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一日增加14万病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9日10时（北京时间16时），中国以外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42414例，达到8300500例；中国以外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151例，达到446041例。 全球范围内，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42451例，达到8385440例；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151例，达到450686例。 新冠疫苗研发难度大 当地时间19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目前全球没有任何针对冠状病毒的疫苗，如果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将会成为首个冠状病毒疫苗，可见研发难度之大。谭德塞同时强调，新冠疫苗应确保安全，并向所有需要的人群提供。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疫苗研发不应跳过任何一个步骤，没有捷径，但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加速研发，这几个月已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 北京采取的大规模应对措施体现了灵敏性和遏制病毒的能力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 当地时间6月19日，世卫组织召开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由于一些国家未能控制疫情，其可能会经历第二个高峰，如果将疾病传播程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后续才有可能出现所谓的第二波疫情，也许是在秋天或是今年晚些时候。所以既有可能在第一波疫情中出现第二个高峰，也有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 迈克尔·瑞安同时强调，出现聚集性病例并不意味着第二波疫情，世卫组织真正想看到的是灵敏性，以及可以运用数据调查、检测并采取身体及社交措施的能力，从而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遏制感染。迈克尔·瑞安指出，北京此次应对疫情就是很好的例子，采取了大规模应对措施，以防疫情失控，如迅速发现、调查和遏制聚集性传播。一波疫情结束前会出现一些病例，然后可能出现超级传播等疫情扩大事件，要避免此类可能再次导致社区传播的事件。要重视聚集性疫情，以防第二个高峰和重回社区传播模式。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范·科霍夫表示，在全球很多地方，新冠肺炎大流行仍在加速，即使看到一些国家成功遏制病毒传播，每个国家也都必须做好准备。（央视新闻）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外卡组织能不能适应中国水土很快就能得到检验了。6月13日，央行官宣向“连通(杭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简称连通公司)核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连通公司是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在我国境内发起设立的合资公司，获得许可后，可在我国境内拓展成员机构、授权发行和受理“美国运通”品牌的银行卡，成为了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的外卡组织。不出意外的话，半年之后，连通公司就能正式开业了。而从筹备节奏来看，万事达和网联的合资公司万事网联也是亦步亦趋紧随其后，Visa虽然暂时没戏，不过，这也不妨碍他们“继续努力”。外卡组织们翘首以盼十数年的人民币清算业务到底是实质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可喜可贺。不过，更让人期待的是，随着新的变量加入，波谲云诡的支付市场，多头博弈的格局变得更为复杂，也更有趣。与支付宝、微信支付的合作模式眼下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卡组织显然已经错过了最重要的进场时机，能否继续沿用海外模式也需要打上很大问号。从十几年前开始尝试拿牌到眼下真正破冰，一方小小的二维码已经让银行卡收单市场彻底换了天日。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以下简称“A/T”）为代表的账户产品已经统领了新的支付时代。对外卡组织们，卡基时代的过去，账基时代的到来，绝非好事。