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上海金融法院成立两周年之际，法院相关部门领导与百度举行会谈，就如何打造智慧法院进行了深入探讨。作为全国首家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不仅在执法办案、司法改革和队伍建设等工作均取得明显成效，还率先把人工智能融入到法院信息化建设中，成为全国“AI+司法”创新典范。 在法院的日常工作中，书记员每天有大量的庭审记录需要输入和整理，特别消耗人力和精力。法官们每天要审阅各类卷宗，从中梳理关键信息，理清案件事实。面对这些挑战，作为司法体制改革先锋代表的上海金融法院主动拥抱人工智能，选择与百度公司合作。借助百度知识图谱、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加速上海金融法院智能化升级。比如针对法官和书记们员日常繁琐的查阅文件工作，百度基于OCR文字识别技术，将图片格式法律文书自动转换为文本格式，为法院电子信息化提供了保障。 电子信息化只是第一步，人工智能重点是成为法官们的“虚拟助手”。百度将其知识图谱、语义理解等技术应用于司法行业法院庭审场景，模拟法官审判思维和逻辑，同时结合人工智能海量处理数据的优势，自动处理庭审场景的多种类型卷宗文书、分析案件内容并归纳推理出案件的诉请和抗辩点等知识要素，辅助法官提升决策效率。 上海金融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正式挂牌成立，它的设立是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果，对进一步完善上海金融审判体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服务保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深交所 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8月1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实施意见》，这是就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制定的专门性司法保障文件，为深交所依法开展发行上市审核和自律监管夯实了法治基础。 完善司法保障机制是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保障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金融委有关会议精神，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立足司法审判职能作用，全面落实新《证券法》和资本市场违法犯罪“零容忍”要求，进一步明确市场参与各方权利义务，促进形成市场各方依法履职尽责、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市场环境，对于保障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平稳落地，具有重要意义。 深交所将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保障意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按照“四个敬畏、一个合力”工作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努力做到“开明、透明、廉明、严明”，强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理念，完善基础制度体系，严格执行制度规则，审慎开展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虚假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配合证券代表人诉讼机制落地实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增强市场各方改革获得感，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为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强化创新资本形成，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发挥积极作用。
新浪财经8月20日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在发布会上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决定：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 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 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最高人民法院20日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以当前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24%和36%有较大幅度下降。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郑学林，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刘敏出席发布会并介绍相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发布会。 据贺小荣介绍，根据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 的决定》，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新修订的《规定》。 民间借贷是除以贷款业务为业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之间订立的，以资金的出借及本金、利息返还为主要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长期以来，民间借贷作为多层次信贷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形式灵活、手续简便、融资快捷等特点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该《规定》实施以来，既规范了民间借贷行为，统一了法律适用的标准，又解决了大量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和高度肯定。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该司法解释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符合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落实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部署，对于加快民间借贷阳光化进程意义深远。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民间借贷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利率过高、范围过宽、边界模糊等，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企业家代表多次提议对民间借贷司法政策进行修改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高度重视，自2017年开始先后赴浙江、江苏等地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广泛听取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意见，并于2018年8月发布了法（2018）2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就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完善了相关的司法政策。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融资成本过大是重要原因之一。为了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持续增强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调研和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和金融监管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最新精神，决定对《规定》进行修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确认和保护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处理民间借贷纠纷应当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民间借贷作为借款合同的一种形式，应当坚持自愿原则，即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借贷双方可以就借款期限、利息计算、逾期利息、合同解除进行自愿协商，并自愿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只有恪守自愿原则，才能充分发挥民间借贷在融通资金、激活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样，民间借贷作为民事主体从事的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在前期调研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以“民间借贷”为名，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而面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意见较大，此类行为容易与“套路贷”“校园贷”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生活安宁。最高人民法院经认真研究后吸收了这一意见，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了一种，即第十四条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上述修改的依据是国务院1998年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2011年修订）第四条，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的活动是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属于依法应当取缔的范畴。