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3日，是第七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这个沉痛的日子，举国上下以各种形式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不管在哪、无论是谁，对苦难的经历感同身受，对和平的祈愿永不止息。 “侵华日寇，毁吾南京。劫掠黎庶，屠戮苍生”。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进占南京城，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死难者总数达30万以上，犯下了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制造了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 “一个缺少痛感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凝聚力的。”我们不能忘记战火连绵、硝烟四起的岁月，我们不能忘却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苦难，我们不能忘怀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抗争。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任何倒行逆施妄图篡改历史、否认暴行的图谋，历史不会答应，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铭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不忘过去，恰恰是为了开创未来。今年，14家网络媒体平台共同推出大型网络在线公祭活动，南京600多所中小学举行“国家公祭日”主题活动……以国家之名祭奠死难者，把个体记忆、家庭记忆、城市记忆，上升到国家记忆、民族记忆、世界记忆。纵然侵略者的枪声淹没在历史尘埃，但捍卫正义的意志写进了中国人民的灵魂深处，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基因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中流淌。 只有铭记来时的路，才能走好脚下的路。如今，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且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意气风发地大踏步向前。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向未来砥砺前行，正需要“勿忘国耻”的觉醒，离不开“振兴中华”的呐喊。正如诗人写道，“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枪炮、不是仇恨，而是清醒的头脑、沸腾的热血和自强的精神”。 遗忘不是对待历史的方式，尘封不是面对苦难的态度。张纯如在《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中写道，“历史并没有为这个故事写下一个适当的结局。”在过去的一年中，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朱秀英、姚秀英、蒋淑萍、马鸿祥相继离世，目前经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认证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剩73位。那些亲尝过屈辱和痛苦的人们终将离去，但那段苦难岁月绝不会随风飘逝。 “国行公祭，祀我国殇。山河犹在，国泰民安。”这来自历史，也必将通向未来。
国企改革历经四十年时间，我国国有企业大体上和市场经济融合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国企改革上从理论和实践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进一步对国企改革工作进行了细致安排，为国企改革“最后一公里”铺平了道路。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正确领导下，国企改革的三年行动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大家知道，国有经济和市场接轨是个世界性难题。其中有两大问题，一是宏观上怎么解决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问题；二是微观上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相互融合的问题。我想就这些问题和大家交流三个观点。 1 -THE FIRST- 我们成功地实现了国民共进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毫不动摇”为我们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支持和发展民营经济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些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点，我们既没搞民进国退，也没搞国进民退，而是国民携手实现了国民共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得到了健康、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三年行动中提出国企要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上发挥引领作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带领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国有经济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主要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既做到了瘦身健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民营经济大力开展服务业、制造业、互联网和创新经济，展现了巨大的活力。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形成了大河有水小河满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2 -THE SECOND- 混合所有制是一场企业制度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上有两种微观企业形态，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两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必然会相互融合，形成新型的所有制企业，这就是混合所有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六大都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把混合所有制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第一次充分肯定了它的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 这次三年行动中，把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积极”就是要充分认识混合所有制对改革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混合所有制要有个积极的态度和心态；“稳妥”就是按着“三因三宜三不”扎扎实实做好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刮风，不搞一刀切；“深化”就是突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功能，要在改字上下功夫，最终体现在做优做强企业上。混合所有制要想混好就必须在 “合好”和“改好”上下功夫。“合好”就是积极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支持商业一类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超过三分之一。高匹配度是指具有相同的合作诉求和发展诉求；高认同感是指对企业定位、发展战略、经营理念和文化等高度认同；高协同性是指在业务开展、产业链布局、管理能力、技术水平、资源配置等方面协同性高。总之，混合所有制企业双方，要在战略上一致、文化上认同，产业链上协同，要有长期合作的打算才能去混。 在制度创新上，混合所有制能够解决国企改革政企不分和民企发展不规范的两大难题。对国有企业最重要的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引入市场化机制。今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文件中提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在充分竞争中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实施和全资、独资国有企业差异化的监管和治理制度。在非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实行更加灵活的监管和治理制度。这次三年行动中提出的支持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对国有股权比例低于50%、其他所有制股东能够有效参与公司治理的国有相对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更加市场化的差异化管控。