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今年7月，德国抗疫取得相对不错的成效，在欧洲创造了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比例最低、感染者死亡率最低、疫情封锁措施时间最短、对经济负面影响最小等多项纪录。 然而，欧洲人民心中的抗疫“模范生”，却从10月份开始越发处于失控状态，令人大跌眼镜。看疫情地图，至少超过一般的国土处于深红色的恐怖状态。 （来源：Wind） 德国新冠疫情每日新增人数从几百、上千，逐步发力到单日新增5000、8000、10000、20000、25000。在12月11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更是高达29875例、585人死亡，突破疫情爆发以来的国内最高记录。 （来源：Wind） 并且，这还是在11月2日到11月底进行了“锁国”努力下的结果。如果不升级防疫，新冠爆发力更加超出人们的想象。即便这样的努力，也引发了包括柏林、莱比锡、汉诺威等在内的城市民众的示威游行反对。 时间辗转到12月，德国新冠疫情告急。 9日，默克尔在一次演讲中，饱含热泪，双手合十呼吁民众：“如果我们现在在圣诞节前夕有太多接触，而最后却成了我们和祖父母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那么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 （来源：海客新闻） 紧接着，德国新一轮更为严苛的“锁国”防疫措施又来了！ 据新闻报道，德国将从下周三（12月16日）开始进入硬性封锁，关闭非必要的商店，敦促雇主关闭工作场所，并鼓励学生留在家中。包括在新年期间禁止聚会等更为严格的限制将至少持续到1月10日。 一轮又一轮“锁国”，新冠疯狂肆掠下的德国，将何去何从？ 02 在新冠爆发之前，德国经济就处于衰退的边缘。2019年四季度，德国经济增长为0，低于三季度的0.2%。 疫情笼罩，将原本脆弱的德国经济陷入了危机。 一季度，GDP下滑1.9%。二季度更是大幅下滑9.8%，创下自1970年有季度经济数据统计以来环比最大降幅。 （德国GDP增速，来源：经济网） 三季度，GDP环比增速为8.2%，但同比仍然大幅下滑4.3%。这还是德国采取了非常激进的财政援助刺激计划之下而取得的结果，包括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和大规模的减税举措。 要知道，德国自从2014年到2019年连续6年财政无新增负债，2019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已下降到60%以下。但预计今年德国政府债务规模大幅上升至创记录的2185亿欧元，一反此前秉承的零赤字预算平衡政策。 并且，德国在2021年还会更为激进，联邦政策预算支出高达4986亿欧元，另有619亿欧元的投资额度。 很明显， 德国也在开始负债经济，试图将划入深渊的经济拉回来，但有那么容易吗？ 我们找到一份2014年的数据：当年，德国消费占经济结构的比例为55.2%，投资占18.9%，政府支出19.4%，净出口6.4%。最近几年，德国经济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德国经济结构，来源：机构） 消费马车是德国经济的引擎，但在疫情的肆掠之下，遭遇了严重冲击，并不容易从泥沼中爬出来。 年初，德国失业率仅为3%，后遭遇新冠疫情肆掠，不断走高，当前已经快速攀升到4.5%，已经回到了2016年的高位水平。并且疫情失控，接下来还可能将继续攀升。 （德国失业率快速攀升，来源：经济网） 失业率是贫困率的B面。当前，16%的德国人（约132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收入不到中位数的2/3），达到了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成年人中，1/3属于贫困人群，其中雇员的比例高达33%。 今年4月，德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一度快速下滑至冰点，为-23.1，但在政府的刺激政策以及疫情的好转而有所反弹修复。但10月之后，消费者信心再度被重创，11月底为-6.7。 （消费者信心指数，来源：经济网） 投资大类中，制造业是一个重要的细分领域。我们观察到，制造业PMI从10月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拐点，与10月疫情开始再度爆发密切相关。 （制造业PMI，来源：经济网） 进出口与政府支出细分项，按下不表。从以上分析可知，新冠疫情是德国经济复苏的拦路虎。一旦持续失控，是有可能导致经济再度探底，爆发更为严重的危机。 03 即便德国在新一轮“锁国”以及新冠疫苗加持之下，能够暂时稳住或控制住疫情，经济仍然会挣扎在危机的边缘。 按照2019年的数据，德国经济位列全球第四，仅次于美中日，是绝对的欧洲经济火车头。不过，德国面积小，人口8000多万人，仅凭国内市场，不足以支撑起现在的经济体量。 德国是工业制造强国，过去多年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大于45%，远高于其他国家，成为全球自由化贸易的最大受益国之一。其中，出口最多的国家为美国、法国、中国。 但从2018年开始，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不断对中国、欧洲开炮，把全球贸易搅得鸡犬不宁。并且，今年新冠大爆发，当前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反全球化浪潮更是席卷各地，因为颇为残忍的存量竞争会愈演愈烈。就连中国也是审时度势，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明显重点在于国内大循环。 如此背景下，德国出口自然而然会受到波及，影响面一定不小。要知道德国汽车生产商出口汽车数量达到了国内汽车产量的77%，这一数据占到了整个欧盟在2019年出口汽车数量的60%。 在疫情爆发之前，来自中国的需求已经开始下滑，美国威胁新增关税的举措，同样也使得整个行业笼罩在阴霾之下。疫情爆发之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对德国汽车的出口产生重大冲击。今年4月，出口几乎完全停滞。 