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2020“德玛西亚杯”中，滔搏战队以“3：0”的悬殊比分轻松问鼎。自3年前在高瓴支持下正式成立电竞俱乐部至今，滔搏在电竞领域已取得不俗的成绩。 管理层领导的业务、管理与战略升级，加上高瓴作为事业合伙伙伴的深度赋能，让滔搏在短短三年内从传统零售商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性新零售运动品牌。 从0到1——滔搏管理层创新组建电竞俱乐部 最新资料显示，截至8月31日的6个月里，电竞业务亦为滔搏贡献了3920万元的营收。电竞已经实实在在成为滔搏的业务增量板块。而这一创新业务的形成，即源于高瓴战略资源的引入。 2017年底，受在北京鸟巢举行的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启发，高瓴合伙人李良向滔搏管理层提出了筹办电竞俱乐部的建议，并协同滔搏核心管理层，迅速完成了电竞领域的市场调研与团队组建，由此开启了滔搏在电竞领域的新征程。 而对电竞新业务的管理，则体现了滔搏管理层的思维和战略创新。据悉，在对电竞俱乐部的管理上，滔搏采取的是集团统筹管理下的运营模式，也是业界的一种新尝试，这对组织架构的设计与调整成为了当时不小的考验。而高瓴作为滔搏长期的事业合伙人，在俱乐部整体组织架构调整上也提供了专业的帮助与建议。在完成并购DAN电竞俱乐部英雄联盟分部后，滔搏作出了针对性的组织架构调整：保留原有赛训团队，并聘请职业经理人负责俱乐部整体运营和与集团的协调沟通，以此确保俱乐部的稳步运营。 此外，得益于对体育行业的多年洞察，滔搏管理层深知把握新生代消费者的重要性，因此，从长期视角来看，电竞业务是连接年轻消费者、构建新场景、开启未来新业态的一个“锚点”和“抓手”这不仅仅是布局新“赛道”，而更要长远考虑如何与已有业务连接并在新场景中创造新的价值。正是基于对电竞业务这样的战略定位，滔搏采取了自建队伍、集团运营的“重投入”、“重运营”的模式。滔搏对大型零售组织超强的管理和运营能力，以及在竞技体育领域二十年的经验积累，在电竞俱乐部运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滔搏副总经理亲自上阵分管电竞业务。 得益于管理团队前瞻性的战略视角与战略落地能力，滔搏电子竞技俱乐部自成立以来，成绩稳步上升，连续两年被评为LPL年度进步最快俱乐部。 组织赋能——以最小成本助力滔搏数字化转型 产业优胜劣汰、并购整合、产业融合创新……如今传统企业普遍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诸多问题交织其中，而解决的核心还是从组织关系上加强管理，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在2020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高瓴创始人张磊表示：“中国相对进入一个更稳定的成长期。大量的投资机会需要找更好的、更精益的管理。赋能企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赋能背后还包括人力资源的管理、科技和技术。”因此，高瓴对于滔搏的组织赋能不仅仅局限于新的电竞业务，而是站在整体视角，以提升团队的应变力、决策力和执行力为导向，不断推行组织架构的革新。 作为运营鞋服零售平台，滔搏国际面临着与大多数零售企业同样的问题。但伴随着2017年百丽集团退市后的组织结构转型和管理层迭代的步伐，当时作为百丽的运动鞋服业务线，滔搏的组织转型也迎来了契机。百丽私有化时，高瓴牵头的并购财团与原股东和退休管理层议价，在当时百丽股价长期徘徊在4元的基础上，以每股6.3元的价格赎回，并提拔管理层核心人员中的中坚力量，完成管理层迭代和优化，保证了新的管理层在之后的5-10年中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受益于此，在今年疫情期间，滔搏通过短暂调整，落实“新增店铺的优选+存量店铺的优化”策略，同时不断并完善全域、跨场景的消费者触达能力，展现了业绩的强劲韧性：截至8月31日止六个月，实现营业收入157.7亿元人民币，毛利达65.7亿元人民币，经营溢利19.08亿元人民币。 目前，滔搏管理层已逐步成熟稳定。据10月27日滔搏发布的股权结构调整公告显示，持股结构更改后，管理层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这意味着管理层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以于武为代表的第二代管理层成为主角，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高瓴强调“要让企业家坐主驾驶位”，而自身作为企业的长期事业伙伴提供强力的多元赋能。这一理念保证了滔搏新一代管理层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之上，从人才、产业、技术、管理等多个维度为滔搏转型提供全面的支持，保障组织活力，激发企业创新力。随着中国体育产业“黄金年代”的开启，充分发挥滔搏新一代管理层自主转型的势能，更多时候只是需要借一把力、凿出一个“出口”。 “滔搏模式”——打造围绕数字化、各方角色再分工 与百丽、滔搏一起开展数字化探索的高瓴团队负责人曾表示，“以前我们花费了巨大的成本去做门店的数据整合，但最后及时性和准确度都不尽如人意。后来我们就想：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问题分散化解决呢？什么东西集中起来能发挥效益，我就集中起来做；什么事情分开更有效，我就分散开做；什么地方有人我就用人，什么地方无人我就用线上。” 其实，“滔搏模式”就是将数字化工具的运用推到前端去。从某种意义上讲，“滔搏模式”就是一种围绕数字化、各方角色再分工的模式，最终通过合理的再分工、清晰的职责再划定，释放企业活力。 滔搏利用数字化工具和智能数据系统为店员先减负、后赋能，将店员从低效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充分利用时间进行社群运营、建立长期用户关系，或者根据数据反馈优化销售行为，以提升客户留存率和复访率。 目前已有几万名滔搏运动店员开始利用微信、小程序、企业微信及百丽自主开发的数字化工具为顾客提供服务。店员通过线下添加微信，提供一对一服务，将顾客引导至线上社群，并形成多个不同主题的社群。店员作为群主进行日常运营，比如组织线上线下活动、分享最新最潮的新品资讯、给予顾客专业运动知识和建议、提供老客群内预约到店试穿抽奖等会员服务。 财报显示，为更加集中、完整地呈现会员管理和服务功能，除原有滔搏微信公众号外，滔搏运动app于2020年2月14日上线，集会员活动、积分兑换、购物商城、限量发售等功能于一体，截至2020年8月31日，用户规模突破110万。 