我们应该把这些政策落地，让它具体化、可操作。 在混合所有制的“宜独宜控宜参”中，我们既要把“宜控”的控好，也要认真研究“宜参”的混合所有制。像蒙牛、绿地、万科等企业都是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既引入了市场机制，实现了快速发展，也强化了规范治理，维护了包括国有股东在内的各方股东权益。 国有企业上市化改造是一种规范的混合所有制。今年是资本市场三十而立之年，资本市场极大地支持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不光引入难得的发展资金，同时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和规范管理。目前在4100多家上市公司中国企有1100家左右，其中央企有400家左右。2019年，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占央企总资产的68%，利润占央企总利润的86%。作为国有企业，我们要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模范，积极遵守“三分开两独立”的规范治理要求，解决好一股独大的问题。这次三年行动中提出要支持和引导国有股东持股比例高于50%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引入持股5%及以上的战略投资者作为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使公司加强内部制衡，公开透明地经营。 3 -THE THIRD- 改革的重点还是机制 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是企业激发活力、提高效率的关键。中央领导多次讲到，国企改革重要的是机制改革，只有机制才能激发企业微观活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一指就是要抓住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建立。要提高对于机制和企业活力、创新力、竞争力、原动力的认识。机制是实打实的东西，要用足政策。我们都要做机制改革的促进派，不能做改革的顶门杠。 企业机制主要有三条。一是三项制度，就是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这方面要做到三能，“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其实，这是我们三十年前国企改革的出发点，我们当年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但这么多年来，一些企业并没有做好做足，甚至有些企业出现回潮，使得国企三项制度改革普遍不到位。在国企中，收入普遍存在倒挂现象，和民营企业正好相反。这不合乎市场规律，必须改革。所以，三年行动中仍把三项制度改革放在机制改革的首位。 二是中长期激励机制改革。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高科技和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样都是重要资本，甚至人力资本是更重要的资本。所以要想留住人才，激发大家长期的积极性，就必须要有中长期激励，就是国资委领导讲的“3+2”：科技分红、股票计划、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享、骨干跟投。 国企机制改革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机制改革后，我们国企的员工收入待遇和社会的同类等企业基本相当，我们的骨干人员激励水平和社会同类等企业基本相当。 我们有很好的范例。央企的海康威视(行情002415,诊股)、地方国企的万华，他们的机制都很先进，大家应向他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万华时语重心长地说：“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成为现代企业。”对照万华看自己，为什么万华能做到我们做不到？我们抱着的残和缺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放下？ 三是弘扬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说：“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中央文件也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家的概念，充分肯定了国有企业家的历史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提出了“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二十字要求。这就是国有企业家的特质，要大力弘扬。国有企业家是企业宝贵的财富，应该倍加珍惜，应当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苏世民在《我的经验与教训》中讲到“一个人可以学着做管理，甚至可以学着当领导，却无法通过学习成为企业家”，强调了企业家的可遇不可求。最近，我在山东省参加国企改革述职问询时，山东重工的董事长谭旭光给我印象极其深刻。他就是李云龙式的企业家，敢作敢为，大刀阔斧地改革，受到了职工的拥护和领导的表扬。 最后，我想说，如今国企改革有最好的环境，我们也有了改革最好的政策。我们应该身体力行，勇于担当，率先垂范，一马当先。
王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滑雪至少有20年了。1997年，我开始滑双板，我女儿滑雪当时也是我教的，她先改滑单板，我也心动了，说老爸也想改单板。她毫不犹豫就回答你这把老骨头就算了吧。挺打击人的，我也就没改。 2002年，我在亚布力滑雪。上去才滑了20分钟就摔了一跤，当时觉得手巨疼。一个选择是下去看看出了什么问题，但转念一想，滑了20分钟就下山，也太不划算了，就又滑了三个小时，当时天冷，注意力也不在手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滑好下来等车，碰见张朝阳。他看我一脸煞白，往下直冒冷汗，说这是怎么了，我说手出了点儿问题。手套一摘，手就耷拉下来了。他说你这什么时候发生的，我说三个小时前，他说怎么现在才下来，我说这不三个小时之前下来就亏了么。 到了医务室，医生一摸，骨头渣子“咔咔”响，手指脱臼加上粉碎性骨折。他问我怕不怕疼，我说怕。他说那算了，先给你打止痛针，等回到镇上再纠正。我说我怕疼，但还是现在就纠正吧。然后他“啪”这么一蹬，我“嗷”一声就跪在地上了，巨疼，但还是先把这脱臼给纠正好。 医务室石膏、夹板什么都没有，医生就弄了两个金属勺，一前一后扣着。下午还有讲演，我就直着手挥舞的讲了两个小时。结束后，连夜赶到哈尔滨，拍片子，打石膏。 第二天坐车到长春要见市长，我心想身为万科董事会主席，打着石膏见市长，也太狼狈了！赶紧让助手找剪刀，把绳子剪了，石膏也拆了，就这么去，再疼也得装得若无其事。所以和市长握手时，我伸的是左手，见面结束再去医院又把石膏打上。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不确定叠加不确定，你永远也想不到下面会发生什么。 2003年我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珠峰一上去，人就头脑膨胀了，哪还管之前我女儿打击我年纪大不能改单板，改，必须改！ 改不要紧，但我已经习惯了双板的抬板方式，加上年纪大反应不够快，一时间调整起来难，说句大白话，“简直摔到脱肛了”。但慢慢就找到了那种自如、轻松的感觉，于是开始尝试滑U型槽。 2008年，一次滑U型槽的时候速度没上去，我“咚”就栽下来了，躺了半晌才硬撑着起来。回去感觉一切正常，还和朋友吃了个饭，晚上到家才感觉不妙，脱衣服都很难。 赶紧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断了两根肋骨。我说不用住院吧，他说你不住院万一出了危险那可就是大事。我说肋骨断了后刺穿肺部导致大出血，我知道。医生很好奇，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之前断过两根，我有经验了。 我第一次断肋骨是在2000年，当时到西藏青朴山飞滑翔伞。青朴山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很多修行者在山上闭关修行。 那边的喇嘛、尼姑没见过滑翔伞，我下降时他们都仰头在底下欢呼，我虚荣心即刻来了，想要落在他们身边。 但技术还欠点，差点滑过降落场地，就想强项降落，但高原空气很稀薄，阻力比低海拔地区小很多，没计算好时间和距离，伞在距离地面20米的时候失速下坠，我一头就栽下来了。醒来看到头顶是一个圆圆的蓝天，心想怎么天变得这么小？再一看是那群小尼姑围着我。 我挣扎起来回拉萨，去西藏陆军总医院挂了急诊。拍片的结果是右边肋骨断了两根，还有右肩胛骨骨折，肌肉撕拉性损伤。医生让我赶紧住院，我说明天要回成都，他只好先用绷带简易固定，给了止疼片和消炎药，叮嘱我第二天起来如果不行再回来。当然最后没事，第二天我就上飞机走了。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但我还是忍不住，飞上瘾了。25天后，又到了河南太行山海拔1000多米的起飞场飞伞。当时不能做扭转的动作，一转就巨疼，两个助手帮我把飞行囊套到身上。但好在天气不错，着陆的时候就像踩在棉花上，非常舒服。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兴趣就是人生的乐趣。乐趣不在一帆风顺中，乐趣就是当遇到了险境，当遇到了不可预计，你还想照样去做。 让兴趣成为个人的“比较优势” 再说我当时飞伞把肋骨摔断了，但一不小心也把中国的滑翔伞盘高记录给破了，这个记录一直保持了16年，才被一位专业滑翔伞的教练员打破了。 有人质疑，你一个企业家凭什么破人家专业的记录？不都说你攀珠峰是被抬上去的，这个滑翔伞不能往上抬，你是怎么破的？还比之前的记录高出这么多？ 在我之前中国滑翔伞的盘高记录是4700米，但我的起飞高度就是4500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要起飞就能破纪录，就看能破多少。 又有人说，和你一样在4500米起飞，那些年轻人一定比你飞的高。 还真不一定。 