年拢在一块规划的原因。我们要提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大形势下，短期是“六保”，未来我们希望经过两三年调整，中国经济能回到6%左右的正常的增长态势，这个应该是给我们自己定的目标。在这两三年中，不追求任何的增长目标。但是，希望利用两三年时间，调整到位。 不排除未来还有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震荡的风险，但是这个金融震荡跟2008年可能不太一样。因为美联储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保金融市场。所以，金融震荡可能有，但是这个震荡恐怕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的。因为如果总体的金融市场发生震荡，美联储就要印钞票了。可能是美国之外的某些地区有震荡；美国国内的某些市场，比如页岩气的、能源的产业破产；或者有可能是由于美国要制裁华为，美国国内的很多高科技企业短期内失去客户。所以，不排除未来发生大规模结构性金融震荡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从现在的25000左右又回到18000左右，美联储又开始印钞票，那么全盘大跌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但是结构性的震荡很难解决。 危机之后，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点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这次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2008年。2008年无非是华尔街有几个机构破产了，政府一补助，美联储一救助，危机就稳住了，经济很快就反弹了。这次是穷人倒霉了，小企业破产，穷人失去工作。政府当然可以救助，但是能救多久呢？所以，这一次的后果可能比2008年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危机，而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会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的动荡，国外的政治家很可能会将危机转嫁给中国，中国是首当其冲的。所以，这将考验我们的应对能力。 这次疫情之中，新科技不断地发挥了作用，远程办公、物流、电商确实很厉害。所以，毋庸置疑，科技仍然是增长点。增长点还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坦率地讲，这一轮危机过去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拉动全球增长的国家，因为中国体量大，而且中国的相对体量比2008年又高了一个层次。 一看科技，二看中国。对于这一点，我真心希望西方稍微有点智慧的领导者能够明白。中国还是有潜力的，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还没有停顿。 制造业重回美国部分能实现。以后可能有两大类制造业，一类是以中国的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业，比如宝马、通用汽车，这类企业无法撤出中国。第二类就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这类企业早晚会撤走。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中等收入的门槛，要进入高收入国家队列。我们应该尽量做好对外商的服务，但是大势所趋，中国也该“毕业”了，不能净搞一些低端的加工。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提升内需，给中低工资的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就业渠道。 民粹主义抬头，“去中国化”可以理解，但是不太可能完全成功。因为西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过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搬回去的话，将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的财力又是有限的，真要去执行的话，也很困难。所以企业有可能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不可能完全回美国。 疫情加快了原来可能需要十年才发生变化的步伐，企业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的时机到了，中国应该顺势做好自己的内需开发、产业升级的工作，主动迎接世界劳动力转型的挑战。 我相信未来若干年，全球化可能会被区域化所代替。未来世界上可能是三大贸易圈：第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包括东南亚；第二个是德国、欧盟；第三个就是北美，包括墨西哥、巴西。这三个朋友圈“三国演义”，估计是这样的趋势。由于国际上的互相不信任，发达国家希望自己的民众有工作，所以会把一些贴近自己市场的产业搬回去，然后会形成三个大区域、三个大市场。比如宝马就是在不同市场上布局的，宝马要把沈阳三期工程作为整个亚洲的生产基地，现在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德国开工，其供应链是完整的。 基于以上分析，疫情之后不可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会分成三个区域，相互有一定的独立性。 本文原发于网易，已获作者转载授权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已经出炉，除了不设GDP增速目标、赤字率3.6%、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外，还作出了其他特别安排，如“特殊转移支付”、“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大力度的金融支持稳企业等。此外，也有观点认为《报告》所明确的财政扩张力度不及预期。 如何理解今年《报告》中的种种特殊安排？围绕上述问题，我们请教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和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 当前首要目标是稳就业 问：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增速目标，而是明确了失业率的目标。但通常认为增长和就业是可以对应的。怎么理解《报告》的这个变化？ 