凭借去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即使在疫情对整体零售业产生冲击的情况下，滔搏累计注册会员数以及会员贡献的店内零售总额（含增值税）比例仍旧稳步提升。截至2020年8月31日，滔搏的累计注册会员数达到了3310万人。在截至2020年5月31日和2020年8月31日的两个季度中，会员贡献的该季度店内零售总额（含增值税）比例分别为96.7%和97.3%。 滔搏在短短三年里，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优化，并结合自身在体育与零售行业里的积累与沉淀，积极拥抱市场环境与行业变化，完成了“滔搏模式”的打造——以最小成本完成数字化转型，从而提升店员的组织效率，实现日活到订单的转化。对此，中泰证券分析师认为，滔搏的数字化工具建设已走在市场前列。相信新一代管理层会继续带领滔搏通过不断创新持续升级，同时实现自身组织的进一步成长和进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4日发布公报说，今年二十国集团（G20）三季度经济显现强劲复苏势头，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上涨8.1%，但仍比去年第四季度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下滑2.4%。 公报说，与去年第三季度相比，G20整体经济仍萎缩2%，只有土耳其和中国经济实现同比正增长，分别增长5.4%和4.9%。 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继今年第二季度大部分G20成员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下滑后，今年第三季度，大部分G20成员经济出现反弹，印度、法国、意大利、土耳其、英国、南非和墨西哥等当季度经济环比增幅达两位数。 据经合组织介绍，印度今年第二季度经济萎缩25.2%，第三季度经济增长21.9%，环比降幅和环比增幅均为G20成员之最。 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符合条件的创业组织将享受到8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招用北京市户籍劳动力还另有补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财政局近日发布《关于开展一次性创业补贴工作的通知》，支持重点群体以创业带动就业。 补贴对象为两类人员。第一类是北京市户籍下列人员。包括：在毕业年度及毕业两年以内创业的普通高等学校、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在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办理了失业登记的人员；在批准退出现役一年内创业的退役士兵；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托底”安置人员；报告企业分流职工；农村劳动力。第二类是入乡创业人员。入乡创业人员是指在北京市乡镇地区登记注册创业组织并带动北京市户籍劳动力就业的创业人员（含非京籍）。 对符合条件的创业组织，给予8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组织每招用1名北京市户籍劳动力（入乡创业人员创办的创业组织在招用3名北京市户籍劳动力的基础上每多招用1名），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满6个月的，再给予1000元的补贴。每个创业组织补贴总额不超过1万元。
金融界网站讯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全球经济汹涌巨变，不确定性大幅攀升，中国金融行业遭遇了巨大挑战，同样也是这一年，银行理财子公司横空出世，金融科技赋能如火如荼，财富管理转型风起云涌，基金业迎来前所未有之大风口。在此背景下，由金融界主办的第五届智能金融国际论坛暨2020金融界领航年度盛典于12月10日在京召开，百位金融业大咖齐聚一堂，就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金融科技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应用、公募基金大时代、养老金融的未来等话题进行深入务实的探讨交流。 嘉实远见数据科技部副总监汪松良在证券平行论坛讨论时表示，数字化带来更多的发展视野。 图为：嘉实远见数据科技部副总监 汪松良 汪松良提到，数字化有两种口径：狭义的数字化就是把纸面的东西全部编到系统里去。但现在一般谈的是广义概念，是把整个公司变成一个以数据为中心的组织、数据驱动的组织。 汪松良举例道，今年10月份，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数据战略报告白皮书，核心就强调建立以数据为中心的组织，实现整个组织数据的可识别、可访问、可理解、可关联、可分析，另外建立匹配的数据人力组织，这点很重要，数据为中心的组织其实就是人才加数据。典型如高盛，他们宣称自己是金融科技公司，实际也是如此，除了IT部门之外，业务部门里50%的人都是IT人才，基于企业提供的统一数据平台来完成业务应用的落地。 汪松良表示，数据驱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一切东西要能够可测量，这点是嘉实特别强调并一直在推行的事情。一个东西能被测量，这是它能改进的开始，如果不能测量就永远不能改进。 “以嘉实为例，KYP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产品都是企业内制造的。但是KYC比较复杂和有挑战，因为客户信息有限，不像阿里、腾讯，可以知道客户的各种维度，也不像银行，更不像政府，数据的丰富程度这点是很多企业KYC中的巨大挑战。” 汪松良说道。 最后，汪松良提出，背后隐含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是数据寡头，放眼全球、中国都类似，数据被几个巨头抓在手里，新的、中小公司无法跟他们竞争，如何解决，可能会涉及到立法问题。数据资本时代就提出一种平衡的思路、推进数据民主、反数据寡头，经营企业数据获取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以适当形式开放分享出来，让别的公司也能成长起来。