我是登山运动员里为数不多会飞伞的，又是跳伞运动员里能同时登雪山的，两者又有互通之处，我有比较优势，就破纪录了。 单个说，飞滑翔伞，我确实是年纪比较大的，和年轻人比，他们从1000米的地方起飞，能飞到2500米，我最多2100米。登雪山，我也是年纪比较大的，速度也比年轻人慢很多。但专业登雪山的，一般不飞滑翔伞，专业飞伞的不登雪山，我虽然两边都不怎么拔尖，但都喜欢。 比如一个奥运冠军，他肯定身体素质好，但是到海拔3700米的拉萨，可能就趴下了，因为高反缺氧，这个没办法。但登雪山7000米以下是不吸氧的，我有过这个训练和经历。如果你没有，那可能到3700米都不行，更别说4500米了，而且我还是背着20公斤的伞包爬到4500米的地方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人在社会上竞争，各有所长，要想保持自我和进步，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但前提不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为了自己单纯的心态去做，说不定兴趣两两一叠加，反而有了比较优势。 人为什么要登山？山就在那里 有人说你不知道登山会遇到什么风险，为什么还要去？ 我的回答是，人总有一死，正因为可能遇到死亡的危险，才应该学会面对死亡。当然，冒险不是叫你去送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死亡是目的，我们活着的人如何去面对生？ 想清楚这点以后，担心的反倒不是死亡本身了，而是在对这个世界还很好奇的时候，没有去做。你会发现，我们的各种恐惧来源于对生命的完整性的期待，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它的完整性，恐惧是在这。要是你一直前进，死亡就没那么可怕。 当然，冒险不是让你去送死，正因为有死亡的危险，所以一定要做充分的准备，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准备是可以提前布局的，但很多情况危险是不打招呼突然发生在你面前的。 我经历过很多次危险，有时候危险是瞬间就发生的，你也瞬间就必须对当下的状况做出决定，来不及反应危险这件事。往往是过去了，回想起来觉得很后怕。因为一瞬间的危险可能就是死亡了，死亡来了你害怕什么呢？没有害怕的时间。 一次是2007年，我登瑞士的最高峰杜富尔峰，海拔四千六百多米，不高，还有教练带。但是快登顶的时候，要过一段刃脊上，很危险，教练跟我说，下面这段很危险，如果是你滑坠了，没问题，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我也可能出问题。如果我失足坠下去，你别跳错了方向，如果我坠到左边你一定往右边跳。你要是和我跳到一边，我俩就都完了。 他说完，我一下就蒙了，心想之前可没做过这个思想准备，还走不走？最后我还是决定继续走，最后我们也成功登顶了 你看，人生一直是有危险的，很多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偶然发生的，你不可能预测到所有风险，但是你要有直面风险的勇气。 还有一次，1999年登新疆的博格达峰，海拔五千多米，不高，但很凶险，还需要各种技术。那年我已经连续成功登顶了青海的玉珠峰，四川的雪宝顶，所以到了博格达峰就有点大意了。 当时晚到了一周，进山的时候，原定一起登顶的台湾登山队已经放弃了，他们打好了安全绳，但最后冲顶失败了，就放弃了。 我说你们放弃我不能放弃，就开始了一个人登顶。但往上爬了一大段路后发现上面的能见度非常差，强行登顶太危险，我也放弃了。但返回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安全绳被飞来的滚石砸断，而且那里非常陡，起码有45度倾斜，随时可能掉下去。1997年一个日本的登山队队员，就在返回时掉进这个冰缝活活卡死的。 我当时就一个人，过的话，摔下去没人救，不过的话，等救援最快要两天，也没有补给。考虑良久，最后我决定，过。 决定过的时候，我两条腿都在抖，不能这样走啊，得想法子镇定下来。我“啪”打了自己一耳光，还抖，再打一下，不抖了，人清醒了。然后我选择把对讲机也关掉，关掉所有幻想，不关就是给自己留了后路，就相当于是劝自己不要全力以赴，不能留任何退路。 就这样一步一步，我突然觉得周围特安静，无风无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等终于到安全的地方，回过神才发现后背全湿了。风雪其实一直是在的，只是当注意力集中到一切都置身事外的时候，就觉得这世界上安静得只剩自己了。 那次经历我毕生难忘。在大自然面前，什么企业家，什么成功人士，都只是蝼蚁，狂妄自大，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能活着回来的概率可能就是百万分之一，老天不可能再给第二次机会，所以自那之后，我再登山就非常听教练、队长的安排了，之后的七大洲最高峰，两次登顶珠峰，穿越南极北极，都毫发无损。 这恰好证明在生命中，不是胆大就要冒险，而是既要胆大又要心细。这和经营企业是一样的。经历过这些后，在事业中，当别人只看到败的时候，我就越能看清翻盘的要害是什么。 实际上，很多运动都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台湾发起过一项活动，叫“300”，三个100，跑100个马拉松，登100座3km上的山，献100次血。你会发现，跑马拉松也好，登山也好，这些运动最初可能有显摆自己的意图，但它们发展到后来，它已经不仅仅是运动，更是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意志，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号召，带动新的风气，让人的生活态度都会改变的。 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精神 滑雪、飞伞、登山，前面参加这些运动，更多是个人英雄主义情怀作祟，而我真正的转变，是2013年到剑桥学习赛艇开始的。 剑桥31个学院，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赛艇俱乐部，每个俱乐部又有一队二队三队，一般学生进到二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而每个俱乐部继续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才能进入校队。校队又分轻量级和公开级的男、女生赛艇俱乐部。 剑桥安排我和学校轻量级俱乐部的队员一起划，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赛艇不存在个人的胜利，它讲的是如何把个人的能量发挥到最大，造就团队的胜利。 赛艇一定是队里最弱的那个人，决定了团队的成绩。个人再强，有一个弱的，往往起的是反作用。因为赛艇的桨很大，如果不能及时出水，就不是桨划水，是水划桨了，桨会一下子被水冲到人的后面去，而且速度很快的情况是难以复位的，一个动作的失误就可能直接导致整个团队的失利。 赛艇还讲互相信任。因为赛艇是背向前进的，桨手是看不到划行前方的情况的，靠的就是大家之间的默契和配合，赛艇时，行船速度时由最前面的赛艇手控制，方向则是由后面的赛艇手决定。只有大家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安全行驶。 再一个，因为行进方向的不同，领先的队伍桨手是能看到落后的船队的，但落后的船队只能靠舵手告知与前面艇的距离，所以就要信任舵手。 所以说，赛艇是没有明星的，是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它讲的是团队精神，利他主义。让最弱的队员发挥到最好，最强的队员做最大的忍让，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是赛艇运动的魅力。 这对企业管理很有启发。从管理上来讲，赛艇就是一个团队的分工、协作、配合，如果不配合好，强也会变成弱。你发挥好协作优势，反而会很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无论是剑桥还是牛津，赛艇运动已经成为商学院中很重要的管理学课程了。 人生中如果没经历过个人英雄主义，那肯定是假的，但一定要学会从个人英雄主义，过渡到团队意识，想着整体往前走，要有个人意识的进阶的。 通过划赛艇，我明白了如何从个人英雄主义回归到集体主义，这也是后来我一直推广赛艇运动的原因，我主动和万科分离，让万科“去王石化”，就是希望万科的发展不是个人来推动的。 自我认知改变，最深还是如何看待成功 摆脱了个人英雄主义后，我回头再看什么是成功。 32岁之前，我的人生更多是委曲求全的，想当外科医生，想当侦探，想当战地记者，但种种原因都无法实现。改革开放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机会来了，就要抓住，就大家的反馈来说，我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我没有选择一辈子就做商人。做商人，我不大有兴趣，我对探险感兴趣，所以后来去滑雪，登山，飞滑翔伞了。当然因为企业成功了，我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和物质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虽然人生理想和实际情况往往背道而驰，但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的职业，你都要把它做好，这是职业诉求，是职业精神。不能因为不喜欢，就做不好，这构不成理由。 除了要有职业精神外，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该着力于建立制度，培养团队，传承精神，在你不在的时候，企业也能运转得很好。 之前我说我给万科带来了什么：第一，选择了一个行业，房地产行业；第二，建立了一个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了一个团队；第四，创立了一个品牌。 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讲血缘关系，亲情关系，老乡关系，这连带着中国的现代企业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公司里拉帮结派、讲地缘、讲血缘，必须警惕这些。 要摆脱这些，中国企业就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万科建立企业制度的原因。