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施越来越近——延迟退休对年轻人就业影响有限 □ 随着社会经济发生显著变化，人均寿命显著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形成，现行退休年龄偏低的情况已与当前经济社会环境不相适应。 □ 从就业结构来看，将来延迟退休会有一部分岗位影响到年轻人就业，但这种影响有限。 近期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一表述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延迟退休如何延？是否会影响就业？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相关负责人和业内专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岁左右，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近70年未有调整。 专家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发生显著变化，人均寿命大幅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形成，现行退休年龄偏低的情况已与当前经济社会环境不相适应。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长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实施积极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提高退休年龄已成为世界各国社保改革进程中一项普遍改革手段。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会加剧就业难吗？有观点认为，就业是老的不退休，年轻的就进不来。但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并非绝对的一对一关系。有关专家表示，从就业结构来看，将来延迟退休会有一部分岗位影响到年轻人就业，但这种影响有限。 “延迟退休对就业会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效应不大。因为老年人工作岗位和年轻人工作岗位存在较大差异。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更多取决于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延迟退休占用的就业岗位并不会绝对地替代年轻人就业机会。另外，我国每年退休员工数百万名，相对于7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讲，进入延迟退休行列的劳动者规模并不大。”李长安说。 在李长安看来，渐进式延迟退休实施后，缴费年限增加，相应群体的养老金水平也会提高，因此养老保险基金增收部分也应主要用于提高延迟退休群体养老待遇上，不存在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外一部分人不利的情况。 有人担心，实施延迟退休，是不是因为养老金不够用了？对此，人社部养老保险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是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养老保险工作的“底线”和“红线”。 “从今年前三季度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实际运行情况看，总体较平稳，甚至还好于预期。从基金收支看，总收入2.1万亿元，总支出2.8万亿元。虽然短期收入低于支出，但基金累计结余4.5万亿元，国家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人社部养老保险司有关负责人说，在制度建设上，养老金长期确保发放已有根本性制度安排，今年各省市都将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规范的省级统筹，不仅能够进一步提高全省养老保险基金统一调度使用能力，确保全省养老金发放，还为下一步实施全国统筹打下良好基础。 延迟退休何时能出时间表？今年9月份，人社部有关负责人回答网民关于延迟退休政策提问时表示，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适应人口老龄化和预期寿命延长的需求，认真研究相关政策措施。 李长安认为，从节奏上看，延长退休年龄从立法到改革落地，往往有一定的时滞，会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逐步达到目标年龄。 还有人担心养老金领取年限问题，“假设自己活到80岁，60岁退休的话，能领20年的养老金；如果延迟到65岁，只能领15年”。 人社部养老保险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保人员养老金水平与其缴费时间长短、缴费金额高低密切相关，参保人员缴费的时间越长、缴得越多，退休后待遇水平会越高。 “渐进式延迟退休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制度设计上要尊重劳动者个人意愿。为此，延迟退休改革应当与养老保险计发办法和调整待遇办法改革统筹推进，形成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机制。”李长安说。(记者 韩秉志)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去年的不平凡，在于疫情冲击下经济发展成绩的来之不易；今年的特殊重要性，则在于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起步之年，务必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从经济发展的供需两端来看，供给侧改革只能循序渐进，需求侧管理更易短期见成绩。所以，扩大内需、坚定促消费，是“迈好第一步”的重要保障，在2021年便有了特殊重要性。 稳就业是基础 促消费，收入是基础。收入问题又涉及到就业问题、薪资问题、社保问题以及收入分配问题等多方因素，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所称，“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收入问题是个长期问题，短期见效果，最核心的还是稳就业。稳了就业，才能稳住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 2020年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曾短暂升至6.2%的高位，之后在一系列抗疫政策刺激下，经济逐步回暖，城镇调查失业率于2020年11月回落至5.2%，前11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99万人。 成绩实属不易，但基础并不稳固。成绩的背后有刺激政策的功劳，随着相关政策陆续退出，2021年会迎来真正的考验。 当前，企业盈利能力仍不乐观。2020年前三季度，A股（非金融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ROE算数平均值为-1.02%，扣非盈利不能回正，发展信心不可能稳固。 据经济日报-邮储银行联合发布的小微企业指数，当前小微企业绩效指数、信心指数均处于低位。作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小微企业主较低的信心，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2021年稳就业的压力。 