肖钢：第一，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的情况非常特殊，和历史没有任何可比性，全球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也非常大，再加上现在时间又过去了5个多月，这个时候贸然提GDP增长目标是不合适的。 虽然没提GDP增长目标，但我们把就业设定为了主要目标。传统认为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但是现在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实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不是简单地保了增长就一定能保就业，现在这种情况下保就业也不一定对应着保增长。但如果能够促进更多的就业，特别是一些创业就业，举个例子比如网红，他自己创造就业、创造工作岗位，进而也能创造价值。通过创业来实现就业，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总之，就业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最核心的就是保就业，这一政策思路是有利于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一种思路。不提GDP增长目标，有利于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放在保就业上，所以这次我们的就业目标很清晰，有量化的指标，并且放到了首位。 当然，不提GDP增长目标不等于不要GDP增长，也不是说GDP增长不重要。实际上我们通过计算也可以大体测算出隐含的增长指标。 刘元春：首先，报告里面说得比较清楚，同时也是一个共识，即不设定GDP增长目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疫情和经贸环境还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我要强调的是，这个不确定性是“超级”的，它不是一般状况下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对于疫情和病毒，我们了解还并不深入，人类应对这场疫情还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疫情未来是否会出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爆发，这直接影响到各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环境。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应对疫情时所采取的举措，也面临着很多来自政治、经济、社会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种“超级”不确定性。。 第二，在这种超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我们最好的举措就是坚持底线思维。底线思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体现为“六保”。要执行“六保”，就不能把我们的政策目标简单地聚焦于GDP增长速度上。GDP目标虽然在总量上依然非常重要，但是在这种大的结构转型，大的外部冲击以及大调整这样一个时段，它很难真实地反映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以及相关的结构矛盾。在中国，其实存在唯GDP的倾向，各级政府很容易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GDP目标，从而忽略了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挑战。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六保”为着力点，用底线思维直接面对问题，更加精准和聚焦。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也提到，我们的政策必须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出发点。在疫情冲击面前，必须要保证民众的生命安全和民生的稳定。这也是我们不能简单唯GDP的原因。此外，我们的政策还要与高质量发展相衔接、相配套、相一致，不能因为压力大而不顾一切。 但是，不设定增速目标不等于没有目标，不等于不去完成全面小康的目标，更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实际上，“六保”中已经暗含了隐性的经济增速目标。我们要保证调查失业率不超过6%，登记失业率不超过5.5%，城镇新增就业要超过900万，那么按我们团队的测算，GDP增长速度就必须要在4%左右这样一个水平。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当前这种特殊时期。我们的就业政策是应出尽出、应有尽有，传统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实现就业目标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实现相应的增长速度。我们不能让GDP增长速度来制约稳就业这个优先目标的实现。因此，设定失业率的目标就变得非常重要。 同时对于民生而言，CPI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设定一个通胀水平指标，意味着我们对这个问题是高度关注的。很多人担心采取扩张的政策会不会导致通胀，实际上，全球现在担忧的是通缩风险，就国内而言，可以看到PPI已经连续三个月负增长，同时CPI连续三个月出现大幅度回落，核心CPI以及购买力平价指数都已经处于很低的位置。目前来看，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下一步通缩的压力可能会急剧加大，特别是工业领域所面临的通缩问题会很严重。PPI持续三个月同比环比均为负增长，这意味着在工业领域出现了萧条的迹象。而工业领域的萧条会直接导致企业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 问：保就业首先要稳市场主体，报告对此做了一系列安排。除此之外，报告也提到要千方百计来稳定和扩大就业。是否有一些开拓性的思路来稳定就业以及拓宽就业渠道？ 刘元春：保就业实际上是通过几个层面来进行的。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通过扩大有效需求来稳定市场主体，通过实现经济循环的常态化，来使市场主体能够有稳定的订单和稳定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稳住就业的一个基本盘。