万科的企业文化，三句话，六个字：简单，透明，规范。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希望这个文化能长久传承下去，让它成为支撑万科走得更好更远的原因。 我为什么要“疏离”万科，一离开就是几个月？为的就是创造一种文化制度的传承，让万科缺了谁都可以，缺了王石也可以。 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靠的一定不是一个权威人物，而是制度、团队和品牌。如果企业对权威人物的路径依赖太大，一旦没有了这个人物，企业就会江河日下。 不是灵魂太慢，而是脚步太快 对自我的再认知，除了以上这些，也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再认识，尤其经历了这次疫情。 我在疫情期间特别活跃，去了两次日本，一次韩国，一次以色列，还去了一次美国，可能除了外交官、飞行员，疫情期间还没有人像我这么频繁飞行。 结果就是这11个月里，我被隔离了4次，每次2周，加起来2个月。 很多人觉得时间长，但换个角度想，我用2个月生理时间的隔离，换来了9个月物理时间的自由，很多人害怕隔离，却失去了11个月的自由。 我为什么不担心隔离？其实十年前我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此话怎讲？十年前我到哈佛学习，那就是一个长久的隔离，三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公寓，都是我一个人。后面到剑桥也是，到希伯来也是。所以突然到来的疫情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障碍。 我甚至发现，十年前的留学经历能让我在疫情面前准备的这么好。还让我能静下来能利用好这段时间。 最近一次在上海办结束隔离手续的时候，我说我想再申请延长一周。因为从行为心理学角度，形成一个新的习惯要21天，我这才14天，还差一周。 当然这是调侃，但是我想说的是，疫情一发生，大家都急，都怕掉队，都着急赶路，都怕被停下，慢不下来。但我更愿意借这次机会放慢脚步，静下来。 这次和我一起隔离的一位朋友 ，徐冰，他是中国著名的当代艺术家。我对当代艺术不懂，但想了解，他懂，就教我当代艺术。他不太运动，我就教他运动，也跟他讲健康管理。2周时间过得很快，我甚至觉得有些意犹未尽，这种深度交流，静下心旁无杂念的学习机会太难得了。 2018年，我在以色列的希伯来修犹太文化后，发现犹太民族真的是世界上最会休闲的民族，但我们这个民族好像不大会休闲。 我们天天讲996、白加黑、5+2，这个状态是不对的。第一，这样效率就能出来吗？第二，这是你的工作目的吗？你工作是为了让生活、家庭、后代更好，而不是为了事业牺牲一切。 知己知彼，珍惜平视的机会 1998年，中央电视台拍纪录片，把我评为二十年二十人之一，请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 当时我说：回顾过去，想不到；面对未来，不确定。想不到个人，企业，国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但对未来，仍是不确定的。30年、40年的时候，我的回答同样是这样。 但今年不一样，我的回答改变了。对过去，还是想不到，但是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对于一切的信心。 发生了疫情后，我才发现，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属于中国真正波澜壮阔的海面才开始涌起。 为什么疫情来了，中国处理的相对比较好？ 因为我们更多讲集体主义精神。在疫情面前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历朝历代对灾难都很重视的，这是一个传统文化。而控制疫情需要的不仅仅是你的科技实力、你的国家财力，更重要是文明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当然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当出现疫情的时候，当文明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了。 到了21世纪，我们都能感受到东西方文明出现了冲突。东西方文明来处不同，面对的问题也就不同。但作为人类共同体，我们是有共性问题的。 我们人类未来面临最大的共性问题有什么？ 第一是核武器，外界最担心中美摩擦会擦枪走火，毕竟是两个核大国；第二是环境，气候变化威胁了人类的生存；第三就是文明冲突。冲突是差异的产物。但这个冲突从好的方面来说，就是交流的开始，表示一方开始正视另一方了。 疫情发生后，为什么中国这么活跃？我隐约感觉到，中国和西方现在可以平视来对话了。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是仰视看他们的，现在能平视，说明对方开始尊重我们，我们要非常珍惜这个平视的机会。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果。 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更多不是看谁对谁错，更多是看如何形成共识，和我们自己也好，和西方也好。共识最好的结果，就是如何差异当中寻求大同。要比较差异。哪些是我们的优势？哪些是我们的不足？ 文化没有好坏之分，更重要的是理解之间的差异，哪些该吸收，哪些该结合，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在全球文化中找到平衡。只有你是一回事了，你做什么，人家才正视你，疫情期间我对此体会太深刻了。 未雨绸缪，才能在危机面前更加从容 今年我第二次出国是寻求疫情防控物资，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全都是向全世界送中国的支援物资。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3月份塞尔维亚总统含着眼泪通过媒体感谢中国给他们捐助的试剂盒，就是我成立的猛犸基金会捐助的。 去年我成立了两个公益基金，一个猛犸公益基金会，一个农村可持续发展基金会。 猛犸是基因科技领域的公益基金会，是华大、万科、松禾、星河四家企业合作成立。原本我们只是和学校合作，建立基因测序实验室，聚焦生命科技方面的科普。 在疫情前，我们已经和两家中学，一家大专，签订了合作建实验室的协议。原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但是疫情来了，我们先搁置这个计划，即刻做公益了。 开始是准备对20家医院的实验室进行升级，或直接捐赠核酸测试实验室。当时有的实验室的酸检测能力一天测试量是500人份，我们能升级到1000人份；原来没有测试能力的，只要卫计委同意，我们可以捐建。 最后捐到17家，卫计委各个系统拨了很多款，不需要我们再捐助了，我们就即刻转战国际，因为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了。 我们第一个支援的国家是日本。当时我正好去日本出差，礼节性拜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孔铉佑大使，一见面他说我们有个难题，“钻石公主号”马上要解封了，但试剂盒不够，希望我们能援助一批。 他们了解到最好的试剂盒是华大生产的。我跟孔大使说，那你就找对人了，我是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可以帮你联系那边。 但孔大使又说，日本要求得是瑞士标准的，如果不是瑞士标准，按照采购顺序，日本政府还没法付钱。 我说，那你又找对人了，我还是猛犸基金执行理事长，据我所知，华大试剂通过了美国FDA审核，但没有申请瑞士标准，如果日本方面付不出钱，可以由我们支付。 说好后，我赶紧联系汪建，他和孔大使通了15分钟电话，5个小时后，试剂盒就已经在香港机场备好，当晚就到了日本。我在日本的助手，万科总建筑师付志强，驾驶小货车直奔机场，压着一共12500人份试剂盒，和大使馆的两个参赞一起，火速送到了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送去后，大家觉得这是好事，都想报道。之前日本援助我们，不是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吗？现在到我们援助他们了，不是挺好吗？ 我说：绝对不能报道。 我何尝不希望报道呢？但有所顾虑。一是，他们要的是瑞士标准，我们的试剂虽然通过了FDA认证，但万一他们说不行，那这是不掉链子吗？此外，咱们援助人家，还最先主动宣传，不太好。 没想到一周之后，日本官员在推特上说，华大基因、猛犸基金会，在中国大使馆的联络沟通下，捐赠了一批试剂盒，试剂盒在研究所进行一系列检测，通过了测试，没有质量问题，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 这个推特一发出来，即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在官网正式发布了这一消息。然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等主流媒体接连都发了。 这一报道不要紧，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都说我们也需要，怎么办？我说，那就给吧。 我们差不多给到四十个国家的时候，我说“打住”，不给了。 不是给不起，而是本身捐试剂盒没有技术含量，和我们猛犸基金的宗旨不一致，我们应该再捐一些更有科技含量，有更大帮助的。 那再捐什么？捐实验室。 向日本捐赠试剂盒的第二天，我们就联系了WHO。WHO有国家卫健委官员在协调疫情的救治，他们建议我们援助欠发达地区，因为那些地方没有这方面的研发能力。后面不只是欠发达地区的国家了，我们还帮助了很多发达国家。 我们第一个捐赠实验室的国家是塞尔维亚。4月初，塞尔维亚政府和我们在线上签署合作协议，委托我们在那边建设两座实验室。协议签好三天后，我们这边6位华大员工，组成一支技术团队，前往塞尔维亚支援。 还有一个国家很值得说，加拿大。选的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为什么选择这里？这个实验室命名为“白求恩‘火眼’实验室”，这就是原因。 