10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作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对慈善法实施4年来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了更好厘清慈善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2月13日，“慈善的法治与治理”高端论坛暨第四届慈善法律与政策研究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办。来自学界、公益慈善界、媒体、政界的近90位嘉宾，主要围绕何为法律中的慈善，以及作为组织法的《慈善法》、作为财产法的《慈善法》、作为行为法的《慈善法》、作为促进法的《慈善法》怎样立法展开探讨，并对《慈善法》未来的执法和修法提出建议。对于会上提到的公众参与互联网捐赠存在不足且捐赠不稳定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公众参与捐赠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捐赠文化，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没有公众参与到公共空间的惯例和环境，这部分主要是由政府和党来主导，而公益又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因此公众就没有自觉参与这个舞台的意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马剑银提出，要正确认知社会保障与公益慈善话语制度的关系、在合法性审查的体系里处理《慈善法》和其他政策文件之间的关系、确立法律界限，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慈善组织治理体系。加快确立《慈善法》公益原则自2016年《慈善法》颁布以来，慈善组织开始有了自己的登记和认定规则，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可申请成为慈善组织，但法人证书对“慈善组织”的一纸认定似乎未能给相关组织及当事人带来清晰的认知。对此，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李芳指出，在对慈善组织进行登记时，工作人员只是根据民政部相关文件对提交上来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宗旨和业务范围属于《慈善法》第三条的规定后便予以登记，对确认标准的具体含义并不了解。于是会有区一级民政局的官员向我询问：“登记证书上已经加了‘慈善组织’，我们是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在李芳看来，这与慈善组织的公益性标准没有得到确立有关，公益性标准指的是《慈善法》中慈善活动所具有的共性。慈善组织既从事慈善活动也从事收益性活动，由于没有界定公益性的清晰标准，导致了上述的混乱状况。除此之外，这也导致了慈善组织与公益性社会组织判断之间的混乱。我国税收政策（《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事项的公告》）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界定是以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为标准的，而非慈善组织也可以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由此便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税法上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可能不是慈善组织；反过来，由于慈善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判断标准不同，一个慈善组织也可能不是税法上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慈善组织资格与免税资格具有统一性才能准确识别慈善组织。”李芳说到。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吕鑫表示，强调慈善具有公益性，一方面可以区分哪些是法律中的慈善、哪些不是法律中的慈善，另一方面可以促成慈善活动能够获得税收等一系列优惠的正当对价。培养公众自觉参与互联网捐赠的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研讨会上，作为中国慈善募捐新事物的互联网募捐也被屡次提及，此次执法检查也对下一步加大互联网募捐的发展进行了鼓励。互联网募捐在近几年迸发出了新的活力，据统计，仅水滴筹一家个人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从2016年7月到2020年5月的筹款总额就已突破300亿元。但据2020年《中国网络慈善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网络平台募捐额只占社会捐赠总量的4.1%，在总量上仍不占优势。对此，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志云认为：“互联网捐赠看起来已蔚然成风，但实际上仍是一个小比例的构成，未来还是要将重点放在如何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上。”据王志云在公益界近几年的观察发现，公众参与互联网募捐还存在着退捐的情况，而个中理由让人啼笑皆非。“这折射出来的是目前公众参与募捐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感性和冲动的阶段，这样的募捐常常会带来后悔的举动。”为了研究公众参与募捐的路径和过程，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制作了公益参与模型的螺旋金字塔，发现公众的参与是一个慢慢进入公益场景的过程。公众需要通过进一步持续参与、进而能够影响他人，最后表达出自主参与的意愿，甚至跟他人、其他的社群或组织来完成共创。对于公众参与互联网捐赠不足且捐赠不稳定的问题，王志云表示：“现在很多慈善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仍然不足，尚没有办法有效告知公众参与募捐的原因、参与之后对公益本身的价值以及怎样获得正向鼓励。”此外，过多的表彰先进人物、树立典型等举动也会让公众产生“公共事务与自己无关”的观念。