所以《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是对于稳经济基本盘的一揽子宏观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 第二，我们不仅要通过扩大需求来稳就业，同时还要通过一系列的非常规方法来稳就业。首先就是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进行救助，防止出现破产潮，也就是保工保产。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从财政和货币角度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安排。其次，要通过高校扩招来延缓就业，形成一个就业的蓄水池，来缓解目前巨大的劳动力供需压力。所以今年有200万的高职扩招。同时，还有一个3500万人次的技能培训，这样也会缓解相当一部分就业可压力。我们把这种叫做比较消极的就业政策。最后很重要的就是，要扩大和巩固我们的安全网，在失业救济、失业补贴、贫困人群的救助上面加大力度。 当然前面也提到，《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所以已经有一些地方进行了这方面的创新尝试。比如在成都，原来在大街小巷摆地摊是不合法的，那么在这个非常时期，去摆地摊来增加弹性就业也是可以的。这些手段都体现了我们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同时，要进一步落实“放管服”，降低企业的各种行政成本。 财政扩张安排适度可持续 资金运用考验基层治理能力 问：财政方面，有观点认为目前安排的整个财政扩张力度还不够积极，您的看法是？ 肖钢：我觉得这个力度是合适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能光看新增1万亿加上特别国债1万亿。报告提出今年企业减税降费要超过2.5万亿，这个也是企业能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也增加了1.6万亿，这1.6万亿主要搞基础设施建设，是能够撬动消费带动就业的。所以我们要综合起来看这个问题。 另外，这次在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M2和社会融资的增长要明显高于去年，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40%等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这个组合加起来，我认为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并且我也多次讲过一个观点，即不能把子弹一次打光。现在宏观政策的空间还比较大，比如降准降息还有余地。 现在这个安排既加大了经济救助和支持的力度，也考虑到了政策的可持续性，是合适的。 刘元春：到底需要多少刺激才能达到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标准，我们团队其实进行了很多测算。刚才说到，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以上的水平，GDP增长速度需要在4%左右，这就需要一定的政策加码，加码的力度要使经济能够提升两到三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需要财政安排在5万亿左右的水平。 那么《政府工作报告》所体现的财政支出的增长是多少呢？赤字率对应1万亿，另外还有1万亿的特别国债以及新增的1.6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而这1.6万亿会产生一个杠杆效应。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就是今年要实现减税降费至少2.5万亿。算下来，财政整个的增长规模达到6.1万亿左右，新增的6.1万亿对于消费、投资的拉动基本在3个百分点左右。我们也算了一下2020年整个可支配资金规模会达到35万亿左右，这就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占GDP的比重已经是非常高的水平了，比欧美要高很多。新增财政支出的规模也已经占到GDP的6%左右。这个规模在世界范围内也不算低。此外，我们必须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要考虑未来的债务风险，因此，应该说目前这个财政安排是一个规模适度、风险可控、非常规操作、中期定位的方案。 这个安排可能不像一些市场人士所预期的力度那么大，但只有基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科学地进行测算，对于未来的压力和风险进行前瞻性的判断，才能科学把握政策定位。 问：《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特殊转移支付”，目的是保证1万亿特别国债和1万亿赤字资金能够直接下沉到地方。在使用特殊转移支付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刘元春：这2万亿资金就是要保基层运转，但基层市县对于相关资金有没有比较强的测算能力和管控能力？这其实是非常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比如，如果简单依照传统的方式发放资金。实际上很难触及到受一些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那部分群体。那么这个资金怎么发放？就需要地方进行一系列的创新。 问：如何理解《报告》提出的“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我国机关团体存在大量无效沉淀资金，这也是一个说了很多年的老问题了，怎么才能真正盘活？作为盘活存量的手段之一，公积金改革最近呼声也很高，您对此有何建议？ 刘元春：我们确实有大量的财政资金沉淀在各种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政府团体里面。这个沉淀规模非常大，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整个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低。所以从前几年开始，国家就在做盘活存量的工作。 今年我们财政收支的压力更大，而且财政不仅要加力还要提效。提效就是要在结构上进行调整，第一是中央和地方的支出结构进行调整，第二是要在急需项目和非急需项目之间进行调整，第三就是增量和存量之间要做出调整，所以要专门说盘活结余沉淀资金这个问题。如何能够加大目前沉淀在政府机关团体中的大量经费的流转力度和效率，是让积极的财政更加积极有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我们还有大量的公共储蓄，企事业单位的各种养老金、公积金等都是按照最原始的方式来进行存储，使用效率比较差。