半个世纪前，加拿大共产党派医疗队来支持我们抗日，白求恩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化的医疗救治技术，那这么多年之后，面对这样大的挫折，我们当然要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传承和发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们专门联络到白求恩的家族，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将这座医院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 再之后就是希腊、法国、西班牙，还有其他的国家，猛犸基金会一战成名。 我想说的是，心态决定了格局，任何的不确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机会。 猛犸基金会能从国内走向国际，这样未雨绸缪的底气，来自我们把黑天鹅事件当作灰犀牛事件来防范，提前布局准备，才能有后来的效果和局面。 只要拥抱变化，就永远有你的时代 再说乡村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去年我们基金会和延安大学合作成立了乡村发展研究院，院长聘请的是海闻教授，他是原北大副校长、现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 我们走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智库乡村振兴研究。想要脱贫就需要培养人才，让他们来建设美丽新农村，但现在城乡还是有差距的，农村留不住能干的年轻人，我们就提出了“3+1”，什么意思？培养你回农村至少干三年，再多干一年更好，之后再回城市。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反哺农村经济。 另一条是推出“明日地平线大讲堂”系列公益讲座。原定是由我一个月到大学讲一次课，扣除寒暑假，一年最多讲十次，一次听众3000人，那一共就是三万人。 才讲了三次，疫情来了，线下肯定不能讲了，被迫转成网上视频直播。第一周做了四场直播，第二周做了五场，突然成了网红节目。现在线上已经直播了将近60次，一次平均收看20万人次，最多的接近100万，最少的也有6、7万。 我就明白，网上直播虽然不能完全取代线下，但主流已经不是线下了，网上直播的频率比之前高多了。我们这一直播不要紧，抖音、快手都找过来了。后来开学了，我们又决定将大讲堂迭代为针对大学的线上教育课。 现在我们又计划，明年和以色列的大学合作建设分院，把第一批学员带到以色列开分校。我们不是去当地访问游学，是直接在以色列建分院。 虽然以色列用的是希伯来语，但语言不是问题，可以在网上教学啊，他们讲希伯来语，我们用同声翻译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想想看，疫情当然是坏事，但如果没有疫情，没有被逼到线上，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所以，疫情发生之后，我对未来同样要说的是三句话，六个字：出圈，交圈，直播。 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只不过从原来缓慢发生的变成了迅速发生而已。对传统企业，没有疫情你以后也不布局线上吗？不线上你就被淘汰掉，疫情就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出圈，必须要跳出舒适圈。尽管不舒服，但必须要改变。这种局面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像我这么大年纪了，但我的想法还是很积极的，主动拥抱线上直播，是不是？ 仅仅出圈也不够，还要有能结合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出圈不是目的，交圈才是。要主动交集你原来不熟悉的，但未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交圈中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直播。大家一说直播，就是说直播带货，这是误解，它体现的是你如何面对现在的大数据时代。 从民族文化的血脉中汲取创新的力量 什么叫大数据？ 我们的传统企业，你有没有文字化，有没有表格化，有没有数字化？都没有数字化，何谈大数据？ 1984年万科成立的时候，我投资的第一个设备就是一台苹果电脑，开始要求公司内部信息文字化、表格化、数字化，这是84年我的要求。前不久我和字节跳动谈这个事情，他们说你30年前要求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要求的。 但光是有数字化的要求是不够的，你的认知也要达到同样的高度。 举个例子，Tik Tok。最新的统计，在美国Tik Tok的点击量已经超过Facebook了。华为遭遇的是政府打压，而Tik Tok遭遇的不仅上至美国政府打压，更有下面美国公司蠢蠢欲动，为什么？ 华为、TikTok 面临的困境，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造成的。尤其是TikTok 的背后，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更是因为它代表着美国对于中国文化创新的恐惧。 我们从根源看。 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是语言。汉语差不多可以说是唯一的单音节发音体系，所以汉字才成为唯一的象形体系的文字。世界上很多文字最早都是象形的，但是因为大部分都是黏着语系，词性的变化靠音的变化，象形无法发展下去，大多逐渐转向了拼音文字，比如像英语就是。 但汉字还是更多停留在象形阶段，是非常表意的，每个字都是一个故事，比如，“草字头”大抵和植物有关，“走之底”和很多动作有关。 徐冰就是用“草字头”、“走之底”，以汉字为型，结合拉丁文，创造了4000多个“伪汉字”。这些字他不认识，我不认识，没有人认识，所以才叫《天书》。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创造了《地书》，不管你是何种文化背景，只要是被卷入当代生活的人， 都可以读懂这本书。 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之处，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接受过教育，这些文字都平等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要不都读得懂，要不都读不懂。 就像现在是图像时代，厕所的标志，烟斗和高跟鞋，大家都能读得懂。 谁最容易接受图像？中国人。当然西方也能接受。只是我们，因为我们思维方式更加形象，西方就更加抽象。 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中国更加形象的思维和象形的文字，让我们更容易在图像时代想出点什么，创造些什么。字节跳动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它发掘出来，表达出来，创造了Tik Tok。这就是根源上，美国上下都打压Tik Tok的原因。 但放在更广的维度来看，这意味着现在中国的水平已经走到了“Tik Tok阶段”，我们凭借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走到和先进国家平视的阶段。 这是现在这批主流的90后，他们用互联网的思维无形结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创造出来的。 我们必须带有自我革命的决心，重新认识自己，在市场中找到新的定位，再往前走，机会才是开始。 现在是什么时代呢？是实体经济和网络经济相结合的时代，如果传统企业还停留在原地，就一定会被淘汰。 但网络经济取代不了实体经济。传统企业如果被淘汰，绝对不是被网络巨头淘汰，淘汰你的，是掌握并能结合互联网思维的同行。如果你不结合，你会被结合的同行打败，像我们房地产行业，一定要非常密切关注左晖，关注贝壳。 核心并不是不确定性本身，而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机会。 总的来说，疫情带来的，更多不是不确定，而是无限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正在涌现。未来是互搭平台的时代，所以主动拥抱不熟悉领域吧，现在补课，一切还来得及。
看多或者看空特斯拉，都是基于冷冰冰的商业分析，和个人的喜好无关。喜不喜欢马斯克，也应该完全无关。 看多特斯拉的理由，只能勉强满足“叙事”层级的严谨性，不满足“商业”层级的严谨性。 前文（戳蓝字，查看《特斯拉三部曲：叙事，泡沫，破灭》）指出，特斯拉的天价估值，由叙事而起，吹起了泡沫，但因为产品跟不上叙事，而且竞争激烈，泡沫终将幻灭。篇幅关系，还有一些思考没有写进去，估计这些思考会解释一些疑问，本文做一点补充。 今天想重点说的是，看多特斯拉的理由，其实很不严谨，连“叙事”层级的严谨性都有点勉强，更不满足“商业”层级的严谨性。什么叫“叙事”层级的严谨性？就是听起来要有道理。这个层级的严谨性不足，就是故事经不起仔细推敲，逻辑链条是断裂的。 什么是商业层级的严谨性？就是不仅叙事逻辑是严谨的，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成本，竞争，政策冲击，现金流可持续等等，留出足够的“商业安全边际”。目前看，特斯拉的商业安全边际很小，几乎是在走钢丝。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下，很容易“看对了方向，输掉了竞争”。 市场上看多特斯拉的观点，可以简单用三个字母概括，叫做SEA。这三个字母，分别是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代表了看多特斯拉，看空传统车企的三个主要原因，分别是Share，Electronic，Auto-driving。它主要说的是，特斯拉和传统车企在不同的赛道上，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不能用看待传统汽车的观点来看待。很多人喜欢说这个话，但是其实其中想象的成分居多，实际的成分没有那么多，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单词是Share，意思是特斯拉在共享汽车领域有很大空间，这个观点商榷的空间很大。 首先，共享汽车的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人们买车是为了共享吗？共享汽车和汽车租赁是什么关系？传统汽车就不能共享吗？