此外，在与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座谈时，多数代表建议要严格限制转贷行为，即有的企业从银行贷款后再转贷，特别是少数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后转手从事贷款通道业务，违背了金融服务实体的价值导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认真讨论后采纳了这一意见，决定对原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合同无效情形，修改为《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进一步强化了司法助推金融服务实体的鲜明态度。 二是调整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推动民间借贷利率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民间借贷合同中的核心要素，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重要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决定：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的4倍计算为例，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金融及资本市场都应当为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服务。从中长期看，激发小微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力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有助于实体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民间借贷与中小微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整体市场利率下行，是当前恢复经济和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举措。 二是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客观需要。民间借贷的利率本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借贷双方是否约定利息、约定多少利息，均应本着自愿原则并通过借款合同来完成。如果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如果借贷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应当予以保护。但是，如果当事人约定的利息过高，不仅导致债务人履约不能，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和道德风险，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设置了利率保护的上限。因此，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对于引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确保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作为国家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近年来，有的民间借贷以金融创新为名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有的甚至与网络借贷、资管计划、场外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众筹等金融现象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涉众性和复杂性。从长远来看，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与民间借贷的平稳健康发展。 四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理想的利率标准应当由市场来自发形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必然会逐步下降，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将伴随着国家普惠金融的拓展而逐步趋于稳定。因此，过高的利率保护上限不利于营造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符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五是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现实需求。近几年每年约有两百余万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涌入人民法院，在目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没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利率标准、人民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的情况下，如何划定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处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前提条件。故有必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适时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进行修订，给民间借贷纠纷提供更为具体明确的裁判标准和救济渠道。 应当承认，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也不是越低越好。长期以来，关于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民间借贷问题时争论的焦点。利率保护上限过高不仅达不到保护借款人的目的，且存在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但利率保护上限过低也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紧缺，加剧资金供需紧张关系。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地下钱庄、影子银行可能更为活跃。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因此，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维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三是认真贯彻落实民法典，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为法定利率。法定利率的公布、实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有关利率标准，均是规范约束受国家金融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借贷活动，而对与金融机构无关的民间借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并无专门的规定。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并于同日开始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2条中规定：“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随着我国金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放开了金融机构的利率决策权，已取消公布基准利率，并于2019年8月17日发布公告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原《规定》中确定的24%的利率即是按照当时基准利率6%左右的4倍计算而出。现基准利率不复存在，故有必要根据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改变对司法解释进行相应修改。 在这次司法解释修改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禁止高利放贷”的原则精神，并对相关条款作出对应调整。 一是继续执行更加严格的本息保护政策。即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是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即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三是当事人主张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其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即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民间借贷作为国家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既需要规范，也需要保护。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民间借贷市场的规模和范围仍将稳步增长。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华视点微博）