首先，未来与A/T的合作关系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获牌主体来看，万事网联和连通公司采取的都是合资模式。万事网联深度绑定的是网联，连通公司深度绑定的是连连支付，但大概率是采用“台湾模式”，清算转接交给银联，运通主要负责银行卡品牌的运营。“连通公司无论线上线下都交给了银联，自己只负责银行卡品牌的运营。万事网联应该是负责线下POS业务的转接清算，涉及二维码支付等线上业务走网联通道。”一位外卡组织从业人士告诉十字财经，外卡组织们获得的牌照是“银行卡清算牌照”，根据《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第二条，这指的是“专门从事银行卡清算业务的企业法人”。而银联和网联则是“特许支付清算机构”。两者之间依然有细微的差别，解释权归监管。“换言之，线上这部分无论是万事网联还是连通公司，二维码支付交易应该还是要通过两联。”眼下两联与两大支付巨头在二维码支付业务中的清算链路是“收单机构-银联/网联-A/T-银联/网联-发卡行”。这个清算模式是 2018年初定下的，迄今为止面临一定的争议。而争议的核心在于，银联和网联在这一链条中扮演的是透传的角色，所谓“透传”，指的是对交易密钥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报送。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作为账基的核心，扮演的是实际意义上的清算角色。对于一直风控为先，以合规经营为第一要义的外卡组织而言，能否接受不触碰核心交易信息，仅仅在清算链条中扮演一个透传角色，这成为一个重要的博弈关键。以眼下A/T在中国支付市场的江湖地位，通过一些价格上的优惠政策换取外卡组织们境外的合作资源可能是A/T比较愿意尝试也能够接受的，合作模式上的退让则可能性不大。但外卡组织的介入确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动监管动议，给原有的清算格局和清算链条带来新的变数。事实上，据十字财经了解，两联与两大支付巨头敲定这一合作模式之初只是作为“过渡方案”来安排，但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一既定合作模式逐渐稳定。木已成舟，也很难寻找改变契机。对银联、网联而言，这或许也是一次重夺清算主权的机会。存量双标卡的人民币业务如何处理虽然双标卡一直被吐槽为“中国特产”，但从产品验的角度来讲却深受用户青睐。过去几年时间，虽然不再有新卡种获批，但不少银行出于用户体验的考虑，对一些存量的双标卡还有有小幅度的发行提速。陆续到期的双标卡，大多数银行的处理方式也是直接续卡，而非“一拆二”。但一旦外卡组织拥有了人民币业务，这部分业务究竟如何处理，则存在很大的疑问。长期来看，双标卡有效期满之后，一卡变两卡或是由持卡人自主选择卡品牌是大概率事件。真正让人纠结的是五年内的过渡期。在外卡组织已获人民币业务资质而双标卡又尚未到期的这段时间，清算走谁的通道？谁来收取转接费？信用卡上同时印有两家卡组织标识，品牌费又要怎么收取？外卡组织与银联势必要展开详细的讨论。不同卡组织，因为股权模式和清算路径的不同，最后的谈判结果或许也将大相径庭。收费及定价虽然收入结构十分复杂，但卡组织们的收入主要是刷卡手续费和品牌费两块。线下模式中，刷卡手续费和品牌费的收取都相对比较清楚。96费改政策对手续费定价依然拥有明确的指导意义。而品牌费的收取规则也相对比较清晰，以中国银联为例，传统POS交易中，银联向收单机构和银行各收取万分之二的品牌费。此前，Visa、万事达等外卡组织因无法经营人民币业务，具体人民币交易规模由各家银行自主报送，收取相应的品牌费。人民币清算业务落地后，大概率也是根据交易规模收取相应的品牌费。真正值得推敲的，依然是二维码支付领域，是否收取品牌费以及如何收取品牌费。无论境内境外，卡组织向银行和收单机构收取品牌费确实是常规操作。但事实上，银联在二维码支付这一块基本没有收取过品牌费，非不想，实不能也。一方面，通过网联转接的银联卡交易不过银联系统，银联并不清楚这部分交易量。另一方面，从法理上来讲，银联也并未与网联签署授权转接银联卡的协议，也无从收费。新的卡组织接入，品牌费的收取规则是否会重新梳理，也值得观望。合规困境无法讳言的是，中国的支付市场长期以来存在乱象。监管与支付机构之间的猫鼠游戏已是常态。近几年，随着处罚力度不断加大，洗钱、黄赌毒、套现这些黑灰市场的违规行为已有所收敛，但仍久禁不止。事实上，对于不同的违规，监管的容忍度也存在差异。洗钱、黄赌毒等违法行为，监管通常零容忍。但对于套现，由于没有明显受害者，加之小微金融仍有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敞口，监管为其保留了一定的缓冲地带。但这并不代表套现合规。而从客观的市场基础来看，在中国，完善的信用体系仍未能建立起来，一方面，商户和个人的实名制落实都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受限于历史遗留因素，许多支付的业务机构中存在大量虚假商户，已经成为违规滋生的重要温床。市场是理性的，因此稍有套利空间就有人趋之若鹜。只有费率差价存在，套码就会存在，只要信用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套现就会存在。在漫长的围追堵截中，银联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亦有无暇顾及之际。可以想见，外来的和尚也未必能念好经。