这世界上有共享汽车成功的先例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很利于特斯拉。 分析商业上的事情，还是要基于经验。到现在为止，全球范围内没看到大规模的共享汽车成功的案例，只看到大规模是汽车租赁成功的案例，但是汽车租赁与特斯拉没有什么关系，所有汽车都可以租赁。 说起共享汽车，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共享单车。共享单车前几年很火，很多人都看好，但是我一直不看好，因为之前没有看到成功的先例。而且，共享单车的实际成本很高，管理成本很高，占用公共空间资源的成本很高，注定是要失败的。 目前看，时间站在我这一边，我对共享单车的悲观看法不幸成真。这不是怀疑共享单车的美好愿景，比如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不管多美好的愿景，如果实际成本太高，就不可持续，商业逻辑不可违背。同样，共享汽车也有很高的管理成本，而且共享意味着汽车内的空间资源也要共享，用车的实际功能和便利性降低，汽车的价值要打很大的折扣。 其次，退一万步而言，共享与电动是两码事。电动车可以共享，燃油车也可以共享。甚至，电动车可以智能驾驶，传统燃油车也可以智能驾驶。把特斯拉与共享绑定，这个逻辑是不够严密的。 第二个单词是electronic，电动，意思是电动车代表未来，燃油车会被淘汰。我们先假设新能源汽车的大方向是对的，再假定电动汽车是新能源汽车的主流技术路线。那么，就一定意味着燃油车会被淘汰吗？多长时间淘汰？ 其实，即便电动汽车代表了未来，也不意味着燃油车就一定要全部淘汰。我们知道化石能源有很多缺点，比如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化石能源也有很多优点，比如便利性，稳定性，能源密度高等等。现在燃油车其实挺好，是人们的重要出行方式，远不是一无是处。 有很多优点的东西，为什么要完全替代呢？比如把现在全球的燃油车减少一半，是不是已经足以解决问题了？完全替代有没有必要？有没有论证过？我们的空气环境有个自我循环的过程，只要污染没那么重，排放没那么多，其实是可以自我循环、自我净化的。到底有没有必要把燃油车全部替换掉，我觉得从技术角度看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举个例子。这几年北京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但是北京的汽车依然在跑，北京附近的工厂也没有全部迁走。这就告诉我们，大气污染是一个度的问题，不是一定要把石化能源清零的问题。 我们退一步，假定以后水电、风电、核聚变电完全够用，只需要很少的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几乎被完全替代。即便如此，还有一个多长时间替代的问题。目前看至少是十年后，可是在10年的时间里，很多事情可以发生，竞争对手会迎头赶上，特斯拉的现金流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几年之内只要出个风吹草动，股价会都可能大幅回调。 第三个单词是Auto-driving，自动驾驶。前文我们说过，自动驾驶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社会习俗的问题。以后路上有人驾驶的车，还有自动驾驶的车，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处理？很多法律问题是蛮复杂的。而且，现在自动驾驶技术还不成熟，还很难有商业应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在自动驾驶领域，特斯拉并不是领先者，自动驾驶要加分，也是给谷歌，通用，因特尔这些行业领先者加分。 看多特斯拉的人，还有一个类似于苹果手机的增长逻辑，说自动驾驶会形成一种生态，会吸引大量的流量，围绕电动汽车、自动驾驶会形成一个像苹果商店一样的生态系统，人们会在里面花很多时间，会产生很多消费。对这个观点，我持一个很大的怀疑态度。 什么叫生态？这几年花了很多时间观察新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我发现人们对于“做平台、做生态”有点过于迷恋了，不是什么平台都能挣钱的，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做出生态的。最后很多平台，会发现“平台上空空如也”，没有产品，没有内容。 我们拿一个智能手机，上面装着很多app可以运用，比如微信这些东西，我们对它有粘度，愿意在上面花时间。可是电动汽车是个汽车，你愿意在车里面呆很长的时间吗？你是愿意在家里玩，还是在车里玩？除了在出行路上它占用你的时间以外，其他时候它不占用你时间的。人们是要减少在路上的时间，而不是增加在路上的时间。 一开始的时候，我对所有这些想法都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我愿意去想这里面可能有机会。但是想了很久，现在看这些机会是说不清的，还处于一种想象阶段。从资产定价的角度说，想象阶段还是要谨慎，要打很大的折扣。 还有一个看多特斯拉的理由，就是作为一个新兴车企，特斯拉没有历史包袱。作为比较，传统车企有很多历史包袱，比如机构臃肿，债务繁重，工会力量强大等等。这一条是有一些道理的。我们知道很多传统车企，像丰田、大众、奔驰、宝马这些，有很深厚的汽车工业的积累，也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包袱，导致船大难掉头。 这里面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当电动汽车这个市场越来越成熟，这些车企会退出这个竞争，还是会迎头赶上。目前看，很多传统车企都在电动汽车领域做了很多准备，等到市场成熟就会发力。今年在欧洲、美国市场上，传统车企的销量大幅上涨，特斯拉则是逆市下降的，这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 未来的电动车市场，竞争一定很激烈，因为大家都不会放弃这么大的蛋糕。既然竞争激烈，就要拼谁的命长，谁的现金流充足稳定。 最后，我们用华尔街知名卖空者吉姆·查诺斯的话来结尾：特斯拉是一家汽车公司，是一家高端汽车公司，但仍然是一家汽车公司，其利润率与其他汽车制造商一样低。 这句话得到了特斯拉总裁马斯克的间接确认，他在12月1日致员工的信中这样说： ”如果看一下我们实际的利润率，过去一年是非常低的，只有1%左右。投资者对于我们未来的盈利给予了很大的期待，但是，如果在任何时刻，他们突然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么我们的股价就会立刻被砸——就像铁锤砸向蛋奶酥那样。” 行文至此，我要再强调一下。看多或者看空特斯拉的股价，应该是基于冷冰冰的商业分析，和个人的喜好要分开。喜不喜欢马斯克，都应该不影响你的判断。 文章最后，我再重复一下对于特斯拉股价的预言：三年之内，特斯拉股价至少腰斩。
德国疾控部门9日公布的单日新增新冠病死人数达590，再度刷新该国暴发疫情以来新高。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呼吁各州升级当前“封城”力度，采取在圣诞节后关闭商店和中小学停课等做法。 德国疾控部门当天公布的新增确诊人数为20815。据德国“时代在线”实时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日18时许，德国累计确诊1234817人、治愈901784人、死亡20531人。 默克尔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中作出上述表示。由于德国国内疫情持续趋紧，而社会各界和各州围绕是否应升级“封城”仍莫衷一是，默克尔当天在演讲中多次显得十分激动。 至少将延续至明年1月10日的“封城”将造成圣诞这一德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变得冷清，默克尔对此情绪激动地说：“我很抱歉，从心底感到抱歉。但如果我们要为此付出每天590条生命的代价，在我看来这是无法接受的。” 对于围绕学校是否停课的争议，默克尔反问道，科学家已经建议人们在圣诞节与家中老人团聚前一周尽量减少人际接触，“面对这一场百年不遇的事件，我们怎么会居然连提前三天为学校放假都做不到？” “如果我们在圣诞前夕进行了太多的人际接触，最后导致今年圣诞节成为我们和祖父母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那么我们就犯下了错误。我们不应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默克尔说。 德媒报道称，由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领导的数个德国联邦州有意推动本周日(12月13日)加开一场会议，由联邦政府与各州商讨升级“封城”措施的细节。但因默克尔10日即将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这一日程尚未得到德国联邦政府确认。