并且，德国传统汽车业遭遇了特斯拉为首的新能源车的巨大挑战。据EVSalesBlog发布的10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榜中，特斯拉Model 3单月销售2.2万辆，前10月累计销售26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2%。另外，Model Y前10月累计销量5.2万辆，占比2%。 （来源：EVSalesBlog） 另外，中国新能源车企也呈现一定的超车现象。其中，五菱宏光 Mini EV拿下全球第三，占比全球份额的2%。另外，广汽、比亚迪热卖车型占上第8、第10。 然而，汽车工业强大的德国，唯有Audi e-Tron(奥迪)、VW e-Golf(大众)分列第6位和第9位，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位置。 并且在德国本土，特斯拉10月销量1680辆，同比增长37.2%，成为德国汽车市场上唯一一家在2020年实现正增长的公司。而德国的汽车企业却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冲击与危机。 群狼环伺，德国汽车业遭遇严峻的挑战与冲击。如果德企没能够抓住新能源汽车这波大浪潮的话，德国经济会就可想而知了。 04 自从3月19日算起，德国DAX指数大幅反弹超过56%，离2月历史最高点还有不足2%的距离。 （来源：Wind） 但很明显，股市大幅暴涨的主要推手不是宏观基本面的改善，而是欧洲央行大规模的放水。德国股市呈现了较为明显的估值泡沫。今年3月，DAX指数PE仅为15.5倍，而当下已经快速飙升至65倍绝对高位。另外，受疫情和货币泛滥影响，德国大都市城郊房价快速上涨。 （来源：Wind） 股市为首的金融资产价格的高企，对制造业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德国并不是一件好事，无疑会削弱市场主体对于实体经济的投入，转而继续加大金融投机。并且史诗级泡沫的美股一旦崩盘，一样会对德国股市产生重大冲击，进而波及到经济的复苏。 最为紧要的是，德国疫情还在不断肆掠恶化，实体经济不断被揉虐，是有一定概率二次探底，进入二战以来的至暗时刻。
1 中国房地产一向重视借鉴外部经验。用过的有香港模式，研究过还没用过的有美国、新加坡和德国模式。 现在，“房住，更炒”的香港模式完成历史使命，留下了黄金时代的回忆，也留下了土地财政和高房价的痛点。在它们的陪伴下，我们将再次进入新的摸索期。 此次调控已近4年，史上最长，未见终点。“房住不炒” 原则之下，行得通的长效机制仍付之阙如。 你看见的，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短兵相接。 房价高，那就“限房价，竞地价”；投机、投资购房，那就限购又限贷；无力购房，那就租购并举，发展长租公寓。 结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你有限竞房，我就偷工减料，或是羊毛出在狗身上，“狗”是指车位和装修；你限价，限出了一二手倒挂，楼市打新；长租公寓更狠，玩出了爆雷跑路和租客跳楼。 旧病未除，又添新疾。已近极限时刻的中国房地产，将走向何方？ 西学为用，师夷长技，看下美国、新加坡、德国模式。 美国要点是房产税和金融化。 新加坡要点是“鱼翅和白菜”论。商品房与福利房泾渭分明，前者放开价格，后者应保尽保。 德国模式的要点是“房住，不炒”。以平抑价格和全面管理，大搞“菜蓝子工程”，管你商品房、福利房还是租赁市场，一概白菜、土豆视之。 对我们来说，以靠谱度论三种模式，由低到高应该是美国、新加坡和德国。 对房产税，豪言观点一直未变：在可见的将来，不是说不可能，而是概率小到了可以忽视。 为什么隔段时间就有人提呢？最近，微信圈又频频出现十四五期间会征房产税的传闻。它表明楼市又出现了新症状（大城市），而调控手段不敷使用，不提房产税不足以平复情绪，对冲预期。 这方面写过好多文章，道理也已讲明。不赘。 相比之下，新加坡和德国模式有切实可取之处，前者的福利性住房，后者的发展租赁市场，妥善解决了安居问题，成为全球典范。 政策面的最新表态，是在两周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三个意思：坚持房住不炒，市场长期平稳发展，重视、规范和调控租赁市场。 是不是看见了德国模式的影子？ 在德国，房住不炒、市场平稳是真的：1970—2017年，名义房价指数仅上涨2.3倍，年均只有2.6%。同期，英、法、美分别上涨52.8倍、16.1倍和12.5倍。 去除通胀影响，半个世纪里，德国实际房价累计下降了2.5%！ 租售并举也是真的：住房自有率只有45%，55%国民租房住；租购同权，租赁条件良好，人均38平米；租约、租金变化都有规可依；规范业主，厚待租客，只要租客不愿意搬，业主不能强制。租来的房子，就跟自己家一样！ 2 但凡事知易行难，人家的模式虽好，还要看自己实施的意愿和条件是否足够。 新加坡是福利房的典范，量足价廉。因为： 1、有操作基础。 城邦国家，居民分层清晰，收入透明化，福利房能做到有效和公平分配； 2、房地产非政治化。 虽然新加坡的商品房价居全球前列，真是鱼翅价！但占比仅为19%，而“白菜”比例高达81%，加之福利房能做到应保尽保，所以，商品房价再高，针对的也是有钱人和外国人，是茶杯里的风波。 德国是房住不炒的典范。因为： 1、它是全球实体经济的典范。它称第二，没有国家敢称第一。对此，开惯了德国汽车、用惯了德国电器的中国人，理解起来，无障碍。 实体经济发达，房地产就可以归位为普通行业。供给端，从来没有被当做过支柱产业；需求端，从来没有被当做投资热点，住房自有率不到我国的一半。 2、中小城市居多，分布平均，秉赋类同。产业发达与否，与城市大小无正相关效应。 宝马可以在慕尼黑，奔驰可以在斯图加特，大众就可以在一个叫狼堡的小城。大城市对资源没有虹吸效应，市场不易波动。 对我们来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大搞福利房或振兴租赁市场，需要便宜的土地和廉价的资金，谁来“埋单”？ 在新加坡和德国，这当然是通过低价供地、优惠筹资、差别税收等组合措施，由政府最终“埋单”。 但在中国，这些条件或是不存在，或者呈反向呈现。比如大城市的超级优势、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房价过快上涨及造成的财富效应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和矛盾等。 这使得新加坡和德国模式看起来很美，但我们学起来很难。 