在此情况下，2021年仍要把稳就业放在首位，而稳就业的前提是稳企业，稳企业的前提是稳资金。 2020年疫情期间，金融体系推出“抗疫大礼包”，效果显著。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完成对6万多亿元贷款的延期还本付息，累计发放3万多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3000余万户经营主体，实现1.5万亿元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目标。 现在市场担心的是，2021年这些政策如何延续、怎样退出？若不能稳妥退出，很容易对企业现金流继而对稳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近几个月来，债券市场波动已经对大中型企业构成实质性压力。 自2018年以来，国内债券市场违约就已呈快速上升态势，受疫情影响，2020年债券违约金额创近年来新高，达到1640亿元。尤其是2020年11月以来，40只债券密集违约，合计金额455亿元，一度将市场情绪带至冰点。 显然，企业层面还谈不上“稳”。2021年稳就业，仍应把重心放在稳企业上面，融资支持、减税降费轻易不能停。 县乡市场是着力点 稳就业、稳收入来提振消费需求，消费回升后，还需要供给侧承接。 就供需结构看，一二线市场的消费升级仍在继续，对供给侧的要求是产品升级、品牌升级；此外，县乡市场的消费空间渐次打开，对一二线市场趋近饱和的品质消费、品牌消费构成巨大承接力量。 顺应消费侧分层的新特征，供给侧需同时做好品牌升级和市场下沉两件事。一二线市场的品牌升级是个长期过程，短期来看，县乡市场才是消费回暖的支撑力量，也应是2021年政策发力的着力点。 2012年以来，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便持续高于城镇地区。事实上，这两年，把握住下沉市场机遇的产品，大都迎来了增长的第二春。 近日，商务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下称《通知》），特别指出要“更大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农村地区消费结构正持续改善：食品消费占比持续下降（2019年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仅与城镇居民相差2.3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文教娱乐占比持续提升，对家庭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实现快速上涨。 以空调为例，2019年末，农村地区每百户家庭空调拥有量为71.3台，是2011年的3.15倍。即便如此，与城镇地区同期的148.3台相比，仍有一倍的增长空间。 与快速释放的需求相比，县乡市场在供给侧仍面临着制约条件：线下商超分布有限，竞争不充分，正品少、价格贵的现象普遍存在；线上电子商务，则受限于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尤其是农村地区，送件取件都是难题。 《通知》提出要“完善农村流通体系”、“加快发展乡镇生活服务”、“优化农村消费环境”，算是直指问题核心。但这些问题并非新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根源在于市场规律的主导作用——无利可图，便难以持续。 比如县镇地区人口密度小、需求频次低，流通企业难以形成可持续盈利机制，就会导致最后一公里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再比如“超市进镇”，要养活一个中型以上超市，对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等都有客观要求，不能盈利，自然是进进出出，留不下来。 所以，激活县乡消费市场是个大命题，也是个大生态，需要多方面的因素互为条件，只能循序渐进、渐次优化，不能奢望短期内见大效果。 在交易环节添把火 打基础的工作重在谋长远，短期见效果，更适合在交易环节发力。简要言之，以造节、补贴、贷款为主要抓手。 一是造节。造节最成功的是电商平台的“双十一”大促。每年的“双十一”，消费者的最大诱惑就是面对一年得以一见的便宜，不买如同吃了大亏，于是顾不得钱包缩水，总要剁手买买买。 “双十一”的成功在于营造了一种购物氛围，而这种购物氛围的营造并非电商平台的专利。这几年，很多地方政府主导的“美食节”、“文化节”、“房•车巡展”、“节日大庆”等也屡屡见诸报端，只是优惠力度有限，造节效果难以出圈。 二是补贴。早在2007年底，财政部、商务部联合推出“家电下乡”政策，效果显著。截止2013年3月，全国累计补贴家电2.93亿台，补贴金额876.7亿元。 全国性的“家电下乡”逐步退出后，各地仍不时推出“汽车摩托车下乡”、“家装下乡”、“节能补贴”、“以旧换新补贴”等类似政策。疫情之后，多地推出餐饮购物消费券，也是类似的思路。站在促消费的视角，消费补贴更优于收入提升，效果立竿见影。 三是消费贷款。对于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以及装修、培训等大额消费，消费贷款仍是重要的刺激手段。 2020年，疫情和强监管加速消费金融行业洗牌，个人短期贷款余额一度跳水，之后用了近一年时间缓慢恢复至常态水平。2021年，经济回暖、消费复苏、居民收入增长是大概率事件，前期压制的消费贷款需求被释放，消费金融有望迎来低不良、高增长的一年，继而助力消费复苏。 综合来看，2021年促消费，在交易环节仍有很多文章可做。可联合多方力量，商家出折扣、金融机构出贷款、平台出场景、财政出补贴，精选重点消费品强势造节，用难得一见的“大优惠”激活消费者的购买欲，达到精准刺激消费的目的。 回归消费本源 在现代商品经济中，消费具有双重属性，既能满足消费者自身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推动整个产业链创新向前的根本驱动力量。 宏观层面促消费，多着眼于消费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倾向于大开大合；落到微观视角，着眼于消费者自身，则又很难避免过度消费、过度借贷等伴生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需要不同的力量去调和、平衡。 若调和得当，促进消费与提倡节约并不矛盾，也不应该矛盾。2021年，期待消费重回推动GDP增长的C位，也期待消费者能够理性消费，体验“有节制的丰盛”。 附：促消费8条政策建议 1、联合财政、商户、电商平台等，多方筹资，扩大消费券、预售券的规模和范围，发挥其杠杆作用，有效撬动消费。 2、多方联合，财政出消费券、金融机构贴息、商家出折扣、平台出场景，用有吸引力的“折扣价”制造“购物狂欢节”，激活消费者的购买欲，再造几个“双十一”。 3、重视消费贷款在促消费中的重要作用，鼓励银行加大与非银消费金融机构合作，鼓励消费贷款业务，确保消费贷款不滑坡。 4、成立政府基金，购买合格的民营企业债券，托底优质民营企业融资市场，稳定社会预期，间接稳就业、稳消费。 5、把握“消费升级”和“消费下沉”两个市场，推动制造业品牌升级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推动物流下沉激活县乡市场消费需求。 6、短期来看，房子和车子仍是刺激消费的重要抓手，在住房调控和汽车限购的背景下，允许各地基于实际情况调整购房、购车政策。 7、中长期看，稳步推动居民财富效应动力更替，从房产转向资本市场，多策并举提升民众对资本市场信心，借力股市财富效应，持续推动消费型经济转型升级。 8、中长期看，提升消费需降低储蓄率，扭转居民高储蓄习惯需在医疗、养老、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上持续提升民众安全感。