合规要求一向甚严的外卡组织们，对套现等灰产究竟能有多少容忍度，又有多少能力去落地合规风控，还有大量功课要做。当然，乐观来看，中国支付业因为发展速度太快，很多配套规则始终未能及时地建立和梳理。不如就让外来的和尚念念经，说不定会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9日召开发布会，介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 “我们本着‘早、快、透明’的原则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分享疫情方面的信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说，早在1月3日，中国尚不清楚造成疫情的病原体是什么的时候，就向世卫组织及其他国家通报了不明原因的肺炎。1月7日，中国专家搞清楚了新型冠状病毒是不明原因肺炎的罪魁祸首，立刻通报了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中国分析出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后，第一时间将整个基因序列上传到世卫组织全球共享数据平台，各国才能按照这个基因序列最快生产出诊断试剂。 中国与世卫组织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吴尊友介绍，中国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进展和防治工作进展。国家卫健委与世卫组织驻中国办事处建立了定期沟通交流机制。中国专家定期参加世卫组织围绕新冠肺炎的技术交流。 中国及时向国际社会分享救治经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从2月20日到5月11日，参加了16场对外视频连线，介绍中国的防控、诊断和治疗经验。王贵强透露，中国向19个国家派出21个医疗队，援助当地抗疫。 “目前，全球正处于疫情大流行中。各国最紧迫的工作仍然是同舟共济、加强合作，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投入疫情应对工作，尽快控制住疫情。”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童贻刚说。（记者 申少铁）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刘杨
民间力量，民心相通的使者。“我期待着更多像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一样的民心相通使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合作、造福民众。”习近平主席2019年给老挝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全体师生回信时的话，始终鼓舞着中国民间力量投身于国际合作事业。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社会许多成员给予了中国宝贵支持和帮助。中国也尽己所能，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其中，中国民间组织发挥专长、相互配合、积极探索，为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疫国际合作中，中国民间力量在一个个时间节点上留下的清晰足印，让各国民众之间的情感纽带更加牢固。 急人所急，把各类物资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3月，在中联部指导下，中国最大的国际交流类社会组织联合体——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促会）发起“丝路一家亲”民间抗疫共同行动（以下简称“共同行动”），呼吁民间力量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得到积极响应。目前，在共同行动框架下，中国民间力量已与50多个国家开展了物资捐赠、经验分享、志愿者派遣等多种形式的抗疫合作，对外援助金额达1.73亿元人民币。 3月11日，在中促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下，北京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联合157家社会团体和单位发起“绿丝带行动”，根据收到的需求提供物资援助。 3月15日上午，由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和华大基因(行情300676,诊股)科技有限公司（华大基因）向塞尔维亚紧急捐赠的核酸检测试剂盒运抵德国杜塞尔多夫。华大基因驻当地员工争分夺秒提货、分装，当天傍晚物资就送交塞尔维亚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手中，当晚即搭乘专机运抵塞首都贝尔格莱德。 4月7日，意大利布莱西亚市的Metech STG公司发来求助邮件：当地的贝迪祖雷养老院急需防护物资。