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借助优质教育巧妙地狠狠地割了家长的韭菜，而且韭菜们还争先恐后，生怕不能有被割的资格。 教育大比拼的核心驱动力更多地回到家庭，回到学生本身，逐渐远离公立优质学校的光环加持。 与学区房无关，只有家长、孩子的比拼才是硬核比拼。 学校期末考试排名不行，直接拖垮房价？据媒体报道，前段时间，上海闵行区统考后对学校进行了排名，闵行华二是上海高中四大金刚之一的“华师大二附中”的初中部之一。不过，这次的排名战中，据说闵行华二只是排名第9，引发附近小区价格雪崩。 无论消息最终如何，价格是下降了。12月份，紫竹半岛小区的房价从12.8万每平方米跌到了9.9万每平方米，不止一个跌停。 部分学区房怎么不行了？这怎么可能？其实背后是中国教育的大变化，不但关乎财富，还关乎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智者将顺风而行，愚者陷在沼泽中不知所措， 白白付出了巨量金钱却付出了教育失败的代价。 优质生源决定好学校成绩 一个学校的成绩是由谁来决定的？ 核心决定力量是生源。国内多所师范大学的附中为什么每次重要考试的成绩都那么闪闪发亮？没错，老师水平高，既专业又敬业，不过，最重要的是：很长时间内，这 些学校都是从全省全市挑选牛娃（最优质的生源），用 “牛娃集群效应”来碾压普通娃，说实话，这有点胜之不武。 顺着链条往下看，次一级的重点学校也是这个套路，挑比较好的学生，而且限定学生来源的区域，这实际上就提高了所在片区的房产含金量。房地产借助优质教育巧妙地狠狠地割了家长的韭菜，而且韭菜们还争先恐后，生怕不能有被割的资格。这是世界奇观，虽然不是独一无二，也是比较少见的。 上海学区房的价格最近在上涨，从表面看第一推手是“上海在招生环节执行了公民同招、摇号的政策”，实际上是家长们内心的恐慌在作祟：既然不能去优等生云集的民校，那么就只好回流去抢传统优质公立学校的学区房。 这个逻辑是对的吗？错了。 正如我前面所说：优质公立学校之所以一直优质，是因为它们一直在 “掐尖”，而且可能是全区、全市、全省“掐尖”，最后当然是学校的成绩斐然。 但是， 现在是摇号了，不允许“掐尖”了，学区房价格上涨的逻辑在哪里？我没看懂。 鸡窝还是那个鸡窝，但是放进去的鸡蛋并不是个个都经过精心挑选的，所以，优质公立学校逐渐“泯然众校亦”，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这叫均值回归。 这事儿不但会发生在闵行华二，也会发生在其他优质公立学校。这是中国教育改革近年来最犀利的一刀，直接砍中地产炒作的七寸，鲜血直流，惨不忍睹，而这仅仅是刚刚开始。 不少家庭拿着现金冲进去买学区房，以为买的是巴菲特多年前买的价值股可口可乐，没想到买回来一看是非常普通的股票，经验主义害死人啊。 在某一线城市的985高校附中，我也问过一位家长关于学校的招生情况。家长说，这所附中也是要摇号的，很多地段生被摇号进来，完全跟不上， 学校只好通过考试弄出两个重点班，以后就重点培养这两个重点班。其余的班就混着，不要太差就行。 可怜那些花了几百万、上千万买学区房的家长，刚开始完全不知道这个套路，等知道的时候也只能服从安排。等升学考试结束，重点班的孩子纷纷去名校，普通班的孩子纷纷去中等学校甚至最差的学校，这就叫尘归尘，土归土。这样的消息只需要一轮传播，就足以把房价打压几个跌停。 教育比拼核心驱动力回到家庭 说实话吧，上海在招生环节执行公民同招、摇号的政策还是对学区房手下留情的，如果只对公立学校摇号，让民办学校自主招生，我估计学区房会直接腰斩，很多人一辈子的红利会在几年之内化为乌有。 为什么？很简单。 如果只对公立学校摇号，意味着优质公立学校不能“掐尖”，但是如果允许民办学校自主招生，你会发现它们有本事把绝大部分优秀的学生揽入怀中，而且这其中有较多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然后这帮牛娃形成自己的朋友圈，随着成长，家长资源互相渗透，后续的学弟学妹和前面的学哥学姐组成越来越强大的校友会。当然，人家也付出了代价，学费很高。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觉得依托优质公立学校的学区房还有什么戏？ 所以说，政策已经对学区房手下留情了，不要不知道深浅，要感恩，但也不要入戏太深。 长期来看，学区房的价格逐渐平庸化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加入了家长的变量，某些买非学区房的家长、孩子一旦“疯起来”，学区房根本顶不住。 说个公开新闻：2021年1月初广州市越秀区各初中学校初中一年级期末考结束，以前考生成绩比较落后的东环、四十中交出了一份堪称出色的成绩单。东环中学期末五科最高分达到了511分，跻身前列。往年的家长心目中的热门育才实验中学期末最高分为500分，二中应元仅有一人总分超过500分。几乎每个学校最高分都在500上下（总分540），证明 “牛娃”各校都有。 多少学区房的业主忐忑不安？又有多少刚刚“上车”的学区房业主哭晕在卫生间？ 教育大比拼的核心驱动力更多地回到家庭，回到学生本身，逐渐远离公立优质学校的光环加持。 一个家庭如果在孩子的学习上付出更多有效的努力，注意“有效”这个前提， 孩子相对自律，家长相对严格，这个孩子大概率在学校的成绩是中上等。只要某一个变量再提升一些，孩子就会比较优秀。 这样的轨迹在绝大部分普通家庭都有机会实现，但是很多的家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更愿意去努力工作多赚钱，这当然没错，不过，他们可能没有想过帮助娃提高成绩也等于赚了几百万可能还不止。还有部分家长沉迷网络游戏，或者各种短视频、剧集，那就等着收拾烂摊子吧，不要以为买了学区房就高枕无忧。 在教育这个问题上，一分耕耘不等于一分收获，但是没有耕耘，大概率没有收获，除非自家娃高度自律，这样的孩子很少。 