上月底的深圳，在中信出版集团主办的"我所看到的未来"主题系列活动期间，《基因传》《癌症传》作者、普利策奖得主悉达多·穆克吉同《生命密码》作者、华大基因CEO尹烨展开了跨国连线，就基因、生物科技及基因诊断和治疗的前景、基因编辑技术和伦理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本文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提供的现场速记稿整理发布。 图：尹烨与穆克吉展开跨国连线，华大基因大众传播部总监项飞担任嘉宾主持 什么是基因？ 主持人：第一个想抛出来给两位老师的问题是，您在科普过程中是如何解释基因和核酸的？ 尹烨：其实核酸、DNA、基因，这几个东西物质基础是很相近的，就像大家看到的水、水蒸气和冰，其实本质上都是由同样的东西构成。我们首先说核酸，DNA是属于核酸，核酸和DNA这两个概念很近，核酸可分为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DNA是脱氧核糖核酸的一个英文的翻译缩写。 我们每个人由30亿个这样的碱基对构成，用扑克牌举例，这30亿对的碱基在我们的细胞里被分成了23摞，每一摞就相当于一条染色体，男性的染色体是XY，女性的染色体是XX，爹一半妈一半，所以我们是有23对46条染色体，这些染色体全部加在一起我们就称为一个人全部的遗传物质。从染色体层面上讲，我们管它叫做染色体组，从基因层面上讲管它叫基因组，组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基因在一起，这些染色体也罢、基因也罢都是由DNA构成的，基因就代表其中一段有意义的序列，当然还有一些是调控序列。 我们还用扑克牌举例，比如每人抓了23张扑克牌，不是随机怎么出都是有意义的，比如“10，J、Q、K、A”这是一连串的顺子，都出完就打赢了。假如发生了基因突变变成“9、10、Q、K、A”，这个就不是顺子了，就可能造成了出生缺陷、肿瘤，包括各种传、感染疾病，所以整体来讲基因，即基本的因素，构成了我们生命活动物质上最基本的生命语言，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物质基础以及所携带我们生命世世代代得以保留的信息。 悉达多·穆克吉：我很喜欢尹烨先生刚刚的比喻，我稍微展开讲一下。DNA是一种化学物质，里面只含有四种元件，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长绳，人类的每个细胞中都有46根这样的绳子，23根绳子是由父亲提供的，另外23根是由母亲提供的。最终组成一条非常长的长条。这个长条有四种元件，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一条绳上面的四个颜色的珠子，名字可以简化为A、T、C和G，它是一个双螺旋的结构，也就是说由两股更细的绳拧在一起，也就是一共有46根双螺旋的长绳。 遗传学是一种将这种长长的化学物质转化为物理、化学或生物特征的机制，也就是说，DNA只是一种化学物质，而基因是一种具有功能性的DNA。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体内的细胞里面都有一套机制，它可以把这些化学物质的信息进行解读，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些功能性的表征，这些表征就体现在你眼球的颜色、你的发色和身体的其他特征，这种具有功能的化学物质所携带的信息在你的体内被解读成为你身体的某种物理的、化学的或者生物的特征，那么这种具有功能的化学物质就是你的基因。这就是基因的粗略定义。 现在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惊讶——整个学界仍然在争执如何对基因做准确的定义。我们知道DNA是化学物质，但是如何定义基因，今天仍然没有定论，我们应该基于它的功能来定义吗？基因是不是一定要具有某种特定的功能呢？一个基因是只有一种功能呢，还是可能有许多种功能？ 我们现在知道，一个基因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功能。我们以前曾经认为，人类的细胞里面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基因，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DNA里面大约有23000个这样的功能元件，由DNA编码。 你可以把基因想象成写在百科全书里的生命密码。你可以想象，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来说，我的基因组又是由4种字母ACTG拼写而成的，那么这套百科全书会填满整个房间。除非有人读懂百科全书里面的内容，并把这些信息转化成有意义的句子，否则这样的百科全书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百科全书里读出来的意思就是基因的功能。 比如说，我的基因组是一本百科全书，这本书就是用ACTG这几个字母写的，但在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可以获取这些信息的机制，这个机制可以从整个百科全书拿到不同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转换成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五个手指，我的头发是黑的，所有这些都是在百科全书里面被转换出来的信息，转换出来的东西就成了我身体的特征，这就是基因。 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解释，就像我说的今天的生物学家们仍然在争论如何给基因下定义。它必须有一定的特性，一定的化学特性、物理特性。我就不再讲那些复杂的细节，但是大家都知道概念本身。 《基因传》《癌症传》 基因与癌症治疗 主持人：悉达多·穆克吉写过肿瘤相关的书籍，在《癌症传》当中如果您读过应该有所了解，肿瘤的发生跟基因的突变是有关系的，肿瘤治疗的过程也有很多基因的疗法，尤其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做基因编辑，是否可以用基因治疗的方式在未来五到十年让大部分的肿瘤都可以被治愈呢？ 图：嘉宾主持项飞 悉达多·穆克吉：我想从一些比较基础的开始讲起，以方便大家去进行理解。 刚刚大家已经了解了基因是什么，我也用了很多次同样的比方帮助大家理解。人类的基因组是一本百科全书，里面有30亿个不同的字母——ACTG等等。当这些字母在细胞内发生变化时，就发生了突变，引发癌症。 我说突变就是其中一个字母或者两个字母甚至更多的字母串可以改变，可能因为不同事件或者原因产生改变，有可能是环境引起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致癌物。比如说香烟，香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化学物质，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变化。这时产生的致癌物质，它可能会把一个字母、五个字母变成其他字母等等。你的基因是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继承到一些突变，病毒也会引起突变。有的时候，细胞在基因的复制和随后的分裂过程中，也会改变几个字母。 所以这四种因素——环境或者说致癌物质、遗传、病毒和错误的复制都可以带来你自己细胞里的基因百科全书中的变化。大多数的变化可能不会有任何功能上的后果，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基因变化会让其中一个细胞没有办法正常地分裂。 举个例子：当你割伤自己，你的伤口会自行愈合。细胞在修复过程中会开始分裂，当它们完成后，伤口的愈合过程就会停止。你不会再长出新的手，也不会变成两个人，这是因为细胞有信号。当你发现割伤了自己会有信号，通过细胞分裂来修复伤口，然后修复过程完成了，也会有信号。这些信号来自启动和停止分裂的基因。 刚刚我讲到，如果在这个ACTG发生了突变，使负责通过细胞分裂来愈合伤口的基因或者通知细胞停止分裂和愈合的基因失效。再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细胞会不断地分裂下去，那么这个伤疤愈合的时候，细胞的分裂不会停止，而是不断继续的进行分裂，这是因为这本百科全书里的基因序列出了问题，这就是癌症的本质。 您问我的问题，就是CRISPR技术能够对这种情况做些什么。CRISPR这种技术使我们能够破解这本百科全书，并且精确地将这种非正常的变化给它扭转回去，这是我们可以精确决定的一种干预方式，可以看到百科全书基因序列组里面哪些不对，我们可以改变基因组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基因。 使用CRISPR这种遗传学方法来治疗癌症的问题是，癌症发现的时候可能有成百上千万甚至数以亿计的细胞发生突变，为了纠正这种突变，我们现在需要让每个肿瘤细胞都回到正常的轨道，如果其中一个细胞成了漏网之鱼，就是说CRISPR基因编辑漏掉了哪怕一个细胞，那么这个细胞会重新占领病灶，产生新的癌症，之前的肿瘤就会复发。 就好比一个有许多许多个头的怪兽，可能你用这把叫基因编辑的宝剑砍掉了它99%的头，但是其中有1个留下来了，这1个会产生无穷后患。这就是CRISPR编辑技术在治疗癌症中所面对的问题。所以科学家包括我在内，一直在看如何能够将癌症巨兽的几百个头全部铲除，或者也可以在肿瘤发生之前去进行修正或者复原，后面这点可能是用CRISPR技术来治疗癌症的一种新的机制。 但是前面所说的去改造每个癌细胞的基因可能并不是正确的答案，因为这样你就要把肿瘤所有细胞里的变异全部修复，也就是必须要斩草除根，不然如果有一个没有消灭的话都可能重新死灰复燃，这就是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问题。 CRISPR当然是很有前景的一种技术，不过首先你要很好的了解癌症，这样就可以在真正出现肿瘤之前进行修复性的编辑。我们在实验室里就这一技术和机制也发表了不少有趣的论文，可以在癌症出现以前阻止它，所以我说答案不是千篇一律斩草除根，除非你能真的将数百万甚至数以亿计的细胞全部修正，否则就实现不了治疗癌症的目的，因为只要其中有一个突变细胞还存在，肿瘤就会卷土重来。 主持人项飞（左）和嘉宾尹烨（右）在活动现场 尹烨：我觉得，首先，大家要对人类疾病或者死亡谱有一个迭代更新的概念。 比如，今天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在这个阶段，我们国家的主要致死疾病目前是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加在一起的时候超过了肿瘤。但也有人会说，是不是非洲环境好，所以非洲同志们不得肿瘤？但实际上，今天非洲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五十几岁，主要的致死谱是传染病和感染病，所以当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一个国家，它的主要死亡谱转成肿瘤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理解，这个种群长寿了——它的人均预期寿命一定是超过70岁的。 如果大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到了85岁以上，我相信肿瘤就不再是众病之王了，我们可能会迎接更多衰老性的疾病，比如神经性退行——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等这些就会变成主要的致死谱。 今天比较中国和美国的肿瘤五年生存率，美国大概67%，中国大概是37%，我们有30个百分点的差别。如果要细分的话，你会发现，美国高发的肿瘤排在前面的除了肺癌以外，主要是前列腺癌、乳腺癌，而这两个又是非常容易治，甚至是在治愈疾病的早中期。基本上中国的乳腺癌一发现都在三期以上，而美国的乳腺癌很多都是一期甚至是零期。