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开年，新一波房企高管“离职潮”涌现。据北京商报记者梳理，截至1月16日，已有超15家房企的高层人事出现了异动，不乏多家房企董事长、总裁等较具话语权的公司高层先后宣布离职。而现阶段被委以重任的高管，则多具有财务背景。专家指出，2020年度经营状况不达标或是本轮高管“离职潮”的主因；而新晋高管由具有财务背景的人才领衔，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三道红线”紧逼、行业利润空间及经营压力使然。 财务背景领衔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在2021年初涌现的房企高管“离职潮”中，目前宣布高管离任的企业已超过15家，涉及龙光集团(港股03380)、荣盛发展(行情002146,诊股)、新城控股(行情601155,诊股)等企业，岗位则涉及公司董事长、总裁、董事等高层。 近期最新的高管人事异动，发生在1月15日。当日，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发展(行情600748,诊股)”）对外发布关于公司董事兼总裁辞职的公告。同日，泛海控股(行情000046,诊股)股份有限公司也公告披露了董事会人士变动情况，该公司董事会同意张建军、刘国升为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值得一提的是，从新获委任或提名的房企高管来看，普遍具备财务背景。 以泛海控股近期获提名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刘国升为例，系经济学硕士，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历任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等。现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泛控股(港股00715)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此外，新城控股新任执行总裁梁志诚以及奥园集团新晋执行总裁陈志斌，也在财务领域经验颇丰。梁志诚个人履历资料显示，其为高级经济师，天津财经大学EMBA；职业经理人陈志斌则是毕业于中山大学金融学“80后”，在升任集团执行总裁之前，便已被委任为奥园集团副总裁、财务资金中心总监。 “房地产行业过去强调营销，那个时候营销型人才颇受器重；而当下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在‘三道红线’落地的背景下，现阶段具有财务背景的人才，在管理层中的地位得到了明显提升。” 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一批财务背景高管领衔，或将成为未来房地产行业高管跃升路径中的一种趋势。 经营不理想或是主因 从北京商报记者梳理的房企高管离职时间来看，岁末、年初为人事变动的高峰期。多位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岁末及年初高频的高管离职，与房企经营状况不达标这一因素不无关系。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称，近期房企高管离职频发，一方面原因是销售结果不达预期，另一方面原因是在“融资难”的背景下，企业面临扩张加速之下又有大量到期债务，这种重压之下容易导致主动离职。 一众房企的经营压力，在数据层面也有所印证。据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数据，从2020年房企的目标完成情况来看，尽管绝大部分企业在年内完成了此前设定的业绩目标，但从整体来看，受疫情影响，2020年企业整体的业绩完成情况并不十分理想。具体来看，目标完成度超110%的房企数量不及2019年，仅占提出全年业绩目标房企的27%，为近五年最低；而距离业绩达标目标完成度在90%-100%之间的房企数量，则较上一年度明显增加。 严跃进表示，一般而言，房企高管离职潮与市场行情相关度很高，“行业周期表现下行，加之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压力承压，这个时候离职跳槽的现象会比较多。中小企业高管离职相对较多，反映出该类型房企抗压能力较弱、经营压力较大”。 职业经理人是未来 除了房企经营状况不达标导致房企集团高层人事变动外，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房企区域公司自2020年以来也频频“换血”。据媒体报道，新力地产成都城市公司总经理这一岗位，在两年内已换3人，先后经历了罗毅、陈凯、徐立三任总经理。 “为了达成目标，不少房企选择用重金来挖其他品牌房企的优秀高管，但同时也会带来不同公司文化的直接冲突。”张波将这一原因概括为影响高管人事变动的第三类因素。 在业内人士看来，房企未来的发展水平如何，与组织调整和管理体系的重新搭建密切相关。企业要想彻底完成由家族化管理向职业化管理的转型，必定要匹配一套先进的管理体系和组织架构。 “新形势下，房地产行业由过往粗放发展走向效率发展，由资源驱动过渡到管理驱动。其中精益化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思维，不仅是新阶段下房企提质增效的重要一环，更是企业规模再上台阶的‘长效机制’。” 