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口形势日趋严峻，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弱，就连民政部部长都撰文提醒：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此背景下，最近“放开三胎”的建议被频频提及，也掀起了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然而，放开三胎真能“催生”吗？恐怕不见得——需知，这届年轻人不爱生娃，绝不仅仅是生育层面的原因。 1 当今社会，生娃与否早已成为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既不是靠着一腔热情，也不是像过去“多双筷子多只碗”那么简单。 总结起来，年轻人不爱生娃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要知道，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花销200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就连长春也要花掉121.5万元（见下图）。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居民还面临着高昂的房贷和房租，而医疗养老的各项支出同样没有计算在内，再想想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很多年轻人都会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韩国为例，有媒体机构在对韩国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 数据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依然极为强烈。这也足以说明，经济压力对普通老百姓生育意愿的“压制”程度是多么严重。 第二，“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 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他们很难愿意再去生个老二或者老三。 第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如今，我国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扩大，她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否则一旦休产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顾孩子上，便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升职加薪与职业发展。 说到底，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靠放开三胎来“催生”，是远远不够的。 2 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韩国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也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涉及到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不妨做一番梳理，看看国外是怎样鼓励国人生娃的，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行性路径。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 鉴于经济压力是头号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便由此切入，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典型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再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3 虽然世界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如前文所说，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诚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人必然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生育水平继续走低的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本文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 当前，人口形势日趋严峻，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弱，就连民政部部长都撰文提醒：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此背景下，最近“放开三胎”的建议被频频提及，也掀起了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然而，放开三胎真能“催生”吗？恐怕不见得——需知，这届年轻人不爱生娃，绝不仅仅是生育层面的原因。 1 当今社会，生娃与否早已成为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既不是靠着一腔热情，也不是像过去“多双筷子多只碗”那么简单。 总结起来，年轻人不爱生娃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要知道，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花销200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就连长春也要花掉121.5万元（见下图）。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居民还面临着高昂的房贷和房租，而医疗养老的各项支出同样没有计算在内，再想想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很多年轻人都会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韩国为例，有媒体机构在对韩国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 数据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依然极为强烈。