2020年万达集团全年新开业45个万达广场、74家万达影城、14家万达酒店，累计为社会创造服务业就业超过15.4万人，其中大学生超7.8万人，约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的1.3%，连续多年新增就业超过全国当年新增就业总量的1%。 保就业是“六稳” “六保”之首，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就业压力加大。万达集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把“稳就业”“保就业”作为最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虽然遭受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五月初万达集团就明确全年开业45个万达广场目标不变，因为保开业，就是保就业。 万达广场既是现代服务业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岗位种类多样，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适合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城市人群就业。以往万达广场就业中大学生比例约占40%，针对2020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大、受疫情影响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万达集团要求各地企业加大招聘大学生力度，确保万达广场今年新增就业中大学生比例达到50%左右。 截至2020年底，全国开业的368座万达广场创造就业岗位总量超过151.1万个，其中大学生69.1万人，成为全国服务业就业的重要蓄水池和稳定器。 （责任编辑：张海蛟）
2020年万达集团全年新开业45个万达广场、74家万达影城、14家万达酒店，累计为社会创造服务业就业超过15.4万人，其中大学生超7.8万人，约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的1.3%，连续多年新增就业超过全国当年新增就业总量的1%。 保就业是“六稳”、“六保”之首，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就业压力加大。万达集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把“稳就业”“保就业”作为最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虽然遭受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五月初万达集团就明确全年开业45个万达广场目标不变，因为保开业，就是保就业。 万达广场既是现代服务业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岗位种类多样，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适合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城市人群就业。以往万达广场就业中大学生比例约占40%，针对2020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大、受疫情影响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万达集团要求各地企业加大招聘大学生力度，确保万达广场今年新增就业中大学生比例达到50%左右。 截至2020年底，全国开业的368座万达广场创造就业岗位总量超过151.1万个，其中大学生69.1万人，成为全国服务业就业的重要蓄水池和稳定器。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1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22.1%。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10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下降。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10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1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1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调查失业率继续下降。11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月继续回落0.1个百分点，已经接近上年同期水平。其中，就业主体人群的调查失业率为4.7%，也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中国社科院《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为蓝皮书)认为，在经历了疫情暴发初期的短暂而激烈的震荡后，伴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复工复产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主要经济指标的逐渐修复，中国劳动力市场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趋于稳定。随着经济增长状况的逐步好转，预期2020年第四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将会进一步修复，并基本达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结合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指标看，到2020年第四季度有望实现充分就业。 中国社科院院长谢伏瞻在蓝皮书撰文指出，在2021年的宏观政策上，宜选择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做到稳存量、扩增量和提质量有机结合。他建议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各类市场主体运转活力，完善灵活就业和新业态就业支持体系，确保就业机会得到持续创造，同时紧密关注重点群体就业，提供多元化、针对性的公共服务。此外，加大职业技能提升力度，促进市场性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在人力资源服务业中的应用，以此推动就业匹配质量提升。 “要看到，进入秋冬季以来，外部疫情再次出现反弹，世界经济处于疫情冲击和经济恢复的角力之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比较多。”付凌晖说，国内经济恢复仍处在恢复进程之中，一些新情况、老问题相互交织，结构性矛盾凸显，夯实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还需要加力。下一阶段，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效，继续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继续扩大有效需求，着力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何凡)