克而瑞研究中心研究总监谢杨春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头部房企在人力资本方面优化加码。 据谢杨春介绍，现阶段尤其是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新的行业变化、新的企业战略，组织架构变革和调整动作频繁且力度较大。根据CRIC统计，2020年50强房企中有半数左右的房企进行了组织架构的调整，优化核心、围绕精总部、资源整合与优化、权责下放等多个方面。 至于行业需要怎样的职业经理人，张波分析认为，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成为复合型人才，尤其是营销类高管要具备相应的线上化销售能力，摆脱对于渠道的依赖性。另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产品思维力，能精准通过大数据把握不同城市和区域购房人群的趋势变化，未来具备产品思维力会变得更为重要。
近日，来自山西和贵州两地的70余名上市公司高管齐聚贵阳，参加由山西省上市公司协会、贵州证券业协会和上海证券报共同主办，山西证券、中德证券协办的“新生态、新环境、新发展”秋季研讨会，探讨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最新监管政策，热议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 上海证券报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中校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正逢资本市场成立30周年，A股市场已经集聚了40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接近80万亿元，跻身全球资本市场前列。在2020年国内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希望与会企业代表能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收获，在交流与碰撞中收获更多的思考，在“后疫情时代”更加行稳致远。 今年是监管政策密集出台的一年。研讨会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监管员鲍江楠，就沪市主板公司基本情况、当前形势下的监管工作思路以及上市公司监管重点及案例等进行了分享。 中德证券董事王洁以“资本市场改革与上市公司资本运作”为题，就再融资改革思路、并购重组新思路等内容作了发言。她表示，要抓住资本市场改革的窗口期，增加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比重，降低资产负债率；抓住低利率窗口期，积极调整上市公司负债结构。 研讨会结束后，参会的上市公司高管还走进贵州茅台、航天电器进行了考察交流。在航天电器，一行人参观了公司展厅、工信部精密电子元器件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试点示范生产线、接触件车间、电缆组件装配车间等，并就人才队伍建设、创新能力培养等与航天电器高管进行了交流。在贵州茅台，一行人参观了公司包装车间，实地了解茅台酒生产、酿造工艺和技术。 与会的上市公司高管纷纷表示，此次研讨会收获满满，通过思想碰撞获得了很多启迪，也在充分交流中寻找到了合作共享的发展机遇。这样的交流活动非常有益，要持续进行下去。希望上海证券报能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凝聚多方合力，促进更高质量发展。
辞职四年后，龙江银行前行长关喜华未能实现“软着陆”。其曾与前任董事长“内斗”的事儿已经不是坊间新闻，最终双双落马。此前，龙江银行又多位高管落马，这些恶性事件给龙江银行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阻力。现在新管理团队正带领龙江银行走出阴影，向高质量银行方向发展。
刘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 在上市公司中，高管年薪过100万并不鲜见。但投资者们甚至经济学学者经常就高管薪酬是否能有效改善公司业绩而争论。好业绩一定要通过更高的薪酬激励完成吗？有没有可能降低高管薪酬，却能让企业价值实现最大化？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刘琦与合作者的实证研究中，引入了“市场价格信息”这一影响因素，从而为制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最优方案”提供了全新思路。研究结果表明，当市场摩擦降低时（即让投资者更容易从信息中获利），股票价格中信息含量的增加，能够更有效地帮助高管进行投资决策，进而降低以绩效为基础的高管薪酬。 这项研究的标题为Contractual Managerial Incentives with Stock Price Feedback，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该期刊1911年创刊，是美国最重要、影响最大的经济理论刊物之一，研究内容涉及经济理论，应用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 01 金融市场影响高管决策的两个渠道 金融市场可能通过两个渠道影响高管的实际决策。