“表彰先进人物会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对人进行区分，让公众对做好事有一个要么高尚要么不高尚、要么是英雄要么是普通人的截然对立的概念，因而公众会认为高尚的事应该由高尚的人做，跟自己是没关系的。”陶传进说。因此，要让公众具有公民意识、公共精神，则需让公众逐渐参与到公益事务中来，陶传进在采访中指出，在淡化英雄典型的树立及让政府减少过度干预的同时，促成民众有更多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机会，并形成相互认可，最终会让社会编织起一个大舞台发挥力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坚持斗争的江西萍乡共产党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积极行动起来，在组织江西萍乡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皖南抗日前线的同时，积极恢复发展党的各级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毅传达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0月，国共两党经过谈判，达成了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协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后，以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布宣言，宣布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并派中共东南分局委员、新四军军委分会副书记陈毅到湘赣边游击区具体联系游击队改编事宜。陈毅首先来到吉安，与吉安行署专员刘振群商定改编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办法。然后携带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文件前往湘赣边游击区，途经安福、莲花，于11月到达九陇山，找到了湘赣红军游击独立团团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段焕竞、刘培善立即派人护送陈毅到临时省委驻地铁镜山，与中共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面谈。经过陈毅和谭余保等反复研究，将改编整训的地址确定在莲花瑶坊的陇上村。这是因为此地不仅地形险峻，便于隐蔽活动，而且一直是湘赣游击队三年游击斗争的中心区域，群众基础特别好。地址选定后，陈毅立即下山赴莲花县城，与国民党莲花县政府谈判解决改编事宜，并决定在县城附近设一留守分处便于上下联系。陈毅离开后，谭余保召开临时省委和各游击队大队、独立团的会议，组织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央有关文件，部署改编具体事宜。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奔赴抗日前线1937年11月底，坚持在湘赣边区斗争的30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分别从武功山、九陇山、五里山、牛心山、柑子山、杨梅山等地下山,在莲花瑶坊陇上集中，暂编为1个大队，3个中队，并进行改编前的集训。集训在陇上进行，这里离莲花县城30余里，山深林密，有几栋杉皮盖的小屋。从瑶坊进村，石桥旁有棵黄桷树，小地名叫黄陂桥。石桥旁有两栋瓦屋，湘赣临时省委(后改为湘赣特委)即设在此。谭余保带一个特务中队住在黄陂桥，其他部队住在陇上村，两地相距500米左右。集训期间，陈毅、谭余保在茶攸莲中心县委的配合下，通过新四军驻莲花留守处多次与国民党莲花县政府当局会晤，经过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帮助解决了游击队训练期间生活物资供应和安全保障，并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这年年底，中共中央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选派了李忠民、张銍秀、彭汉元三位八路军干部，到陇上加强部队的训练和领导。他们到来后，立即召开游击队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具体研究决定训练的内容和时间安排。集训分为政治讲课和军事训练，每天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内容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军事训练科目有队列变换、基本动作训练、武器使用基本常识等。1938年1月中旬，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和陈毅、曾山等来到莲花陇上看望整训的部队，并召开干部会议，给战士们作了报告，使大家深受鼓舞。经过两个多月的集训，在上级的关怀和指导下，整编工作按时完成了任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根据上级指示，湘赣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队一大队。大队长段焕竞、教导员李忠民、政委刘培善，下辖3个中队。不久，段焕竞、刘培善等率领整编后的部队告别了坚持斗争8年多的湘赣老区，前往安徽与南方各省同时北上的游击队会合，开赴皖南抗日前线。与此同时，中共湘鄂赣省委按照上级指示，将湘鄂赣红军游击大队第一支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宜(春)萍(乡)赤卫队和中共萍乡县委机关干部及其所属游击队编入该团，由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全团共1100余人，200余支枪。部队改编后，从平江开至萍乡，乘火车开赴皖南。萍乡党组织浴火重生全面抗战爆发后，长期战斗在安源的共产党员按照上级部署积极行动起来，和武汉、长沙、平江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1938年6月，中共中央长江局从延安派回共产党员、原安源工人袁学之等，以中共湖南省委工作委员会特派员名义，到安源恢复党的组织。