这也足以说明，经济压力对普通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生育意愿的“压制”程度是多么严重。 第二，“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 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他们很难愿意再去生个老二或者老三。 第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如今，我国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扩大，她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否则一旦休产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顾孩子上，便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升职加薪与职业发展。 说到底，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靠放开三胎来“催生”，是远远不够的。 2 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韩国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也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涉及到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不妨做一番梳理，看看国外是怎样鼓励国人生娃的，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行性路径。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 鉴于经济压力是头号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便由此切入，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典型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再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3 虽然世界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如前文所说，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诚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人必然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生育水平继续走低的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0日讯 据浙江广电总台《1818黄金眼》栏目近日报道，杨女士住在绍兴柯桥，她说前段时间让大儿子去银行取钱还房贷，结果发现卡里的钱没了。 “卡里当时还有4000块，我让把4000块全取出来交房贷，结果一取发现一分都没有了”，王女士说，“当时也去查了，跟老公把单子都拉出来了，结果被小孩子打游戏全打光了”。 王女士的儿子祥祥告诉记者，打的是王者荣耀游戏。“孩子说别的小朋友都在玩，都在充钱，为什么不给我玩，为什么你挣钱不给我花”，王女士告诉记者。 祥祥今年11岁，提到打游戏充值的事情，孩子显得很沉默。王女士说，祥祥是家里的小儿子，有一部手机用来做作业，游戏就是用这部手机玩的，银行卡放在家里，孩子自己悄悄绑定开通了，我们也不知道。 “有短信提醒我也不会看，也不懂，我在厂里上班，手机一直扣在旁边，也没看过”，王女士说。 记者看了王女士出示的账单，除了游戏充值外，还有一些视频网站和其他平台的充值，“一共花了一万多块钱了，反正就这样花完了”。王女士说，平时上班，孩子没人管，觉得回家孩子就是做作业了，“他爸爸在家，因为长期大夜班，白天回家就睡觉了；他哥哥也去上班，也不在家”。 记者看到祥祥用的这部手机屏碎了，无法开机，祥祥说是自己砸烂了。王女士说，因为自己不许孩子再玩游戏，孩子一气之下就把手机摔了，“我修了一个礼拜才修好”。 祥祥说，自己不记得当初登录的QQ号了，不过自己用母亲的身份证实名认证过。 腾讯方面表示，平台对于实名的未成年人在游戏时间和充值金额上都有管控，目前根据孩子母亲的身份信息核实到的消费金额和家长反馈的有出入，还在进一步核对。 杨女士还提到，祥祥之前也打游戏充值了1000多块钱，当时批评了孩子，没想到又犯了，对于跟孩子的沟通，她表示很苦恼。 “有时候也跟他说，游戏不要玩了，不要打了，我们辛辛苦苦把钱攒起来，要还房贷，跟外面如哥哥嫂子借的钱还要还，叫他不要打，就是不听”，王女士说，每次教育孩子，孩子就说你挣钱有什么用，生起气来就跟我闹，外面的门都被砸的稀巴烂。 对此，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弈權表示，现在小朋友对手机依赖的情况比较普遍，家长对孩子手机使用的管理上，应该更具引导性，同时避免情绪沟通。 “是不是从一个更加合理的角度，去了解小朋友内心真实的想法和需求，也许他现在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更多的要去体谅他，让他慢慢能够把心态平复了以后，再来纠正他的一些认知上的问题，不要在他生气的时候跟他讲道理，道理讲多了，反而造成孩子更多的排斥”，王弈權说。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4日讯 据浙江广电总台《1818黄金眼》栏目近日报道，王女士反映，她在杭州美吉姆幼教连锁机构给孩子买了课程，后来发生一些事，闹得不太开心，机构已经答应退款，但迟迟没有动静。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和丈夫比较忙，一岁多的儿子平时由专职阿姨照料。11月初，她在龙湖紫荆天街的美吉姆幼教连锁机构买了课程，总共55节课，花了一万一千块钱。 “后来阿姨带过孩子来上两三次课，上完之后阿姨反馈，课程质量不好，每一周的课上的都是一样，而且老师不太负责任，就是很死板的按照教材上的内容把课上完，也不管小朋友有没有在听”，王女士说，听了阿姨的反馈后，她想着最后再让孩子上一次课试试看，结果孩子被抓伤了。 “这个小朋友在课堂抓伤了我们的宝宝，对我们的孩子造成了伤害，抓的非常严重，脸上有很多道肿起来的红印，头皮上破血，都有结痂”，而且王女士说，对方家长没有对此作出道歉，美吉姆的老师也没有表现对孩子的关心。 “这是我非常气愤的，在这样一个机构里面，对小朋友没有任何的保护，上课质量那么差，我作为家长为什么要在你这里继续上课呢，也不要说强求人家道歉了，没意思，那这样我就退课好了，对方当天是答应的，并且说周五之前能够到账，结果今天发现，这是个缓兵之计”，王女士说。 记者陪同王女士找到龙湖紫荆天街三楼的这家美吉姆，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在外面开会，暂时联系不上，“等校长回来会处理”，之后工作人员再次拨打了负责人的电话，依旧没有联系上。现场王女士尝试拨打机构负责人的微信语音电话，但无人接听。 