而且摇号干掉学区房之后，优质公立学校里面那种你追我赶牛娃云集的紧迫感淡漠了，这等于打仗丢掉了以前常配的重型武器，家长还不赶紧想办法补位，就是摇号摇中了好学校也没用，因为战场上“敌人”的火力点配备已经改变了。 以前是：牛娃进了名校，家长基本可以不管了，985起步，最差也是211。现在是名校实质上被扯平了，学生成绩差别很大，学习氛围变了，牛娃分分钟成绩掉队。 回到终极问题：那你还抢学区房干啥？难道不是应该多在孩子的自律性和自己的时间、精力付出上找回最靠谱的方法论吗？ 两大变量加剧学区房崩塌 在最有智慧又有财力、精力的家长们那里，孩子分到传统意义上的差学校可能慢慢不是问题，篡改马老师的一句话——“学校不改变，我们就改变学校”。 据《钱江晚报》报道：文鼎苑小区在杭城西湖区，紧临浙大紫金港校区。这个小区曾被杭州家长们称为“杭城第一孟母盘”，以家长们励志“鸡娃”（网络语，指家长不停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让孩子去拼搏）闻名，在坊间曾有很多故事流传。文鼎苑原本不是学区房， 因为家长们太努力，把一所普通小学推成了名校，房价狂涨。 这样的故事会越来越多在各大城市上演，广州东环中学的部分家长就有这个趋势，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部分家长的孩子本来就是入读大名鼎鼎的东风东小学，这一片区本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学区房，家长、孩子够努力，至少可以保住这一片区的学区房含金量。如果不努力，前面的巨大投入可能就付诸东流了，家长们不容易，既要力挺孩子的学习，还要力保周边房价。 而且两大变量将加剧学区房的崩塌： 真正意义上的有钱人，比如现金流随时几千万或者资产几个亿甚至几十亿这种，他们是不甘心孩子只能摇号入读的。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被迫从命，那么，在高中阶段，他们一定会尽其所能给孩子配备“重型武器”，要么直接读最好的民办学校，要么在疫情过后，直接去世界一流的高中读书，尤其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这种趋势是挡不住的。 这一部分消费力从现有的框架里流出，实际上是到另外一个体系里去升级，而且是借助世界最优秀的框架来升级，这样的人才对依靠学区房那点优势堆积起来的人才而言，很快又会拉开思维方式、见识、胸怀以及判断力、执行力的差距，而这些才是最要命的。没错，某些富二代一无是处，是花花公子，但是某些富二代一旦认真读书，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花时间或者买个学区房就能弥补的，里面有巨大的成本差距和人脉差距。 还有一个变量是培优班。同在一所优质公办学校，也是同样的学区房，如果一个孩子在培优班能够拿到好名次、好成绩，另外一个孩子完全不上培优班，也不在乎成绩，完成作业就万事大吉，家长由于各种原因也不太管。两者的成绩有天壤之别， 与学区房无关，只有家长、孩子的比拼才是硬核比拼。即使是一个普通学校的孩子，他如果在培优班能拿到好成绩，那么在中考的时候也能实现对绝大部分学区房孩子的“绝杀”——因为高中录取要看分数。 学区房的崩塌是全方位的：政策砍了第一刀，非学区房的部分家长们积极努力插第二刀，富人远远地发飞刀，培优班近距离插匕首，学区房还能撑多久？ 苏格拉底说：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是的，教育不是买套学区房就可以给孩子做个交代，而是充满热情与他（她）一起奔跑，点燃他（她）心中渴望知识的火焰。
前一阵子，民政部部长说：“目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其实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了。 这个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啥意思呢？ 其实它说的是一个国家的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一般来讲，要维持在2.1的水平，才能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保持代际之间的人口平稳。 这个好理解，一对夫妻生俩娃，代际人口才不减少。 那警戒线是多少呢？ 国际上讲，1.5是一个警戒线，如果到1.5以下，就要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提上去了。 美国做过一个统计，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中，非洲最爱生，而东亚和欧洲最不爱生，全球的中位数是2.3，中国内地以TFR1.5排在第175位，香港和澳门则分列倒数第二和第五。 跌破警戒线有啥结果呢？我们有邻居可以参考。 目前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全球最低，2019年的0.92更是历史新低，是全球少有的低于1的国家，2020年韩国正式出现“死亡交叉”，死亡比新生多，人口正式负增长。 日本数据略好于韩国，但也好不到哪去，日本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在不同的场合都用“国难当头”来形容日本的生育危机了，2020年1月的人口调查，日本人口又减少了50万，连续11年负增长了。 中国的负增长什么时候出现？此前大家预测是在2035年，结果现在不生孩子的越来越多，社科院预测，可能是2028年。 没几年时间了。 比人口负增长来得更早的，是老龄化。 