首先，高管从股价中获取新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即反馈效应。其次，即使高管没有从市场价格中获取新的信息，他们行动的动机也取决于这些决策有多少能够在股价中反应出来。现有文献多侧重于研究第二种渠道，并指出一种互补的关系：股东越来越将薪酬与公司的股价挂钩，因为后者更好地反映了管理绩效。然而，有关管理层薪酬的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第一个渠道。 在金融市场中，信息的生产可部分替代高管薪酬合同中的激励条款。通过汇总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市场可以向管理人员传达他们平时无法获取的信息，从而更好地引导管理层的决策。预测到管理层将受到金融市场的引导，股东便不需要提供与之前同等的薪酬激励。 此外，股市交易对高管薪酬的内生反应可能产生一种“放大”效应：高管的低薪酬会增加公司价值的不确定性，从而鼓励投资者花费精力挖掘更多的私人信息，进而刺激市场中信息的产生；为了利用这种激励效应，股东将进一步降低高管薪酬。 根据上述理论基础，研究组猜测：如果减少市场摩擦（即让投资者更容易从信息中获利），股价便能够通过揭示有效信息来更好地引导管理决策，从而减少高管不必要的激励性补偿。 02 构建具有股价信息反馈的薪酬合同模型 为了得出股价信息反馈对高管薪酬合同的影响，研究组将市场微观结构模型嵌入常规合约的框架中。研究组考虑一个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交易的单周期经济：股东将设计一份薪酬合同；基于薪酬激励的多少，公司高管将进行一项同时影响产量和股价的投资。与标准合同框架不同的是，研究组的模型加入了一个投资者——其信息可能会在股价中显示出来，并被高管用于之后的投资决策中。 上图的时间轴记录了研究组模型中的事件顺序： - 在周期开始时，股东向高管拟定一份薪酬奖励合同（以最大化公司收益）。为了便于计算，合同设计为β股该公司的股票，且设有固定的投资目标。该投资目标被所有个体知晓。 - 在该周期内，基本经济状态可以有“好”与“坏”两个结果。其中，高管私下知道“好”结果的概率，而所有其他个体仅知道“好”结果的概率在[0，1]间隔上均匀分布。在观察到合同后，投资者决定要生产多少信息（越高的成本将带来越详尽的关于经济状态的信息）。 - 如果投资者知晓了“好”结果的概率，他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当然，在市场上交易也有固定成本。对于投资者来说，交易成本越高，产生给定信息量的交易利润就越低。因此，研究组将较高的信息交易成本解释为更大的市场摩擦——更显著的摩擦性会使投资者更难以从信息中获利。 - 在投资者交易的同时，流动性交易者也提交其市场订单。 - 接着，做市商根据可获得的信息（包括总订单流中包含的信息和薪酬合同中的奖励措施）将股票价格设置为预期公司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做市商只能观察到总订单流，而不是其各个组成部分。 - 观察股价后，高管将进行投资。他们必须在两个互斥的投资项目中作出选择：即高投资额或者低投资额。 - 在周期的最后，基于经济状态，各方将获得相应的收益。 其中，高管的效用取决于他的报酬和“野心”——因为他从投资中获得的私人利益与资本的大小成正比。如果股价揭示了投资者产生的信息，高管将合理更新最佳的投资选项。否则，高管会根据他的私有信息（即“好”经济状态的概率）以及薪酬奖励做出投资决策。 模型博弈平衡下各方的表现特点： -市场摩擦与高管奖励薪酬和投资者产生的信息量成反比。 -对于任何给定的薪酬奖励合同，当投资者产生的信息量增加时，公司价值增加；奖励薪酬对公司价值的边际影响减小。 投资者产生的信息引导高管的实际决策，因此它构成公司的价值。股东可以免费利用这些信息并从中受益。此外，对高管进行薪酬奖励的边际收益随着投资者产生的信息量增加而降低：当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有助于引导高管的投资决策时，进行薪酬奖励就不那么必要了。 03 通过Reg SHO试点进行实证检验 为了充分验证模型推导出的结果，研究组采用实际数据来进行校对。他们选中了Reg SHO试点计划：该计划使市场参与者能更好地利用其在美国股票市场上的私人信息进行交易并从中获利。具体来说，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随机选择了罗素3000指数公司中的三分之一作为试点，并取消了试点公司2005年5月至2007年8月的卖空限制。研究组利用信息交易成本来衡量试点公司的市场摩擦。结果证明该试点计划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交易的成本。同时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试点公司中，以财富绩效敏感性（wealth-performance sensitivity）衡量的薪酬奖励机制已大大减少。 由于研究组关注的信息反馈效应建立在高管学习的基础上，因此他们想首先验证试点公司的高管是否会从市场中获取更多信息，并用于实际投资决策中。研究组通过检查Reg SHO是否会影响投资价格敏感性来验证这一猜想。价值最大化的管理人员应利用所有可用信息来做出投资决策，包括股价中的现有信息以及高管已经获得但尚未纳入股价中的其他信息。因此，当股价能为高管提供更多新信息时，投资活动将对股价更加敏感。数据一致表明，在Reg SHO期间，试点公司的投资价格敏感性显著提高，证明高管的确在通过股价学习市场信息。 总的来说，股价反馈效应是研究组实证检验所得出的结果的最佳解释。尽管其它理论很难合理且连贯地解释这些结果，研究组并不排除有其他效应和信息反馈效应一起影响着高管的薪酬合同。