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所针对的“大城市突出的居住矛盾”，一是一二手房价倒挂导致的打新潮，二是租赁市场上，年轻人承租能力差及企业运营乱局。 解决打新，理论上有两个办法。 一是学新加坡的“鱼翅”，放开新房价格。事实上，今年早些时候，打新最火的深圳曾秀过“新加坡模式”表情包，但很快就没了下文。原因应该是放开鱼翅太贵，多搞白菜太累。 二是按照调控逻辑，一不做，二不休，对二手房也限价，管住C2C如星辰大海的二手房市场。一人一策？一房一策？这就不评价了吧。 如何发展租赁市场，会议提出了很多具体办法。 一是单列计划，增加租赁用地供应，并增加供地来源，如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二是完善市场监管，降低租赁税费，租购同权；三是调控租金。 细品发现：这几条不是难，而是太难。 租赁用地土地出让金怎么收？ 只收底价，土地财政就受影响；如果加溢价，包袱就甩到了企业身上。头上三条红线，REITS又不开闸，房企买地做自持长租物业，有心无力。不信，去问问某头部房企。 至于集体和企事业用地，去问问村长和厂长，他们愿意以住宅用地出让，一次抱个大金娃娃？还是以租赁土地入股，几十年后才收齐租金，届时自己早已退休了呢？ 况且，国企或其它讲政治的房企，运营租金可能还要低于平均水平（北京有实例），那村民们作为股东，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降低租赁税费？杯水车薪了。 实现租购同权？连官宣通稿都冠以了“逐步”二字，你懂的。 实现度较高的是“调控租金”。但，一因疫情影响，一线城市租金已然显性下跌，二则长租公寓爆雷的真正原因就是不赚钱，三因中国租金回报一向偏低，还不如定期存款利率，这三条线下，“调控租金”空间能有多大？ 3 有好办法不能用，除了遗憾，还有尴尬。 经济工作会议照例强调了房住不炒，紧接着说了这样一句话：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听话听音，你就会明白，对于打新，除了不好管，恐怕也不想管。因为调控目标的核心是“稳”，它由限价和保量构成，保量甚至比限价更重要。 而一二手倒挂形成的打新，是熊市中保量的最佳办法，不知道有没有之一。这或是它尚未受到严厉禁止的重要原因。 在即将到来的2021年，疫情也好、贸易战也罢，都不可能画上休止符，这都使得内循环和稳经济，仍是头等大事。 对于牵一发至少动大半身的房地产来说，现在最急迫的或许不是长效机制，而是“限价保量”再平稳走上几年，避免触发系统性风险。 做到这一点很有希望。尽管今年市场风声鹤唳，百年疫情叠加更严厉调控，也没有阻止全年销售额再创历史新高。 北京市场目前的数据表明，今年新房3000亿，二手房6000亿，妥妥的创历史纪录。啊，不愧是帝都，项目不多，仍贵为一个万亿级市场！ 这说明，发展动能仍很充沛，也说明，我们还有时间。 一夜北风紧。 前望2021年，中国房地产不会有终极性解决方案，而是会继续在混沌中前行。 闲注：每当我写“埋单”，就有人纠正我是“买单”，其实不必。 “埋单”一词由来已久，源于广东话，是结账的意思。因为广州的饮食业，以前就有先食后结账的传统做法。从前做生意者年终结算，叫“埋年”；至茶楼酒肆，食毕开单结账，便是“埋单”。 除了我们的误解外，广东话里从来没有“买单”一词。
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贸易研究院共同主办了平台经济反垄断学术研讨沙龙暨《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新书发布会。来自德国和中国的反垄断专家、学者就德国、欧盟和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平台经济反垄断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阿希姆·瓦姆巴赫： 欧盟针对数字经济完善反垄断法律 《不安的变革》是德国曼汉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 Wambach）教授的新著。书中涉及的两大主题是全球范围的数字化变革，以及德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来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阿希姆·瓦姆巴赫教授在研讨会上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德国经济奇迹时期形成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框架，指出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保障。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的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地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但是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的优势，市场集中的趋势不断加强，并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的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伊琳娜·贝切柯： 德国管理部门对数字化技术应用进行监测 德国研究与创新委员会成员、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数字经济部门主任伊琳娜·贝切柯教授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德国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疫情使得之前形成的技术能力发挥了作用，也催生了新的研发创新。根据一项对德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超过50%的企业在疫情之前就有能力实现居家办公，疫情发生后这种能力发挥了作用。疫情期间经济活动开展的方式发生变化，也导致企业的创新研发增强，德国1/3的信息技术公司、29%的制造业公司，都在短期内开展了新产品研发。