2019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已经有1.76亿，占总人口的12.6%，如果这个比例超过14%，那么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如果比例超过20%，那么就是“超老龄社会”。 还差1.4个百分点，原来的预测是2022年进入，但是如果按照增速，今年年底就能提前进入了。 这会带来很多预想不到的麻烦，比如养老。 2019年，社科院做了一份《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算了算未来30年的养老账，当年的缴费赡养率是47%，接近是2个缴养老金的人养一个退休人员，但是2050年的缴费赡养率将达到96.3%，接近“一个养一个”。 根据报告测算，养老金的结余将在2027年达到峰值，但是，在峰值后就开始迅速下降，并在2035年耗尽结余，那时，80后甚至还没有到退休年龄。 报告只是预测，不代表实际情况，毕竟未来的政策变数还是很大的，但是不少省份早就出现了养老金收不抵支的问题，养老金全国统筹后，中央调剂的净贡献就靠那几个经济大省。 所以，延迟退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起码能让养老金再多花几年。不过，“60后”是目前中国人口数量最大的群体，他们正在争先恐后地退休，交养老金的主力，还是80、90后。 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就太难了。 还是以日本为例吧。 2012年安倍刚组阁的时候，日本国土交通省就预测了，在目前有居民居住的地区中，到2050年，将有6成以上的地区人口减半，2成地方变成无人区。 东亚文化圈多少有些类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后，农村已经显现出了空心化的趋势，而城市化的发展，也开始分城市群、都市圈，收缩型城市的概念也已经出来了。 现在人口相关的“红利”也越来越少，倒是房地产，在真正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时候，到哪儿去找接盘侠呢？ 再加上人口红利不再、消费萎缩，经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滞胀，到时候要面对的形势，可以参考现在的日本。 为啥都不爱生了呢？ 无非俩原因，一个是不想生，一个是不敢生。 不想生的原因就很多了： ●1、晚婚晚育已经喊了很多年，结婚生育的年龄以及意愿都在延后； ●2、婚姻这事儿，意识觉醒了，就通透了，看透婚姻的本质，单身率和离婚率都是大幅攀升的，哪儿还有生育的事儿啊； ●3、全社会对女性生育的结构性影响，尤其是生育对于职业女性来讲，影响太大了，法律可能有百种规定来约束生育歧视，但是用人单位可能有万种办法来为自己规避所谓的风险。 而且，现在避孕这事儿也太简单了，“卖套套”这项事业就养活了不少上市公司。 不过最有效的避孕方式，可能就是看生娃、养娃的成本了。 “四脚吞金兽”、“行走的碎钞机”，这大约是现在对孩子最贴切的形容词了，之前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开始到孩子上大学前，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大概是70万左右，当然这还只是一个还算是中规中矩的花销。 但是现在大家是怎么玩的？ 那简直就是养娃竞赛，从2019年开始，“鸡娃”们3万就可以撑起的暑假，就已经涨到8万多了。 如果是放在大城市里面，那得是人均百万富翁才能撑起来，北京的成本直追300万，连长春都要121万。 顺便再看看现在的房价，以前“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啃老”，自己最终会变成6个钱包中的一个。 这架势，哪是不敢生，简直是没资格生。 不生，那就催生。 计划生育时代喊“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现在是“一胎少，二胎好，小有伴，老有靠”。 口号响亮也没有啥用，2016年靠着前一年的放开二胎收获了一个微小的生育小高峰，但是从后来的数据上看，那年也是对未来的透支，随后就一路下滑，2019年的出生人口甚至不到1500万了，创下50年来的最低值。 所以现在开始，已经有人建议放开三胎甚至取消生育限制，当然也没啥用，二胎都不想生，放开三胎有啥意义呢？ 放眼世界，催生不是靠口号，也不是靠父母的念叨，而是实打实的支持。 最直接的就是发钱了。 ●在俄罗斯，生孩子的“英雄母亲”是可以拿钱的，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每月可以获得12000卢布，3年累计可以获得约合近8万人民币； ●在法国，“婴儿出生奖”有600欧元，二孩家庭每月补贴131欧，三孩家庭299欧，四孩以上家庭467欧，法国GDP的5%都用来补贴生育了； ●韩国马上也要发钱了，新生育家庭，要发放200万韩元（约合1.18万人民币），0-1岁婴儿家庭每月30万韩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并逐步调升到50万韩元； ●新加坡也很大方，生孩子直接发“婴儿花红”，前两个孩子各给8000新加坡元，第三个孩子1万，还有受孕补助、保健补助、所得税减免、托幼津贴，还可以优先申请组屋，之前有人测算过，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生2个孩子，在孩子7岁时，享受的各种优惠超过约50万人民币。 总之，生孩子就有钱拿。 在中国，呼吁政府发钱喊得最勤快的携程董事长梁建章，他认为，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可以是税收减免也可以是现金补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5万亿来鼓励生育。 