近日，中国美国商会发布消息，疫情暴发后的第一班包机，将于9月12日从旧金山出发直达北京。据《南华早报》报道，短短几天，已有近200人报名，远超项目启动所需的120人名额。这200人，各个都是在华美企的高管。 据悉，之前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努力，希望美国企业能回到本土上来发展，这样可以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为此还开出了优惠的补偿条件。即便如此，美国企业大部分还是不为所动，依然坚持选择留在中国，与中国做生意。所以，这次疫情暴发后的第一班包机，就有这么多美国高管争着要坐飞机“回到中国”，甚至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 那么，在华美国企业高管为什么急着要回到中国呢？ 首先，美国国内到目前为止不仅是疫情没有好转，得病者和死亡人数都在骤增，而且社会因为种族冲突而动荡不宁，即使特朗普政府强制启动经济，也是复工不足，而且随时有被叫停的风险。 而中国在治理疫情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仅传出年底将会有新冠疫苗上市出售，现在国内社会和经济秩序稳定，现在只有零星疫情发生。这让已经饱受苦难的美企高管们想“回中国”做生意，摆脱美国这种社会不稳和经济大衰退的环境。 再者，美企高管们离不开中国这个市场。美国政府要求制造企业回归本土，虽然给出了一些优惠条件，但美国高管们并不傻，权衡利弊也要把事业放在中国，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目前美国国内遭受疫情影响，经济出现严重负增长，民众购买力在衰退。中国的消费市场大，受到疫情的冲击小，且拥有14亿人口，中国消费市场风景这边独好。 二是，由于中国加入WTO之后，制造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有很多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而美国把中低端产业划出去后，专门从事高端制造的发展，已经没有像中国那么多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了，制造业再回归，也找不到合适的产业工人。 三是，在中国办企业用工成本低，在美国聘用一个工人至少3000多美元/月，而在中国加班加点也只有四五千元人民币，中国劳动力远比美国便宜，也是吸引美企高管排队“回中国”的直接原因。资本是逐利的，没有一个企业是不考虑自己盈利的。 最后，美国这些高管自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到中国了，而美国本土又是爆发疫情，又是大规模骚乱，今年肯定是赚不到钱了。美国高管们希望尽早回到中国来，充分利用好中国消费市场，希望在今年第四季度能挽回美企的一些经济损失。 美企高管排队等候“回中国”这件事情并不奇怪，现在美国疫情严重，社会动荡、经济衰退，这些人待在美国又不能赚到钱，自然心急如焚，同时，美企高管也看中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的消费体量，以及拥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更关键的是，美企高管急着要回中国，主要是今年大半年已经不赚钱了，希望到第四季度在中国市场上能够替企业挽回一点经济损失。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随着蚂蚁集团公开招股说明书，其高管团队也集体亮相。 据悉，蚂蚁集团总共有9位董事，其中，井贤栋为执行董事长，胡晓明为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倪行军则为执行董事、首席技术官。非执行董事包括蔡崇信、程立、蒋芳，独立董事包括郝荃、胡祖六及黄益平。 同时，蚂蚁集团的高管团队成员还有首席财务官韩歆毅、董事会秘书周志峰、首席人才官曾松柏等。 在这份招股说明书中，蚂蚁集团还披露了高管团队的履历，有趣的是，在加入蚂蚁集团之前，这些高管的工作各异，一些工作猛看起来似乎与互联网、科技这类活儿关系不大。 比如蚂蚁集团执行董事长井贤栋，此前担任过广州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也曾在中国多家可口可乐装瓶业务公司担任管理职务。 首席执行官胡晓明在加入蚂蚁前，曾在中国建设银行湖州市分行历任推广部负责人、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兼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等职位，还在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担任过银行卡部总经理。 