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覆盖率方面，德国排在全世界第18位，只有6%的德国企业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为衡量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程度，德国开发了新的数字化指标。德国的信息通信行业、汽车制造业、电子和机械制造业的这一指标高于全部行业平均水平，而其他的行业都低于平均水平。德国的经济管理部门会对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技术应用覆盖面和应用深度进行长期监测。 于尔根·库林：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对大型平台进行规制 德国反垄断委员会主席于尔根·库林教授介绍了德国最新的《反限制竞争法》修正案，即“竞争政策4.0”。不良竞争与缺乏竞争都不利于经济繁荣，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不公平、不稳定的经济生态可能会导致竞争不复存在，而竞争一旦消失，要恢复市场的竞争性就很困难。德国对《反限制竞争法》的修订，就是旨在有效加强竞争的措施之一。这一修订稿草案在2019年就已经提出，其中提出对大型平台企业损害公平竞争的自利行为进行事前监管和干预，也对平台企业避免滥用自身市场地位提供了指导。此次法律修订，强调了包容的系统与合理的干预。 托马斯·费泽： 欧盟《数字市场法》对大型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教授介绍了欧盟《数字市场法》的相关进展。该法案的征询意见期已于2020年9月8日结束，计划近期出台。《数字市场法》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类平台发挥其网络效应，在不同的相关市场上有采取自利行为的情况，而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次欧盟的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李强治： 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重点介绍了平台的经济社会角色与监管的基本逻辑。第一，平台的经济社会角色。平台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复杂经济现象。平台的核心功能主要是匹配双边或多边市场，然而，正是其特殊的双边/多边市场结构，决定了平台具备市场参与者与组织者的双重身份，扮演了信息壁垒打破者与重构者的双重角色。特别是超大型平台企业，甚至已经成为具备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基础设施。第二，监管的基本逻辑。超大型平台企业崛起已经在推动经济社会的资源重组和权力重构，从治理的角度看，那些对市场占有程度越高、占据信息优势越多、公共产品属性越强的平台，应该受到更多的治理关注，并在平台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他进一步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得平台企业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当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同时，随着平台企业经济社会角色的转变，平台承担必要的主动审查义务已经成为更现实的选择，但应限定在非全面审查义务范围内，构建以“制度性、机制性”为导向的系统性责任评估机制，设置必要的多方参与机制，夯实平台履责的正当性基础。 王利民： 应对数字化变革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王利民提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自主探索出来的、符合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的发展道路，是不断思考、探索与实践的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如何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框架下应对数字化变革，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数字化变革不仅仅是在发生，还可以被塑造。这场变革席卷各行各业，但它带来的各种效应、它的发展规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总结。 李小牧： 平台经济反垄断十分必要和迫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中国服务贸易研究院院长李小牧提出，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市场带来更多机遇，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竞争，引发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对此的关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旨在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引导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促进线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有序竞争。