落脚到公积金来说，事实上很多小微企业并没有采取公积金的制度，或者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单位其缴存数额相差巨大，就有很多人提出公积金其实已经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一个因素，再加上这部分资金并没有很好地被使用，并没有用于职工的住房购买和消费，也没有很好地纳入到再生产体系中，所以就有了改革公积金的建议。 当然，这里面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核心的争论就在于公积金是否完成了为广大职工购买住房的历史功能。答案是部分完成，但还没全部完成。在这个改革建议中，最激进的就是完全取消，但这个阻力是非常大的；第二是把公积金缴存的最低额度从5%降低到3%，这样在降低企业负担的同时也缓和一些不公平的问题；第三是把公积金转化成企业年金，使它的属性转换成一个比较宽泛的保险类型的资金。我的意见是，改革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外也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思考一些差异化的创新手段来化解难题。 货币政策工具需要创新 是否为“临时性安排”存争议 问：货币政策方面，如何理解“引导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一表述？“明显”是一个有些模糊的概念，怎样算明显？ 肖钢：是的，明显并不是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我认为应该起码高两个百分点左右。实际上，M2增速去年年底是8.7%，今年4月是11.1%，社融余额去年是10.7%，今年4月末是12%，这两个指标已经基本实现了“明显”增长。 刘元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使M2和社融的增速明显高于去年。M2增速去年年底是8.7%，今年4月底已经达到11.1%，提高了2.4个百分点，应当说已经比去年有明显提高。下一步，增长速度还会有提升的空间，当然这个提升的空间并不是简单的量化。社融去年底整个的存量增速是10.7%，今年4月末达到12%，提高1.3个百分点，也可能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特别是贷款和债券要有进一步的增长。 问：报告第一次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在这方面有哪些工具手段可以考虑？ 肖钢：报告第一次提出来“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能够改进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是什么样的工具，那么我个人理解，比如美联储有很多工具，都是可以帮助资金直接达到实体经济的。例如他们设立了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特殊目的实体）、购买商业票据等等。在我们国家，央行也已经探索了一些工具，比如人民银行提供部分初始资金，依托专业机构市场化运作，通过设立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信用保护合约等方式，可以为民营企业发债提供信用支持。还有一个虽然现在用得不多，但也已经提出来了，即要推动实施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等。 所以，我认为创新的方式有很多，我们自己有一些经验，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这方面应该继续探索，这也是今年报告的一个亮点。 这些安排仅仅是临时性的举措吗？我不这么认为。传统上，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但在实践中，它事实上已经在发挥结构性调整的功能。不仅中国是这样，国外也是如此。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临时手段，它应该是货币政策功能的进一步演化，而且也是货币政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刘元春：这些工具体现在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对于疫情救助的专项贷款上面，由中央银行直接给相关的特殊金融机构进行专项贷款，然后由这些机构再进行定向投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直接途径。 从欧美最近的一些做法来看，他们往往是：第一由财政部进行注资，第二由央行进行配套，第三是建立相关的基金特别是救助疫情的复苏基金，再来对相关的实体部门进行直接投放。这样一套投放办法就超越了传统融资工具，更直接更便利，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当然，这样做也会产生一些后遗症，但我认为这些是疫情救助期间的一些特殊安排，是一些非常规的政策。 问：也有观点认为，“让资金直达实体经济”本质上是一个财政的手段，您的看法是？ 刘元春：不完全是这样。比如欧美采取的这个非常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向一些商业机构和企业贷款，以及可以直接购买一些企业的债券，包括一些高收益债券，这样一来资金的直达效率就非常高。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0条规定，禁止中央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是它可以向特定的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进行专项投放。如果国务院进行授权，也可以采取一些举措。 所以，第一就是我们下半年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实施上半年所投放的一些专项贷款。第二，会不会以国务院特别授权的方式来对企业直接投放信贷，这个还要再看一看。第三，财政出钱央行配合，成立一个纾困基金，然后向地方进行投放。目前欧盟已经采取了这种模式，我们是不是也会采取？也需要观望。 我想，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就是包括这些，但下一步会采纳什么方案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相配合以增强资金的直达性，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方案之一。 问：投资方面，报告明确了“两新一重”是重点，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要优选项目，不留后遗症”。