所以，如果我们想群防群控肿瘤，最好的方式是不要等癌细胞已经发展到亿级，应该在更小的时候，通过防大于治的方式把它遏制住。 图：华大基因CEO尹烨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宫颈癌，2008年，科学家发现宫颈癌就是由一种高危的人乳头状瘤病毒（HPV）长期感染所引起的。世界卫生组织前几天刚提出这可能是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肿瘤。所谓消灭不是没有，而是发病率是低于十万分之四，我们就认为这个疾病基本上被消除掉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宫颈癌就是被人乳头瘤病毒（HPV）长期感染所导致的，所以怎么做呢？ 对付一个病毒最好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推荐15岁以下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接种HPV疫苗，这也直接带来的是，最近发达国家，宫颈癌的发病率大幅度降低的一个很好的结果。 第二，要做大规模人群的筛查，特别是适龄的女性，我们通常指大约是30岁到60岁，这个阶段每三年做一次HPV的筛查，如果持续阳性就应尽早地进行治疗，这些要素都跟上以后，我们就可以大概率地消除因为HPV带来的宫颈癌。同样的方式可以放到今天的结直肠癌、乳腺癌、甚至像肺癌上。如果我们能够消灭掉目前人类肿瘤致死率前十大癌种的50%，我相信我国整体的人均预期寿命会超过80岁。这就是今天日本，或者西欧、北欧国家的水平。所以在我来看，防大于治，是更好的方式。 我们讨论用哪一种精准的技术去精准地治疗某一个肿瘤时，要考虑可及性，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家治不起。这次我们看川普得了新冠又被治愈，其实他用了几克的抗体，这种治疗费用可能要达到上千万人民币，这不可能是老百姓享受得起的。而我们中国在防止新冠的方式是让更多的人方便地检测，我们做到了“应检尽检”，通过大规模的组织来对抗一种公共卫生的疫情。我相信肿瘤也应该用类似的方式做。 还有最后一点，实际上在过去，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癌细胞，包括曾经对很多90岁以上的自然死亡的女性做乳腺的切片，发现都有癌细胞，但是她们并没有死于癌症，这就告诉我们，某种程度上要更好地学会与癌症和平共处，我们要很好地去带瘤生存，它也是一种新的物种，只是跟我们共生了。如果你可以忍受得了脚气，这是一种真菌的感染，也大概能够接受我们体内携带肿瘤，长期去带瘤生存，跟它保持一种平衡。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理解，我们如何面对罹患肿瘤的态度，不管是病毒还是肿瘤，并不符合一个生态的观点，毕竟我们人类的身体携带了人类细胞大概9倍的微生物细胞，我们有40万亿个体细胞，我们可能携带有400万亿的微生物细胞，所以人类归根结底是一个生态系统。要更好地在这个生态当中跟所有的细胞和谐相处，不管是面对传感染疾病、面对罹患肿瘤、面对自然界，我们都应该坚持这样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可以取得跟自身的自洽、和生态的自洽、和自然的自洽。 下一个众病之王会是什么？ 主持人：那如果有一天肿瘤不再是众病之王的话，您认为下一个众病之王可能会是什么？ 悉达多·穆克吉：当人们衰老的时候，会面对很多种新的疾病威胁。我们有一些人能活到一百岁以上，但是这样长寿的人很稀有。很有意思的是，其实他们不是得癌症死的，一般情况下是他们的免疫系统失调，也就是说他们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崩溃了，然后他们得了一些传染病——比如说肺炎——然后致死，另外这些超长寿的人群还有一个死亡的原因就是他们的骨质疏松，他们在跌倒的过程中骨头坏死。此外还有神经系统的疾病，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老年痴呆症等等，这些是他们的死因。 研究这些超长寿人群会发现，即便是排除了心脏病或者是肿瘤这样的一些极端致命的疾病，你还会遇到别的问题，包括传染病，一般是一些少见的传染病，还有第二个是他们的骨骼或者肌肉的退化，第三则是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包括帕金森症、老年痴呆症等等。 此外还有全球的流行传染病。我们现在的全球疫情也改变了我们的一些思维，我们认为如果目前的世界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的话，那这种传染病大流行也应该被加到上面这个致死疾病的名单中间。所以即便是我们能够治愈癌症，我们可能又会出现一种新的传染病，这个新的传染病也许会导致免疫系统的失灵，比如新冠疫情。我们现在发现，对于新冠肺炎来说，70岁以上患者的死亡率比35岁的患者要高10倍还多。 每一年我们都会接收到新的信息，但是我想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观点是：即便是疾病之王癌症被治愈了，我们的寿命可能会变长，但是更长寿的我们又会有新的威胁，等待我们去攻克。 尹烨：从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人类在很多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结它的一般通用性的规律，都从科学发现开始，到技术发明，到工业扩大，再到产业普及。比如我们今天用到的电，首先富兰克林发现了电，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然后通用电气GE就把这个电器做到全世界去，今天我们就能享受到电带来的便利。 所以当我们1953年知道DNA双螺旋的结构，1983年知道核酸检测PCR方法，再到今天的中国，大家差不多花几十人民币就可以做核酸检测，这个过程恰好是验证我们从科学到技术、到工程、到产业的完整过程。一旦准备好了，科学到位了，技术成本到位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认知正确——大众必须对核酸检测、基因检测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基因不是万能的，核酸检测不是万能的，但是有些问题确实可以起到很有效的做法。新冠病毒相对于2003年SARA有什么特点呢？刚才穆克吉博士也讲，这个病毒在老年中致死率非常高。其实这个病毒变得更加狡猾了。感染SARS后的疾病叫急性重症呼吸症，感染后病人人体温度很高，我们只要用温度检测，不吃退烧药是过不了关的。而新冠呈现出一种高感染，但是对于年轻人低致死的生态。你要知道一个聪明的病毒是不能把人都杀死的。因为寄主没了，它也不在了。所以流感病毒很聪明地变成了一个和我们共生的病毒。 尹烨的《生命密码》系列 很多人说，2003年SARS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不用核酸检测，第一个是做不上，第二个是做不起。2003年时，一个最好的实验室一天只能做几十例核酸检测，做一个检测大概一两千块钱，而且没有今天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包括防护服也是没有的，中国是在SARS之后才进一步加强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这些其实是随着时代在一次又一次的瘟疫，一次又一次的流行病学挑战中才逐渐派生出这种能力。 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实际案例就是在14亿人口的中国，我们基本控制住了疫情，虽然还会零散地发病，因为呼吸道病毒很难完全不发病的，但是我们可以很快地通过隔离、隔离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切断传播途径来预防疾病的蔓延和发生。 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疾病的预防，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个检测叫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就是抽孕妇的外周血5毫升，就可以准确的预知到肚子里的宝宝会不会罹患唐氏综合症，应该说深圳已经告别这个疾病，这在其他很多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怎么做到的呢？实际上这个检测在香港要7000块钱，今天在中国的河北只要360块钱，在深圳已经纳入到医保，这就是我说的“渠道可及、认知正确”。就像用了疫苗让我们告别了人类历史上的重病天花，天花加鼠疫这两个传染病大概至少杀死了5亿人，而所有的战争加一起都没有杀这么多人，所以说微生物是地地道道的战争之王。我们是怎样让人天花远离人类的呢？1979年人类消灭了天花，不是我们会治天花，而是我们通过了疫苗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不得天花。 一样的方式应该用在出生缺陷上、应该用在肿瘤防控上、应该用在防止传染疾病上，只要以治病为中心转到预防为中心，全世界的医疗负担就会大幅度下降。要知道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所以同样的方式，宫颈癌要筛查、结直肠癌要筛查，不用大家做肠镜检查、先测粪便就能有90%的敏感性、特异性来决定会不会罹患中晚期的结直肠癌。 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其实在中国或者很多国家都有很悲哀的事实，我们一辈子的医疗投入有80%花在了最后8个月，健康的时候不体检，体检的时候不健康，一发现就中晚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真正要给大家普及的是我们建立起“防大于治”的意识，这种意识如果普及到位的话，不管我们的已知圈、未知圈如何扩大，我们在下一个时代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正确的认知总是可以让我们更加从容地去应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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