因此，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这一话题的学术研讨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王晓晔： 欧盟反垄断经验有较高参考价值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前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晔提出，虽然中国和美国的科技企业在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但是在监管和相关研究方面，欧洲的立法和执法走得更远。从大众的生活来说，数字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相关行业也充满了创新活力，因此在过去二十年中，相关的监管机构都强调了审慎包容的态度。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德国和欧盟的经验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 彭文生： 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以“数据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题，介绍了对数字经济的框架性思考，指出数字经济中的很多商品和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边际成本很低甚至为零。因此数字经济中的平台型企业表现出超越传统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数字经济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类似，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同土地类似，仍具有排他性。从生产力的角度考虑，数据天然具有非竞争性，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企业对数据进行的是排他性利用。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平衡。 黄勇： 数字经济领域反竞争效果需要认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教授介绍了中国反垄断法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反垄断法的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第一是对数据的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第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此外，除反垄断法，我国还有其他针对数字经济的立法和条款，所以同样的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罚则，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也是我们目前需要研究的问题。 李富成： 通过试点打造全球最优电商营商环境 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从优化电商营商环境的角度提出建议：在电商领域的产业优势和法治基础上，我国可以在改革动能强的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等区域开展授权试点，打造全球最优电商营商环境。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 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供应链，并衔接国际循环，促进我国电商经济高质量发展。
德国疾控部门9日公布的单日新增新冠病死人数达590，再度刷新该国暴发疫情以来新高。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呼吁各州升级当前“封城”力度，采取在圣诞节后关闭商店和中小学停课等做法。 德国疾控部门当天公布的新增确诊人数为20815。据德国“时代在线”实时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日18时许，德国累计确诊1234817人、治愈901784人、死亡20531人。 默克尔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中作出上述表示。由于德国国内疫情持续趋紧，而社会各界和各州围绕是否应升级“封城”仍莫衷一是，默克尔当天在演讲中多次显得十分激动。 至少将延续至明年1月10日的“封城”将造成圣诞这一德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变得冷清，默克尔对此情绪激动地说：“我很抱歉，从心底感到抱歉。但如果我们要为此付出每天590条生命的代价，在我看来这是无法接受的。” 对于围绕学校是否停课的争议，默克尔反问道，科学家已经建议人们在圣诞节与家中老人团聚前一周尽量减少人际接触，“面对这一场百年不遇的事件，我们怎么会居然连提前三天为学校放假都做不到？” “如果我们在圣诞前夕进行了太多的人际接触，最后导致今年圣诞节成为我们和祖父母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那么我们就犯下了错误。我们不应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默克尔说。 德媒报道称，由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领导的数个德国联邦州有意推动本周日(12月13日)加开一场会议，由联邦政府与各州商讨升级“封城”措施的细节。但因默克尔10日即将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这一日程尚未得到德国联邦政府确认。