在避免过度投资后遗症方面，有哪些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完善？ 刘元春：首先是要把项目选好。比如我们目前推出了基础设施REITs，要把项目选好，才能够按照这种市场化、法治化、公平竞争、资本化的方式来进行。 第二个问题是，新基建中的一些投资与运营主体分离得不是那么明显，这就要求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民营企业要有全面的介入和参与，才能避免挤出效应。 第三，运营主体、资金来源、投资模式、收益模式等等都要进行一系列的创新，特别是资金来源，不能简单地按照传统基建的方式进行。所以说，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是谁来做、怎么做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操作模式，另一方面也要总结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些发展经验，同时还要进行多元化的创新。 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面临挑战 政策实施要注意节奏力度 问：今年报告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大幅增加无还本续贷等等。其实看到这里下意识会有一些担心金融机构的不良率，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的不良率。 肖钢：确实如此。一方面，我们现在处于特殊时期，要有一些非常规的特殊措施；另一方面，也要把防范风险摆在重要的位置。 企业和银行是一个共生共荣的关系。实体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银行如果不做一点让利，等企业生产经营进一步恶化甚至最后倒闭，银行会面临更大的风险，这是一方面。同时，我们也要特别关注和重视中小银行风险。所以《政府工作报告》也提了这方面的要求，即如何帮助中小银行来补充资本。此外，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风控和定价能力等等都需要全面改进和加强。所以，现在对于中小银行要有综合性的措施安排，从而保障其稳健运行。 问：在经济金融领域，目前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点？ 刘元春：第一，我们会看到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会由于呆坏账的上扬面临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补充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第二，由于基层运转压力很大，很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债务膨胀和债务隐性化的问题，我们要防止债务膨胀、债务隐性化的死灰复燃。 第三，宏观杠杆率可能会在短期有较快的增长。因此，要考虑在宏观杠杆率持续上扬、还本付息压力大幅增加的时候，如何降低高杠杆率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银行利率还是要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要那么高。 第四，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新兴经济体汇率波动等一系列因素，可能导致我们跨境资本出现大进大出的状况。这也是我们要在这个特殊时期予以重点关注的。 应该说，经过前几年的整顿，一些金融风险已经得到了优化和处理，但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要打好风险攻坚战。 问：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我们目前在施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肖钢：我认为要注意“度”的问题，要掌握好节奏和力度。 实际上，小微企业的韧性还是很强的。在今年2、3月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需求以及个人消费信贷急剧下降，这部分贷款整体下降了60%左右。但从我调研的情况来看，五一长假以后，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增长幅度基本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这说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活跃起来了，经济开始恢复正常，人们的消费开始回补。当然，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恢复程度，但整体状况是在好转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注意掌握好力度。我是主张分阶段出政策的，不可能一次把政策都出齐。情况在变化、不确定性太多，但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完善。 问：您在今年的提案呼吁要发展互联网银行，进一步提升互联网银行对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在发展互联网银行的过程中，如何做到有序发展？ 肖钢：互联网银行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准入拿到牌照。但是，拿到牌照不意味着就没有风险了，真正要办好一家互联网银行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很多条件，比如要有足够的资本，要有很优秀的技术能力，所以也需要继续加强监管。 在这里我想着重介绍互联网银行的一个特点，即它的平均每户贷款数额是比较低的。从我调研的情况来看，大概是在3、4万元左右。前段时间我和一家互联网银行座谈，他们提到想提高贷款额度至10万元左右。坦率讲，每户平均贷10万，这也是非常小微的金额了。因此，互联网银行之所以能够较好地控制风险，和他们比较低的贷款金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像网络借贷一样放出去几百万，我想互联网银行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一个局面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希望乡亲们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的重要指示，让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备受激励。