“绿丝带行动”国际合作部立即行动，制定物资捐助计划，联系物资捐赠方、寻找物流渠道，由Metech STG公司与养老院沟通并提供相应文书。半个月后，养老院寄来照片，确认已收到防护物资。迄今，“绿丝带行动”吸引了295名国际志愿者加入，向意大利、伊朗、斯里兰卡、俄罗斯、阿根廷、法国、南非、墨西哥等18个国家以及联合国人居署捐赠了300万元人民币的抗疫物资。 这样雪中送炭的国际捐赠还有很多。两个多月来，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的捐赠已覆盖意大利、西班牙、伊朗、缅甸、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南非、苏里南等10余个国家。“腾讯全球战疫基金”已捐出770万件医疗物资，飞行距离可绕地球三圈半。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为伊朗抗疫公开募捐超过600万元人民币，捐赠人数达23万多人。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大多人口稠密、公共卫生体系负担更重，守护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对全球战疫至关重要。 3月24日，尼泊尔开始实行居家隔离模式。4天后，尼泊尔南部第二省米西拉比哈里市主要街道上，每隔100米就新添了一个颜色鲜亮、贴有中国国旗的铁桶，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和西藏善缘基金会为当地捐赠的“卫生防疫洗手站”。居民们经过时，拧开铁桶上的水龙头，挤点儿消毒洗手液，就可以免费洗手。当地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们向民众展示洗手方法。这样的“洗手站”，尼泊尔已经有180个。该市副市长安妮塔·库玛里·萨表示：“这些水桶和洗手液，可以帮助贫困与弱势群体进行手部清洁，阻止病毒传播。” 在埃塞俄比亚、尼泊尔和缅甸，中国扶贫基金会拨出700万元人民币，疫情期间每月为贫困儿童免费发放“粮食包”，预计到今年7月，将惠及当地共1.5万人；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驻黎办公室为难民营里的人们分发“抗疫爱心包”，包括食品和消毒剂、肥皂等卫生用品…… 点滴善行，犹如一颗颗珍珠，串成光彩夺目的爱心链条。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民间志愿者 4月28日晚，中华慈善总会蓝天救援队援柬分队一行10人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帮助当地进行消杀工作。10名队员年龄各异，有身经百战的60后，也有一腔热血的90后，有的队员刚刚结束武汉抗疫的轮换休整。他们穿着整齐划一的深蓝色队服，肩上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危难面前，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民间志愿者。 40摄氏度高温下，队员们身穿密封的防护服，头戴全封闭防护面罩，背负16公斤重的设备，每天连续工作8—12个小时。最忙时，他们一天要奔赴7个场所。脱下防护服的那一刻，队员们汗如雨下，鞋子里都能倒出一碗水来。整整15天，他们奔赴金边市、西哈努克省等10个省市，行程1400多公里，完成了对医院、学校、市场、政府办公场所、军营、社区、酒店、车站等50多处公共场所总面积约159万平方米的消杀作业，还对柬埔寨医护人员、警察和社区工作者开展防疫技能培训，为柬埔寨各地复工复学复市保驾护航。 每到一处，蓝天救援队都会在当地刮起“蓝色旋风”。当地民众献上柬埔寨特色纺织品“水布”表示感谢，一路走下来，救援队车里五颜六色的“水布”堆得像一座小山。柬方负责对接的一位工作人员被他们不畏艰难的工作精神所打动，每天自费采购新鲜水果送到蓝天救援队驻地。不少民众在当地中文网络媒体上留言：“遇到困难才知道，什么是远亲不如近邻”…… 柬埔寨政府内阁办公厅国务秘书、民间社会组织联盟论坛主席盖里维希称赞道：“蓝天救援队对柬埔寨的支持与帮助，充分体现了柬中两国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兄弟情义！”柬方还计划成立一支柬埔寨版“蓝天救援队”，提升柬埔寨对突发灾害的应对能力。 青山一道，同担风雨。携手前行，带来温暖与力量。 “云”端交流，织就一张张疫情防控网 3月4日，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开展了一场国际“线上会诊”，中国中医专家和伊朗医生共同为伊朗新冠肺炎患者开展线上诊断。一位80岁伊朗老人高烧不止，伴有严重的咳嗽、胸闷、呼吸困难症状，服用抗病毒药物多天后仍不见好转。在伊朗医生的帮助下，中医专家们根据患者症状、CT结果和舌相，开出清热解毒的药方，并加入黄芪等补气药物，配合针灸、艾灸、拔罐等中国传统方法开展治疗。连续6天治疗后，伊朗传来好消息：老人的症状已得到显著缓解。中医药的抗疫效果传开，又有500多名伊朗患者陆续接受了中西医结合疗法。 迄今，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共举行了9场国际“线上会诊”，取得了良好效果。土耳其卫生部传统与补充医学司司长梅赫梅特·扎菲尔·卡莱齐说，土耳其部分医院已将针灸、草药等传统医疗方法应用于新冠肺炎救治。