新华社柏林12月7日电（记者任珂 张远）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7日发表视频讲话，纪念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波兰首都华沙向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双膝下跪50周年，表示德国不会忘记历史。 施泰因迈尔在讲话中说，德国不会忘记过去，不会忘记给波兰人民带来的伤痛，不会忘记实现和解的历史勇气，以及让人们想起这一切的勃兰特之跪。 施泰因迈尔当天派代表在华沙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敬献花圈。 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他整理好花圈后突然双膝跪下，这一幕震惊了全世界。 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世一跪”被认为是德国彻底反省战争罪责的代表姿态，促进了德国与波兰等国实现战后和解。勃兰特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德国联邦议院当地时间12月9日就下一年度财政预算展开辩论。德国总理默克尔为政府2021年高额的财政预算和债务进行了辩护，并强调全球经济力量正在改变。 据IMF11月的预测数据显示，意大利、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预计今年经济萎缩接近甚至超过10%，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经济将萎缩4%至6%，但是中国在今年预计将取得1.9%的正增长。默克尔警告，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力量正在发生转变。在疫情危机之下，有些国家经济遭到巨大冲击，有一些国家则取得了增长。默克尔强调：“各国应对的是同一场疫情危机。” 默克尔表示，人们当前正生活在新冠大流行“特殊情况”中。公共债务增加意味着对未来透支和增加子孙后代的负担。但同时她也强调，德国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经济强国，即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德国也要保持这种实力。 自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德国联邦议院暂停债务上限，允许政府数次扩大债务以救助和刺激经济。根据德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德国2020年债务总额达2178亿欧元，预计2021年债务总额近1800亿欧元，以减轻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6月初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从7.13升至6.76，不到4个月，升幅达5.5%。这被解读为人民币进入长期升值（或美元进入长期贬值）的信号。 作为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的变化取决于内、外多个政经变量的相对变化，如通货膨胀、劳动成本、融资成本（利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松紧程度，税收政策、就业政策，以及潜在或真实GDP增速，还包括地缘政治等“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所以，预测汇率对错的概率基本上是50-50，尤其是短期走势，更加难预测。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任何有意义的预测，都应该是条件预测。条件决定结果，故条件更值得关注。 固定汇率制度中的汇率是一个外生变量，在经济解释中，是作为原因而存在的；在向浮动汇率制转型过程中，汇率的内生属性越来越强，应将其作为经济运行的结果。 从2005年“721”汇改至2015年“811”汇改，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10年。人民币逐渐与美元脱钩，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日间波动弹性越来越大，也从之前的单向升值转为双向波动（图1）。早在2015年评估报告中，IMF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再低估。2019年8月，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单边政治行为，并未获得国际认可。 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能否长期升值，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转型升级，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和政策组合……人民币若能长期升值，将代表一种好的结果。 人们担心，汇率升值不利于出口。但也要看到，汇率低估不利于进口和国内的消费。只要汇率低于均衡汇率水平，它就是强制储蓄和压抑内需的力量。这是中国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解释，已不再符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当然，人为提高人民币汇率以鼓励消费的方式也非理性选择。这类似于真实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对投资的抑制作用。 相比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与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更为密切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可以从平均出口价值（或价格）、单位劳动成本和消费者价格（或GDP平减指数）这三个维度分别度量。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竞争优势下降，反之则反之。 历史经验显示，实际有效汇率与一国在世界中的贸易份额的关系并不明确。