后来，他的建议更是进化到了，直接对多孩家庭免除地价，直接让房价降一半以上，然后让大家为了钻这个空子，从而多生孩子。 这是在鼓励大家炒房养娃啊。 不过，梁总这话多少有点想当然，中国房价分化的这么厉害，深圳的8万多和鹤岗的2000多，所面对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生育率不一定上去，倒是鹤岗这样的城市，怕是会提前空心了。 这个事，是真的难啊！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28日讯 （记者 何潇 马先震）“用父母的账号登录，反复充值数十次，退款审核取证难”……“熊孩子”大量“氪金”、家长退款维权不易的消费乱象今年以来层出不穷。 据余庆公安消息，12月13日12时许，遵义市余庆县敖溪镇辖区居民赵先生焦急地来到敖溪派出所，称自己手机微信里的钱，被自己9岁的小孩用来购买游戏装备，希望民警能帮忙把充值的钱追回来。经民警了解得知，被误充的钱是赵先生夫妻俩辛苦挣来用于补贴家用和孩子上学的费用，其钱款都被充值到了王者荣耀、穿越火线、和平精英等各个游戏平台，充值数额高达1.37万元。 民警经过多方核查，在取得相关证据后立即与游戏客服取得联系。经过多方努力协调，游戏客服最终将充值购买游戏装备的1.37万元全部退回。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王者荣耀、穿越火线、和平精英均为腾讯游戏旗下游戏品牌。腾讯游戏是国内最大的网络游戏社区，隶属于腾讯互动娱乐。腾讯互动娱乐旗下涵盖腾讯游戏、腾讯文学、腾讯动漫等多个互动娱乐业务平台。 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法发〔2020〕17号）。其第一项关于合同案件的审理中的第9条显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民法典》第二十条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按照上述规定，八周岁以上的孩子为游戏充值的，需要经家长的同意，追认，充值行为才有效的，所以孩子为游戏充值后，如果家长不追认的，游戏公司就需要退还充值的款项。如果是8周岁以下孩子为游戏充值的，需要由家长实施，孩子自己充值是无效的，游戏公司也要退款。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24日讯 据浙江广电总台《1818黄金眼》栏目近日报道，马先生的儿子刚满12周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马先生说，孩子的舅舅无意中发现，小朋友的游戏等级很高，如果不充钱的话，根本不可能达到。 "孩子玩那个王者荣耀，还有一个和平精英，这两款都是腾讯的游戏，昨天孩子的舅舅发现后说，孩子的积分等级不充钱是达不到的"，马先生说，他问儿子到底怎么回事，儿子承认偷偷用妈妈手机把钱转账到自己的微信上。 "从他妈妈微信上转了12万不到，有11万多，现在孩子的微信里面还剩17000多，大概花了11万不到"，马先生说。 "密码是怎么知道的呢，是有一次孩子淘宝买东西要我的账号，我告诉他的，也是没有想过孩子会转账"，马先生妻子告诉记者。 马先生夫妻俩在杭州环城小商品市场做生意，平常资金转进转出很正常，孩子转走妈妈的钱之后，删掉了转账记录。 "从妈妈那大概转了10万多，转账记录删除本来是需要扫脸的，但扫了多次之后，会提示两个选项，我选第二个选项，填上姓名身份证号码之后就可以删了"，孩子告诉记者。 马先生说，他去银行打印了转账明细，显示儿子花了5、6万玩腾讯的两款游戏，还花了12000多打赏游戏主播，这两项是大头。 "充钱买皮肤，花了多少记不清了，打赏也有过，一共花了12000多，剩下的钱充值其他游戏了，具体什么游戏不记得了"，孩子告诉记者。 转账明细显示，儿子还充值了不少小游戏，有的游戏记者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此外还通过拼多多给自己买了不少物品，包括电话、手表等等。 马先生夫妻俩现在最后悔的是，平常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他们希望能把花销的大头要回来。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腾讯公关部，目前对方正在核查。
昨天传来一个重磅消息，说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为了解决东北人口减少的问题，希望能够在东北地区率先放开生育政策限制，其实这种建议经常会有，还有人建议全国取消限制，但是之所以重磅，就是因为全国卫健委给了答复，说是可以立足探讨研究，做好调整后人口变动的测算，研究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之后的配套文件出台，评估社会风险，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东北地区全面生育放开的方案。 这个回复引发了巨大争议，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孩子都死了，奶来了，东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出生率极低，此时放开生育方案，难道大家就会生孩子吗？生了孩子谁来养，现在养一个孩子都已经吐血了，第二个孩子能生都不生了，那你放开生育政策还有何意义。无非也就是让有钱人多生几个而已。再说了东北人口流失，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即便退一万步，真是提高了生育率，生出了孩子，未来也肯定跑出去。