老挝也将中医药写入本国第二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还向老挝捐赠了860人份的“清肺排毒汤”。 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是中促会响应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的倡议，于2017年发起成立的，目前已有300多家中外民间组织会员。它组织的民间组织疫情防控线上交流分享会，已覆盖黎巴嫩、尼泊尔、柬埔寨、肯尼亚、缅甸等8个国家200多家组织机构。 “新冠肺炎是否会通过母婴传播？”“婴幼儿感染新冠肺炎后康复，对其成长发育是否有影响？”“疫情期间新生儿疫苗应如何接种？”……在5月10日举行的民间组织疫情防控线上交流南非站分享会上，非洲民众向中国专家积极提问。 “在母亲节这个特殊日子，中方组织妇女儿童防范疫情知识交流会，体现出对妇女儿童的关心和照顾，令人感动。我深表感谢！”全程参加南非站分享会的南非非国大妇联总书记梅戈·马图巴激动地说，通过这种务实、灵活的线上交流方式，她了解到中方的许多抗疫秘诀。 南非非政府组织“3+1”执政联盟成员全国公民组织主席姆达肯表示，南中两国参与疫情防控的民间组织应当加强交流互动，积极对话，分享各自的经验和心得，为更好地应对大规模传染疾病作出更大贡献。 援鄂医疗队的王素娟医生向缅甸同行详细介绍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检测方式和防护措施等，还分享了一线抗疫的鲜活经验；北京地坛医院的王融冰医生向埃及同行介绍了中西医结合的特色治疗方式；针对非洲民众居家隔离期间的心理疏导需求，北京协和医院心理专家曹锦亚医生为埃塞俄比亚同行开展了心理疏导问题讲座……“云”端交流，正在织就一张张疫情防控网。 大道无垠，大爱无疆。中国民间力量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着抗疫国际合作中的中国理念与精神，传递着人道主义的温暖和力量，谱写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篇章。
在日前世界贸易组织（WTO）164个成员代表参加的特别视频会议上，WTO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自己将在8月31日正式离任，提前一年结束第二届4年任期。对于在世贸组织工作了23年之久的阿泽维多来说，早早交权腾位其实有着太多的无奈，因为面对着一个功能日益式微的WTO，阿泽维多既找不到任何职业成就感，更难以在多方掣肘中交出让成员国满意的成绩单，没法干与太难干的焦虑驱动下只能选择撂挑子不干。 从成立之初的111个成员国，到目前164个经济体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25年的历史中不仅有效实现了扩容，而且沉淀出了制定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和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的三大核心职能。 然而，在对外释放出规则引导、谈判诱导以及调停开导等系列能量的同时，WTO也强烈感到三大核心职能所遭遇的羁绊日渐加重，相应的赋能空间被不断压缩，边缘化与废置化的危机也在步步逼近。这里除了电子商务、数字贸易以及知识产权等相关规则上的空白和缺失折射出WTO创新步履沉重滞后的镜像外，多哈回合谈判的流产夭折以及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停摆瘫痪更是世贸组织承受功能抑制与撕裂之痛的直观表达。 多哈回合谈判实质上早已寿终正寝，只是形式上缺少一份WTO的官方声明而已。被视为WTO“皇冠明珠”的DSB在角色定位上是“全球贸易最高法院”，按照规定，DSB常设法官7人，并且处理每个案件至少需要3名法官。然而，从两年前开始，7名法官先后有6人因任期届满或者年满退休而离职，按照程序本应及时遴选和增补，但因美国以DSB存在“越权裁决”和“审理超期”等问题为由多次动用一票否决权干扰新法官遴选程序，导致DSB至去年年底只剩下一名法官。许多的增量贸易纠纷与新增投诉案例都不能在DSB那里得到合规审理，世贸组织仲裁机构陷入自成立以来的彻底停摆。 特别需要强调是，WTO的三项核心职能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后两项构成了对第一项职能的有力保证，也就是说，多边谈判过程中如果成员国根本无视规则而是按照想当然自描自画，或者说有了摩擦与纠纷又得不到公正判决且最终各自任性而为，即便是世贸组织能够制定出非常严密与周全的贸易规则，但这些规则都只是一纸空文而根本无法落地，同时宏观意义上代表着世贸组织失去法定执行力与有效性。由此观之，目前WTO的功能已经不是局部萎缩，而是全方位塌陷，甚至用名存实忘来形容也不为过。 回过头去看，多哈回合谈判的无疾而终也许只是时间断面上的一个休止符，但由此引致的后遗症却在持续发酵，那就是WTO成员国纷纷另起炉灶，集体性跳出多边贸易体制而选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据世贸组织统计，在已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RTA）中，近10年来双边FTA在RTA构成中的占比高达90%。