后来，一位自称是龙湖紫荆天街美吉姆负责人的张女士联系记者，表示关于退费等相关事宜会以邮件方式给予回复，不过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相关回复。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7日讯（记者 徐自立 马先震）“用父母的账号登录，反复充值数十次，退款审核取证难”……“熊孩子”大量“氪金”、家长退款维权不易的消费乱象今年以来层出不穷。据百家号“华华看湖北”报道，近日，大冶金山店镇的罗先生报警求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10岁的儿子竟然花费了一万多元充值游戏用来买游戏皮肤和游戏装备，游戏平台方拒绝退款，而这些钱都是罗先生父母的养老钱。 罗先生说，今年7月份的时候，他发现，母亲社保卡里的钱“不翼而飞”。“老人平常记不住卡的密码和卡号，就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没想到被儿子发现了之后，在游戏平台绑定了卡号。”罗先生通过查询账单发现，从7月开始，儿子偷偷用爷爷的手机下载了一个名叫“香肠派对”的游戏，并通过微信平台陆续为游戏充值了一万多元，用来买游戏皮肤和装备。后来，罗先生紧急联系游戏平台，通过出示相关的证明资料，平台退回了钱款。 令罗先生没想到的是，仅仅过去4个月，熊孩子又“作案”了。前几天，罗先生从外地回来看望孩子和老人，结果发现，母亲卡里的钱又都被儿子玩游戏充值耗光了。“这几个月，他（指儿子）表面上说是用手机学习、听网课，背地里拿着奶奶的手机玩游戏。”这次，罗先生再向游戏平台申请退款，但遭到对方拒绝，“游戏平台给出的说法是：针对同一个家庭，只能退款一次。”罗先生仍在与游戏平台进行沟通。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香肠派对”为厦门真有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游戏，真有趣是一家手机游戏研发服务商，目前已有多款成功的手机游戏上市，游戏类型包括射击类、策略类、养成类等各种类型的多款游戏，满足绝对大多数用户的游戏需求。 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法发〔2020〕17号）。其第一项关于合同案件的审理中的第9条显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民法典》第二十条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按照上述规定，八周岁以上的孩子为游戏充值的，需要经家长的同意，追认，充值行为才有效的，所以孩子为游戏充值后，如果家长不追认的，游戏公司就需要退还充值的款项。如果是8周岁以下孩子为游戏充值的，需要由家长实施，孩子自己充值是无效的，游戏公司也要退款。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7日讯（记者 徐自立 马先震）“用父母的账号登录，反复充值数十次，退款审核取证难”……“熊孩子”大量“氪金”、家长退款维权不易的消费乱象今年以来层出不穷。据江海明珠网报道，在如东掘港（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一名八岁的男孩，就拿着奶奶的手机玩游戏，充值花掉了3899元。男孩的奶奶说，最近她到丰利老家交合作医疗的费用，刷卡时工作人员提示，卡里没钱了。这张卡绑定在孩子奶奶的手机上，经过查看，11月1日的下午有三十多笔支出，有很多99元的，还有30元的，499元的。 经过了解，当天是周末，孩子要拿奶奶的手机说是要玩会儿游戏放松一下，奶奶没有多想，就把手机给了孙子。孩子有先天性的不好，是聋哑，他问我要，我就给他的，把密码就告诉了他。经过查看，这三十多笔消费都是孩子充值《植物大战僵尸》游戏的，事发后，孩子的爸爸周燕东多次拨打电话给相关的科技公司。周燕东说，现在打过去的话，就是说，先是通的，之后就被挂断了，没人接。无奈之下，周燕东报了警。 此外，据济南日报报道，在事业单位工作的秦先生有一位5岁的孩子，最近，孩子因为咳嗽在家里休息，除了看看绘本，偶尔还会使用iPad玩会益智类游戏。让秦先生没想到的是，在下载了一款游戏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自己的苹果手机里被扣费800多元。 秦先生说，在微信账单，他发现4条支付信息，分别是648元、68元、68元和50元，共计834元。这些钱被充值到一款名为《植物大战僵尸2》的游戏中，而且，钱已在他未确认的情况下付给了游戏方。“孩子没有输入任何密码，也不知道怎么就付了钱。”秦先生说，孩子使用的是iPad，他没告诉过孩子支付密码，这怎么会通过他的微信来充值呢？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植物大战僵尸游戏属于拓维游戏旗下，版权归属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拓维信息 002261.SZ）。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是行业一体化解决方案及服务提供商，华为智能硬件生产销售商。公司成立于1996年，2008年在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码：SZ.002261），以湖南为总部，拥有近80个分支机构。 中国经济网记者就此事尝试联系拓维信息方面，拓维信息客服部一位刘姓负责人表示，由于（南通如东的）这个孩子情况比较特殊，公司可以帮助协调处理。如果是付款方是拓维信息的话，拓维信息自己就可以处理；如果是通过平台付款，需要先确认是安卓平台还是苹果平台，安卓平台方面，比如华为、OPPO手机需要跟渠道方再进行协调；而苹果平台需要扣除30%，出了问题他们是不管的，即使全部退也只能我们退70%。因为都是实名认证的，申请退款需要举证，公司可以给予协助，渠道审核比较严格，一般只能退一定比例。 而对于济南秦先生家孩子充值的问题，拓维信息该负责人表示，该家长所说的不用确认和输入密码即实现支付，这在苹果IOS系统是不可能发生的，或许孩子知道密码，但是没有告诉家长实情，不确认即支付，按照相关金融法规是不允许的，形同抢劫了，是违法的。苹果手机对密码要求很严格，据了解只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如果第一次输入密码确认支付，在15秒内第二次支付，好像是不需要密码。 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法发〔2020〕17号）。其第一项关于合同案件的审理中的第9条显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民法典》第二十条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按照上述规定，八周岁以上的孩子为游戏充值的，需要经家长的同意，追认，充值行为才有效的，所以孩子为游戏充值后，如果家长不追认的，游戏公司就需要退还充值的款项。如果是8周岁以下孩子为游戏充值的，需要由家长实施，孩子自己充值是无效的，游戏公司也要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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