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代表委员表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奋力冲刺时不我待，务必绷紧弦、加把劲，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集中力量啃下脱贫硬骨头，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抓住就业这个“牛鼻子” 镜头——今年3月，距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城约2公里的城北乡易地扶贫搬迁2号安置点机器轰鸣，新城镇洛木村首批入住者特觉子夹，手握铁锹搅拌水泥浆，“一天能挣180元，今年脱贫稳稳的！”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脱贫攻坚全面收官带来了新挑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苏嘎尔布代表说，凉山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攻坚任务原本就很繁重，疫情给贫困群众外出务工、脱贫项目及时复工和农副产品外销等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用两手硬保障两手赢！”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正山代表说，疫情发生后，各地帮扶干部创新工作方式，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开启双线作战。“点对点、一站式”直达服务，解决务工人员出行难、就业难的问题；各村因地制宜设置保洁、卫生监督员等公益岗位，保障贫困群众就近就业。 “保障贫困群众就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萨依巴格乡党委委员、组织干事艾克拜尔·麦提那斯尔代表说，抓住就业这个“牛鼻子”，努力实现一户一岗增收脱贫。 据悉，墨玉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自然条件恶劣，资源匮乏，人均耕地不足1亩，产业基础脆弱。截至2019年底，仍有83个贫困村未脱贫出列，剩余贫困人口3.65万人。 “保饭碗、稳饭碗，努力降低疫情对贫困群众生活影响。”艾克拜尔·麦提那斯尔代表介绍，当地推进劳务输出和就业服务，做好易地搬迁后续工作。今年以来，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造就业岗位，墨玉县已有36760人实现就近就业。2018年以来，安置易地搬迁贫困劳动力4402人，实现易地搬迁贫困户至少一户一岗稳定就业。 “频道不换、靶心不散” 镜头——2016年3月，帮扶干部第一次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贫困户谭良平家里，就被眼前情景吓到了：木瓦房瓦片脱落，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散乱堆放，无处下脚。如今，谭良平一家移民搬迁到县城100平方米的安置房，儿子大学毕业在上海一家公司就业；夫妇俩在外务工，每月收入从过去的不到2000元增长到5000元以上……全家人开启了新生活。 “摘帽之后，脱贫攻坚仍然是中心工作，我们制定了脱贫攻坚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江西省瑞金市2018年实现脱贫摘帽，是赣南革命老区首个实现脱贫摘帽的县市。瑞金市委书记许锐代表说，按照“四个不摘”的要求，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去年，为1407户贫困户安排752.2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施项目1552个，没有一户脱贫户返贫。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在今年5月退出贫困县序列。“保持频道不换、靶心不散。下一步，继续巩固成果，防止返贫。”环江县县长黄炳峰代表说，确保脱贫户在产业发展、务工就业、搬迁安置、兜底保障等方面扶持力度不减，将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全部纳入监测动态管理，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防止返贫和出现新的贫困。 “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应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努力方向。”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晓林代表说，建立长效机制，应当把产业扶贫成效、利益联结效果纳入评估体系，“短平快”与“长期性”产业扶贫项目相结合。 “很多地方通过设立扶贫网格员、购买防贫保险产品等方式，在及时发现、有效应对上收到了良好效果。”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赵雨森委员建议，采取“政府引导+扶贫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社会捐助”等方式建立帮扶基金，允许企业享受扶贫政策，产生带贫收益和扶贫资产收益，适度反哺帮扶基金，进而加大帮扶力度和提高救助能力。 关键在激发内生动力 镜头——内蒙古杭锦后旗陕坝镇中南渠村贫困户陆振清一家六口人，老两口60多岁，儿子儿媳均身患残疾，生活一度深陷贫困泥淖。借助精准扶贫好政策，陆振清一家人好好干，腰包鼓了起来：土地流转到企业，每年收入两万多元；企业赊交了两头牛犊，给饲料还管技术，老两口养牛一年纯挣4000多元；儿子到企业上班，月月有工资。 “去年村里又脱贫40多户，今年只剩22户47人了！”眼看村子就要整体脱贫，甘肃镇原县临泾镇席沟圈村党支部书记马银萍代表和村两委班子，又开始了新的努力——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无缝衔接，让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腰包更鼓一点。去年，村里推广种植万寿菊，一亩地有近4000元收入，村民的生产积极性被点燃了，今年万寿菊种植面积翻了5倍。 内蒙古杭锦后旗陕坝镇中南渠村依托“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通过土地流转、订单种植与养殖、进厂务工等方式，打造脱贫利益共同体。企业以赊交方式，带动全旗284户贫困户参与肉牛养殖，提供饲料及技术帮助，每头牛增收2000多元。村党总支书记张继新代表说，“咱村里长出一条脱贫产业链！” “打牢基础，需激发贫困地区发展潜力。”