林德拉（Lindlar，1997）考察了OECD中6个大国在1950-1993年的情况，研究表明，联邦德国是唯一不能用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来解释其世界贸易份额变化的国家。50到60年代，联邦德国实际有效汇率整体上是稳定的——60年代以前低于100，而后高于100，但其贸易份额却从1950年的3.76%增至1961年的8.8%，1973年代进一步升至10.62%。1974年至1991年维持在8%到11%之间波动。与德国不同之处在于，实际汇率贬值是意大利和日本获取价格性竞争力的重要解释。 从德国马克与美元的双边汇率来看（图2），1971年之前与之后的经验存在显著差异。1971年之前，马克升值并未扭转德国贸易竞争力上升的势头。1971至90年代末，贸易份额与马克汇率大起大落，很难说二者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因为这其中存在滞后效应。90年代以来，马克兑美元汇率基本在1.5至2之间水平波动，但德国贸易份额却呈现出下行趋势。 日本的经验相对较为明确（图3）。1971年之前，日元汇率低估基本上是有共识的，它也确实是日本获取价格性竞争力的重要工具。1971年之后，日元渐进升值，分别在1971-1973、1975-1978和1985-1987三个时段大幅升值，90年代初开始波动向上。日本的世界贸易份额基本呈现出倒U型，1985年《广场协议》是重要拐点。 德国与日本的经验有明显的差异。德国马克升值并未明显降低德国出口的份额。这是因为，汇率只是构成价格性竞争力的一个要素，其它非价格性因素有效对冲了汇率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供给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TFP，提升“德国制造”的质量和科技含量；需求侧保持国内相对紧缩的信用环境和克制的财政政策，使德国的物价水平涨幅显著低于欧美核心国家。从1950年到1960年，德国物价涨了22%，法国72%，英国49，美国27%；从1960年到1970年，物价涨幅分别是：30%、51%、49%和31%。从1950到1995年，德国平均通胀率仅为2.87%，低于美国的4.11%和日本的4.57%，在23个主要工业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图4）。 结构方面来说，1948年，德国出口的一半以上是煤炭和木材，到1955年，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德国出口中的比重就已经很低，而具有价格刚性和高收入弹性的产品，如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子技术、化工制品等占比不断提升。1955年，占德国总出口的一半，远高于北美的1/3，欧洲大陆核心国家的1/4和日本的1/6。1950至1973年，这些行业占联邦德国GDP的1/4。 早在50年代末，德国就超过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出口国。也正是在此时，关于德国马克要不要升值的话题也开始在德国热议，1961年3月马克升值5%，这并没有缓解经济过热的态势。到60年代末，马克升值逐渐达成共识。马克汇率低估被认为与过度工业化有关，尤其是出口部门的过度工业化。所以，马克实际汇率的升值，被认为是阻止数量继续扩张的手段，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方面来说，汇率升值是倒逼产业和价值链升级的一剂“苦口良药”。 德国经验充分说明了供给侧——创新、质量和产业升级对于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性，这也是在实际汇率升值的同时扩大贸易盈余和提升贸易条件的有效手段。价格性竞争力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汇率升值也是倒逼国内产业升级的手段。“当马克真正升值时，联邦德国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不得不放弃国际贸易中模仿性更强、劳动更密集但竞争性更弱的生产活动……贸易部门的未来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活动，通过提供人力资本和新知识作为创新条件，为这些活动提供最大支持。”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应对汇率升值的挑战，德国保持了宏观政策上的克制，用非价格性竞争因素保持了出口市场份额，而日本则采取的是财政和货币双扩张政策，欲以内需扩张缓冲外需收缩，结果却使经济走向泡沫化，泡沫破裂之后走向停滞。 汇率是一国在贸易上获取价格性竞争力的重要工具，汇率低估是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时常用手段，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任何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的着眼点都是内部均衡：无通胀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虽说外部均衡常居于次要地位，但它也是内部均衡增长的一个条件。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这往往意味着一定的贸易盈余。其代价就是消费需求、劳动要素、非贸易部门等受到了压抑，还直接导致了金融抑制的政策环境。显然，汇率低估已经不符合当下中国的经济环境，也不符合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因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消费是战略基点。 市场选择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或代表一种好的结果。物竞天择，良药苦口，事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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