求职者从一家招聘企业的广告牌前走过。新华社发（苑立伟 摄）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供给不仅增速下降，规模也开始出现减少；随着人工成本不断上升，过去长期依赖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眼下，我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外部经济环境挑战增多，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投资、消费、出口拉动增长和带动就业能力下降，给一些地区和领域的就业带来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沿海地区招工难、用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创新高，农民工等群体就业质量有待提高，城镇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到来，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受到冲击，一些职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些行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人口和就业等一系列变化，有必要研究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规模，并提出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形势的对策建议。 我国劳动力供给特征及趋势预测 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每年以千万规模保持增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以2013年至2019年为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几年保持1300万人以上。从总量看，我国的部分群体还存在就业压力，但就业总量已经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就业的结构性风险大于总量风险。当前，劳动力供不应求成为常态，表现为：一是适龄劳动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规模进一步减少；二是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市场监测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以上；三是中等、高等教育扩张延缓推迟了适龄劳动人口进入就业市场，青年劳动参与率有所降低。 从人口角度看，近年来我国人口变动出现“三低”和“三化”特征，“三低”是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三化”是指老龄化、少子化和农村空心化。劳动力供求呈现“五降一升”特点，其中，“五降”是指人口增速下降、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就业人数下降，“一升”是指求人倍率上升。 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其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产业、群体及劳动力供给质量等方面。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适应接纳亿万农民向市民转变等方面。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内地劳动力比较优势显现，劳动力由过去的“孔雀东南飞”变为随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返乡回流。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为代表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处高位，技能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一方面，企业反映招工难，一线普通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屡创新高，就业压力持续加大。 长期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生育率的走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继续减少，劳动力供给规模持续下降。同时，不同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将继续下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后工业化时期有可能下降到50%以下。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和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培育人口质量红利是现实目标。 基于趋势判断和已有的劳动力供给数据，我们通过相关模型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至203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从9.89亿人下降到9.63亿人，劳动参与率从68.44%下降到65.17%，按照两项指标自身发展趋势推算，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不断下降，到2030年达到6.27亿人。 我国劳动力需求特征及趋势预测 从需求端看，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增长会下降，但就业规模仍会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就业规模并不相同，经济总量越大，每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规模越大。比如，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岗位的创造就要比十年前多。因此，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并不意味着就业就会出现大规模下降，由于我国经济存量、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产业结构具有多样性，可以预期我国就业岗位需求规模仍将不断扩大。 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不少部门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岗位大部分是一线普通工人和服务人员，行业也多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和自动化技术快速发展，一些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一些重复性、流程性和安全风险高的岗位开始大规模自动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多转向普通操作工、一线客服、物流快递等对受教育和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随着我国产业加速向中高端迈进，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中的一些新岗位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 在实体经济领域，2019年我国工业企业用工下降，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不断减少，从业人员在行业间的分布出现了新变化，逐渐由传统的原材料制造、高耗能行业向先进制造业转移，反映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与此同时，以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变量。