袁学之回到安源后，深入矿井、工棚、机关和学校，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与老工人、红军家属、工人子弟、革命干部家属加强联系，发展党员干部。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袁学之在安源矿山先后成立了九个党支部和一个党总支，有党员110多人。党总支书记姜福生、组织委员李长生、宣传委员甘仲儒、统战委员陈桂林，隶属中共湖南省工委。1938年11月，中共赣西北特委委派特委宣传部长吴继周到萍乡工作。此时，萍乡除安源党总支外，上栗、桐木、宣风、小洞等地也有隶属万载中心县委的党支部、党小组或个别党员。根据赣西北特委的指示，吴继周着手将萍乡所有各级党组统一起来，并入宜春中心县委建制内。12月，安源党总支部组织关系由湖南转入中共宜春中心县委。经过几个月的组织整顿，1939年4月，中共萍乡县委成立，由吴继周任书记，隶属中共宜春中心县委领导，并在安源、宣风设立区委（安源区委书记姜福生，宣风区委书记易义生），全县有党员约150人。中共萍乡县委成立后，按照“发展组织，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游击战争”的指示，积极组织党员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同时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界人士支持和参与抗战，并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武装斗争。中共萍乡党组织建立恢复后，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在党内外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党内是以上党课为主要形式，向党员宣传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并向党员传授武装斗争的方针策略，组织军事训练。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援抗战，安源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将各阶层民众组织起来，相继成立了“安源市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安源市青年服务团”“安源市妇女工作团”和“安源战时教育促进会”等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力度，中共各级党组织给工人群众订购《新华日报》《抗日》《解放》等进步报刊。萍乡煤矿职工子弟学校的中共党员还开办了工人夜校，组织工人学习进步报刊，编印出版墙报———《救亡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投降的丑恶面目，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仇恨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安源工人也很快成立了一支100余人的“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们在萍乡的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发表演讲，使萍乡各地群众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党组织卓有成效的组织下，一批知识分子、工人参加了新四军，其中包括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吴运铎。随着日军进犯江西，国民党当局下令拆毁萍乡至安源的铁路支线，并破坏了萍乡煤矿，将矿工全部遣散。由于形势恶化，中共萍乡县委被迫暂时停止活动。中共宜春中心县委指示安源区委组织转移，安源区一部分党员输送参加新四军，另一部分党员则由姜福生率领，坚持游击斗争。此后，中共萍乡党组织在险恶的环境中继续贯彻落实上级部署，领导群众同敌伪顽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迎来抗战的最终胜利。作者：吴昌荣 吴舟单位：江西省萍乡市政协、安源区委党校人民政协报 2020-11-19期 第10版
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海外网11月25日电 11月23日，世卫组织在其官网上发布了当天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的视频，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病毒有可能在很早时候，就在世界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感染了一批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瑞安在当天的发布会上指出，确定世界首例传染病病例，是所有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新冠病毒）可能有不止一个首例病例，因为该疾病很可能源于好几种动物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新冠病毒最初分布在全球各地。研究人员最近在蝙蝠体内发现了这种病毒，我们还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了其他潜在的病毒源头。”有专家称，“毫无疑问，新冠病毒来自自然界，其主要携带者是蝙蝠。”病毒传染人类则存在多个源头，而且传染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瑞安强调，目前不确定是人还是动物传播了新冠病毒，只是“该病毒在武汉的海鲜市场被发现”。世卫组织新发疾病和人畜共患病部门负责人玛丽亚·范·克霍夫指出，像中东呼吸综合征这类传染病，该机构需要为期一年的全面研究，来确定主要感染源。（海外网 汪晓宇 王珊宁）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海外视野，中国立场，浏览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www.haiwainet.cn或“海客”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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