在蚂蚁集团高管团队中，甚至还有媒体人的“华丽转型”，比如公司副总裁陈亮在加入蚂蚁之前，就曾就职于《南方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贝壳财经记者还注意到，在蚂蚁集团的高管团队中，还有一些人此前曾在会计师事务所或律所工作，比如，公司监事徐宏此前曾就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并于2007年7月成为事务所合伙人；公司董秘周志峰此前曾以合伙人身份任职于方达律师事务所；副总裁张彧此前也曾就职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合伙人。 另外，高管团队中还有不少人此前曾在国际知名企业就职，比如蚂蚁集团首席人才官曾松柏，此前曾担任麦当劳中国区人力资源副总裁、百威英博中国区人事总监等职务；公司高级副总裁DouglasFeagin曾任职于高盛集团。
《点石成金》由浙江大学财税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汇集每日财讯商情，邀请专家深度点评，配合财经小知识和延伸阅读，为您呈现有态度、有价值的新闻。 每日金语 当你没胃口时，不要抱怨食物。——泰戈尔 今日热点 “区块链金融顶层设计出台，央行首次明确定义”。一种由多方共同维护，使用密码学保证传输和访问安全，能够实现数据一致性、防篡改、防抵赖的技术。数据一致性，即通过共识机制来保证数据的可靠存储与传输，是区块链的核心功能。这个功能是由区块链的分布式系统特征决定的。这个系统是一个硬件或软件组件分布在不同的网络计算机上，彼此之间通过信息传递进行通信和协调的系统，由一群独立计算机集合共同对外提供服务，如同一台计算机在提供服务一样。推广区块链技术与普及分布式计算和分布式生产是并行不悖的。 破产申请激增裁员潮涌现 美国大企业高管却忙着发巨额奖金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美国破产协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已有约3600家美国企业申请破产保护，比2012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在经济陷入大衰退、企业面临生存危机、裁员潮涌现失业率飙升之际，一批美国大企业的高管依然收获了百万美元级别的巨额奖金，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和质疑。在疫情期间寻求破产保护的40多家大型美国企业中，有不少公司在提出破产保护前半年内支付了巨额奖金，还有一部分企业是在提出破产后的一个月内发放的奖金，但都是赶在破产前提前批准了奖金计划。 点评：彭博一项统计数据估计，自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以来，在众多申请破产的美国公司中， 19家公司累计承诺支付的奖金已经达到1.31亿美元。企业高管收入过高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并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顽疾。每逢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民众受损，而企业高管受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就是如此，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样没能阻止企业高管获取巨额奖金，根源在于美国的企业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在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下，用金钱激励企业高管被认为是推动企业生产的有效措施。企业高管的薪酬由董事会或其下设的薪酬委员会决定。董事会理应从股东利益出发，公平合理的为高管定价，给予高管适当的薪酬激励。但是，这种公平机制只是一种假设。由于利益关系，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无法独立决定高管的薪酬。美国的法律规定企业申请破产期间才禁止给高管发奖金。这等于给企业高管攫取巨额收入开了“后门”，于是，一些企业在申请破产之前肆意给高管发奖金。 区块链金融顶层设计出台，央行首次明确定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继今年最新发布了《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安全规范》之后，近日央行向各金融机构下发了金融行业标准：《推动区块链技术规范应用的通知》及《区块链技术金融应用评估规则》。央行给出了区块链的定义：一种由多方共同维护，使用密码学保证传输和访问安全，能够实现数据一致性、防篡改、防抵赖的技术。关键词包括“多方共同维护”“防篡改和防抵赖”，这是区块链立身的根本。数据一致性，即通过共识机制来保证数据的可靠存储与传输，则是区块链的核心功能。 点评：央行对区块链的明确定义有利于推广区块链技术。《点石成金》谈过，区块链技术凭借独有的信任建立机制，在贸易金融、公共服务、农产品溯源等领域应用价值巨大。要认识区块链，必须了解它的来源——分布式系统。这个系统是一个硬件或软件组件分布在不同的网络计算机上，彼此之间通过信息传递进行通信和协调的系统，由一群独立计算机集合共同对外提供服务，如同一台计算机在提供服务一样。