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在即，最高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相继出台有关司法保障意见。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就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制定的专门性司法保障文件，为深交所依法开展发行上市审核和自律监管夯实了法治基础。深交所将贯彻落实创业板改革司法保障意见，努力做到“开明、透明、廉明、严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增强市场各方改革获得感，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完善司法保障机制是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重要组成部分。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8月1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据介绍，上述司法保障意见立足司法审判职能作用，全面落实新证券法和资本市场违法犯罪“零容忍”要求，进一步明确市场参与各方权利义务，促进形成市场各方依法履职尽责、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市场环境，对于保障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平稳落地，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进一步从涉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案件的集中管辖、依法保障创业板证券发行制度、依法维护证券市场创业板投资者合法权益、建立适应资本市场特点的证券纠纷化解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17条举措。 一是明确本次司法保障意见的指导思想，坚持统筹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支持依法监管和自律管理。《意见》第1条明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导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及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民事纠纷、行政纠纷案件依法试点集中管辖。 二是依法保障创业板证券发行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意见》第2条、第3条进一步明确支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实施，依法保障创业板首发、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同步推行注册制，进一步压实发行人、董监高以及证券中介机构等主体的法律责任，落实市场主体归位尽责的要求。 三是进一步通过司法保障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意见》第6条强调了对证券市场典型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要求。 四是明确推动适应资本市场特点的证券纠纷化解机制，建立健全“行业自律、行政监管、专业调解、诉讼、仲裁”多元一体、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证券纠纷解决机制。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深交所将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保障意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按照“四个敬畏、一个合力”工作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努力做到“开明、透明、廉明、严明”，强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理念，完善基础制度体系，严格执行制度规则，审慎开展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虚假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配合证券代表人诉讼机制落地实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增强市场各方改革获得感，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为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强化创新资本形成，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发挥积极作用。
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发布《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从增强为创业板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自觉性、依法保障改革顺利推进、依法提高市场主体违法违规成本、依法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四大方面提出了10条举措。 证监会表示，《意见》对于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进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创业板改革配套司法保障意见 《意见》是最高法继推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的司法保障意见”后，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安排而专门制定的又一个系统性、综合性司法文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意见》充分体现了新证券法的立法思想，也彰显了运用司法手段统筹推进增量与存量改革的理念。 《意见》提出，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创业板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业务规则，可在民事和行政案件审理时参照适用。《意见》还规定了“互相适用”原则，即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创业板上市公司案件时，《意见》未作规定的，参照适用科创板司法保障意见；在审理涉科创板上市公司案件时，科创板司法保障意见未作规定的，则参照适用本次发布的《意见》。 “《意见》的内容非常‘接地气’、有担当，有可诉性和可裁性。”刘俊海表示，比如，《意见》明确，对创业板注册制上市公司所涉证券民商事案件进行集中管辖，将证券发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证券欺诈责任等一审民商事案件，指定深圳中院试点集中管辖，就是为了更加贴近证券市场，贴近证券交易所。 全面落实“零容忍”要求 为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意见》提出有关司法制裁措施。 在刑事审判方面，《意见》提出：支持依法加大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力度；对依法从严惩治申请发行、注册等环节易产生的各类欺诈和腐败犯罪，提出了具体举措；对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修改完善，以及典型案例的发布，提出了要求。 在民事审判方面，《意见》围绕创业板信息披露特点，提出要厘清不同责任主体对信息披露的责任边界，区分不同阶段信息披露的不同要求，严格落实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和证券中介机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核查把关责任，严格落实新证券法确立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违法违规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全部民事赔偿款和缴纳罚款、罚金、违法所得时，其财产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刘俊海表示，民事责任在《意见》中体现得非常全面，彰显了以投资者为本位的司法理念，对提振投资信心、改善和加强证券市场中的行政监管、激活交易所自律监管机制、强化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和内控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 鼓励多元共治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刘俊海表示，《意见》鼓励多元共治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实现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行政监管和司法救济之间的无缝对接、有机衔接和同频共振。 《意见》一方面要求各级法院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另一方面，结合近年来各级法院的成功经验，在完善现有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加强证券诉讼配套程序、依托信息化手段提高证券司法能力、推广证券示范判决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举措。 《意见》对落实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提出了具体的司法措施要求，鼓励各级法院细化和完善证券代表人诉讼各项程序安排，并要求进一步加强与证券监管部门、投资者保护机构的沟通协调。此外，《意见》还强调持续深化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通过诉调对接、先行赔付等方式，及时化解证券纠纷，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在新旧制度衔接方面，《意见》提出，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尊重新旧制度规则，审慎评估、依法处理。 证监会表示，《意见》的发布实施，将有效保障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顺利推进，促进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措施行稳致远，有助于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夯实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
*ST长动8月17日午间公告称，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于8月11日发布公告，将在该平台对长城集团所持有公司股份进行司法拍卖，本次股权司法拍卖如最终部分或全部成交，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此外，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到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城集团”）及一致行动人赵锐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解除轮候冻结及新增轮候冻结事项。 本次长城集团、赵锐勇分别持有的6031.97万股、3300万股公司股票已分别被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解除司法轮候冻结，本次解除轮候冻结股份分别占其所持股份的100.00%、100%，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18.46%、1.01%。本次新增轮候欧冻结委托日期均为2020年07月21日，冻结深度为冻结(原股+红股+红利)，轮候期限为36个月。 另因公司及相关个人分别涉嫌未依法披露对外担保事项和重大诉讼事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ST长动及相关个人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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