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委员说，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关键在于“有业可创、有工可就”。刘木华委员建议，应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冷链物流，让农村产品“出得去”“及时到”，“千方百计发展好乡村产业，让贫困户有适合自身条件的创业途径。” “乡村振兴没人不行、没能人更不行。”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刘木华委员建议，出台政策鼓励乡贤回乡，加快补齐乡村交通、卫生条件等方面短板，打牢基础设施的硬件平台，吸引乡贤投身家乡建设，推进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了，致富心劲足了，生活越来越精彩。”马银萍代表说，村里雇了11个保洁员，全是贫困户，他们干活勤快，村子变美了，村民笑容更多，保洁员每个月还有500元收入，一举两得！张继新代表说，近年来，村里修柏油路、建采摘园，闲置土地变成文化广场。今后还要全力发展现代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美丽乡村更加富足。 （本报记者常钦、王明峰、李亚楠、寇江泽、李茂颖、李纵、吴月、齐志明、郝迎灿、张艺开、黄超、左潇、张枨、丁怡婷、 巨云鹏）
“六稳”工作、“六保”任务，就业都是摆在首位。代表委员表示，只要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根据就业形势变化调整政策力度，千方百计稳“饭碗”，多管齐下造“饭碗”，我们就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就业形势稳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就业形势，出台一系列有力措施，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千方百计稳住就业基本盘。下一步就业优先政策如何全面强化？保居民就业还有哪些实招？这些问题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就业优先，多措并举稳“饭碗” 河南省开封市市长高建军代表近来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饭碗”问题，“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尽快把帮扶政策送到企业手上，稳企业保就业，稳住百姓‘饭碗’。” 代表委员坦言，在疫情防控中，从返岗困难、物流受限，到企业资金紧缺、经营困难，再到出口行业受到冲击，就业面临的挑战不小。怎么办？全面强化就业优先！ 助力企业解难题，把岗位需求保下来。 复工复产成效明显。截至5月18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人员复岗率分别回升至99.1%和95.4%，已基本达到正常水平；全国中小企业的复工率达到91%。复商复市有序推进，商场、超市、宾馆、餐厅等场所逐步开放，稳定了服务业这一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援企稳岗扩就业，让就业“饭碗”端得稳。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委员说，助企纾困政策频频出台：上半年预计为企业减免社保费超6000亿元，降低电价、气价为企业减负达670亿元；实施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低成本贷款2.85万亿元。 “从目前情况看，保就业举措的积极成效正在显现，许多企业的困难得到缓解，为稳定就业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莫荣委员说。 政策织密保障网，让就业底线兜得牢。 “我们努力发挥好失业保险的作用，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优化申领手续，加强对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力度。”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副州长陈亮代表说。 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全国已经向230万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93亿元，代缴医疗保险费20亿元，向6.7万名失业农民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4.1亿元。 援企稳岗，为就业提供更多源头活水 代表委员表示，稳企业才能保就业。稳企业，根本上还要靠发展。 “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正不断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能。”莫荣委员说，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千方百计挖掘各方面优势和潜力，为就业提供更多源头活水。 代表委员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去年GDP总量接近100万亿元，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完备产业体系，为就业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不断优化的经济结构也创造了更大的就业天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新岗位、新职业不断涌现；家政、养老等服务领域，就业缺口达上千万。 保就业，要大力帮扶企业渡难关。 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主体，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莫荣委员表示，当前，中小微企业面临的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最希望获得资金支持。“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的精准滴灌作用，研究更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阶段性举措，扶持在疫情中受到冲击的中小微企业，帮助其渡过难关。”莫荣委员说。 高建军代表说，稳定企业运行，需要用好政策“工具箱”，让服务跟上企业发展节奏，这样才能使企业轻装上阵，积极保就业，开足马力复工达产。 保重点群体，织密就业保障网 代表委员表示，保就业要抓住重点，当前要下大气力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就业保障网是否织得密，保障困难群体就业工作很关键。