不会留在东北。更有年轻人很有意思，说我愿意响应国家号召，愿意生孩子，请先发给我一个媳妇。 这事老齐也研究了一整天，我们在开喷之前，总得先搞清楚问题，老齐到觉得，国家卫健委的回复里话中有话，他说的探索可能是研究，而不是政策的放开，也就好比上学的时候，家长给老师提意见，说你们应该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孩子的性格，展开教学。培养他们的特点。老师听了之后，微笑的回复家长，您说的对，我们在研究研究，于是家长就理解成为，老师要因材施教了？下一步会针对我们家孩子进行专门培养。但其实老师心里想的可能是，就你事多，你们多提宝贵意见，反正我也不改。 从卫健委的回复来看，显然是还没有这个试点方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下手，而且他提出的那些条件，就是他重点在考虑的问题和难点，比如是否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公共服务是否能跟的上，还有很多的社会问题。这可不是一个小事，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后很可能，效果不大，还引来骂声一片。 其实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都能看得出来，专家们自然也更清楚，现在连二胎生的都不多，放不放开这个生育政策，意义真心不大。就好比说，放开成为亿万富翁的限制，你就能成为亿万富翁吗？之前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生育率也是不升反降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现在养孩子跟几十年前可不一样了，又是上学，又是补习班，又是各种的兴趣课，养个孩子没有几十万真心下不来。要是有个二胎，那生活质量一下就下来了。大多都得跟老人一起住，无论是买个大房子还是租个大房子，都够孩子的爹妈喝一壶的。老齐认识的人里，除非家里特有钱的那种，觉得生二胎很好。大部分中产阶层，都被二胎拖累的不行。甚至很后悔，还不能说，生怕让老二知道了，以后会引发家庭矛盾。 所以这就是微观的现实，研究宏观政策的时候，是不能脱离微观现实的，生育率这个东西一旦下降，就再也没有上升的可能。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欧洲那边，生孩子直接给钱，就这也没有提高生育率，从经济学上来讲，社会越发达，社会保障越多，养儿防老的必要性就会降低，相反生儿育女的成本就会大幅升高。所以一个成本不断提升，收益不断下降的事，大家越来越不爱干，这事也就很好理解。未来这个趋势也还会继续。有人说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也对但也不全对，阻挡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全方位的，不光是房子。原来晚上是没啥娱乐活动，只能生孩子，现在光加班就得到很晚，夫妻两个人甚至经常见不到面。 再说回东北地区，这里的老龄化最严重，但可能不光是生育率低，最重要的是人口流失问题，在东北都是重工业工厂，这些工厂效益非常惨淡负担非常重，已经留不住年轻人了，所以能够生育的年轻人都走掉了，他自然生育率就低了，剩下的都是老年人，自然也就老龄化了。所以解决东北人口的问题，还在于经济本身，而不在生育政策。但从经济上破局又谈何容易，关系社会在这里根深蒂固，有人甚至调侃，东北只要一有振兴政策，海南的房价就涨。老齐一直认为，东北缺的是市场经济的文化。人情世故太浓重了，想要做生意真的很难。而要改变这种思维，真不是一两代人就能解决的。所以南北差异进一步拉大，将不可避免。那么人口问题，也基本无解。任何政策都是无效的。那么这时候放开生育政策，只会惹来更多的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所以老齐并不认为，真的会在东北调整政策。甚至全国也一样，都到这个时候了，放不放开，其实已经意义不大了。未来出生率越来越低，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已经是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阻挡。我们只能在其他方面做好准备，于国家来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用机器替代人工，解决生产力的问题，同时解决社会化养老，多盖养老院。以后421的人口结构之下，居家养老几乎没可能。不是不孝顺，而是根本没这个精力。而对我们个人来说，多存点钱吧，等70-80-90后退休的时候，光靠国家的养老金肯定是不够的，估计养老院的费用，普遍会高于退休金，甚至会高出一倍，所以你要想活的体面一些，至少要准备你最低月开销240倍的存款。也就是说，你一个月最少花5000块钱，那么等你退休的时候，至少得有120万存款才够用。这还没有算上通货膨胀，如果算上通胀，可能得有360倍月开销，也就是你得准备180万，才能保证5000元月开销需求。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6日讯（记者 徐自立 马先震）“用父母的账号登录，反复充值数十次，退款审核取证难”……“熊孩子”大量“氪金”、家长退款维权不易的消费乱象今年以来层出不穷。 据云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官方账号“都市条形码”报道，安宁杨女士上六年级的儿子慢慢迷恋上了网络游戏。