虽然双边FTA较多边贸易协定灵活性更强且操作简单方便，但却直接导致了世界贸易的碎片化，并割裂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 组织凝结力遭遇双边FTA分流的同时，WTO更是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根据《全球贸易预警》数据显示，过去10年除了美国抛出了多达1500余项贸易保护措施外，G20中的另外19个国家也累计出台了保护主义政策8000多项，其中仅2019年全球范围内就新增了1291个新贸易壁垒，而伴随着新冠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可能会密集登场。受到影响，在过往10年全球贸易增速只有金融危机前20年年均增速一半的基础上，世贸组织预测今年国际贸易将出现高达30%的降幅。 显然，无论是全球蔓延开来的双边FTA，还是从世界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单边主义，抑或是各种改头换面的保护主义政策，都已经成为了世贸组织所必须面对的全新挑战，而且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的位移，贸易主体力量的重构，贸易形态的升级以及贸易方式的更替和改进等等，都需要世贸组织做出相应改变与突破时代局限，加速变革已经成为了所有成员国投射到WTO的基本共识。对此，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均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建议，集体智慧无疑为世贸组织改革做好了基础性铺垫。 分析发现，尽管各方就世贸组织改革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但除美国以外，几乎所有WT0成员国在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和加强争端解决机制、提升日常工作透明度以及推动贸易规则升级等核心主张上基本保持一致，有了这样的共同诉求，其他具体规则比如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定、最惠国待遇享受范围与程度、公平竞争标准、产业政策和补贴以及争端解决方式等都不难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而且也容易求得各方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不得不强调的是，无论美国对双边自由贸易模式表现得如何顽固与强硬，世贸组织改革都不能在多边自由贸易上出现任何立场上的摇摆，因为只有捍卫了多边自由贸易，才能确保WTO中弱小国家获得可以站在一起的机会，从而在与大国博弈中取得相对充分的话语权，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在单个经济体竞争力处于失衡状态的全球格局中，保护落后与发展中国家是世贸组织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同时还是经济强国所应当恪守的经济道德底线；对于世贸组织来说，动摇了多边贸易的根基，有关非歧视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等都将成为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道德说教，整个组织也将彻底失去公共产品的属性，进而被丛林法则所完全主宰与支配。 因此，围绕着世贸组织变革可能出现的一个极端现象是，美国或许会通过实施退出WTO的行为来给改革制造压力，但这种态势不会持续很久。对于美国而言，徘徊在世贸组织之外，固然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制定对他国贸易条件，但那同样意味着他国可以这样对待美国；没了世贸组织，美国可能在双边贸易中不得不投入更大成本来协调与其利益相关国之间的贸易纷争；鉴于此，不排除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美国在搞出一大堆单边措施或者双边冲突的麻烦后因形势所迫又不得不回到多边贸易体系中来。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孙少龙）记者14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需求精准开展慈善活动，优先对新冠肺炎患者、低保对象等六类群体开展关爱活动。 这六类群体包括：新冠肺炎患者、逝者、隔离人员及受影响家庭；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成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受疫情影响致贫人员和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在疫情防控一线奋战的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经营、就业导致生活困难的群众；在复工复产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遇到困难的群众。 