“对于家庭困难人员，建议加大力度实施就业困难人员一对一帮扶，强化跟踪服务，及时落实扶持政策，切实做好他们的就业工作。”陈亮代表说，针对年龄偏大、技能缺乏、身患疾病等就业能力较弱的人员，还应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和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高校毕业生就业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截至5月14日，在人社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活动上，已有165万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需求1725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要做到线上线下齐发力。”高建军代表说。 “对灵活就业人员，要有相对灵活的政策。”高建军代表建议，对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可以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不少农民工更希望就近就地就业。”在走村入户调研中，陈亮代表感受到乡亲们求职意愿的变化。陈亮代表说，国家出台了鼓励返乡创业、以工代赈带动就业、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岗位等政策，促进农民工实现就近就地就业，要让这些政策措施落实落地。 莫荣委员表示，要加强对疫情影响较大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失业风险监测，采取各种措施稳定就业，同时做好失业应对预案。 代表委员认为，“稳”是基础，“保”是底线，只有稳住了就业、保住了就业，才能化危为机。“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有广大劳动者和企业家共克时艰、拼搏奋斗，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莫荣委员说。
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董事长王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建议，继续从支持零售业入手促进消费，帮助企业纾难解困，一方面更加细化与科学施策，另一方面保持一定的政策延续性。 发放消费券注重普适性 王填称，疫情发生后，多个省区市相继推出形式多样的消费券以刺激消费，消费券的发放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不过，各地发放的消费券大多指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住宿、文化旅游和购物中心等。在有些城市，为保供应、稳物价、稳就业发挥积极作用的商超企业被排除在外。 王填认为，部分地区消费券发放中存在设立前置条件、保护本地利益以及选择单一发放平台问题。“比如有些地方政府要求，报名参与消费券活动的商家满足‘本地纳税’条件。对连锁经营企业来说，当地门店为本地就业、商品供给和社区服务做出了积极贡献，却因为没有在当地设立单独的法人实体，被排除在消费券活动之外。” 王填建议，将商超企业纳入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可考虑定点发放米面油奶蛋等基础生活类商品的消费券给到低保人员，保障民生，也可给低收入人群直接发放现金。同时，消费券应该允许购买非食品和部分食品。例如服装、家电、玩具、彩妆，以及酒、果干、滋补品等，助力上游中小企业的生产和品牌建设。可通过多平台发券，或者通过政府招标程序确定平台，让消费者、商户可以自由选择，保证公平竞争。 减轻企业促消费成本 王填表示，连锁经营企业因为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同，无法在每个地方单设法人，所以在企业成本减免方面的政策，如给中小企业的房租减免，以及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全部减免等政策，都被排除在外。 “绝大部分地方房租减免政策仅针对中小微企业，连锁经营企业经过门店综合统计后不被认定为中小企业；商超因为三保要求持续开店，不在减租范围之内。”王填说。 王填建议，在中小企业认定方面，考虑连锁经营企业特点，以单个门店为单位比照中小企业标准，享受相关的社保以及租金减免的优惠政策。将尚在营业的零售企业纳入享受房租减免的主体范围，按企业实际经营场所的房租交纳所在地给予房租减免。 王填建议，对延长营业时间造成的水电使用成本给予减免，尽快实现水电气工商同价，减轻税费，支持农产品粗加工及冷藏保鲜的水电价格参照农业生产计费，降低农产品经营成本，减少市民菜篮子支出。 延续释放更宽松就业政策 王填表示，鉴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以及企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建议国家延续释放更加宽松的、为期两年以上的稳就业和促就业提振政策，保障企业生存和稳健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王填建议，延续企业社保缴费减免期。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通知要求的企业社保缴费减免期限结束后，出台两年内不上调三项社保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的短期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稳就业促就业。同时，延续两年线上培训补贴政策，满足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的需求，帮助企业继续保持人才竞争力，助力企业稳定发展。将工会经费返还政策拓展到所有企业；扩大享受残保金减免范围，支持“就业辅导员”队伍发展。 王填表示，出台就业见习和吸纳就业补贴短期政策，鼓励企业提供就业见习机会、招录新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当地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失业人员等劳动人口实现就业。建议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规划，评估院校毕业生人数，企业就业岗位情况，出台相关的两年短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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