杨女士说，发现儿子初现迷恋网游端倪是在今年的5月，当时有一次买菜付款时，杨女士发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的钱不见了。杨女士：“零钱的账单里面没有这些（消费）记录，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小程序，是微信转账到QQ好像，我打开就有记录，上面就有846.6的那个支出。”杨女士说：“我问了孩子，他就是（用手机）在查询（资料）的时候，比如他点开百度，王者荣耀那些相应的广告弹出来，他就点进去，点进去可能就安装了APP，据他说是买皮肤，跟里面游戏的那些（装备）。” 可杨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儿子在网游上的迷恋一发不可收拾，在随后的日子里，不仅用上网课的借口不停地借用杨女士的手机，还瞒着家长注册了另一个游戏帐号，继续打游戏，甚至打起了家里银行卡的注意。在6月到11月期间，儿子一共通过两张银行卡转账18000余元。杨女士说：“因为这个钱是等着给孩子上学用的，我要求的话就是全额退款。8月份我向他们申请，孩子是未成年人游戏这个退款的问题，但是到现在还在协商当中。” 节目视频显示，账单中充值所购买的商品为王者荣耀点券，商户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王者荣耀为腾讯游戏旗下游戏品牌。腾讯游戏是国内最大的网络游戏社区，隶属于腾讯互动娱乐。腾讯互动娱乐旗下涵盖腾讯游戏、腾讯文学、腾讯动漫等多个互动娱乐业务平台。 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法发〔2020〕17号）。其第一项关于合同案件的审理中的第9条显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民法典》第二十条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按照上述规定，八周岁以上的孩子为游戏充值的，需要经家长的同意，追认，充值行为才有效的，所以孩子为游戏充值后，如果家长不追认的，游戏公司就需要退还充值的款项。如果是8周岁以下孩子为游戏充值的，需要由家长实施，孩子自己充值是无效的，游戏公司也要退款。
很多人都曾被罗斯高教授的一则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视频给刷过屏，视频的标题是《63%的中国农村孩子没上高中》。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单看标题，就足以能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在视频中，罗斯高教授所提及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城市户口占37%、38%左右，可是因为城里人生孩子少，只有24%，也就是不到1/4的孩子是城里的孩子。”换言之就是，有着高达3/4的孩子是农村孩子。当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孩子与高中无缘时，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的整体前景，而这又将直接影响中国产业能否顺利转型升级。 罗斯高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发展经济学家、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负责人。从12岁起他就开始学习中文，学生时代还曾赴台湾地区交换学习过三年，因而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罗斯高，于198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他30多年对中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他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度过的，他在那里开展田野调查，通过第一手的数据，研究中国的农村教育。 前述视频实际源自他的一次公开演讲，这次演讲又是基于他与中科院的张林秀教授率领的团队，对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研究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之所以上不了高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非常匮乏，教育投入不足，使得他们所受的教育非常糟糕。这令他们的认知能力，从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同龄的城镇孩子。 这样的教育水平决定了，这些孩子很难跟上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这势必会严重制约中国产业和其自身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在结构上表现为，一方面是低端劳动力过剩，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技术和资本替代，人工智能、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已经排斥了很多低端就业，而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种替代性将会表现得愈发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国经济体系又缺乏足够数量的产业技术工人。