同时，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变化，民政部要求各地督促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对前期慈善捐赠做好收尾工作，对于前期重点支持疫情防控医疗和生活应急需求的公开募捐活动，要根据各地疫情风险等级的调整，相应调整募捐时限、适时予以终止，合理安排捐赠款物拨付进度，不允许长时间积压。 此外，根据通知要求，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要按照逐级拨付逐级公布的要求，将接收单位的名称、接收款物的金额数量及时向社会公开。对于公开募捐和实施周期超过六个月的慈善项目，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应根据相关规定，按照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的要求，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上尽快完成对公开募捐和项目实施情况的第一次全面公布。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宋岩
文/新浪财经议价领袖专栏作家 薛洪言 过去十年，消费升级，零售崛起，有的银行大鹏展翅乘风起，有的银行只是喝了口汤。 2010-2019年间，有的银行年均利润增速超过25%，也有些银行不足5%，曾经你追我赶的小伙伴，天差地别。 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逆势而起的机构无一例外握住了用户增长的红利，被甩在后面的机构则陷入各种各样的问题——风控问题、资金问题、科技问题、人才问题。 用户增长，变成领先者的看家本领，也成为掉队者的阿喀琉斯之踵。差距因何而生呢？先容许我卖个关子。 “我是你大爷” 一百多年前，广告巨擘克劳德·霍普金斯在《科学的广告》中劝诫道：“让别人冒着风险来买你的产品，人家肯定不愿意。主动冒着风险卖东西给别人，结果就很顺利。我跟别人做交易总是自己来担风险，我会仔细分析自己的提议，确保对方是最得利的那一方。” 对于上门推销员，霍普金斯强烈反对自吹自擂，强调要站在消费者的视角为其提供价值，他评价道，“如果你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无论说什么，人们都会抵抗到底的。” 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生态中，合作共赢本就是唯一正确的经营策略。但是，就国内银行业而言，长期过着“躺着赚钱”的舒服日子，广告都不必做（想一想多少银行都没有专门的市场营销部门），臭着脸都能把商品卖出去，自然体会不到“合作共赢”的意义。 比如说，十年前用户要办业务，只能去银行网点排队，一边抱怨体验差，一边不得不去，没得选——换一家也一样，何必折腾。 那个阶段，用户所有的不适、不爽都只能自己承担。银行骨子里并不重视用户体验，潜移默化之下形成一种“我是你大爷”的经营文化：无论是谁，都必须求着我，我的产品体验差，你要忍着；我的IT排期长，你要等着；我的利益要100%保障，合作方的利益我管不着，爱合作不合作。 “我是你大爷”当然不是一种健康的商业心态，是长期不充分竞争环境下的畸形产物，迟早要被丢入“故纸堆”。于是，当时代发生变化时，秉持“我是你大爷”心态的金融机构，批量陷入转型困境。 互联网金融崛起后，消费者有了选择权，体验不爽时可以卸载APP，越来越挑剔。而很多银行并未意识到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话语权正在转交给用户，仍然按照“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不咸不淡地推出几个宝宝理财产品，利率比活期存款高，但仅限新用户，与运营商“杀熟”如出一辙。 在“傲娇”的银行看来，自己都这么吐血让利了，用户总得感激涕零吧。但想象中的新用户“蜂拥而至”并未出现，老用户被“杀熟”，也都愤愤然离去，不再回头。 时代变了，用户话语权变了，而银行依旧躺在过去的虚幻地位中看待用户，当然会碰壁。用户一旦有了选择权，希望看到昔日高高在上的银行“大出血”，对“嗟来之食”似的些许优惠不感兴趣。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银行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中。 2016年，在与互联网流量平台的合作中，个别银行看到了甜头。赚钱效应下，越来越多的银行终于允许业务部门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但按照“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自己都放低姿态抛出橄榄枝了，互联网平台还不得闻讯赶来吗？但想象中的“踏破门槛”并未出现，互联网平台更喜欢与“姿态更低”的中小银行合作。 傲慢者，终究要为傲慢付出代价，这种傲慢，并非某个人、某个部门的傲慢，而是深入金融机构文化层面的自大心理。 