分布式系统的特性在于：一是分布性。系统中的多台计算机之间没有主、从之分。二是透明性。系统资源被所有计算机共享。三是同一性。系统中的若干台计算机可以互相协作来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四是通信性。系统中任意两台计算机都可以通过通信来交换信息。和集中式系统相比，分布式系统的性价比更高、处理能力更强、可靠性更高、也有很好的扩展性。区块链技术的特征在于其分布式存储、点对点传输与不可篡改等特性。推广区块链技术与普及分布式计算和分布式生产是并行不悖的。 前浪未已后浪又起！世界仍处新冠“浪尖”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截至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逼近1500万例，累计死亡逾61万例。世界仍处在新冠肺炎疫情“浪尖”之上。身处新冠肺炎疫情“浪尖”者，有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其确诊病例已超389万例，死亡超14.1万例。然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实际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远超官方确诊病例数，在美国不同地区实际感染病毒的人数比报告的数字高出2到13倍不等。前浪未已，后浪又起！在一些原本已经遏制住疫情蔓延的国家，最近也接连出现了反弹，这也让人们发现了一些此前不曾留意到的“漏洞”。 点评：有专家表示，迄今为止，新冠肺炎疫情还处在持续传播过程中，世界上的高峰目前仍未到来。也有专家表示，一系列现象都在提示我们，在未来出现疫情是一种常态。那么，人类战胜新冠肺炎疫情靠什么？被公认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成功研发出疫苗。排在第二位的办法是研发出有效药物。目前，尚未找到这种药物。当下采用的最广泛的办法是社会隔离。但为此而硬性停止经济活动不是一个好办法。有专家提出实施“软隔离”。加强个人防护，例如戴口罩，同时大规模开展病毒检测，以控制住传染源。实现群体免疫看似有效，但代价过大，并不足取。《快报》文章称，若想实现群体免疫，可能需要60%-70%的人感染病毒并获得自然免疫力。如果全球靠群体免疫“打败”新冠病毒，那么代价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无论如何，信心对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至关重要。张文宏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次疫情能真正击垮人类，这一次也不例外。” 日媒：日本政府误判疫情 加速经济重启计划被喊停 据中新经纬报道，日本政府5月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以后，着力推进筹备全面放宽对经济活动的限制。7月22日提前开始旅游支援项目，并要求启动与中国和韩国等恢复商务往来的谈判。由于疫情反弹超出预料，8月1日放宽举办活动限制的原定计划将推迟。在政府不顾地方的担忧启动旅游支援项目“Go To Travel”的形势下，无法否认应对措施与现实不协调。已着手筹备揽客的体育与音乐界遭受摆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强。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无法在控制感染风险的同时提振经济活动，地方上将极为严峻。” 点评：欲速则不达。日本政府误判新冠肺炎疫情，过早实施经济重启计划，目前面临被叫停的困境。人类要创造财富，前提是自身的安全。不顾任何风险发展经济是不可取的。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威胁人的生命，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抗击疫情。日本人对发展经济格外重视，很善于做生意，也能够在自然资源匮乏的条件下振兴经济。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实行国民经济倍增计划，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实行的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也被许多国家借鉴。日本为发展经济付出的代价是许多人日夜工作，甚至导致一些人过劳死。由于经济过度膨胀，日本于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了泡沫经济时代。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之时，应汲取泡沫经济的教训，不能忽视人的生命和价值。毕竟人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编写 点评 侯若石) 《点石成金》第401期。本栏目嘉宾观点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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