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高达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其根源就在这里。为此，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罗斯高难题”。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罗斯高教授自己为这道“难题”给出的建议是，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以此提高农村孩子的教育质量。这一建议，对于那些很少有人出门打工，很少流动人口的农村地区，无疑是适用的，也是极为必要且异常迫切的。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情况，那就是农村地区适龄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在城镇务工。如按照罗斯高教授的建议，政府将相应的教育资源，投入到这些务工人员户籍所在的农村地区，那这些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的教育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在中国，很多城市一贯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各种行政（学校只接收户籍生或是提出极高的积分入学条件）、经济（提高学费和赞助费）的手段，来限制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如按照罗斯高教授的建议，则势必让城市政府的上述行为合理化——国家既然已将相应资源，投入到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户籍地，那么他们理应回去。结果势必会导致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形成更多的留守儿童。中国全国妇联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于2013年发布了题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推估，全中国有17岁及以下的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2%。 另外，在中国约有3000万与他们的父母一起呆在城镇的务工人员的子女，虽可与其父母正常共同生活，但其父母承受的经济压力，却是空前的。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受限于户籍制度，可在白云区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务工人员的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而这些教学水平一般的学校的学费，却通常都在每学期1万元以上。有人就曾算过，在这类学校就读，全年的各种学杂费加总起来，至少需3万元以上。另据中国人社部发布的《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这也就意味着，剔除全家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外，一个务工人员的全年劳动所得，仅够一个子女在城市的教育支出。这于绝大多数务工人员而言，是无法承受之重。其负面效应体现在：一将势必制约这些务工者的生育意愿，二将对这些务工人员的消费，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无论是对当前鼓励生育的战略，还是扩大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而言，这无疑都将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破解“罗斯高难题”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向农村进行教育资源的投入（这固然必要），而应是让这些资源，跟着孩子走、跟着孩子的父母走、跟着市场需求走（哪里有用工需求，他们的父母就会往哪里走）。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基于降低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还是基于扫清鼓励生育、扩大国内大循环的后顾之忧而言，都应该要求和配合城市，不能限制这些孩子的流入。不仅要让农民工能在城市工作，也要让他们的子女，在城市接受可承受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于城市发展教育，具有规模经济。同样的教育水平，城市的人均成本要低得多。此外，相比于在农村接受教育的孩子，相同的教育质量下，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孩子，也会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更契合于城市需要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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