历次产业革命经验表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通过淘汰旧的生产方式，在短期内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破坏。同时，广义的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就业的“创造效应”，随着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新产品及中间产品的扩张,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综合来看，只要生产扩张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替代效应”，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 劳动力需求作为派生需求主要受经济增长、资本及技术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我们预测认为，从趋势上看，未来十年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将不断下降，从2020年的1.87亿下降到2030年的1.09亿，第二产业从2亿下降到1.6亿，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从3.8亿增加到4.9亿，综合三次产业我们认为，到2030年劳动力需求总量约为7.6亿。 积极应对劳动力供求变化 展望未来，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不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我国人力资源开发配置效率，我们拟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劳动力供给规模，提高劳动参与率。一是研究出台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随老龄化进程加快和老龄人口增加导致更多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二是研究出台生育政策，以应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近期和长期影响，避免下一代际劳动力增长率继续降低和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三是健全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生育配套政策，以应对总抚养比上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家庭负担加重、女性及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减少临近退休人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后顾之忧。 第二，减少就业结构性障碍，促进就业公平。一是减少就业性别、城乡及地域歧视，重视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深入研究我国不同就业群体的特点和作用，促进就业公平。二是加强就业创业基本公共服务，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减少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中的机制障碍和求职成本。三是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打造和谐劳动关系，支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互惠共赢。四是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加快清理和消除阻碍就业创业的壁垒，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基本权益。 第三，更好推动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一是加强后疫情时代劳动力有序流动的研究，保障劳动者迁移、择业、社保接续转移等基本劳动权益，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二是促进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和农民向市民转变，进一步提升基层一线劳动者工作技能，加快学习和更新传统知识结构，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更好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三是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研究乡村空心化和农村产业转型中的就业问题，加大农、林、牧、渔等产业从业人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农村贫困劳动力等技能培训力度，做好“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就业帮扶工作。 第四，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新时代呼唤新型劳动者。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深入挖掘人口质量红利，提升我国劳动力技能素质水平，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一是要针对当前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加大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通用就业技能和基本职业素养。二是加快中专和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以行业、岗位、职业和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企业化定制及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提高劳动力供需匹配质量。三是着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招生规模，引导社会资源投入职业院校发展，增加技工供给数量。 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形势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李建伟 执笔：钱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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