时代变了，普通用户开始掌握话语权，互联网平台开始掌握话语权，这个时候，如霍普金斯所说，金融机构还凡事为自己着想，想着利益通吃，不能开放心态接受分润让利的现状，自然是愈发寸步难行了。 两看两相厌的银行与用户 从躺着赚钱到辛苦赚钱，姿势不同，文化、机制和流程的要求也不同。零售金融市场正从“垄断竞争”走向“充分竞争”，金融机构亟需调整经营理念和心态。 回过头来看过去十年金融机构之间的差距，那些实现逆袭的金融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我是你大爷”的经营理念，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开放共赢，所以能一飞冲天。 一直以来，金融机构都强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都要握在自己手里。线下经营时代，“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理念没有问题。但时代变了，新时代呼唤新的经营理念，那些仍固守“利益通吃”的机构，大多被时代大潮抛在了后面。 与谁共赢呢？首先是与用户共赢。与用户共赢的前提，是为用户提供价值。 我们看看金融机构的典型心理状态：用户需要什么价值呢？需要贷款的，视条件给予贷款；有存款理财需求的，大可以去买，我们也没拦着，还要提供什么价值？还能提供什么价值？那些不满足风控条件的借款人，总不能让我亏本去做吧？ 我想，这大概是多数金融机构的心声。指责没赶上风口，是客观事实，还能忍气吞声；指责不能为用户提供价值，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问题是，这样远远不够啊。 想一想大消费行业的厂商，想想宝洁、可口可乐、耐克、阿迪等公司，它们为用户做了什么，可不仅仅是生产了商品，用户来买就行了。从包装、口感、营销，到文化、情感、潮流，它们不只生产好产品，还在想方设法让用户注意到自己、爱上自己。 当行业竞争从卖方市场步入买方市场，作为卖方，要做的从来不仅仅是把产品生产出来这么简单。作为金融产品提供商，银行除了提供产品，还为用户做过什么呢？ 事实上，银行也为客户付出很多，只是习惯区别对待——愿意满足“大客户”的各种要求，对普通用户习惯冷眼相待。后果是什么呢？如我在文章《很多年轻人，并不爱银行》中所说，银行戴着有色眼镜看用户，年轻人则带着嘲讽看银行。 相看两相厌，如何能共赢？ 如果在心态上不重视用户，就更不会重视合作机构了。 银行可以不重视第三方合作机构，但分工在细化、第三方合作机构在崛起，趋势如此，不以银行意愿为转移，要么与之共舞，要么被它抛弃。 真正的共赢 最重要的共赢，是与员工共赢。 一如陈春花教授所观察到的：“企业中忽略个体的现象比比皆是，组织订立很多制度，不断分解目标，强调效率和服从，但是没有考虑到个人是组织协作成功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为应对环境变革，很多金融机构开始抓执行力管理，潜台词是“经是好经，和尚念错了”，管理层的战略决策是对的，是员工不行，执行不力。 在很多管理学大师看来，管理者通常会犯一个错误，即把组织的投入产出等同于个人的投入产出之和。实际情况则是，组织关心的是成本和利润，而个人则关心薪资和个人价值实现，两者存在天然差异，并不能自动契合。 不能正视这种差异性，就会产生一种经营悖论——越是强调组织目标，越会忽视个人目标，导致组织目标也不可能达成。 比如一些银行以“压榨员工”闻名业内，短期内的确提高了效率和产出，却从根本上损害了创造性与可持续性，也损害了组织稳定性。员工频繁跳槽、流动性大，这种组织，力争中游还可勉力为之，追求优秀和卓越简直是做梦，且时间一长，矛盾集中爆发，很容易一夜回到解放前。 从契约关系看，员工应该卖力工作，但这种“工厂计件式”管理思维早被丢入历史的故纸堆，管理大师巴纳德曾一针见血地评论道：“组织能否发挥效用，取决于组织本身能否带动形成组织成员一致性的行为。……如果注重个人只是企业的噱头，目的是为了刺激生产，激发士气，那么这只能以失败告终”。 很多人把“先看你为银行创造了什么价值，再要求银行为你提供发展平台”作为金科玉律，很多领导者更是拿这句话来谆谆教导年轻人。理性来看，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问题是，员工都是普通人，人往往是不理性的。 唯有重视员工个人目标，才能更好地达成组织目标，很多优秀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能事先考虑员工个人的“投入产出”评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行为选择，一味盯着组织目标，就不可能成功。 现实则是，银行的员工激励机制仍远远不够，无论是物质激励还是个人价值实现，都缺乏实质突破——绩效工资形同虚设，前台部门略好，中后台仍是大锅饭，哪怕是内部被无限抬高的“金融科技部门”，也是大锅饭；经济激励有限，自我价值实现更难，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优秀的小伙伴因为在银行升职难且不透明而离开。 不能与员工共赢，就不能为员工搭建发挥自我价值的舞台。员工的个人潜力被封印，银行又如何能跟上这个快速迭代的时代？ 所以，时代变了，你真的看到了吗？你真的改变了吗？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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